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偶片中“周扒皮”的形象。

周春富没留下照片。这是周春富之子周长义，长相和他最接近。

地主周春富被押出来时，儿童团员刘永会拿着一根棍子混在人群中。周春富跪在地上，开始接受贫雇中农们的批斗，一个叫黄永祥的积极分子站在台上控诉他。

“黄永祥说，你个老东西，偷我们家葫芦！下面喊口号：周春富老白毛，摘人葫芦开水瓢……大家就开始打，每人一根棍子，不打不行。”刘永会当年正读小学三年级，他回忆说，乱棒之下，周春富并没有立即死亡，还曾回到民宅改造成的“监狱”里坐着喝凉水，“喝完水后就不行了，被扔到附近学校旁边的沟里。人还没断气，有两只狗就去撕咬他，身上都是血，活活咬死了。”(注1)

这是1948年1月的辽东省复县(现辽宁省瓦房店市)，周春富只是2月初之前在土改运动中被打死的28 50名地(主)富(农)之一(注2)，并无太特别之处。在瓦房店市和辽宁省档案馆内，甚至找不到他的名字。没有人会预见到，他身后将被冠以“周扒皮”的绰号，永远活在“万恶旧社会”的暗角，接受鞭尸。

这个变化发生在周春富被打死4年之后。在其家乡复县闫店乡和平村，一个叫高玉宝的文艺战士，结合席卷全国的“诉苦”运动主题，写了一本畅销一时的《高玉宝》，宣称周春富生前被唤作“周扒皮”，以阴险狡诈长于剥削著称，最经典表现是，半夜跑到鸡圈学鸡叫，然后以天亮为名让佣工早起干活。“半夜鸡叫”的典故，曾长期占据语文教科书，成为毛泽东时代学生们大脑海马体内永难消失的记忆。

“他省钱就奔着买地”

周春富被打死的那次批斗会召开时，孔显善到河边搂草去了。但在那之前，1947年秋天，他参与了另一次斗争周春富的大会。“有千八百人吧，在台上斗他，说他对伙计比较狠，打他和夏三老婆，拿鸡蛋粗的棒子照身上打，看着都吓人。”(注3)

不批斗的时候，周春富就被关在与孔显善家一院之隔的“监狱”里。那里原是民宅，后村民搬走，成为专门关押地主富农的场所。在孔显善的记忆里，里面长期被关押者在十人上下，包括一个叫刘振广的“狗腿子”，和另一对大概有近百亩土地的夫妇。因没有孩子，这对夫妇人均土地显得偏高，因此被划为地主。

在村民们的讲述中，周春富有时被称作地主，有时被称作富农。按照周春富曾外孙孟令骞的考证，周春富在土改之初被定为富农，但在第二次划分阶级成分时，被划为“双富农”(土地和小作坊均雇工)，等同于地主(注4)。

周春富有8个孩子，五男三女，大约20口人生活在一起，有耕地一百多亩(一说二三百亩)，仅是复县最大地主陈维礼的一个零头(陈拥有土地7200亩)。除了土地，他还有染坊、油坊和小卖店。“方圆20里，就这一家小卖店，他二儿子在外经商，很有能耐。在和平村算不上是最有钱的，但很不错。”今年88岁的闫振明说(注5)。闫振明家有五六口人，耕地50多亩，当时被划为中农。他曾在周春富家做过短工，按他的说法，周春富平日生活简朴，最看重土地，一有钱就买地，自己家住的房子很差，还不如闫振明家气派。

这个说法也得到其他村民的证实。“他的房子不好，现在的(周春富旧居)是翻新过的。他省钱就奔着买地，自己家开油坊，有豆油，但不舍得多用，过年节时油都放得少。”83岁的孔显德说(注6)。因是贫农出身，孔显德至今仍对土改时期斗地主的行为表示支持，“那时地主都狠，也有好的，但好的不多。”

“他们怎么个狠法？”记者问。

他只回答说，“不愿理我们。”具体到周春富，“他对儿子、媳妇比较苛刻，对伙计不苛刻。”他已过世的哥哥孔显臣，曾给周春富做过四年工，故对周的为人颇为了解。

“反攻倒算”

周春富在“满洲国”时期，完成自己的土地原始积累。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的好运不再延续。苏联在日本投降前对日宣战，并挺进了东北，扶植共产力量。

“苏联人最先进来。他们长着大鼻子，吃东西只要八分熟，吃完后把手往裤子上一抹。我在哈尔滨到大连的大道上看见过他们。”孔显德说，共产党随后进入了复县，开始批斗地主，把土地、房产和浮财进行分割。

时间进入1946年，复县和平村的太平山庙被扒掉了。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减租减息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复县闫店乡据此开展清算地主“恶霸”、减租减息分田地运动，将青苗分给贫苦百姓。(注6)据曾在周春富家打短工的中农闫振明回忆，周春富也在此时受到冲击，不仅被分了土地和财产，还受到批斗，“不仅他，有好几个人被打”。参与批斗的积极分子中，有黄永祥和郭士忠，他们是农会干部。黄永祥与周春富有私怨，“满洲国”时，黄永祥的兄弟开皮铺，在当时违法，曾被周春富举报。

“一开始批斗他时，在黄店屯北边的大树砬子，搭个台子。批斗他的人多，他不服行么？”闫振明与周春富家同在和平村黄店屯，相距五六百米。他称，后来等到国民党打进来，周春富开始向那些贫农索要财产，这被认为是“反攻倒算”。国民党控制复县闫店乡的时间并不长，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6月初。这期间，国民党曾组成东北行辕二处策反组(即头队、暗杀团)，杀害农会积极分子和村干部。(注7)但据村民们讲，在和平村，并无 头队杀人行为。

“黄永祥和郭士忠被抓去好几回，周春富向国民党举报他俩，想把这两个人枪毙。本来就要枪毙了，但周春富的二儿子不让枪毙。等到共产党再次进村时，黄永祥专门去乡里告周春富，报复他。”

此后历次对周春富的批斗中，黄永祥都会在台上指控他偷过自家的葫芦。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妇女指控他偷自己头上戴的簪子。这是村民们现在能回忆起的关于周春富仅有的具体“罪恶”。他被关进了村里的“监狱”。

与“监狱”相隔一个院子，就是孔显善家。“打人时，我们能听见他叫。白天打，有时晚上也打，想收拾你不分时候。”生于1927年的孔显善说。

全县共处死×××人

在周春富死后没几天，上面就禁止随便打杀了。周春富被打死的时间，据他曾外孙孟令骞考证大概为1947年12月底。

南都记者在当地采访时，村民普遍称周春富是在1948年春节前不久被打死。1948年春节为2月10日。而当地档案记载，复县大规模打杀地主富农是在1月5日该县召集区委联席会议之后，制止杀人是在2月初。照此推算，周春富忌日当在1948年1月底。

孟令骞曾采访过在瓦房店档案馆整理土改资料的文史学者刘宝贤，据刘宝贤讲，在1947年12月到1948年1月5日区召集联系会议以前，全县共处死有1900余人，这个数字在后来档案馆里的专题报告中以×××代替。

而南都记者查阅的相关档案内容与此有出入。据1948年2月的一份报告，复县在1947年12月会议前，共打死不足80人。1月5日，县召集区委联席会议前，共打死635人，到二月初制止杀人时止，全县45万人口，打死和自杀者2850人，一般区均打死一二百人，最少者为大河区打死11人，最多者为南海区打死共1257人。死者普遍为用棒打死，一般是在联合斗争大会上集体打死，成批死者常是一二十人。1月5日的会议之所以导致打杀泛滥，主要是贯彻了辽东省委领导江华“地主富农大绝根”、“不怕打死人”的讲话。(注8)

周春富所在的闫店乡相对并不严重，共打死60人，其中宋家村马日升、吴亚东、王德生等3户人家绝户。(注9)

具体到和平村，孟令骞曾听周春富家长工刘德义的儿子刘吉胜讲，周春富死在和平村王屯的老学堂，被用绳子蘸着水打，一阵工夫打死七八个。那地方离他家并不远。

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据多位现场目击者向南都记者回忆，和平村一共只打死两名地主、富农，分别是周春富和夏三老婆。之所以是他俩而非其他地主被打死，主要因为他俩在国民党进驻复县后曾“反攻倒算”索要被瓜分的财产，得罪了人。

那一天中午，在儿童团员刘永会拿着棍子参与到围殴周春富、夏三老婆的行动中去时，他未来的妻子也混迹在群众的汪洋大海里。她自带了干粮，在周春富和夏三老婆被打死后，吃了午饭。下午又开了很长时间的现场会议。

殴打周春富之前，黄永祥又在台上讲了周春富偷葫芦的“罪恶”。黄永祥已经过世，现在村民们无人知晓这个指控是否属实。“偷葫芦的事可能是真的。”刘永会对南都记者说。他的妻子在一旁忍不住插话说：“谁偷这个啊，也不值钱。可能是编的。”

她回想起那天晚上，摸黑坐马车回家时，两个被打得血肉模煳的尸体在脑海飘荡，心里有些害怕。那一天的批斗大会现场，还有一个个子矮小的文盲民兵高玉宝，并不引人注目。几年后，就是他成功地将一个乡间富裕农民周春富塑造成恶贯满盈的“周扒皮”。

注1、3、5、6：2013年6月，刘永会、孔显善、闫振明、孔显德等人在瓦房店，接受南都记者专访。

注2、8：《五地委对复县杀人问题的初步总结报告和检讨》，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辽宁省档案馆馆藏。

注4：孟令骞2013年6月接受南都记者专访。

注6、7、9：《闫店乡志》，闫店乡志编纂委员会2010年版。

社科院专家:粮食补贴八千万被盘剥到县剩一千万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谁来养活中国？”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的这个著名命题，就像是一个紧箍咒，时刻刺激着中国农业领域的从业者。     　　     人与地的关系紧张，是中国农业的最大现实：用占世界不足9%的耕地，养活世界近1/5的人。     　　     在几代人的努力下，中国的粮食生产保持了快速增长。1978—2012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了93%。过去的9年，粮食生产的弧线始终上扬，如无意外，今年将会出现“十连增”的丰年奇迹。     　　     然而，供给奇迹般的增长，却仍然赶不上消费的增长。目前，中国基本粮食的自给率仍然在97%以上，但如果算上大豆，自给率则低于90%，而所有农产品的自给率大约维持在80%。     　　     中国人正越来越养活不了自己：城镇化促进了粮食消费数量和质量的增长；种粮利润低，使得粮食主产区追求高度工业化和城镇化的“GDP冲动”从未停止；土地失控，使得耕地流失成为中国粮食安全的最大威胁，耕地“18亿亩红线”难守；此外，耕地污染加剧、水资源短缺、农村劳动力不足、农业人才流失和青黄不接等问题，直接危及粮食安全。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经合组织（OECD）6月初联合发布的《2013—2022 年农业展望》指出：“在经济快速增长和资源有限的制约下，中国的粮食供应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依靠全球农业市场是一种方法，但要满足每年超过6亿吨的粮食需求，中国必须维持主要粮食作物的自给率。专家指出，“基本的口粮如果有10%的不足，社会可能会出现动乱；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乱掉了。”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推进新型城镇化，中国不能不将粮食和耕地作为根本来考量。     　　（注：本文所有统计均未含港、澳、台地区）     粮食保障战：保供给，保耕地，保环境，保人才     　　     5月末，从河南南阳开始，40多万台“铁麦客”（小麦联合收割机）轰隆隆地上路，一路向北开进，直至黑龙江的三江平原，大兵团作战进行粮食收割。每年如此，一直持续到8月。     　　     “40多万台‘战车’调到那里大兵团作战，这个规模不得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日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演讲描绘到这一场景时，台下的军人羡慕不已，他们从未有机会指挥过那么多的“战车”，亦从未见过那样恢弘的“作战”场面。     　　     指挥“作战”的是中国农民，他们创造了中国自2004年开始的粮食产量九连增。1978—2012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3.05亿吨增加到5.9亿吨，增长了93%。若无意外，十连增或将在今年实现。     　　     “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的粮食年产量稳定在了1.1万亿斤以上，中国在生产能力的增长上是有把握的。”陈锡文说，这在过去难以想象。毕竟，关于饥饿的记忆，从未从与他同龄人的记忆里抹去。     　　     然而，即便是在丰收之年，以及粮食安全状况最好的时期，陈锡文还是忧心忡忡地提醒：未来农业的任务仍将非常艰难。     　　脆弱的供求平衡     　　陈锡文的担忧不无道理。     　　     2012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9亿吨，但同时，粮食进口也首次突破8000万吨。加起来，2012年新增粮食供给超过6.7亿吨，创下了历史新高。     　　     过去10年，中国人均农业产出增速达到了3%的年增长率，比全球1.7%的增长率高出近一倍。然而，粮食不仅没有出现明显过剩，粮食的进口依存度10年间却从6.2%增长到12.9%，翻了一番。     　　     目前，中国基本粮食（麦类、稻类、粗粮类）的自给率仍然在97%以上，但如果算上大豆，自给率则低于90%，所有农产品的自给率大约维持在80%。     　　“一方面农业在增长，另一方面供给的增长赶不上消费的增长。” 陈锡文说。     　　这是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中国粮食供求矛盾。据《中国国土资源报》报道，2003—2011年，粮食生产累计增长33%；同期消费累计增长41%，消费增速是生产增速的1.24倍。     　　     消费增速何来？陈锡文分析，粮食的工业用量在大幅增长，与此同时，城镇化过程中，每年1700万农民进城成为市民之后，从农产品的生产者转成了农产品的消费者，其生活方式也发生很大变化。     　　     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突出体现在对农产品的消费差距上：他们从以谷物消费为主，转而消费更多的肉、蛋、奶等高蛋白食物。仅以2011年的情况看，对新鲜疏菜的需求，城市居民比农民高出28%，植物油高出24%，肉类高出51%，家禽高出136%，禽蛋高出87%，水产品要高出两倍……毫无疑问，这些需求都需要大量的粮食进行转化，间接地导致了粮食需求量的增长。     　　     而在未来，可以预见，无论是人口增加、收入增长、城镇化以及膳食结构的改变，还是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都将使得生产增长与消费增长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秘书处和经合组织(OECD)联合编写的《2013—2022年农业展望》预测了这一趋势：未来10年，中国粮食消费量的增长仍将略快于产量增长，消费量年均增速将比产量高0.3%。     　　     陈锡文推算，2010年，中国进口的农产品已经相当于在境外使用了6.3亿亩国土面积。按照中国目前的农业生产能力，至少需要30亿亩以上的国土面积才能满足需求。“但我们18.2亿亩耕地转化成播种面积，大约只有24亿亩。（编者注：一亩地如果一年能种植三季作物，即视为3亩播种面积。）缺口在那儿摆着呢，随着城镇化继续发展，缺口还会越来越大。”     　　     “粮食‘紧平衡’，这是我们现在的状态。”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即使是在实现九连增之后，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相关政府文件，均十分强调粮食“紧平衡”。     　　     所谓“紧平衡”，指的是粮食供求的紧张关系，即基本能满足需求，但地区之间、粮食的结构之间差异很大，有余有缺。     　　     在著名杂交水稻研究专家、宁波市农科院副院长马荣荣看来，这是一种脆弱的平衡，经不起任何风险。“例如，战争、动乱、灾难来了，粮食就有困难了。基本的口粮如果有10%的不足，社会可能会出现动乱；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乱掉了。”     　　     马荣荣所在的浙江省即是缺粮大省。“上海的粮食自给能力大约为10%，近90%要靠省外调入；浙江只能自给1/3，其他2/3主要依靠黑龙江、江西、安徽三个省份供给；北京、天津、广东、福建等省份均不能自足。”马荣荣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这样的粮食安全基础很薄弱。     　　     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粮食供求关系格局，也将是一个长期的态势。     　　18亿亩红线上的土地失控     　　中央的要求是，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     　　当然也有人呼吁，放弃18亿亩红线，以解决中国房价过高的问题及缓解工业用地的紧张。     　　“守住18亿亩还进口那么多，不守住18亿亩会是什么样？”陈锡文反问。     　　     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耕地总数不足18.26亿亩，已接近18亿亩红线；人均耕地不足1.5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发达国家的1/4。     　　     联合国对耕地有一个警戒线，人均耕地低于0.8亩的时候会发生生存危机。但目前，全国2000个左右的县里，有66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     　　     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徐小青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认为，18亿亩红线必须要保住，这是一个硬约束条件。     　　     然而，在过去快速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保住18亿亩红线一直面临着较大的挑战。     　　     根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数据，1996—2006年，全国耕地减少了1.24亿亩。这些减少的耕地大部分发生在南方，其中一多半是因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占用的稻田。     　　     李国祥研究发现，土地价格越高的地区，耕地流失的可能性更大。高地价地区的耕地流失速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中等地价地区的耕地流失速度也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     　　     “土地失控！”马荣荣说，这是当前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这些年中央以最严厉、最严格的政策来保18亿亩耕地红线。但到了县级再到乡镇和村一级，情况并不那么乐观，这些地方大多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搞城镇化、工业化，最难控制的是村这一级，尤以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为甚。”     　　     如今，从苏南、苏北、浙北，一路高速公路过去，已经看不到连片的1000亩以上的农田。而这一切就是在最近10年发生的。10年前，那里还是空旷的连片的万亩良田。现在，良田都变成了房子。     　　     马荣荣认为，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控得住经济发展对土地侵占，则控得住粮食安全是没问题的，假如控不住，那将很糟糕。“现在看来，国家从上到下应该说已经基本控制住，但未来经济继续发展，腾挪出一部分良田来为经济发展服务，这个趋势仍然不会改变。”     　　     “保住18亿亩红线，这是一种理想，但能不能保住，这要打一个问号。”浙江省宁波市一位要求匿名的农业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并不太乐观，“失去的都是粮食生产条件最好的土地，占补平衡回来的土地大多很差，一般是到山地上开一点、荒地上开一点、滩涂上再围垦一点。”     　　     耕地占补平衡是《土地管理法》确定的一项耕地保护的基本制度，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建设单位必须补充相应的耕地，以保证耕地不减少。     　　     但被扭曲的土地占补平衡政策对粮食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以宁波为例，该市一共有360万亩的耕地，310万亩是（种植粮食的）基本农田。“这么多土地是存在的，没有虚假，但真正能用的耕地只有二百五六十万亩，剩下的100万亩占补平衡回来的耕地非常贫瘠。”     　　     李国祥提供的数据显示，在中国耕地资源中，70%属于中低产田，且耕地质量呈下降趋势。耕地水土流失、次生盐渍化、酸化等问题比较严重，由此导致的耕地退化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耕地质量，好的土地往往用来城镇化，这对我们粮食安全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在良田被占用之后，我们能不能改造出土地资源跟水资源相匹配的良田来？现在看来，耕地与水资源不匹配的矛盾很难解决。”李国祥说，土地和水资源的问题始终是制约中国农业产量增长最主要的因素，“北方地区有大量的耕地，却缺乏水资源。例如新疆，我们现在把新疆当做后备耕地，解决水的问题却很难。”     　　     现在看来，这个“后备”仍然是一个相当遥远的事情。     　　     李国祥最后还是把希望放在了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上。“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方式仍然粗放，未来怎么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尽量地少占耕地，这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徐小青指出，“关键还是决心问题，如果下决心一定要保住（18亿亩红线），还是能保得住的。”     　　GDP冲动下的粮食安全隐患     　　     随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从最肥沃的鱼米之乡变为最发达的工业城市群，中国粮食的主产区逐渐集中到了北方。辽阔的黑龙江三江平原、吉林松花江流域和辽宁辽河出海口等地区，承担起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     　　     2009年，孙政才从农业部部长任上调往吉林任省委书记。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之一，即是确保粮食安全。     　　     像吉林这样的粮食主产省，全国一共有13个，下辖800个粮食主产县。     　　     “农业也是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一些产粮大省，中央管得很紧。”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一方面要杜绝农民撂荒土地，另一方面也要警惕地方政府的GDP诱惑和冲动。”     　　     自2004年以来，为鼓励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中央逐步取消了农业税，同时建立起农业补贴制度，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传统的“财源”基本上“枯竭”。这进一步加大了区域之间的差距。     　　     根据李国祥提供的数据显示，仅以黑龙江与广东两省为例：2009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4353.0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1136.2公斤；广东粮食总产量为1314.5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126.0公斤，前者分别是后者的3.3倍和9.0倍。同年，黑龙江省一般预算收入641.7亿元，其中税收收入441.3亿元；而广东省一般预算收入3649.8亿元，其中税收收入3130.6亿元，后者分别是前者的5.7倍和7.1倍。     　　     为了缓解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中央不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支持，但这并没能带来多数粮食主产区与经济发达地区财力上差距的明显缩小。“国家每年补贴粮食主产县8000万。”但李国祥到下面调研发现，“经过层层‘盘剥’，最后真正到县里，大约只剩1000万。”     　　     农区与工业化发达地区强烈的利益对比，也激发了国家重点农业县对推进工业化的冲动，希望借此改变粮食大县、经济弱县的尴尬境况。     　　     “对工业发展的冲动，以中部省份为最。为什么要搞工业化，为的还是税收，当然，另一方面也为了提供就业。”李国祥说。     　　     这样带来的结果，一方面是对耕地的侵占，另一方面土地污染也成为了工业化的产物之一。污染会导致粮食质量和产量下降，甚至绝收。     　　     2006年，环保部公布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土壤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不完全调查，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另有污水灌溉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三者合计1.85亿亩，占中国耕地总量1/10以上。这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调查数据，而全国重金属污染事件集中爆发在此之后。     　　     据媒体公开报道，2006年7月，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部委曾联合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但这一数据至今未曾公布。     　　     而根据《2013—2022年农业展望》报告中引用的最新数据,中国受不同程度污染的耕地已占到耕地总面积的近20%。该报告描述，城郊农田遭受污水、生活垃圾等污染物污染，矿区周边农田遭受矿渣和有害采矿排水污染，工厂周边农田遭受工厂排放污水污染等问题相当严重。     　　     李国祥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相对而言，土地污染最为严重的是长三角、珠三角；黑龙江的污染最小，大米最为安全，那里的工业不发达，外资不好引进；河南、湖南、湖北等中部省份这些年承接东部沿海的产业转移，工业化冲动最强。“那些中部省份的粮食主产区很多都在暗地里引入污染的工业。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部省份如能及时制止引进污染工业，还来得及改变现状。”     　　     但在李国祥的长期调研中发现，地方的环保部门与企业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若超标排放，罚完款之后继续排，执法部门则以罚款支付工资，解决经费问题。“我到广东的一个乡镇调研，乡镇下面的环保政策执法部门一共有30多人，哪有这么多预算养活他们，就是靠罚款过日子，养活政府官员。”李国祥说，“农业部门关心的是粮食产量，只要产量能保证，其他的则次之。”     　　     中国科学院一项研究显示，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1000多万吨。     　　     李国祥不无担忧地说，如果粮食主产区也像经济发达地区一样，普遍地追求高度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模式，这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维持自给，人从何来？     　　活在“谁来养活中国”阴影下的中国农业从业者，一直在寻求更好的解决粮食安全的出路。     　　走出去似乎是一种选择。     　　     然而，中国农业走出去喊了这么久，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现在看来，更多地局限于传统思维，购买或租赁别国的土地进行耕种。但因为土地问题过于敏感，加上使用化肥和农药可能带来的污染，所受限制越来越大。     　　     陈锡文认为，其实可以拓宽思路，借鉴四大粮商的做法。     　　     美国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美国邦基（Bunge）、美国嘉吉（Cargill）和法国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这四大粮商被简称为“ABCD”，控制着全世界80%的粮食交易量。“ABCD的基本做法是，什么地方是大粮仓，就在什么地方建仓库、建码头，物流中心建起来，当地农民增加的粮食产量就归它了。于是，他们掌握了粮源、掌握了贸易、掌握了价格。而我们非要自己去买地租地。”     　　     然而，中国的粮食问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外部市场来解决呢？     　　     首先，全世界粮食供需矛盾突出。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2012/2013年度全球谷物产需缺口约640亿斤。其次，每年全球谷物贸易量一般不足3亿吨，大豆贸易量大约只有1亿吨，两项合计只有大约4亿吨。而中国目前一年粮食消费量已经超过6亿吨。“即使中国有钱，将全球能用于出口的粮食贸易量全部买回来，也不够吃半年，自己不解决怎么行？”陈锡文说。     　　     无论如何，中国应维持主要粮食作物的自给率。     　　     陈锡文认为，未来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科技创新，需要经营体制创新，需要国家的支持保护，需要形成完善的农产品体系。”     　　     2012年的中央1号文件中，农业科技创新被突出强调。     　　     然而，人才是一个大的瓶颈。     　　     马荣荣感慨，他的研究所招人，一年比一年难招。     　　     “人口的总体流向总是往高利润的行业去。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的高端人才大多进入了房地产、信息、金融等领域。这30年，农业人才严重流失，相当严峻，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人们宁愿下煤矿挖煤也不愿意种田了。挖煤已经是最苦的活了，但还是比种田赚钱啊。”     　　     每次参加浙江省人大会议，其他行业的人便会问，“老马，你们这样种田，一亩田有多少收入呀？”马荣荣说，一亩利润700块钱。他们很惊讶，怎么才这么一点？“种一亩花卉利润是8万块，种蔬菜、水果一亩利润8000块，工业的利润则是百万千万计，而我们种水稻一亩只有700块。我干到了今天，竟连一套房子也买不起。”     　　     这些年，国家出台了两条政策：提价和补贴，以吸引一部分精英到这个传统产业，保住这个产业，“否则它会彻底崩溃”。     　　     当然，马荣荣有信心，人的问题，国家一定会重视。          中国粮食地图：从“南粮北运”到“北粮南运”     　　     从“南粮北运”到“北粮南运”，农业中国经千年形成的粮食分布格局是在最近的30年间被改变的。     　　     粮食主产区有的还不能自足     　　     “最靠得住的还是黑龙江”     　　     在过去的30年里，曾经肥沃的鱼米之乡——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从传统的粮食主产区，蜕变成了现代的工业城，那些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部地区则承担起了粮食主产区的重任。中国的粮食生产于是向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13个省份集中。     　　     至2008年，北方粮食生产已全面超越南方，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的54. 79%和53. 44%，南方粮食面积与产量占全国的份额则减至45. 21%和45. 66%。“南方工业化、城镇化的速度太快，这导致耕地减少的速度也太快，粮食保障已经靠不住。”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分析，“最靠得住的还是黑龙江，中国50%以上的增产来自黑龙江，黑龙江在中国粮食领域的地位已经举足轻重。”     　　     李国祥的研究结果显示，1990年—2010年，中国粮食的供求格局已大致形成：当前粮食供给有余的主要是东北区（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冀鲁豫区（河北、河南、山东），长江区（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和西北区（甘肃、内蒙古、宁夏、山西、陕西、新疆）供给平衡略有余，供给不足的主要有东南区（福建、广东、海南、江苏、上海、浙江）、京津区（北京、天津）、青藏区（青海、西藏）和西南区（广西、贵州、四川、云南、重庆）。     　　     其中，东北区、冀鲁豫区在全国粮食安全保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东南区、京津区则相反，供求失衡日益严重，自给能力不断下降。这种分化最终导致了“南粮北运”向“北粮南运”的转变，并且，这一格局在进一步增强。     　　     《中国经济周刊》采用最简单的经验估计法，即粮食总产量/（常住人口×400公斤），统计出《2012年各省份粮食自给率》。统计结果以人均粮食消费量400公斤来估计全国粮食消费总量而计算的粮食自给率。     　　     结果显示，自给率最高的是黑龙江，高达375%，接下来依次是吉林、内蒙古、河南、宁夏、新疆、安徽等，大约16个省份的自给率大于100%。一般认为，自给率明显地超过100%的省份为主产区；自给率大约为100%的省份为平衡区；自给率明显地小于100%的省份为主销区。但这个划分标准并不绝对，自给率超过100%的宁夏、新疆和甘肃，人口较少，但粮食总产量很低，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粮食主产区。     　　     处于粮食主产区的13个省份并非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供给有余。根据李国祥提供的数据，自足之外尚有余的仅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安徽5个省份，剩下8个主产省份趋于仅能实现自身平衡。“粮食外调的最主要省份是黑龙江和吉林，内蒙古的粮食生产正在崛起，河南的粮食大省地位则在下降。”     　　     缺粮的省份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省份。根据《中国经济周刊》统计，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福建、青海、海南成为最缺粮的8个省份，其中又以上海为最，其自给率不到13%，严重不足。     　　     除此之外的其他省份，大多数也是供求失衡，需求比重大于、甚至远大于产出比重。     　　     当然，若按照实际消费量与当年供给量计算自给率，这种方法最科学，但实际消费量数据极不容易获得。在我国，粮食库存数据是国家机密数据。因此，这种估算在实际中行不通。     　　区域性供求矛盾     　　东北驰援东南     　　     在粮食分布及供给的现实格局下，解决区域性供求矛盾成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各缺粮大省份也在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来解决缺粮问题，以保障“米袋子”。     　　     自给率最低的上海，其粮食安全最早是由毗邻的江苏省保障的。然而，随着苏南经济的崛起，苏南的粮食已很难自足，苏北地区的供给也很难满足整个长三角地区。     　　     2004年后，上海与黑龙江省的粮食合作变得十分密切，几乎每年，两省市的党政主要领导均要会面，签署粮食产销合作的协议或项目。     　　     2011年，上海在黑龙江虎林建设粮食基地，上海良友集团与虎林绿都良友有限公司签署粮食合作项目，以投资控股形式参与粮食购销管理，每年保证50多万吨优质大米运销上海，占上海全年大米供应量的1/5强。     　　比上海先一步与黑龙江合作的是浙江。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的统计，2012年，浙江的粮食自给率大约只有35%，其余部分只能靠外调，黑龙江、江西、安徽三个省份是“养活”浙江的最主要省份。     　　     早在2000年初，粮食紧缺的浙江就提出了向东北“大粮仓”要粮的思路，在全国率先与黑龙江开展省际粮食产销合作。     　　     时任黑龙江省长的张左己还承诺，黑龙江要为浙江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决不搞地区封锁，不哄抬粮价。     　　     浙江也在采取一些方式力争自保。“因为确实也担心，万一真的粮食短缺以后，不给运出来。”著名杂交水稻研究专家、宁波市农科院副院长马荣荣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彼时，浙江省解决粮食短缺的思路是：一方面，将东北的粮食企业引到浙江来加工；另一方面，动员浙江的农民到黑龙江广袤的三江平原去租地耕种，浙江则不再大规模地发展农业，而是全力投入到工业化中去。     　　     马荣荣说，浙江人去了黑龙江之后花了很大精力，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不是我们想象的，那边所有的土地都能发展你想发展的东西，例如，北方的水不均衡，租赁的土地基础设施差，好地，当地农民都留着自己种。”不过，还是有浙江的农民留在那里，最后成了农民老板。     　　     广东的粮食自给率比浙江的情况更差。广东省统计局曾发布《2007年广东农业农村经济情况及2008年展望》称，广东粮食自给率不足40%，年缺口达2400万吨，需要从湖南、江西、广西、安徽等省份调配，是内地第一缺粮大省。这种情况没有在改善，而是在加剧。     　　     《中国经济周刊》的统计结果显示，2012年，广东省的粮食自给率不足33%。     　　     更为糟糕的是，作为广东最主要粮食调入来源的湖南，大米正面临着重金属污染的威胁。这使得广东人忧心忡忡，怎么解决安全大米的来源问题，或将成为当地政府头疼的问题。     　　     李国祥认为，相对幸运的是北京，供应北京市场的大米主要来源于黑龙江。他认为，远离高度工业化的黑龙江大米，是相比之下，中国比较安全的大米。          河南：粮食“十连增”背后的隐忧          在河南有关人士看来，正是由于保粮任务艰巨，对农业大量投入，导致河南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缓慢。直至2010年，河南城镇化率只有37.7%，远低于全国49.68%的水平，居全国倒数第五位。     　　     5月26日，夏收在即，中原大地普降大雨。     　　     这是一场久违的夏雨，但对于农民来说，连续的降雨又是他们不愿看到的。     　　     “还有十来天就要收割了，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天天看天气预报，怕出现连续的大雨、干热风等天气。”河南滑县白道口镇黄村种粮大户于同勤不无担忧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为了实现粮食的连续增长，河南的夏粮承载着巨大的压力。     　　     “天下粮仓”艰难坚守     　　     “预报晚上有暴雨，马上就要收麦了，所有人员都下乡了，防止出现洪涝灾害。”5月25日，河南滑县农业局纪委书记郝广亮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麦收前后往往是“压力山大”，最害怕出现重大的自然灾害，这关系到小麦一年的收成。     　　     有着“天下粮仓”美誉的河南，用占全国1/16的耕地，生产了全国1/4的小麦、1/10的粮食，除了满足河南1亿人口的粮食需求和粮食加工企业的原料需求外，每年还向国家贡献400亿斤以上的商品粮及其制成品。     　　     对河南来说，确保粮食生产安全不仅仅是农业大省的责任，更是一项“政治任务”。     　　     2011年，中原经济区建设大幕开启，在确定中原经济区诸多定位时，农业和粮食生产放在首位。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继续保粮成为河南的头等大事。     　　     去年，河南夏粮总产量637.2亿斤，稳居全国第一的同时，实现了自2003年以来的“十连增”。在这样的高起点下，继续保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便成了河南今年的重担。     　　     “目前，河南的粮食产量基数已经很高，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成本持续大幅上升，种粮效益仍然普遍偏低，气候条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农业防灾减灾的压力加大，各种支撑要素已经绷得很紧，持续增产增收的难度可想而知。”豫北一粮食重镇的一位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直陈“保粮”之艰。     　　     按照“十二五”规划，至2020年，中国粮食产量需要增加1000亿斤，仅河南的增产任务就达到300亿斤。为此，河南建设用地指标受到极为严格的控制。“近年来，河南的建设用地每年平均约20万亩，最少的一年是11万亩，最多的一年是30万亩，其中还包括了国家重点项目用地。”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永苏说。     　　     在河南有关人士看来，正是由于保粮任务艰巨，对农业大量投入，导致河南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缓慢。数年来，河南省会郑州的规模，与邻省的省会武汉、西安等相去甚远。直至2010年，河南城镇化率只有37.7%，远低于全国49.68%的水平，居全国倒数第五位。     　　     而河南大多数产粮大县，往往是“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支持粮食生产往往需要真金白银，每年的财政收入支付工资都困难，哪有余力增加过多的投入。”上述豫北官员坦承，支持农业生产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河南滑县白道口镇西河京村的黄国兴，是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农业专家”，他热爱农业科技，被聘为农村最基层的农业科技员，自己承包了50来亩地，对前来咨询的群众手把手传授农业技术。一到农事关键时期，他还利用高音喇叭、黑板报、办培训班等形式，宣讲农作物种植管理技术要点和病虫害防治办法。而县农业局每年给予他的补贴仅3000多元，“还不够油费，每天要外出好几趟，有时候要跑几十里地观察病虫害，了解病虫害的发病规律。”黄国兴告诉记者。     　　     “我们技术员都是包村到户，经常下乡，走到哪儿给农民指点到哪儿，还是忙不过来，主要是农业大县财政困难，经费少、无编制，科技人员相对较少。”河南滑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高级农艺师魏凤梅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追求GDP使农业政策难落实     　　     近年来，为了“保粮”，河南在耕地保护、农田水利、土地整治、中低产田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硬件方面，不遗余力地改善粮食生产条件。     　　     去年，河南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建设高标准粮田的指导意见》，提出在粮食生产核心区建成一批亩产超吨粮的“百亩方”、“千亩方”和“万亩方”高标准粮田，确保到2020年河南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达1300亿斤以上，进一步巩固提高河南省农业和粮食生产优势地位。     　　     “我们村原来就是一些盐碱地，到了冬天白茫茫的一大片，种庄稼收成是很低的。这几年深翻土地、秸秆还田等技术改造，现在种的小麦亩产都达到了千把斤。”黄国兴说，今年秋即将完工的农电水利工程，也将使原来用柴油机器带动的灌溉的成本，从40元/亩降到10元/亩。     　　     然而，近年来，由于农资价格不断上涨，种粮效益普遍偏低，农民的种粮意愿不断下降，河南每年有2000多万劳动力外出务工，“老弱妇幼”成了种粮大军。     　　     “年轻的孩子们都不愿种地，种粮食的大部分都是留守的老人和妇女，河南要保证粮食安全，解决今后‘谁来种地’问题至关重要，不能出现土地撂荒的现象。”河南濮阳南乐县农业局局长潘玉平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这需要在种粮大户、合作社和专业服务组织等新型主体的培养中寻求突破，积极发展各类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组织，这也是提高粮食综合产能、实现长期稳产高产的关键。     　　     据河南省农业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河南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3.4万家，入社农户达226.49万户。     　　     不过，各地农业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亦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有些合作社由于缺乏技术指导，仅仅是实现了规模化种植，粗放的管理并不能实现粮食的增产，甚至由于缺乏技术监督和制约，出现了一些假种子、假化肥导致农户受损的事件。”魏凤梅认为，对这些合作社需要加强管理，在技术上把关和监督。     　　     此外，一位县级农业部门的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目前农田水利建设等涉农资金分属水利局、发改委、土地局等不同部门，各部门自行制定规划，标准不一，各自为政，对于一些示范田，重复建设重复投资，而偏远的地方很难惠及，各个部门由于利益等因素，很难有效整合涉农资金。     　　     而考核机制的问题更是令农业生产处在尴尬的弱势地位，“现在的考核机制是以GDP为主的政绩观，在一、二、三产业的考核比重中，农业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各地政府都是忙着大力招商引资，很多农业政策只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雷声大雨点小，很难真正对农业生产重视，也很难落到实处。”上述官员表示。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王勇 实习生 李姗姗 | 河南报道           谁都别妄言“拯救中国”【修订稿】           作者：钱文军        转帖者按：重发钱文军先生此文的修改稿之前，谨向钱兄致歉。因为本人对钱兄将此文的初稿给我阅读时，并未嘱托由本人代为在博客上和微博上予以发布。故而，今早拜读此文的初稿之后，因手痒难耐，而未征得钱兄的应允，擅自将此文的初稿予以发布，从而将此文初稿中一些被钱兄修改掉的不严谨内容加以扩散，这是极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在此，本人谨向钱兄致歉的同时，声明如下：凡因钱兄此文初稿的内容导致所有文责，与钱文军先生无关，概由本人负责。        有关此文的缘由，大致在10多天前的6月22日，本人有感于当下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中发生的宪政之争大都不着调，而将4年前读过的钱文军先生写的一篇长文，另起了个《从美国制宪过程看人类走宪政文明的必由之路》的题目，转发在自己的几个博客上，并用微博加以传播。        是日，即发现美国学者方绍伟在微博上注意到此文。他在新浪微博上这样写道：“钱文军的文章与邵建的《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的是宪政》有相似之处，这种思考依然是不够的，我对邵建的批评也适用于对钱文军，见:《宪政真能拯救中国吗？》（http://t.cn/zH1I6ja）”当晚，我便将方绍伟写的《宪政真能拯救中国吗？》全文抄送钱兄一阅。当时，正人在旅途的钱兄收到邮件之后，即回信道：        “方绍伟的文字粗扫一遍，争取这两天答他一篇。窃以为，所谓‘救中国’是近世最大的骗局，中国从来不需谁来救，也没有谁有能耐‘救中国’。嚷嚷这个噱头者，皆为实现其主宰欲的野心家而已，历史已经证明人民为他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同样，宪政也不存在‘救中国’的可能性，区别仅仅在于它杜绝了主宰群体之野心，最现实地维护了草根一族的权利，即便还有缺失也会提供草民自我救赎之平台，不上野心家的刁当。若写得出来（出差在外会有资料短缺的不利）就发给你。”        今早，打开邮箱，发现钱兄写的8000余字，题为《谁都别妄言“拯救中国”》一文比预想时间来得更早。拜读之后，深有感触。        澳洲文友雪珥兄台，是近年研究中国晚清历史多有建树的史界新锐，其叙事论人多有洞见。在阅读雪珥的著作之后，我曾深有感慨地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何时发生过革命？那种饿狼取代饱狼的零和游戏，这个族群已经玩了两千多年，迄今也没有玩出新花样。        今日，拜读钱兄大作之后，似乎佐证了雪珥的这个观点是能够成立的：百年来，中国最牛的生意，是“制造一个理想，然后让别人去为自己卖命。国人在各种‘主义’、‘思潮’的艳丽包装下，在各类自称天使的美丽光环中，往往是毫无技术含量的利益争夺而已，不忍卒睹。思想与行为的背离、目的与手段的异化、口号与动作的不谐，成为中国二十世纪至今的主旋律。”        当下，围绕着宪政与否所发生的争执，谁敢说不是一种利益之争呢？读完钱兄大作之后，本人作为一个皈依了佛教的信徒，谨祝中国人这回不会因是否行宪政，而继续玩祖辈们玩腻了的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        （亦忱于2013/7/3夜）        谁都别妄言“拯救中国”【修订稿】        作者：钱文军        亦忱君转来方绍伟先生的文章：《宪政真能拯救中国吗？》早前曾读过几篇方君之文，除了领教过他不凡之学术功底之外，感觉他似乎并不希望读者明白他想说啥，如同嚼着口香糖说话。鄙人则信奉老毛的教诲：“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以后便没兴趣费时间精力去读方文。此文是评论邵建先生的《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的是宪政》的作文，捎带着说也算是对几年前鄙人与芦笛讨论之拙文的回应。这就不得不认真拜读，然后知道方君文风依旧。        邵君文章我没读过，但方君之文已经归纳了四点，按照他的指点看了《共识网》上邵先生的答问录，就发现方先生所归纳的四点虽然不算离谱，但其文章标题却来了个大扭曲：邵建说的是“拯救我们”，且文中以相当篇幅论说“启蒙”之不是，对该词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始终不愿接受、耿耿于怀”，更别说“拯救中国”那样的狂妄。方先生却将其扭曲成“拯救中国”，沿袭的是近代历史上那些政治骗子、宣传家们惯用的伎俩，而非学问家讨论问题应有之诚实。或许方君会辩解说“我们”其实就是指的中国，也不成立，“我们”就是我们，我们都会死掉，而中国是死不了的。        中国从来不需要谁来拯救，也从无谁救过中国的先例，任何“救中国”的说道都是恬不知耻的噱头。杜甫诗云“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撇开课堂上唠叨的“爱国主义情怀”之类，它也道出一个真实：中国无论遭遇何种折腾，都是亡不了的，要亡也只是亡掉一个朝廷。历史上，忽必烈指挥“蛮族入侵”灭了南宋，却成全了一个更大的中国，且当之无愧成为“世界中心”：所宗四大汗国覆盖大半欧亚大陆之外，《马可.波罗游记》还震慑了当时的欧洲，就连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也承认是马可.波罗给予的驱动，确为“史上最牛”。及至朱元璋“驱除鞑虏，恢复中国”，首次表述了“拯救中国”之宏愿，结果是大中华版图缩水失去大半江山，还闭关锁国使趋于外向的中国逃离人类首次全球化航船，泡在封闭、僵化、迂腐、愚昧的泥沼里自娱自乐。        再往后，当人类进入文明全面征服野蛮的时代，唯独东方上演最后一出野蛮战胜文明的大规模“蛮族入侵”：努尔哈赤率女真铁骑扫荡中原，灭掉明朝却使中国正式疆域达到有史以来最大。与蒙元承袭比较开放的赵宋相左，满清承袭的是封闭僵化的朱明，于是就有马克思所论：“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关系”；也即朝廷服软“预备立宪”。于是就有孙中山之流跳出来，高调要“拯救中国”，其实是想取清廷而代之。其成果是比“满清卖国”割掉150万平方公里还多，仅外蒙古加唐努乌梁海就失地172万平方公里；挑起长期战乱之外，中国还白白错失了二战后科技与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段，说什么“拯救中国”纯属骗人的鬼话。        靠“亡国”以扩张乃是中华民族独具之能耐，世上再无可比肩者。汉家“民族主义”祸国殃民之禀性彰显无余，其根子在于历朝历代国家从来不是国民的共同体，它只是统治者的私产，也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也！广大被统治者只不过是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劳作的农奴。他们只有贡献的义务，却没有权利、没有地位更没有尊严，也就没有认同国家归属的感觉，元人张养浩曲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换谁当主子老百姓都是被奴役的料。这或许符合方君所谓“‘天命观’中的‘暴力崇拜’才是中国政治的真正游戏规则”，如是，此分析还是有根据的。        历史证明所有“拯救中国”其实都是窃国大盗们借以谋私的噱头，其实效都只是在“祸害中国”。而“窃国者侯”之所以屡试不爽，盖因我们草根一族太愚钝，总是相信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编造的谎言。故，邵建先生说的“救我们”，恰如其分，是我们自己需要救赎，从奴才精神中解放出来，不要像前人那样轻易上野心家的当。而实现这种救赎的唯一途径只有认真反思历史，并开展认真、广泛的讨论，以求获得真知、权利与自由。胡适先生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中国宪政之所以建立不起来，遍地奴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尤其是鲁迅讽为“智识阶级”的奴才。        只是邵君说“传统文化”何其英明，认为新文化运动“试图推倒最不坏的传统文化 ”却值得商榷。实际上新文化运动也只是陈独秀事后之说道，在那场热闹中捍卫传统文化的呼声并不低，《新青年》也只是一部分人的旗帜罢了。之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能成为语言暴力，则是“窃国者”得逞后垄断话语权的成效。何况，“传统文化”并非“最不坏”，而是相当坏。能将其主旨玩到“存天理灭人欲”之地步，说“最不坏”难以成立。而对它的批判早就有了，并没等到《新青年》开办才开始，至少明朝的李贽、黄宗羲都激烈地批判了它，无论深度还是激烈程度都不亚于后世的《新青年》。到戊戌维新之后就连李鸿章都认定：“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更不待言以严复为符号“西学东渐”，知识界那种如饥似渴汲取“新意思”的热潮；而可悲的是八十多年过去竟毫无长进，致使它居然再现一次。邵君指责《新青年》旗下那群人无疑立论正确，因为时至今日对他们不负责任的讴歌仍旧是抵制宪政的进行曲。        窃以为：“传统文化”盘根错节根本就不是新文化运动那一点摇晃所能撼动的，它充其量不过晃掉了几片树叶而已。鲁迅先生以《阿Q正传》等文学创作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现状之外，又孜孜不倦用杂文向着“传统文化”继续进击；而巴金、曹禺等文化大师也干着同样的事情，足以证明新文化运动收效甚微，撼山易，撼“传统文化”或曰“官文化”实大不易。借马克思的话说，这个文化底蕴“一直是东方暴政的坚实基础。它们把人的心灵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把人变成迷信的不知反抗的工具，把人变成传统下的奴隶，剥夺了人的一切尊严和历史能动性。”正因此，从传教士的布道到宪政民主的说教，一切新文明对于中国基本油盐不进，而西方陈腐的政治垃圾，例如布尔什维主义则如鱼得水毫无排异反应，毛这才有底气直言“马克思加秦始皇”是也！        《新青年》最大的“贡献”在于刻意排斥宪政，还在清末，“立宪”乃至“宪政”就风靡朝野了。玩到《新青年》却将其抛弃，以“德先生、赛先生”煽动无政府主义与民粹主义，这实际上是一场反动，对清末开始的宪政趋势的反动。就连鲁迅似乎也有所省悟，在其《偶感》里说：“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作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清末民初一度很热闹的宪政潮被新文化运动彻底搅局，取代它的是布尔什维主义，这是不争的事实。        而“传统文化”之本质恰在于鼓噪专制，《新青年》的主流论说归根结底不过“与其你专制，不如我专制”罢了。它彰显的不过是那些主宰欲强烈之徒的野心，“救中国”之喧嚣成了语言暴力，装扮上帝的宗旨在于将权力收入自己囊中，或者就是方文所言“‘天命观’中的‘暴力崇拜’”之涵义？若是，鄙人还是赞同的。既然皇权专制已成鲁迅所言之“落水狗”，继续打它乃是标榜“民主暴政”具有先进性，骨子里仍旧是“传统文化”那些专制理念。顺便说一句：方君指责“‘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怕是不假思索的拾来之论，自清亡之后到现在，最接近宪政的还只有北洋政府。细说起来话长。无论咋说北洋时期没缺过内阁，国会也在上蹿下跳不时显摆一下能耐。反倒是口口声声“护法”的老孙，直到死去连一天也没有设立过内阁，议员也是需要时招来，不需要时挥去，稍持异议者即派人暗杀，不折不扣玩的是“军事独裁”，力不从心不能尽如其愿罢了。到蒋、毛就更不必提了。一部“百年史”就是政治文明倒退史，民众的政治权利越玩越少，赖账是赖不掉的。 邵君夸赞“仁义礼智信”也不着边际，历史上它就根本就没曾兑现过！乃至于欧洲整个启蒙运动除伏尔泰和他所憎恶的教会之外，其余先哲基本上就是以汉文化为参照物的批判运动，孟德斯鸠更是系统地批判了“仁义礼智信”，称我们为“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老孟还断言：“当中国政体的原则被抛弃，道德沦丧了的时候，国家便将陷入无政府状态，革命便将到来。”很不幸，辛亥革命证实了他的远见，清廷抛弃了“政体的原则”改行立宪，《新青年》滋养的五四暴徒接着推进了“道德沦丧”，宪政在中国始终只剩干嚎。不光老孟，辛亥革命时勒庞写《革命心理学》，就断言其后果：“中国不久就会发现，一个失去了漫长历史给它披上的盔甲的社会，等待着它的会是怎样的命运。在几年血腥的无政府状态之后，它必然会建立一个政权，它的专制程度将会比它所推翻的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几年”应作“几十年”之外，简直就是“料事如神”，毛时代证明了勒庞的预言。        遗憾的是方文却无涉邵君上述软肋，在归纳了“邵建先生的‘宪政四观点’”之后，谓：“邵建先生精彩答对的，却是‘提得太浅显的问题’，他的精彩完全是因为他给自己的问题太容易了。”那么何为不“太容易”呢？方文接着说：“邵建先生应该回答的问题其实是：为什么梁启超的保守宪政之路没在中国被采用？为什么孙中山、陈独秀的激进民主之路又会在中国特别有市场？为什么法俄在激进民主之后最终都走上了宪政、而中国在激进民主之后却依然在反宪政？”然后自己提出相对应的四项“初步答案”。        或许鄙人才疏学浅，实在读不懂方先生把一件东西分成四块有何深刻可言。那一件东西无非不过“传统文化”或如方文所谓“‘天命观’中的‘暴力崇拜’” 而已，如马克思所言是“东方暴政的坚实基础”。用不着玩深沉，倒腾些“君主神圣性”、“单一权威信仰”之类文字游戏，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只不过就是崇奉野蛮的丛林法则，排斥宪政文明是其本能。但这只是文化底蕴之要素，并非问题的全部。既然方先生认为“历史服从的是必然与偶然相结合的‘历史概率论’逻辑”，撇开这种“结合”只认“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理解制度文化必然性的部分”难道不会有失偏颇？        大清“立宪”未成，首先在于“大汉族主义”作祟，倘若是汉族皇帝“预备立宪”，恐怕朝野都会“山呼万岁”了。没瞧之后老袁称帝，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人无一票反对或弃权，全票“推戴”老袁称帝的么？然而袁手下北洋诸将则持反对态度，老袁一意孤行导致当时最具实力的领导集团分崩离析，中国进入曾国藩曾力避之“乱世”；此外，辛亥时中国不能走上宪政之路，美国公民孙逸仙居功至伟。此君风闻武昌首义大功告成，立马隐瞒身份从美国赶回来摘桃子，下船伊始便哇啦哇啦反对和议力主北伐，直接破坏了南北和议本已初见端倪的“君宪”共识。为了坐上“大总统”宝位，此君不择手段到了极致。辛亥当时宪政失败，孙氏乃第一杀手。孙死之后，他引进的苏俄、日本两家境外反华势力交相破坏与捣乱，前者操纵代理人乱华、后者赤膊上阵侵华，中国本来就孱弱的宪政梦只能付诸东流，国家与民族都陷入空前惨烈的灾祸中，乃是我们逃不过的宿命，认不认都是命。        方先生在另一篇文章里说：“宪政民主问题的‘具体实质’就是，‘多党竞选，分权制衡，自由舆论，公民社会’是缺一不可的四大方面，缺了哪一项，就不仅不能叫‘西方宪政民主’，甚至也不能叫‘宪政民主’”。这说法貌似对头，其实有问题。恰如社会主义有“初级阶段”一样，宪政民主也有低阶与高阶之差异。方君所立“多党竞选”原则，拙文介绍过美国立国时连民主都谈不上，更无所谓政党，就不能算宪政？英国的“托利党”、“辉格党”乃是1679年议会里争论詹姆士二世能不能继位两派意见对骂之词，意为“不法之徒”和“马贼”，直至“光荣革命”时仍属无组织之意见群；而美国的“联邦党”、“反联邦党”也只是立宪时对两种不同意见的人群的描述，根本不具备任何政党的形式与职能。英国的宪政还在1215年《大宪章》时就奠定最初的基础了，美国独立前就有了宪政，新罕布什尔、新泽西、马里兰三个州的宪法均制定于1776年。宪政不过是多元政见谋求共识约定章法，然后大家坚决以诚信为本共同遵守不得违反。无论英、美，其政党皆十九世纪才演绎成型的，先有宪政后有政党、宪政无视政党乃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迄今为止，美国宪法连同27条修正案根本没有一个字涉及政党！将“多党竞选”立为宪政“缺一不可”之先决条件之一，要么糊涂要么就是刻意扭曲。        而此种认识的模糊性状又极易产生误导作用，使人以为宪政门槛真的要设立在“多党竞选”、“公民社会”实现以后。其实就连“分权制衡，自由舆论”也是宪政进行中逐步实现的，把它们都设定成“缺一不可”之先决条件，本末倒置或因果倒置了。        更不必说西方没有任何政党可以攫取全部国家权力与资源，西方政治意义上的政党根本就不是中国式“结党营私”可以相提并论的，此党非彼党也！一个毫不顾及廉耻的说道即称中共为执政党，其似是而非的解读是将执政党说成“执掌国家行政权力的政党”。此说有盗换概念之嫌。执政党或称“在朝党”，它与反对党或曰“在野党”相对成趣，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互以对方为自身的存在条件。没有反对党存在扯什么“执政党”，纯系语言暴力。中共的宣传文字不厌其烦地唠叨“推翻了三座大山”以为其“执政合法性”之依据，实质为“抢得天下便是王”之延续，是为篡政而非执政，称“王党”恰如其分。问题还在于，农民的“一亩三分地”；“民族资本”的企业、商标、知识产权；社会的教育、文化、出版、医疗卫生等行当，均与“三座大山”毫无关联，吼一声“社会主义改造”便洗劫一空，扯什么“合法性”？军警打跑了强盗或许合法，倘若收缴赃物之外把受害人之剩余财物也搜刮殆尽，天知道合谁家的王法了。        即便马克思主义，它的全部著述中也没有一句说过共产党可以将天下国家收入私囊，更不必说民间财物。尽管它主张暴力，主张“无产阶级专政”，那也是推翻旧政权之后必须立即还权于民，组建遵行“巴黎公社原则”的政权机构，其组织结构与程序均未脱离宪政民主之框架，至少普选权与罢免权必须是公民自主行使的。读马、恩著作，不难感受到他们至少还未褪尽文明人的气息，在他们眼里，宪政民主只是一种文明的政治工具，资产阶级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尤其是在恩格斯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政论文章里，极其详尽地论述了这一点。        只是到了乡巴佬的眼里，宪政民主才被“姓资”而废除，因为他们不具备文明人的精神境界，分不清公器与私产之界限，只知道“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沿袭的是中世纪以前那种把政权视作战利品的陈腐观念。这些乡巴佬的祖师爷叫列宁，这位识了些字的俄国土地主巧妙地“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剔除掉那个主义中尚且文明的论说，极力弘扬其中野蛮的手段，借以将自家奴隶庄园扩展至一国，并竭力推广及世界。他这一套在低阶文明之地如鱼得水，在高阶文明也即工业文明之地则行不通，即使正宗的无产阶级也不买账。于是乎人类历史便上演了一出荒诞剧：在正宗的工业无产阶级人多势众之处，产生不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却丛生修正主义分子；在工业无产阶级越是稀缺的地方，越盛产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乃至“伟大领袖”，且没有修正主义分子的存活机会。于是乎一大群乡下痞子化身革命先锋，“无产阶级革命家”层出不穷，斩尽杀绝敌对势力就自相残杀，美其名曰“路线斗争”或“不断革命”，一直要到杀出一个最强者为王之地步，就像狼群中直到撕咬出一只头狼一样。是否就是方君说的“单一权威优势”？如今世界所有现代木乃伊都躺在“代表先进文化”的水晶棺里，面无表情地嘲弄人类文明，堪称最滑稽的“黑色幽默”。        谁能指望在如此氛围里能实行文明人的宪政呢？谁又能指望既得利益的乡巴佬皈依文明呢？他们既然不具有分辨公器与私产的能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拒绝文明，将宪政判为“姓资”无疑是最轻巧的办法。因为他们的前辈已经打造了这样的思维模式：“姓资”是恶魔的化身，“姓社”是天使的神器。权力推行这种僵化的思维定式，我们面临的思维环境就是已遭污染的，而权力垄断传媒之后的话语环境则是被毒化了的。这使得任何道理都只能从头说起，称之“启蒙”也罢，不说“启蒙”也罢，总之得回到兽性与人性、野蛮与文明的平台去论争。宪政只是文明人的政治游戏，对于野蛮人而言，宪政如同天方夜谭，而且大逆不道，因其断送了靠尖牙利爪或阴谋诡计赢得战利品的机遇。        只有认识到国家权力是公器，而非私产，即便拥有无限正义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也不合法，公器只有在宪政原则的框架内运行才是唯一合法的方式，之后才会有民主程序应运而生。否则必陷入恶性运作模式，祸国殃民。反之，毋庸讳言，宪政之施行必然会改变国家权力的私产性质，将其修磨逐渐成为完善的公器。这对于一党专制绝对是致命的威胁，却也是实现文明社会必须逾越的瓶颈，关键要看这项“私产”的占有者是否认得清楚人类社会的文明大势。        薄、王一案再次证明拒绝宪政的政治是野蛮政治，邓公曾介绍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薄、王案在宪政民主国家又有可能发生吗？杨奎松先生补充介绍了邓公没说完的毛语，摘录如下：“毛泽东当时曾讲过这样的话，说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是反对它的帝国主义。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他并且说过：斯大林晚年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带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中，他所推行的那种政治方法是以在党内进行间谍活动为基础的，不仅造成了一系列无端的怀疑与不信任，迫使同志们干出许多卑鄙的和恐怖的行为，而且使人民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且不去探讨毛自己说一套做一套之秉性，至少他还是心知肚明非宪政民主制的恶劣之处的。我们无妨追问一句：“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能带进宪政民主政体中去吗？ 说宪政民主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文明层次问题，还依据这样的历史真实：不仅欧洲的宪政民主体制产生于“封建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谓“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宪政之子而非宪政之母：欧洲如瑞典、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等一批“封建王国”井然有序地采纳了宪政民主体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法理上的殖民地连“民族要独立”也懒得理睬，亦采纳宪政民主体制；苏联、东欧那些明智的共产党人果决地弃旧图新，也“和平演变”进入宪政民主制范畴；“第三世界”如智利、阿根廷、印尼、韩国、台湾等以及新近的缅甸，先后从“军事专制”转入宪政民主，等等。蒋经国先生说：“我知道自己是独裁者，但我会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他说到做到，为中华民族争得一份光彩，已经镌刻在人类文明的光荣榜上。这些案例不但证明所谓“资本主义复辟将导致千百万人头落地”只是吓坏无数傻鸟的无耻谎言，反倒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真导致“千百万人头落地”了；还证明“宪政民主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文明层次问题”立论有据。宪政是通向政治文明的便捷、有效管道，尤其是在世界大势已经无比明朗的现代。毛曰：“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看来借以解读中国现状仍旧没过时。        方君数度提及“单一权威优势”或“单一权威信仰”，恕老夫愚钝，我还真看不出来他是赞赏这个“单一权威”还是反对它。以愚见，中国的事坏就坏在这个“单一权威”上，它与宪政也是水火不相容的。不去说以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其死结正是那个“单一权威”。早先李鹏奉献了个“总设计师”头衔，鄙人即发帖反对，认为邓公只是“总批准师”而已，人家赫鲁晓夫才算得上“总设计师”。当初改革之诉求是民众与多数干部的心声，“总批准师”高高在上地“画了一个圈”，准改什么不准改什么泾渭分明。遗憾的是“单一权威”脑袋里文明基因有限，爬不出认公器为私产之怪圈，中国今日就改成了“权贵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权贵资本主义”。后者抹煞了“资本主义”其实只是宪政民主之结果这个真实，故有诬陷“资本主义”之嫌疑。        方文末段称：“周有光老先生所说的‘迟早总要回到这条道上’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似有讥讽之意。其实周老说“迟早”并无“急于‘上道’”之意，鄙人也曾说“这世上若只剩下最后一座专制堡垒，那也一定是我们中国”，但愿与方君所见略同。唯担心还没等到方君所说“先弄清这个‘中国逻辑’”之时，就迎来“坑灰未冷山东乱”之局面了。勿以为危言耸听，人家早就把“维稳”当做“重中之重”了，当初不是传言某公亦有话：“杀二十万学生，保二十年安宁”的么？二十年之大限早已过了，“红旗还能打多久”？        固然心知肚明人微言轻之现实，权当是猪八戒说的“放屁添风”吧，故有本文。        （2013.6.23起笔于丹霞山；7.2止笔于南宁；7.3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