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人制作的音乐视频，配上印度电影中的歌舞镜头，希望大家喜欢。
五月春光撒丁岛 (Sardinia, 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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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撒丁岛，真是春光明媚，气候温润，青山翠谷，野花烂漫，除了海水还不够暖（海边没有如织的游人），偶尔会有阵雨（没能去成靠天出海的 maddalena cruise)，春季应该是撒丁岛最美的季节,而且很庆幸在这五月的春光里与撒丁岛人共享了他们一年里最欢乐的一天, 也是俺在撒丁岛上最最开心的一天--Cavalcata Sarda。
这个节日介绍俺就不啰嗦翻译了：[The Cavalcata Sarda is the big Spring Festival in Sardinia: it takes place the second last Sunday of May in Sassari, in the northeastern side of the island. It celebrates the beginning of the spring and also it marks the beginning of the tourist season. In the past processions were organized in order to give a solemn welcome to illustriois guests. There were fascinating processions of men and women that wore their most beautiful and most colourful clothes. The event was born to celebrate the visit of the King of italy in the 1899 to unveil the statue of Vittorio Emanuele in Piazza Italia, the main square of the city. There will be about 3000 people from all over Sardinia that will be wearing their traditional costumes: it is a living celebration of the island's folklore and a time for joy, singing and dancing. On Sunday the festival features a colourful parade of costumes in the morning, a unique exhibition of acrobatic horse riding in the afternoon, then more folk songs and dances in the evening.]
撒丁岛相对于后来溜达过的西西里岛，历史并不短，虽然也有外来文化和种族的渗入，但好似没有被过多“异化”， 相反倒是同化了些外来文化。淳朴的文风，至今还保留着很浓郁的原著味道，人们的性情也比本土意大利和西西里更温和。撒丁岛，不会带给你什么大震撼，但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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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小姑娘身后是青铜时期Nuragic civilization留下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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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春光下的撒丁岛，很美。
博讯
從非正常死亡到非正常活著
作者： 焦國標
大約1997年，我寫了一篇短文，曰《“養活”的定義是什麼》。當時中國官方文件常這樣說：“中共政府用佔世界7%的土地養活了21%的人口。”我這篇短文反問道：“1959年，全國數百萬人餓死，河南一地就有30多萬餓殍”，背著這樣記錄的政府如果也可以誇口“養活”人民，那麼請問你們的“養活”的定義是什麼？是不是把全中國人餓死光以前你們都可以誇口“養活”了他們？再者，即便談“養活”，也只有人民養活政府，斷非政府“養活”人民。
現在看來，“1959年，全國數百萬人餓死，河南一地就有30多萬餓殍”這句話裏的信息全是錯的。首先，那次餓死人不只是1959年，而一直持續三四年；其次，那次全國餓死的人不是數百萬，而是數千萬；再次，那次河南的餓殍也不是1959年30多萬，而是三年內餓死好幾百萬。
我將此文投寄上海《文匯報》著名副刊欄目“筆會”。該版資深編輯朱大路先生是一位非常嚴謹的編輯人，他覺得這些數據很陌生或很恐怖，不敢徑用此稿，便詢問（來信還是來電話，忘記了）問這些數據出處何在，是否準確。我回答他：“出處說不清，準確與否也說不清，不過我可以去查查。”
我寫此稿時34歲，在學校接受過22年全日制教育，所拿的本科、碩士和博士學位全是人文社科類（中國語言文學和新聞學）的。此時的朱大路編輯約五十歲出頭，且是全中國名列前茅的老資格雜文編輯。可就是這麼一對“有文化”、“老資格”的作者和編輯，竟對那場政治因素導致的民族巨災的了解如此不確和陌生，足見當時國人被信息遮蔽的程度之嚴重。
北京圖書館（現名國家圖書館）目錄櫃裏的《中國現代史》和《中國當代史》有十多種，我共借出八種，其中有五種涉及到這段歷史（其他幾種三種提都沒提）。不查倒還罷，這一查又查出一個比“養活”更令人憤慨的話題。
宋仲福、徐世華主編的《中國現代史》是這樣寫的：“由於農村糧食減產和高徵購，許多地區出現饑荒，不少人浮腫。全國出生率下降，死亡率顯著提高，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了1000萬。”
王松林、郭大鈞主編的《中國現代史》寫道：“1958年和1959年人口死亡率，由1957年的10·8%上升到11·98%和14·59%，而1960年的死亡率陡然升到25·43%，大大超過尚處於戰爭年代的1949年的死亡率(20%)，全國人口凈減1000萬。特別是農村，1960年人口非正常死亡更為嚴重，這一年農村人口減少1702萬。”與上書相比，1960年的死亡人數多出700萬。
張揚主編的《中國現代史》寫道：“農村由於糧食減產和高徵購，許多地區出現饑荒，人民有的浮腫，出現非正常死亡現象，牲畜大量死亡。”此書提及非正常死亡，但未提具體數字。
柏福臨的《中國當代史》是這樣寫的：“1957年到1960年，糧食產量由3901億斤降到2870億斤，低於1951年的水平。部分農村發生饑荒，人畜出現非正常死亡。”也未提具體數字。
上海大學、中山大學、安徽大學、蘇州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廈門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八家大學編著的《中國當代史》是這樣寫的：“1957年到1960年棉花產量由3280萬擔下降到2126萬擔，下降35·2%，油料作物由7542萬擔下降為3405萬擔，下降54·8%，豬的存欄數也由1·4億萬頭降到8227萬頭，下降43·6%。”此書給出豬存欄的下降數字，人非正常死亡和人“存欄”下降數壓根兒沒提。
泡了一天圖書館，“餓死人”三字一次也沒碰見，更不用說餓死人的準確數字了，倒是“非正常死亡”這個詞出現頻率挺高。這是我第一次見有人在此處用此詞。
“非正常死亡”，顧名思義，凡不正常的死亡，諸如車撞死，雷劈死，天塌砸死，地陷悶死，吃飽了撐死，貪杯了醉死，獵艷者花下死，越貨者刀下死，都屬於非正常死亡之列。可是似乎那幾年中國既沒有那麼多的車，也沒有打太多的雷，天兼復，地周載，既未塌，亦沒陷，前面已經交代，糧食減產厲害，故也不可能是撐死，既無足夠多的糧食，吃且不夠，遑論拿來造太多的酒，故這麼多人亦不可能是醉死，而據一些人說，五六十年代社會弊絕風清，風氣令人神往，故亦不可能發生這麼大數目的花下死或者刀下亡。
那麼此外“非正常死亡”還有哪些品種呢？我找來手頭的工具書查，《現代漢語詞典》裏沒有這個詞條，《牛津法律大辭典》裏也沒有。書中沒有，問人。問誰呢?既然是“非正常死亡”，不是法律問題，便是醫學問題。先按醫學問題處理，我便打電話給協和醫院一位博士後朋友。不巧，人不在。我又給中國人民大學一位法學博士（我們同屆）通話，他說：“法律上，正常死亡叫自然死亡，與自然死亡相對應的，不叫非自然死亡，也不叫非正常死亡，而叫法定死亡，比如洪水沖跑了，戰場上失蹤了，活不見人，死不見屍，也不見於俘虜名單，都屬於法定死亡。”
問了一圈，等於還是沒有得到什麼是“非正常死亡”的答案，我有些失望。過一會，法學博士說：“對，文革時很常用這個詞，‘五類分子’比如老舍跳湖，張志新割喉，在統計上都歸為‘非正常死亡’一類。”
原來如此!
可轉念一想，老舍、張志新們的“非正常死亡”，早就弄清了究竟是怎麼個非正常法兒，而且該平反昭雪的平反昭雪，該補發工資的補發工資（只是可憐一死萬事休，這些對於死者都毫無意義了），何以上述現當代正史裏至今還在幾千萬農民的死因上玩曲筆的鬼把戲呢?我們能對日本有人將“入侵”寫成“進入”義憤填膺，卻對將同胞“餓死”曲筆為“非正常死亡”孰視無睹；國際社會至今還在為慰安婦和二戰期間被害的猶太人尋公平，而我們居然不能在死因上給幾千萬餓死的鄉親一個直面的說法；作為錯誤政治犧牲品的幹部和知識分子，有人為他們呼籲恢複名譽，而被錯誤政治和政策餓死的農民卻徹底被忽略、被遺忘——這不公平。
於是我又“憤筆”寫了《什麼是“非正常死亡”》一文。此文與“養活”一文先後發表於《文匯報》的筆會副刊。這是大陸大眾媒體（不是專業書或其他小眾媒體）第一次向普通公眾（不是專家）揭開“非正常死亡”這道傷疤和提出這個話語。至2007年，此文被大陸最大雜文刊物《雜文選刊》的讀者評為十年來的雜文名篇之一。
如今中國人的非正常死亡已是華人世界常識性的話題，可是另一個更觸目驚心的普遍現象——中國人的“非正常活著”，卻直到最近才浮出水面。人看蘋果落地，看萬物落地，看了幾萬幾十萬年幾百萬年，可只有牛頓由此提出萬有定律。中國人的非正常活著，中國人看了、活了幾十年，可能幾百年、幾千年，則直到齊家貞才把它提煉出來（我是在香港57出版社出版的萬耀球的《滾爬血腥路》一書的武宜三序言中第一次看到這個詞的）。當年梁啟超提“新民說”，辦《新民叢報》，魯迅接著梁任公挖了一輩子國民劣根性，本質上都是在探討中國人非正常活著的問題，只是他們都沒有這麼直截了當地概括這個現象。余華的《活著》實際上是寫非正常活著，可惜沒有概念化為一個詞。
任何社會問題，只有大家先來關注它，才可望解決它。如何解決中國人非正常活著的問題，中國人怎樣才可能過上正常的生活，這是一個系統工程。對於這相系統工程，我這裡先提幾個偏於理性思考的問題，以作引玉之磚：
1、中國人非正常活著的類型或表現有哪些？
2、誰或哪些因素讓或使中國人非正常活著？
3、使中國人非正常活著的手段有哪些？
4、對於這個非正常活著的社會，你我個人應負哪些責任？或者，我們是如
何讓別人（包括自己的兒女）非正常活著的？或者，非正常活著的他人條件或社會土壤是怎樣的？
5、中國人如何才能活得正常？
6、如何讓更多中國人像關注非正常死亡一樣關注非正常活著的現象？
最後，怎樣才算是正常活著？
針對上述問題，我這裡提供幾件現象幫大家參悟。一件現象是，幾天前看陽光衛視介紹台灣老兵回大陸尋親的節目，其中說：1949年國民黨軍政人員及其家眷150萬人遷台，這個遷移規模是人類歷史上沒有的；直到半個世紀之後，這些人才可以回故鄉見親人或見親鬼，如此長時間的間隔也是人類歷史沒有過的。對此，我聯想到的是：這也是一個非正常活著的中國人群體。為什麼只有中國人才有這麼大規模的政治因素導致的遷移，為什麼只有中國人才遭受如此長久、如此大面積的骨肉分離？這是上帝的詛咒，還是中國文化的孽根使然？
再一件現象是關於高智晟的。把老高抓起來，不讓他“亂”講話，“可以理解”，關鍵是不告訴他妻子兒女老高的下落，叫他一家老小成年大哭小叫非正常地活著，這又是何必？一個政府，為什麼一定要讓它的國民非正常活著的人越多越好越快樂越盡興呢？這不是心理有問題嗎？這不是當今中國的政治文化是劣種政治文化的明證嗎？請記住：一個政府，讓非正常活著的人民越少越好！
再一件現象是關於上面提到的萬耀球先生的。萬先生告訴我，他的三個兒子在生活上都對乃父很慷慨，可就是在父親過去的不公正待遇上不能與父“同心”，甚至與父親關係緊張（老二尤甚）。為什麼會這樣？萬先生現在覺得自己是“自食其果”。當初因擔心“影響”孩子前途，從不向孩子講述自己的不幸遭遇，也從不講一句共產黨的“不是”，連孩子們上大學的專業都一律避開政治，全學理工，不許學文科（老大老二一個北大畢業，一個清華畢業）。實際上這等於萬先生一手為自己的孩子創造了一個非真實的成長環境，等於把自己孩子的大腦讓給別人作了夜壺。那麼如此說來，如今萬氏父子之間的非正常活著就不能全賴共產黨的宣傳了。
再一件現象是關於二胡獨奏演奏家美旋女士的。網上說，美旋與丈夫結婚十餘年，只在一起生活幾個月，夫妻至今已十年沒見面。這十年中國無戰爭，不是季羨林先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德國呆十年的時代；這十年中國的飛機火車天天在提速，每小時能飛跑幾百到上千公裏，不是秦朝孟姜女尋夫的時代，美旋女士夫婦怎麼可能暌違十年不見面呢？這就屬於人作孽，不可活了。有些執掌權柄的人，心理嚴重變態，以製造儘可能多非正常活著的中國人為樂，就他自己抱著女人睡，把天下其他夫妻都弄得跟太陽月亮似的一輩子撈不著見面親嘴作愛過正常夫妻生活才稱心。讓別人非正常活著的人，自己必須先活得不正常。一條捆人的鎖鏈，解放他人也是解放自己，不解放他人也無法解放自己，只有解放他人才能解放自己。
最後，關於怎樣才算是活得正常這個問題，以我目前的眼光看：也只有普世價值，才能讓中國人活得正常。在這個意義上講，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並不過時。
七千人大会四川干部议论：XXX搞得到处家毁人亡(图)
大跃进时期 资料图
本文摘自当代中国研究所网站 作者：明朗 原题为：我在七千人大会上写了封匿名信 原载于《炎黄春秋》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规定各省由省（市）地（市）县三级党委书记参加。我当时被下放到四川省梁平担任县委第一书记，因而也参加了会议。四川参加会议的人住前门饭店，我和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同志住一个房间。大会首先由刘少奇作报告，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报告提到“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有了严重发展。”“从全国讲恐怕不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讨论报告时，采用大小组会结合的办法。
小组会以地（市）为单位，地（市）委书记是当然的组长；大组会以省为单位。万县小组讨论时，多是联系本地实际，阐述对报告的体会。有人发言也涉及到对省里工作的看法，说：四川恐怕属于倒三七哟！有人甚至说恐怕十个指头都烂了。燕汉民立即制止道：“全省的情况咱们不了解，不要乱估计。”
会后，我对燕汉民说：“到中央来开会，你制止县委书记们发言，可不大对哟！”燕汉民说：“你在省里工作，还能不知道省委主要负责人的脾气，任他们这样瞎估计，要是传到省委主要负责人的耳朵里，那还了得。我们到省里开会，都准备了两本账，看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口气，该掏哪本掏哪本。对省的工作的评估，还是听省委主要负责人怎么说，咱们就怎么跟。”
开第一次大组会，省委主要负责人说了几句，大意是：先体会报告精神，不要急于联系实际。开了几天，该联系实际了，又说：各人检查各人的，不要上推下卸。于是，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省委主要负责人大概觉得老是没有发言不大好，便拿出在省里开会惯用的办法，指定人发言。被指定的人不得不联系本地区情况，讲一番自己的经验教训。
我于1958年“大跃进”时下放到德阳县任书记，亲身体会到省委主要负责人那些“左”得出奇的瞎指挥，特别是收回毛主席的“党内通讯”，不许贯彻执行的行为，十分恶劣。1959年下半年我率川剧团出国，躲过了反右倾的灾难。回国后，知道省委主要负责人把许多反映真实情况和对他有意见的地厅级干部都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边层层如法炮制，人数就更多了）1961年我又被下放到梁平担任县委第一书记，目睹农村的惨状，到处是浮肿病人，到处是新坟累累，家毁人亡，心中十分难过。
只能和几个信得过的同志私下议论。如今到中央来开会，还是这个情景，人人噤若寒蝉。我气愤不过，于是决心向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真实情况。写的时候勇气十足；写成之后，寄与不寄却犹豫不决：很怕这封信万一转到省委主要负责人手上，后果就严重了。犹豫再三，便去找弟弟明吉顺商量。（他是1938年到延安的，这时在中央劳动部工作）弟弟很支持我，但不主张用真实姓名，而且信由他代抄代寄，以免被人查笔迹查指纹。于是，就这样办了。原信如下：
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并党中央：
我是在四川工作的一个干部，第一次到中央来参加会议（中央工作会议）。来的时候抱着很大希望，希望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回去愉愉快快地工作。现在会已开了十几天，看起来这个希望是不能实现了。
中央提倡说实话，所以我想写这封信，把我知道的情况反映给中央。
这次开会，头几次叫我们体会文件精神，不联系实际，后来允许联系实际了，但又叫各人检查各人的，不要把责任往上推、往下推。这几天有人向省委提了点意见，又说发言要端正，于是又像在四川开会一样，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
不许讲话，不许讲批评省委的话，这大概就是四川省委领导这次会议的方针，这不过是省委主要负责人闹分散主义的一个表现罢了。
在四川工作的干部，上上下下不敢讲话，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只举几个闹分散主义的例子：
一、毛主席的六条党内通讯，四川省委不准传达，不准贯彻，叫下边从积极方面了解。
二、毛主席反“左”的八句话，四川省委改成三把刀子，变成反右。
三、中央关于自留地私人养猪的五条紧急指示，四川省委顶住没有执行。
四、四川自作聪明提出“一个样”、“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等政治口号，助长强迫命令和瞎指挥风。
五、不执行中央甄别干部的指示，泸州地委第一书记邓自力的错误，是划自留地、解散食堂、毛猪下放。甄别的结果“批判基本上正确”，直到现在省委并没有承认措误；邓自力也没有复职，对其他人的处分，当然也都是“基本正确”。
六、四川省前几年规定农民的口粮标准是八两，不久以前规定四两、五两、六两（十六两秤），有的执行下来，农民一人一天只能吃二两、三两，现在还在饿死人。
七、中央关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没有发到县，不许县里试点，现在中央作了决定，又规定一个公社保留一个大队不变。
八、最近中央指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四川省委改成“打击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活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规定万分之几逮捕法办，千分之几斗争打击，百分之几批判，硬说干部中有百分之几十的人搞投机倒把，还规定县委书记要到成都交账，哪个交不出不准来北京开会。
省委主要负责人这样搞分散主义，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大量死人、死猪、减产，有的县饿死人将近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不少县都在百分之十以上，四川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还要饿死多少人，谁也不知道。像这样严重的问题，省委主要负责人怎么敢叫下面讲话呢？
中央如果要反分散主义，就应该反反这种人的分散主义。
一个四川干部
一九六二年一月
（此信中共中央办公厅是1962年1月25日收到的）
信发出后，隔了不多几天，毛主席就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讲话，强调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有些话就像是针对省委主要负责人的。人们私下议论，这一回要是能把省委主要负责人撤了，或者调离四川，那就好了。主席讲话后召开的四川大组会，竟是省委主要负责人作检查，这真是出人意料破天荒的大事。省委主要负责人作检查时，对他的错误虽然是轻描淡写，但也流了眼泪。主持会议的是邓小平，邓最后说了几句，话不多，却让大家清清楚楚感觉到保护过关的意思。
第二天的大组会，省委主要负责人未到会，由李大章主持，说是听取对省委主要负责人检查的意见，中央机关还派了两个人来记录。可是，没有人发言。李大章启发了几次，仍旧静悄悄的，大约有一个钟头之多，达县地委书记李香山同志才站起来讲话。
他只字不提对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意见，却自己检查起来，说自己的工作没作好，连累省委主要负责人作检查，非常痛心，觉得对不起省委，以致也流了眼泪。他这样一带头，便有人跟着检查起来。后几天的大组会竟成了为省委主要负责人鸣冤屈、表同情、献忠心的大合唱。我注意到几个资历较深的地委书记如李林枝等同志始终未发言。
大会结束前，省委主要负责人召集了一次小组长汇报会，燕汉民告诉我，省委主要负责人号召大家团结起来犯错误。（可能是犯了错误，大家仍应团结的意思）并且询问各小组里有哪些人情绪不正常。（指对省委不满意）我却想到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检查内容怎么只限于那封匿名信的范围，莫非这封信真的转到了省委主要负责人手中，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到了“文革”时期，李大章揭发省委主要负责人错误，曾提到七千人大会有这么一封信；中央当时就印发给各常委。红卫兵竟然到中央机关去把这封信抄了出来，刷大字报到处张贴。我当时被关押在川大学生宿舍，今天被这个单位拉出去挂黑牌子游街，明天被另一个单位揪出去坐喷气式批斗。造反组织那时到处查问匿名信是谁写的？
问到我头上，我见省委主要负责人已被打倒，（中央报刊已把他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便承认是我写的。想不到一夜之间，我便从“省委主要负责人”的“黑干将”、“文教新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变成了响当当的“革命干部”，免却许多皮肉之苦。不料“文革”后期省委主要负责人复出，我又遭到他的打击报复，应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古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