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劍
金融危機之後的5年，雖然不斷微調和變換政策基調，但中國經濟其实一直在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通過各種方式加杠杆。其时間之長，幅度之大，經濟史上罕有其匹。
当前的經濟局势，让我想起在2011年年初，我給《大拐點》一書作結的結語。我曾經這樣写道：“後面的故事，將重复2007年至2008年或者1997年的那一幕。種種證據都顯示，這一次的主角是中國。”
前者说的是那個至今仍让人心有余悸的美國次貸危機，後者说的則是新一代人几乎毫無記憶的亚洲金融危機。
這是一段多少有些隱晦的暗喻。我的意思是说，中國將可能是下一次全球重大危機的震中。不幸的是，這個在当时可能被絕大多數人視爲天方夜谭的悲觀揣測，却在以清晰的方式步步展開成一段当代史。
信貸刺激不是神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政府推出了超大規模、超强力度的貨幣及財政刺激。中國經濟迅速觸底反彈。其反彈速度之快，反彈力度之大，不僅捍卫了中國的經濟神话，更引得一衆理論家開始煞有介事探討起所谓中國模式。
他們似乎急切而且非常誠懇地想探寻：在這個似乎永不落幕的經濟增長神话後面，究竟隱藏着什么樣的制度與文化密碼。
然而，所谓的中國模式熱，注定只能是一次短暫的思想喧囂。因爲激發這個理論想象的中國經濟神话，注定要和這個星球上的其他經濟神话一樣，必須服從這個星球一些最基本的自然法則，必然受制于地球引力的作用。
果然，在政府逐漸減少刺激劑量之後（注意：中國僅僅是減少刺激劑量，还远远谈不上退出），中國經濟開始迅速回落。2012年一季度，經濟增長的回落速度似乎远远超出了政府的心理底線。于是，中國的宏觀管理者開始频频在各地視察，並提出了“稳增長”政策。
從“保增長”到“稳增長”，一字之差，固然體現了当局對刺激政策愈發克制和謹慎，但管理者的無奈也同樣昭然若揭。他們只能重新祭出傳统的貨幣及信貸刺激政策——這個神器在過去几乎百發百中。
中央政府既然有“稳增長”之意，地方政府、央企等形形色色求“錢”若渴的企业及冒險家們自然如獲至寶。在經濟管理当局的默許下（雖然没有直接鼓勵），巨量新增信貸及負債通過各類影子銀行的所谓創新被創造出来。其結果是：中國的貨幣存量迅速達到百萬億之譜。而M2/GDP達200%，几乎創下全球最高紀录。
在經過大半年的稳增長努力之後，中國經濟在2012年四季度终于在一個明顯的下降通道中止跌回稳。而中國股市也在跌破2000點之後開始迅速反彈。
在中國經濟止跌回稳的背後，則是中國貨幣存量突破曆史紀录以及各類經濟主體的負債率以危險的速度迅速攀升。
但無論如何，經濟止跌回稳，似乎暗示了中國經濟管理者仍然牢牢控制着局面，而傳统的信貸貨幣刺激仍然有效地發揮作用。当此时，头腦簡單的周期論者一片欢呼雀跃：中國新一輪經濟增長周期已經啓航。
然而，中國經濟止跌企稳的幻象僅僅持續一個季度，让人大跌眼镜的2013年一季度的數據便給了這些周期論者当头一棒。
中國2013年一季度的GDP增速只有7.7%，大幅低于市場一致預期的8%，也大幅低于2012年四季度的7.9%。有人計算，按照這個趨势，中國全年的經濟增長很有可能跌入6%甚至更低的區間之內。
這实際上是表明，去年通過影子銀行等各種工具所釋放出来的新增信貸及貨幣，對中國經濟的刺激效果僅僅維持了一個季度不到。而刺激效果之疲弱，也與政府往日呼風喚雨的曆史形成鲜明對比。
在人們的印象中，只要中國政府愿意，經濟的高速增長總是能夠手到擒来。這一次，主事者似乎有些力有不逮。雖然領導人在各種場合表示，經濟增速下降是中國政府主動調控的結果。但這個话恐怕最多说對了一半。
实際上，早在几年之前，眼見中國的貨幣越發越多，杠杆越加越重，我們就曾推論，貨幣及信貸拉動經濟增長的邊際效果將會逐漸遞減。
我們甚至不合时宜地揣測：中國正在進入流動性陷阱。所以，中國政府在宏觀控制能力上的這個看上去“有些意外”的失准表現其实並不意外。而這個意外，可能正在預示着中國經濟的一個重大时刻的来臨。
外部依赖與成本社會化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之後，我反复强調並在不同場合不斷提及的一個觀點是：所谓美國的次貸危機远远不止是美國的危機，而是二战之後以美國爲中心的全球市場體系的危機。它不是一個周期性危機，而是一個系统性危機。
作爲這個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以及其他以金磚國家爲代表的新兴國家的高速經濟增長依赖並依附于這個體系，因而它們未来的經濟增長將深刻受制于這個體系的巨變。
必須在此重复的是：中國1990年代末期之後的表現，與全球體系的最後也是最强勁的一次擴张互爲激荡，互爲因果。
換言之：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建基于所谓中國經濟獨特表現（其实並不獨特）之上的中國模式，不過是思想上的一種幼稚錯覺。
在同樣的意義上，一度甚囂塵上的所谓“脫钩論”，也僅僅是一個聽上去有些誘惑的修辭而已。
在助推中國經濟奇迹的全球市場發生裂變的情況下（這個裂變和重構的曆史進程还在不斷演進之中），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外部环境已然天翻地覆，用任何周期性甚至僅僅是出于某種信仰的傳统方法論来理解未来的中國經濟，恐怕都注定是刻舟求劍。
對于目前中國經濟的萎頓，不少論者似乎在1990年代末期找到了它的曆史镜像。他們甚至找出了当时的諸多經濟指標加以類比，以说明自己的觀點。
但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在1990年代末期走出困境，並將中國經濟奇迹推至巅峰，除了一系列內部的條件所塑造的“竞低”竞爭力之外（比如農业人口遷徙帶来的低勞動力價格，地方政府竞爭形成的要素低成本、低环保成本等等），全球市場體系的大規模擴张是其不可或缺的外部條件。
這就是说，没有外部市場的大范圍擴张，中國1990年代之前所形成的所谓低成本竞爭优势，是根本無法發揮作用的。
如果這一結論成立，那么從邏輯上说，中國是否能夠如1990年代末期一樣走出困境，就取決于：中國是否还有1990年代末期那樣的外部环境機遇，以及中國從前的低成本竞爭條件是否能夠繼續發揮作用。
然而，正如我一直强調的那樣，在2008年之後，作爲新世紀中國經濟增長必要條件的全球體系已經發生了曆史性的深刻變化。這就意味着，中國經濟已經不再具有1990年代末期那樣的曆史際遇。
5年之前，当我提出這種論證的时候，很少有人相信這會是一種真实的曆史情境。一批天天在媒體上鼓噪的“大師們”鐵口直斷，全球經濟很快就會按照他們的周期性想象迅速恢复。
然而，想象畢竟是想象，5年過去之後，全球經濟不僅没有按照他們的直線思維恢复，反而愈發深陷泥淖，高危症状频發；而曾經作爲中國高速增長引擎的外部需求，不僅没有如期高涨，反而疲弱得超出所有人想象。
我愿意再一次提醒大家，二战之後形成的全球體系仍然處于一種隨时可能爆發重大危機的裂變状態，最危險的时候可能还远远没有到来。
如果你是一位金融市場的密切參與者，我想你一定會對這種可能的動荡深有體會。顯然，中國經濟重現1990年代末期之後輝煌时刻的外部條件已經驟然消失。
盡管还有相当多的人固执地相信，本世紀初全球體系的曆史性繁榮將會很快重現，但我認爲，当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外部條件，可能是相当長一段时間內，中國可能面臨的最好的外部條件。
如果在這樣一種外部环境下，中國經濟都疲態盡顯，那么可以想象在外部更加糟糕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的可能處境。
在我看来，中國在1990年代末期走出短暫困境進而急速狂奔的經濟增長，在中國的思想界及理論界留下了深远的負面遗産。它让很多人誤以爲，中國真的具有某種堅实的制度优势以及由此帶来的持久竞爭力。
事实上，這種制度竞爭力既不堅实，更不持久。相反，在帶来巨大的經濟擴张之後，一直蟄伏着積累着的重大負面後果却在不斷顯現。迄于今，這種所谓制度竞爭力不僅已經無法繼續推動經濟强勁增長，反而在不斷制造社會问題。
我曾經以“經濟增長成本的社會化”這樣一個概念来解釋中國1990年代末期之後的經濟增長。意思是说，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是通過將成本從企业和政府的资産負債表强制性剝離出去，並分散、隱匿于整個社會之中而達到的。
但最後，必然要出現的社會反向运動將會抵制、反抗這種成本的轉嫁，並最终以社會运動的方式將這種成本重新放回政府及企业的资産負債表，並使得政府與企业在当初獲得的看上去無可匹敵的竞爭力一夜流失。当下我們看到的政府與企业不斷高企的成本上升，实際上正內置于這一曆史進程。
加杠杆後的債務困局
在內部制度動力以及外部市場环境同时消失的情況下，要想維持中國經濟奇迹的玫瑰顔色，就只有加杠杆一途了。金融危機之後，在全球微觀主體普遍去杠杆的同时，中國却在政府、企业、個人三個方面同时進行了大規模、高幅度的加杠杆操作。
金融危機之後的5年，雖然不斷微調和變換政策基調，但中國經濟其实一直在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通過各種方式加杠杆。其时間之長，幅度之大，經濟史上罕有其匹。其結果是：2009~2012年間中國的新增債務規模達到GDP的110%，債務總規模/GDP達205%。
而在2013年一季度，中國的信用增長甚至達到了令人咋舌的58%。債務增長幅度而不是債務的整體規模從来就是金融危機的一個先行指標。
正是在債務增長的幅度這個意義上，中國可能正在面臨一個轉折时刻。以至于有人將這種匪夷所思的瘋狂幹脆描述爲“中國債瘾”。
許多人批评中國的經濟管理者所推動的債務擴张政策，但坦率说，我對此抱有深刻的同情。如果一個體制的合法性要几乎完全依赖于經濟增長，維持經濟增長基本上就是這個體制全部要做的工作。
一般而言，在潜在經濟增長和投资回報率允許的情況下，增加負債可以提高經濟增長速度，也可以提升企业盈利，但是，在潜在經濟增長持續疲軟，企业投资回報不斷下降的情況下，增加甚至是瘋狂地增加債務恐怕就只能是一劑毒藥了。
说得更清楚一點，這種情況下的債務擴张不過是在加强債務危機的烈度和規模。非常不幸，有不少研究表明，中國的投资回報率最近几年一直在迅速而持續地下滑。
或許正是看到這一點，新任總理李克强最近坦承：“貨幣及財政政策的刺激空間已不大。”若幹年前，在评論中國大幅度的信貸擴张的时候，我曾經说道：政府贏得了时間，却失去了空間。
不過，情況恐怕比一些正在流傳的判斷更爲严峻。在我看来，債務危機不是即將，而是已經並且一直在發生。
從個人層面四處蔓延的高利貸崩盤，到企业層面鋼贸、銅贸危機，再到地方政府平台大規模的貸款展期，中國經濟普遍的債務違约几乎一直都在持續。
這難道不是標准的債務危機嗎？只不過這種債務違约通過傳统的行政手段还被隔離在一定地方一定行业的范圍之內，暫时没有形成恐慌性的傳染而已。然而，当債務規模足夠大的时候，這種傳统的隔離方式恐怕就很難阻挡債務危機的蔓延了。
1990年代末期至今的中國經驗似乎表明，只要經濟可以持續高速增長，所有问題都是可以通過這種高速增長輕松化解的。
在這一段經驗中，曾經被視爲洪水猛獸的大規模下崗失业消失了，被視爲世紀難題几乎完全絕望的國企问題被治愈了，甚至銀行的巨額坏账也奇迹般地化解了。不僅如此，它們还成爲世界上最大的企业，最大的銀行。
袁劍，南開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畢业，曾任教于南京理工大學，後曆任《價值》杂志主筆、《董事會》杂志主編。現爲獨立评論人。
袁劍，中國资本證券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