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曾经说过，一生中有两个最最艰难的日子，一段是长征时期跟张国焘斗争的日子，另一段就是文革中挨批斗的日子。朱德之孙朱和平在其著作《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一书中，以亲历者的视角重现这段文革时的黑暗往事，揭秘林彪批斗朱德内幕。
朱德与夫人康克清
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此时，毛泽东还在南方，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的内容是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批判。会议还通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通知宣称：“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既然作出这样判断，人们就要思考，谁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呢？这时彭、罗、陆、杨已经揪出来了，“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显然不是指他们，那是指谁呢？当时，林彪还不敢把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而1959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的经验告诉他，可以先拿爷爷开刀说事。于是，爷爷在会上便成了彭、罗、陆、杨之外重点批判斗争的对象。
5月12日，爷爷在第一小组会上发言，讲自己要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认真学习马列着作时，他说：“孔夫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三十二本马列的书，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两年的时间读完。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理论……”
爷爷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被林彪粗暴地打断了：“毛主席岂止是接受？！是发展到了最高顶峰！你不要拿外国的东西吓唬（我们）！”
林彪借机提出爷爷1965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讲过“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这段话，继续煽动说：“你们看他对毛泽东思想是怎么评价的？！”他攻击爷爷是野心家，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泽东。
康生也攻击爷爷：“反对林总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就是反对毛主席思想的，在这方面和彭真等人是一样的。”
爷爷辩解：“我不会反对毛主席的，毛主席的书要读，马列的书也要读……”
康生不容爷爷讲话，蛮横地说：“我希望你学学林总的这些讲话，比你学三十二本书要好得多。我看你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他还诬蔑爷爷“想超过毛主席”。
在他们的鼓动下，一些人开始对爷爷大加笞伐。有人说爷爷“是党内最危险的人物”，有人说爷爷是“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5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进行，林彪等人又在会上对爷爷的所谓“错误”展开批判。
爷爷从大局出发，坦然面对。他说：“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也作了检讨……”
还没等爷爷把话讲完，林彪就开始了他的长篇攻击。他说：
“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和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林彪还说：“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
于是，有人随声附和，说爷爷“有野心，想黄袍加身。”
对于这些捕风捉影的诬蔑，爷爷感到很无奈：“说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他又郑重地说：“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这次会后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28日，中共中央宣布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由陈伯达担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
这个中央“文革”，虽然号称“小组”，权力却很大，后来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这年8月初，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前，毛泽东于7月18日回到北京，听了康生、陈伯达等人关于北京高校“文革”运动情况的汇报后，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向学校派工作组的做法大为不满，并对他们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在这次全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先后做了检讨，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慌，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全会进行了中央领导机构的补选和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七人增加到十一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爷爷、李富春、陈云。林彪从原来位列第六升至第二位，被称为“林副主席”、“林副统帅”。刘少奇、周恩来、爷爷、陈云的党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爷爷从原来的第四位降至第九位。
就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长达十年之久的全国大动乱开始了。从此，爷爷的处境也随着时局的发展愈发艰难了起来。
1966年国庆节，“文革”刚刚发动，还保持着建国后年年国庆节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庆祝活动的做法。爷爷当时的心情虽然很抑郁，但他在参加天安门观礼时，得知张思德的妈妈从四川仪陇来京参加国庆观礼，还是把张妈妈接到了家里，还吩咐要做几个四川菜来招待张妈妈。
张思德是四川仪陇县人，和爷爷同一个家乡。
爷爷奶奶和我一起陪着张妈妈吃饭时，爷爷不断地给张妈妈夹菜，并问张妈妈：“家乡的人民还好吗？农民生活怎么样？”
张妈妈说：“还行，还比较安定。”
爷爷听了，说：“农民日子过好了，我也就放心了。”
中南海造反派冲击我家，贴大字报攻击爷爷的情况很快就报告到毛泽东那里。1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碰头会上讲到爷爷时，说：“朱德在国际国内是有威望的，朱德还是要保的。”
但是，毛泽东的态度并没有制止住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活动。他们继续鼓动“打倒朱德”，并把这股恶风从中南海吹向了社会。
1月21日晚，戚本禹在全国政协小礼堂对中国人民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说：“你们要把矛头对准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要以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就完了，还有呢！”
看到红卫兵有些不解，马上补了一句：“还有朱德！他是大野心家，是一个大军阀。他一贯反对毛主席，你们要把他揪出来，批倒批臭！”
“怎么个批法？”有人发问。
“这还用我说吗？你们人大不是有个走资派叫孙泱吗？他给朱德当过秘书，你们可以通过搞孙泱的问题，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嘛！”
孙泱是孙炳文烈士的儿子。从抗日战争开始，他就在爷爷身边当秘书，建国后曾任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后来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校党委副书记。
正是因为爷爷，这场邪火也烧到了他的身上。
人大红卫兵听了戚本禹这些话，如获至宝。返回学校，立即组织人马写大字报、贴大字块。一夜之间，从城里到城外，到处张贴了“打倒朱德”、“炮轰朱德”、“朱德是黑司令”的大字块。
以“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而名噪全国的“新北大公社”头头聂元梓听说人民大学“批朱”的消息后，唯恐落在后面，但她还不清楚这是不是上面的意思，于是打电话向她的后台康生询问：“人大红卫兵批判朱老总，是不是中央和中央文革的精神？”
老奸巨猾的康生不肯直接回答，拐弯抹角地说：“怎么说呢？形势在发展嘛！问题也越来越清楚了。你们自己搞就搞成了，要说是我让你们搞的，就搞不成了，你们自己决定嘛，我给你们说多了不好。”
对于康生的暗示，聂元梓当然心领神会。放下电话，她便急不可待地召集手下人开会，并煽动说：“目前，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尖锐，清华大学揪出了刘少奇，在社会上打响了，我们‘新北大公社’也要搞一个大的！”
“我们搞谁呢？”有人问。
“朱德！他是混进党内的大野心家、大军阀……”
聂元梓正愁找不到“批朱”的“炮弹”，正好中国作家协会造反团来人找到 “新北大公社”，说他们搜出了刘白羽解放前写的《朱德将军传》复写稿，是一株大毒草。于是他们合伙炮制了《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揭穿〈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历史的伪造者反党的野心家——再揭〈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两篇文章相继刊登在《新北大报》上。随后，他们又将该报加印了五十万份，散发到全国各地。
作家刘白羽写的《朱德将军传》并没有出版。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刘白羽到华北前线，当时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委托他搜集爷爷的资料。通过采访爷爷本人，他写成了一个传记的初稿。后因爷爷1940年5月离开太行前线回到延安，刘白羽的写作也就没进行下去，便把已写好的初稿复写了两份交给了组织。其中的一份复写件曾送到美国，给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写《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作参考，史沫特莱在病逝前又托人把它捎回还给了刘白羽。就是这份复写的初稿，被造反派用来大做文章。他们将书稿印刷成书，组织人员撰写批判文章，而承担此任的人怎么也找不出书中有什么政治问题，反而从中了解了爷爷的革命经历，并对爷爷的遭遇暗自同情。
中国人民大学的造反派组织“人大三红”在校内揪斗了学校党委副书记孙泱，企图从他那里打开“倒朱”的缺口，但他们却终无所获。
这个跟随爷爷多年、忠实于革命的烈士后代，最终还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他的妹妹、著名表演艺术家孙维世也由于江青的迫害而含恨九泉……
“人大三红”还串联北京一些单位的造反派共同成立了“首都揪朱联络站”，筹划召开万人大会，在社会上公开批判爷爷，并且还要拉上我父亲陪斗。同时，又分几路人马杀向各地搜集爷爷的“罪行”。
在爷爷的家乡——四川省仪陇县，北京跑去的造反派们到处煽风点火，召开“声讨”大会，砸烂了爷爷旧居的牌子……
打击不仅来自外面，还来自家里。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爷爷身边有五位秘书，六名警卫，还有医生、护士、阿姨、厨师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文革”和中南海造反派首先从这些工作人员下手，给他们开会，给他们施压：要他们贴爷爷的大字报，公开表态和爷爷划清界限……如果有人态度不好，就进行组织处理。
这伙人说到做到。1967年，他们首先把沈毓珂、曹全夫两位秘书和卫士长郭仁等送进了“学习班”，后来又转入江西晋先“五七干校”。不久，阎志远秘书被下放到了天津，警卫员邹德亭、护士郭勤英等先后被调走……
后来，爷爷的身边就只剩下了三个警卫员和一位厨师了。
此时，家里的有些亲人也提出要和爷爷奶奶划清界限，有的把爷爷给他们的书信和题词都烧了，有的还写信要跟爷爷奶奶断绝关系……就是留下的一些工作人员，在“文革”的大气候下，对爷爷奶奶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那些日子，我可体会到“凄风苦雨，众叛亲离”是什么情景、什么滋味了……
可是，我看见八十岁的爷爷仍然像往常一样镇定自若，毕竟一辈子经历过太多的危难，他似乎不把不断袭来的恶浪当回事。他安慰奶奶和我说：“历史是公正的，主席和恩来是了解我的。”
当造反派策划揪斗爷爷的消息传到了周恩来那里时，周恩来马上就将此事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在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后，立即打了电话给戚本禹，勒令他立即取消 “批斗朱德大会”。
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干预，批斗爷爷和我父亲的大会才没有开成。
那些日子，不谙世事的我一直很恐慌。也许是爷爷看出了我的担心，他像安慰又像叮咛地对我说：
“孩子，你记住：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任何人都篡改不了的……”
可是在那个动乱年代，养花被当作资产阶级情调，爷爷养的兰花也同样遭到厄运。当时，中南海有人拿着“令箭”，不准爷爷养花，说养花是革命意志消沉的表现，“必出修正主义”，硬要爷爷交出所有的兰花。爷爷无可奈何，眼巴巴地看着自己苦心经营了十多年的兰花全部都被拿走了。
连爷爷种养兰花，也有人在中南海贴大字报上说，这是“资产阶级情调”。爷爷看到后，只是很平静地对奶奶说：“种兰草有这个事”。“种兰草一可以美化环境；二可以调剂老人的业余生活；三可以出口为国家挣外汇。这有什么错？！”
就在周恩来总理没有出面干预“批朱大会”的那段时间，“人大三红揪朱兵团”来到天津，闯进我母亲所在的医院，在医院里贴满了“打倒黑司令朱德、儿媳妇赵力平”的大字报。他们煽动群众，大肆诬蔑“朱德是黑司令，不会打仗，没打过仗，是个大军阀。”
那时我母亲的行政职务已被剥夺了，就连人身自由也受到了限制。她被勒令每天晚上“交待问题”，直到深夜一两点钟才能回到家里。
当时，我母亲曾问斗她的人：“你们家有三个烈士吗？我们家为革命牺牲了三个人，你们懂不懂？你们去调查去吧，我们家没有问题。”
我母亲赵力平的老家在河北定县大定村。战争年代家中有五人参加革命队伍，三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我姥爷赵鸿儒和他的弟弟是那一带最早参加八路军的。受家庭的影响，我大舅赵士珍、二舅赵士斌都参加了革命。我大舅在左权部队当过副营长，1943年在战斗中牺牲了。我二舅在部队积劳成疾也死在了前线，我母亲的叔叔也是在部队牺牲的，当时组织上都给他们发了烈士证。因为这些烈士证是贺龙签发的，贺龙在“文革”中被打倒，烈士证被当成罪证抄走。直到“文革”结束，烈士证才又返还。
这些人听了我母亲的质问，还真的跑到我母亲的老家去了一趟，一看找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就找歪理，他们说：“你们家不是贫农，你们家乡还有一个小毛驴，四条腿，你们家算有一条腿，你们家不能算贫农。”
原来，我母亲的老家人因为太穷，一家买不起一头驴，就四家合买了一头，各家轮流用。这在造反派的眼里，这就被看作是一家有一条驴腿的财产了。
我母亲听了这话，又好气又好笑，她说：“你们去看规定吧，你看看当时规定什么是富农，什么是贫农。”
一计不成，一计又生。“人大三红”密谋绑架了我母亲。
当时我母亲住在她们医院的宿舍里。那天夜里12点多，有人对看门的老师傅说，要找赵院长，要抢救病人，必须要她去，否则病人死了她要负全责。
这个老师傅赶忙找到我母亲说：“赵院长，你可别出来，我看这些人不善，不像是好人，你千万别出来！”
我母亲想：不去不行啊，真有病人不去抢救，这不是又给造反派一个口实吗？再说病人出了事怎么办？
那时候我妹妹还小，我姥爷、姥姥跟我母亲住在一块照看她。我母亲也没敢惊动他们，就急急忙忙出来，还没到门口，一帮人就“呼啦”一下子围了上来，把她拽上了停在门口的一辆带发动机的三轮板车里……
我母亲质问他们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有什么权力抓人，你们简直成了土匪了！”
他们也不吭声，开车就走。
机动三轮车在寒夜里颠簸，连个篷子都没有，寒风刺骨。我母亲被四个人夹在中间，不知被拉到哪里去。她直挺挺地坐着，一夜没有合眼。
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多钟，我母亲被拉到了中国人民大学，被带进一个昏暗的小屋。呆了一会儿，有人偷偷地对她说：“他们绑架你来是要开批斗会，是敦促你交待朱德的问题。”
后来知道，当时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其实分成了两派，一派说要我母亲揭发爷爷，不揭发就开她的批斗会；另一派则不同意，说人家是天津人，“人大”没有权力开人家批斗会。
在关押我母亲期间，他们反复威逼我母亲“交待问题”。
他们问：“你上过中南海多少次？对朱德的反革命罪行你掌握多少？”
我母亲说：“我去的次数多了，我们是一家人为什么不能去？我不知道什么是反革命，每次去，爹爹都教育我们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们说：“我们不要你说这个。”
我母亲说：“你们要我说什么？”
“要你说，朱德是怎么搞反革命活动的。”
我母亲说：“没有就是没有，我不能瞎编乱造！”
就这样，我母亲被造反派关了半个多月。
就在我母亲被带走的第二天，传达室的那位老师傅告诉我妹妹：“昨天晚上你妈妈被一伙人给带走了。那一帮看起来不是好人。”
听了这个消息，我妹妹赶忙跑到我父亲的单位。到了那里才知道，我父亲也“失踪”了……
最后还是通过北京铁路局找到北京造反派的头头，才知道我的父亲母亲都被他们绑架到了北京。
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天津铁路局找他们谈判，说：“你们是北京造反派到外地去抓人批斗，这不合原则吧。”
又加上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人大三红”这才把我的父母放了回来。
母亲回到自己的医院，又来了“支左”的军人，还是逼我母亲交待爷爷的“反革命罪行”。
我母亲说：“我爹爹的情况我了解，但反革命罪行我不知道！”
那个“支左”的军人说：“老赵哇，我们这是对你的关心，你是老干部、老同志，你要明白地划清界限，中央已经下了通知，朱德是三反分子，他是反对毛主席的，是要被打倒的对象。”
我母亲说：“既然是中央的通知，你就去问中央好了。你要是问我，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家都是革命的！”
那个军人当时才有二十六岁，姓翟。我母亲又对他说：“老翟同志，我参加革命的时候还没有你呢。”
我母亲知道这些“支左”的年轻人不大了解历史，就继续问他：“你才二十多岁，你说总司令是反革命，他怎么反法？你说中央有文件，你拿给我看看！”
他说：“我们内部传达了。”
他们又问我母亲：“你说井冈山会师是谁吧？”
我母亲说：“井冈山会师时，我不在场。但是过去学历史，说的是朱总司令和毛主席井冈山会师。可现在你们说是林彪和毛主席会师，我也没有证据，我只能尊重历史！”
听着我母亲义正辞严的回答，这伙人也无可奈何。
“批朱大会”虽然没有开成，但在当时“揪斗”狂潮的推动下，造反派们的情绪被煽动得极端狂热，哪能就此善罢甘休。
有一次爷爷问奶奶：“你们妇联的情况怎么样啊？”
奶奶说：“两派斗争得很厉害，他们都把我当作靶子，批斗我。”
说到这里，奶奶的满脸都是委屈。是啊，奶奶当时在全国妇联不是主要负责人，又是苦出身，为什么造反派偏偏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她！？
奶奶满腹忧虑地说：“现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资派，往后还不知会怎么样呢！”
听了奶奶的话，爷爷沉思良久。他心里十分清楚，造反派的所作所为，矛头主要是冲着他来的。
爷爷不紧不慢地安慰奶奶：“你不要怕，走资派多了也好。都成走资派了，就都不是走资派了。形势不会总是这样下去的。”然后，他又说：“你还记得我们度过的那段最艰难的日子吧！？”
奶奶听后，略微顿了一下，说：“记得，那怎么会忘记呢？”
爷爷说的“最艰难的日子”，是指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在草地分离后的那段岁月。
当时，毛泽东率右路军的一、三军团北上了，爷爷和刘伯承率红军总部随张国焘控制的左路军行动，不得不跟随部队南下，以至于多走了一年的长征路。
张国焘十分狂妄霸道，自恃人多枪多，有八万之众，不把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放在眼里。他拒绝北上，坚持南下，公然宣布“另立中央”，公开分裂党、分裂中央。
爷爷和刘伯承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这使张国焘气急败坏，他在大会、小会上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斗争爷爷和刘伯承。
张国焘撤了刘伯承的红军总参谋长职务，把他和爷爷分开，让他去当红军大学的校长；为了使爷爷屈服，在一段时间里，张国焘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刁难和排挤爷爷：不让他听消息，不让他看文件，不让他参加会议，不让他过问事务，甚至连行动都受到限制。一些受蒙蔽的战士还杀掉了爷爷的大青骡子，并且还到爷爷的住处无理取闹……
当时，奶奶看到这些，心中倍加忧虑，她担心张国焘会加害他们。当她向爷爷提出这种担忧时，爷爷总是报之一笑，劝她放宽心，不要害怕。
那时奶奶也受到了张国焘的监视，甚至提出要给她另行分配工作，想将她从爷爷身边调离。奶奶气愤不过，跟爷爷说，自己要北上去找党中央汇报。爷爷耐心地劝她说：“如果单独行动，正是张国焘所希望的，给他以口实，他就会借机陷害你。现在你和战士们在一起，他就不敢随便动手。我们必须跟大部队行动，不能把这八万红军丢给张国焘。事情总会有转机的，要忍耐。”
作为与爷爷共同生活了近四十年的妻子和战友，奶奶总能在风风雨雨中，特别是在艰难危厄的关头体会到爷爷那博大的胸怀、那坚忍的意志和深邃的见地。
奶奶后来对我说：“如果你爷爷当时不忍耐，采取与张国焘决裂的方式，一走了之，那就等不到转折的时机，就不会有两个方面军的甘孜会师，不会有三个方面军的西北大会师，也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但是，忍耐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此时此刻，奶奶十分清楚爷爷的心境。奶奶知道，面对复杂的形势，她能给予爷爷的最有力支持就是自己的忍耐、乐观和信心。
1967年2月的一天，我从学校回家，走到中南海门口时，看见迎面开来几辆装着高音喇叭的大卡车，车上竟站着我的奶奶。她的头上顶着一个高高的纸帽子，上面还写着 “走资派”三个大字。
随着那卡车越来越近，我怕奶奶看到我更加难过，就把头埋在路旁围观的人群里，偷偷地流泪……
回到家里，我不敢把我所看到的一切告诉爷爷和其他工作人员，只是悄悄地和肖阿姨说了几句，并且嘱咐她不要说出去，不要让爷爷知道。
肖阿姨跟随我家很多年了，是一个善良朴实的农村妇女。
我和肖阿姨正商量着等奶奶回来后怎么安慰她的时候，奶奶已经进了家门，进门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今天可算是经风雨见世面了！”
她说得那么坦然，就好像是从战场上归来那么豪迈。奶奶啊，她在家人面前，在爷爷面前，把在寒冷的大街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到的屈辱全都放在了内心的深处藏了起来……
然后，她又跟爷爷和其他秘书讲述了游街的路线等情况。
奶奶对爷爷说：“妇联的造反派很多都是年轻人，大部分都是刚从学校进机关的，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历史！”
爷爷安慰奶奶说：“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你要每天到机关去，和群众在一起，他们就不会天天斗你了。将来总有一天能搞清楚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奶奶曾多次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你爷爷说过，他这一生，有两段最艰难的日子，一段是长征时期跟张国焘斗争的那段日子，一段就是‘文革’我们挨批斗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