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左派撰文全盤否定改革開放以来的各項政策措施

“改革開放紅利”從何而来，到哪裏去了？

 来源： 新浪博客 | 作者：炎黃子孫接力棒

 　　今年以来，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厲以甯多次提出什么改革開放紅利，而新任政府領導人也在两會的記者會上大谈什么紅利，以至于不知道他們津津樂道的這些“改開紅利”爲何物的普羅大衆給新政府首腦冠以“李紅利”的綽號。

 　　衆所周知，紅利是资本市場經濟中因股份制而産生的名詞，簡而言之是拥有股份的公司股東們按自己股份的比例分享經 營生意取得的利潤。紅利對利用改革開放之機獲得了巨大利益的人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東西，而對廣大人民群衆来说，却遙不可及，只不過是上層人物假大空的字典 裏出現的又一個政治化新名詞而已。

 　　如果用大家耳熟能詳的馬克思主義提法来解釋“分享紅利”，就是：廣大勞動人民几十年来創造和積累的巨大剩余價值，究竟是被掌權者如何分配的。

 　　李克强最近宣布，按照人均生産總值，中國已經進入了中等發達國家的行列。這原来就是一個根據GDP總量與人口總 量的一個平均數的普通比較敘述，可是，此言一出，輿論嘩然。絕大多數的網民说自己“被發達”，原因是根本感受不到自己的生活水平與世界上號稱中等發達的國 家，如欧洲的部分國家和附近的東南亚國家相比有任何优越性。

 　　顯然，財富分配不公平導致的越来越大的贫富懸殊，已經對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爲什么會出現今天這種情況? 原因要從二十年前鄧小平二次南巡後，主持經濟部門的領導人以新自由主義爲指導，强力推進的改革政策去找。

 　　從1994年到2013年，將近二十年經曆了三任總理，实際上李鵬總理执政的第二個任期，經濟是由副總理朱镕基 主管。朱镕基执政期間在經濟建設方面的一個巨大贡獻，就是他倡導並大力推行的國企私化改革;對國家財政的贡獻就是引進了美國的复進税制，並在中央財政和地 方財政之間設立分税制。

 　　由1994年開始，政府在放棄了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原来享有的公費医療制度和義務教育制度的財政負擔後，對民間在經濟方面的压榨也顯現出系统性。

 　　此間大事列舉如下:

　　一、住房改革

 　　1994年7月18日朱任國務院副總理期間，出台《關于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從此确定住房商品化。

 　　1998年7月3日發布《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從此确定住房商品化過程中貨幣化的方針。

 　　二、“國有”企业改革

 　　1997年9月十五大對國有企业改革進一步做出了重大部署，指出要“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公有制实現形式可以而且應当多元化”。

 　　1998年原國有资産管理部門與財政部合並，機械、化工、內贸、煤炭等15個主管行业的專业經濟部門改組爲隸屬于原國家經贸委的局，並不再直接管理企业。

 　　三、医療改革

 　　1998年12月，國務院召開全國医療保險制度改革工作會議，發布了《國務院關于建立城鎮职工基本医療保險制度的決定》。

 　　四、教育改革

 　　1997年9月十五大提出“加快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步伐”和國家即將出台的”將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和高等教育結構布局調整結合起来的新思路”。

 　　1999年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质教育的決定》，將民辦學校由此前的“補充”地位提高爲“和公辦學校共同發展”。

 　　五、朱镕基經濟时代的回顧與總結

 　　首先，改革派將1994年定爲所谓國家系统經濟學元年，從94年開始對國民經濟建設往後做了至少有二十年的規劃，國務院《關于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的出台是其典型的標志，這個決定首次定義住房商品化。

 　　從人口經濟學的數據来看，中國人口在1993年達到11.8億，其中女姓的平均初婚年齡在93年首次達到22.67 歲，20-29歲的生育旺齡期婦女人數也是在93開始處于下降趨势，93年生育旺齡期婦女人數爲1.2139億人，比上一年度減少113萬人。也就是從1993年開始，生育旺齡期婦女人數逐年會呈顯遞減。

 　　那生育旺齡期又是什么概念? 很簡單，就是要結婚年齡到了，中國傳统，結婚標志着立戶成家，立戶成家便會需要住房，這便是爲什么住房改革會是在那一年的原因。

 　　這個系统原理其实也很簡單。1978年後新增人口的家庭均爲這次所谓房改的首要目標，同时也是以後所有政策的主要受害人群。

 　　從78年94年时统計結婚生子的年齡結構主要是男人24至40歲之間，也是事业奮鬥的主要年齡階段，全國十几年 的改革成效以居民儲蓄存款余額數的暴涨便可以得知一二。如，我國居民儲蓄存款余額1978年是210.6億元，1988年達3798億元，短短10年增長 了18倍，到1994年則達到21662億元，爲1978年的103倍。

 　　國家要發展要建設都要錢，錢從哪裏来? 21662萬億元的居民儲蓄存款余額便成爲解決资金来源的主要依據，当时朱镕基的辦法便是房改，通過房改第一次對其人民的財富進行收繳。

 　　人口發展的規律便是結婚-生子-教育-子女成家爲一個循环，在這樣一個循环面前，有当局口中敘述的太多“人口紅 利”，你結婚便會需要住房，生育後代便會教育，這便是教育改革爲什么會遲到97年才正式啓動的原因，其实早在93年大力加强第三産业發展的規劃中便將教育 正式納入了産业格局，子女教育完就业後又會是一個結婚需住房的階段，最後這部分人口年齡已經明顯呈老齡化，老齡化便代表着身體機能的弱化，同樣，医療這個 最後出台的制度會压榨你畢生所有的財富，直至死亡這個周期才算結束。

 　　現今房價高得離譜的战略是從94年開始便注定下来，這是既定經濟理論的必然周期，後任者只是這個理論中的一個具體实施者，却逃不出這個規律。從新總理李克强上台所提的改革紅利中，不難看出這套理論仍在發揮作用，只不過將對象由城市人口換成了農民，而手段換成了“城鎮化”。

 　　至于國有企业改革，中間有着太多不可思義，让人覺得不可理喻。实際上，這是一個由当權者上下其手，弄權盜竊毛澤東时代留下的巨額全民资産的复杂過程。

 　　我們將时間回到1997年9月。那次的十五大首次提出“完善所有制結構”等決策。

 　　所谓“完善所有制結構”其实就是對産權，即所有制進行偷換概念，爲盜竊全民財産進行輿論准備。

 　　中國在毛澤東时代留下来的國營企业無非是来源于以下途径：國民党政府的兵工廠，國民党政府以國有名義管理的企 业，被人民政府没收;有帝國主義背景的官僚買辦企业被人民政府没收;民族资産階级辦的工廠，經社會主義改造後，通過贖買政策，被改造成全民所有制;新中國 的政府投资兴辦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總之，都是中國人民奮鬥几十年、来之不易的革命果实，都是新中國積累起来的家当。

 　　在完成生産资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後，中國經濟的主要成分，是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並没有國家所有制。当年政府管理經營的所有企业，産權都是屬于全國人民的，政府僅是受人民委托的管理者和經營者，簡稱“國營企业”。

 　　國務院根據吳敬琏，厲以甯，茅于轼等新自由主義知识分子的出谋劃策，將中央和地方國家經營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 企业，即國營和地方國營企业偷換概念，變爲國有企业。原来的管理者和經營者搖身一變，成爲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産權持有人，原来屬于全民的资産，就成爲了屬于政府的國有资産。既然是屬于政府，那各级政府負責人就有權去處分這些企业名下的所有財産。

 　　從那时候起，中國的企业便以改革的名義便成爲國有企业和民營企业两種。也就是國營的全民所有企业變爲國有企业， 私有企业變成民營企业。集體所有制企业變成股份制企业。殘存的大型集體所有制企业，大概就剩下中國供銷總社，以及其辖下的各地農资公司這個由于與農村經濟緊密相連，因而不好稱爲國企的硬骨头。

 　　動用國家的權力將全民共有的资産改成國有资産，最後變成國资委的资産，也經曆了一個趁亂瓜分的過程。1998年原國有资産管理部門與財政部合並，機械、化工、內贸、煤炭等15個主管行业的專业經濟部門改組爲隸屬于原國家經贸委的局，並不再直接管理企业，從這開始， 我國國有资産管理正式進入了後来稱爲“五龍治水”的混亂局面。

 　　這期間僅僅依靠的是1989年2月19日由原國家體改委、財政部、原國资局聯合出台的《關于出售國有小型企业管理暫行辦法》以及同年同月同日出台的《關于企业兼並的暫行辦法》指導企业租賃産權轉让等，這两部規章對産權交易行爲的監督力度顯然不足，加上当时混亂的國 企资産管理秩序，這是大量國有资産非法流失主要因素，混亂監督管理加速了更多的國有资産被傾吞，1998～2003年的统計,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业從 23.8萬戶減少到15萬戶。

 　　即使在美國，在充分市場化了的國家，企业和企业家也不能爲所欲爲。企业家必須受到公衆的監督，如果把企业搞垮了，就必須受到严懲。這和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無關，與社會主義还是资本主義無關。搞垮企业必受严懲，是世界通行的規則。

 　　而在中國，除了大型的、處于壟斷地位的國企外，中小國有企业基本上已經全部以經營管理不善爲名賤賣光。然而，没有一名國企高管因爲經營管理不善而被追究，也没有受到任何质詢，反倒成爲這場私有化改革的受益者，其中有不少人在極短的时間內成爲令人瞠目結舌的暴發戶。

 　　國企被搞垮的惡果全部由無辜的普通职工承受了。就好比一場失敗的战役，指揮战役的將軍、司令、參谋長們全都没事。被軍事法庭枪斃的只是成千上萬的士兵。而那些指揮战役的將軍以及他們的上级，还因爲“剝離不良资産”有功而受到奖賞。這是世界上最荒唐也是最無恥的事情。

 　　對廣大人民来说，中國的企业改革就是一場浩劫，它使九千萬工人階级從領導地位落入人間地獄，使無産階级政党失去 群衆基礎，让中國重新淪入封建權貴资本的泥坑，人類誕生以来最丒惡最敗落最腐敗的現象，重新出現在中國大地。九千萬工人階级不但如同農民失地一般失去赖以 生存的飯碗，还失去政治上的一切權力，他們的社會地位一落千丈，甚至于还不如当年还有工作權生活保障，只是在政治地位上落魄的几十萬右派，更何況右派还有 機會平反,重新奪回權力。

 　　直至2003年12月正式頒布《企业國有産權管理暫行辦法》才算确立了産權交易管理過程制度體系化。從現在来 看，由当年资産流失造成的社會財富分配严重失衡，是社會在思想道德領域失去引導從而造成各類惡性群體事件的最大誘因，同时也是所有社會潜在不稳定因素中突 出的不公的来源之一。

 　　朱镕基內閣改革的要點，其实並不复杂，一言蔽之，就是实現政府的收入最大化，負擔最小化。爲此，作爲社會主義最 基本特征的公費医療和義務教育作爲財政包袱被取消，大量的國營企业职工被下崗。2003年，温總理上台时，國家財政收入已經以超過GDP增長率一倍以上的速度猛涨。

 　　温作爲朱镕基时期的副總理，對朱镕基当年在國家財政集聚了足夠的资金後，再返過头来建立完善的医療保障和教育保障機制，还利于民的保證是清楚的。他本人也在就职後的十次記者招待會上反覆地以各種動人的語言，信誓旦旦地去保證要建立一個“比太陽更明亮”的公平公正的社會。

 　　很可惜，國人看到的現实却與他的言論偏偏都是相反的。

 　　僅以教育爲例，1993年我國政府頒布实施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了到上世紀末國家財政性教育支出占國內生産總值的4%這一工作目標，這只不過是世界上發展中國家当时的平均水平。在提出4%的目標之後，這一比重不升反降，1995年降到了最低點的 2.41%，此後，1999年2.79%，2002年3.32%，2003年3.28%;2004年2.79%。這樣的比重，大體只相当于世界上最不發達國家的水平。根本原因就在于教育産业化的惡劣影響。

 　　温氏十年施政还有几個特色：

 　　一，土地財政全面開花

 　　土地財政，是從香港政府學来的招數，在香港已經实行了多年。实质就是政府有意的培植少數的地産寡头，先是推高樓價，然後政府與寡头勾結，通過所谓“公平公正”的公開招標拍賣方式取得自己的利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说，1999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爲514億，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比重 9.2%。到2010年，土地出让收入增至2.9萬億，占地方財政收入83.3%。实際上，地方政府就已靠着這83.3%的土地出让收入在运轉。当那些買 不起房的中下層民衆伸長脖子聽信温氏一次又一次的指天發誓要强硬打压高企的房價，最後都跌進失望的深淵时，人們才明白，原来他是在演戏。

 　　土地財政並不是萬試萬靈的良藥。政府和地産商聯手推高地價樓價的惡果今天已經在香港涌現。

 　　当年靠制造业起家的亚洲四小龍之一的香港，靠插塑料花出身的李嘉誠在發達後與香港政府聯手，操縱香港的土地價格 一路飛升。居高不下的地價對工農业的發展打擊是致命的，没有几個企业的利潤率能夠應付如此高涨的用地成本。由于樓價地價高企，營商成本居高不下，香港近年 来的投资环境环境極爲惡化，除了一些對土地價格不敏感的第三産业外，没有投资者愿意留在香港發展。香港人说：一個李嘉誠的發達，堵死了千百個李嘉誠發達的 路，香港的未来真是一片渺茫。

 　　鄧小平發動的改革開放，当年開章明義，就是要走亚洲四小龍的路：靠制造业崛起。

 　　三十年改革開放事业的最大成果，是在付出了重大代價的同时，換来了实體經濟占60%的GDP，成爲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國。這是真正有竞爭实力的經濟結構，而且符合中國這個人口大國的國情。

 　　但是，土地財政十年無序的發展，已經給國家經濟的健康發展造成了隱患。今天的後任鼓吹的所谓城鎮化紅利，事实上就是要急功近利，繼續擴大土地財政。如此發展下去，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来，中國大陆將要面臨香港目前的困境。這會是一場巨大的災難。

 　　二，無限制地擴大税基

 　　中國經濟实驗研究院名譽院長郝如玉教授表示，我國現在有19個税種，只有3個税種是全國人大立的法，剩下16個都是國務院的法規和條例。

 　　以“調控經濟”的名義開征各種税收成爲温氏經濟政策的一大亮點。十年来，國務院出台了種種所谓宏觀微觀調控政策，各地政府在自己的權限內制定各種法規，征收各種罰款，多如牛毛。

 　　整個經濟板塊中，最大的肥羊莫過于房地産。于是國務院以調控房地産價格的名義，不斷地出台國五條，新國五條等等，唯一的手段就是加税，最终的目的就是增加財政收入。無數次加税並没有對房價形成任何的打压，唯一贏方还是政府，輸方必然是人民。

 　　把2010年全部的税收收入加起来，其中91.5%都是被稱作企业的所得税，真正由個人交納的税收只有8.5%。這说明，在中國真正有針對性的，可以由政府把握的税款的比例大概不足10%，大量的税收都是企业交納之後再把它加入到價格中向全社會擴散的。

 　　對2010年全部的税收收入進行分割會發現，70%以上都是間接税，就是轉嫁性质的税。這意味着，這70%的税大量是由消費者負擔的，更多的是中低收入者而不是主要由高收入者負擔的。

 　　三，通過壟斷性國企提高基本民生资源價格

 　　與國際接軌，是温氏政府喊得最響的口號。在國人的收入远低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的情況下，中國的石油産品價格，電價水價等等，已經一步到位地與國際牌價接上軌了。

 　　中國是一個半自給的石油生産國。國産原油的價格当然要比由國際壟斷財团操縱的國際牌價要低。這個因素應該對國人 是有利的。但一刀切將國內的石油産品價格與國際牌價挂钩的結果，是國家財政不但將國産石油與國際石油牌價之間的價差盈利全部拿走，还让國人承受國際壟斷財 团操縱油價産生的所有風險。

 　　而当國人由此對“三桶油”産生不滿时，温氏就及时將人民的不滿轉向，發動輿論數落國企的諸多不是，要按世界銀行 行長佐利克的規劃進行壟斷性國企私有化，徹底分掉全民所有制企业最後一塊蛋糕。2012年，温氏下台前匆忙出台的《國發新三十六條》，爲最後的瓜分合法化 提供了政策依據。

 　　四，大規模擴张分食國家財政收入的隊伍

 　　中國在冊的公務员隊伍據说有七百萬人，最近每年以一百萬的速度增長。除此之外，还有十倍于這個數字的“臨时工”，以協警、城管之類的諸多名堂存在，由國家財政支出。

 　　這個龐大的隊伍之所以失去控制，也是因爲各级政府的橫征暴敛使得微小企业生存环境不斷惡化，容納不下龐大的就业人群所造成的。伴隨着大量缺乏爲人民服務思想的低质素人群進入执法隊伍，社會治安更趨惡化，官民矛盾日加尖銳。

 　　五，既得利益集团公開化

 　　由國家和地方財政豢養的近億掌握了大大小小權力的人群的核心，就是通過種種所谓改革措施獲得了巨額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

 　　中國出現這樣以權谋私，錢權結合的特殊利益集团並非新鲜事，而是舊社會的腐敗回潮。

 　　当年，革命先行者鄒韬奮民國初期在有關“中國夢”的问卷中回答，他的夢想就是：“政府不是统治人民的，而是爲全體大衆計劃，执行，及卫護全國共同生産及公平支配的總機關”。鄒韬奮在1944年去世後，被追認爲中國共産党党员。他的夢想，在毛澤東时代得以实現。

 　　我在2010年三月曾經在新浪博客上發表過两篇文章：《中國財富聚集地图 - 私人资本版(… 》和《中國財富聚集地图-國有资本版(改… 》。

 　　我当年在文章中不無天真地認爲：“總體看来，执政党爲改革開放的列車准備的另一條軌道就是這樣的：采用各種手段 將財富收歸國有，形成可掌控资源，然後在國家的主導下推行內部政策進行分配，徹底解決社會沖突的根源，充分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优越性。這個總體战略是 可行的，因爲是一着没有新意的險棋，就看是由什么人来执行。在官德不倡，各级执政者總體水平低下的环境下，我們的擔心是有理由的”。

 　　但我同时又對國內的政治氣氛感到有些不妥，于是还说：“國家资本主義的蘇聯最後發展成爲毛澤東口中的社會帝國主 義，隨後在軍備竞賽中被美中两國聯手弄垮。中國是否在重复蘇聯的道路呢?要知道，毛主席有過一句名言，大意是蘇聯的現在，就是中國的未来。蘇聯的曆史經 驗，永远值得中國借鑒。”

　　很不幸，我当年擔心的結果在文章發表前後不斷涌現。

 　　六，大张旗鼓推行私有化

 　　任何腐敗行爲，其实都是化公爲私，在本质上都是一種私有化行爲，大規模的私有化則是最严重的腐敗形式，而且隨着私有化的過程中走向全面失控，但是經常还打着合法的外衣。

 　　2005年2月19日，國發[2005]3號文：《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幹意見》，共36條意見，這是一個違反憲法的私有化綱領。

 　　此後，據國家统計局资料報道：在全國經營性總资産中，公有制經濟资産所占比重，從2003年的57%下降到2010年的27%，並且在進一步下降。

 　　2010年5月7日，國發[2010]13號文：《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资鍵康發展的若幹意見》，即新36條意見，更是一個進一步違反憲法的私有化綱領。它鼓勵私人资本，实際主要是外资並購能源、鐵路、金融、電信、軍工等由國资掌控的大型骨幹企业。

 　　2012年2月28日，在北京發布了由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主導編写的《2030年的中國》研究報告;其要害是以反壟斷爲名，使國有企业全面私有化。如果照此推行，國家各經濟領域都將实行私有化，重要經濟領域將被外國资本实際控制，势必危及國家和民族的生存。

 　　七，無法制止的腐敗

 　　今天的中國，腐敗问題，是誰也無法否定的事实。腐敗從體制內蔓延到體制外，彌漫至社會各個領域，連教育、医療、學術等領域都不可避免。

 　　但由國務院領導公然帶头違反党中央在1989年7月頒布的严禁党的領導幹部家屬在自己的管辖范圍內經商的紀律，縱容自己的配偶子女女婿兄弟大規模經商敛財，在短时間內獲得令世人瞠目結舌的巨額財富的作爲，却是在中共建政史上絕無僅有。

 　　爲了達到繼續让自己家族掌控的財富安全並且繼續增值的目的，所有既得利益者在客觀上也必須通過縱容腐敗来形成權貴集团的利益共同體，快速制造一個官僚资産階级，同时通過实行市場化，在民間催生一個新生资産階级，形成一個吸食民脂民膏的特殊利益集团。

 　　著名學者王亚南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中曾這樣分析和评價過清王朝這個特殊的利益集团：

 　　“隨着和珅扶搖直上的，是清代吏治的敗坏，他建立的庇護制網絡，滲透到各省官僚特別是軍事部門之中。而圍绕和珅 的庇護網絡，親屬關系、同鄉關系，到師生關系、上下级官员關系等私人關系滲透進非私人的政.治制.度中，不僅破坏行政效率，也成爲腐化的根源，這與和珅的贪腐，又互爲表裏。

 　　“和珅的好运一直交到1799年乾隆駕崩爲止，他的倒台見證着乾隆朝最後年月的體面喪盡。嘉慶抄查其家産，總值 達8億两。清代國庫在1777年達到鼎盛时，年终結余亦不過8182萬两。乾隆末年，循吏、清官几已滅迹，贪墨之徒充塞中外。当平庸成爲主基調时，也就是 官場上下利用權力埋头撈錢的时候了。及至道光时期,鸦片走私以新的时代形式，再次極大地敗坏了晚清官僚政治。

 　　八，浪費大量资金進行維稳

 　　和谐社會是前十年胡温执政的口號。由于温將爲人民服務的宗旨修改成一切向錢看，引致官员道德敗坏，社會上民怨鼎 沸，暗流涌動。由于司法腐敗不公，民衆在本地投訴無門的状況下，只能上訪。温氏將減少上訪人數作爲考核地方官员的指標之一。于是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通過花大錢来維持社會稳定的機制。每年國家的維稳費用超過七千億人民幣，比軍費还高。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天主流媒體喋喋不休地鼓吹的什么頂層設計改革究竟是什么東西，而所谓改革紅利，又是如何取得和如何分配的。

 　　一直以来，中國都是由精英治國。這些精英無論是基層推選，代表大會選舉或是將来有一天民選，他們本身的素质和信仰非常重要。毛澤東曾經说過，只要中國共産党的領導層內有十五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就有希望。很可惜，以中國之大，人口之多，最高領導層中居然找不到十五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因此，在毛澤東逝世後，不到几年，资本主義就通過高層中的以權谋私者進行反攻倒算，直到今天一發不可收拾。由有意以權谋私者進行頂層設計的改革，其結果可想而知。

 　　毛澤東的治國理念，歸根結底就是五個字：爲人民服務。這五個金燦燦的大字至今还鑲在中南海新華門的正中央，可是二十多年来，那些住在裏面的人僅僅在口头上用這五個字来糊弄國人，实際上推行的政策，絕對不是爲人民服務，更不是以人民爲本，而是像厲以甯所说的那樣，以 廣大人民的贫窮作爲上層少數人發家的前提，以人民爲敵。

 　　這就是我們在這二十多年来所看到的所有的怪現象的根源。

 　　1990年 - 1993年，從蘇聯到俄羅斯，通過短短几年的私有化，蘇聯时期積累几十年的龐大公共財富被少數金融寡头和外國资本洗劫一空，而這種超大規模的腐敗行爲，在取得既得利益的资本主義拥護者心裏是合法的，是屬于改革的紅利。

 　　蘇聯這個曾經的超级大國的解體，至今还令包括總统普京在內的俄羅斯愛國者們扼腕痛惜，反思不已。其实，蘇聯的解體，早在赫鲁曉夫时代就開始了。毛澤東当年曾經通過中蘇論战，詳细地分析了蘇聯的社會状況，指出赫鲁曉夫的修正主義必然會導致蘇共政權的滅亡。

 　　在中蘇論战中，毛澤東親自指揮並执筆修改，發表了九篇评論文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64年7月14日發表的第九篇：《赫鲁曉夫的修正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训 - 九评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本来毛澤東还准備發表《十评》，《十一评》的，没想到《九评》發表不久，赫鲁曉夫就下台了。與此同一天，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当年人們都说，《九评》與原子彈具有同等威力。

 　　也正因爲《九评》的杀傷力，今天我們在網上已經很難搜索得到《九评》的原文了。看来是掌握了輿論權的官僚资産階级的有意所爲。

 　　毛澤東親自在《九评》中写了一大段话，揭露蘇聯的特權階層：“蘇聯特權階層控制了蘇聯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門。這個 特權階層把爲人民服務的职權變爲统治人民群衆的职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産數據和生活數據的權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 果，占有远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 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贪汙受賄，化公爲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着寄生的腐爛的资産階级生活......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 自己的經濟利益和政治统治，他們的一切活動，都以特權階级的利益爲轉移。”

　　這不就是今天發生在中國的事情嗎?

　　看到這裏，我們就可以明白，爲什么今天中國的资産階级特權階層如此害怕這篇文章，如此仇恨毛澤東了：因爲中國從1994年開始的改革，居然了無新意，不是什么特色社會主義，而是复制此前二十多年導致蘇聯解體的赫鲁曉夫修正主義的老路。

 　　可以預見，如果國家權力繼續掌握在走资派手中，爲了谋取私利，他們下一步就需要破除毛澤東时代建立的、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文規定的公有制和毛澤東在文革期間教給人民的大民主對腐敗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