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而打过人者，或打人致残致死者（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报道，1966年8月至9月的40天里，红卫兵在北京一地即打死1772人），虽然也经受着心灵的煎熬，但若是真的站出来道歉，或许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
我对这段文字感兴趣，是因为学期末时，清华大学的一位学生辗转与我联系，说要写关于红卫兵的期末论文，有两个问题想对我做一访谈：一、为什么红卫兵打人？二、为什么打人之后不道歉？本来我是没有回答问题的资格的，因为我既没当过红卫兵，也没对红卫兵现象作过专门研究，但我还是回了封长邮件，陈述了我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答复大体如下：打人在“文革”期间可能首先意味着“政治正确”，具有某种合法性，所以红卫兵小将们面对他们的批斗对象，往往会诉诸武力。而这种局面的形成，很可能与长期的仇恨教育、斗争哲学有关。众所周知，以前奉行的是斗争哲学，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而既然要斗，就要斗出一个结果，就会不择手段。这种哲学从小学开始就进入到教育机制当中，成为一些课文的内容（如斗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等），从而让“阶级仇，民族恨”在幼小的心灵中生根发芽。所以以我的推测，红卫兵打人并不那么简单，这种行为应该是斗争哲学和仇恨教育的肢体化反应。
另一方面，暴力美学借助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对青少年构成了一种长期的熏陶，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占领了他们的无意识领域。钱理群曾写过《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其中分析过《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和《暴风骤雨》中斗争的场面，然后他又进一步指出：“群众性的暴力，被描写成革命的狂欢节，既是阶级斗争的极致，也是美的极致：作者所欣赏的正是这种强暴的美……”这种强暴的美既然已成新的美学原则，也就意味着暴力经过美学的包装不但具有了合法性，而且具有了某种示范性和观赏性。与此同时，暴力美学又借助于文学作品、电影、连环画等媒介，开始向日常生活渗透，以致成了人们追求模仿的样板。
除此之外，我还谈到了青春叛逆期的心理特点。当一个社会比较正常时，那种与父母较劲、向社会叫板的逆反心理还会约束在理性的河床里，而不至于酿成灾难。但当全社会都非理性起来之后，借助于这种社会氛围，逆反心理不但会变成一种心理宣泄，而且还会得到某种保护。于是，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武装下，打人便成了堂而皇之的事情。
这位学生想让我挖掘一下打人的深层原因，我想我也就只能挖掘到这种程度了。而与第一个问题相比，第二个问题却不太好回答。我首先想到的是，打人之后道歉，其前提是他们能认识到此种举动极端错误，如果不承认这是错误之举，道歉也就无从谈起。我之所以想到这一层，是因为张承志曾用日文写作并出版过一部《红卫兵时代》。关于这本书，他曾写下如下文字：“我毕竟为红卫兵——说到底这是我创造的一个词汇，为红卫兵运动中的青春和叛逆性质，坚决地实行了赞颂。”（《无援的思想》，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这意味着张承志在反思红卫兵现象时主要是在肯定。这当然不是说他也在肯定“打人”正确，但问题是，如果一些人也像张承志那样去正面评价他们当年的所作所为，甚至有一种“青春无悔”的情感色彩，那么道歉与否在他们那里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其次，当真相大白之后，他们或许会觉得委屈，因为他们也是受害者，也大都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个代价不仅是荒废了学业，而且因为后来的“上山下乡”而受到变相的惩罚。法国学者潘鸣啸在《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指出：“降伏红卫兵与重新大规模下放青年下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下乡运动包藏着镇压的杀机。这一点在官方报刊上从来没有公开提及过，但许多红卫兵都觉察出来了，有的是即时反应，有的是在农村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有所觉悟。”如果当年批过斗、打过人的红卫兵意识到他们已被变相惩处，自己的负罪感或许就会减弱许多。
如果排除以上两种情况，打过人而不道歉的心理就会变得更加微妙复杂。打人者若干年后但凡有了“良心发现”，便会意识到当年的“革命行动”既让自己蒙羞，也让自己负罪。道歉本来是减轻道德重负的一种方式，但道歉本身又使自己置身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将因此从“匿名”的幽暗中走出，经受众目睽睽的拷问。或许正是这种颇为矛盾的心理，使他们选择了沉默。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已经有人打破了这种沉默。2010年6月，申小珂等8名红卫兵学生写道歉信，向当年北京外国语学校程璧老师“请罪”，一时成为话题。44年后，年过花甲的学生向86岁的老师道歉，舆论普遍认为是“带了个好头”。道歉者因此获得了某种心灵自由，程璧老师回信中那句“你们也是受害者”，也让许多人感动。然而，在这种皆大欢喜的背后，我依然看到了隐藏得更深的问题。细读那两封道歉信，申小珂当年虽是看管“黑帮”的“典狱长”，“但我没有打过您，没有折磨过您”，而只是言语“教训”。而另一位学生胡滨则引申小珂另一封来信，说出了他率先道歉的原委：“‘只有犯错不大的人，才好写这信——压力轻些。’（指他当过‘典狱长’，但没有动手打过人）‘这种信只有我这样的人写最合适。’（解释了为什么他首先出面道歉）他说明为什么他比动手打了人的红卫兵容易忏悔，同时也不因为后者未曾道歉而自己也不做。”
如此看来，这两封道歉信之所以能写出，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们没有动过粗、打过人。而打过人者，或打人致残致死者（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报道，1966年8月至9月的40天里，红卫兵在北京一地即打死1772人），虽然也经受着心灵的煎熬（申小珂在信中说：“一个在宁夏的同学给我来电话，说起当年在打姚淑禧教导主任的时候，他在旁边踹了她一脚。这个同学在电话里嚎啕大哭，十分后悔”），但若是真的站出来道歉，或许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而现在看来，有这种勇气的人少得可怜甚至几近于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其中很可能涉及人性、道德乃至文化层面更幽深的部分，而这个问题要想说清楚，似乎更不容易。
当然，我也想告诉这位同学，“红卫兵打人”是个全称判断，我们也应该看到历史大事件背后个体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比如，贺延光当过红卫兵，却没打过人。虽然这种“没打过”不是因为道德自律，而是因为那种特殊的“家教”，但无论如何，他没有滑入负罪的深渊。如果当年的红卫兵都有这种家庭教育，且这种教育能起一些作用，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也不至于走火入魔到那种程度。但问题是，当国将不国时，家风、家教、家规等的作用也微乎其微乃至荡然无存。“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变成“大革文化命”，显然就是从破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人伦秩序开始的。而贺延光能在那个时代心存敬畏，大概也算是一个特殊的个例吧。
中美，中西的结构性矛盾，是回避不了的。历史就是这样，比如秦帝国，强悍是靠蒙恬20万九原军鹰击匈奴，而唐帝国，则是突厥内部内讧，周边一下没了战略对手。偶然性很多的。毛能成事，也有世界地缘政治的机会。不完全是他个人的英明，当然能认识到这个机会，并贯彻执行到具体的路线，在当时的中国，国共都没有毛这种自觉性.
基佬，赶紧死，要么中华高层精英当前真没有人智慧能和他较量。毛周已去世，这孙子就得瑟了。中国现在的左派幼稚，真是坏大事，帮倒忙。
只要美元能源源不断的注入中国体系，中国被人家一定程度掌控的局面就难以摆脱。不是左派说的文革，就能解决的。卖国不是一个道德问题，是个路径问题。毛缔造的中国工业化，实事求是的说，也只能在当时的苏美对决中自保。毛已经靠政治软实力把中国的地缘优势发挥到最大了。但的确难以持续。毛时代起飞那是很多左派意淫。你只要在毛时代的工业企业呆过就知道。从不否认毛时代的成就，那是在封闭环境下人力能够达到的最大限度了。
如果毛在，战略上肯定会有更大的主动性，毛可以瞬间和美国媾和不担心合法性问题。但毛解决不了全球化体系下对资本的控制问题。打个比方说，一个女性可以一时不受诱惑保持贞操，但无法一世保持贞操。这个诱惑就是马克思说的资本全球化。中国自外于这个体系，是等死，加入这个体系，则随时可能被当做全球化的肥料.
中国传统的政治模式是政治权力控制资本市场体系，这个模式可以保持王朝周期律的延长，但最后政治体系本身的衰败是难以避免的。这个道理不是中国，世界都一样。
说白了，普世派和薄的路线之争，就是资本控制国家政治，中央集权，还是国家权力，中央集权控制资本。本质上就是最高权力，金融财政权力的归属问题。目前普世派之所以气势汹汹，其根源就是美元体系已经深深深入国家金融财政权力。而国家派的最后壁垒就是党权对军队，央企的控制。这个壁垒一垮，这100多年的革命果实基本就到头了。
习现在的思路是内缓，外拖，搞垮日本，这口气就算接上了。关键时刻，还得看敢不敢下手。
对薄的审判真正下来了之后，习是否会没有了包袱轻装上阵大展拳脚？这就是习的最大问题，薄事件的意义西方门清，介入之深，超乎想象，都不傻。习被搞成跛脚元首，还想完成动员？
实事求是的说，在江的装孙子策略下，中国目前单就硬实力，特别是国防高技术势力，已经基本消除了和美国的代沟了。西太平洋可以一争。江有千般不是，但在中国产业升级上面，的确居功甚伟。
死路不一定，但险路是必然的，到时候看类似918这类事件能否动员了。估计下一个918(注：此疑为笔误，正确日期是去年9.16)不单是毛像，薄像也会大量出来。918对十八大有影响，普世派的确被镇住了。
习搞不定薄事件，这是他自己的无能。当然，如果习外交上运气好，另说。比如再来一次311。对于战略守势的国家，玩精英政治，就是赌博。这是日本当初为什么失败，蒋介石为什么失败，毛泽东为什么成功的根本原因。人民群众创造
历史，不是说说而已。薄习二人如果分野，这就是个十字路口。审薄，习的力量在哪里？别说与人民为敌，就是事情来了，人民群众打酱油，习都是崇祯的下场。
还是那个判断，审薄，习的日子就难过了。想装孙子，都装不了。习还有两个月的回旋余地。只要定罪，不论轻重，习的面临的局面就是一个跛脚元首。习挣脱死局的时间也就两个月。挣不脱，等着被人耻笑。普京不是那么好当的。
习的中国梦就是帝国梦，也是红二突围之道。这条道路都是老毛给他们趟下的，奠的体系和地缘积累底子。除此之外，红二既不敢搞文革，又不敢搞宪政。放大世界局势，中东也处于随时可能破局的态势。不是你想不想斗的问题，而是未来你装孙子根本装不下去的问题。要斗，内政不整合，没有动员能力，就是送菜。
红二如果盘算着，审薄，还要延续薄的路径，基本上是做梦了。薄路径，说白了，就是在危机前完成意识形态和经济，地缘政治的动员。一个自由派朋友看的很准，他私下也承认薄不是搞文革，但他们很清楚，这个动员一旦完成，他们这波人的财路就断了，这个人是接受海外基金的所谓当代独立艺术家。
未来等着中国的就是地缘对决。薄就是红二的最后挣扎。成了，被后世歌颂，败了，也算是对得起他们父辈了。薄问题的要害，他当政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条路是颠覆世界500年体系的路，被中外联合夹击的是不可避免的。薄本质上绝不是所谓左派。他搞渝新欧，邀请施罗德，二阶堂，做新加坡，台湾的统战工作，试图做基辛格的工作。本身就已经是越位了。暴露在所有敌对势力的火力之下，对方倒薄在他到重庆就开始了。渝新欧军方，中央商务部，外交部参与是铁定的。一个省委书记是搞不成的。薄的实践本身就有相当层面的人在支持。只是绞杀的力量远远超过支持的力量。
薄的思路是不破不立，而现在习的做法看来是做破的准备，但主要还是拖。真难说那条路是正确的，看国运了，日本311地震救了当时的狐瘟。人大主席台上有人告诉这个消息给狐，当时就看到他的神色一下轻松了。
不厚唯一可能认的是“滥用职权”罪，其实按照封建时代的规矩，不厚犯了"谋逆罪"。不过经过文革之后，“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套没用，没人信。文革后的逻辑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可以造反，特别是开展政治上割据，路线斗争。目前在审薄问题上美方势力已经严重的绑架了中国内政，对于任何想审或者不想审的政治派别，都可以要价。轻重都一样，薄只要有罪，就是习的最大挫败。当然，薄如果出来，或者无罪，习也是重大挫败。这个套下的死死的。习作为君主，最好的态势是掌握仲裁权。不能出现一个法定权力以外的权力中心，薄一旦无罪放出来，首先面临的是对立面的大震荡，而一旦出现这个乱局，薄必然成为叶利钦式的权力核心。这么说吧，中共现在和薄恩断义绝，其实已经离和毛恩断义绝不远了。而薄现在就是毛的精神养子，完全可以造党，造枪。
设想一下，如果民宪派纯粹出于执政目的，解决了毛法统问题，比如按照刘小枫的理论架构，并且对外采用民族主义立场，那么一旦有一个体制内的强势人物振臂一呼，是个什么形势？
所以，薄问题的实质，海外的王力雄看的透彻。我都怀疑，民宪派里面五毛卧底太多。绕开毛的法统 有个捷径 就是台湾。可以通过与台湾的统一模式 废除毛法统。狐05年开始就想这么搞。但统一台湾，也只有在毛法统的基础上。这点，自由派刘小枫算是看懂了。原因无他，废除毛，会发生革命。台湾这个招牌根本无法整合内地政治。台湾不敢答应，是怕引火烧身。也就只有狐这种坐主席台坐得大脑退化的人才能想出这种滑稽点子了，狐是相当袁世凯想疯了。2011年立孔像闹剧是要记入历史的。国民党本身就是被民进党用枪在后面顶着的，民进党有被老美顶着。台湾其实的一直的处境就好比薄事件过后的中共高层，不过程度要深的多，也就几个深蓝想做梦，和狐勾搭。别的都认为这是傻逼干的事情。台湾社会完全愚民化，民粹化，这种精英秘密政治，一旦被对手披露，立马政治自杀。
而从最近习的意识形态反击，三篇反宪政文章，中国梦的宣传，所谓群众运动教育，看看什么效果？
倒薄势力，最大的力量的确可以搞乱中国经济，这点一点不用怀疑。这是阶级分析。薄也好，习也好，如果要稳住这个盘子，必须处理分化这个阶层。习从现在的水平看，严重缺乏执政经验。
再往深处想一下，薄的确是给后来的有野心的政治实力人物，特别是失意人物指出了一条路：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成不成单说，但政治砝码立马加重十倍。薄要是不举毛旗，单单在重庆搞打黑，搞开放高地等等，有这个政治地位吗？老毛不同于开过皇帝最大的特征，一般的开国皇帝不过是换代，但不换法统。毛既是改朝换代，又是立法者。毛是秦始皇加李斯，秦孝公加商鞅。中共管控意识形态的潜规则，民宪，湿疣派不能尊毛，左翼不能谈普选。这是个红线。早先有南京的郭泉打出“毛泽东先生对民主的追求是推动中国民主进步的动力”，被抓，判十年。
凯迪的就是掌控民粹右五毛。乌有是掌控民粹左的五毛。不过说实话，这套是术，看似高明，玩不久的。当局最愚蠢不过总是挑起毛的话题从中获得政治利益，但实际上早晚穿帮。毛最怕的不是谩骂，而是冷淡。成天骂，实际上是给毛的权重价码。
西部再出这个人物，中共估计再也消受不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