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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林争霸/吴官正评美总统:华盛顿不恋权力很可贵/网络总管鲁炜仕途之路/沈志华谈冷战
發佈時間: 5/13/2013 12:25:30 AM 被閲覽數: 425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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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官正评美总统:华盛顿不恋权力很可贵
 
 
    来源:学习时报 
    
       编者按: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吴官正同志新着《闲来笔潭》。该书选自吴官正同志四十余册的笔记记录,这些笔记是他“闲时走走、看看、想想、议议”的诸多所得。本报节选其中部分章节刊出,供读者参考。 
    
    
    

  评读四位美国总统
    
    
    
      记得在一次会议上,江泽民同志讲到,恩格斯1888年到美国旅行,看到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国家,很感兴趣。美国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能够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强国,是很值得研究的课题。我查阅了一些有关美国的书籍和资料,作了些思考。感到美国快速崛起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一些美国总统个人品质和能力方面的因素也不容忽视。在美国44任总统中,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罗斯福堪称杰出人物,对美国的发展和强大作出了突出贡献。
    
    
    
      从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角度讲,前面四位总统,确实都很了不起。他们的有些建树,尤其难能可贵。
    
    
    
      一是重视人才,宽容大度。1500字的《独立宣言》是三十三岁的杰斐逊仅用了17天时间写成的。建立“合众国银行”是汉密尔顿建议的。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税收法是麦迪逊在华盛顿的鼓励和支持下提出来的。杰斐逊、汉密尔顿、麦迪逊与华盛顿政治倾向虽不尽相同,但为了美利坚的利益,华盛顿不计较他们之间的矛盾甚至对立,仍然把他们安排在自己的政府中,相得益彰,各展其才。
    
    
    
      二是不恋权力,不贪名利。华盛顿坚拒一些人拥戴他当第三届总统的建议,坚拒一些人加给他的头衔和赞誉,体现了他浓厚的民主精神。这种精神又滋润了美国的传统,对美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他退休回农场,还参加劳动,做些家务,这是他没有特权思想、充满平等意识的最好诠释。华盛顿死前说:“我快不行了。我死后三天再下葬,葬礼要尽量简单。”按照他的遗言,华盛顿的葬礼只在弗农山庄举行,简单而朴素。
    
    
    
      三是意志坚强,诚实守信。华盛顿原来过着安逸的种植园主生活,为了反抗英国的暴政,率部保卫纽约,经过艰苦卓绝的战争,狠狠打击了英军,最终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杰斐逊三十九岁丧妻,甘守孤独,终身未续。林肯为解放黑奴,勇于披肝沥胆,因其正直的品格而被称为“诚实的亚伯”。罗斯福身残志坚,坐在轮椅上办公,“在忘我工作和筋疲力尽两极之间穿梭”。
    
    
    
      四是勇于创新,不畏艰难。这几位总统,以美国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前途为己任,敢于做出艰难的选择。华盛顿优先考虑偿还国内战债,重新建立国家信用,建立统一货币,征收联邦税,大力发展民族工业等,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杰斐逊强调地方自治,主张建立一个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约束,而地方政府有较大权力的体制。他上台后,立即废除亚当斯执政时颁布的《归从法》、《客籍法》、《敌对外侨法》、《镇压叛乱法》等摧残民主权利的法令,并唿吁消除党派间的斗争,深得民心。他致力于教育事业,亲自为弗吉尼亚大学聘请教师、职员,挑选相应课程、教材,制定行政管理规划等。林肯坚忍不拔的精神为世人称颂。他在葛底斯堡发表的演说堪称经典,至今闪耀着顽强不屈的精神和真理的光芒:“烈士们为使这个国家生存下去而献出了生命……我们活着的人从先烈们身上吸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我们伟大的事业……使得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决不从地球上消失。”只有两分钟的演说,精辟地概括了战争的主题:为了致力于自由国家的生存。罗斯福为了美国、美国人民和人类和平,战胜了包括身体残疾在内的难以想象的困难,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些杰出人物的宽阔胸怀尤其值得肯定,特别是罗斯福。他说:“得到朋友的唯一办法,就是成为别人的朋友。”他对筹建联合国非常热心,做了大量工作。1945年3月1日,罗斯福告诉国会,在雅尔塔达成的联合国协议,“应当标志着单边行为的秩序、排外联盟、势力范围、势力均衡的终结。同样终结的还有若干世纪以来人们屡试屡败的种种权宜之计”,表达了他对建立和平的国际秩序的真诚态度。今天,发展中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有利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有利于人类社会繁荣进步。
    
    
    
      (2009年2月)
    
    
    

  参观贝村的联想
    
    
    
      我有一位以色列朋友叫艾森贝格,对中国很友好。我在江西当省长时,应邀访问了以色列。在他的安排下,与多位部长和时任副总理的佩雷斯(现任总统)会见。艾森贝格虽年近古稀,但非常热情、诚恳,一路陪同我们参观了以色列多个城市和乡村。
    
    
    
      参观贝塔哈希塔村,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全村人在一个食堂吃饭,中午有十多个菜,还有饮料。六十五岁退休,但我看到八十多岁的老人还自愿去劳动,不要报酬。百多户人家的村子,有上百辆汽车,谁用车填张表,不收费;青年人结婚时,配新房,送家具,还给些钱,年终每人发一份过节费;从生下来到去世都有记录,上学免费,死后开追悼会;家家户户都差不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无人犯罪。干部由村民选举,谁得票多谁当选;对干部有意见就提,认为不称职就改选合适的人。他们重视科学技术,同国外开展贸易,村集体存了几百万美元,生活很富裕。
    
    
    
      访问以色列,又看了一些有关犹太民族的书,感到这个国家很值得研究。以色列人口只有 730多万,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困难重重,却能突破逆境,使经济快速发展。1948年建国时国内生产总值仅为 2亿美元,2007年飞跃至1953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1767美元,在贫瘠的荒漠上创造出令世人赞叹的现代奇迹。
    
    
    
      我对以色列印象最深的有三条:
    
    
    
      一是反对偶像崇拜,敢于对权力说真话。犹太人一向不愿把一个人抬得太高,让他成为绝对权威。爱因斯坦说:“对权威的愚忠,是真理最坏的敌人。” 他还说:“在真理和认识方面,任何以权威者自居的人,必将在上帝的戏笑中垮台。”犹太人善于争论,对异端思想比较宽容,可以自由发表不同意见。夏隆斯基说:“我只说了我所信仰的话,即便是在生命遇到危险时,也没有违背过自己的良心。”体现了坚定的信念和对精神世界的执着追求。
    
    
    
      二是犹太人非常重视学习,重视教育。亚伯拉的《犹太人为什么聪明》一书中有段话十分精彩:“在希伯来崇智主义的核心深处,最为重要的思想是,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富有智慧的言词会使你走在世界的前列”;“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便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精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
    
    
    
      犹太人把学者看作民族的精神领袖,相信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生命。犹太民族多灾多难,在苦难面前,他们自强不息,坚忍不拔,顽强地用知识改变自身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以色列与日本并列为亚洲人均受教育年数最高的国家,24%的以色列劳动人口拥有大学学历,是工业化国家里学历程度第三高的国家。从1901年至2001年,共有 68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犹太人(或犹太裔)就有152位,约占获奖总人数的22.3%,而犹太人占世界人口总数还不到0.3%。2001年以来,大概又有10人获得诺贝尔奖。现在,以色列在许多领域,如软件开发、通信和生命科学等高科技研究与开发方面都属于世界顶尖的。有人说世界财富在犹太人口袋里,其实犹太人的财富在自己的脑袋里。
    
    
    
      三是犹太人对法律有一种超越社会学意义的认识。他们认为只有有所敬畏并虔诚而有信仰的人,才会真正聪明起来。这就是生命的永恒意义,即人的道德自由。犹太人非常注重信守契约,这在全世界商界有口皆碑。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契约,绝不可毁弃。他们在饮食方面也非常自律,比较注意控制自己的欲望。
    
    
    
      对自由的追求使犹太民族无比顽强和智慧,但自由又是一个悖论,是一柄双刃剑,也让犹太人遭受了无数的苦难。正因为如此,犹太人十分渴望自由与和平。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都是伟大的民族,历史上犹太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血脉相承,相信会出现有天才智慧的人物,化解两大民族之间的恩怨,实现民族和解。
    
    
    
      犹太民族的许多优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认真研究,学习借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各领域的创新。我们只有不断增强社会的创造活力,才能持续增强国家的竞争能力。
      
    
 
 
揭示中共网络总管鲁炜的仕途之路(1张图)


 

中共网络总管鲁炜

来源:多维

2013-05-12

中国新一轮宣传领域的调整拉开帷幕。正如此前外界所料,国新办与国信办正式分家,此前并不太为人所知的鲁炜成为了中国网络管理的大管家。尚不是中央委员的他正在被各界所期待。但面对这样一职位,他势必要在骂声中肩负着打通中国两个舆论场的重任。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信办)是负责大陆网络管理的最高行政部门,已开始被外界称为中共的“第二中宣部”或“网络中宣部”。从官方公布的信息看这个部门仅仅成立两年,此前一直由国务院新闻办(国新办)一把手兼任。其主要职责是落实互联网传播政策和推动互联网信息传播法制建设,而民间则主要认为是监管互联网信息。自挂牌以来就一直有传闻称将会独立出去成为正部级的网络管理部门,结束互联网管理“政出多门”的局面。在中共新领导的规划中,国信办将正式独立,整合工信部、文化部、广电总局等多头管理局面。随着鲁炜出任国信办主任,外界普遍解读为中共将把互联网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之前有关鲁炜的个人信息,外界几乎只局限于官方的草草数笔(近日已大幅更新其个人履历),相信自从上任国信办主任后,鲁炜今后将成为尤其是网民们瞩目的人物。可以预见的是,在这样一个吃力不讨好中国网络大总管岗位上,他势必招来种种非议。

习式的高官

中共高层之所以选择鲁炜出任网络大总管,有种说法是为了权力平衡。此前选择上海市宣传部长杨振武出任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作为京畿重地的宣传部长调任中央任职也成为一种势必考虑的选择。

但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后,从他选任自己团队的标准分析看,被提拔的中共中枢核心人选几乎都是习的故交新知,无论是栗战书出任中办主任,赵乐际的中组部长,黑马杨晶的多重核心岗位,还有蔡名照的国新办主任,以及军方的重要岗位人选等,都可以窥究出习近平选人的标准。此前有分析称,习近平愈淡化甚至要打破被外界称为太子党与团派,乃至江派的中共政治派别之分,因此在组建自己团队重要人选上更注重选取低调实干、技术专业性强,而又在政治上无根无源的基层高官。从政治派系层面分析,这些人能得到习近平的青睐在政治仕途上更进一步,本身就会感恩戴德,也势必紧靠习近平,不会成为中共高层内部的“不和因素”。这同时也强化了领导团队的向心力,这些高官的基层与技术经验又会在处理具体政务上发挥优势。但也有人士不无担心地认为,中共政坛正在形成“习派”,对未来中国政治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尚难预测,毕竟此前被统归为江派的高官并没有得到外界的多少好感。

1960年出生的鲁炜,无疑相当符合分析人士眼中习近平选人的标准。作为年轻一代的正部级高官,从其官方公布的履历看相当平淡,外界对他的了解知之甚少。他之前主要在新华社系统任职,之后在北京市有过短暂的两年履历。多维新闻从多个渠道,尤其是新华社的知情人士口中获悉,他的仕途之路可谓苦尽甘来,又连连被破格提拔。鲁炜出生在安徽省巢湖岸边的贫困农村家庭,青年时代当过生产队计分员、农村代课老师,当过工人,甚至干过基层法院的法官、律师,办过地方报纸、杂志。

新华社的工作狂

与蔡名照一样,鲁炜长期在新华社工作,并由此步入仕途快车道。年轻时他就喜好写作,又懂一些法律。鲁炜在1991年从广西的一家地方性小媒体的业务管理人员被选调进新华社广西分社桂林记者站做站长,其实按照新华社曾经的组织框架,这样一家地方性的记者站大都由1名最多2-3名工作人员构成,鲁炜可谓是光杆站长。由于业务突出,在新华社撤站设支社后又担任支社社长,但人员编制并没有因此改变;在桂林任站长与支社社长期间,鲁炜又开始展现自己经营方面的才能,那时的新华社地方负责人都有经营信息业务的要求。鲁炜的综合能力逐渐崭露头角,得到时任新华社社长郭超人的赏识,破格提拔为广西分社副社长,时年34岁,是当时新华社最年轻的局级干部。

三年后的1997年,鲁炜开始担任广西分社社长、党组书记,全面主持分社工作。鲁炜在分社全面发挥他新闻业务与经营的能力,“工作狂”也开始成为他当时的标签。郭超人病逝,田聪明成为新华社的社长,他在上任一年后,经多方考察分社干部后,随即在2001年把鲁炜调入总社进入新华社领导班子,并担任副秘书长主持新华社的全面经营性业务。此时鲁炜时年41岁,又成为新华社最年轻的高层领导。此后又晋升为秘书长、副社长、第一副社长。

在总社期间,鲁炜的“工作狂“标签又浓重了很多。据新华社的知情人士称,他是总社兼职最多的领导,有段时期他即是副社长、秘书长,又同时兼任总经理室经理、新闻信息中心主任、营销平台总负责人等。鲁炜还是新华社换秘书最多的领导,某某秘书又被鲁炜“练残”的话题成为当时很多新华社职工茶余饭后的谈资,而那些被“练残”的秘书们也大都被他善待,离开秘书职位后被安排了相对较好的职务或岗位。

此时的鲁炜在新华社内部可谓位高权重,但他在外界依旧鲜为人知。他开始步入中国观察人士视野,是在温家宝几次考察新华社工作之后。当时外媒一度疯传鲁炜是温家宝总理政治形象的幕后“总设计师”。温家宝的亲民、勤勉等形象被大陆民众广为所知。但新华社的知情人士笑言,新华社内部都不清楚鲁炜怎么就成了温家宝的形象设计师?也许是他成功组织和保障了温家宝在新华网的几次在线访谈而提升了温的亲民形象。

打通两个舆论场

被演绎成总理形象顾问的鲁炜,在新华社20年工作历程可谓是拾阶而上,屡被破格提拔,成为当时中共组织部重点考察关注的干部。到2011年,鲁炜开始担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是当时中国31个省区市中唯一同时担任宣传部长和副省长职务的领导。据闻在由新华社转任地方任职时,鲁炜曾被“审查”三个月之久,原因无怪乎在中共高官选拨程序中屡屡上演的“揭丑竞赛”。每当有重要职务更迭之时,中共许多官员的双眼就要开始盯着某个肥缺职位,关注并搜集着竞争对手的“往事”,一旦被抓住尾巴,哪怕是捕风捉影之事也会大做文章,透过举报、匿名信等方式攻讦对手。

本就个子不高的鲁炜如何顶住压力,顺利通过审查“转业”到地方任职,已难以查找到相关信息。但地方官场与中共直属部门有很大的差异,更何况是非本来就多的京官。据了解,充斥着各派力量的北京高层暗潮涌动,鲁炜在此任职期间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打开局面,逐渐在北京市的政坛展露峥嵘。

并没有明显的派系特征,无根无源的鲁炜在成功上位年轻的正部级高官后,俨然成为习近平政治再平衡中的一颗重要棋子,无门无派、无根无基反而会成为他仕途更进一步的最大优势。他势必也明白除了工作能力,更要兼备政治智慧。考察他能力和智慧合二为一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势必要挨骂的网络总管职务上搭起一座官方与民间良性沟通的桥梁。

随着中国社会深刻的转型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普及,大陆已经形成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两个相互制约,又难言和谐的舆论新格局。两个舆论场的存在,既意味着中共单一中心话语权力客观上已经发生了转移,也意味着中国开始进入价值与观点多元化的历史趋势。有中国观察人士向多维新闻表示,当前两个舆论场最为显著的特点是背后的观念分野越发严重,鲁炜在这样一个时期担任网络总管,核心工作就是要构建打通两个舆论场的工程,这也一定是当下中国媒体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弥合社会观点冲突与分歧的必然举措。

中国的网民非常不喜欢“被管理”,因此鲁炜在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领域如何顶住各方骂声,并能在骂声中拓出一条适应时代的言论调理的系统办法,对中共未来意识形态的改革具有相当重大的作用。鲁炜曾被包括台湾中央社的报道认为是“柔性外宣”的干部,非常擅长与媒体打交道,而现在他更要学着与几亿中国网民打交道了。


 

马骥远:沈志华谈冷战


[史海钩沉]

发布时间:2013-05-11 作者:沈志华、马骥远

“我们只能聊一个小时。”在广州的滂沱大雨中,行色匆匆的沈志华对我说。

一个小时,对于我写了满满一张A4纸的采访提纲来说,够吗?心里没底。但是,沈志华确实忙,来广州讲学三天,能够挤出来接受采访的时间,只有这一个小时。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对于沈志华来说,一个小时足够回答我对于冷战四十年的几乎所有疑问。雅尔塔会议对战后远东的政治版图是怎么划分的,又是怎么被突破的?中国和苏联怎样成了铁哥们,又怎样反目成仇?中苏分家,对柏林墙倒塌,究竟有什么作用?……

一口京腔,胜似说书。在广州的春雨声中,这样的对话,着实令人愉悦。书如其人,人也如其书:史料翔实,引人入胜。

采访完毕,一看手机录音器,正好一小时。

这段历史,是我们熟悉的,因为它并不太远,现实中还有它的印记;但又是我们陌生的,同样因为它并不太远,因为有太多秘密、太多禁忌……

惟其如此,沈志华的《冷战五书》才格外令人期待。因为它凝聚了沈志华数十年挖掘、钻研的苏联解密档案之精华,在所有关于冷战的书籍中,它可能是最接近真实的。

沈志华简介

沈志华,1950年出生,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兼职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香港大学名誉研究员;撰写、主编有《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专家在中国》、《中苏关系史纲》等著作。

中苏的合与分,改变了冷战的走向

2012年底,沈志华的“冷战五书”同时上架。2013年初,他的《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以及《无奈的选择》也与读者见面。

如果以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作为冷战的终点,那么这个过去了24年的历史事件,已经足以让我们产生时空上的距离感和陌生感。因此,这些以冷战为题的书集中上架,无疑唤起了很多人对这个历史名词的集体记忆,同时也勾起了人们的疑问:冷战,还值得投入这样的力度去研究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晶报记者日前专程前往广州,采访了前来讲学的著名历史学家沈志华。“过去,研究冷战,特别是苏联和中国的情况,只能靠瞎猜”,沈志华说,“到了1990年代,俄罗斯大量解密苏联档案,冷战史才一下子发展起来,让我们得以重新解构历史”。在真实可信的档案材料,特别是前苏联档案的支撑下,原本迷雾重重的冷战史,逐渐清晰起来,与之相关的中国近现代史,也第一次如此真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亚洲冷战起于中国革命突破“雅尔塔体系”

晶报:谈冷战,追根溯源,必须要从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说起。美苏两国对战后势力范围的划分,为冷战埋下了伏笔。欧洲如此,亚洲亦如此。那么,根据目前掌握的档案,雅尔塔会议对“二战”后的亚洲格局做了怎样的安排?

沈志华:雅尔塔会议有个关于远东的秘密协定。它主要是满足了苏联在亚洲利益的要求。这里主要有三大块:外蒙古独立;收回南萨哈林岛和南千岛群岛,以控制日本海;最重要的,是要控制中国东北,主要就是控制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港。这些,从国际角度而言就是亚洲的所谓“雅尔塔体系”。大体上日本海北部,到朝鲜半岛北部,到旅顺大连,一直到中国的长城以北,这基本上都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了。如果苏联的这个势力范围不被突破,就不能称之为“冷战”。

晶报:“雅尔塔体系”是怎样被突破的呢?

沈志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内战爆发了。这就带来了很多变数。斯大林1946年被迫从东北撤军,于是就全力支持中共控制东北,但是又不敢明确地支持。其实当时美国人也劝蒋介石,算了,你就让苏联控制东北吧。因为美国人那时候是跟苏联心照不宣的,那块是你的势力范围,我不去碰你,你也别来碰我。

晶报:很多人的概念中,国共内战是苏联支持中共打,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沈志华:其实不是那样,要复杂得多。美国人没控制得了国民党,苏联人也没控制得了共产党。你想想这个道理,如果中共要突破东北,入了关(山海关),那就突破了“雅尔塔体系”。所以苏联不敢支持,因为万一美国要参与进来,那不就成了美国和苏联在中国打起来了吗?斯大林不敢冒这个风险。

因此,从1947年到1948年,毛泽东3次请求去莫斯科,斯大林都没让他去。同时,蒋介石跟美国人要这要那,美国也不敢做得太过分。1948年底,宋美龄上美国要钱,美国一分钱没给啊!也是这个意思。

晶报:宋美龄那次求见杜鲁门总统,没见着。

沈志华:对,当时美苏都不愿沾中国内战这个麻烦。但是,到了1949年,内战局势已经明朗化了,共产党就要解放中国大陆了,所以苏联也就积极参与进来了。于是1949年2月米高扬到西柏坡访问,然后6月份刘少奇到莫斯科访问。这一下,新中国与苏联的同盟就建立了。

向苏联“一边倒”,是毛泽东无奈的选择

晶报: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正式宣告,新中国将选择向苏联“一边倒”。中苏结盟无疑改变了全球冷战的格局。回首历史,很多人对此感到十分遗憾,认为当时中国本来可以选择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独立自主。实际上,当时究竟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沈志华:没有!其实这个事做坏了,主要是怪美国人。“二战”快结束的时候,毛泽东真的是对美国寄予很大的希望,他希望美国能够支持共产党,使之在中国能有一席之地。当时美国派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年轻的外交官谢伟思等,觉得中共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因为美国的理念是两党制,你不扶持共产党,那不就成了国民党一党制了吗?但是,当时在美国本土,国会的反共意识太强。最终美国拒绝了中共。

那时的毛泽东,对美国已经失望了。他已经断定美国在背后支持国民党,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因素,我推测毛泽东从1947年就开始下决心要跟苏联结盟了。特别是到1949年,中共很快要解放中国大陆,但是中共此前一直在农村活动,没管过大城市,没管过国家经济,以及外交等等,没有丝毫经验。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设新的国家。怎么建?靠谁?不靠苏联行吗?

晶报:不过,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美国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也频频与中共方面联络,试图与新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但是没有成功,毛泽东还写了一篇很不客气的《别了,司徒雷登》,这让人感觉中国当时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已经选择了后者。

沈志华:1949年已经晚了,当时美国再怎么样,已经没用了!过去我们都不知道,以为毛泽东1949年还脚踩美苏两只船,不是的!每次跟司徒雷登谈完了,中共第二天就向苏联通报。

晶报: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在抗战末期的时候,中国失去了一次实现中立的历史机遇?

沈志华:是,这确实是很遗憾。

中国收回东北,斯大林“另起炉灶”

晶报:斯大林原本只是希望中共控制东北,没成想中共居然打败了国民党,解放了大陆。新中国又与苏联结盟,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份子。这对于苏联应该是个意外之喜了,按理说斯大林应该是十分高兴的。

沈志华:本来苏联应该是非常满意的。(中国)这么大一块,成了你的同盟国。但是,1950年新的中苏同盟条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结果,让斯大林不满意!因为毛泽东硬是把雅尔塔会议安排给苏联的旅顺大连给要回来了,把中长铁路也给要回来了。那等于就是把苏联在远东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又给封闭了。回顾历史就知道,俄国从彼得大帝开始,就苦心经营三个出海口,北面是通往波罗的海的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南面是通往地中海的土耳其海峡,东面就是南下太平洋的旅顺口。(中国收回旅顺)这是斯大林不能忍受的,他的整个亚洲战略就泡汤了。

晶报:因此,斯大林必须另起炉灶,寻找新的远东出海口。

沈志华:所以,斯大林就决定发动朝鲜战争。发动这场战争,如果顺利,他就可以控制朝鲜半岛的仁川、釜山等这些不冻港。退一步说,即便战争不顺利,远东出现紧张的状态,中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应对美国的威胁,势必要让苏联回来,暂时不归还旅顺军港。

晶报:斯大林似乎差一点就达到目的了。

沈志华:是,朝鲜战争爆发后,1952年中国与苏联商定,延长中苏关于旅顺港协定中规定的苏军撤出旅顺的期限(原协定规定苏军1952年撤出),改为中苏两国签署对日和约之后苏军才从旅顺撤出。中国与日本的和平友好条约是1978年签的,而俄罗斯和日本的和约,至今都没签!所以,按照这个补充协议,苏联从旅顺撤军,是没准日子的。幸好,斯大林死后,新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为了讨好中国,1955年主动把旅顺还回来了。否则的话,局面还难说。

朝鲜半岛开火,冷战蔓延到亚洲

晶报:说起朝鲜战争,这是“二战”后远东地区第一场两个阵营之间的局部战争。如果说斯大林的本意是在失去旅顺之后,得到新的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那么这场战争的实际后果,要比他预计的大得多。

沈志华:是的,突破了三八线,那么就意味着苏联违背了雅尔塔协定。实际上,当苏联与中国签署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失去在东北的特权时,远东“雅尔塔体系”已经支离破碎了。其实美国原本也没想在远东跟苏联阵营干一仗。美国原来的想法是,要是打仗,就放弃朝鲜,但是,因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后,美国的战略变了。它认为中苏一结盟,共产主义就席卷了从易北河到太平洋的大半个欧亚大陆。

晶报:“雅尔塔体系”被突破,美国看来很恐惧。

沈志华:对,当时美国人就担心,如果听任(苏联阵营)在朝鲜突破,那下一步中共解放台湾要不要管?再突破越南,整个东南亚,那就不得了了。于是,美国整个冷战战略发生了变化——原来美国的方针就是控制欧洲,其它地方不跟苏联争,因为都有划线嘛,这儿归我那儿归你,咱俩相安无事。但是现在不行了,美国要全面围堵。

在朝鲜战争过程当中以及结束后不久,美国与它的盟友先后建立签署了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澳新美条约、东南亚条约、巴格达条约,逐步就建立起这么一个包围圈,全面封锁中国。其实封锁中国就是封锁整个共产主义世界,跟北约一连起来,形成一个包围圈。这样,冷战就从欧洲蔓延到了亚洲乃至全世界。冷战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

争当老大,中苏关系渐生裂痕

晶报:刚才说到赫鲁晓夫。中国传统的史观,认为他在斯大林死后继任苏联领导人,奉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致使原本亲密的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然而现有的资料表明,恰恰是他主动把旅顺归还中国,而且还加大了援助中国的力度。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沈志华: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有些六神无主,因为斯大林的威望太高了,没有人替代得了。斯大林之后,苏联还有没有统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能力?这是一个问号。而且在斯大林时期中苏就有分工,欧洲革命苏联负责,远东革命中国负责。所以当时赫鲁晓夫认为,只有中苏联手,才能稳住社会主义阵营。要中国跟你联手,你首先得让中国信任你嘛!于是,赫鲁晓夫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归还旅顺,增加对华援助,甚至在1957年向中国提供了核技术支援,核技术能随便给吗?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事情。

当然,毛泽东确实给了赫鲁晓夫很大的支持,像1956年的波匈事件,很多人反对苏联的处理方式,中国却支持了他;1957年6月的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事件”,赫鲁晓夫在苏共党内十分孤立,毛泽东带头支持他,帮助他渡过难关。那时候中苏关系非常好。

晶报:可以说是延续了斯大林时期中苏的友好关系。

沈志华:这时候的“好”,和斯大林时期的“好”有很大的区别。斯大林时期,确切地说是中国出兵朝鲜以后,斯大林才真正信任了毛泽东,所以给中国大量的援助。但是,这时候中苏还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到赫鲁晓夫时期,中国和苏联看起来就平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天空,出现两个太阳了。

晶报:这种平级,是赫鲁晓夫真心认为毛泽东和他平级,还是在毛泽东眼里,你赫鲁晓夫也不过如此?

沈志华:这是逐步变化的,1955年毛泽东给赫鲁晓夫写信,还是像过去那样,有些请示的语气;到了1957年,他们两人的心态都起了变化。毛泽东当时觉得,你苏联固然强大,但是赫鲁晓夫没有政治经验,社会主义阵营当然还是以苏联为首,但是什么事你得跟先我商量。

晶报:有点反客为主的意思了。

沈志华:但是,这时候赫鲁晓夫的心态也起变化了。苏联经济全面好转,农业连续3年丰收,人造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这在当时都是轰动世界的成就。赫鲁晓夫的腰杆也硬起来了。这时候他觉得,你毛泽东再压着我一头,就不行了。所以说,1957年,中国和苏联领导人的心态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晶报:按照曾经的官方论述,中苏关系的裂痕,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开始的。现在看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心态的变化才是两国矛盾的发端。

沈志华:对!在1960年代初期,中苏论战的时候,中国把苏联的很多“错误”,归咎于苏共二十大的“错误路线”,但是,在1956年,中苏没有明显的分歧。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中苏基本上是一致的。当年的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也不再提“毛泽东思想”了。苏联要在国际上搞和平共处,中国当时也是支持的。

但是,到了1958年,中国的态度变了,要在国际上搞武装斗争,要刺激美国,要搞战争边缘政策,这确实违背了苏共二十大确立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路线,与苏联产生了严重的分歧。1960年代初期,中苏爆发论战,中国就把中苏分歧的原因归结到苏共二十大路线的错误。

中苏分裂,为冷战结局埋下伏笔

晶报:如果说1949年新中国与苏联结盟已经震动了世界,那么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的分裂,再次震撼了世界。中苏这两个有着共同的理念和追求的国家,为什么会反目成仇?

沈志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与西方国家之间不同。西方国家之间也有矛盾,但那是利益之争,而利益是可以分配的。中国和苏联不一样,他们要争的不是利益,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是要证明自己的主义、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对方是错误的。这就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真正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了。这就是生死之争,谁也不可能让步。

其实双方都知道,中苏分裂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不利。双方都说,“中苏关系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基石”,“中苏只能团结不能分裂”,但是中国要求苏联批判苏共二十大路线,苏联要求中国承认错误,这不是要对方的命吗?所以,中苏分裂是必然的。

晶报: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发生。除了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冲突,干涉波兰、匈牙利,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几乎贯穿了冷战的全过程。

沈志华:对,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结构有问题,总是以党与党之间关系的准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彼此之间,往往忽视对方的国家主权,忽视对方的利益,却要求你得服从我,要求统一性。喊得最响的口号就是“要团结不要分裂”,谁有异动就说你“违反了国际主义”,大帽子一扣。而这些问题又是不能妥协的,否则你的立党之本就受到了挑战。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经常产生激烈冲突的原因。只有当这种(党与党的)关系瓦解,大家不是从意识形态上而是从国家利益上考虑问题了,才能形成正常的国家关系。象1989年关系正常化之后的中苏、中俄关系,就恢复到了正常的国家关系。所谓现代国家关系,就是大家谈利益嘛。

晶报:中国与苏联在1950年代末期分道扬镳,30年后,冷战结束,苏联阵营瓦解,苏联自己最终也走上解体的道路。您认为这二者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沈志华:中苏关系的演变,使得世界整个冷战格局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变化。第一次,就是1949年底1950年初,中苏结成同盟来对抗美国;这是冷战的第一次转型,就是从欧洲转到了亚洲,改变了世界冷战的格局。第二次,就是中国退出了,实际上是被苏联及其盟友赶出了社会主义阵营,导致了冷战的再转型。

苏联原来是跟中国一块儿对付美国,这还绰绰有余。然而,中国突然成了他在家门口的敌人,后来(1970年代),中国还跟美国和好,联手抗击苏联。这对苏联的消耗是非常大的。苏联不得不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抗这样庞大的敌人。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加紧国内的控制,国际上大搞军备竞赛,掏空了国库,终于把国家拖垮了。所以,中苏分裂,对于后来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晶报:冷战,这个名词对我们来说,可谓既熟悉又陌生。您的《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无奈的选择》以及“冷战五书”集中出版,十分令人关注。很多人的疑问是,在冷战已经过去24年的今天,下这样的功夫研究它,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沈志华:冷战史一定要加大力度研究,因为这段历史与中国关系密切,而且里面的空白点太多了!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在冷战时期为什么跟东南亚老是搞不好关系,当时到底做了哪些“输出革命”的事情……中国如果要跟周边国家搞好关系,自己必须搞清楚,我跟这些国家过去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过去到底做了些什么?经验教训在哪里?人家对我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要求?做好这些,中国才能心里有底,才能稳妥地走好以后的路。

来源: 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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