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罗章龙、王克全等被开除后，继续进行动。1月31日，他们宣布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推举张金保为“书记”，徐畏三为“组织部长”……7月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宣布解除史文彬、唐宏经、徐畏三、韩连会、张金保等中央委员资格。
本文摘自：《文史精华》2008年第8期，作者：卢庆洪，原题：《罗章龙策划“第二中央”始末》
（编者按：张金保，女，六大中央委员，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因反对王明被开除党籍。1945年恢复党籍，当选为七大代表，任中央妇委委员。）
罗章龙策划“第二中央”始末
罗章龙，原名罗璈阶，湖南浏阳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曾参加五四运动，是中共创建时的党员之一。在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期间，先后组织领导了陇海铁路、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及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在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上连续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是中共第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1931年初，围绕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他策划了中共党史上的第一次“大分裂”。
反对四中全会的斗争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央特科所在地——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秘密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中央宣传部部长瞿秋白、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兼主席陈郁以及罗章龙等22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另外，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共青团中央、“苏准会”及白区党组织代表陈绍禹（即王明，中共江南省委书记）、秦邦宪（即博古，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何孟雄（中共江南省委委员）等15人列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是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一手策划和操纵的。米夫为了将得意门生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送进中共领导核心，在会前精心挑选了会议代表，对不同意王明上台者不通知与会，致使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根本不足法定人数；在会上，他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干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的选举，允许列席代表行使表决权。结果，会议最后通过了米夫事先拟定的补选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旗号的王明，被直接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米夫凌驾于组织程序之上，肆意践踏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民主的做法，激起罗章龙、何孟雄、陈郁等从事革命实际工作的工会系统干部和工人出身干部的强烈不满。陈郁返回海总机关后，率先发表反对四中全会的声明。紧随其后，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工会联合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华全国济难互济总会及上海反帝同盟党团，“苏准会”上海办事处，中共天津市委，上海闸北、沪中、沪东、法南区委，江南省委外县工作委员会也陆续发表了反对四中全会的决议案及声明。
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党内斗争，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中央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相忍为党”的态度，想尽一切办法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然而，王明为了树立个人威信，竟以米夫为靠山，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对何孟雄等人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米夫也亲自出马，要求罗章龙等人必须拥护四中全会，支持王明，否则将视为反共产国际，予以党纪处分。
米夫、王明等人的强硬做法，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党内的矛盾进一步加剧。1月13日，罗章龙、何孟雄、陈郁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余飞（余茂怀）、女工部长张金保、执行委员李震瀛、史文彬、韩连会、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王克全、委员长徐畏三（许畏三）、中央职运书记徐锡根、京奉铁路总工会主席袁乃祥、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王凤飞、北满临时特委书记唐宏经等人在上海秘密召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发表《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告同志书》、致共产国际信，通过了罗章龙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接着，王克全召集中共江南省委成员陈治平、蒋云、黄烈文等，公开发表反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声明。何孟雄则与“苏准会”秘书长林育南、上海办事处主任李求实等准备召开上海各级党组织会议，揭露王明等人破坏党内民主的行径。结果，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
这一恶性事件的发生，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人认为完全是由王明一派造成的。于是，他们走向极端，开始用分裂党的行动来反对王明等人。由此引发了党内的第一次大分裂。
策划成立“第二中央”
1月17日，罗章龙掌控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党团会议，作出了《全总党团对于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决议案》，认为四中全会“是继续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精神”，要求共产国际“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代表”。会议宣布成立由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王凤飞五人任常委的“临时中央干事会”（此即后来人们通常所说的“第二中央”），罗章龙任“书记”，徐畏三任“组织部长”，张金保任“女工部长”，李震瀛任“秘书长”。会议还决定将《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印成小册子，通过全国总工会系统发到各省总工会，并派人到各地进行活动。
地方党组织的“分裂”活动首先在华北进行。四中全会闭幕后，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曹策、京东特委书记李友才、河北省委秘书长吴华梓等，立即成立了“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要求废止四中全会一切决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重建中央领导机关。不久，罗章龙派遣韩连会、袁乃祥和原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张金刃赶赴天津，与曹策等人联合组建了“第二河北省委”，由张金刃任“书记”，韩连会、曹策分管“组织”和“宣传”。而后，他们在中共河北省委下属机构中进行活动，任命反对四中全会的赵作霖（即赵梅生）、袁乃祥分别为北平、唐山市委书记；同时，另派白明善、吴正廷到陕北、直南特委进行分裂活动，策划建立“第二特委”。
在上海，1月17日，中共江苏省委（由江南省委改称）召开常委会，会议决定了新省委的工作分工：王明任书记，陈治平负责农委，王克全负责工联，沈先定负责职委。而王克全、沈先定对省委分配的工作拒绝接受，在罗章龙的授意下，试图接管省委机关。在遭到抵制后，随即与陈治平、蒋云、吴国治、刘瑞龙等部分省委委员退出中共江苏省委，另组“第二江苏省委”，由王克全任“书记”，沈先定任“组织部长”。在其影响下，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王凤飞、沪中区委书记彭泽湘、沪东区委书记钱静安也分别宣布成立“第二区委”，以蒋云为主任的外县工作委员会则宣告外县工作独立。
在东北，罗章龙支持下的唐宏经返回哈尔滨后，立即向中共北满临时特委成员潘敬久、肖海田等传达了四中全会的有关情况，利用领导关系，宣布成立“第二中共北满特委”。
在华南，李震瀛被罗章龙派到香港，策划中共广东省委进行反王明的活动，准备建立“第二广东省委”。
“第二中央”的失败
罗章龙等人策划“第二中央”的事件，使中共面临着一场空前严重的政治危机，党的组织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被捕入狱的何孟雄等人获悉后，立即通过秘密渠道，告诫他们应采取党内斗争的形式，以维护党的统一；同时，他们上书共产国际，申明反对米夫绝不是反党、反共产国际。罗章龙等人对于何孟雄的劝告无动于衷。而何孟雄等人身陷囹圄，无法制止（2月7日，何孟雄、林育南等在龙华英勇就义。1945年，他们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为了阻止分裂活动的进一步蔓延，1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严厉斥责全总党团、海总党团、“苏准会”决议和全国济难互济总会党团来信；决定撤消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人的职务，并要求他们公开承认错误；重新召开海总党团会议，改组海总党团；同时，会议要求全党要与罗章龙等人的分裂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
次日，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召开党团会议。在周恩来的劝说和精神感召下，会议通过《海总党团对于扩大的四中全会的决议》，表示“拥护国际路线，拥护四中全会，拥护中央的领导，……反对右派分裂党的行动”，接受四中全会决议。陈郁承认了错误，并作出了深刻的检查。在其影响下，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全国济难互济总会党团、“苏准会”上海办事处等宣布接受四中全会的决议。原来追随罗章龙的徐锡根、余飞、沈先定等人也纷纷检讨错误，发表了与罗章龙划清界限的声明。
为了争取罗章龙、王克全等人，中共中央先后派陈郁、周恩来与他们进行了严肃的谈话，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希望他们从维护大局出发，立即停止一切分裂活动，重新回到党的队伍中来。并告诫他们：分裂和反对党的行动，是严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的行为，是党绝对不能容许的。
然而，他们对中央的劝说置若罔闻，甚至鼓动全总党团拒绝移交党内相关文件、物品和经费。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为肃清李立三主义，反对右派罗章龙告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书》，认为“罗章龙、王克全两同志已经走上了反共产国际反党的道路”。27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和《关于开除王克全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王凤飞同志中央委员等问题决议案》。随后，中央政治局又宣布开除王克全、徐畏三、吴雨铭（中华全总秘书长）等人的党籍。
罗章龙、王克全等被开除后，继续进行动。1月31日，他们宣布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推举张金保为“书记”，徐畏三为“组织部长”。而后，罗章龙派吴雨铭赴天津，与原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长王仲一（1930年被错误地开除了党籍和六届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及原内蒙古特委书记韩麟符（1928年被错误地开除了党籍）等组成“北方非常委员会”，由吴雨铭任“书记”。
然而，张金保深感没有出路，于是，2月13日主持召开会议，通过《非常委员会致中共中央信》，宣布解散“中央非常委员会”。张金保本人公开承认错误。2月17日，由于叛徒出卖，吴雨铭、王仲一、韩麟符等人被国民党以“共党案”逮捕、关押，“北方非常委员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与此同时，各地党组织从维护党的统一大局出发，对“第二中央”进行了抵制。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直南特委宣传部长刘大风和秘书长喻屏以及广东省委代理书记兼组织部长李富春、宣传部长林道文等，挫败了白明善、吴正廷、李震瀛等人的分裂企图，对拒不改正错误的党员干部给予党纪和政纪处分。在中央的严厉打击下，各地方分裂组织迅即烟消云散。
在上海，在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陈云的说服教育下，参加“第二江苏省委”的刘瑞龙、蒋云、陈治平、吴国治等人，公开承认了错误，对于王凤飞、彭泽湘、钱静安等不承认错误的人，中央政治局、江苏省委宣布解除他们的职务，开除他们的党籍。随后，沪东、沪中区委又相继开除了区委委员罗铁成、姜盘石和王福环、徐松明、王伯堂、周舫、丘队影等人的党籍和职务。
在河北，由陈原道、徐兰芝、贺昌等组成的中央代表团抵达天津后，立即宣布取消“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成立中共河北临时省委。经过临时省委军委书记阮啸仙等人的争取，赵作霖、袁乃祥、吴华梓等人回到了中央以及临时省委的领导之下。鉴于张金刃等人继续对抗，2月18日，中共河北临时省委作出了《关于开除张金刃、韩连会、曹策、叶善枝等党籍的决定》。
在东北，为反对唐宏经等人的分裂活动，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刘焜（后改名赵毅敏）赴北满临时特委基层党支部，经过一番细致的工作，潘敬久、肖海田等公开承认错误。3月1日，中共满洲省委通过了《关于开除唐宏经党籍决议》。
7月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宣布解除史文彬、唐宏经、徐畏三、韩连会、张金保等中央委员资格。7月16日，党中央又作出决议，开除史文彬、张金保、李震瀛等人的党籍。
至此，持续了近半年的一场“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结束。
罗章龙被开除后，更名罗仲言，改行教书治学，潜心研究经济，先后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任教。解放后，在湖南大学、湖北大学、湖北财经学院任教。1979年，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1995年在北京逝世。
其他“第二中央”主要人物的归宿：
张金保、唐宏经（更名唐韵超）二人检讨了错误，相继恢复了党籍，分别担任了全国女工部副部长、东北劳动总局局长兼东北总工会劳动部部长等职。
白明善、王仲一、王凤飞、韩麟符、张金刃（改名张慕陶）、史文彬（改名石志清）等人继续进行民主革命，并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后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彭泽湘走上了中间道路，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李震瀛、钱静安、曹策等离开革命队伍，自谋职业。
王克全、徐畏三、吴雨铭、韩连会、吴正廷、叶善枝则投靠了国民党，成了革命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