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搜狐 于 2013-06-13

 

 

四川大姐，在垃圾中寻找有用的废品

老冯名叫冯洪奎

货物装车，拿收入的日子

　　当《南风窗》特约记者出现在广东东莞市那些垃圾填埋场的时候，人们的眼光都像在看一种绝迹多年的动物。

　　那是城市中最脏最臭的地方，在其中生活着的人，也是城市中最脏最臭的人。这是一群最不嫌脏，又最被人嫌脏的人。没有人会爱上这种地方，除了这群人依靠垃圾场为生的底层民工。

　　在“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的城市中，他们都算不上是一种卑微的存在，事实上，“边缘”到似乎并不存在。只有垃圾场记录下他们的生存实录：有一群人，他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甚至语言、命运，和垃圾成为一体。

　　但这一生存实录，在他们的迷茫中，离尽头也越来越近了。

　　捡出来的生活

　　垃圾围城，一个令人动容的词组，让城市里的人们对简单的垃圾填埋场日益仇视，每个人都嫌弃那里的脏与臭，批评着潜在的污染危险，然而似乎又都不记得，那些垃圾中，有自己的一份“生产力”。

　　2004年以来，东莞市开始要对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垃圾场的公害意义，变得确凿无疑。唯一不嫌弃垃圾场的脏与臭的，只剩下那些依靠垃圾场为生的底层民工。

　　大岭山镇的旧飞鹅垃圾场，就在莞长路旁边的旧飞鹅岭，一处清秀的小山岗。这个简易的填埋场，养活着27名从事废品回收与垃圾填埋的工人，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资源回收。

　　2013年5月29日这天，高岗上的垃圾场里，一大群工人正在埋头干活，10几名女工在新到的垃圾里翻找废品，10几名男工则在把废品装上前来收购的货车。

　　这天天气晴朗，艳阳高照。堆积了10天的废品，已经沿路排出上百米长的一条堆放带。破鞋子，破塑料，碎纸片，纤维袋，玻璃瓶，各各分类打好了包。来拉废品的货车一辆辆地开上来，10几名工人把货往车上搬。

　　前段时间一直在下雨，所以货一直没卖，大家都等得有些心急。

　　“卖不掉货，就换不成钱啊。”来自云南文山广南县黑支果乡的小王说，捡废品的工人都不拿工资，全部收入要靠废品分成，老板拿四成，工人拿六成，所以捡得多意味着收入多。

　　不过，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大家都觉得比较丧气，因为废品的价格一直在很低位徘徊，相比以前，收入少了很多。

　　小王的妻表叔，永州人老冯，正站在垃圾丛中收集纤维袋，他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弹簧刀，提起一袋垃圾一刀划下去，倒出来一大堆绿色的泥巴。那些都是工厂里出来的垃圾，除了袋子，其它都没用。纤维袋已经堆了一大堆，老冯说得有个百来斤了，现在6毛钱一斤，捡了一天，自己能分到五六十块钱。

　　老冯说，以前赚钱比现在容易，那时候行情好，捡到的东西也多，一天能赚100多元，现在一天顶多就五六十元。“可不比你们，体体面面，赚得又多哟。”老冯并不经常见到穿得整齐干净的人，一见面，心里就有“我们”和“你们”的区分，在他眼里，“你们”来自另一个世界。

　　老冯在垃圾场工作已经13年，常年光着膀子干活，身上每一寸皮肤都晒得黝黑发亮。他

　　说自己已经13年没穿过上衣，即便是在冬天，也是早晨披着出来，一到垃圾堆就脱掉，他不怕冷，也懒得洗。“要不是为了遮羞，内裤我都不愿意穿。”

　　老冯身上一条齐膝的大短裤，一双黑色雨靴，都是垃圾堆里捡来的。“垃圾场，它就是个百宝场，什么都有，不用买。”小陈说，几乎所有工人的衣物都来自垃圾堆，比如老冯，就没见他买过衣服。自己虽然是司机，不捡废品，但也一样穿垃圾堆里的衣物。只有过年回家前，会去买一套新衣服，干干净净，“人五人六地回去”。出来打工的，回家都是荣归，不能被人瞧不起。

　　垃圾抵达场子前，早已经过城市拾荒者、环卫工人们淘过几次，所以能捡到的多是不太值钱的废品。工人们最喜欢的是电线，剥出来就是铜，价钱高，但是量很少，1‰不到。然而也有人捡到过宝贝小陈伸出双手，在脖子和小臂上比划，手链、戒指、项链都有，全是金的，那一次那家伙可是赚大发了。

　　老冯说，那算什么，还有一个工友捡到过一个钱包，里面装着几千块钱呢。因此每当从垃圾堆里翻出钱包，大家都收起来，带到林子里，跟开彩票一样一个个拆开，林荫下的地面上，丢了一地的破钱包。更夸张的是有工人还捡到过小孩，从垃圾车上倒出来，有小被子裹着，几个月大的男孩子，哇哇地哭。

　　奇怪的村子

　　这些在城市制造的垃圾堆里谋生的人们，很少进入城市里光鲜的那一面。他们工作在垃圾堆，也住在垃圾堆，而垃圾堆往往都远离城区和人群密集的地方。老冯眼里那些“体面的人”不会来到这里，偶尔来一两个，故事就像《桃花源记》反过来讲一样。

　　在堆成一道巨墙的垃圾山下面100多米处，就是工人们的住处。两行简易的砖房，外面还用铁皮搭出一个个小间，就是他们的厨房，一户户人家就住在这里。

　　说一户户，是因为这里的工人都是夫妻搭档，一同在垃圾场工作，只有开推土机的小陈是单身。这个小小的“村子”里的“村民”来自五湖四海，湖南、云南、四川、重庆……然而大家都自顾自地操着乡音交流，基本不说普通话，各种乡音一句来一句往，居然毫无障碍。有一些夫妻，还带着孩子，三三两两的学龄前儿童，在这里玩耍，从破屋子玩到垃圾堆，喧闹嬉笑伴着鸡犬之声。

　　村子里养着鸡鸭，白天自己出去，到垃圾场里找东西吃，晚上各自归巢，回到主人家。卖了废品拿了钱，或者过个什么节日，大家就会把鸡鸭杀来吃。

　　对于鸡鸭都是吃垃圾长大这一事实，“村民”们一点也不介意，他们说，归根到底自己也是靠垃圾活着，除了不直接从垃圾堆里捡吃的，其它都是捡来的，考虑到食物也是捡垃圾换的钱买的，也可以算是来自垃圾堆。据说不但他们自己吃垃圾鸡、垃圾鸭，外面的不少居民，也会不时到“村子”里来购买，说是这些自由自在生活的走地鸡鸭，比养禽场里出来的味道好很多。

　　像鸡鸭一样自由自在的是人。“村民们”决定在这里定居下来而不去工厂上班，有一个共同的理由，就是自由。想干活就干活，想休息就休息，在破屋里睡一天，也没人找麻烦。水电都不要钱，老板全包，偶尔还送来几箱啤酒以示犒劳。大伙儿或坐或站一起喝啤酒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光，就像在老家一样。

　　垃圾堆里也有梦

　　第一天见到小王的时候，他正坐在自家铁皮房门口剥着铜线。

　　小屋里放着一张简单的床，床对面有个大肚子的小电视，电视上方的墙上挂着一个白光的节能灯泡，灯亮着，屋内依然幽暗。木板架起来的桌子上放着一台CD机，大声地播放着流行音乐。一只大老鼠从墙角下大摇大摆地走过去，小王看了一眼，继续剥他的电线。“有老鼠太正常了，晚上下床，一伸脚就能踩到一只。”

　　妻子和他一起，住在这个人与老鼠共同的家。2001年，15岁的小王来到东莞打工，在桥头镇一家工厂里，一个月领400多元工资。一桥之隔的惠州博罗一间工厂里，流水线上坐着他未来的妻子。两人相识相恋，很快结为夫妻，结婚那一年，小王18岁，所以年仅27岁的他，已经有两个孩子。原本父母也在东莞打工，2007年孩子上学，他们就回云南文山带孩子了。

　　他想把孩子带在身边，但条件不允许。上幼儿园，一年下来一个孩子就得1万多块钱，根本吃不消。现在孩子都上小学了，在家都是免费。

　　小王在老家修了一幢两层小楼，花掉了他和妻子打工10年的全部积蓄。楼修起来了，但没人住，一直空着。用这么多钱盖个没用的房子，为何不干脆用来投资做生意？小王说自己天生不是做生意的料，没那个命。现在也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盖房子，就是觉得到了这个时候就要盖，没什么道理。

　　小王夫妻俩在这场子里干活，平均一个月收入五六千元，刨去1000元左右的生活费，其它都能存下来。去年，他在东莞考了驾照，小本本一直放着。如果出去当个司机，收入也能比现在高，而且相对体面，但小王说，自己开车还是个“菜鸟”，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没人会请这么没经验的司机，从对别人负责的角度看，也不要去祸害人。

　　他收着小本本，存着钱，就是想将来自己买辆车。“商务型的小面包，空间够大，舒适度也不错，还能拉货，价钱也不贵。”说起车来，小王眼里放光，性能、外观和乘坐感受都说得头头是道，忽然又眼神一暗说，那只是梦想，说多了不好意思呢。

　　真有钱买车，他也要回老家文山去买。他已经打定主意，再干几个月就回老家了，家里修公路，能找到活干，有钱就承包一段，挣得多点，没钱就当工人，一天也能拿100多元，比在垃圾堆里混要强。

　　小王身边，丢着一张捡来的影碟，《大侦探福尔摩斯》。封面上印着小罗伯特·唐尼的脸，他以为是钢铁侠。“钢铁侠，那家伙有钱啊，做人做得潇洒！”

　　被害怕的未来

　　小王还可以回家，但他的许多同行，则似乎走不了这样的回头路。

　　随着垃圾填埋场日渐没落，许多人未来的生活出现了深深的隐忧。按照东莞的计划，去年就应该对垃圾实现80%的无害化处理率，主要方式是生物发电，所以这几年在媒体上，传统的垃圾简易填埋场，都被称为“城市的毒瘤”。

　　老板黄先生是广东茂名人，去年包下了旧飞鹅这个场子，投入百余万，但第一年就亏了本。黄先生说，垃圾里有用的东西越来越少，废品的价钱又越来越低，很难赚钱，也看不到起色。这种业务状况，暗示着这些垃圾填埋场的命运。

　　虎门镇远丰村的垃圾场，比旧飞鹅垃圾场要有名得多，因为垃圾山下的远丰村，成了“癌症村”，5年前被媒体报道后广受关注。现在远丰垃圾场的作业已经规范得多，先要铺上防渗膜，然后一层垃圾一层土地压实，最后还要种上树。垃圾场下面建起了污水处理厂和生物发电厂，远丰村已经闻不到臭味，搬走的村民也陆续回迁。工人们在垃圾场，已经逐渐不准捡废品，专心作标准化处理。

　　许多垃圾填埋场的工人，都换过几个场子，就是因为一个一个变得“不景气”。未来几年，这些填埋场都会被逐步关闭。那些在垃圾场干了许多年的工人，感觉对前途有点害怕。

　　远丰村填埋场，四川达州人老陈已经50岁，在多个垃圾场干了一共10几年，除了垃圾场，不知该往何处安顿。

　　垃圾场就是他的家，七八十岁的老母亲跟他一起住在垃圾山旁，天天与恶臭为伴。老母亲身形佝偻，头发斑白，仍然闲不住，在垃圾场里养了一大群鹅，养得肥大，站起来有自己半身高，还养着一群黑山羊，天天在垃圾堆里寻找食物，这里，俨然已经成了老人的牧场。

　　老陈的谈话中，处处表现出对垃圾场的感情，不说它一句坏话。

　　和老陈处境相似的，还有同为达州人的36岁的妇女蒋家成，她在东莞的垃圾场已经干了14年，也就是说，除了垃圾场的活，她可以说什么都没做过，也不会做。

　　她从不嫌脏，也不嫌臭，甚至不在乎对身体的危害。她和丈夫一个上白班一个上夜班，很少时间呆在一起，她也不介意。一出来工作就进了垃圾场，一干就从未离开过这个行业，她说这就是缘分，也是命。然而现在渐渐变成了“宿命”，她不知道还能在熟悉的垃圾场里干几年。

　　天气很热，记者请工人们每人喝了一瓶啤酒，他们就都爽快地答应来张合影，爬上废品堆成的高墙，挤出一点笑容。看着照片里每个人脏兮兮的模样，小陈竟然还说了一句颇具深意的话：我们是很脏，但城市因此很干净。

　　然而在城市里，他们只是一个被遗忘的符号。（by Hero）

 

文章来源: 荆楚网 于 2013-06-13

 

 

[提要]最新的数据统计，“蚁族”们的平均工资在4133元左右，有7成人的居住面积在10平米以下。该群体保守估计也有16万人；除此之外，北京的打工者不计其数，收入决定了他们只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而交通费的负担又不能抵消其在外延租房所收获的差价。因此，政府即便补贴100亿，也必须保证地铁低票价。

北京地铁

　　“北京采取按人次而非里程计算的2元固定票价，票价的支持只能占全部地铁投资的10%-30%，每年政府补贴力度很大，以前每年都会安排100亿左右的专项建设资金，随着地铁建设的铺开，这个数额预计会进一步增加。”（《第一财经日报》6月13日）

　　众所周知，在北京生活成本高、房租贵、压力山大，但北京的地铁2元票价却是全国最低，公交车的价格也低至0.4元，这足以亮瞎无数人的钛合金人眼。笔者不禁发问，在生存成本如此之高的城市，缘何公共交通的费用一直保持如此低的价格？为何北京政府每年宁愿财政补贴100亿，也要保持2元低票价？

　　帝都要正常运行，需要各行各业的人各司其职，但给予和收获很多时候不一定成正比，形形色色的人可能在帝都运行链条上的某一环兢兢业业、拼死挣扎，以求方寸安身立命之地，以保持帝都的正常运转，但帝都不一定满足了无数颗小螺丝钉的需求。

　　“蚁族”、打工者以及应届毕业生们，面临的租房难，租房贵窘境，决定公共交通不能成为压死他们的最后一棵稻草。最新的数据统计，“蚁族”们的平均工资在4133元左右，有7成人的居住面积在10平米以下。该群体保守估计也有16万人；除此之外，北京的打工者不计其数，收入决定了他们只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而交通费的负担又不能抵消其在外延租房所收获的差价。因此，政府即便补贴100亿，也必须保证地铁低票价。

　　史上“最难就业年”，在北京又何尝不是雪上加霜的“最难租房年”。大学一毕业，找到一份不太寒碜的工作已是万幸，但能负担的却只能是合租的城市边缘的房子，即便如此地段、如此拥挤，房租还是要花去其工资的一半。如此生存环境，仅剩的依凭是便捷、便宜的交通，如果交通成本再成为其不能承受之重，那么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必将发挥其惨烈功效。

　　北京2000万人口，怎样疏散城市中心人流，怎样实现人口合理布局，以不至于人口爆棚，这很考验城市规划者的智慧。简单了说，就是这一大锅粥，怎样才能搅拌匀，不至于第一口没味，第二口咸死。2元地铁无疑是将这一大锅粥搅拌均匀最好的搅拌棒。二环、三环、四环、五环以及城市边缘不同区域，不同的生活成本，而交通要发挥的功效是不能让交通费将不同地域的生活成本差消解掉，既然交通不能影响不同区域的生活成本，那就只能不管住哪儿，交通费都差不多，那也只能不管是只坐1号线，还是把1号线到10号线都坐个遍都只收2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