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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ho88 于 2013-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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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掌控了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

2013-06-01 11:18:35 来源：求是理论网作者：余云辉

　　经历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入由美国及其美元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深水区。美国已经开始实施针对中国的“屠龙战略”（详见美国威廉.恩道尔的《目标中国：华盛顿的“屠龙”战略》一书）。这里到处是冰山、暗礁与漩涡。中国的经济巨轮是否可能在未来不断变幻的不测风云中触礁、搁浅和沉没，甚至像前苏联一样突然解体？当“顶层设计”成为时髦的话题之际，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经济的顶层在哪里？中国经济顶层的核心内容是什么？谁在控制中国经济的顶层？中国经济顶层控制权是否已经旁落到海外政治经济势力的手中？中国是否正在沦为国际金融殖民地？以美国为首的军政集团把全球围剿重点指向亚太，是否在配合着中国经济顶层控制权的最后争夺？中国军队的后方粮草大营是否已被美国控制？这是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全局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市场经济制度中的“顶层权力”及其内部关系

　　市场经济制度的顶层权力不同于计划经济制度的顶层权力。计划经济的顶层权力存在于使用价值领域，而市场经济的顶层权力存在于价值领域。

　　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其经济的顶层权力都是由“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组成。这三大权力之间相互联系而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权力体系，决定着市场体系的广度、深度和功能，主导着经济体系的运行和全社会财富的分配。如果没有顶层权力概念或者不了解顶层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就不可能了解货币、外汇、资本市场、产业资本、政府财政、对外经济等彼此之间复杂的关联关系；如果没有站在市场经济“顶层权力体系”这一制高点进行观察和分析，就不可能制定出系统的、具有前瞻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经济顶层权力体系的互动结构示意图如下：
　　
　　基础货币发行对汇率和资产价格有一系列复杂的影响；同时，汇率走势决定着海外热钱的出入、基础货币的松紧、产业资本的兴衰、资本市场的起伏；此外，通过扩张或紧缩股票债券的规模可以影响基础货币发行和汇率趋势。所谓“量化宽松”或“定向紧缩”也是通过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来完成的。

　　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主权。货币发行的目的究竟是为本国企业和居民服务还是为外国政府、外国企业和外国公民服务，由此，可以判定这个国家究竟属于经济独立的主权国家性质还是属于经济附庸的殖民地国家性质。

　　汇率定价权也是属于国家主权。一国的汇率政策究竟是服务于本国资本和产业还是服务于外国资本和产业，以及汇率定价的主导权究竟是由本国政府掌控还是由外国政府或外国国会控制，由此，可以判定该国是属于经济自主国家还是外国金融殖民地。

　　资产定价权主要指股票、债券、利率和本国主要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如果某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权和汇率定价权被外国政府组织和国外央行所控制，那么，该国的资产定价权必然由海外跨国经济金融集团所控制。

　　如果外国政府和外国央行及其背后的海外跨国经济金融集团控制着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那么，这也意味着这个国家政府和企业已经丧失了本国国民财富的分配权、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和宏观经济的调控权。

　　丧权必然辱国。这种国家徒有主权国家之名，而无主权国家之实。外国政府和经济金融集团对该国的经济金融政策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对该国核心金融管理部门的领导人之任命具有重大影响力。这种国家往往不停地进行宏观调控，但又表现为进退维谷、调控失效、越调越乱、失控失序的混乱状态。这类国家在经济、军事和外交领域倾向于软弱，一般不会强硬，因为不敢强硬，否则，必然后院起火，经济金融与社会分配领域会突然冒出一系列问题，让国家管理者顾此失彼、焦头烂额。

　　中国是否属于这一类国家，这需要深入地分析。

　　二、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之一：美国政府控制下的汇率定价权

　　当中国由计划经济制度转变为市场经济制度之后，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也由原来的生产计划权、物资调配权和物价核定权转变为：基础货币发行权、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和人民币资产定价权。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计委主宰着中国经济的命运，那么，在市场经济时期，则由中国央行即人民银行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兴衰成败。如果美国操纵了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和汇率波动趋势，那么，事实上则是由美国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命运。如果承认中国目前实行的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那么，就可以在理论逻辑上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是哪个经济管理部门的失误导致中国经济陷入当前的困境？答案应该是中国央行，是中国央行近十年来错误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困境，是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被美国和美元剥夺的结果。

　　对于任何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其经济“顶层权力”一定是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比如，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元强弱走势、美元利率与美股走势，难道可以由中国、日本或欧盟来摆布吗？显然不可能。美国完全根据自身经济发展和金融资本套利的需要，制定美国的货币政策并操纵美元的汇率走势，但是，美国拒绝任何国家对其货币与汇率政策的指责。即使是在美国驻军控制之下的日本，其经济顶层权力也不受美国掌控。在美国推出量化宽松政策之后，日本迅速推出“超常量化宽松政策”，使日元快速大幅贬值，同时推高股票市值，防止日本国内财富遭到垃圾美元的洗劫。反观中国，则是一副完全相反的图景。

　　从2005年7月启动汇率改革的那一刻开始，美国政府和国会就牢牢掌握着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所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演变为由美国政府和国会及其背后的国际资本所掌控的可预期的、持续升值的汇率制度。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压力决定着人民币的价格走势和升值节奏。人民币兑美元由“汇改”前的8.11人民币兑1美元，升值到目前的6.20人民币兑1美元。在人民币持续的可预期的升值过程中，美联储打开了垃圾美元的闸门，中国外汇储备由2004年底的6099亿美元快速上升到目前的3.4万亿美元，增长5倍以上。

　　人民币持续升值吸引了大量热钱涌入中国，造成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稀释了人民币储蓄者的国内购买力，形成了通货膨胀的隐患；大量美元资本涌入中国兑换为人民币，形成高收益的人民币资产，并享受着人民币升值的财富盛宴；与此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美国国债和“两房债券”等低收益资产，形成收益倒挂和财富流失。

　　人民币升值的产业后果是严重削弱了国内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同时增强了在华跨国产业集团的竞争力。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在华的跨国产业集团降低进口零配件的成本，提高其产品的在华竞争力，最终抑制中国本土产业的发展；同时，人民币升值造成大批出口导向型实体企业破产倒闭，形成银行坏账。在国内市场，制造业企业面临着跨国公司进口配件的成本优势压力；在国际市场，制造业企业面临着人民币升值所形成的价格压力。最后，国内资本开始从实体经济领域撤离而进入房地产等投机领域，逐步形成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在实体经济的利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不可持续的卖地收入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基于土地收入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开始高速运转并大量举债融资。政府官员的任期制、政绩考核制和工程项目的灰色利益链，刺激着各地政府融资平台发债的疯狂。只要本届官员资金到手，哪怕下届政府洪水滔天。这是各地官员的普遍心态。社会资源配置出现严重失衡，经济金融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中国宏观经济步入进退维谷的困境正是始于汇率改革。尽管中国前方将士守住了军事上的国防大门，但后方的金融经济精英们却以“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迎接经济全球化”、“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名义，向国际金融强盗打开了搬运中国财富的大门。美国政府和国会以难以自圆其说的贸易赤字理由逼迫人民币持续升值，而中国经济管理部门并没有在外资、外贸、外汇、产业结构和财税政策等方面打出一套组合拳来夺回人民币汇率定价权，而是把人民币升值作为美国政要访华和中美战略对话的见面礼，把作为国家主权重要内容的货币定价权用于外交领域的交易。美国舞着一顶汇率操纵国的帽子就吓趴了一群中国金融门户的守卫者。美国操纵着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并利用人民币汇率定价权的指挥棒功能，配合美元热钱的流入或流出，直接影响着中国货币供应量、利率水平、股票指数和其他资产价格。

　　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一国的货币贬值意味着该国经济扩张；一国货币升值意味着该国经济紧缩。美国在汇率问题上对中国步步紧逼而对日本政府大幅贬值日元却网开一面，体现了美国看待对手与友邦的双重标准：即，一方面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来达到紧缩中国经济的目的，而另一方面则通过放任日元贬值来支持日本的经济扩张，以此来弥补鼓动日本挑衅中国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目前人民币汇率的大踏步升值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大踏步地迈向紧缩的死亡之谷。

　　不过，具有紧缩性质的人民币升值政策与城镇化的扩张刺激政策之组合，可以看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牛头不对马嘴的搭配。这说明中国经济政策的设计者还不了解人民币汇率定价权的内涵、功能以及丧失这一权力的后果。

　　汇率不是经济金融领域的常规武器，而是足以摧毁一个国家的核武器。这是美国政府和国会紧盯中国人民币汇率、不断施加升值压力的根本原因。“美国不断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向中国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此举不只是要削弱中国的出口能力、破坏中国经济安全，更是要让人民币最终成为全球流通货币，致使中国完全开放资本市场，为华尔街巨鳄与其他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扫除障碍”（详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评介威廉.恩道尔新作》，作者张方远，台湾《海峡评论》2013-5-1，第269期）。遗憾的是，中国金融界和理论界在“汇改”之初甚至直至现在，尚未认识到汇率定价权属于国家主权、属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核按钮，尚未意识到中国宏观经济的困境起因于汇率定价权的丧失。

　　三、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之二：美联储和美元掌控下的基础货币发行权

　　当货币与黄金脱钩之后，货币增加了一项职能：稀释储蓄和掠夺财富。这是信用货币的“第六职能”。拥有国际储备货币功能并与黄金脱钩的美元也拥有稀释全球储蓄、掠夺全球财富的功能。

　　美元作为发动金融攻击、掠夺世界财富的武器，与美国的科技力量和军事力量并列为美国统治世界的三大法宝。美国严防死守着高科技出口的关卡，但却想尽一切办法让美元泛滥全球。在中国，美元是最软的武器，招商引资，无人不爱；同时，美元又是最硬的武器，无坚不摧，拥有无限的能量，主导着中国基础货币的发行。

　　在中国央行发行的25万亿“高能货币”即基础货币中，由美元储备主导发行的基础货币竟然高达20多万亿人民币，只有区区5万亿人民币的基础货币是由非美元因素而发行的。据统计，2010年度，94%的新增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是由流入境内的美元所决定。在此，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现在还是一个金融设防、政策自主、经济独立的主权国家吗？答案是否定的。

　　美元主导之下的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经过中国央行错误的市场化操作，成为中国经济巨大的破坏力量。由于金融体系复杂、专业术语繁多、操纵手段隐蔽，因此，金融政策领域往往成为欺世盗名者的天堂，而中国央行及其下属的外汇管理局应该属于这个领域的登峰造极者。中国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破坏力被央行的市场化对冲动作掩盖着。

　　自从央行启动人民币单边升值的汇率改革以来，国际热钱开始持续涌入中国。美元热钱的流入带来国内基础货币的投放。美元进入中国之后，央行通过结汇收到美元，同时将一定数量的人民币支付给美元持有者，美元持有者获得了人民币并作为资本金开展国内的投资，亦即人民币进入市场，从而导致市场上人民币供应量增加；为了抑制人民币供应量的增长，央行通过提高存准率和发行央票，收紧银根，减少国内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度，减少各类实体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并抬升银行贷款利率和民间拆借利率。

　　资本市场股票债券价格是资产价格的主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央行政策与证监会政策之间的持续的恶性互动，严重削弱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力量，拱手让出了中国资产定价权。如果把央行和证监会的政策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一方面，美元热钱流入形成基础货币过度投放，为此，央行借助存准率等工具收紧国内商业银行贷款，进而导致资本市场恐慌和A股价格下跌、IPO被迫停止和资本市场融资功能被废；一大批优秀企业被迫到境外上市，这些企业上市后的股票债券定价权转移到外资手中；另一方面，为了阻止指数在底部区域超跌并引起社会不稳定，证监会开始扩大QFII和RQFII的审批额度、组织交易所和券商到国外游说外资到国内抄底，动员国际金融资本把国内投资者手上的证券资产低价买走，最终结果是中国资产廉价卖给了海外投资者，造成财富流失，同时提高了海外资本在国内资本市场的权重和控制力。从央行打压国内资本市场、证监会吸引外资抄底国内资产方面，央行与证监会之间为提高国际资本收益率和话语权几乎配合得天衣无缝。

　　从另一角度看，央行政策和证监会政策之间又存在明显的矛盾与冲突。比如，央行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刚刚走到中国大门口，走到香港，还没有漂洋过海，就被证监会推出的RQFII请回国内救市，用于支撑A股指数。人民币才走到门口又回来了。区别在于，从境外回来的人民币已经是受控于外国投资者的人民币。

　　证监会与商务部一样醉心于招引外资入市，这与央行的政策取向也是矛盾的。在热钱持续涌入中国的情况下，证监会通过扩大QFII额度吸引来的美元无疑增加了央行外汇储备的压力。QFII美元进入中国换成人民币，央行马上要发行央票或提高存准率来紧缩国内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抽取实体经济的流动资金，使得实体经济的经营环境更加恶化。这又进一步导致资本市场下跌，并进一步迫使证监会继续扩大吸引国际资本入市救市的力度，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不断提高海外资本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控制力和话语权。

　　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者和监管者还没有经济“顶层权力”的概念，也不清楚中国资产定价权丧失之后可能产生的后果。他们没有从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三者关系的角度和高度进行资本市场体系的设计和建设，而是单纯地追求资本市场自身的扩张，以此树立形象、体现政绩。把资本市场建设当做形象工程建设和金融大跃进是极其危险的。盲目扩大QFII、RQFII投资额度和做空额度，片面发展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和融券做空制度，盲目提高外资在证券、基金、期货等机构的数量和参股控股比例，放任外资机构的舆论平台操纵国内资本市场的话语权，放松资本项目的管制，这一切加剧了中国资本市场定价权的丧失。

　　当国内机构投资者不再指望央行的货币政策而是指望美联储继续维持宽松的垃圾美元政策的时候，当国内散户投资者不再指望国内基金和券商引领投资方向而是指望美林、摩根和MSCI之类国际指数编制公司的时候，当外资金融机构的研究报告和信息发布平台可以左右国内股票债券价格走势的时候，当证监会发言人开始用QFII抄底来说明股市见底的时候，作为中国经济“顶层权力”的资本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已经掌控在海外资本力量的手中。

　　结语

　　从“经济顶层权力”的角度可以找出中国经济诸多重大问题的症结，而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也要从重新掌控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开始。要实现“中国梦”，必须重新夺回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使得基础货币发行权、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和人民币资产定价权服务于中国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

（作者系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

文革广州杀人事件：6天死325人杀绝22户
2013年2月24日
    来源：羊城晚报

    “文革”时期诸多怪相中，最令人不解的是1967年8月初，广州城突然掀起一股打“劳改犯”的热潮，至今给那一代人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痛。对这股潮流，当事人和受害人至今还都噤若寒蝉……

    “劳改犯打死活该”，群众的思维已经落入危险的陷阱

    2011年，北京一家杂志刊登一篇小文，第一次透露了“文革”时期广州打“劳改犯”这件事，文章写道：“进入1967年夏季，广州街头忽然传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说是粤北‘劳改犯’大暴动，将会很快前来洗劫广州城。”传开之后，广州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原因是，1967年，武斗风炽烈，神州大地炮火连天，枪声大作，无数热血青年倒在街头，广州的红卫兵小报说，“……近来，妖雾弥漫，广州城笼罩着一片内战的恐怖气氛……专政机关失灵了，公安系统瘫痪了！小偷惯窃，地痞流氓等乘机出来活动，抢劫行凶，层出不穷，人民汽车收车时间一天比一天早，商店下午两三点就关紧门，天色未黑，街道已看不见行人；现在水路交通中断，运输供应受到严重影响，市面十分紧张。”所以一听到粤北劳改犯要洗劫广州的消息，一向低调的广州人，心情绷到十二万分紧张。这时广州公检法机关也一片大乱，仅是8月6日，机关受到41次冲击，8月8日，郊区茶头一个农场的“劳改犯”五百多人走掉四百多，最权威的是《广州地方志》记载，8月10日，市收容遣送站放走84个收容人员和拒收樟木头收容所送来的两车共83名偷渡人员，之后，“释放劳改犯”的谣言不胫而走。

    清末时，广州市区的街巷是有栅栏的，点一盏火水灯，打更人彻夜唱更，老百姓都安乐在自家歇息。如今大敌当前，想起清末防贼的阵仗，也应该动手建造街巷栅栏。有人记述，有些街道联防开始为对付一些红卫兵的抄家行动，以及小偷的抢劫，还有基于互相帮助的精神，约定每逢遇劫或遇抄家等事情发生，以敲铜锣或敲面盆为号，通知街坊，各街坊听到讯号，采取同样措施，呐喊鼓噪，造成声势使窃贼或红卫兵受惊、逃走，还有一些自愿担任巡更的人，还对窃贼等作追击或捕捉，随意将被捕者吊起或痛打。自听到劳改犯要来的消息，各街道之间都纷纷设上栅栏，多由砖瓦砌成或木料制成，有的靠街坊间集款购买，有的则直接从一些建筑地盘中取用。就像内战时，城中为应付巷战的设施一样。入黑时分，栅栏就会加锁，禁止出入。一个居民回忆，“一德路商铺林立，由于害怕被洗劫，在顶层用杉木搭起天梯、互相连通联防，成了当时广州的怪异一景。我家当时住在珠光东路，东边的德政路入口处和西边文德路的入口处也都筑起栅栏，白天自由通行，黄昏便关起闸门，由居委会组织一些认为出身贫苦、政治可靠的人值班防守，对出入的人进行盘问。夜间还派有游动哨，在街巷里巡视，一有动静，便敲响脸盆或铝锅互相呼应。有好几个晚上，听到从远处传来紧张的呼喊声：‘大沙头码头有劳动犯上岸啦！’敲打锅盆声和呼喊声连成一片，震荡着广州的夜空，平添几分凄凉和恐怖。”此时，“不管什么人，打了再算”，“打死都无声出”，“劳改犯打死活该”等论调大行其道。形成一个“劳改犯就该人人喊打”的氛围。但不是劳改犯呢，照打！谁也没想到，群众的思维已经落入危险的陷阱之中。

    从人们的回忆看出，许多死者就是广州居民

    有心人从1995年开始调查，发现大量线索，找到可能是第一例被杀害的人，文章这样记述死者家属的控诉——

    我哥哥汤永耀，“文革”前是广州七中的毕业生（1962年），本来他初中高中的各科成绩一直很好，还特别喜欢唐诗宋词。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哥哥当时不可能被录取上大学。那年代想得多，精神就渐渐不正常了。那天（可能是8月11日）挨晚，吃完晚饭后，我哥———外貌和普通人没有明显区别，又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谁也没料到，再也没有回来。当时到处都搞“街道联防”，街街巷巷安了闸，见生人过就打锣，追杀。正常人口齿伶俐都难分辩，何况我哥又有病，全家人在焦急不安中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出去找人的父亲回来说，见到我哥在东山口一路车总站，被吊死在电线杆上。啊！我母亲大哭。不是由我们收尸的，是政府处理，没有骨灰。很久以后，我已经下乡插队了，好像派出所有来人给过一百几十块钱。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打死一个人是不用负责的，死人之多难以计数。北京杀害第一个50多岁的老师卞仲耘后，附近的大兴县对所谓“牛鬼蛇神”是”横扫”的。自8月27日至9月1日仅6天，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这些不忍卒读的数字，在广州打劳改犯的运动中继续蔓延。

    广州培英中学高中老师余柏茂，回忆起另一个事实，“1967年8月12日早上，我从惠福路家里出来，走海珠中路到西门口，乘19路公共汽车返白鹤洞学校。这一天是发工资日子，同行的还有我校高三一位同学。上车之前，发现这段路有一个吊尸，上车后，沿路看得就多了，中山七路，中山八路，过珠江大桥，芳村……一直到白鹤洞，仅是从车上一侧（人多挡住，看不见另一侧），就数出十件尸体。我当时真是一件件数的，因为我想推算一下全广州可能打死多少人。”

    原来只知道该事件的主要现场都在市中心，但中山七、八路这些原属市区边缘的冷僻地段，以及过珠江大桥以后的远郊，竟然都有不少尸体，着实令人吃惊。《广州年鉴》“数十人死亡”之结论看来太草率了。余老师家住市中心的惠福西路甜水巷。记得那年八月一、二日就已经开始值班，建栅搞居民联防，后来才知道，他回校后一个晚上，甜水巷本身也有一个被打死的“劳改犯”。

    到底有没有劳改犯逃脱这回事，谁也没有得到结论。但是，从人们的回忆看出，许多死者是平民百姓，而且就是广州居民。当年市人委的一个普通干部，在讲述12日白天发生的事之前，又讲了夜间的见闻：“……我们市人委宿舍当时也组织起来值夜班，那天晚上我是两点到四点的班，听说附近打死了人，住四楼的下台干部，原来管公安的副市长孙乐宜，过来叫我一起出去看看。被打死的人穿劳动布裤子，光上身。孙把尸体翻过来，看见这人双手是被铐上的，他很有经验，只说了一句：‘手铐都生锈了。’他不敢明说，但我明白他的意思———这人不可能是劳改场跑出来的犯人！后来四点钟我交班以后，听说又打死一个，是戴脚镣的。整晚一共打死三个。”

    在变态的思维中，有的人甚至认为杀人是一件快意的事情，动辄要人家的性命。“打劳改犯期间，一天早上我接到任务要过河南找一个人。经过中央公园旁边，吉祥路和连新路交接处，见一堆人中间围住一个相貌怪怪的畸形人———怎么怪法？这么多年，也记不清了，也许是大脑壳、罗圈腿之类发育不正常的人吧，反正看上去不顺眼，给人感觉不像‘好人’。听周围的人说，此人昨晚手抓一支发动汽车用的铁杆在街上手舞足蹈晃来晃去，旁若无人，结果被居民当坏人扭送到街道居委来了。居委讯问之后，通过电话找到他一个姐姐，她虽然承认有这弟弟，但同时也表示与他已经没有关系，不愿领人。唉，那时的人真是很绝情！居委的人还好，留他在居委会过了一夜。下午回来又经过这里，畸形人已经被人吊死在连新路口的大榕树上了。”

    那些年头，人们对“阶级敌人”充满“阶级仇恨”。“劳改犯”属于“阶级敌人”，逮住便往死里打，毫不手软。据说广州城内德政路被杀的人多。从文明路南折入德政路，遇到一位正在小饭店门口板凳上自斟自饮功夫茶的老板娘。老板娘指着四五十步远的十字路口说：“在那里吊死三四个。因为自己出身不好，不敢走近去看，不知是什么人。”老板娘还说，往下走一点的万福路口，有一家人，住楼上的，地主家庭出身，那时期，乡下来有人来找，居委带乡下人上门，这家人可能是害怕，不敢相认，结果，农民被当劳改犯打死了。这种事也不新鲜，有一天深夜，文德路和万福路交口处，忽然打锣打鼓声，敲盆敲桶声，吹哨喊叫声乱成一片。第二天一早，人们看到有三个人倒在棚架下，旁边都是碎砖乱石。两个年纪大一些的已经死了，但年轻的一个似乎还有点气息，却不断有居民继续用石头砸他。据所知，文德路和德政路一共至少打死了八人。死的人这么多，为什么？老板娘回答：德政路一带住的多是没文化的下层市民、咕哩佬（搬运工）、三轮车夫、扫街淘粪的清洁工、小商小贩……新中国成立前就是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之地。她还说，当时居民联防的人，有学生和无业青年。当时居委是起了组织作用的。

    讲起当年打劳改犯的事情，许多街坊打开回忆的大门，“那年我15岁，住一德路，对面就是爱群大厦、长堤。我亲眼见打死一个比我还小的少年，在江边榕树下，一个后生仔用锯片捅进他的身体，血哗哗涌出来……”（刘先生，现居广州）

    “我也是住一德路，当时有好几个人被绑在江边榕树上打，竹升都打断几根。那些人满面是血，其中一个已经死了，三十多岁，像个农民。说是打‘劳改犯’，谁知道？围观的人都不敢出声。”（肖先生，现居广州）“我侄儿说的，确有其事，当时长堤一带的大榕树吊了不少死尸。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我亲眼见到一个女人被活生生吊死，说她偷东西。”（肖先生，现居美国）

    “我亲眼见大白天吊死一个人。就是“吊劳改犯”那时，我骑车经过长堤，在靠近“省总”大楼那一段，一群人正在吊一个肥佬。肥佬不停哀求不要吊死他，结果还是吊死了。”（谭先生，现居美国）

    “10·11日广州街头打死很多人。在长堤路沿江路，每一株树都捆着一个死尸，有些树上有两个死尸，有些吊死，有些是跪着捆在树上，我数了一下，长堤路至少有二十多个尸体。那两天正是下雨，这些尸体在水中泡着，浮肿起来，实在可怕。”（见《汤生龙日记》）

    此事已经过去四十五年了，已成一宗“悬案”

    由于种种传闻没办法澄清，以致今天还有人对当年的情况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广州一些群众一下子变得如此没人性？这个女士说，“我丈夫当时在广州市第二搬运公司工作。一天早上上班时，见到居委会的房子前面有几个街坊议论纷纷。原来里面关了一个昨夜捉到的‘劳改犯’。我丈夫上前，看到上了锁的铁闸门里有一个脸色铁青的人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缚，衣不蔽体，蓬头垢面，对着外面围观的人叩头如捣蒜，满脸都是唾沫，操着北方口音嘴里不断喃喃着，看样子是饿坏了或是吓坏了。我丈夫从他语不成句断断续续所讲的话中，揣摩出大概的意思是哀求放他一条活命的生路，他是南下来广东打工的农民，原带有生产队开的证明，被追打的人搜走撕毁了。丈夫下午收工回家时，见到此人已被吊死在马路边的电线杆上多时了。因为他当时是搬运工人，去的地方多，见到被打杀的‘劳改犯’也更多。从来不跟我讲，一方面是心里害怕；另一方面也担心我会害怕。”

    这种景象给广州群众以强烈的心理冲击，他们虽然也拥护搞联防，但不清楚如此之残酷，如此般野蛮。好好的一个人，有人叫一句，这是劳改犯，立刻就会有一帮人上前用木棍、水喉铁管甚至用枪去消灭他。有个广州的复员兵回忆说，“我亲眼看到有好几个地方吊着被打死的所谓‘劳改犯’：一处是在东山百货大楼对面的街角公园的树上；一处是在教育路南方电影院门口的树上；再一处就是在文德路与中山路的交界处，有两具尸体在地上摆着。听说原来也是吊起来的，后来绳子断了，马路正在铺下水管道，两具尸体被人搬到挖起来的泥堆上，时值盛夏，尸体曝晒发胀，形状十分恐怖。还听说在长堤一带，有“劳改犯”被打死即时扔进珠江的。我1951年参军，之后不久便从事医务工作并参加抗美援朝，也多次见过死人。但是这样的死人场面仍然使我感到恶心和恐惧。”

    广州“文革”研究专家叶先生多次访问过当时“红警司”政委黄意坚，他说事发后曾组织公安刑警和中学生的力量，分两拨点数各地的尸体，得出一百八十多和一百九十多这两个接近之数，应该比较有参考价值。

    如今此事已经过去四十五年了，成为“文革”悬案。老广州阿佗认为，第一，这是广州“文革”中重要的死亡事件，站在尊重历史，研究历史的角度，不能回避；第二，死者多是无辜冤死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站在人道的立场，更应该还他们一个公道，让死者安息；第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走向富裕和强大的同时，如果对自己过去犯下的某些错误和罪恶不知反省，甚至刻意隐瞒，那所有的进步都不会有任何意义，那表面的提升，实质上只是更可怕的沉沦。

    本文来源：羊城晚报

陈希同向邓小平谎报“乱局” 被江拉下马

2013-06-04 15:08:32 苹果日报

　　陈希同之死勾起外界联想六四屠城，是因1989他作为北京市长，与市委书记李锡铭一起向邓小平报告北京「乱局」，导致邓下决心调军队戒严。赵紫阳在回忆录《改革历程》中指，1989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把学运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斗争」，形成会议纪要，「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是领头人」。

　　六四后，陈希同升为北京市委书记，进入中共政治局。他仗着与邓小平关系密切，不把新任总书记江泽民放在眼里。1992年陈安排邓到访首都钢铁公司，邓当面赞首钢改革开放做得好，称中央「谁不搞改革开放谁下台」，这对正大唱「反和平演变」的江泽民如五雷轰顶。后又发生陈希同联合七省给邓小平写信举报江泽民事件，令江下决心一定要除掉他。在心腹曾庆红策划下，江在1995年利用首钢前董事长周冠五家族经济问题，及北京市委「秘书党」受贿案，最后将火烧到陈的身上，其时邓小平已病入膏肓。1997年邓死后不久，陈被以贪污、玩忽职守送法办，次年判监16年。

　　江泽民、曾庆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搞出的所谓「证据」，只是陈希同「在对外交往中接受贵重礼物22件（其中金银制品8件，贵重手錶6只，名贵水笔4支，照相机3架，摄像机1台），共价值人民币55.5万多元；其时有舆论指，这对一个中共政治局委员甚至是相当清廉，可见陈倒台，不是经济问题，而与江权斗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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