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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美食/燭海如昔/六四广播稿/侯德健讲的是真话/陳丹青新作《压扁的單車》
發佈時間: 6/5/2013 12:30:43 PM 被閲覽數: 360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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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片[舌尖上的世界美食] 高清 全13集

 
来源:
 
 

 
 
 
 

「六四」24 周年 維園 燭海如昔


下午七時四十五分的維園,燭海如昔,之後就刮起近年六四罕見的狂風大雨。

當時參與「六四」24 周年燭光集會的市民逼爆所有硬地足球場。數以千計的市民亦已座進草地範圍。不久之後,現場飆起狂風大雨,大會燈光音響失靈,集會繼續,現由一片燭海變為一片傘海。

平反六四,追究屠城責任!請對專頁讚好,加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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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Ho Leong Kwan @ USP 社運聯合媒體 United Social Press



下午七時四十五分的維園,燭海如昔,之後就刮起近年六四罕見的狂風大雨。

當時參與「六四」24 周年燭光集會的市民逼爆所有硬地足球場。數以千計的市民亦已座進草地範圍。不久之後,現場飆起狂風大雨,大會燈光音響失靈,集會繼續,現由一片燭海變為一片傘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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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北京电台89年六四广播稿 播音员不知所终(图)

 
文章来源:
 
 


今天是天安门广场大屠杀24周年。1989年6月4日,当坦克开进广场的时候,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用英语播出了了不起的、令人难忘的广播稿,呼吁世界支持学生,反对采用屠杀而不是对话解决问题的政府。

这个录音的存在本身就是了不起的。一名美国无线电技师,纽约奥尔巴尼WQBK-1300 调幅广播电台的G Jack Urso,在该台的卫星上寻找关于天安门的新闻。他刚好搜到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信号,收听到了袁能(音)在播送英语服务部副主任吴晓勇(音)写的一个声明。

声明译文如下: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最悲惨的事件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

成千上万人,大多数为无辜平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强行进城时杀害。其中遇难的人中有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同事们。

士兵们乘坐着装甲车,用机关枪对着试图挡路的当地居民和学生。当军车突围后,士兵们继续向街上的民众不分青红皂白地扫射。

目击者说一些装甲车甚至碾压了在平民面前犹豫的陆军士兵。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那些在这一悲惨事件中死亡的人,并唿吁所有听众加入我们对这一严重侵犯人权和最野蛮镇压人民的行径抗议。

由于北京这种异常的情况,现在我们没有其他的新闻可以播报。我们恳请您的理解,并感谢您在这个最悲惨的时刻支持我们。”

作为他的硕士学位研究的一部分,Urso证实了这位播音员和声明作者是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他的研究结果也从“人权观察”的一份报告那里获得了证实。播音员袁能因为播音而被电台解职,不知所终。父亲是一名政府官员的吴晓勇被软禁,后来移居香港。
 
 
 

答“风声雨声”的问题:侯德健讲的是真话,我的录音也是真实的现场录音。

 
来源:
 
 

“风声雨声”:你好!昨天夜里我发完帖子就睡觉了。你昨天的跟帖,我今天早晨才看到。你听完我的录音回帖说:只有一个问题,是不是真的?因为与侯德建的叙述有出入。

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认真的回复一下:


我和四君子所在的位置不同。他们和一部分学生在纪念碑。我在天安门的金水桥。广场中间隔着上百个大大小小的帐篷。他们不太可能看得到天安门前发生的事。

戒严部队打到天安门是深夜2点左右。大会堂上面的高音喇叭盖住了一切声音。我站在天安门的金水桥,居然一点也听不到六部口的枪声(而后来才知道,六部口是打得最激烈的几个热点之一)。所以部队刚出现在长安街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太多的恐惧。

严部队先是在天安门西侧至大会堂一线集结。他们用坦克撞开堵在长安街上的大公共汽车。然后把坦克从 南到北列成一大排。密密麻麻的士兵从坦克后面走出来,站满了中山公园到大会堂之间的长安街。然后突然发起冲击,边用冲锋枪扫射,边向前冲。我的感觉是,大 部分士兵应该是朝天开的枪。因为枪声非常密集,而倒下的人虽然不少,但和那密集的枪声不成比例。要知道,我们当时上千人挤在一起跑。不用瞄准也能一枪撂倒一个。

起先我准备往天安门里面跑,可刚跑到大门前,里面就冲出来密密麻麻的士兵。所幸的是他们没有开枪,只是用木棍打。据我的录音记载,我从士兵的棍棒下救起过一个女孩。我听到她的嘶喊,回头见她被打倒在地上,就冲了回去,救起她一起往东撤了。

部队冲击,我们就往后撤,他们停住,我们就停住又走回来。先后有过好几个回合,一直僵持到六四早晨。在天安门广场殉难的人,主要是死在这个时间段,是在天安门的正前方至东侧看台的地段上。这期间发生了几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其中最震撼的就是我录音里介绍过的那个女孩子。

所在的位置离我不远,当时我们有上千人,都坐在地上。一起喊口号,一起唱歌。不知是什么原因(当时听说是她弟弟被冷枪打死了)她突然爬起来,朝着对面的(在天安门的东墙至历史 博物馆一线)士兵冲了过去,后面有几个男孩跟着她一起向前跑。当时的士兵已经杀红眼了,顿时枪声大作。我眼瞅着子弹把后面的男孩一个一个地打倒。而她头也不 回,毫不犹豫地一直往前冲。华灯下,她的白裙子十分显眼。她冲到离士兵10米左右的地方被一阵乱枪打倒。我们后面的人一看她倒下了,都愤怒地爬起来要向前 冲。这时冲锋枪就扫过来了。我眼看着左右的人往地上倒。我当时正在一刻不停地趴在地上对着录音机讲述眼前发生的事情,没来得及爬起来,因而躲过一难。那段录音是趴在地上录的。很多子弹 打在我身旁的地面上再弹起。声音极恐怖,至今难忘。

过了好一阵,枪声停止了。我慢慢站起来,举起双手,示意不要开枪。然后慢慢地向那个被打倒在地的女孩走过去。我试探着走了几 步,见他们没有开枪,就越走越快。路过那几个男孩子,我看到他们有的在挣扎,呻吟,有的已经死了。其中的一个,头被掀开了一半。我就随口说了一句这个肯定死了,跟在我 后边的一个男孩跟了一句:脑浆子都流出来了 我没有停下来救那几个男孩。径直走向倒在最前面的女孩。我的前面是一排坦克,坦克的上下左右,密密麻麻地站着端着冲锋枪的士兵。夜幕中,只看到一大片钢盔 在灯光下闪着青光。我不敢看他们,生怕他们误会;夸张地歪着头,眼睛直看向倒在地上的女孩,快步走过去。我是想用肢体动作告诉那些士兵,我只是来救人的。 这就是当时我脑子里的想法,一直到现 在还清清楚楚的记着。

我走到女孩子身旁时,余光可以看到士兵的腿。这时我的左侧不知什么时候也走过来一个男的。他转过身,我们把女孩扶到 他的背上,背了回来。把女孩运回来后,我马上打开录音机,补充讲述了这个悲壮故事的更多细节。我特别强调了,她是在距离士兵十米的时候被打倒的。可见,当时我的感觉,她倒在了距离 士兵只有十米的地方。

多少年来,我一直想不通一个问题,她不过是一个参加示威的年轻人,她毕竟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孩子,她空着手向你们跑过来,抓住她不就行了,何必要乱枪把她打死呢?那些荷枪实弹的士兵怎么能够下得了手呢?

从第二天起,我就开始寻找这个勇敢的女孩儿。我去了附近的同仁医院等几家医院。由于我不知道她的姓名,查找起来很困难。有的医院还要求出示本人证件才能查询。所以,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她是否能够幸存下来。但我清楚地记得,她的脸伏在那个男孩的肩上时,眼睛还在动

回到你的问题,我认为侯德健虽然说的可能是一句实话,但这句话严重误导了舆论,帮了中宣部的忙,帮了刽子手的忙,成了全国五毛的枪。也不知他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人们根据他的话,简单地推测认为天安门广场应该没有发生过杀戮。殊不知天安门广场之大,当时帐篷之多,夜幕之黑,情况之复杂。

说到这里,我想多说几句埋在心里20几年的话。我不能理解的是,在后来,他已经知道了死了那么多人的情况下,还在强调自己没有亲眼看见枪杀。这就有点儿故意误导舆论了,有点儿不负责任了。我最反感的是,他在答记者问时说,“谁也没有权力拿在场的几千名学生的生命做赌注”因此他力主去向戒严部队乞求投降,撤离。我认为他不如老老实实地承认,他不想为大陆的民主斗争去死,所以临阵脱逃了。试想吧,如果他不是确认了部队已经大开杀戒,惊慌失措,乱了方寸,何至于力主投降呢?

真不明白,当年刘晓波为什么把他拉进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的行为,给了刽子手体面的台阶和口实,令整个学生群体因之蒙羞。令所有浴血奋战的北京市民失望。其实,我始终认为,学生即便坐在那里不走,部队也不可能对着他们扫射。挨打,坐牢都有可能。但牺牲,则根本不可能。士兵也是人呀。谁也不敢下令屠杀静坐示威的学生。戒严部队在长安街开枪,是因为他们接到死命令必须在规定时间赶到广场。遇到阻拦可以开枪。但枪一开,就控制不住了。军民双方实际是进行了一场战斗。

我想特别申明一下,当时留在广场的都是成年人,都是独立的,有选择能力的人。我们根本没有受到任何人的鼓动。 我们是由于自己的信念和一个公民的责任感,选择留在广场的。生死由命,自己的行为自己负责。最近出现一种论调,说是柴玲把民众忽悠到广场,自己跑了。这不是胡扯淡吗!纯属居心叵测,挑拨离间。董存瑞牺牲了,他妈能找毛泽东要人吗?


 

小兵:有感于陳丹青新作《压扁的單車》(我爲什么選擇不做中國人)





06月03日搜狐博客

一個民族之所以能夠成立關鍵是它具有共同的記憶,不論這種記憶多么久远,依然提供着共同體驗,乃至日久常新。二十四年前,我还是個意氣風發的少年文青,雖然到了美國,却依然怀念着在中國的激情,时时朗誦着羅曼羅兰的那句詩:“让我們把窗子打開!让我們把自由空氣放進来!让我們呼吸英雄的的氣息!”別看当时我不太會说英語,但却喜欢參與學校的辯論會,最喜欢谈中國文化和曆史,其中成吉思汗和岳飛都是我網羅的內容。也就是在那同個时代,另一位少女文青也在做類似的事情,她癡迷地讀着《苔丝》和《簡愛》,她身在中國,却仿佛進入了英國夢幻世界中。也就是在当年的今天,我們的記憶一夜之間發生了巨變。

這不得不把陳丹青老師的故事拉進来。二十四年後,我看到了陳老師的新作《單車》,畫中有几部單車挂在墙上,籠罩在夕陽之中,走近看才發現那几部單車都是被压扁的,扭曲的車輪,脫漆的車身,似乎还让人依稀看到了斑駁的血迹。陳老師的目光依然如此銳利,只是更加深邃了,歲月让他增添了些許深沈,但却让人更加感到他內心的那把火焰。陳老師回憶那個时代總投射出一股自豪来:“那個时候我們都是勇敢的青年人,不像今天的青年如此認可權力”,這让我不禁更加怀念起那個理想主義的火紅年代。

然而,火紅最後變成了血紅,陳老師当年把電視镜头中的“火與血”都畫入到他的油畫作品中,我依然記得他畫的是黑夜裏的火焰,火焰中几個青年人用三輪車抢救着倒下的一位少女,他們早已衣衫褴褛,但眼中没有恐懼,有只是鬥志。那是個高唱《國際歌》的时代,也是流行《一無所有》的國度,從胡同裏走出来的老奶奶和剛剛經曆啓蒙的中學生,他們都體驗着一個巨大的时代變遷,人民依然相信中國夢,那個夢並不遙远,因爲人人都相信“邪不勝正”。

我想问陳老師:“二十四年過去了,你依然相信‘邪不勝正’嗎?”。記得陳老師的一句名言:“中國就是個最大的山寨版現代化國家”,這種山寨版的制造者可以任意占有他人的權益,不惜篡改曆史,以壟斷權力制造更大的壟斷權力,直至人們忘却曆史,甚至參與伪造曆史,以求分得一羹。陳先生先曾屈就清華的教职,然後还爲清華畫了一幅《國學大師》的宣傳畫,如今终于回歸到了那個火與血的年代的記憶中了。

記得二十四年前,我在美國公共汽車上,有位黑人婦女忽然對我问:“你是中國人嗎?”我答:“是”,那位黑人婦女馬上说:“Shame!”,当然她在“shame”後面加上了“你們的政府”。我那时並不知道“shame”是什么意思,只是每天都看到美國電視台轉播着北京的現場直播。後来,我明白了“shame”的意思,于是我向全班同學和家人宣布“我不再是中國人”了。我忽然發現過去提到的成吉思汗和岳飛都是虛假的,他們無非都是用来標榜權力和威胁人們的面具。于是,我開始了另一輪的啓蒙曆程。

陳丹青老師的那幅《火與血》不知落到了誰的手中,他那时在紐约過的日子远不如同在美國的陳逸飛滋潤,在美國這個自由的社會中,自由往往是人生中最大的代價。不論陳老師当时如何落魄,也不論那时陳逸飛的畫被如何吹捧,我始终無法喜愛後者的秦淮歌姬形象,而《西藏組畫》和《火與血》的審美意识就如燈塔一樣點亮了我的心靈。他那代人和我這代人有了共同的精神體驗,這無疑让我相信:“一個民族的共同體驗就是曆史的薪火相傳”。這时,我才明白“做不做中國人”几乎不是我的主觀選擇,真正要成就的是“如何做個不shame的中國人”。

当我後来遇到了美國畫家安德鲁.怀斯的作品,才對啓蒙有了更深入的認识。記得那次来到怀斯在賓夕法尼亚的農莊,天高云淡,紅風樹點缀在荒蕪的田野中,远處的烏云中透過了一丝陽光,灑在天邊山嶺上,那么甯静,让我忘却了一切人世間的榮辱,聆聽到了上天聲音,並感受到了上天給予我的新生命。有了這種生命,天更蓝,水更清,花開花落,世間的善與惡都有了歸宿。怀斯的《迪娜的世界》(如图)让我看到了另個民族的精神,一個從冥冥天空中誕生的信仰,一個在荒蕪中發奮图强的人群,一個永远反思自己的民族,在豐富的物质世界中依然自强不息的人民,他們是那么傑出和自豪,却又是那么謙卑和謹慎。于是,我心中便悠然生長起两種文化感情,《火與血》的中國情感和《迪娜的世界》的美國精神。

也就是那一天,那個朗誦羅曼羅兰詩句的少年遇到了癡迷《簡愛》的那個少女。

《迪娜的世界》:一個具有堅定信仰的民族是謙卑的,他們永远經曆心靈試炼,不斷反思,提升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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