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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霸战/新疆维汉关系变迁及症结:维稳政策和傲慢汉文化/纽约时报:达赖喇嘛不是披着袈裟的豺狼了?
發佈時間: 7/1/2013 12:43:55 AM 被閲覽數: 273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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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之声》20130630 12强争霸战 [高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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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维汉关系变迁及症结:维稳政策和傲慢汉文化(图)

 
文章来源:
 
 

2008年6月,新疆喀什,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现场的维吾尔族妇女

文 /吐尔文江·吐尔逊

1949年以后,新疆的维汉关系随着中共的民族和边疆开发政策起起落落。而近年来,政治上的不信任,行政管理缺乏法治基础,激励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机制的缺失,以及汉文化的傲慢,都直接加剧了维汉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对立。

新疆社会发展中的主要因素是族群关系,而在族群关系中影响新疆的核心又是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关系。维汉关系基本决定了新疆的社会发展走向,新疆其他各民族与汉族的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对新疆政治、社会的影响不说是可以忽略不计也是影响甚微。正因为如此,新疆的维汉关系问题长期以来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新疆维汉关系概况

新疆的维汉关系之所以在新疆具有如此重要的影响,与维吾尔族、汉族在新疆的地位有重要关系。从人口数量来看,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新疆总人口约为2200万,其中维吾尔族约为1000万,汉族约为880万,如果算上在新疆的汉族流动人口,两者数量差不多。从分佈上来看,维吾尔族、汉族是在全疆几乎任何一个县都有人口分佈的两个民族,而新疆的其他民族基本上都是聚居或散居在若干个地方。维汉之间在教育、就业、商业、行政等各方面都存在着广泛的接触。从政治因素来看,新疆是维吾尔自治区,国家从法律上保障了维吾尔族的政治权益,自治区主席、6个地区(市)的专员(市长)、近一半的县长是维吾尔族,在自治区各厅局、地县的各部门中有大量的维吾尔族官员和干部;而汉族作为国家主体民族,在政治上具有统治地位,新疆从自治区到各地县的党委书记都是汉族,各级党委、政府中的要害部门如组织部、发改委、财政、公安等的正职也都由汉族来担任,维汉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政治权益上的博弈。从社会矛盾来看,新疆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发生的大小数十起不同类型的社会冲突事件中,当事双方基本上都是部分维吾尔族和汉族主导的政府。

认识新疆的维汉关系必须要从多元、多维的视角去看。新疆的维汉关系存在着地域、阶层、语言背景、交流程度等的差别。地域上,哈密、吐鲁番、昌吉等地的维汉关系与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地有很大的不同,这与每个地区维汉人口数量有关,也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开放程度有关;阶层上,农民、干部、知识分子、商贩等不同身分的群体无论是在维吾尔族中还是在汉族中对于维汉民众的认识都有差别,与维汉的交往关系也不一样。事实上,维汉关系比较疏远的并不是农民而是维汉中的精英群体——干部和知识分子;维吾尔族中有部分人员自小学起在汉语言学校接受教育,在新疆俗称他们为「民考汉」。由于他们精通汉语,了解汉族文化,在受教育过程中与汉族接触多,有许多汉族朋友,因此与汉族的关系比较理性和平和;维汉之间的交流程度也对彼此关系有很多影响,许多对维吾尔族或者汉族持严重负面偏见者其实和对方几乎没有什么来往,也根本不了解对方。而许多维汉混居社区的民众在长期生活过程中,双方有不同程度的交流,了解对方的习俗、想法等,因此不仅彼此关系较为融洽,而且对整体的维汉关系认识比较客观。

维汉关系的历史变迁

新疆的维汉关系在时间跨度上有明显的不同。从建国到现在,新疆维汉关系存在明显的变迁过程。从大的方面来看,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年至1979年。现在许多人包括不少专家都认为这个时期是新疆维汉关系最好的时期,认为那时民风淳朴,维汉关系融洽,族际冲突和暴力事件罕有。应该说,这个时期维汉关系是许多特殊因素造成的。首先,1949年后,维汉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维吾尔贫苦阶层普遍获得较多权利和利益,对汉人新政府充满好感。其次,民族政策的效应。49年后,国家开始在新疆实施民族政策,包括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培养维吾尔族干部、专业技术人员,促进经济发展,建立一系列工厂、企业,培养大批维吾尔族工人,促进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第三,当时阶级斗争的政策强化了身分的阶级属性,淡化了民族身分属性,社会矛盾主要表现在阶级间或政治立场间的争斗,而不是民族间。第四,当时新疆的汉族人口数量并不多,兵团的屯垦地都远离维吾尔社区。第五,在当时的政治高压环境下,宗教被作为「封建迷信」、「四旧」而被禁止。伊斯兰教对于维汉的民族分界功能被限制。第六,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在平均主义和计划经济的作用下,在维汉民族间表现出的是「贫穷的平等」,维汉间不存在利益和分配上的不平等与争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维汉关系比较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直接关系,并不具备广泛的借鉴意义。

第二阶段,1980年至1989年。中国结束了动乱的时期,步入改革开放时代。我个人认为这一时期也是新疆社会发展的「黄金十年」。这一时期的维汉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总的态势是「维强汉弱」。汉族民众普遍害怕与维吾尔族发生冲突,如果维汉冲突,在行政措施上会偏向维吾尔族。影响这一阶段维汉关系的因素首先是政治上的拨乱反正,重新落实了民族政策。其次,政策对于在文革中受到压制的维吾尔人表现出补偿性,维吾尔族在教育、就业、干部任用等方面受到优惠。第三,宗教全面恢復,到1989年,新疆拥有的清真寺数量已经超过中东任何一个国家,这一点对以后的新疆维汉关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个阶段维汉关系虽然开始出现裂痕和冲突,但总体还是不错的,维汉之间的交流包括私人间的交流都不少,对于对方的印象基本属于中性偏正面。

第三阶段,1990年至2009年。 1990年 4月在新疆发生了巴仁乡暴乱事件,这是新疆民族关系史上的分水岭,从此以后,新疆维汉关系开始进入紧张、割裂、冲突的时代,一直到7.5事件发生。这一时期当局对维吾尔人开始採取强硬态度,总的态势改变为「汉强维弱」。在维汉冲突中,行政措施开始偏向汉族。维吾尔族在许多方面受到来自政策的压制。影响这一阶段维汉关系的因素包括,首先,在政治上维吾尔族不被信任,许多重要部门的领导都换成了汉族干部,维吾尔族在办理护照、加入军队等方面面临有形或无形限制。其次,经济上国家进入市场经济时期,新疆的大量国有、集体企业破产,其中的大量维吾尔族工人下岗失业。第三,维吾尔族的国内形象发生改变,在汉族民众中被污名化,在国内旅行、求学、经商包括机场安检等都受到歧视性待遇。第四,国内人员和经济流动增强,大批汉族居民进入新疆,在经济利益上与维吾尔族产生竞争,挤压了维吾尔族的生计空间。第五,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了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就业模式,而新疆的经济发展又落后,加之新疆的教育水平不高以及维吾尔族在语言、环境等方面的条件所限,维吾尔族从普通青年到大学生在就业方面和汉族相比处于劣势,失业率很高。第六,在维吾尔社会面临限制和不平等的现实下,宗教的精神救济影响开始凸显。伊斯兰教及其思潮对于维吾尔族的影响愈来愈大,强化了民族边界。这个阶段维汉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双方的心理距离愈来愈大,物理距离也开始变化,在一些维汉混居城市,双方都在离开对方佔多数的居住区,向本民族居住区集中。维汉私人间的交流愈来愈少,在部分地区或领域私人交流很罕见,对于对方的印象普遍归于负面。

第四阶段,2010年以后。中共中央在新疆召开工作座谈会。新疆新的领导人以及新的政策的实施,遭到严重破坏的维汉关系逐步修復。影响这一阶段维汉关系的因素有:首先,在政治层面上,对维吾尔族的强硬态度在改变,倡导的原则是「汉维平等」,提出尊重差异,更加强调讲法制。其次,新疆出台一系列民生政策,解决维吾尔社会的困难和诉求。
新疆民族政策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民族政策在新疆的实践过程中,对于促进维吾尔族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主要表现在:
政治上,对维吾尔族缺乏信任。首先,目前新疆没有一个维吾尔族的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乡党委书记也是寥如晨星。重要的部门的正职如组织部长、公安局长、财政局长、发改委主任从自治区到县一级没有一个维吾尔族。其次,维吾尔族即使被任命为主要领导也缺乏实际权力,使得维吾尔族感觉游离于权力之外,在政治上被边缘化。比如所有维吾尔族担任县长的政府里都有一位汉族的常务副县长,县政府的行政大权基本都在他的手里。在重要政策的决策过程中,维吾尔族干部很难参与,更不用说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第三,存在着显形或隐形的针对维吾尔族的不公平政策或规定。如重要岗位的领导任用和要害单位的人员录用不敢用维吾尔族,办理护照时,出国旅行时维吾尔族比汉族居民需要面临更多的审核以及提供更多的资料。第四,缺乏倾听维吾尔族声音,民主协商的机制,压制维吾尔族干部、知识分子表达利益诉求的权利。对于维吾尔族干部、知识分子关于本民族的发展、权益的正当要求以及对于政策的不同看法,往往扣上一个「有民族情绪」的帽子,造成他们在公开场合要么说一些套话、空话,要么就不说话。

社会管理方面,维稳政策缺乏法制基础,往往採取违法的手段去打击维吾尔群众并不违法的行为。如喀什、和田对于留大鬍鬚、妇女蒙面纱採取办学习班、罚款、取消低保、收回承办地等强制性的措施,虽然解决了表面现象,但并没有解决实质问题。群众并不信服,认为我又没有犯法,凭什么处理我?有些地方甚至将不允许蒙面扩大到不允许妇女戴头巾,引起维吾尔族群众的强烈不满。
经济上,缺乏有针对性的增进维吾尔族经济活动参与能力,市场竞争能力的政策推进措施。造成维吾尔族整体经济参与程度较低,就业率低,收入水平低。对维吾尔族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力度不足,缺乏全面、系统适应市场和产业需要的职业技能培训,缺乏鼓励企业吸纳少数民族劳动力的导向政策,大量的维吾尔族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向城市、向产业充分转移,导致维吾尔族中缺乏产业工人阶层,无法分享工业化发展的成果。

文化上,汉文化的自大和傲慢思想严重,对维吾尔族的文化缺乏尊重和支持。维吾尔族文化由于人口数量以及经济和市场发展程度的制约,很难完全自我发展繁荣,必须要有政府的大力支持。而目前的现状是政府没有去支持,如维吾尔族中现代通俗文化类型严重不足,没有有影响力的唱片公司,流行歌手小打小闹,电视台节目单一,十几年没有一部反映维吾尔族社会生活的连续剧等,造成维吾尔族文化无法向现代化发展。双语教育是维吾尔族社会现在最为关注的问题,维吾尔族并不反对学习汉语,只是担心现在的教学模式会造成民族文化的消亡,希望能对教学方式调整。但是当局不愿理解维吾尔族的忧虑,认为民族文化是保守、落后,使用民族语言不利于社会竞争

(作者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约时报:达赖喇嘛不是“披着袈裟的豺狼”了?

 
文章来源:
 
 
 


David Gray/Reuters  达赖喇嘛与一名澳大利亚土著男子在悉尼的媒体见面会上行传统的“合十礼”。


20多年来,中国政府的僵化政策一直统治着西藏,近两年有约120名藏人通过自焚对这些政策表示抗议。而现在,是否正有一丝新鲜空气在吹进西藏?

或许吧。(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Gary Locke]当前正在西藏访问,这种罕见事件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住在纽约的作家和记者次仁南杰(Tsering Namgyal)本周早些时候在《亚洲前哨报》(Asia Sentinel)中发表了一些惊人的评论,认为上述那些政策可能会被放松(他引用了藏语网站Khabda.org的内容)。

“政策突然出人意料地发生了转变,中国政府官员告诉一些藏区僧人,他们现在可以自由‘尊奉’达赖喇嘛为‘宗教领袖’,”次仁南杰写道。

他还写道,这项政策被称作“试验”。一些僧人被告知他们现在可以不再批判达赖喇嘛,而过去一直有人要求他们这么做,而且还可以不再称他为“披着袈裟的豺狼”了,次仁南杰在提到6月14日于青海省的一所佛学院召开的会议所发布的声明时说。当时是在委任一名新任党委书记。次仁南杰说,与会者包括高层官员,其中一些是藏族人。

其目的何在?这是为了分离达赖喇嘛的宗教和政治角色。

“‘作为佛教徒,你从现在开始应该尊敬且追随14世达赖喇嘛,”次仁南杰援引的新政策文件说,“但是在政治问题上,你不能这么做。政教应该分离。”

现在,美国大使骆家辉也在西藏,他的访问从6月25日开始,将于明天结束。这次访问得到了中国官方的批准。使馆发言人柯英豪(Nolan Barkhouse)说,这是骆家辉自2011年担任大使以来首次访问西藏,也是自2010年以来美国大使首次访问西藏。

骆家辉“在家人、几名使馆官员和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官员的陪同下”访问了西藏自治区,柯英豪说。他说,“此次访问的目的在于加强对西藏自治区当地情况的了解,会见当地官员和居民。”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不允许外国记者进入西藏,他们只能偶尔加入官方严密组织的记者团才能进入,而且连中国记者也要受到限制;有时候,外交官在进入西藏时会遇到问题,甚至连普通观光客也时不时地受到影响。骆家辉称:他“讨论了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外交官,以及外国记者和外国游客开放西藏的重要性,”柯英豪说。“他还强调了保存藏区人民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其中包括藏区独特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

下周六,也就是7月6号,是达赖喇嘛的78岁生日。据说,北京的强硬派决策者数十年来一直认为,达赖喇嘛(这位藏人精神领袖自1959年3月起流亡异乡,这里说当时存在他会遭到刺杀的恐惧)的最终死亡会有助于解决西藏问题。

外界一直在猜测,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能否制定一个新政策。习近平的显要家庭与西藏有着不解之缘,其父在26年前曾与达赖喇嘛的哥哥会面。

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在成为国家主席前曾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他被视作西藏问题的保守派。

本月早些时候,一名共产党体制内人员在接受香港新闻杂志《亚洲周刊》采访时谈到了西藏。中央党校研究员靳薇似乎呼吁制定更为灵活的政策。

一篇中文博客援引了靳薇在采访中的话说,作为西藏地区的掌权者,共产党必须接受非物质价值观对藏人的重要意义,这个官方宣称相信无神论的政党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经济发展会削弱西藏反对势力。

靳薇表示,“若能创新思维、破解僵局,不仅可促进社会稳定,避免形成难以愈合的民族创伤,对国内其他少数民族亦有正面影响。”她补充说,这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老几

 

研究轴心文化被认为对于理解重大历史变迁和社会变革有着重要意义。

署名为张远山的《》一文中,有这样评语:“儒家天真,道家率真,墨家认真,名家顶真”。张还说, “儒家弱智,道家狡智,墨家奇智,名家大智”。对此其文照例有些说法,当中有多少道理不说。稍微对前秦文化有点了解的读者不难猜到,该作者是公孙龙“超绝 智力”的超级粉丝。以西方哲学的标准套,公孙龙代表的“名家”一派,是中国最早的哲学家了。以此推想,作者如果是西方哲学的崇拜者,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该 文作者深恶儒道,出语惊人;说理却没有《五毛世家》让人信服,比如说对“最有智慧”的墨名两家的彻底消亡的解释,就不见得符合逻辑。更远没有再见驴十八网 友侃的有趣。《五毛世家》系列将孔孟一通痛贬,虽不全合老几胃口,清清肠子的好处却是大大的有。(顺便说一句,痛恨中国文化鼓吹全盘西化的朋友,如果没有 读过《五毛世家》,简直就是一大损失。当然,《五毛世家》大概从来也不曾上过万维导读。怪不得谁,曲高合寡嘛!)

》 一文值得侃一侃,是因为该作者将法家归为儒家一派的分支,看起来牛头不对马嘴,中间却有些缘故。从师承上说,法家的韩非子和李斯同是前秦最后一位大儒荀子 的学生;韩非子是法家集大成者;而李斯则是中国两千年封建司法制度的总设计师。韩李的学说及实践尽管与儒家南辕北辙,其渊源却深得很。只是法家人物多啦, 未必个个都与儒家有这种渊源,以师承分类似乎不大靠的住。

在与网友关于政治家的讨论中,涉及人的好坏,进而涉及人性的善恶。老几说洪洞县里无好人,被斥为犬儒,左右口径一致。其实这话是韩非子借着苏三的口说的,并非老几发明。

要说人性,恐怕无论尼采叔本华休谟人性论马斯洛行为科学,还是孔子的仁孟子的人性善荀子的人性本恶伪(人为)善都各有各的道理。但要说到政治家的人性,韩非子的人性恶,无疑是最靠谱的!

 中国两千年来的皇家统治术就是外儒内法,骗百姓忠孝仁义,自己搞“两面三刀”(易中天语),无有例外。至于在西方, political=dirty 没有人没听说过吧?搞政治不懂韩非子就不入流,老百姓不看《韩非子》,就会被骗得找不着北!  


说起历史,朱衡网友编译的《西方如何得以统治世界》对轴
的东西方发展史有很好的论述。不过,中是否存在“轴”是有争议的,老几本人亦持保留态度,回头有空再说。

中国所谓的“轴”有一特殊现象,就是“士”阶层的存在。这里的士,是“天子诸侯大夫士”里的士,不是秦以后“士农工商”的士。正是中国“轴”士阶层,创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随后将专门谈谈这个事。

另外魏晋也“疯”行“士”,专搞玄学(即哲学),非常有个性,一扫文人呆板形象。有朋友说哲学家都是疯子,没有最疯,只有更疯。想想魏晋名士,不由人不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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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互动百科

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83——1969)历史哲学中的中心概念。他将人类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

“其一是:我们只能推断出最初的一大步,即语言之产生,工具之发明以及火之点燃和应用。这是普罗米修斯时代,是所有历史之基础,正是经历了这一阶段人类才变成了不同于我们不能想象的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人的存在。”

“其二是:在公元前5000年和3000年间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稍晚在中国黄河流域,产生了古代的高度文明。”

“其三是:以公元前500年左右为中心——— 在公元前800年到200年之间———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赖以生存的人类精神的基础,同时又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希腊出现。”

“其四是:其后只有唯一的一件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具有深刻影响的事件,并且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影响:科学技术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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