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由主义者称，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势必导致社会流动性减弱。今年1月，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艾伦·克鲁格正是怀着这一想法提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证明不平等国家的社会流动性较差。

　　环球时报报道 观察者网刊美国新闻周刊6月26日文章 原题：美国梦的终结？编辑如下：“美国是可以干大事的地方。”这是埃隆·马斯克的话，他惊人的事业成就说明，美国梦还是能够成真的。马斯克生于南非，上世纪90年代经加拿大移民（微博）美国。他创办了PayPal公司、特斯拉汽车公司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取得令人惊叹的三连胜。他今年42岁，身家约24亿美元。

　　但每出现一个马斯克，有多少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始终得不到那份关键的幸运？大家都知道，美国在最近几十年里变得愈加不平等。

　　社会流动性在减退

　　但真正的问题恐怕比收入和财富分配数字所包含的意义隐藏得更深。更令人不安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在减退。

　　多年来的调查揭示了美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根本差别，美国人对不平等的宽容度要高得多，但这种宽容无疑是有条件的，那就是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比欧洲要强。

　　然而，假如这个折中不复存在怎么办？假如美国现在既严重不平等又缺乏社会流动性怎么办？假如这是经济复苏的一个隐性体制障碍怎么办？实际上，假如当前货币政策正在加重社会停滞怎么办？

　　不平等问题更严重

　　不平等与社会停滞无疑是相关的。就从不平等说起吧。鲜为人知的是，在21世纪头10年的中期，人口顶层那1%的人的收入所占比例，回到了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所描写的时代。那1%的人的平均收入是其他人平均收入的大约30倍。虽然金融危机缩小了这个差距，但只是稍稍缩小，而且是暂时的。这是因为美联储自2008年以来的货币政策就是推高资产价格。猜猜怎么着？富人拥有这其中的大部分。确切地说，顶层那1%的人拥有美国总净值的35%左右和金融财富的42%。

　　美联储使股市行情回到危机前的水平，却谈不上实现了经济复苏。但它非常成功地使富人以及他们的孩子更富了。

　　据瑞士信贷银行称，2012年全世界约有1000名身家逾10亿美元的富豪，其中约三分之一是美国人。但在这些人当中，略低于30%的人不是靠自力更生发家的，比例大大高于澳大利亚和英国。换言之，如今美国富豪比英国富豪更有可能是通过继承来获得财富的。

　　这只是美国社会流动性减弱的诸多表现之一。“美国梦”已经成为一场社会静止的噩梦。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在收入顶层那五分之一中长大的美国人，有略低于60%的人最终仍留在顶层那五分之二当中。而在底层那五分之一中出生的人，有60.4%最终仍留在底层那五分之二当中。

　　福利造出贫困陷阱

　　美国自由主义者称，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势必导致社会流动性减弱。今年1月，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艾伦·克鲁格正是怀着这一想法提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证明不平等国家的社会流动性较差。但在欧洲人看来，这也是大家所熟悉的故事：好心好意的福利项目制造出贫困陷阱。不妨想想宾夕法尼亚州前公共福利部长加里·亚历山大所强调的情况。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单身妈妈兼职挣2.9万美元——此外领取28327美元的各种补贴——比她接受一份年薪6.9万美元的工作更划算。因为那样的话她要交税11955美元。

　　另一个例子是申领社会保障残疾津贴的美国人数量在增加。20世纪80年代，领取这种津贴的人只有1.5%多一点，如今却将近3.5%。领取者也不像过去那样以老年人为主。约6%年龄在45岁到54岁之间的人口是社会保障残疾保险的受益者。支付给残疾劳动者的金额平均每月为1130美元，也就是一年13560美元——只比按照联邦最低时薪计算的全职薪水少2000美元。

　　据美国城市研究所称，当前联邦政府在年轻人身上的开支约占10%，而在社会保障计划、医疗保健、医疗补助这些非儿童项目上的开支则占41%。老年人的人均政府支出——包括各州和地方预算——是儿童的两倍。儿童贫困率是年长者的两倍以上大概也就不足为奇了。请扪心自问：在一个关心爷爷奶奶远甚于关心少年儿童的社会里，社会流动性怎么可能增强？

　　精英操纵游戏规则

　　与此同时，有迹象表明，美国的精英教育机构逐渐回归它们的老角色，成为世袭精英们的精修学校。

　　《美国保守派》杂志发行人罗恩·昂兹近日对常青藤联合会招生政策提出批评，指出了若干异常现象。例如，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亚洲人一直占哈佛大学注册新生的16%左右。据昂兹称，在哥伦比亚大学，亚洲人比例实际上从1993年的23%下降到2011年的16%以下。然而根据美国的人口普查，同期，年龄在18岁到21岁之间的亚裔人数增加了一倍多。此外，亚洲人现在占美国优秀学生奖学金获得者的28%，在完全按学业成绩招生的加州理工学院，39%的学生是亚洲人。

　　或许，负责常青藤联合会招生工作的那些人自有他们的充足理由。或许，他们不单纯挑选申请者当中学习成绩最好、最勤奋刻苦的学生是正确的。但不能置之不理的一种可能性是，不管他们的本意如何，他们追求“多样化”的实际后果是进一步削弱了这个国家曾经独一无二的社会流动性。我们也不能无视这样一种假设：问题的症结恐怕在于“遗赠”制度，因为认知精英们审慎地操纵游戏规则，以时机恰到好处的善举偏袒他们的后代。

　　作为哈佛大学教授，我对这种想法深感忧虑。与埃隆·马斯克不同，我不是到美国来发财的。财富不是我的美国梦。但我的确来了，因为当初我信奉美国的精英政治，并且确信听我讲课的世袭特权受益者会比我在牛津遇到的要少。

　　现在我不那么确信了。(作者尼尔·弗格森为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cd）

清華學者：

計劃生育危害性比大跃進和文革更大

      6月30日，由博源基金會主辦的博源基金會成立五周年學術論坛于北京召開。本次論坛的主題爲：“中國未来的機遇與挑战”。會議邀請了吳敬琏、林毅夫、李劍閣、高西慶、巴曙松、江平等70多位政商學界精英，一起展望中國改革的困境與機遇。

　　期間，搜狐財經對清華大學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豐進行了專訪。王豐認爲中國人口老齡化、家庭養老基礎脆弱的程度在不斷加大，將来可能會發展成爲危機。他还認爲獨生子女政策對中國的影響不止一代人，而且面非常廣，我們現在所看到僅僅是開头。

以下爲專訪內容：

　　搜狐財經：各位網友大家好！這裏是搜狐財經，接受我們采訪的是清華大學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豐。2010年，您在一篇論文中用三個1.6億介紹中國的人口形势：1.6億農民工、1.6億60歲以上人口和1.6億個只有一個孩子的家庭，現在三年過去了，三個1.6億分別變大还是變小？是否依然存在你当初说的無法避免的危機？

　　王豐：根據我們現在的數據来看，這三個數字都在變大。60歲以上老人人口到現在已經差不多2億，這個數字增長很快而且还會繼續增加。此外，由于我們對獨生子女政策的支持没有廢除，獨生子女家庭由于各種原因，包括政策原因，也是在增加，不止1.6億。最近我們得到數據，現在城市裏有2.2—2.5億只有一個孩子的家庭。

　　這几個方面帶来的危機有三個：一個是中國老齡化、家庭養老的基礎脆弱程度在加大；同时更重要的问題，就是現在看到很大一批在城市裏邊的民工和家屬，他們對過去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的贡獻，現在到了給他們还債的时候，需要給他們提供他們能夠在城市裏邊安頓下来、能夠像其他人一樣過安稳幸福的生活的條件；再一個就是城鎮化突破改革。

　　搜狐財經：在絕大多數發達國家，人口數量減少、生育率降低是一個普遍現象。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由于生活压力、尤其是經濟压力的加大，年輕人推遲結婚、推遲生養小孩年齡非常普遍，假如現在取消計劃生育政策，中國人口形势的大趨势仍然不會發生變化？

　　王豐：我們現在一直不改掉的獨生子女政策，是三十年以前對人口判斷和当时的擔心制定出来的非常極端的政策，現在對中國的經濟状況和年輕人的生活状況而言，还在進行獨生子女政策是雪上加霜。現在各個國家的政府包括東亚國家、还有像俄羅斯、还有欧洲的國家都在鼓勵人們生育，包括澳洲國家也鼓勵人民生育，中國不僅不能夠創造更好的生活环境，比如幼兒能夠有人照應、學校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有健康的就业环境事情，还在执行完全過时的政策，限制這個家庭可以生两個孩子，等于雪上加霜。

　　如果這個政策取消，短时間內會有些年輕人希望生第二個孩子，也有时間生第二個孩子，但是對于中國長期来说，看看目前年輕人的觀念變化，中共政府更應該擔心低生育率對社會帶来的持續負面影響。

　　搜狐財經：今年2月份的时候你們發表了一篇論文叫“Population，Policy，and Politics：How Will History Judge China”s One—Child Policy？”——曆史怎樣评價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文章问爲什么中國選擇强制推行計劃生育政策，爲什么這個政策如此不近人情却依然如此堅挺？

　　王豐：我們這篇文章是聯合其他大學的团隊完成的，我們唿籲政策改變。中國人口政策是“看中國社會的一面镜子”，也是看中國公共政策制定的一面镜子。由于特定的政治制度安排，由于中國公共政策制定的特點和社會傳统，像計劃生育這樣空前絕後史無前例的極端政策，在道理已經讲得非常清楚的情況下，仍能繼續执行而没有改革。

　　什么原因？第一，把人当成社會計劃、國家計劃一個數，而不是把每個人当成生命——我們對人没有尊重、對生命没有敬重，這樣的社會是很可怕的，不光生育政策、我們食品安全、交通、法治都處于對人没有基本的尊重和敬畏的状態下。第二，政策制定過程中是一種所谓要犧牲個體利益服務集體利益、犧牲眼前爲了未来的原則，這中原来帶来了惡的後果。人口政策不是唯一的這種思路下形成的政策，我們可以想到“大跃進”、“饑荒”、“文化大革命”等等。第三，政策制定中没有公共參與、没有學者參與，制定很倉促，少數人说了算，而且往往某些官员拍腦袋说了算，理性與科學性荡然無存。

　　所以在這種對人的認识不充分、不到位，中國特有的在社會傳统、文化傳统浸染下，才會有獨生子女政策，而且政策不能及时得到放棄。

　　搜狐財經：有觀點認爲計劃生育一直没法退出，也是因爲利益团體起的作用，比如計生委？

　　王豐：我覺得利益团體是有的，而且他們有作用，我覺得這種作用不應該擴大。实際上，計生委很多人是看得見事实的，知道中國人口的變化状況。計生委基層幹部我們也做過研究，他們覺得這個政策過时了，但是這裏邊有很大的惰性，没有人愿意主動做事情。

　　但歸根結底是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没有问責制：政策産生了很坏的社會影響、備受爭議，甚至導致很多人家破人亡，但是對制定和执行過时政策的人和官员没有追責，没有追究。所以一年又一年，換很多主任，很多人说改，但是不做。這还是政策制定過程中和问責中的问題。

　　搜狐財經：你覺得曆史會怎么评判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

　　王豐：我想曆史對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的评價會超過對“大跃進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的评價，因爲其他两個對中國社會造成的大規模的損害都是相對来说时間比較短的，獨生子女政策對中國的影響却不止一代人，而且面非常廣，我們現在所看到僅僅是開头。

　　搜狐財經：我們現在注意到很多研究人口學的人都说，中國現在第一總人口馬上進入衰減階段，另外勞動力人口已經從頂峰下滑，這對中國經濟有多大影響？

　　王豐：這個對中國經濟影響是巨大的，因爲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基本是這樣的：現在對應着每個60歲以上老人差不多有將近五個20—59歲納税人，比例是5：1，不到二十年时間這個比例會變成2：1；這個變化非常劇烈，且不可逆轉。在短时間內有這樣的變化，不是納税人可以負擔的问題——两個人怎么能負擔得起五個人？也不止勞動力的问題，因爲對整個經濟活力、人民幸福程度，比如老人能不能有錢去医院看病吃藥、有没有人照顧他們，會對人的基本生存産生巨大的影響。我們看到失业率攀升最早往往發生在生育率最低的地方，日本年輕人就业非常困難，很多人進入非正式工作，低收入而且多少年這樣，因爲經濟低迷、人口老化太严重。關于這方面，中國經濟未来增長面臨人口因素约束會是非常大的。

　　搜狐財經：城鄉差距方面的问題，改革開放以来盡管城鄉居民收入快速增長，但是城鄉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除了地理环境和市場經濟因素之外，哪些政策方面的原因造成不斷擴大的城鄉差距？

　　王豐：原因非常多。在工业化開始階段，中國過去几十年城鄉收入擴大实際比較正常的，因爲勞動生産率和收入是完全不一樣的。現在除了城鄉收入差距很大之外，还有城市化的很多原因，比如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屬——怎么使這三部分人生活水平慢慢趨同，很大一部分在于怎么樣使農业進行改造？怎么使農业有新的不同經營方式，使他們勞動生産率提高、收入能夠提高；光靠扶贫、扶持農业政策雖然會起到一定作用，但更多的是需要全部的經濟改變，這裏可以讲和可以操作的太多。

　　搜狐財經：哪些因素起到關鍵因素？

　　王豐：最首要的是要給所有人能夠給改變自己生活的機會和能力，這些工作政府已經做了做一些，但是做的不夠。而且這個事情光靠政府解決不了，政府創造好的环境，使個人能夠改變他們的生活。這裏邊有两點：一個農村教育、農村兒童營養，現在做了很多，如果他們没有很好的健康和營養，没有像樣的教育條件的话，他們今後不會有機會從事收入更高的职业，所以在農村要給他們提供這個條件；第二是社會流動，現在改革開放已經過去30年，80年代年出生的農民開始進城，慢慢進入工作裏邊，要让他們真正融入城市。這才是真正地实現社會階層的流動。

　　進来這些人是連接農村和城市的紐帶，如果他們不能融入城市的话，怎么回農村生活？不僅農民可以進到城市来，而且他們能夠安頓下来，而且愿意給子女投资，通過創造個人改變生活的條件和能力，而不是被迫面對各種各樣的關卡，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才能看到真正今後中國社會的整體化，這個是靠個人实現的，不是靠國家項目实現的，國家要做的是解除壁壘。

　　搜狐財經：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師接受我們的采訪。

　　王豐：很高兴接受采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