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悲歌·Sorrowful Songs - 交响乐 No.3 - 亨利克·高瑞基 名曲】

 

 

 

 易中天：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

 

时间：2013-07-18 22:47:06
来源：作者博客

一、天下大势

有理由认为，未来的世界舞台，将是三大文明唱主角。

哪三大文明？

西方现代、伊斯兰、中华。

是这样吗？

是。

请看世界地图。

如果用不同的色彩来表示不同的文明和文明圈，比如西方蔚蓝，伊斯兰碧绿，中华明黄，那么，也可以用黑色表示非洲，咖啡色表示印度，赭黄表示蒙古和南亚佛教国家，灰白表示其他。至于斯拉夫、拉美和现代日本，则都是紫色。只不过，斯拉夫偏红，是红紫；拉美偏蓝，是蓝紫；日本偏粉，是粉紫。

文明的版图，五彩缤纷，绚丽斑斓。

斑斓也不奇怪，因为文明是有色彩或色调的。

最先出现的是黄色，土地的黄。这就是“大陆农耕文明”，比如埃及、苏美尔、印度的哈拉巴、中国的夏。这些都是农业民族创造的文明，因此要么在大河两岸，要么在冲积平原，要么在入海口三角洲，比如北非尼罗河流域、东亚黄河流域、南亚印度河流域、西亚两河流域。那里有着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水资源，很容易把采集经济变成农业经济，也很容易把聚落变成城市。

其次出现的是蓝色，大海的蓝。这就是“海洋工商文明”，比如地中海岸的犹太，地中海岛的克里特，爱琴海岸的希腊。辽阔的海域，强劲的季风，让他们扬帆远航，建立起跨地区、跨民族、跨国界的商品经济，也建立起蓝色的文明。起先，蓝色文明是弱小的。但欧洲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世界勃然兴起，现代文明席卷全球。蓝色交响曲，便成为近现代文明史的主旋律。

第三种是“游牧商贸文明”，创造者则是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贝都因的意思是“草原牧民”，而游牧民族原本是最难建立文明的。因为文明的前提是定居。所以，最先出现的文明，一定由最需要定居的农业民族来创造，其次才轮到既有行商，又有坐贾，还要有作坊的商业民族。至于游牧民族，每到春天和秋天，就要卷起帐篷转场，迁徙到夏牧场或冬窝子。他们也不喜欢定居，而更愿意骑在马上，唱那“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因此一般来说，游牧民族只能作为“外来户”进入文明，比如来自叙利亚草原的阿卡德人，来自迦南地区的希克索斯人，来自蒙古草原的蒙古人。事实上“希克索斯”的本义，就是“牧人之王”或“外邦之王”。这就只能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更上层楼。比如征服了埃及的希克索斯人，就站在金字塔的基石上；而征服了宋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蒙古人，则被汉化和伊斯兰化。

然而阿拉伯半岛上的贝都因人却是例外，因为这些牧民很早就从事商贸活动。他们的商队之大，骆驼可多达一两千只，还有镖客护驾。于是，当他们团结在新月旗下，建立起自己的宗教中心（麦加）和政治中心（麦地那）时，一种稳定而持久的新文明就诞生了。

这就是伊斯兰。

它当然是绿色的，草原的绿。

现在很清楚，人类文明有三种类型：大陆农耕、游牧商贸、海洋工商。中华、伊斯兰、西方，则是这三种类型的三个代表。

天下大势，一目了然。

问题是，世界的态势，何以如此？

未来的走向，又将怎样呢？

这当然是只能从长计议慢慢道来的事情。但总体上说，有着色彩或色调的文明，是液态的。液态的文明都会有自己的泉眼或源头，比如苏美尔、孟菲斯、雅典、罗马、耶路撒冷、麦加和麦地那。如果文明的泉水充分地涌流，就会慢慢地也默默地渗透、弥漫、吸取、交汇、融合，把原先散落在各地的文化点、文化面、文化片、文化圈，都“圈”起来，形成“文明圈”。如果这圈子足够大，可以超越国界，包容或影响不同种族或民族，让他们有了共同的气质，那么，这种文明就是世界性的，比如当年的罗马和汉唐，后来的伊斯兰和西方。

另一种则是区域性或民族性的。印度文明，就是区域性的，不论种族论地区。斯拉夫文明，就是民族性的，不论国家论民族。日本文明，则既是区域性的，又是民族性的，一国一族一文明。因此，不大可能有其他国家和地区被日本化、印度化、斯拉夫化。过去没有，将来也难。

至于犹太文明和佛教文明，则是另一番景象。当以色列—犹太王国存在，或佛教在印度的孔雀王朝被奉为国教时，这两种文明也是液态的。然而一旦失去根据地，它们就气化了。气体总归不如液体稳定，所以犹太人一定要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气体也可以染色，所以亚洲北部的蒙古，亚洲南部的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文化相异却同为赭黄。

当然，即便是区域性或民族性的文明，也可以有世界性影响，只要它足够优秀，足够先进，足够强大，有让其他民族刮目相看的过人之处。想想看吧，东汉魏晋以后的印度，鸦片战争以后的日本，十月革命以后的俄罗斯，改革开放以后的韩国，对我们产生了多少影响？这是要认账的。

液体，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然而不同的文明圈，人口、面积、影响力和知名度，总归不一样。在国际社会和人类历史中的责任、义务、担当，也不一样。在未来世界可能发生的影响和作用，恐怕就更不一样。这就好比同样是水，都能养鱼，却有的是海，有的是湖，有的是荷塘，尽管那荷塘中月色颇佳，而且风情万种。

文明，平等而又有量级。

因此，如果综合考虑上述因素，那么，全球文明就可以分为“三个世界”。

哪三个世界？

第一世界是西方现代、伊斯兰、中华，第二世界综合排名为斯拉夫、印度、非洲、日本、拉美、犹太，第三世界包括朝鲜、蒙古、东南亚等等。第三世界的作用相当于股市中的散户，大鳄则是前三甲。

中华的位置，赫然在目。

但，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文明是有意志的。文明有意志，就像宇宙有目的。宇宙的目的就是人。文明的意志，则是为全人类找到谋求幸福的方式和途径。正是这一意志，决定了人类历史的蜿蜒曲折和波澜壮阔，当下世界的丰富多彩和生机勃勃，未来全球的天下大势与何去何从，以及谁将是“带头大哥”。

那就一一道来。

二、历史谜团

文明来自野蛮。

野蛮时代的人类是分散在世界各地自生自灭的。他们建立的，首先是“文化点”。这就是“原始群”，本书称之为“夏娃的时代”。如果这种文化能够存活并得到发展，就会壮大为“文化面”。这就是“氏族”，本书称之为“女娲伏羲的时代”。不同的文化面，由于自身的裂变和扩散，以及相互的影响和交融，又会连成“文化片”。这就是“部落”，本书称之为“炎黄的时代”。不同的文化片，由于迁徙、联合、兼并、战争，则会形成“文化圈”。这就是“部落联盟”，本书称之为“尧舜的时代”。这时，为了安全、自由和身份认同，群居的人类开始把聚落变成城市，把部落变成国家，从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

这个过程简单地说，就叫点、面、片、圈、国。分水岭，是国家的诞生。或者说，文明的标志是国家，国家的标志是城市。以此为界，人类历史被裁为两截。之前叫“史前史”，之后叫“文明史”。

时间开始了。成功与挫折，光荣与屈辱，升华与堕落，也开始了。

请看历史年表。

本届人类共有七千年文明史，分为三代。第一代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西方学术界称之为“古代文明”。其中最古老的是埃及和苏美尔，都发生在五千多年以前。苏美尔，再加上后来的阿卡德、巴比伦、亚述，统称“美索不达米亚”。美索不达米亚是希腊语，意思是“两河之间”，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所以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也叫“两河文明”。

苏美尔和埃及，是人类文明的“先行者”。当曙光在两河之间和尼罗河流域初现时，世界绝大多数地区还是一片蛮荒。大约要过一千年，哈拉巴文明才会在印度河流域出现；再过五百到八百年，克里特和夏文明，才会在爱琴海域和黄河流域出现。哈拉巴、克里特跟我们基本同时，是“同龄人”。那时，埃及人早就建起了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苏美尔人也早在吟唱他们的史诗。

作为文明，克里特也叫米诺斯，哈拉巴也叫印度河。印度河文明跟印度文明是两码事，而且八竿子打不着。前者是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后者是雅利安人创造的，之间还有几百年的空白。苏美尔、埃及、哈拉巴、克里特、夏，再加上中美洲来历不明的奥尔梅克，便号称六大古代文明。

第二代叫“古典文明”。其中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中美洲的玛雅文明，以及希腊、波斯、罗马，都发生在公元前，是“后来人”；拜占庭、日本、阿拉伯、俄罗斯在公元后，是“年轻人”。

第三代叫“现代文明”，主要指西方。这是文明史上的“新新人类”，其功过尚待评价，其前途则未可限量。

这，就叫“三代文明”。

三代文明有三个代表。代表第一代的是中华文明，代表第二代的是伊斯兰文明，代表第三代的是西方现代文明。因为第二代文明中，玛雅、希腊、波斯、罗马、拜占庭都纷纷退场，印度、日本、俄罗斯又不具备世界性。第一代文明，先行者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烟消云散，同龄人克里特、哈拉巴、奥尔梅克不知所终。从古到今延绵不绝的，只有中华。

六大古代文明，我们硕果仅存。

这是一个奇迹，却是事实。事实上，从夏商周，到元明清，再到近现代，我们从来就只有一个民族，一种文明。只不过这民族不断在壮大，甚至混血；这文明也不断在发展，甚至整容。但，既没有代沟，更没有空白。某些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不但老早就有，而且基本不变。家国一体，夏就是；祖宗崇拜，商就有；宗法制度，从西周延续到明清甚至民国；语言文字，生活习惯，人际关系，文化心理，要么始终如一，要么万变不离其宗。而且不管是谁，只要属于这个文明，哪怕漂洋过海，背井离乡，改变国籍，嫁娶洋人，也仍是Chinese，到头来还得认祖归宗，心中也永远“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所谓“中华文明中断”，请问从何说起？

但，没有中断，却有衰减，也有变异。公元751年的怛罗斯战役，以及四年后的安史之乱，也许是一个分界点。大唐帝国对外败于阿拉伯，对内亡于藩镇割据，中华文明投向外部世界的目光从此收了回来。夏的质朴，商的绚烂，周的儒雅，汉的强悍，唐的开阔，全都变成了明日黄花。时代风气由宋的纤细，元的空灵，直至明的世俗，清的官腔。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魏晋六朝的思想解放，自然也风光不再。明末清初后，鸦片战争前，中华再无思想家，对人类文明也再无像样的贡献。人们津津乐道自我陶醉的，是核舟记、病梅馆、鼻烟壶，以及三寸金莲。只有《红楼梦》和纳兰词，敏感地唱出了末世的挽歌。那是一种“睡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的无奈。

下坡路上，没人刹得住车。

当然，这下坡路缓慢地走了一千多年，其间既有一蹶不振，也有路转峰回。

就在中华文明起伏跌宕地盛极而衰之日，伊斯兰文明却欣欣向荣。从公元830年到930年，也就是中国的晚唐五代时期，在阿拉伯帝国哈里发的大力资助和倡导下，对其他民族文明成果大规模有组织长时期的翻译推介活动，以巴格达为中心全面展开，史称“百年翻译运动”。正是这一壮举，使古希腊典籍得以完整保存，为欧洲的崛起提供了指路明灯。也就是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能高瞻远瞩，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就因为站在伊斯兰世界巨人的肩膀上。

伊斯兰，是第二代文明中的佼佼者。

然而历史的不可捉摸，却也正在于此。没错，在伊斯兰文明展开双翅自由飞翔那会儿，欧洲大陆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国王和贵族甚至目不识丁。可是，当西方现代文明后发制人风起云涌之时，伊斯兰世界却跟我们、跟世界大多数民族一样，茫然失措，甚至懵懂无知。也许，那时谁都没有想到，通过文艺复兴接过了古希腊火种，点燃了新时代火炬的西方世界，后来竟会雄霸了全球文明的话语权。难道天底下，真有“风水轮流转”一说？

这是一个谜团。

算一笔账可能是必需的。从二里头遗址算起，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从麦地那建国算起，伊斯兰文明一千四百年；从但丁和薄伽丘算起，西方现代文明六百六十年。越是后起之秀，越是迅猛异常。这可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但不意味着“把前浪拍在沙滩上”，只能称之为“传递接力棒，后来者居上”。

也就是说，中华、伊斯兰、西方现代文明，还代表着三个时代。

不妨略作回顾。

众所周知，世界性文明的出现，是从公元前二百多年开始的。是时，罗马称霸地中海，秦汉一统大中华，形成当时最大的两个文明圈。但到中国的南北朝时期，罗马文明陨落了。于是汉与罗马的双雄并峙，变成了唐文明的独占鳌头。唐代的长安，众望所归，四海瞩目，八方来朝。因此，汉唐七百年，可以说是世界文明的中华时代。

中唐以后，唐宋文明与伊斯兰日月齐辉，但我们“夕阳无限好”，人家“新月正当时”。真主和先知的声音如同绿色的泉水，滋润了整个西亚、大半个非洲、部分南亚，然后漂洋过海远达印度尼西亚。这一空前盛况持续了数百甚至上千年之久，时间之长不逊于汉唐。整个中世纪，都是伊斯兰的时代。

事实上，直到1792年奥斯曼帝国割让克里米亚，伊斯兰文明才真正走向衰落。也就在这一年，乾隆皇帝撰写了《十全记》，炫耀他的“十全武功”。其实这时，英国早已进行了光荣革命，美国和法国也先后发表了《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显然，如果说在西方勃然兴起之前，中华文明还老有所为，伊斯兰文明也方兴未艾，那么，此后的岁月，便没有争议的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时代。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三代文明前赴后继，三大文明次第辉煌，这里面难道没有文章？同为世界性文明，罗马黯然神伤，中华源远流长，这里面难道没有奥秘？

当然有。

那就问个究竟。

三、伊斯兰

先说伊斯兰。

伊斯兰无疑是成功的。从公元622年（伊斯兰教历元年）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国，到成为世界性宗教和世界性文明，只用了短短一百多年。到怛罗斯战役之前，阿拉伯帝国已横跨亚非欧，东至葱岭与大唐接壤，南达北非，西与法兰克王国为邻，把叙利亚、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西班牙、印度北部和整个阿拉伯半岛都置于新月旗下，把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这可是先前只有亚历山大和罗马人才能做到的。

不过，亚历山大并没有建立起“马其顿文明圈”，罗马文明圈也在西罗马帝国终结后崩溃。然而，公元1258年（忽必烈攻打鄂州那年），阿拉伯帝国被蒙古军队灭亡，伊斯兰文明却并没有因此而毁于一旦，反倒星火燎原继续弥漫，直到18世纪才停住脚步，这又是为什么？

有人说，是因为信仰。

是这样吗？

可能是。

的确，马其顿人是没有信仰的。然而所有的穆斯林都相信，安拉是唯一的真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此外，还信天使，信经典，信后世，信前定。正是这些坚定不移的信仰，把他们凝聚起来，共同创造和维系着自己的文明。

但这样说，有问题。罗马人也有信仰，怎么没能保住罗马文明？犹太人有最早的一神教，印度更是宗教大国，犹太和印度文明为什么没有世界性？

不妨一一看来。

印度的问题最容易回答：他们从来就没有过统一而持久的宗教和信仰。孔雀王朝信佛，笈多王朝信婆罗门，突厥人的德里苏丹王朝，蒙古人的莫卧儿王朝，则都信伊斯兰教。现代印度，更是婆罗门、伊斯兰、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多元并存，就像一杯鸡尾酒。如此多元多变多种族，保住自己已属不易，哪里还能走向世界？于是就连是否存在统一而连续的印度文明，都至今没有定论。

罗马的问题也不难回答：文明诞生于宗教之前。当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时，罗马人已经有了八百年的国家史和文明史，离西罗马帝国灭亡则只有一百多年，二者岂能共存亡？相反，伊斯兰却是先立教，后建国，有宗教才有文明。所以罗马文明终于陨落，伊斯兰文明却长盛不衰。

更重要的是，与文明一起诞生的伊斯兰，既是关于天园的、来世的、末日的宗教，也是关于人间的、现世的、当下的伦理。这正是他们的独到和过人之处。是的，犹太先知获得了神的启示，释迦牟尼悟到了正等正觉，柏拉图知道了绝对理念，基督耶稣救赎了人类原罪，孔夫子则安排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这些伟大的智者，要么在此岸，要么在彼岸。自由往返于天上人间的，唯有穆罕默德。

事实上，穆罕默德创造、穆斯林们共同建立的，不仅是宗教意识和信仰体系，更是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文化形态、历史传统，甚至时代特性。《古兰经》和圣训，不但昭示着过去和未来，而且直接指导着人们的衣食住行、言行举止、生活方式。这样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是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才做到了的。但儒学不是宗教，也不跟华夏文明同时产生。

文明与宗教同格起源，同步诞生，同位发展，宗教信仰与文化精神、终极关怀与世俗社会融为一体，这是世界上的唯一。

但，犹太文明，不也与此相似吗？

没错，犹太教的建立，虽非建国之初，却在复国之时，即“巴比伦之囚”以后。因此，犹太人的文明，也可以说跟宗教相同步。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也融为一体。可惜犹太教有一个问题，就是讲特选。所谓“特选”，即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特别挑选出来的“优等生”。这个观念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不能不讲。而且，正因为讲特选，失去祖国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才能维系自己的文化，凝聚成同一个民族。但这样一来，犹太文明要想具有世界性，就十分困难了，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伊斯兰则不同，既讲特慈，也讲普慈。所谓“特慈”，就是安拉对穆斯林特别慈爱；所谓“普慈”，则是安拉对所有人都很慈爱。这就既有亲疏远近，又能一视同仁，结果便走向了世界。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精神。

其实伊斯兰文明的世界性品格，正在“伊斯兰精神”。这种精神的核心，就是真主固有的“至仁至慈”，阿拉伯语叫“拉赫曼”和“拉希姆”。所以，个人信真主，内心就安宁；人类信真主，世界就和平。顺从真主，安放心灵，谋求和平，这就是“伊斯兰”的本义。顺从真主且实施善行者，就叫“穆斯林”。

是的，本义。

因此真正的穆斯林，必须热爱和平，尊重生命，关心他人。比方说，反对自杀，因为生命是安拉赋予的。必须封斋，因为还有其他人在挨饿。可以正当防卫，不能虐待敌人，穷追猛打，因为真主不喜爱过分者，也不喜欢杀戮。事实上所谓“吉哈德”（阿拉伯语Jihad），是不能翻译为“圣战”的。它的原意是奋斗，全意是“为主道而奋斗”，并不特指战争。为抵抗侵略而战，只是“小吉哈德”。奉主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安拉喜悦的人，才是“大吉哈德”。

同样，至仁至慈，就公平公正，也自由平等，大度宽容。比如到清真寺做礼拜，谁去得早，谁就在前面。因为在真主面前，只有先来后到，没有贵贱尊卑。又比如，有条件婚娶的必须结婚，但必须双方自愿，即便是奴隶也不能强迫。至于以宽容务实的态度对待其他文明成果，不惜重金翻译推介，更不足为奇。

显然，伊斯兰精神来源于信仰，又超越了信仰。正是靠着这种精神，伊斯兰文明润物细无声般地从阿拉伯半岛弥散到世界各地，就连征服了阿拉伯帝国的蒙古人也被伊斯兰化。事实上，伊斯兰文明虽然在早期，在西亚、北非和欧洲地区靠武力传播；但在后期，在东南亚和中国内地（不包括新疆）就主要靠商贸。比如阿拉伯人从未征服过印度尼西亚，印尼却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

伊斯兰成为世界性文明，不是没有原因的。

于是，当希腊罗马先后退场，中华帝国收缩内敛，印度佛教远走他乡，欧洲大陆不见天日时，是穆斯林在整个中世纪高举文明的火炬，承担起联接东西方的责任，为今天的世界格局奠定了基础。

之后，便轮到西方人登场了。

四、西方

西方是在阿拉伯人搭建的平台上起跳的，然而轻轻一跳就直上重霄九。联省共和，君主立宪，联邦宪法，人权宣言，一系列的历史事件看得人眼花缭乱；蒸汽机、发电机、照相机、计算机，一系列的创造发明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时至今日，你还能想象没有西方科技发明和文明成果的生活吗？几乎人人都在穿牛仔裤，看好莱坞，吃快餐，用电脑，打手机。

西方现代文明，毋庸置疑地最具世界性，问题只在为什么。

比方说，也是因为信仰吗？

否。

毫无疑问，西方文明也有宗教的底色和背景，而且也是一神教。但西方文明却不能叫“基督教文明”，正如拉美不能叫“天主教文明”，斯拉夫不能叫“东正教文明”。因为在西方世界，宗教和信仰都不是最重要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便明文规定，联邦议会不得立法确立国教，哪怕是信众最多的基督教也不行。

那么，西方人更在乎什么？

自由。

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政府也好，民众也好，媒体也好，最为着力保护的并不是宗教信仰，而是信仰自由。这个自由，包括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更包括不要信仰，什么都不信，什么教都不入的自由。

也就是说，自由比信仰更重要。若为自由故，信仰亦可抛。

为什么呢？

因为自由是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才是西方文明的关键所在。

的确，如果说穆斯林弘扬的是“伊斯兰精神”，那么西方人看重的就是“普世价值”。具体地说，就是独立、自由、平等。此外的人权、法治、民主、共和、宪政，则不是。人权和法治是观念，共和与宪政是制度，民主则既是观念也是制度。它们都不是价值，而是价值的体现，以及实现这些价值之最不坏和最可行的途径。这事过去一直是糊涂账，现在不能不算清楚。

独立、自由、平等这三大核心价值，是文艺复兴以后被重新发现的。尽管它们在古希腊文明中已初见端倪，但真正成为西方国家的全民共识和朝野共识，仍然费了不小的工夫。然而一旦确立，西方现代文明便腾空跃起。

是这样吗？是。

一般都认为，西方经济发达科技进步，是因为制度先进、优越、完善。比方说，著作权法和新闻出版法保护了知识产权和言论自由，科技当然进步；合同法和反垄断法保证了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经济当然发达。

问题是，这些制度为什么能够建立，而且能够实行呢？就因为制度背后有观念的支持，比如“这是我的小破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比如“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但我宁愿牺牲生命也要捍卫你说出这意见的权利”。这些观念被广为传播，早已深入人心，无论政府官员还是江湖大佬，都不敢顶风作案，冒天下之大不韪。

制度的背后是观念，观念的背后是什么？

价值。

比方说，因为尊重独立，所以要保护隐私；因为崇尚自由，所以要保护言论；因为坚持平等，所以要保护民权。这才有了人权观念、法治意识、创新机制、保障体系，有了自由贸易、公平竞争、权力制衡、舆论监督，有了一系列的观念和制度，而且能够落实和执行。

价值、观念、制度，是一种由里到外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西方现代国家能够勃然兴起后来居上，创造出当今世界最强大、最强势、最强悍的文明，就因为他们把这个逻辑关系弄清了，理顺了，夯实了，建构成浑然一体的东西。

西方现代文明的秘密，昭然若揭。

但，如果把西方文明看作“普世文明”，把独立、自由、平等说成“普世价值”，则大错特错。

不可否认，明确说出独立、自由、平等的概念，应该归功于西方人。为它们找到目前为止最不坏和最可行的实现途径，也是西方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说这些制度和方式我们或其他民族先前也有，都不过自作多情。

同样不可否认，普世倾向也好，普世主义也罢，其实大多出于善意，甚至是一种情怀。有此情怀并不奇怪。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好东西就该与人分享，几乎是人类的共同心理。好作品和好商品会有口碑，原因就在这里。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但凡先进文化的代表，都或多或少会产生普世情怀。华夏文明旭日东升时，对待周边民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就是这种态度。当时的说法叫“化成天下”，翻译为现代汉语，岂不就是“普世”？

然而再先进的文明，也不能有居高临下唯我正确的优越感，哪怕这优越感被看作或说成是使命感。也就是说，你有好东西，可以展示，不能炫耀；你有好办法，可以介绍，不能强加；你有好主意，可以建议，不能指挥。所有的决定都得别人自己来做。如此，才符合“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对！己所甚欲，也勿施于人。

实际上无论哪种文明，都只是人类文明之一种，没谁是普世的。如果西方的价值可以叫做“普世价值”，那么伊斯兰精神岂非也可以叫“普世精神”？何况中华、斯拉夫、日本、印度、拉美、非洲等等，也都有自己的价值和精神。如果大家都是普世文明，都有普世精神和普世价值，请问还有“普世”吗？如果别人的都不是，只有你是，请问凭什么？

所以，普世文明，是不通的。普世价值，是不对的。普世概念，最好不用。

那叫什么？

共同价值。

世界上有共同价值吗？

有，因为人性相通。比如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佛教讲慈爱，基督教讲博爱，伊斯兰教讲拉赫曼和拉希姆（至仁至慈），都主张爱。可见，爱，包括爱别人和被人爱，给予爱和接受爱，是共同人性。

有共同人性，就会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对于是非善恶，也会有相同的判断。判断的背后，则是共同的价值和价值观。

是的。我们勤劳，我们勇敢，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事实上，在七千年的文明史中，世界各民族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实现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由此构成了人类文明的绚烂多姿，可谓“共同追求，各自实现”。因此，文明应该求同，文化可以存异。未来世界，出现的将是这样一种求同存异的“第四代文明”。它将不再由民族、地区或宗教来命名，而应该叫做“人类文明”。

也因此，我们的原则应该是──

人类文明，共同价值，实事求是，推进共识。

换言之，重要的不是普世，而是共识。

五、中华

达成人类共识，不能没有中华的声音。

中华的声音很遥远，也很亲近；很清晰，也很模糊。是啊，当它穿越三千七百年的时空在耳边回荡时，我们知道它的主旋律和关键词吗？我们能用简简单单一句话，说清楚什么是中华根、中华梦、中华魂吗？

有点难。

为什么难呢？只缘身在此山中吗？过去是，现在不是。现在，我们有了全球视野，可以用世界各民族的文明做参照系，应该看得清楚呀。

可惜越是比较，就越不明白，因为中华文明实在与众不同。

比方说，没有宗教，也没有信仰。

宗教和信仰重要吗？非常重要。请大家想想，人类为什么要发明宗教，要有信仰？有两个原因。从根本上说，信仰是人的生命本能，是为了寻找灵魂的源头和归宿。从现实需求讲，任何人都需要安全、自由、身份认同。宗教和信仰，恰恰就能实现这些需求，甚至比国家做得还好。神的保佑和庇护，给人安全感；心灵与上帝或安拉同在，给人自由感；基督徒或佛教徒的名义和名分，实现身份认同。难怪全世界的穆斯林都要誓死捍卫“唯一的真神”和“最后的先知”。非如此，他们不能安身立命；非如此，他们不知此身何属。

何况宗教和信仰是没有国界的。因此，要想成为世界性文明，最便当的方式莫过于借助宗教和信仰。西方文明如此，伊斯兰文明就更是如此。为此，他们甚至还需要Logo，比如十字架和新月形。

然而所有这些，我们都没有。

至少，汉民族没有。

当真如此吗？

当真。

什么是宗教？宗教就是以信仰为中心的一整套价值系统、观念体系和行为准则。什么是信仰？信仰则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比如上帝或真主。这样的存在，不属于自然界，不能靠科学实验来证明；也不属于人类社会，不能靠日常经验来证明。没办法，只能“信仰”。

所以德尔图良（Tertullian）大主教说，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

这样的存在和命题，我们从来不曾有过。我们之所相信，或者是自然的，如荀子的天；或者是世俗的，如墨子的义；或者既是自然的，又是世俗的，如孔子的命。就连老子的道，周易的易，也一样。所以《周易》和《老子》，可以用来搞政治、办企业、买房子、炒股票。上帝或安拉也管这些吗？不管。

没错，我们后来也引进了佛教，发明了道教，却从来都不曾真正成为全民信仰。中国人也信佛、信鬼、信风水，却其实“信而不仰”。从玉皇大帝到土地公公，都可以是调侃的对象。《西游记》更是拿诸神诸佛大开玩笑，这些神佛也厚颜无耻地纵徒行凶，还振振有词。这种态度，跟当年的古希腊人颇为相似。

同样，中国人也拜神、拜仙、拜菩萨，却其实“仰而不信”。佛寺道观，多在深山老林；求签问卦，只为祈福消灾；三跪九叩，不过例行公事。所谓“信则灵”，其实是“不灵就不信”。信不信，只看灵不灵。

所以汉民族的“信”，从来就没有定准。祖宗、菩萨、狐仙、关老爷、太上老君，甚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可以被一视同仁地请进神龛行礼如仪，只不过得各司其职。考大学，拜文昌；生孩子，求观音；买房子，看风水。只要能给自己带来实际上的好处，我们是不忌讳改换门庭的。

这，也好意思叫“信仰”？也只能叫“崇拜”。

对！有鬼神无宗教，有崇拜无信仰。其他民族由宗教和信仰来发生和维系的，我们靠别的东西来实现。

同样，我们也没有Logo。龙和太极图，都不是。

奇怪。这也没有，那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中华靠什么成为世界性文明？

方式。

文明是需要方式的。价值和精神只有体现为方式，才是鲜活的、现实的、有生命的东西。事实上，自此告别了殷商的“巫鬼文化”，从西周开始，我们民族就一直靠着自己独特的方式创建和维系文明。正是这些与其他民族大相异趣的方式，以其独特魅力和成功经验，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使者、僧侣、商人和留学生。他们来到长安、开封、北京，留下胡笳番舞，带走瓷器茶叶，也带走对中华文明的仰慕和理解，哪怕那理解不过生吞活剥、囫囵吞枣。甚至就连用筷子吃饭，也被学了过去，更不用说语言文字、书画建筑、典章制度了。

那么，中华文明的方式是什么？

方式是涵盖了诸多方面的，比如男耕女织的经济生活方式，四世同堂的家庭结构方式，君臣父子的社会组织方式，称兄道弟的身份认同方式，家国一体的政治管理方式。后面这一条也许至关重要。的确，如果说伊斯兰文明的关键是“政教合一”，那么，中华文明的要害就是“家国一体”。君臣如父子，四海皆兄弟，民族大家庭。父母官，子弟兵，兄弟单位，整个文明圈内的一切关系，包括人与人，也包括人与自然，都靠血缘和泛血缘来维系。

这，就叫“以人为本”。

但，不是个体的、独立的人，而是群体的、血缘的人。

以人为本，就不会“以神为本”，也就不会有宗教，有信仰，而且不需要有宗教，有信仰。实际上中华文明的特点，就是“以祖宗代上帝，以圣人代神，以道德代法治，以纲常代信仰”。由此体现出来的，则是人本精神、现实精神和艺术精神。这是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

显然，方式的背后是有精神的，精神的背后也一定有价值。事实上，任何一种文明，如果能够风雨沧桑而延绵不绝，骨子里就一定有核心价值。西非民族主义先驱布莱登便认为，非洲文明的核心价值，就是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号称“三个和谐一致”。这样的东西我们也有，只不过不使用“价值”这个概念，更不称之为“普世价值”。

现在似乎可以窥见文明的秘密了。

文明的秘密，在意志，也在结构。文明是有结构的。任何一种文明，都由三部分组成：方式、精神和价值。价值外化，就表现为精神。精神落实，就表现为方式。方式其表，精神居中，价值是内核，是为“文明三要素”。三大文明的次第辉煌，不过是“文明结构”的层层展示和打开。

也许，这就是历史？

六、关键时刻

历史是一盘难以猜透的棋，常常看得人暗自心惊，不明白那神秘的棋手在怎样敲打键盘。比方说，同为第一代文明，为什么资格最老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年代接近的哈拉巴、克里特、奥尔梅克都湮灭了，唯独我们硕果仅存？同为世界性文明，为什么罗马会灭亡，汉唐却能延续发展？为什么文明三要素之谜，要由中华、伊斯兰和西方现代来揭晓？为什么前一种秘密大白于天下后，就会有另一种文明来接手？为什么解开密码的次序，恰恰是方式、精神、价值？为什么历史的顺序，刚好跟逻辑的顺序相反？

这些，都是需要破译的“达芬奇密码”。

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那就是：只有中华、伊斯兰和西方现代，才代表了三代文明、三种类型、三个时代和文明三要素，同时最具世界性。因此，这三大文明有可能就是文明意志的集中体现，当之无愧地可以成为“第一世界”。也因此，我们民族必将被赋予新的使命，再次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至于赋予者是谁，并不重要。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管他叫“历史”。

这不是想当然。

前面说过，文明是液态的。液态的文明，犹太像油，西方像酒，伊斯兰像奶，中华像水。水，是开放的、兼容的、平和的，原本纯净而素朴。纯净，故天下皆能与之相和；素朴，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的确，上善若水。什么信仰都没有，反倒有可能容得下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信仰。你要信上帝吗？可以。你要信真主吗？可以。你要信佛祖吗？可以。你要我跟着你们信这个信那个吗？也可以。反正祭神的时候，我们不过权当他存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神叫什么名字，是哪个教的，根本无所谓。

于是前有三教合流（儒、道、释），后有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中华文明的大发展，中华民族的大团圆，就这样实现。

南宋到明初五六百年间的中国福建泉州，甚至为世界各民族的宗教，创造了一个和平共处的环境，相互交流的平台。当时的泉州，方圆三里之内，佛寺（佛教）、道观（道教）、神庙（印度教）、教堂（基督教）、清真寺（伊斯兰教）、礼拜寺（犹太教），还有祭祀孔子的文庙、祭祀关羽的关帝庙、祭祀妈祖的天后宫，六大宗教九种庙宇比邻而立，几近摩肩擦背。摩尼教的草庵虽然不在这三里之内，却与华严寺共处同一山头，只不过“你在这边，我在那边”。

山头可以共享，寺庙也能。比如开元寺是佛教的，里面却有道教和印度教的神像，侍立在佛祖两旁的则是黑人。真武庙是道观，却同时供奉佛像，还专为穆斯林辟出一块做礼拜的地方。不同宗教的信徒甚至可以在同一个地方举行各自的仪式，你拜你的，我拜我的，没有冲突，只有祥和。

这是怎样的一种文明奇观！

能创造这种奇观的地方，岂非有着内在的神奇力量？有这样神奇力量的民族，岂非应该为所有文明的对话，搭建一个开放平台？尽管这个平台，也只是将来建立起全人类共同文明的一个过渡和跳板。

那才真叫“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事实上，当今世界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开放平台。这个平台，也只能由没有宗教和信仰的文明来搭建。没错，信仰是个好东西。一个人真有信仰，就不但会有底线，还会有境界。一个民族真有信仰，则不但会有凝聚力，还会有持续性。这可以由历史来证明。历史上的文明，有的无宗教，如希腊；有的多神教，如印度；有的一神教，如伊斯兰。结果怎么样呢？无宗教的昙花一现，多神教的偏安一隅，一神教的走向世界。

显然，只有一神教的信仰，才是真信仰；一神教的文明，才有世界性。因为多中心即无中心，多信仰即无信仰。真理只有一个，信仰也一样。

因此，一神教和有信仰的族群，往往更有“文化自觉性”和“文明使命感”。西方人甚至认为，创造文明是人对同类的必履之职。这当然同样是好事。问题在于，世界上的一神教并非只有一家，唯一的神也就并不唯一。这下麻烦了。你也有使命，我也有使命，你也有信仰，我也有信仰，而你我的使命和信仰又是格格不入的，这又如何是好呢？退让？那我的就不叫使命不叫信仰。不让？可不得打起来。所谓“文明的冲突”便由此而生，尽管冲突的背后有利益的驱动。

这时，中华文明便应该有所作为了。

中华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不来自信仰，而来自历史。是的，其他直接从原始社会诞生的第一代文明都湮灭了。现存的文明中，世界性的西方和伊斯兰，地区性和民族性的斯拉夫、非洲、拉美、印度、日本，都有宗教和信仰的背景。从史前时代直接诞生，没有宗教和信仰，却又有世界性，而且能长期延续的，只有中华文明。这是全世界的唯一。

如此独一无二，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历史出于文明的意志而埋下的伏笔，也不能不让人重新思考文明是什么，宗教和信仰的意义又是什么。是啊，人类为什么要有宗教呢？是因为要有信仰。为什么要有信仰呢？是因为要有核心价值。有价值和价值观，才会有精神和方式。由此创立的文明，也才可持续发展。可见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载体，核心价值才是关键。它是如此地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以至于必须借用上帝或安拉的名义，以神谕的方式说出来。

这就是信仰的秘密。

现在事情十分清楚。我们民族能不能实现伟大复兴，进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关键就在核心价值观。没有核心价值，或者价值观不恒定，经济再发达，也只能是“身强力壮，东张西望；钱包鼓鼓，六神无主”。

然而这里面恰恰有麻烦。

麻烦并不奇怪。因为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确实较难保证价值观的恒定。回顾历史就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先前也曾有过全民共识，比如“三纲五常”和“阶级斗争”。前者适应于小农经济，后者适应于计划经济。所以，辛亥革命以后，儒家伦理可以充当“维持会”；改革开放以前，斗争哲学可以充当“纠察队”。可惜时至今日，它们都必须下岗。这不仅因为我们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因为三纲五常和阶级斗争，都不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显然，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唯一的办法是重建，重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

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有必要重新发现自己。打铁还得自身硬，看得清自己才看得清世界。是啊，为什么在史前时代，我们跟世界各民族走着相同的道路，一到文明时代就分道扬镳？走上独特道路的中华，为什么会在其他古代和古典文明陨落之后或之时，反倒如日中天登峰造极，然后又盛极而衰却衰而不竭？是什么在导引着我们的步伐，又是什么在顽强地支持和维系着这古老的文明？如果我们的道路命中注定有如黄河九曲十八弯，那么，大海在哪里，又是什么样？

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

是的，命运和选择。鸦片战争前，多半是命运；鸦片战争后，我们开始选择，而且是在世界历史和国际社会的背景下选择。因此，重新审视三千七百年，首先要有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其次要有科学态度和价值体系。如此，我们才能看清“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明”，找到“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明白“未来世界中的责任担当”，也才能理解文明的意志，明确中华的位置。

这就是“易中天中华史”的任务。

本文关于伊斯兰文明部分，承蒙米寿江、哈全安两位先生指导和审阅，“文明求同，文化存异”系引用马未都先生观点，谨此致谢！

 

 

 

 

 

 

 

 

 

     作者： 陈行之
    
1
    所有当代事件最终都会成为历史事件，而历史事件与当代事件从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与外延。如果用最简单的办法来做区分，可以这样认为：当代事件是当代政治运行的一种表象，是当代政治的一部分；历史事件则是时间对当代政治事件进行“脱水处理”以后得到的抽象物，是为历史发展趋向所提供的证明。为了便于叙述，我将这两者分别称之为当代解释和历史解释。我们以“‘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为例，来验证政治事件在当代和历史两个范畴截然不同的解释。
    
    云：中共“十大”（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以后，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与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四人帮”的政治团体。按照当时官方的说法，这几个人搞宗派活动，妄图篡党夺权；在文革期间互相勾结，逆行倒施，对老同志进行无情迫害，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于是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 、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骨干进行了处置。
    
    具体情形是这样的： 1976年10月6日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向相关人员发出通知，通知当天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题为：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设计方案和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安置。通知特意指出，由于需要改动毛泽东的文稿，姚文元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晚8时，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先后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会议，随即被采取强制措施，隔离审查。
    
    过了4年多一点儿时间，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的特别法庭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进行了审判和宣判，这四个“祸国殃民”的家伙分别获死刑和有期徒刑，这就是“粉碎四人帮事件”。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论定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这意味着这一影响深远的事件被画上了句号。
    
2
    对此，当代和历史分别做出了怎样的解释呢？它们是怎样记忆这个著名的政治事件的呢？我们先从当代角度看。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通知”称——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罪行极为严重。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国际一系列问题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
    
    　　他们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宗派活动。1974年10月，“四人帮”背着中央政治局，私自派王洪文去见毛主席，告周恩来总理的状，妄图利用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组织他们的“内阁”，遭到毛主席的痛斥。1976年2月3日，在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的同一天，张春桥亲笔写了一个《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他们对毛主席亲自提议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极端不满，妄图取而代之。
    
    　　他们大搞阴谋诡计，私立秘密联络点，私整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到处插手，煽风点火，企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制造谣言，欺骗群众。在宣传报导中，突出地宣扬他们自己，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舆论。他们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在同某外国作家进行的几十小时的谈话中，出卖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他们动不动就训人，给人戴大帽子，捏造罪名，陷害同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另搞一套，在党内自成体系，为所欲为，称王称霸，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
    
    　　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王、张、江、姚以为时机已到，无所顾忌，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四人帮”加紧秘密串连，阴谋策划。他们四出游说，标榜自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封为“无产阶级钢铁公司”，提出蛊惑人心的口号，公然煽动反对党中央。他们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在9月16日的两报一刊论社中发表，并连篇累牍地加以宣扬。10月2日，华国锋同志在一个文件上的批示中指出，毛主席1976年4月30日亲笔写的指示是“照过去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错了三个，戳穿了他们的伪造。10月4日，他们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用“梁效”名义写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肆意攻击党中央。文章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就清楚地表明，他们加快了步伐，要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为了粉碎这个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中央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这份文件颁发的时候，笔者尚在陕北插队。那是一个蒙昧的时代，无论对于当代事件还是历史事件，民众通常都是无条件接受官方说法的（比如“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等待我们去解放”、“世界人民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之类），无论语言句式、思维表达、是非确认，还是对事件的性质判断，都是来自官方意志的横向移植，我们没有自己的观察，没有自己的思索，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自己的思想和见解，我们都是一些被蒙蔽的傻子。
    
    从此以后，关于那个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政治生活和历史内容的事件的表达，就都扣紧了上面引述的这份文件，我们在随即展开的全党全国人民批判四人帮运动中，都声嘶力竭地控诉四人帮反对毛主席、推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篡党夺权阴谋，很少有人质疑当时对“四人帮”采取的所谓“强制措施”是不是符合规范的法律手段？那种情景与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宫廷斗争中经常出现的诱使政敌进入某一场所，设伏士兵“一跃而起，尽数扑杀”是否相仿佛？很少有人会用自己的脑袋去想，那场被称之为“浩劫”的政治运动是不是仅仅出自四人帮之手？这四个野心家有没有如此大的能量和手段？很少有人会用自己的脑袋去想，在这个戏剧性的政治事件中，有没有权力者为了维护政治大局所做的精心设计的政治切割？很少有人会用自己的脑袋去想，如果没有深层政治结构（或者说独有的社会制度）的原因，会不会发生如此惨烈、深入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给每一个家庭都带来深重苦难的空前的民族灾难？ 没有人这样想。
    
    我前面所谓“官方意志的横向移植”，指的就是当代对于政治事件的解释，一种出于现实政治斗争需要的政治的而非历史的解释。既然“官方意志”被“横向移植”到了我们的大脑之中，那么，我们所记忆的当然也就仅只是从属于现实政治范畴、符合当代政治需要的当代解释，经过“脱水处理”之后的历史解释距离我们还十分遥远——这句话还可以这样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更不知道要去往何方，我们的观念意识距离历史的真实情境还像星际空间那样遥远。特别应当强调指出，这里所谓的“遥远”恰恰是由“太近”造成的，我们身不由己地深陷在现实政治之中而不能自拔，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者是也。
    
3
    那么，对于已经逝去将近四十年的“粉碎四人帮”这个当代事件，历史做了怎样的解释呢？形成了怎样的记忆呢？
    
    我曾经阐述过一个观点：历史是个公约数，历史在对当代事件进行审视的时候，必定要将其规范到历史逻辑的范畴，使之能够被以历史的方式进行表述，换一句话说，历史总是以“公约数”的方式对政治事件中的政治人物做“类”的归纳，从而消泯政治人物彼此间貌似不同的区别，让被政治事件的当代解释弄得迷糊不清的历史曲线变得清晰可辨。尽管汤因比提醒说，“历史学家必须提防的事情之一，就是听任胜利者对后人叙述故事的权力”，但他同时也乐观地认为，“历史”是“上帝向正在虔诚地请求他的人启示其行动的一种显圣。”（上述引文均出自《汤因比论汤因比》，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汤因比所谓的“上帝”，就是历史的解释，就是历史记忆，历史规律，它是无情的，它也是公正无私的，它的本性是向善的，它一定能够辩证我们经验的这个混沌的世界，筚路蓝缕其内在的机理和纹路；它也一定能够还原被现实政治需要所掩盖了的实事，使其被普遍的不可遮挡的人类理性所审视……这就是尽管我们绝望于现实，甚至对未来也不抱什么希望之时，内心深处仍然燃烧着一团温暖光亮的原因。
    
    “粉碎四人帮”这个所谓的当代事件，历史不是就光荣地履行了职责么？现在谁会用中共中央1976年10月18日那份“通知”的语言表述那个事件呢？现在谁还会认为四人帮“推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罪名有多大的意义呢？现在谁还会认为四人帮忙来忙去只是为了一句空洞的“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呢？没有人这样认为了。反之，人们透过现实的迷雾逐渐看清了导致这一政治事件发生的政治学机理，看清了一种含蕴其中的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秘密政治之“术”，看清了它之所以发生的制度性成因，也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后面大面积发生的对自由民主的渴望，才有了对宪政的渴望与呼唤，才有了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走的“邪路”的憧憬。
    
    如前所述，当代解释是当代政治运行的一种表象，是当代政治的一部分，它与历史记忆既不同源又不同流，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历史解释仅只是当代解释的自然延伸，不能这样认为。历史解释有一种难能可贵的独立品格，它是在与当代解释保持一定距离的基础上独自形成的，因而它具有一种符合历史逻辑的客观的本质属性，这种本质属性的形成是不以人的意志——尤其是不以国家权力的意志——为转移的。譬如文化大革命，直至如今都是不允许讨论的，贯穿于这场浩劫的权力罪恶还远远没有得到清算，然而我们现在却的的确确看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看到了几乎已经成型的历史解释或者记忆。这种解释和记忆就弥散在人们的聚谈之中，就弥散在很难被出版的著作之中，就弥散在人们未经表述的心灵世界之中，形成了强大的精神力量，甚至强大到了对现实政治产生影响和阻遏作用的程度——如果现在再有人企图发起类似于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政治运动，他将遭遇到什么是不难想象的。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理由断言，中国已经永久性地失去了重新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土壤，尽管仍旧有心怀叵测的政治家梦想重新祭起这面褪色的旗帜，尽管仍旧有一些不明就里的人渴望以权力主导的政治运动来限制权力、清算权力罪恶，但是，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绝对不会再发生了。这就是历史的力量，这就是历史记忆的力量。
    
4
    也许有人质疑：“陈行之先生，你太乐观了。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不是获得过很多人喝彩么？直到现在，不是还有人为薄熙来鸣不平么？你怎么就敢肯定中国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政治事件了呢？”
    
    我仍旧用本文标题中的两个概念来做回答：重庆模式还只是一个政治事件的当代记忆，这里边隐含着哪些政治家的政治之术，尚有待于时间做出证明；如果它在更大范围内发生——譬如随着薄熙来及其政治团伙地位抬升而形成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社会后果，更有待于历史的解释和记忆。我的直觉是，这样的事情一旦在更大范围内与民意（历史记忆）相碰撞，它必定会被制止或者不得不调转方向，重新进行粉墨。
    
    薄熙来一干人在重庆风生水起之时，我曾经写作《红歌·红歌会·红色经典》（2010-11-14）、《黑·打黑·黑打·黑》（2012-2-9）等文章，对公然开历史倒车的倒行逆施做了谴责和剖析，我在前一篇文章的结尾说：“历史犹如人生，细小开端所蕴含的意义，只有在终结时才能够看出。”仅仅两年多之后，随着重庆模式的破产，我们不是就看到这种结局了么？我们不是就看到这种意义了么？可见，无论当初还是现在，重庆不足虑，薄熙来也不足虑，值得忧虑的反倒在于：我们怎样才能够获得不被现实政治需要所切割的、有别于当代解释的对于政治事件的历史解释？我们能不能在从当下发生的政治事件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历史的启示？例如薄熙来案，即对薄熙来的审判。
    
    本文副标题为“兼说薄熙来案”，然而行文至此，我却突然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果历史是有意义的，如果历史解释对于健全我们的灵魂真的不可或缺，那么，我们从已经形成的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解释中是不是可以感悟到一些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当下的政治事件中同样看到源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秘密政治之“术”，看到它之所以发生的制度性成因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象未来必将产生的历史解释，一定与当下的当代解释存在巨大的差异，甚至风马牛不相及呢？
    
    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一个人不可能一次又一次跌进同一个坑里，这就是我们总是相信“历史呈螺旋式向上发展”的内在原因——从表面上看，历史似乎在简单地进行一次又一次重复，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重复中，人这个万物之灵才体悟到了不断递进的历史认识，而历史认识的形成，恰恰依赖于人在灵魂深处不断衍生、不断完善的历史记忆。
    
    让我们像汤因比那样期待“上帝向正在虔诚地请求他的人启示其行动的显圣”吧，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挣脱了现实政治运作所罗织的重重雾网，我们获得了反映历史规律的历史的解释与记忆。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宣布说我们是在用思想活着，我们是自觉的有理性的人。
    
     2013-9-1 [博讯来稿]  

 

 

 

 

 

 

一九四四年年九月四日 中共提建联合政府 实施宪政
  2013年9月04日       
    来源：中华网
    
    毛泽东著作《论联合政府》
    

    在69年前的今天，1944年9月4日 (农历七月十七)，中共提出建立联合政府。
    
    1944年9月4日，中共中央电示林伯渠、董必武等，鲜明地提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政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中共中央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
    
    9月15日，国民党在参政会上公开允许国共双方就谈判问题进行报告。林伯渠就此公开提出了“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
    
    大事记：
    
    ·1895年9月4日中国妇女运动领袖向警予诞生
    
    ·1905年9月4日复旦公学开学
    
    ·1907年9月4日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去世
    
    ·1908年9月4日美国作家赖特诞生
    
    ·1918年9月4日徐世昌当选为总统
    
    ·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
    
    ·1924年9月4日孙中山组建北伐军
    
    ·1941年9月4日纳粹包围列宁格勒
    
    ·1944年9月4日中共提出建立联合政府
    
    ·1958年9月4日中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发表
    
    ·1965年9月4日德国音乐家施韦策逝世
    
    ·1993年9月4日“银河号”事件真相大白
    
    ·1995年9月4日第四届世妇会开幕
    
    ·1995年9月4日日本抗议美军强奸冲绳女童
    
    ·1998年9月4日《汉语大词典》光盘问世
    
    ·1998年9月4日瑞士发生历史上最严重的空难
    
    本文来源：中华网

 

 

 

 

美国中情局密档：红卫兵如何谴责刘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