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引子 

1971年9月13日发生的林彪事件，被史学界称为中国最大的政治之谜。 

其实九一三事件本身并不复杂，就是跑了两架飞机。后起飞的直升机，被飞行员陈修文以生命为代价，飞了回来，迫降在北京郊区。先起飞的三叉戟，越过国境后，企图迫降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正大红大紫的中国第二号人物怎么说跑就跑了呢？ 

1972年初，彭德怀在监狱里得知。他难以置信。林彪一家为什么要跑呢？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怎么会谋杀毛主席？怎么成了可耻的叛徒，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党和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参见王焰等着《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736页） 

陈伯达回忆：“十大”公报点了林彪的名，开除了林彪的党籍，我一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林彪也关在秦城监狱。到1980年审判时，给我看起诉书，才第一次知道林彪在1971年竟想谋害毛主席，乘飞机逃跑摔死了。这个消息使我很吃惊，这是真的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倒就倒了嘛，再怎么也不该这样做。（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着，400页） 

回想那时的中国，林彪是多么“红”啊。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一跃成为中国第二号人物。1967年2月1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批判“二月逆流”的会上说，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834页） 

那个时候，毛、林之间是多么“如胶似漆”啊。 

1969年4月，“九大”会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破天荒地写进党章。而不过两年多的时间，“接班人”居然偷偷地逃跑了。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明显感到，老人家加速衰老了。九一三事件后，一连几个月，他烦燥不安，骂人，摔东西，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甚至不想见任何人，面孔一直板着，不再像以前主动说话。（参见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77-186页）到1972年1月中旬，毛泽东突然休克，差点被死神拽走。（参见李静主编《实话实说丰泽园》，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446页） 

至于九一三事件，更是迷雾重重。林彪、叶群和林立果是一回事吗？林立果和叶群是个什么角色？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从什么时候开始的？1971年8月，毛泽东为什么要南巡？林立果的“三个方案”林彪知道吗？“林彪手令”是林彪写的吗？“林彪手令”怎么会有“横”“竖”两张？黄吴李邱这“四位大将”知道“两谋”吗？林彪哪儿也不去，为什么又自己上的飞机？“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是 谁说的？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为什么突然中途下车？又为什么自己打自己一枪？飞行员潘景寅为什么不等机组人员到齐就起飞了呢？邓小平为什么要说潘景寅是个好 人？三叉戟为什么要迫降在温都尔汗？又为什么机毁人亡？林彪的真正死因是什么？是否遭到导弹袭击？是否飞到了蒙苏边境？机上是否发生了枪战？是先起火后坠 毁吗？右机翼上的大洞是怎么回事？是否有人安放了定时炸弹？迫降时飞机上还剩多少油？黑匣子在谁手里？为什么中国强调飞机迷航，误入蒙古境内？为什么没有 提出派专家到现场调查？为什么没有把遗体遗物要回来？…… 

太多太多的为什么，使30多年后的九一三事件，仍是浓雾紧锁的“庐山”。 

第一部 谁识庐山真面目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70年的夏天，已经乱了四个年头，毛泽东最初并没有想耗费这么长的时间。1967年他巡视大江南北时就多次说过，“文化大革命”不能再搞了，明年春天一定要结束，然后开“九大”。不幸，1969年4月，“九大”开过了，“文化大革命”却仍然停不下来。到1970年庐山会议前，毛泽东还在考虑结束“文化大革命”。国家和人民都需要安定，这从积极筹备四届人大可以看出来。但历史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庐山会议不仅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反而成了令国内外震惊的九一三事件的导火线。 

第一章 迷雾笼罩 

1970年夏天，庐山突然被封 

夏天的避暑胜地庐山，正是游客络绎不绝的季节，横空却飞来一道“封山令”！ 

军队“接管”了整座庐山，大批全副武装的战士日夜在山林里巡逻。游客自然被挡在山外，但是庐山上还住着成百上千的老百姓，怎么办？无一例外都受到严格的“一刀切”。一旦被政治这把“刀”切下来，立即“押送”出山，甚至山上的几名和尚也被“骗”到山外。 

江西省从南昌、九江选调了大批的技术工人，加紧整修庐山上的大小别墅。还专门培训了“绝对可靠”的厨师、司机、接待等服务人员。纪律如铁，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更不准透露自己的去向。（参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191-192页） 

1970年8月15日晚，王良恩（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打电话，问正在安徽调研的李德生到庐山开会，是回北京再去，还是直接从安徽走，李德生说直接去。……（参见《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395页） 

8月20日，通过保密电话，中央办公厅向各地发出通知。但是只是说开会，却没有说到哪里开会，急事或急件由中央办公厅转。 

250多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全部由专机接送。 

庐山会议开幕前几天，庐山峰顶架起了雷达天线，北面的九江机场日夜轰鸣，飞机频繁起降。按要求，各地的中央委员必须在8月20日上山。专机任务不仅多，而且复杂。因为九江机场不能降落大型客机伊尔-18，必须在安庆换乘小型客机伊尔-14。林彪当时的专机是英制“子爵”号，也要到安庆换小飞机。为执行大机群任务，时念堂（专机师师长）专门到安庆坐镇，组织换乘。（采访专机师师长时念堂笔记，2001年8月11日） 

不要说外人，就是与会者，也身处“迷魂阵”中，不知道自己要飞到哪里。直到坐小汽车过牯岭，穿过大隧道，进入“禁区”，这才知道来到了庐山。 

此时南方正是盛夏，而庐山上却已经是初秋。 

真不愧是避暑胜地，清风飘飘，真舒服呀！（参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198页） 

“文革”前的中央会议多在外地开，杭州、武昌、郑州、成都、南宁、北戴河等地都开过。这主要是因为毛泽东经常周游“列国”。而“文革”开始，各地乱起来，事情又多又急，所以中央的会议基本“圈”在北京。到了1970年，全国的局势基本趋向平稳，所以毛泽东决定在庐山举行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接下来召开四届人大。 

九届二中全会是建国后的第三次庐山会议，此后，中央的会议再也没有上过庐山。有人戏说庐山不“吉利”，两任国防部长都从庐山上栽下来了。那为什么毛泽东要把开会地点选在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庐山？是有心栽“花”，还是无心插“柳”？而当时，他们只是知道揪出了陈伯达。（采访中将黄志勇笔记，2000年2月12日）可谁能想到，林彪的地位也岌岌可危了呢？ 

九届二中全会开始前风和日丽，没有一点点满城风雨近重阳的感觉。（参见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1995年12月第一版，128页） 

8月20日下午，一身夏装的周恩来坐专机从杭州飞来，傍晚上山，他是最后一个上山的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似乎没有什么警惕性，他住在路旁小卖部附近的一幢普通小楼里。这里交通方便，便于与人接触，也便于打乒乓球、踢足球什么的。 

别墅的分配是这样的，政治局委员一人住，中央委员两人住，候补中央委员三人住。每幢别墅配一名服务员，两幢别墅配一名厨师。似乎还是“人以群分”的原则，李德生和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是邻居，朱德和陈伯达是邻居，林彪与军委办事组成员的住地比较近，站在王洪文的门口，可以望见张春桥、姚文元进出。（参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199页） 

上山第二天，周恩来就全会议程书面报告毛泽东和林彪，然后分别前往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处谈话。 

宋双来（候补中央委员）回忆：会前两次被告之，这次全会的三项议程很简单，主要是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然后提交四届人大正式通过后颁布，另外还要讨论一下国民经济计划和备战工作。修改《宪法》的综合简报（8月10日）和《修改草案》（8月15日）已印发政治局各成员。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和计划会议综合报告，拟先在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再提交全会通过。另外还要讨论一下国民经济计划和备战工作，由军委办事组起草的备战工作的文件，拟先由林彪审定后，再提交政治局和全会讨论。（采访中将宋双来笔记，1996年10月23日） 

像 所有的与会者一样，周恩来感到轻松。他满面笑容地告诉来访者，会期不长，有三五天就可以了。不少与会者都是第一次上庐山，遗憾时间太短，偌大的庐山还没玩 过来，会就散了。会前中央委员们抓紧时间四处饱览，姚文元陪江青游了仙人洞，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的中央委员在瀑布前合影。叶群邀吴法宪（副总参谋长、空 军司令员）、李作鹏（副总参谋长、海军第一政委）、邱会作（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游仙人洞，并合了影。邓颖超早有计划，邀请几位老大姐，会后去井冈 山转一转。（参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200-201页） 

在飞机上，李雪峰得知宋双来是第一次上庐山，说这次会议不紧张，庐山很美，景点多，文化遗迹也不少，可以多转转。会前宋双来两次在景点“撞见”李雪峰，可见李雪峰的心情也很轻松。（采访中将宋双来笔记，1996年10月23日）担任华北组副组长的吴德回忆，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参见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参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二期） 

确实，绝大多数与会者都没有想到，这个想象中的“神仙会”拖了半个月，不仅没有“神仙”一回，还差点把庐山“炸平”了。 

在毛泽东眼中，直升机想把庐山炸平 

时念堂和尚登峨（空军航行局局长）专程到九江机场和庐山会场附近勘察地形，为直升机选择山上的着陆点，然后派两架伊尔-14和四五架“云雀”直升机前去值班。庐山上很难找到一块空着的平地，好在直升机落地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半个篮球场的地方就够了。但他们哪里想到，直升机的机场选在了“太岁”头上。（采访时念堂笔记，2000年4月14日；采访尚登峨笔记，1999年12月27日） 

陈长江回忆：那时我是警卫毛主席的中央警卫团一中队的中队长。九届二中全会前，1970年8月中旬，主席要乘火车去南方视察，到底去哪里，领导上并没有向我们交底。专列沿京广线南下，经石家庄、郑州到达武汉，在那里住了几天。又乘车南行，到达湖南省会长沙，又住了几天。8月31日晚上9点到南昌，主席准备在这里停留一下，再上庐山。主席知道我要上庐山打前站，对我说，长江，我们到了庐山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游泳。在庐山管理局有关人员的引导下，我们检查了为毛主席安排的住处，布置好警戒，便去察看准备让主席游泳的庐山水库。主席非常喜欢在这里游泳，1959年就游过。这大概是主席在那一段时间里最好的休息了。（参见陈长江、赵桂来着《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24页） 

汪 东兴回忆：庐山会议前，我提前到庐山看毛主席要住的房子。发现陆军、空军也在庐山周围布防。上了庐山一看，更吓了一跳。在毛主席住房的上边，正轰隆隆地炸 石头，程世清（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军区政委）事先也没把这件事告诉我。这是在搞什么？程世清说，在修飞机场。我不解，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程世清 说，这块地方大，直升机降落比较安全。你们在这里修机场，经过哪里批准？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什么时候接到的命令？程世清想了一想，前天收到的命令。 我马上到现场去看了一下，飞机场已经快修好了。这个机场就在主席住房的上面，这样会影响主席休息和办公。程世清说，那怎么办？我当时没有答复。回到杭州， 我把修机场的事报告了主席。毛主席马上警惕起来，问谁下的命令呀 ？你打电话问问总理，看他知不知道。 

周 恩来也不知道修直升机场的事。汪东兴说，这可就麻烦了，你也不知道？周恩来马上查问，黄永胜（总参谋长）知道。说因为有些老同志要上庐山，坐汽车走盘山路 身体受不了，坐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周恩来问，你这么决定，报告中央了吗（意思是你报告毛主席了吗）？黄永胜说他报告了林副主席。于 是，周恩来对汪东兴说，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汪东兴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没再说什么，点了一下头。（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 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23-24页） 

空军34师师长时念堂回忆：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胡萍让尚登峨和我上庐山选直升机场，我带了一个调度员李和全（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任空军34师调度室副主任。本来应该是他到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值班的，但因为他回西安搬家，所以调度室主任李海彬去了。李海彬因此赶上了九一三事件，被无故关进秦城，家破人亡）。直升机降落场一般比篮球场大一点，我们选了好几个地方，水库前面，东面一个地方，……最 后定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们准备下山时碰到汪东兴，问我们干什么，我说看直升机降落地点，汪东兴并没有说什么，叫我们去吃饭，还叫我留在山上过夜。我说今晚 试飞夜航，我要到九江机场指挥，就下山了。我和汪东兴比较熟，刘少奇访问四国时，我们机组也是代表团成员，与汪东兴一起呆了一个多月。以后我想他可能要单 独问什么，可是我当时不知道。不过问我，我也答不出什么，我只知道选直升机场，别的什么都不知道。（采访时念堂笔记，2006年1月4日）奉命选直升机场和修直升场的人，更不知道毛泽东上庐山会住在哪里，自然谈不上“阴谋”。 

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过去上庐山，毛泽东都住在芦林一号招待所，到山顶湖游泳方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战”将 临的缘故，这回汪东兴（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把毛泽东安排在有高墙围起的脂红路别墅。这是一幢便于保卫的独立西式城堡，从前是美国亚细亚 银行，半个世纪过去了仍壁垒森严。汪东兴回忆：庐山会议后期，我主要是抓了对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和会议的收尾。（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 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54页）忠心耿耿的汪东兴没有想到，他自己的“安全”倒出了问题，幸亏毛泽东说他是好人犯错误，才平安无事。 

8月23日 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小礼堂举行开幕式。陈长江回忆：主席住的地方到礼堂有一段路，坐车到礼堂侧门，进去就是主席台。出席会议的代表都为林彪的讲话鼓 掌，只有主席没鼓掌，表情闷闷不乐，宣布散会。主席没有像往常一样与各位握手，就从侧门出来，乘车回到住处。那几天，主席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常常出来散 步。他边走边对我说，有好几年不写文章了，现在不写不行了，要写文章反击。我还听到主席自言自语，……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出来转了不过十来分钟，主席就回去写文章了，他屋里的灯一直亮到很晚。（引自陈长江、赵桂来着《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34页） 

陈长江的这段回忆如果属实，那么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就不是江青、张春桥等人告状后才写的，而是早就开始动笔了。可是按照通常的说法，8月31日，毛泽东整整考虑了三天，才挥笔写下《我的一点意见》，（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9-50页）这是他生命最后十年中写得最长的一篇文章。 

但不管怎么说，《我的一点意见》里面果然有一句“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讲到庐山会议的这场斗争，再次强调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 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就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 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53页） 

陈伯达回忆：我确实不能料到，怀仁堂的这次插话（九大后修改宪法，吴法宪因张春桥反对说毛主席是“天才”，和张春桥大吵），在庐山会议上，竟变成了一件特大的大灾。因为吴法宪是“空军司令”，所以设想他能“炸平庐山”，而我却什么都没有，都不会，怎样能炸平庐山呢？（引自《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第一版，117页） 

毛泽东认为是谁想“炸平庐山”呢？ 

以后毛泽东南巡时对华国锋谈话，除了提到庐山上有人搞突然袭击，又特意强调“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因为只有空军才能炸平。（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99页） 

毛泽东反复说“炸平庐山”的“典故”，就出自正在修建的庐山小机场。 

几架小小的直升机，真能把庐山炸平吗？ 

周恩来“追”到黄永胜那里，没再往林彪那里“追”。就是周恩来“追”到毛家湾，也是叶群接电话。作为林办主任，叶群在很大的程度上控制着林彪。林彪身体不好，一向由叶群出面，林彪的意见要由叶群把关，有时她会提出“更好”的意见。下面向林彪请示必须通过她，她可以推延或谢绝，甚至假传“圣旨”。 

毛泽东南巡时特意讲到他不赞成老婆当秘书、当办公室主任，对一些负责人向林彪请示时要经过叶群这类事很不高兴。（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94、124页） 

那么林彪知不知道庐山上修机场？如果林彪知道，为什么不请示毛泽东呢？ 

林立果（林彪儿子、1969年10月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怎么也上了庐山呢？虽然林立果在空军作战部担任领导，却不在作战部上班，也很少到作战部去。这次庐山开会，他以军委办公厅秘书的特殊身份上了庐山，由“东道主”程世清安排住房。林立果不算与会者，也不算会务组的工作人员，他没有权利参加会议和各大组的讨论，只能在会外活动。所以他在庐山上有点活动，但不多，也有限。会议后期他跑到林彪别墅，向林办秘书大发了几句议论。（采访林彪秘书于运深笔记，2005年10月25日） 

庐山会议后，林立果一伙加紧了军事活动。但他在庐山会议前把直升机的机场修在毛泽东房子的上头，是为了“炸平庐山”吗？似乎没有证据。从现有资料看，直升机场一点点大，只要四周没有什么障碍物，直升机有半个篮球场就可以落地。也不是什么秘密工程。这时林彪的地位虽然有些动摇，但矛盾还没有激化，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庐山会议以后1971年3月的事情。而在庐山修直升机场只是为了年纪大的中央委员上庐山更舒服些，恐怕不是有意为政变。而毛泽东对林彪的怀疑越来越深，甚至想到飞机轰炸，林彪兵权在握啊。 

陈 长江回忆：庐山会议进行中，汪东兴及时向我们传达会议的主要情况，中心是要我们提高警惕，值班干部和哨兵都要加强责任心。部队要加强应变能力的训练，确保 主席的安全。根据庐山的实际情况、地理环境，我们设想了可能发生的几种情况，搞了相应的应付突发情况的方案，其中也有对付最严重情况的准备，并组织干部战 士进行了演练。 

这 时主席仍住在一号楼。那一段时间，差不多每天中午他都到水库边新建的那幢房子里办公、开会或找人谈话。因工作太多，常常到凌晨两、三点才回住处。庐山这个 地方，晚间不是大雨就是大雾。那雾又密又浓，上看不见星斗，下看不到脚面。深夜护送主席回住处，即使把车灯全打开，仍然看不了多远，这一段路面很窄，车子 稍微偏一点就可能掉下深谷。我们警卫不仅要防止敌特的阴谋破坏，还要防止包括车祸在内的各种事故。为了确保行车安全，我们想了个土办法，用煤油灯为汽车引 路。我从管理部门借了一盏普通的防风煤油灯，每逢雨雾夜行车，我就穿一件雨衣，提灯走在汽车前面。毛主席看到这情景，笑着说，这办法不错，提着红灯引路， 我们这也是“红灯记”嘛。虽然有“路灯”，司机仍小心翼翼，开得比牛车还慢。这样慢的速度在山路行车，后顾之忧就显得突出了，我派出三个人编为一个小组，跟在车后，以防不测。（引自陈长江、赵桂来着《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37-139） 

张耀祠回忆：拿陈伯达开刀的那天晚上，毛主席忽然提出不在美庐过夜，秘密挪到100多米外的175房。那原是几家普通民房，大会前居民迁出。房间又小又破，毛主席不准工匠修理，以免走漏风声。（采访少将张耀祠笔记，2003年2月18日） 

毛泽东老“收拾”别人，他也害怕别人“收拾”了他。 

会前林彪犹豫要不要讲话 

1970年8月23日15点45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人民剧院开幕。 

庐山人民剧院建在牯岭镇半山腰，可以坐五六百人，1959年曾在这里举行过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现在成了九届二中全会的会场。这次实际到会的中央委员155人，按姓氏笔划坐在前面，候补中央委员100人，坐在后面。 

会议原计划15点开幕，委员们早早就到了，一直静静地等着。 

15点45分，毛泽东在前，林彪在后，微笑着从休息室出来，走上主席台，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紧随其后。全会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宣布我们的二中全会现在开会，请林副主席讲话（另一种说法，毛泽东问常委，你们有什么说的，林彪说我要讲“一点意见”，所以毛泽东后来把自己的文章定题为《我的一点意见》）。（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36页） 

林彪到庐山的下午，与陈伯达谈了一个多小时，商量如何对“陆定一式的人物”张春桥发动进攻。（参见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31页）8月22日晚，陈伯达又到林彪住处，他非常希望林彪能在会上讲话。陈伯达认为“九大”以后，无休止的运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发展，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长期处在这样的状况是极不利的，共和国承受不起。好干部受不起劳累辛苦，“坏”干 部受不起摧残折磨，人民也受不起长期的无政府状态。造成这种局面，在主席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和张春桥。江青不能碰，碰碰张春桥还是可以的。张春桥的问 题不解决，对党的事业危害实在太大。陈伯达乐观地认为，在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傅崇碧）、贺龙的问题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意见都一致 （实际上并不一致）。如果林副主席提出张春桥的问题，毛主席肯定会支持。 

林彪没有表态，只说如果要讲，明天开会前向主席报告一下。（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于运深回忆：林彪要在全会上讲话，让我们准备一个稿，搜集北京突出政治有些什么效果，还强调要发展经济，没有提出设国家主席。（采访林办秘书于运深笔记，2005年10月25日）宋德金（林办秘书）回忆：林彪让我们准备五个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德日由弱变强的资料。（参见宋德金着《我在林彪办公室的前前后后》，载《百年潮》2000年第九期） 

8月21日， 叶群在秘书给林彪起草讲话提纲时说，首长一直坚持天才的提法，有人否认天才，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反对首长。在讨论修改《宪法》时，在天才问题上有争论，有 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否认天才，否定十一中全会公报，甚至连国家元首的提法也不同意。叶群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谈到天才问题，叶群从皮包里拿出一 把语录卡片，说如果不讲天才，马列还算不算数？（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28页） 

吴法宪回忆：本来叶群在山下已经让秘书为林彪准备好了讲话稿，上山后，林彪却不想讲了。（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91页） 

李文普（林彪警卫秘书）回忆：开会前讲不讲那番话，林彪表现出犹豫不定的样子。上车前，我在旁边，曾听见林彪问叶群，这话今天讲还是不讲？叶群说，要讲！到最后一刻，林彪才决定拿张春桥开刀。（参见《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第二期）事后林立果打电话给张云生（林办秘书），骂叶群瞎指挥。翻“车”了，倒大霉了，全怪她指挥错误！（参见张云生等《“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615-619页） 

为什么林彪在讲话前犹豫？他害怕什么呢？ 

“九大”时毛泽东也曾让他口头讲政治报告，到最后一刻他还是照本宣读。他想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的口头讲话了吗？想到他的讲话会让自己死无葬身之地吗？ 

林彪讲话毛泽东事先知道 

一年后毛泽东南巡，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编选《“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988年10月，555页） 

林彪讲话的内容，毛泽东事先真的不知道吗？ 

林彪讲话全篇除了“吹捧”毛泽东，就是不指名地批判张春桥，毛泽东在会场从头听到尾，他为什么没有当场反对，还同意全会再听林彪录音，并印发全会呢？ 

汪东兴回忆：1971年9月11日， 毛泽东在上海接见王洪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市委书记）、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说到庐山会议，王洪文说，当时我们心里就嘀咕，毛泽东说你们嘀 咕什么呀？人家是副主席讲话呀！王洪文说，当时我们华东组，除了林彪的一帮人抢着发言外，我们也发了言，我也讲了几句。事后，听说林彪讲话是中央常委同意 他讲的，特别是论“天才”的语录也以为是中央搞的。毛译东说，谁说这个论“天才”的语录是中央搞的呀？当时我们发了语录没有？哪一个文件上说发了语录呀？哪一个文件上写有这几条语录呀？（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67页）但是毛泽东没有反驳王洪文关于“林彪讲话是中央同意”这句话。 

陈伯达回忆：在庐山会议正式开会之前，林彪个人单独在一个房间同毛主席谈话，周恩来同志和我与其它人，都在另一个房间等待，时间并不很短。毛主席和林彪单独谈话以后，大会开了。（引自《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第一版，118页） 

从陈伯达披露的材料看，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内容经过毛泽东的同意。开幕前，林彪与毛泽东关在屋子里单独谈了45分钟。（参见叶永烈着《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523页）下庐山后，林彪说他的讲话是经过毛主席的，这些话，见到主席也讲过。后台讲的话，搬到前台去讲，讲稿上本来没有，庐山几天都没有睡好，他昏昏盹盹讲了。（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315页） 

陈伯达回忆：周总理、我和其它人坐在一个房间，毛主席和林彪在另一个房间，等待时间并不短。会散后，我问林彪，你的讲话是否得到毛主席的同意。林彪说，他的讲话毛泽东知道。（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着374页） 

叶群在台下悄悄对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说，101（林彪）讲话前请示了主席。（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开幕式的时间过了，汪东兴看毛、林还未出来，就到休息室问。周恩来说，主席和副帅还在谈话，再等一会儿吧。 

叶群回来说，首长（林彪）开会前与主席谈话，她在走廊“放哨”，防止“11楼”（江青）闯进去，也把周恩来和康生都挡住了，没让进。（采访林办秘书于运深笔记，2005年10月25日） 

吴 法宪回忆：在毛主席和林彪的单独谈话中，林彪问毛主席，可不可以讲（张春桥）？林彪说，我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 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毛主席听了以后说，这不是张春桥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 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名字。（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91页） 

如果吴法宪的话属实，就很有“阴谋”了。 

果然林彪在大会讲话时，没有点张春桥的名。 

果然各组讨论时，也没有点张春桥的名。 

虽 然没有点名，但张春桥已经魂飞魄散，手一直在抖，手上的香烟掉在地上还不知道。开幕式除了五名常委坐在主席台上，政治局委员都坐在台下第一排，张春桥挨着 邱会作。总后的造反派支持张春桥向上海市委夺权，差点把邱会作打死，所以邱会作后来不和张春桥说话。而此时，张春桥掏出一支香烟，老邱，请抽烟！却忘了邱 会作根本不会吸烟。（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周恩来连夜给黄永胜打电话，“骗”他到北京开会。等黄永胜到了北京，才知道是让他接替刚打倒的杨成武当总参谋长。……林彪沉吟了一会儿，有些严肃地站起来，转身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边递给黄永胜边慢慢地说：“这件事，御笔钦定的，改不了了。你看看。”黄永胜接过文件一看，是林彪呈毛泽东关于黄永胜任命的请示报告原件。林彪在报告上原拟的职务是“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代组长、总参党委第一副书记代第一书记、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代总参谋长。”这些句子被毛主席用铅笔划掉了，换成“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林彪对黄永胜说：“我原想给你一段适应时间，那样你确实适应不了北京的工作还可以回广州去。可现在不行了，主席定死了。你是秋收起义的子弟兵，主席信任你，我相信你的能力。” 

会后，叶群交代吴法宪串连一些人在各组会上发言支持林彪讲话。中午，吴法宪借口谈防空，找王维国（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空4军第一政委）、陈励耘（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空5军政委），告诉他们林彪讲话有所指，但在发言中不要点名，只讲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和有人反对天才这两个问题。至于指的是什么人，吴法宪在手上写了“张、江”两个字。下午吴法宪对李作鹏、邱会作说，要鼓动本单位的熟人对林彪讲话表态，设国家主席问题仍要坚持，并说汪东兴打电话告诉他要坚持这个意见。吴法宪说，我已经向空军的人打了招呼。（采访陈励耘笔记，1998年12月20日） 

8月24日上午，全会重放林彪讲话的录音。早晨刚7点，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就来了，叶群说，我先给你们讲讲首长的意见。第一，首长的讲话是大是大非问题，要宣读语录，要在各组表态拥护，坚持天才的观点；第二，坚持设国家主席，要用眼泪表示自己的无产阶级感情；第三，发言中千万不能点张春桥、康生的名，更不可摸“11楼”（江青）的“屁股”；第四，不要扩大打击面，打击面宽了，毛主席那里通不过。最后叶群说，今天下午分组讨论，你们都要发言。如果你们不发言，首长的讲话就没有根据了。要坚持天才观点，坚持设国家主席，集中攻击“陆定一式的人物”， 但打击面要小，不能点名，不能涉及康生和江青。要串连空军、海军、总后的中央委员们。吴司令，最好你先发言。吴法宪点头说好。叶群又对邱会作说，你是不是 也可以早些发言？邱会作说，我一定要发言，但我们是否有先有后，不要那么整齐，否则简报上一登，都是军委办事组的人，那样不一定好。叶群边说邱部长的意见 很好，想得周到，边看李作鹏。李作鹏说，我的发言好办，叶主任和我一个组，可以随时商量。（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看来邱会作和李作鹏就不那么积极，当然位置也不一样，在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黄永胜第一，吴法宪第二嘛。 

黄永胜，湖北咸宁县人，1910年生，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一直是军事干部，很能打仗。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周恩来连夜给黄永胜打电话，“骗”他到北京开会。等黄永胜到了北京，才知道是让他接替刚打倒的杨成武当总参谋长。他当即向周总理表示不行：“无论在资历上还是在能力上，军内比我强的老同志有很多。比如杨得志、陈锡联……他们，都比我更合适。你帮我和毛主席、林副主席说说，这个总长我当不了，让他们来干，让我回广州吧！”周恩来说：“你的问题，我说了不算，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决定的事，你是个老同志，要懂得服从组织。但我相信你能胜任。如果你有意见，可以向林副主席反映。” 

黄永胜被叶群招呼到毛家湾，见到了林彪。黄永胜急切地说：“林总……林副主席，我干不了总参谋长，你还是让我回广州吧！”林彪沉吟了一会儿，有些严肃地站起来，转身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边递给黄永胜边慢慢地说：“这件事，御笔钦定的，改不了了。你看看。”黄永胜接过文件一看，是林彪呈毛泽东关于黄永胜任命的请示报告原件。林彪在报告上原拟的职务是“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代组长、总参党委第一副书记代第一书记、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代总参谋长。”这些句子被毛主席用铅笔划掉了，换成“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所以报告附页的任命上就成了“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稍后，又任总参党委第一书记。林彪对黄永胜说：“我原想给你一段适应时间，那样你确实适应不了北京的工作还可以回广州去。可现在不行了，主席定死了。你是秋收起义的子弟兵，主席信任你，我相信你的能力（参见黄正著《军人永胜》（下），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2010版，612-613页）。” 

黄永胜最后一仗职务虽然还是军事干部，但他担任的总参谋长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是个比“政工”还“政工”的位置，这让他难以胜任。不过“文化大革命”中的总参谋长，谁干谁也没有好下场！ 

吴法宪，中将，江西永丰县人，1915年生，1930年参加红军，一路“政工”上来，说是与“军事”无缘，但实际上吴法宪非常聪明，打仗有一套，深得林彪的信任。他最后一个职务是由刘亚楼临终前推荐、林彪提名的空军司令员，但就是这个位置让吴法宪赶上了“九一三”，沦为十年囚徒，直到逝世仍没有平反。吴法宪在监狱中曾想，如果刘亚楼还活着，那现在关进监狱的，应该是他。 

李作鹏，中将，江西吉安县人，1914年生，1930年参加红军，虽然他与吴法宪相反，从来没有干过“政工”，他的军中生涯几乎全在“作战”部门和“院校”，但他最后一个职务却是海军第一政委。他也是极爱动脑筋的人，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做得最好。被关进监狱，他坚决不服，坚持认为自己是无辜的。 

邱会作，中将，江西兴国县人，1914年生，1929年参加红军，他一直在总部机关，先干“后勤”，后与“政工”结缘，最后一个职务又回到了老本行，升到了后勤的最高职位——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参加红军前没有文化，但他有头脑，但始终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位置，注重从生活和书本中学习，所以政治水平极高。因“九一三”被抓，是他没有想到的，在监狱中他决定把自己的一生写下来。已经出版的吴、李、邱回忆录都是珍贵的史料，相比之下，邱会作的所见所闻最多。 

“文化大革命”初 期，四位将军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冲击。黄永胜在广州好一些，吴法宪东躲西藏，后来经空军政文工团刘素媛传达毛泽东保他的话，才使他安顿下来。邱会作遵照林彪 指示躲到西山，也应该是平安无事的。但却被军队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命令回到总后参加运动。所以邱会作最惨，多次被批斗，被打断一根肋骨，肩胛骨骨膜、两处 肌肉撕裂，差点丢掉了性命。乘看守疏忽，他在烟盒上写了一张纸条，向毛泽东、林彪求救，由他的警卫参谋蒋平安冒着生命危险送出来。最后叶群亲自拿着林彪和 陈伯达的手令，到总后把他救出来。（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是不是因为这四个人都出身四野，叶群才“团结”他们？ 

很快叶群和吴、李、邱的谈话过去了一、两个小时，到了该去开会的时间了。叶群最后说：我也要发言，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发言要充满感情，要用我们的眼泪表达对毛主席的热爱。 

叶群对陈伯达也说了同样的话。 

对于叶群的单兵“教练”，陈伯达尤其对叶群说“林彪在讲话前向毛泽东汇报过讲话内容，毛泽东是同意的”这句话半信半疑。当晚他去问林彪，林彪没有正面回答，反问他听谁说的，陈伯达说是叶群，林彪说，这事你知道就行了。（参见王海光著《折戟沉沙温都尔汗》，辽宁人民出版社第134页） 

林彪讲话都有些什么内容 

8月22日 下午，毛泽东在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九届二中全会的日程和分组、在京值班等事宜。毛泽东建议，除了讨论《宪法》和计划问题外，还要增加一项内 容，谈一谈当前的形势。毛泽东说据他所知，大家有兴趣的问题是形势问题。康生强调《宪法》修改了很久，《宪法》起草委员会也开过一次会了，全国人民也正在 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毛泽东说《宪法》修改草案可以发给大家看，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还是形势问题。那时在华沙我们已经开始和美国代表接触，冰冻几十年的中 美关系正在酝酿解冻。美国想与中国接触，屡屡放出空气，在华沙，中国已经开始和美国代表接触。过去不共戴天的敌人突然成了握手言和的朋友，这个弯子转得急 了点，毛泽东的意思是要给高级干部打个招呼。 

经 毛泽东一再说，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都表示同意，康生也同意了。毛泽东说，我主持会议，由总理讲形势，修改《宪法》的问题由康生讲。康生推脱，《宪法》问 题也由总理一道讲了吧。毛泽东说，那你们两个商量好了。（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31-32页） 

在毛泽东眼中，似乎形势问题比“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更重要。可是，康生为什么推脱？“讲形势”是周恩来的任务，周恩来最后也没有讲，而没有讲话任务的林彪8月23日却讲了话。 

林彪手里有几张“条子”（提 纲），但他没有照本宣科，他一向喜欢自由讲。一开始林彪就说，昨天晚上，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做出了指示。这几个月来，对于这个《宪法》的问题和 （四届）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这个（四届）人代会的发起，这个会的召开，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是很必要，很合时宜。在这次国内、国外很好的革命形 势下来开这个会。 

与会者听了这样的开场白，几乎都认为没有什么问题。整篇讲话，都是林彪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大加“颂扬”。他特别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 

林 彪说：这个会和（四届）人代会以及《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的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会是有 影响的。全会这次的三个题目，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间的大事，三件大事。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把毛主席的伟大领 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注：原文如此）是《宪法》的灵魂。这个《宪法》把毛 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这是30条中间最重要的一条，这条反映出我国革命经验中间最根本的经验。 

林 彪接着说，毛主席，是大家所知道的，是我们党、军队、政府、国家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因素总是 多种的，不会是平均的，但是，它必然有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客观的物质条件当然很好，但是很多国家也有很好的条件，他没有成功。我们是既有这种客观物质的基 础，加上这种主观的正确的领导，转化为物质力量。所以，使得我们成为胜利的国家，胜利以后，继续前进的国家，而不是中途停顿的国家。是继续革命的国家，是 毫无修正主义的这种气味，没有被这种世界修正主义的潮流所同流合污。中流砥柱，是很不容易的，挡住这一个逆流，是很不容易的。 

毛 主席的这种领导的地位是斗争中间形成的，是几十年的斗争中间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的较量中间来比较出来的。所以，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 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中国革命，半个世纪的历史都证明，只有毛主席代表了最正确的方向，代表历史发展的要求，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什么陈独秀 呀，李立三哪，瞿秋白呀，王明呀，刘少奇呀，中间还有个张国焘，还有什么张闻天，这些，照着他们的领导走下去，就会把革命引向失败，就会要造成这种革命的 重大损失。我们很信任的，在这种各个重要的历史关头，看到毛主席扭转了这种形势，使它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转败为胜。 

这是大量的、长时间的、重大的事实所铁一般地证明了的事情。差不多可以说是我们的工作的前进或后退，是胜利或者是失败，取决于毛主席对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是不巩固。有的时候是巩固的，但有些时候是不巩固的，有些时候是很不巩固的，而有些时候是被排斥的，是处于一种“下野”状 态的。并不是今天这种情况，完全不是今天这种情况。凡是碰到毛主席的思想不能贯彻的时候，就使革命受到挫折、失败。得到贯彻的时候，就蓬勃地发展。可以说 这已是我们看惯了的事情，其例子是不胜列举。而这些经验，我们同志们必须记住，必须把这种迷迷糊糊的思想，变成自觉的思想。必须，特别是年老的这些同志， 要把这些思想向下传播，传下去。使这些年轻的同志知道来之不容易，就是胜利绝非偶然，不是那么简单的、自然的、必然的就可以成功的。它也可以失败的。很多 国家，像欧洲这些国家都进行过共产党的革命，声势很大，力量很大，都失败了嘛，有很好的客观形势都失败了。很好的形势没有搞起来，或者搞起来失败了。 

胜利以后这20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 个时期以来，继续和更加证明毛主席思想的作用。我的看法是这样子，老实讲，不管什么地方，不管什么部门，什么单位，毛主席的威信比较高一点的地方，对于毛 主席的著作比较肯学一点、肯用一点的地方，人的精神面貌就改变，跟之而来的就是物质的这种面貌强大的变化。不是小小的变化，而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原 来认为做不到的事情，他能做到了。这就是毛主席的这种革命的精神和实际的精神，也就是说具体的政策、具体的做法、具体的批示，一旦深入群众的时候，一旦群 众领会的时候，那就是排山倒海的力量来发生变化。主观世界的变化引起客观世界的变化。 

这 一点，各个地方，各个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是可能不一样的。这也是很自然的，一切事物总是不平衡的，总是有差别的。敌人当然是反对了，不屑说得了，就是 党内也是不平衡的。我虽然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到基层去跑，但是我也有我的小办法，我就派些人下去问，碰见都是这么一种情况。不是别的原因，就是用毛泽东思 想教育群众，同时狠批四旧的思想，走资派的思想，刘少奇的思想，开展阶级斗争，运用毛主席的这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斗私批修的 一种指导。 

你 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老三篇不起大作用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另外还有其它的这些具体的政策思想，以及哲学思想，这些都起作用，还有政治思想，多了。 几十年嘛！各种问题都接触了，各种问题都有指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我们这些人都是参加革命嘛，毛主席几十年写的东西，我们现在 都觉得是比我们现在，比我的水平高，是有创造的。不但说是社会科学方面可以是创造的，自然科学里面你看哪一天不在创造？毛主席的学说就是科学嘛，社会科学 嘛，解放人民的科学嘛，解放无产阶级的科学嘛。他处在新的时代嘛，当然有新的发展。怎么能够说没有发展？说是没有发展，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说事物是不发 展的，思想也是不发展的。这是过去的思想，已经结束的思想，毋用 发 展嘛，只要旧的就行了嘛。这个在历史上有很多、很大的思想家常常想做这样的想法，这样的看法，想把思想停下来，认为是已经完成。在自然科学方面，社会科学 方面都有，不承认这个发展。可是事物总得发展嘛，原来地球就是一团火嘛，然后慢慢地变成又有空气嘛，水嘛，然后慢慢有低级的生物嘛。然后慢慢有动物嘛，高 级动物嘛，低级的社会嘛，高级的社会嘛。现在我们是处在一种世界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崩溃的时代。同一百年前，百把年前的马克思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是前进 了很多了，比列宁所处的时代也前进很多了，所遇到的重大事变，跟当时他们所遇到的重大的事变，也多得多，大得多，快得多。如何能说是没有发展呢？毛主席不 是都回答了这些问题吗？不是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回答了这些问题吗？把 马 列主义的这种普遍真理与现在的国际和国内实际情况相结合，毛主席个人的这种天分、学问、经验来创造出新的东西来。而毛主席这些著作中间所发挥的地方，所具 体化的地方，所增加的新的东西，你们翻开马列著作中间他不可能有的。他没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这也是很自然的，他没有那个客观嘛，因此，不能对于新的问 题做出预先的答复和解决。所以不能说是没有发展。这还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事物是不动的，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生命的，可变化的，而是随着条件的不同而 有所不同的。这种观点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的原则的，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在我们 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 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在这次“文化大革命”， 敢于这样勇敢地向敌人进攻，来发动革命，狠狠地打击这些叛徒反革命分子、走资派和各种阶级敌人，大大地发动工农兵广大群众，这个是同毛主席这种高瞻远瞩和 革命的这种魄力，一些马列主义的水平，一些历史的广阔的眼界是分不开的。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个党、国家、军队今天在国内取得这种地位和在国际上这样的 威望，这个是同毛主席的领导，几十年来的这种斗争是分不开的。这次《宪法》里面我很感兴趣的，就是这个第一点。就是刚才讲的第一点。……（参见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 

林彪翻来覆去讲了一个半小时，讲得很乱，文句多有不顺，而且有些不知所云。汪东兴看见毛泽东越听越坐不住，明显地表现出不耐烦。（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38页） 

毛泽东真的不耐烦了吗？为什么毛泽东会不耐烦？根据录音整理的印发稿看，林彪讲话都是即兴“吹捧”，并没有说一句设国家主席的事情。这是不是汪东兴事后按毛泽东的态度和批林的调子编的呢？从后面的事情发展看，林彪不提国家主席，实在是太“狡猾”了。这样就产生了第二个疑点，如果毛泽东真的不耐烦，你汪东兴也清清楚楚看到了毛泽东不耐烦，为什么还敢在华北组“煽风点火”？看来“文化太低”的汪东兴把毛泽东的不耐烦理解错了，偏偏在华北组大肆“煽动”设国家主席，活该他接二连三检讨不止。 

按大会议程，林彪讲完后是周恩来讲话。 

汪东兴回忆：主持会议的毛泽东用很不高兴的语气对周恩来说，你讲吧。周恩来一看这种情况，不讲了，康生也不讲了。（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38页） 

确实周恩来在开幕式上没有讲话，但是康生讲没讲呢？陈伯达回忆：林彪讲完后，康生便要我先讲，我没有讲，康生就讲起来，还引用了林彪当时的一些话。（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着，374页）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和《毛泽东传》都提到康生讲了话。（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着，374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7-392页） 

有人追问汪东兴，汪东兴说记不清了。 

记不清就说记不清，为什么说康生没有讲呢？ 

根据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林彪讲完后，康生发言，表示对林彪讲话“完全同意，完全拥护”，还说在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那么（国家）主席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7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73页） 

原来，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的意见出自康生。 

林彪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掌声响了好长时间，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沈阳军区司令员）等主动跑上台与林彪握手。（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96页） 

分组讨论时，林彪的讲话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拥护。据说，200多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毛泽东、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少数人没有发言，其它人都发言了，而且都表示拥护。（参见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34页） 

当时，除了张春桥几个，大多数人没有听出弦外之“音”。 

吴德（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副统帅，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我当时认为他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参见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载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1995年12月第一版，128页） 

谁提出听林彪讲话的录音 

陈伯达回忆：听林彪讲话录音，不知道是谁布置的。（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着，374页）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吴法宪在会上建议：明天全会播放“林副主席”的讲话录音，各组要学习。可是知情者说，吴法宪并没有说听“录音”，只是提出要认真学习“林副主席”的讲话。许世友、陈锡联、李德生随声附议，坐在周恩来旁边的江青吊着脸，一声不吭。一向趾高气扬的张春桥、姚文元“躲”在后面，也没有表态。（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如果吴法宪没有提出听“录音”，那么是谁提出听的呢？是汪东兴（怎么又是他）说，再听一听林彪讲话录音，因为有人提出，林副主席的讲话有些地方没有听清，有些地方口音重，希望再听听录音。吴法宪马上说，对，我支持这个意见。周恩来也立即表示同意。（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根据大家的意见，周恩来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决定明天用上午半天的时间开大会听（林彪）“录音”，下午再分组讨论林彪的讲话。政治局会议同意这个建议。（《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8页） 

周恩来提议听两遍林彪录音。（参见《吴法宪回忆录》） 

8月24日上午，连着播放了两遍林彪录音。（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38页）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一个不漏，除毛、林外，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来了，连一向不参加集体活动的江青也来了。所有的人都伸长了耳朵，这回可彻底听清楚了，可是林彪讲话的矛头究竟指向谁呢？ 

汪 东兴回忆：播放录音时，有人（谁？）提议要将林彪的讲话稿印刷成册，发给每位代表，与会者鼓掌表示同意。周恩来让我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他们都同意印 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还嘱咐要由林彪审定后再发。我将毛主席的指示立即用电话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说，你抓紧办理，先印出清样，送常委审阅。我让 王良恩去林彪那里取讲话稿，他没有拿来，25日又去拿，还是没有拿来。（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39页） 

因为林彪讲话是即兴，很乱，陈伯达给叶群打电话，要她把林彪讲话记录拿来，他负责整理。（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着，374-375页） 

8月26日 一大早，周恩来就全会印发林彪开幕式讲话一事致信康生：为使林副主席讲话不发生任何副作用，请你起来后认真读两遍，有需要改动处，请用铅笔改，于午前退我 亲收。此事纯属爱护副帅，忠于党，忠于领袖，以此共勉，暂勿告人为恳。午前康生将林彪讲话稿退给周恩来，说我看了两遍，只在第三页上改了一个标点。如果林 副主席同意发表，我看可以印发给到会同志们学习。（《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9页） 

陈伯达编好了“林彪语录” 

鲜为人知的是，陈伯达在庐山上还编了“林彪语录”。 

语录并不是什么新发明，从孔子那时就有了，古代的《论语》就是语录体。《毛主席语录》出版前，马恩列斯毛的各种专题语录也出版过，陈伯达还专门当过编辑。 

1965年12月28日， 代总长杨成武给刘志坚写信，说毛主席指示陈伯达编写一本全国通用的毛主席语录，拟六万字左右，现只编写出一部分，约三万多字，给我送来一份。陈伯达说，这 本语录是在总政和各地所编写的主席语录基础上编写的，要征求总政意见，将来他们讨论时还要请总政派人参加。此事我已经向林副主席报告过，林副主席指示，这 是件大好事，要大力支持，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现将送我的一份稿转上，请你即报告有关同志先研究，待陈伯达征求意见时，即可告伯达同志或参加研 究。并请将结果告我一下。 

最后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编成，流行的仍是《解放军报》社的那本《毛主席语录》。不过，编《语录》对陈伯达来说不再陌生了。（参见卢弘着《军报内部消息》自印本，19页） 

大概是“林彪语录”比较现成吧，陈伯达很快编了八条林彪讲天才的语录。 

1、毛主席个人天赋很高。他记性很强，理解力很强，无论读书的理解力，或对事物的理解力，从现象看本质的能力，都很强。他的头脑是非常清楚的，天资很高（1959年9月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2、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1966年5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3、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64岁，恩格斯活了75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54岁， 十月革命胜利后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 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全世界有最高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天才（1966年5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4、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最伟大的天才，有最高的革命责任感，最现实的革命精神（1966年8月8日接见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时的讲话）。 

5、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达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1966年9月18日关于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讲话）。 

6、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同上）。 

7、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1966年12月16日《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8、不能离开中心。中心就是太阳，九大行星围绕太阳旋转，一切工作围绕太阳转。毛主席就是太阳。毛泽东思想就是太阳（1970年5月19日接见总政治部副部长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如果真像汪东兴说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不知道，那很可能是汪东兴认为印几条语录嘛，还能犯什么错误？所以他就交代会议秘书处印20份。可是“语录”成了陈伯达的罪状，你汪东兴就一尘不染吗？按常情，汪东兴散会后请示印发林彪讲话，不可能“贪污”印发“语录”。汪东兴屁大一点小事都要汇报，印发“语录”这样的大事，怎么可能不如实汇报呢？而且也没有“贪污”的理由嘛。如果汪东兴私自印“语录”，日后一定是一条大罪状。仅凭这一条，打倒汪东兴就有足够的理由。你和陈伯达穿一条裤子还嫌肥，陈伯达打倒了，你还能跑得掉？更何况在华北组，你汪东兴的调门比陈伯达只高不低，可是却始终没有追究汪东兴印“语录”之罪。 

本来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手稿中有一句，“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八）条，如获至宝”。中共中央转发时，删去了这句话，因为林彪语录并没有印发。本来林彪语录是要和马克思主义的天才语录一起印的，被林彪给“枪毙”了。（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第十三册，1998年1月第一版，114-116页） 

但是，这份没有出笼的“林彪语录”为什么也到了毛泽东手里？ 

陈伯达回忆：开幕式散后我应该到毛主席住处，问林彪讲话的可疑之处，却匆匆去问林彪。离开林彪住处，路过军委办事组，就进去了。因为林彪讲话中有坚持“天才”的 观点，为了有理论依据，军委办事组问是否可以找一些马恩列斯关于天才的语录，我答应去找。我答应这事，实在很鲁莽，因为上山时我并没有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什 么意见，好像是仅带了《列宁选集》，不记得还带有几本什么书。当夜回到住处在带去的几本书中找来找去。（参见陈晓农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第一版，第 118页） 

太不够了，陈伯达让秘书连夜查马列著作，先从庐山图书馆的藏书中找，庐山上的书也不全，又打电话请北京找。（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着，374页） 

王保春（时任陈伯达秘书）、王文耀（时任陈伯达秘书）回忆：庐山会议前，陈伯达没有准备过任何天才的语录。他由缪俊胜（八三四一部队干部，1969年兼任陈的秘书）陪着上庐山后，在北京的我们才接到缪俊胜从山上打来的电话，要我们与中央政研室的人联系，帮助找一下有关天才的语录。随后我们将政研室工作人员找到的“语录”通过中办收发室送上庐山。与此同时，随陈伯达上山的史敬棠等人也帮助找到几条。（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着，418页） 

这几条“语录”让陈伯达后悔死了，骂自己太荒唐，害人害己，犯了大罪（不过他怎么也没想到被判18年徒刑），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陈伯达回忆：因为太匆忙，没有查到马克思论天才的语录，只能这样了。根据查到的资料，连夜编成七条“语录”。找到一条就用电话告诉吴法宪，随后又另外抄好，（参见陈晓农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第一版，第 118页）第二天在（林彪讲话录音）大会上，我的座位和汪东兴靠近，我把已经找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天才语录，汇在一起交给汪东兴，记得对他说过，可以考虑印一下。（参见陈晓农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第一版，第 135页） 

汪东兴回忆：8月24日中午散会时，陈伯达在礼堂门口塞给我一份材料，他对我说印5份。我问，你是要发给常委吗？他说是。我一看要印的材料是几条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称天才的语录，我考虑常委看完后，可能要发给政治局委员，就交代会议秘书处印20份。（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39页） 

汪东兴特别强调，这件事，毛主席、周总理都不知道。 

按陈伯达的说法，他是在会上，而不是会后把“语录”交给的汪东兴。 

要是陈伯达的话属实，那事情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这就是说，听林彪录音时，汪东兴同时接办两件事，一件是周恩来交办的要他请示毛泽东印发林彪讲话，另一件就是陈伯达要求印5份“语录”。汪东兴只说毛泽东让印发林彪讲话，而没有提及“语录”。 

如果真像汪东兴说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不知道，那很可能是汪东兴认为印几条语录嘛，还能犯什么错误？所以他就交代会议秘书处印20份。可是“语录”成了陈伯达的罪状，你汪东兴就一尘不染吗？按常情，汪东兴散会后请示印发林彪讲话，不可能“贪污”印发“语录”。汪东兴屁大一点小事都要汇报，印发“语录”这样的大事，怎么可能不如实汇报呢？而且也没有“贪污”的理由嘛。如果汪东兴私自印“语录”，日后一定是一条大罪状。仅凭这一条，打倒汪东兴就有足够的理由。你和陈伯达穿一条裤子还嫌肥，陈伯达打倒了，你还能跑得掉？更何况在华北组，你汪东兴的调门比陈伯达只高不低。可是却始终没有追究汪东兴印“语录”之罪。 

“语录”印出来，还没有发，当晚就风云突变。各大组的发言汇总上来，有几个人已经在发言中引用了“语录”，汪东兴感觉有问题。这时整个庐山迷雾重重，你汪东兴怎么可能有比毛泽东还高的觉悟，认识到“语录”有问题？汪东兴自己说，他马上打电话报告周恩来，说陈伯达让我印，我还没有发，怎么办？汪东兴把“球”踢给周恩来。一向大事小事都请示的周恩来经受住了“考验”，这回没有请示，非常坚决，这个“语录”不能发，封存吧。汪东兴马上把陈伯达提供的“语录”原稿和已经印好的20份“语录”全部封存了。 

“语录”终于成了焦点。毛泽东问谁让印刷的？办公厅有坏人。汪东兴马上认识到问题严重，在政治局扩大会上两次口头检讨后，又急急地写了三次书面检讨，第三次书面检讨很长。在检讨中汪东兴把印“语录”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说陈伯达让我印“语录”，现在看，是陈伯达的阴谋诡计，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4页） 

或许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想“放”汪东兴“一马”，说陈案另办，与你们好人犯错误不同。（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62-63页）你是办公厅主任，你不是有意要印陈伯达搞的“语录”，他是常委，他要你印一些东西是可以的。以后也没有用上。总理让封存起来，你就封存了，没有扩散。这是对的。（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25页） 

尽管是“连滚带爬”，汪东兴还是过了毛泽东的关。 

按汪东兴的说法，“语录”虽然印好了，但并没有散发。 

是全部封存了吗？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一开头就说，这个材料（语录）是陈伯达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如果按汪东兴说的全部封存了，怎么还可能“欺骗不少同志”？ 汪东兴显然撒了谎。首先不管别人，毛泽东那里就有一份。因为毛泽东把《我的一点意见》的原文用铅笔写在陈伯达搜集的《恩、列、毛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 《林副主席指示》印刷稿的空白处，几乎没有修改。第一页空白处写满，转到第二页，再写在背面。周恩来校对后排印清样，让毛泽东最后审阅，题目《我的一点意 见》是毛泽东在审阅批语的抄件时加写的。（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9页） 

汪东兴回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组带头发言，他们在同一时间，引用同样的语录，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统一口径，大肆煽动。（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1-44页） 

不是都封存了吗？“他们”怎么得到的《语录》？仅仅睡个午觉，就印出来了？ 

陈伯达事发后，周恩来格外忙碌，为配合毛泽东查明来龙去脉，调阅了各大组的发言记录，发现几个“宣讲员”的发言惊人的一致。于是周恩来和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追查他们到各组“宣讲”的由来，结果查到了陈伯达编选、通过汪东兴印发的“语录”。周恩来将吴法宪手中的“语录”转给毛泽东，还特意调阅了存档在北京的“三个副词”（注：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的档案原件，供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参阅。 

叶群在检讨中说：“8月24日晚我参加中南组的讨论，到会时刚好接到办事组同志寄给我的一份论天才的语录。发言时为了省事，部分地引用了几句。回家后才从办事组同志的电话中知道是陈伯达连夜搞的。”（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1998年1月第一版，143-146页） 

吴法宪交代：8月23日零点以后，陈伯达找我和李作鹏、邱会作谈过关于天才方面的问题。我让秘书用电话把“语录”记下来，再印出来。这里有个疑点，谁印的？是吴法宪印的吗？可是，他在北京有条件印，上了庐山，他怎么可能印？那时又不像现在，到处都是计算机，庐山上只有汪东兴有印刷的大权。写交代材料时陈伯达和吴法宪都已经是犯人，他们怎么敢揭发仍在高位的汪东兴？ 

据知情人说，汪东兴并不是他说的印了20份，而是印了25份，因为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是25人。汪东兴印好，亲自给了吴法宪5份，让军委办事组先睹为快。有人说，老汪呀，你搞得真快呀！汪东兴得意地说：我管会务，我有办公厅嘛，方便得很！（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真不可思议，汪东兴为什么老给吴法宪吃“小灶”，还嫌吴法宪不够“胖”吗？ 

陈伯达和汪东兴，谁的发言更厉害 

8月24日下午开始分大组讨论林彪讲话。所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按六个大区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华东编成六个大组，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插到各组参加讨论。按说编组不应该有什么“机关”，但因为发生了“反革命”的第六号简报，再往前看这个编组就显得大有名堂了。 

大会编组是按六个大区来编的，（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70页）由汪东兴负责的中央办公厅安排。毛、林、周等没有编组，江青“自由”，许世友、张春桥、李德生插在华东组，李先念、叶群、李作鹏插在中南组，邱会作、姚文元插在西北组，吴法宪插在西南组，陈锡联插在东北组，陈伯达、汪东兴、李雪峰插在华北组。 

一向“盯”着胖子吴法宪的汪东兴此时换了目标，“盯”上了老夫子陈伯达。陈伯达在华北组情有可原，他在中央分工华北地区。可汪东兴就奇怪了，他负责会务，想在哪个组还不是随便！为什么他哪个组也不去，却偏偏热衷于华北组？难道是吴法宪已经消化了“小灶”，而更重要的人物陈伯达还需要再添一把“柴”吗？无论如何，因为陈伯达、汪东兴的加盟，华北组在六个组中最为激烈，率先爆发了“原子弹”。 

华 北组召集人李雪峰，副组长吴德（北京）、解学恭（天津）、陈永贵（山西大寨党支部书记）、吴涛（内蒙古），郑维山（北京军区）。组员郭玉峰（中央组织 部）、刘子厚（河北）、陈毅（十大元帅之一、时任外交部长）、邝任农、彭绍辉、苏静、钱学森、吴涛、吴忠、黄作珍、杨俊生、尤太忠、刘锡昌、马福全、吕玉 兰、王国藩、李顺达、聂元梓等。大部分人发言后，陈伯达来了。主持人打断正在进行的发言，请伯达同志先讲。陈伯达也不客气，出口成章。毛主席是天才人物， 没错，马恩列斯都承认历史上有天才人物。陈伯达回忆：我属于华北组，在会上我发言除了会上记录外，也预先简单写了几句，内容已不完全记的，但天才问题是说 了的……（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着，387页） 

陈 伯达在发言中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 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下面我想讲一下关于天才的 问题。林副主席经常说，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是当代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 

陈伯达引用了林彪几段论天才的语录后，说这是多年的话了。林副主席这些话已发表了多年。但是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思想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如果大家不忘记的话，我想大家会记得，林副主席这些话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是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但 是竟有人说这些话是一个讽刺。这样的人要否定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吴法宪同志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 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了的中国人民，很快就识破了这种阴谋诡计，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 

有 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们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达 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达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 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列 宁说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 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按照列宁的说法，否认天才，就是否认领袖，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我听了林副主席的讲话，发表这样一点意 见。还有其它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说。说的不对，请大家批评。（参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 

本来张春桥就不得人心，干柴烈火，200多中央委员一下就“烧”起来了。 

陈伯达回忆：在毛主席那里开会时，江青、张春桥都没到，因为他们先向主席告状，已获得胜利，他们可不必出席，而李雪峰和我虽然出席，却是处在被告的地位。（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着，384-387页） 

陈伯达想不通，提出“揪人”的汪东兴稳坐官位，作为党内问题解决，连处分也没给，而自己却成为敌我矛盾。庐山会议结束后，李雪峰曾当面向毛泽东提出意见，结果李雪峰也被定为敌我矛盾，被开除党籍。（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着，379页） 

在华北组，汪东兴接着陈伯达发言：“我 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的讲话。林副主席的讲话是很重要的，对这次会议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光辉榜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 得高，学得好，用得好。在关键时刻，林副主席的态度是正确的。这种态度代表我们的心意，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意。我很受感动，坚决向林副主席指出 的这个方向前进，并且努力紧跟。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也同意。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 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允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林副主席昨天讲话中说， 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是在几十年斗争中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较 量 中比较出来的。这个领导地位。除极端反革命分子外，不能不承认的。林副主席还说，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取得胜 利的各种因素中的决定因素。我还记得林副主席早就说过，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我们自己。林副主席特别强调，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 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一条是《宪法》的灵魂，是30条中最重要的一条。这一条是我国革命经验中最根本的经验。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这些精辟、透彻的阐述。另有一点建议，根据中央办公厅和8341部 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有的说不当国家主席可以减少些事务，如接见外宾等，事实上凡到中国来访问 的外宾，绝大多数主席都接见了，到中国来的外宾，主席不接见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见，影响是巨大的。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8341部 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可以识破这些坏蛋（陈伯达插话，有的反 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喜欢得跳起来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把刘少奇篡夺去的权夺回来了，这个权如果再被坏蛋夺走，我们是不甘心 的。我们的权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参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 

汪东兴回忆：“当 时我的情绪比较激动，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一职的一系列指示我是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但是，我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 家主席的险恶用心。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我一听陈伯达的发言就激动起来，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没有识 破陈伯达的阴谋，也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4-45页） 

是这样吗？你汪东兴发完言，从华北组一出来，碰到了王秉璋（国防科委主任），连忙喊：“王主任，抓紧发言哟，我已经发过言了。我们就是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表明我们的态度。”汪东兴似乎还不放心“单飞”的吴法宪，立即给他打电话：“我已经发言了，你们快点发言，也叫空军、海军、总后及其它军队同志发言。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今天发言表示你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明天发言就算随大流了。” 

8月25日前，汪东兴天天与吴法宪、叶群等人通电话，他似乎特别愿意把“小道消息”告诉他们。当毛泽东一再追问第六号简报，汪东兴紧张了，立即打电话给军委办事组，暂停电话联系。（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汪东兴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于运深回忆：8月25日 下午，毛泽东震怒，突然召开会议。林彪走后叶群才知道，立即调车追。车还没停稳，叶群就急着下车，一屁股坐到地上，腿也擦伤了，庐山会议后半截她一直卧 床。叶群对林彪说，如果会上有什么情况，除了要保吴、李、邱外，千万要保汪东兴。看来叶群对汪东兴是真心实意，她感谢汪东兴给她“通风报信”。（采访林彪秘书于运深笔记，2005年10月25日）而她却没有想一想，汪东兴是个什么人物。 

因为汪东兴是毛泽东的心腹，叶群想方设法与他拉关系。汪东兴胃大出血，子女当兵，叶群都跑前跑后，汪东兴也非常感激，甚至还发几句牢骚，谁都不管他的死活，只有叶主任关心。当然他是出自真心还是姜太公钓鱼，叶群并没有分辩，因为叶群需要汪东兴的“情报”。叶群的目的很明确，她需要汪东兴源源不断地报告“小道消息”，以便掌握毛泽东的动向，别让林彪犯“错误”。林彪的原则是“紧跟”一号，而一号的很多事情叶群不可能从毛泽东嘴里往外掏，她只能“曲线救国”。庐山会议叶群之所以敢点火，就是她从汪东兴那里取来了“真经”。是有些奇怪，庐山上汪东兴走得比陈伯达远多了，而毛泽东对汪东兴没有一句责骂，却在叶群的检讨上批，爱听小道消息。可为什么不查查叶群的“小道消息”从何而来？ 

叶群哪里知道，她的一举一动早在毛泽东的视线之中，她还以为自己有多么聪明。 

杨余傅事件后，汪东兴多次把毛泽东的“小道消息”拱手送给毛家湾。邱会作回忆：汪东兴还常到三座门找我们（黄吴李邱），甚至“抓”我们到家中密谈。有一次，林立果也去了，汪东兴说，如果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批苏联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你们不要表态，因为毛主席没有表态。林立果说苏联的“司机”有什么批的，众人大笑。汪东兴说，张春桥最不是东西，又滑胆子又小，他以为巴结了江青就能接近毛主席。其实，上海“一月风暴”是主席、总理、伯达他们指挥的。张春桥想在上海搞什么卫星中心，主席没有同意。汪东兴还说，稳定全国的局势就靠军队了，你们几位老总重任在肩啊！“九大”以后，不怎么提中央文革了，这个江青、张春桥，就是念念不忘中央文革……如果张春桥能靠边站，江青也很难有什么搞头。（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王张江姚四个人中，王洪文年少幼稚，姚文元纯粹是个文人，江青呢，好事找不到她，坏事全有她的份，冲锋陷阵还可以，真正搞个“阴谋”那可就差远了。张春桥虽然也是文人，但他非常“阴”。看来只有他还拿得上台面，“九大”后毛泽东曾问林彪，总理年纪大了，你考虑过他的接班人没有？你看小张（春桥）当总理怎么样？有人曾听林立果说，毛主席问林彪，总理年龄大了，你考虑过他的接班人没有？林彪说没有。毛主席说，你看小张怎么样？林彪什么也没有说。（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16页）毛泽东还对林彪说，张春桥这个人再看他两年，两年以后我不干了，把班交给你，由你主持工作。林彪没有说话。（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303页） 

九届二中全会前，汪东兴悄悄从毛泽东办公室把张春桥当总理的文件拿给陈伯达看。这是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上海名人陈望道给中央的报告，要求让张春桥当总理。汪东兴把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文件拿给陈伯达看，是故意挑起矛盾呢，还是激将法？ 

陈望道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可非同一般。毛泽东回忆：1919年12月，我第二次到北京，热切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印象特别深刻，其中之一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本中文版，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后就没有动摇过。（斯诺着《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第一版，131页） 

8月21日 晚，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邱、李两个老总都到了（庐山），你要抓紧给他们通气，要提议设国家主席。这话汪东兴已经和程世清（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 区第一政委）说过一遍了，他又对文道宏（江西省负责人）说，你告诉程世清在会上要提设国家主席，明天委员们都到齐了，叫他告诉江西的同志们，在会上要提议 设国家主席。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是主席的谦虚嘛，那不是真的。不设国家主席，主席怎么当主席呢？8月22日一大早，文道宏悄悄告诉了程世清。（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汪东兴为什么要大肆煽动？联想庐山上，汪东兴比陈伯达活跃多了，却抢先把责任推到陈伯达身上。汪东兴从“网”里逃出来，而陈伯达却被打翻在地？汪东兴不可能身在曹营心在汉，真心投靠毛家湾。那么他是故意套近乎，摸毛家湾的底？还是有另外的背景？如果都不是，那么就是汪东兴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思。 

关于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的态度，汪东兴最清楚不过，为什么连汪东兴也受了“骗”呢？为什么他如此热烈地希望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呢？ 

毛泽东爱看历史书，城府深不可测，凡事步步为营，警觉性高，不轻易向人表露内心的情绪，也不肯轻信别人。汪东兴掌握着中央警卫团，深得毛泽东的信任。但毛泽东不会把“底”全部兜给汪东兴。对毛泽东的种种说法，汪东兴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毛泽东所有关于国家主席的谈话中，只是讲自己不当国家主席，却没有反对设国家主席。而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是好事嘛，为什么不举双手赞成？可是哪里想到，这回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反对“设”成了革命者，赞成“设”倒成了反革命。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南巡到长沙后，对我说，你在会上没有念（陈伯达编的）这个语录。还说，你发言被人利用，这是事实。在湖北（你）检讨以后，我对你比较放心了。你没有什么问题。毛泽东多次这样说，为我“解脱”。（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25页） 

据知情人说，九一三事件后有人写了揭发汪东兴的材料，材料密封后由周恩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叫来汪东兴，汪东兴吓得跪在毛泽东面前，乞求饶恕。 

吴新潮回忆：汪东兴对不起黄吴李邱，如果没有汪东兴的误导，吴法宪就不会被张春桥激怒，也不会再激怒林彪，也就没有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的讲话。我们都认为汪东兴是坏蛋，他对毛主席犯了大罪。（采访吴法宪大儿子吴新潮笔记，2006年1月3日） 

从 庐山上下来，毛泽东在从长沙到武昌的路上，问汪东兴在想什么，汪东兴说，我在想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毛泽东高兴地说，这好嘛。汪东兴说，在山上开会， 忙于会务，没有时间想自己的问题。现在有空闲了，可以好好地理理自己的思想了。毛泽东对他的态度比较满意，说这样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的心是好心。 （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59页） 汪东兴参加了华北会议，不敢自作聪明。他问毛泽东，我要不要发言？毛泽东说，你现在是明白人了，为什么不发言？汪东兴还是不放心，说我先写一个东西给您看 一看，不要又搞错了。毛泽东说不用写了，根据我与你几次谈话的情况，我看你的思想已经通了。你讲吧，讲错了，回来我们再商量，再批判嘛。说到这里，毛泽东 哈哈大笑起来。（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74页）看来，汪东兴也被蒙在鼓里，汪东兴跟随毛泽东多年，但毛泽东的心思，他始终没有捉摸透。你想，连老奸巨滑的康生都晕头转向，掉进“迷魂阵”里，更何况“晚辈”汪东兴呢。 

那么，是谁在放长线钓大鱼？汪东兴是“诱饵”吗？ 

也许毛泽东没有想到，在他死后不到一个月，一向对江青意见极大的汪东兴，在逮捕“四人帮”时起了重大作用。 

邱会作眼中的汪东兴 

九 大开幕之前，九大代表都来了不短的日子了，可是会议还没有召开，总理解释其原因是汪东兴病了。其实，九大的准备工作，主要是总理、黄永胜、张春桥和吴法宪 他们几个，汪东兴作用并不大，汪主要是联系主席那里。汪东兴病了是不是会议延迟的主要原因，我不太清楚，但他确实病了。叶群带我们去看过汪，之后叶群还叮 嘱我们再去看汪。记得我们去看汪时，他不但很感谢，而且很激动，说着说着又哭又骂，什么“过河拆桥了”，“卸磨杀驴了”，“不要我了”……， 江青没去看他，也没派人去看他；主席也没派人去看他，汪东兴有这种看法并不奇怪，那个时候一切都敏感得很哪！汪东兴在我们面前敢对主席不敬，我们是很吃惊 的，看来主席和汪东兴也有很深的私密关系，这在庐山会议上，得到了切实证明。汪东兴在杨余傅事件以后就和我们走近了，九大以后就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了。实 际上，汪东兴也是脚踩两只船，其他人屡屡翻了船，汪东兴确实踩稳了，真是技高一筹。（引自《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616页） 

早在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以后，汪东兴就和我们走近了，过去他还摆点“高高在上”的小架子，九大以后他就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了，我说的站在一起，是指对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而言的。 

1970年3月8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其主要内容是听取汪东兴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汪是专程从武汉（主席当时在武汉）赶回来的。汪说：“毛主席考虑要开四届人大了，请总理和政治局的同志们研究一下，九大召开一年了，斗批改正在进行，有些政府机构可以考虑边整改边恢复。主席还说，战备问题也要研究一下。……” 

接着汪东兴还是说主席的指示：“召开人大就有一个修改宪法的问题，可以成立一个修改宪法的小组。这里必然涉及到国家主席的问题，国家主席要不要，我的意见是不要。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我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那么谁来当呢，只有林彪同志来当。”主席要改变国家体制，而且是和全世界都不同的国家体制，这么大的事先没有和林彪、周总理商量，更没有让政治局拿出几个方案，供他决断。 

我清楚地记得，在汪东兴说“不设国家主席”的时候，总理有点愕然，他抬头看了一下汪；当汪说到“只有林彪同志来当”的时候，总理看上去有些欣慰的样子。我当时的认识是：主席对林彪这个接班人很关心，很周到。其实，我的想法和主席的打算相差十万八千里。散会时，汪还真有些余兴未尽的样子，对着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我说：“走走走，时间还早，到我那里再坐坐。”我们都欣然同意了。 

在汪东兴家里，大家开始也是扯乱谈。后来，吴法宪又请汪去核实刚才在会上讲的“要设国家主席，毛不当，要林彪来当” 的话，汪东兴很认真地又重复了一遍，听后大家都很高兴。我们要起身走时，汪说：“不要着急，搞点东西来吃。”不一会，工作人员端上两盘子红薯，吴胖子和叶群吃了，我没有吃。我说：“我一看见红薯胃里就反酸水，给我们吃碗面条也好。”汪说：“你尝尝就知道了，甜得很。” 

3月8号 的政治局会议以后，立即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小组负责修改宪法，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一个小组负责组织会议的工作，由总 理、黄永胜、张春桥、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由总理抓总。因为我当时主管援越、援阿（尔巴尼亚）、援罗（马尼亚）的具体工作，任务很重，两个小组的工作我都 没有参加。 

3月中旬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问题，主要是确定参加会议的人员，同时也讨论了修改宪法工作小组请示的几个问题。讨论的都是一般性的问题，比如新的宪法要比1954年的宪法大大压缩，要短。并且要求修改宪法工作小组月底要拿出草稿来。会上没有讨论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更没有要讨论谁当国家主席。 

林彪知道了毛主席的意见后，立即表示：我认为国家主席还是要设，并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让秘书给毛主席那里打了电话，但主席并没有正面表态，只让秘书打电话问候林彪。4月11日，由林彪口述，秘书记录后向政治局提出了他的三条意见：“1、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2、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问题都不大。3、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职务。” 

3月8日， 汪东兴传达的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政治局一致同意了，这种同意是拥护毛主席的惯性，大家并没有深想。现在林彪的意见来了，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唸了， 大家又都同意林彪设国家主席并由主席来担任的意见，包括江青在内。我现在都认为，林彪的意见是正确的、中肯的，是维护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也是对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不妥想法敢于提出自己不同意见的，在“国家主席”的 问题上，不是毛、林之间有什么分歧，而是毛和大家的意见相左，林和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现在想看来，林彪很快就提出自己的意见，是他知道毛提出让他当国家 主席未必是真心，就像开九大时主席让林当大会主席团主席是一个样的，林考虑问题是深思熟虑的，他不愿让主席牵着鼻子走，更何况林的身体根本当不了国家主 席。 

邱会作眼中的“国家主席” 

主席很快就对林的建议（政治局同意林彪意见的报告）作了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是设国家主席这个体制不妥呢，还是让他当国家主席的建议不妥，主席自己也没讲清楚。 

叶群告诉我们，林提出三条意见后，大概是4月25号， 主席在路过苏州时，林和叶还到专列上去看了主席，让主席住下，并给主席腾出了林住的南园宾馆的房子，主席说不住了。他们交谈得很好，主席还对林说起黄、 吴、李、邱，并大加赞扬说：我就是信任这几个跟我南征北战的红小鬼。那天正好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叶群让主席听了人造卫星上的《东方红》乐曲录音， 毛主席很高兴。他们之间没有再提起有关国家主席的事。既然毛不同意林的意见，当面却不说。 

可 是，时隔不久，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主席还讲了一个典故，大意是：三国时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想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 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主席讲完以后大家都笑了，我当时的理解，一是主席很谦虚，二是主席虽然又上了一线，但他还是不想当国家主席，不想当 国家主席的原因是不愿管具体事务，愿意多考虑重大问题，具体工作由林彪和总理担起来，一个当国家主席，一个当总理。现在想起来，我的意见真是幼稚可笑。其 实主席讲的这个典故，还是说他不当国家主席，并没有说不设国家主席。我清楚地记得，主席虽然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但后来主席也说过，叫董老 当，叫陈永贵当，叫工农兵当等等。不设怎么当呢？！总之，在设国家 主席的问题上，主席的态度也是多次反复的。 

5月中旬，军委办事组去向林彪汇报工作，当扯到国家主席问题时，林彪说得非常中肯，他说：“国家主席还是要设的，但只能主席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没有国家元首是不成的，名不正，言不顺嘛。”我们提到毛主席的意思是林彪可以当国家主席时，林彪立即说；“这种话你们不能在我这里说！我不能当这个主席，你们以后也不要再提，还是我们的毛主席来当。我身体不好，出个门都要下好大的决心，如设副主席我也不能当。” 

当时我们几个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根本没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事，虽然，此期间主席也提出过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但我们并没有认识到主席的心思，汪东兴3月8号 的话给我们印象很深，谁当国家主席也没感到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毛主席当很正常，毛主席不当也没少了什么；毛主席不当，由林彪来当也很正常，也没觉得林多了 什么，因此主席怎么说都认为是他的谦虚。林彪则不然，主席的心思林彪很快就明白了，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主要是不想让林彪当，不设国家主席目的就是不给林 彪留位子。…… 

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看得最清楚，他只提了一次建议，以后再也没有发表意见。关于建议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几次都是来自下面，如3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如在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如7月中旬的宪法修改小组全体会议。我认为总理和康生也看清了，但他们为了国家体制不要搞得太扭曲，因此在庐山，8月22日 的常委会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还是又一次提出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 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 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陈伯达讲后，林彪只是附和他们，并没有发表具体意见。可以看出，后来扣在我们头上的“设国家主席是反动的政治纲领”，这个“政治纲领”，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林彪四个常委都拥护。 

毛主席在会上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主 席最后的结论，还是不当国家主席，对不设国家主席没有定论，不过主席不愿意要国家主席，谁还敢要。林彪并没有出来劝几个常委来维护主席的意见，因此主席早 就不高兴了。即便是这样，在当晚传达常委会精神的时候，总理仍没有传达主席不同意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康生是更能揣摩主席的，但他在开幕式上，又提设国家主 席，并建议毛主席当主席，他竟然还说：“如果毛主席不当，请林彪当国家主席。” 

邱会作回忆：林彪同意设国家主席，全国基层同意设国家主席，几个常委都同意设国家主席，全党全国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从国家体制去考虑，建议设国家主席。只有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虽然他说是为改变国家体制，实际上主席的目的就是不想让林彪当。也许毛主席把“国家主席问题”和接班人问题连在一起去考虑了。毛主席从七大开始就考虑接班人，立了刘少奇，几年后毛主席就对刘不满，因高岗问题，刘少奇躲过一劫，“文革”重新算账，给刘戴了“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死于非命；林彪跟随毛主席几十年，九大刚立为接班人，只一年工夫，主席又不放心，又不满意。其实，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主席立林为接班人，林彪不想当，打了报告，主席硬是让他当。林不会觊觎国家主席这个虚职，去抢一张空头支票干什么？！如果国家主席是有实权的职务，毛主席是绝对不会放过的。可是，毛主席在1971年8月南巡时却说，“有人看我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九一三”以后，主席又说，“设国家主席是他们的政治纲领”，这就是毛主席不实事求是了。 

至于“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这句话本来是汪东兴说的，这本是一句很普通的话，但为了“说明”林彪有野心，就去搞吴法宪，结果吴胖子被迫把“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说成是叶群说的了。吴法宪乱说一顿，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也给林、叶栽了赃。“九一三” 之 后，毛主席就是利用吴的这句假话，发出多个中央文件。庐山会议本来是几乎全体的中央委员对江青一伙的不满，由此引发出对文革的不满。结果毛主席却说成林彪 有野心，想当国家主席，黄、吴、李、邱和军队干部就是为了林彪的野心，才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其实，我们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几乎没提国家主席。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根本没有提“国家主席”，毛主席对我们的“政治纲领”都不批判，不是没有批到点子上吗！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我们军委办事组的黄、吴、叶、李、邱几个人都做了检讨。在我们的检讨中，根本没有检讨“设国家主席”问题。试想，如果“设国家主席”是我们的“政治纲领”，我们不针对自己的政治纲领来写检讨，能行吗？！主席那里能过关吗？对于我们的检讨，主席批示“很好”，有了批示，都过了关，主席还接见了我们并风趣地谈了话。“九一三”之后，毛主席说我们是“反党集团”，“称天才”是我们的“理论纲领”，“设国家主席”是我们的“政治纲领”，都不是实事求是的。 

关 于国家主席问题，过去是以主席的错误为正确的标杆，现在国家主席早恢复了，杨尚昆、李先念几任国家主席都当了，但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他们还是误导人们去 想：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提议设，因此林反对毛主席，林错了，甚至是有野心。为什么不反过来想，毛为了不让林当国家主席，竟提出不设，破坏国家原有 的体制，也不让林当。其实，林并不想要国家主席这个虚职，但林希望维护国家体制。（引自《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675-680页） 

汪东兴写的一本书，叫做《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主要是讲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直到“九一三”这 段时间的事情，可以说汪嘴里吐出来的东西，在关键的问题上都是假话。其实，毛、林交恶造成的悲剧，汪东兴是要负重要责任的；在当时恶劣、复杂的政治环境 下，总理、黄永胜、李先念和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也包括汪东兴在内，这些当时在台上工作的同志与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那些人的斗争，很多是 在原则问题上不可调和的斗争，这些斗争在思想基础上，和所谓的“二月逆流”是 一个样子的，那就是：拥护毛主席，不理解文革，厌恶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这些中央文革的家伙。而且这些斗争和矛盾，很多缘由都和汪东兴有直接关系，汪东兴 不能实事求是地讲清事情的本来面目，口口声声是维护毛主席，实际上是用假话保护他自己（引自《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683-684页）。 

8月22日晚，政治局召开会议，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关于九届二中全会明天下午举行开幕式。总理讲完后，让汪东兴补充。 

汪东兴说：“我首先声明，我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列席了中央常委会。主席在会上谈的问题，我做点补充传达。主席说：‘九大以后，有的人在后面搞了一些活动，这些都是见不得人的事。那些事也搞到总理和伯达同志头上去了（指5月17日，江青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的事）。这些事，在中央全会上应当讲清楚，这对党的团结是有利的。’主席还说：‘最好再讲讲形势，套路的话人家不爱听。’并且对林副主席、周总理说：你们谁来讲一讲？’总理立即谦让的推举：‘请林副主席来讲吧。’主席又说：‘可以把问题讲的宽一点。’”汪东兴平时还是一个挺严谨的人，今天的确比较随意，也许他有意找机会抨击江青，出江青的洋相。他在补充中说的内容，总理都没有讲到，汪东兴竟然敢“补充”出来。当时康生就很生气，胡子翘得老高。散会后，康生走过汪东兴身边时说：“革命这么多年，还是个警卫员的水平。”我 看当时汪东兴样子，有些不以为然。后来，陈伯达下台之后，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以乱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指责了汪东兴。汪东兴这个人过去黄、吴、李都不了解他。 我跟他打交道较多，不过都是些具体事务，对他也不很了解，我认为这个人的主要特点有两个：一是装腔作势；二是肚子里事不少。至于他的办事能力，康生说他只 是个“警卫员的水平”，当然有点挖苦人，汪还是有能力的（引自《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690-691页）。 

汪东兴的表现真正是“汪东兴一声炮响，给全会送来了假毛泽东思想”。 真正起到了轰动效应！！也把大家害得很苦。凭良心说，庐山会议，汪东兴、叶群关系最密切，在会上态度最积极，调子最高。吴、李和我及部队的同志，如许世 友、韩先楚、杨得志等调子也高，但与叶群、汪东兴相比有差距。是主席自己没搞清问题，上了汪东兴的当，把事情搞乱了。主席在处理庐山问题时，把吴、李和我 装进去，把汪东兴拉出来，名义上把矛头指向陈伯达，实际上指向林彪。结果把最大的起哄者汪东兴给“漏”掉了，汪东兴和叶群的关系也没有搞清楚，叶群和林彪的关系也没搞正确。……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为什么那样积极，把我们引入“泥潭”。究竟是毛主席授意的，还是汪自己所为，我就百思不解了。也就是说，没有“设国家主席”，没有林彪坚持“天才的观点”，没有陈伯达搞得“称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就不拿掉林彪了吗？ 

邱会作回忆：我跟汪东兴的关系一直都是工作关系，平时接触也不多。1968年“杨余傅事件”以后，汪东兴和军委办事组的来往越来越密切，九大以后汪东兴就主动向军委办事组靠拢，经常和我们一起吹牛皮，有关主席和江青的关系，都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吴法宪经常问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主席和江青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汪东兴和江青关系不好，他每次都说：“完全是两回事！”其实，主席和江青关系很深，毛泽东从来就没有真正批评过江青，更没有想过要打倒江青。留心历史的人就会发现，毛泽东每次讲批判江青的“坏话”，都未必是动真格的，“二月逆流”如此，林彪如此，后来对邓小平也如此。 

汪的目的是想让我们冲在前面和江青斗。 

汪还多次以透露毛，江之间隐私的第一手材料来巴结黄、吴、李和我。有一次，汪东兴从东北出差回来，还没有休息，就把黄、吴、李和我请到汪东兴家里来“吹牛”、“侃大山”， 一侃就侃到第二天天亮。汪东兴说：江青做了妇科手术后就很少和主席在一起，后来就根本不在一起了。江青经常气主席，主席几次外出都是掉着眼泪离开北京的。 不过主席也有不方便之处，其实就是有短处，所以江青有些要求、有些提议，主席有些是反对的，有些也只好默认了。比如，江青要反田汉、周扬、夏衍、阳翰笙四 条汉子，这本是江青的私心，但主席还是同意了。江青又在主席面前提出要批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席未置可否。汪东兴说：如果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批车 尔尼雪夫斯基，你们不要表态。汪东兴说：张春桥最不是东西，他以为巴结上江青就能接近毛主席。上海“一月风暴”是主席、总理、伯达他们指挥的，张春桥既滑头胆子又小。张想在上海搞什么卫星中心，主席没有同意。汪东兴还说，稳定全国的局势就靠军队了，你们几位老总是重任在肩啊！九大以后，不怎么提中央文革了，这个江青、张春桥，就是念念不忘 中央文革……如果张春桥靠边站了，江青也很难有什么搞头。 

汪东兴在庐山的表现是怎样的呢？ 

1、开幕式后他就告诉吴、叶、李和我以及陈伯达，主席说对张春桥“可以讲，但不要点名”。这样，使大家增强了对张春桥、江青一伙斗争的决心。 

2、为陈伯达印马列称天才的语录，陈叫他印五份给常委做参考，汪自行印了20份，首先发给了吴、叶、李和我，并沾沾自喜地说：“近水楼台先得月。” 

3、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是全会调门最高的。一、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8341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二、在华北组的会上，汪东兴很严肃地说：“我们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他对问题发觉得早，挺身而出捍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不然问题可就严重了，我们再也不能糊里糊涂的了。” 汪东兴的话等于告诉大家，有人在反对毛主席，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不是泛泛地在讲有人反对毛主席，而是有所指的，挑动大家起来斗争。三、当有人问汪东兴，有人反对毛主席当主席，这个情况毛主席知道吗？汪东兴说：“当然知道，不过主席不让点名。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了：现在是笔杆子压枪杆子，压得很厉害呀!”汪东兴说是不点名，实际上已经等于点了名，大家都知道“笔杆子”指什么，指谁！中央全会就那么二百多人，汪的讲话很快大家都知道了，难怪毛主席说华北组的简报是反革命的简报，把大家都煽动起来了。 

4、汪东兴开会前，就给吴法宪打电话，叫吴、李和我发言，还叫吴、李和我鼓动各自所在单位的中委发言，汪还强调说：“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今天发言是旗帜鲜明，明天就是随大流了。”24日晚上，汪东兴还亲自给我和李作鹏打了电话，汪几乎逢熟人便如此鼓动。 

5、抢先出华北组简报。 

6、“风云突变”以后，汪东兴欺上瞒下，推卸责任，陷害别人，对陈伯达尤甚。 

汪东兴的表现真正是“汪东兴一声炮响，给全会送来了假毛泽东思想”。 真正起到了轰动效应！！也把大家害得很苦。凭良心说，庐山会议，汪东兴、叶群关系最密切，在会上态度最积极，调子最高。吴、李和我及部队的同志，如许世 友、韩先楚、杨得志等调子也高，但与叶群、汪东兴相比有差距。是主席自己没搞清问题，上了汪东兴的当，把事情搞乱了。主席在处理庐山问题时，把吴、李和我 装进去，把汪东兴拉出来，名义上把矛头指向陈伯达，实际上指向林彪。结果把最大的起哄者汪东兴给“漏”掉了，汪东兴和叶群的关系也没有搞清楚，叶群和林彪的关系也没搞正确。 

这里也要指出，六号简报被毛主席扣上反革命简报的帽子，可是反革命的帽子没有给汪东兴戴上，汪东兴敢做不敢当，不但推卸责任，还陷害别人。关于六号简报，毛主席也在帮汪东兴贼喊捉贼。 

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为什么那样积极，把我们引入“泥潭”。究竟是毛主席授意的，还是汪自己所为，我就百思不解了。也就是说，没有“设国家主席”，没有林彪坚持“天才的观点”，没有陈伯达搞得“称天才的语录”， 毛主席就不拿掉林彪了吗（《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726-727页）！？ 

第二章 第六号简报 

华北组首先“跳”起来了 

宋双来回忆：开幕式上大家看见毛主席不耐烦地宣布散会，都如同坠入五里雾中。各种猜测，是谁否认毛主席的地位？是谁不承认毛主席是天才？林彪提出的国家元首是过去的提法，是否国家体制要改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8月24日上午休会，我问李雪峰，他也不清楚，说看看再说。（采访中将宋双来笔记，1996年10月23日） 

陈伯达的福建口音极重，本来就很难懂，再加上他并没有直说，华北组在座的人大都半信半疑。可是在毛泽东身边深得毛泽东信任的汪东兴一说，就大不一样了。3月下旬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与7月 下旬接到中央征求宪法修改草案的意见通知时，两次听到的都是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建议，都是毛主席在外地让汪东兴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的，所 以汪东兴违背常情的发言，加上他的特殊身份，使他的话被认为肯定有来头。原来的疑惑、猜测统统都没有了，以为摸到了底。（参见《陈先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 社，1999年3月第一版，457页） 

郑 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回忆：听了陈伯达的话，尤其是听汪东兴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大家都很气愤。听完林彪录音后，我对陈先瑞（北京军区第二政委）说，不是 传达不设国家主席了吗？怎么又要设了？这是怎么回事？要我看，当国家主席，除了毛主席，谁也不行。（采访中将郑维山笔记，1997年6月10日） 

林 彪讲话得到绝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欢迎，除十几个人没有明确表态外，都一致拥护林彪的讲话，拥护设国家主席。很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的省、市、自 治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林彪，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董必武、李富春、蔡畅等老一辈革命家也签了名。（参见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34页） 

宋双来回忆：记得汪东兴刚发完言，一位要去“三北”开 战备会议的老同志立即要求发言，他说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重大原则问题面前，我们决不能含糊，我先表个态，对于反对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 当揪出来示众，应当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我完全拥护东兴同志的发言，强烈要求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担任副主席。此后的发言都集中在 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主席，林彪当副主席，（揪）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采访中将宋双来笔记，1996年10月23日） 

除召集人李雪峰和副组长吴德、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等极少数人，几乎所有的华北组成员都被煽动起来。刘锡昌、郑维山、郭玉峰、聂元梓、刘子厚、马福全、钱学森、邝任农、吴涛、吴忠、尤太忠、彭绍辉、陈毅等13人发了言，都说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毛泽东的威信那么高，居然还有人胆敢反对？谁不旗帜鲜明呢？ 

“火”就这样烧起来了。 

8月25日上午继续分组开会，这时华北组的发言都集中到有人反对毛泽东的问题上，军队的中央委员们更是激动。历次会议陈毅都在华东组，被戴上“二月逆流”的帽子，尤其是“九大”会上，把他批得“体无完肤”。这次开会，陈毅向周恩来提出换一个组，于是被安排到华北组。陈毅说以前我“错”了，这回我非跟上不可。他听了林彪的讲话，以为林彪是代表中共中央。再怎么说，林彪毕竟打过一些好仗，出生入死，为革命立过功勋。你张春桥这些阴谋家算什么东西！（参见《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617页）所以他第一个发言，表示完全同意伯达同志的发言。没想到又陷进“二陈合流”（陈伯达、陈毅）。（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着，377页） 

华 北组包括钱学森都表示拥护，没有谁不拥护。钱学森首先建议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的条款。接着汪东兴建议《宪法》 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衷心赞成。马福全说，我们河北省广大群众在讨论《宪法》时，一致认为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 利，只有林副主席，才能百分之百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我代表河北省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要求《宪法》上写 上。这段话成了第六号简报最后一段。 

陈毅说，我到石家庄后，没有看到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文件。据我所知，毛主席不愿当国家主席，如果他改变了初衷，愿意当国家主席，我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讲到毛主席的天才，我谈谈自己一贯对毛主席的看法。从1927年 认识毛主席起，我犯过错误，反对过毛主席。后来我发现毛主席在革命实践中经过锻炼，领导中国革命确实有天才，因此我决心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天才这个解释， 主要是从实践中经过锻炼，锻炼了人的才能，这样解释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毛主席是天才，是经过几十年锻炼出来的天才。 现在有人否认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这个问题不简单，我陈毅一听就知道有人反毛主席了。在“文化大革命”四 年之后发表这样的言论，是一种罪恶，不管他是公开的，还是背后讲的。说这种话的人是反革命，是帝修反的走狗。这种人应该开除党籍，交群众批判。他们是什么 居心？用心何在？不能不引起我的义愤。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我愿站在林副主席这一方面参加战斗。别以为我靠边站我就不能保卫毛主席，不论在什 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这次我可要坚决与他们（引者注：指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斗！他们已把我打到阴 沟里，我还是要努力和他们斗！（参见《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617页） 

有人当场批陈毅，你还有资格讲话？ 

陈毅说，我怎么没有资格讲话？我没有保卫毛主席的资格了？ 

所以陈毅又第二次发言。陈毅的话被概括成一句话收进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说陈毅同志做了拥护陈伯达意见的发言。（参见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见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1995年12月第一版，130页） 

华 北组包括钱学森都表示拥护，没有谁不拥护。钱学森首先建议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的条款。接着汪东兴建议《宪法》 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衷心赞成。马福全说，我们河北省广大群众在讨论《宪法》时，一致认为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 利，只有林副主席，才能百分之百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我代表河北省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要求《宪法》上写 上。这段话成了第六号简报最后一段。 

宋双来回忆：虽然“闹”得很凶，但主持会议的李雪峰始终没有表态。有一位中央委员说，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不明确表态好不好？李雪峰笑笑，想不清楚啊，怎么表态？当天晚上和8月25日的讨论，李雪峰仍然没有个人发言。受他的影响，在会议前期，到口的话我也咽到肚子里，没发一次言。由此多年来，我怎么也想不通，雪峰同志当时那样的态度，怎么会与反党篡权联系在一起呢？（采访中将宋双来笔记，1996年10月23日） 

8月25日 下午，李雪峰接到通知到毛泽东那里开会，华北组的会议由副组长吴德继续主持。河北省四名劳动模范（候补中央委员）先后发言，口径一致，对《宪法》不设国家 主席提出质疑，认为《宪法》起草委员会有问题，还点了康生的名。几名工人（中央委员）也要表态，吴德说，这个态度你们怎么表？假如问题涉及中央的负责人， 按照党的原则，应该先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就在庐山啊。吴德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说你为什么不在会上反驳，吴德说他不了解情况，不好发言。周恩来说，不是很 好讲嘛，你们反对《宪法》起草委员会，主任是毛主席，副主任是林彪，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参见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见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 月1966-1976》，1995年12月第一版，130页） 

吴德和陈一夫商量，由陈一夫执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反映聂元梓到处串连，“揪”所谓反对毛主席的人，会议有些不正常，请示总理以后的会议怎么开下去。周恩来将信批转政治局传阅。并指示吴德组织批判聂元梓。（参见曲爱国着《百战将星吴忠少将》，2005年5月第一版，367-368页） 后来吴德对吴忠讲，那一次，我们冒了很大的风险，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都看了我的信，毛、林圈阅，林彪如果不垮台，我们的后果不堪设想，恐怕丢乌纱帽都是 小事。吴忠说，既然敢向中央反映情况，坐牢都不怕，摘了乌纱帽不算什么。（参见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见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1995年12月第一版，130页）或许是此举得到毛泽东的充分信任，所以毛泽东南巡回到北京，在丰台召见的四个人中，有吴德、吴忠。 

8月25日 晚，吴德正在看电影，周恩来派人把他叫去，说他的那封信已经在政治局传阅了，要他组织代表中的工人同志开个会，批评聂元梓，解决她的串连问题。会后吴德把 批评聂元梓的会议情况，手写了一份简报，交给周恩来。吴德请示会如何再开下去，周恩来让他照原计划继续开，这说明周恩来也不了解内幕。从庐山回到北京不 久，周恩来把吴德找去，叫他把写给他的信和那份批评聂元梓的简报处理掉。（参见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见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1995年12月第一版，130-131页） 

关于“聂元梓庐山串连”的事情传得很广，但聂元梓却是另一种说法。 

周恩来点名让聂元梓参加“九大”，因为这时还需要“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发起人，不选上聂元梓，怎么向毛泽东交代，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这让一直隔离审查的聂元梓心存感激。到九届二中全会，聂元梓的处境更加困难。看来她的心情与陈毅差不多，生怕犯错误。陈毅在华北组会议上“紧跟”， 而聂元梓自己说，不管会上会下我都没有说话，不知为什么又把我揪出来批。在九届二中全会结束的一次大会上，周恩来批评有的人不了解情况，就乱表态，还有咱 们的中央候补中央委员聂元梓同志也在下边搞串连等。这是谁向周总理向汇报的呢？我真是有口难辩。（参见《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第一版，319-328页） 

现在看这件事，是有点小题大做。但在当时，“串连”可不是小事！ 

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 

8月25日一大早，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印发。 

毛泽东南巡时说，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编选《“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1988年10月，556页） 

简报说：华北组24日上、下午讨论了林副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出席了下午的小组会，都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 今天，党内还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 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批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大家认为，不能让妄图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主席的阴谋得逞，不能把减少毛主席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作为借口，实际上现在绝大多数外宾，毛主席都接见，几乎到中国的外宾都是毛主席不见不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不是一样在接见外宾吗！ 

简报还提出，大家衷心赞成小组会上有人提出的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这一章的建议。（参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 

8月25日 一大早，华北组的第六号简报发到各组，整个会议的气氛紧张起来。坚持设国家主席、叫嚷揪人的呼声更高更急，几乎一边倒。各组都要求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 攻击矛头明显指向了张春桥。有的大组通过决议，《宪法》草案一定要写上设国家主席，一定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8页） 

汪东兴回忆：第六号简报反映陈伯达讲话的内容不多，却把别人发言的内容与我发言的内容混在一起，以我的名义大量刊登出来。这个简报在印前没有给我看，印发后显然产生了极不良的影响。（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5页） 

陈伯达回忆：我去参加华北组的讨论，对林彪讲话表示了拥护。小组把我说的，也有别人说的，做成了简报，对所指的人没有明言。实际上，我和汪东兴的发言是针对张春桥的。这个简报在发出之前，我没有看过，更没有修改过，但我是有责任的。（陈晓农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36页） 

陈伯达再三请求毛泽东和中央宽大一些。他几次打电话求见，毛泽东不是有事，就是已经休息。康生也不接电话。陈伯达无奈，打电话给周恩来，秘书让他稍等，周恩来接电话了，说本来事情或许还可能缓和，汪东兴把那个“语录”一交出去，就没有办法了。周恩来说话的语气还是往常一样亲切，这让落难的陈伯达终生难忘。（陈晓农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24页） 

9月23日，陈伯达写信给毛泽东，检讨自己在庐山会议上所犯的罪过，要求给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但是陈伯达实在搞不清为什么要把他揪出来，也搞不清庐山会议有什么不正常。要说不正常，就是汪东兴说“揪人”，说的不是时候，可是汪东兴又没事。 

陈伯达回忆：“华北组简报惹了大祸，我想是其中有类似‘把人揪出来’的 句子。事情是自然发生的，也是偶然的，却不是预谋。《宪法》草案允许讨论，党章规定党员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发表意见。谁也没想到，天才问题不能讨论，设不设 国家主席的问题也不能讨论。会议惟一的出格是有人要揪张春桥，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李雪峰同志和华北组其它同志说的，如果我的记忆不错，好像是汪东兴说 的。”（《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第一版，118页） 

汪东兴回忆：“吃 午饭时，毛主席叫人通知我去，问我看到第六号简报了没有？我说刚看到，我是在来的路上才看到的。毛主席说，他们（注：江、张、姚）已经来过了，他们说第六 号简报影响很大。你汪东兴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我说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 家主席就欢喜地跳起来，我很气愤（作者注：这句话是在汪东兴发言快结束时陈伯达才说的）。毛主席严肃地说，那就让他们去高兴吧。我说在群众讨论修改《宪 法》时，大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毛主席严厉地说，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谈 完话，已经14点，毛主席要我马上通知政治局常委及委员15点到牯岭毛主席办公处开会。我通知了林、周、陈、康，其它政治局委员由中央办公厅通知。”（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5-46页） 

毛泽东震怒后，华北组忙着开会批判“陈陈”（陈伯达、陈毅），陈伯达把责任往陈毅身上推。中央委员苏静为陈毅打抱不平，觉得陈伯达这样做不合适，好汉做事好汉当，干嘛看风使舵？苏静说：“你们传达要设国家主席，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等一大套，陈毅站起来支持怎么就变成他的了？陈毅也是受了你的骗。” 

事态变成了这样，陈毅这回再不敢说话，听着苏静替他辩护。 

康生知道陈毅的发言，说“二月逆流”和“八月逆流”汇合。 

其实苏静不知道庐山会议要打倒陈伯达，也没有谁事先通气，只是余秋里和李先念对苏静说，现在山上比较复杂，你们不要乱走，一乱串门子就成问题，搞不好就……因为这时苏静已经从总参军务部到国家计委，算国务院 所属的中央委员，所以才被管国务院工作的余秋里和李先念善意提醒。 

在华北组会议上，有的代表发言不同。代表民航的一位中央委员没批陈伯达，以后单位还专门批他为什么不批陈伯达？不过还好，没把他打倒。 

苏静说，当时大家都想不通，下庐山后好长时间也搞不懂，但毛主席已经说华北组简报是“反革命”简报了，谁也不敢再说什么。 

周恩来说，整个华北组会议，毛主席虽然没有来，但洞察一切。（采访中将苏静笔记，1999年11月24日） 

此时，陈毅再没有“文革”初的勇气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毅就不满，大会小会公开批评。陈毅说：又是一次整人的会哟！上一次整了罗长子，这次又整彭真，下次还不知道轮到谁头上。1966年8月23日在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会上，中央文革逼刘少奇到清华大学向学生交代问题，谁也不说话。陈毅站起来，表示不同意。刘少奇都表态同意去了，陈毅仍说他不赞成这样做。1966年7、8、9三个月，陈毅在大会小会讲话30多次，主旨都是反对动乱。他说，鼓动大乱，这是一着危险的棋哟！（参见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86-90页） 

陈毅的话说得非常狠，以致被造反派揪斗，下不了台。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时，挽着陈毅的胳膊照了相，并握着陈毅的手说，陈老总，我保你。（《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596页） 

毛泽东为什么要保陈毅？毛泽东在南巡时说，1929年10月初召开的中共第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他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陈毅在6月22日红四军“七大”当选为前委书记，他根据周恩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多次的谈话，起草了“九月来信”（注：该信全文刊登在《中共中央档选集》第五册第473-490页），肯定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正确主张，明确指示，“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12月28日，红四军“九大”，纠正了党内的错误思想，最后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扭转了毛泽东遭排挤的局面。毛泽东对汪东兴说，陈毅敢于改正错误，敢把中央的意见原原本本地传达，陈毅同志是个襟怀坦白的人，错误是有，但是个好同志。（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89-90页）难怪“文化大革命”中盛传批斗陈毅时，陈毅说打开《毛主席语录》271页（注《毛主席语录》只有270页）：陈毅是个好同志。（采访江青秘书阎长贵笔记，2005年12月27日） 

毛泽东对陈毅的态度是“一批二保”，（参见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121页）但前提是要看陈毅的态度。在周恩来劝说下，1967年1月24日下午，陈毅不得不违心在人民大会堂群众大会上做检查，检查稿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定稿。因为这是第一位副总理被“解放”，周恩来显得兴致勃勃。他拉上陈毅，到人民大会堂的各厅与学生见面。（《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605页） 

检查是检查了，但陈毅心里并不服气。 

陈毅向中央文革小组开炮，说“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大的逼供信。 

“二月逆流”前四天，1967年2月12日，陈毅在机场贵宾室等候外宾，说了一通气话，……逼着我做检查，我还不认为我全错了。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大会，就是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我要有罪，还当外交部长？不要太猖狂了，太猖狂了没有好下场！（参见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94页） 

接着，陈毅向中央文革小组开炮，说“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大的逼供信。 

2月19日 凌晨，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没让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参加。毛泽东大发雷霆，严厉批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对陈毅批 得最厉害。毛泽东说，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 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 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毛泽东退场后，会议决定要陈毅等人请假检讨。（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129页） 

2月25日至3月18日，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开了七次政治生活会，康生、江青（注：江青是否参加生活会，现在说法不一。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1483页，提到江青参加了会议；而据时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考证：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周恩来传》960页，没提江青；关锋告诉我，江青没参加，由他和王力向江青汇报。）等给陈毅扣了很多大帽子。终于结束时，陈毅对两位秘书说，这几天开会就像红卫兵批斗干部一样，只是挨批，不容许解释和回答问题，最后定性了。40年前的3月18日，我参加游行反对北洋军阀，差点被打死。没想到参加革命40年后的今天又挨批斗，3月18日真是个黑暗的日子。（《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611页） 

陈毅给毛泽东写信，想向毛泽东解释，但遭到毛泽东的拒绝。（参见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98页） 

3月18日早晨，中南海附近出现打倒陈毅的大字报。 

3月20日，江青在审查电影《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下令剪去陈毅的镜头。（参见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102页） 

江青在“打”陈毅的同时，也在“拉”。阎长贵回忆：4月中旬，江青把她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稿，送给陈毅看，请他批评。江青对我说，陈毅还是要争取的。陈毅很快把讲话稿退回，批了一句，讲得很好。（采访阎长贵笔记，2005年12月24日） 

五一节，所有被戴上“二月逆流”帽子的老同志都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来到被称作五一团结会的会场。（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961页） 

但是，陈毅的厄运并没有过去。5月12日，外交部要揪斗陈毅，周恩来紧急召集会议，说“揪”陈毅中央不同意，打倒陈毅的口号不能强加给中央，也不能强加给我。陈毅还没有罢官，还在参加外事活动，不能采取“揪人”的办法，有错误可以批判，但“揪人”不行。（参见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114页） 

8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阿尔巴尼亚专家时说，我赞成打倒陈毅的口号。我对陈毅也没有办法，就是要红卫兵给点压力，……将来保陈毅也要靠红卫兵。（参见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60页） 

8 月， 批判陈毅的大会小会开了八次。人民大会堂还开了两次批判陈毅的大会，根据事前协议，不要陈毅当场回答问题，但有的发言者仍然质问，陈毅说，我犯了严重的政 治错误，向毛主席，向林副主席，向中央文革，向周总理，向无产阶级革命群众认罪！（参见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180-184页） 

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九届二中全会，陈毅都一再成为“靶子”。 

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如果不参加，我看是个缺点。陈毅同志，你就以那个“右”的一方面的资格，以这个身分来参加“九大”。（参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168页） 

3月下旬，陈毅才接到中共上海市委给他的参加“九大”的通知。通知很不客气，说上海市党员一致推举你为“右派代表”参加“九大”。（参见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265页） 

“九大”主席台上，左侧是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陈毅坐在主席台右侧。他照例被编在华东组，这个组有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张春桥在“九大”前就搜集陈毅的材料，从1953年至1966年陈毅在上海、北京做的各种报告、讲话以及接待外宾的谈话，编成《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印发“九大”的上海代表，还布置分头准备，从不同角度对陈毅进行大批判。（参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172-173页） 

第一次小组会，陈毅说我是犯了错误的，承蒙上海党选举我为代表，我一定听取大家的意见，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有人马上指责他分裂党，中国共产党没有上海党、北京党，你说是上海党选你为代表，是企图分裂中国共产党。第二天华东小组会翻出40年前的老账，1929年陈毅在红四军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指责陈毅一贯反对毛主席。陈毅说，这个问题中央早做过结论，我同主席之间的隔阂已经消除。代表就起哄吼叫，七嘴八舌围攻陈毅。（参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174-181页） 

大会虽然选举陈毅为中央委员，但排除在中央政治局外。虽然中央军委常委还有陈毅的名，但中央军委常委本身已经有名无实，杨余傅事件后被军委办事组代替。“九大”以后，陈毅外交部长的职务没撤，却被“请病假”，由姬鹏飞代理。1969年陈毅除参加五一登天安门观看焰火，八一出席建军招待会，十一登天安门参加国庆，再没有其它的国事活动，既没有会议，能看到的文件也比过去减少。 

陈毅说，冤案总会搞清楚，我是有信心的。不过有的冤案实在不该发生。当初，在怀仁堂碰头会讲话，没有人推举我作为老干部的代表，是我自己跳出来为老干部讲话的，结果被打成“二月逆流”。这是我自己引火烧身，我不后悔。可是这次庐山会议上，我讲了讲对主席的敬佩，认为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有天才这样一段话，就把我搞成“二陈合流”，真是莫名其妙，冤枉也！（参见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267-268页） 

1969年10月，根据中央统一安排，陈毅和其它一些领导人被疏散到外地。10月20日， 陈毅和夫人张茜坐火车到石家庄，被安排在市内桥西招待所，只能看到一般的中央文件、外交通报和新华社编译的《参考数据》。河北省革委会的领导人对陈毅十分 冷淡，没有来看望，也不向他介绍情况，还严格规定了他的行动。每周三个半天去铁路工厂劳动，外出必须得到省革命委员会的批准。（参见《陈毅传》，当代中国 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615页） 

就这样“软禁”了一年。 

1970年7月，陈毅生病，腹部隐痛，伴有腹泻。10月经周恩来批准，到北京治病。（参见《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616页） 

1971年五一节，陈毅上天安门城楼参加焰火晚会，见到了毛泽东，这是近两年中陈毅第一次露面。6月12日下午，陈毅夫妇到东交民巷看望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这是他最后一次的外事活动。 

1972年1月，陈毅逝世。毛泽东抱病出席陈毅的追悼会，表达了他的歉意。（参见《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619-627页） 

有人在河边却没有湿“鞋” 

九届二中全会分组讨论时，有极少数人没有发言。他们还摸不着头脑，林彪为什么要坚持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坚持，就是说有不同意见，看来还是谨慎为妙。刘建勋（河南省负责人）没发言，他有经验。1962年北戴河会议一边倒，大家都同意包产到户，后来毛泽东一讲话，搞了几十年革命，弄了个单干，反过来了。1959年庐山会议也差不多是这样。（参见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34-236页） 

李德生回忆：1970年 春夏，几次讨论《宪法》草案，意见总是对立，我觉得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处在这一场斗争中，我只是按照组织原则和政治原则办事，即使有什么差错，也是错在明 处。在庐山上，我除了参加正式会议，不随便到处走动；除了发给的文件，不随便打听消息；除了按原则办事，不随便说话批东西。这样做也符合我的性格，我从来 不搞那些拉拉扯扯的事情。总政恢复办公的半年时间内，没有批判“阎王殿”，没有大肆宣传林彪518讲 话，讨论《宪法》草案时没有突出反映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这在我们来说，是谨慎地按组织原则、政治原则办事，惟恐犯错误，并没有意识到触犯了林彪。后来才想 通，这就是我在军委办事组受到冷落的原因。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过程，军委办事组开始酝酿名单时没有我，是毛主席加上的，他们发天才语录又不给 我。军委办事组后来犯错误，毛主席指出李德生除外。（参见《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394-395页） 

上庐山前，吴忠就有几点疑问。1968年4月，吴忠被任命为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1970年7月， 吴忠被任命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和杨俊生到职不久，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向毛泽东建议，吴忠、杨俊生（北京卫戍区政委）兼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和副政委， 毛泽东马上摇头表示不同意。后来周恩来专门委托吴德向吴忠传达，主席认为吴、杨不必兼任北京军区的职务。为什么不愿意把卫戍区置于北京军区之下，不愿意与 北京军区发生工作上的联系呢？吴忠注意到，卫戍区千里野营拉练的经验总结报告林彪先批，而毛泽东却另在一份同样的报告上批了大段指示。为什么不在同一份报 告上批？以前都是同一份的，肯定有含义，但吴忠一时又想不清楚。要是过去，听到有人反对毛主席，吴忠肯定会拍案而起，可这一次，所以吴忠在华北组会上没有 发言。聂元梓拉人联名给毛主席写信，叫吴忠站出来说话，签名。 吴忠不干，说这种话不能随便讲，讲出来要负责任，我不清楚谁反毛主席，所以现在我不能发言，请不要再和我讲这个问题。（参见曲爱国着《百战将星吴忠少将》，2005年5月第一版，366-3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