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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庭/中国商人十宗罪/所有帝师都是伪先知/查尔斯·蒂利: 民主的四个要素
發佈時間: 9/15/2013 3:22:02 PM 被閲覽數: 255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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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庭]【30集全】文革期间的冷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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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十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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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存在10大先天缺陷:兄弟戏、御人术、兔死狗烹、外儒内法、挟民族旗号以令市场……这十大先天缺陷生根于这一代商人奋斗逻辑与内心深处的疼痛。因此,即使我们拥有了杰出的企业家,却找不到杰出的企业家精神。



“中国商人其实很可怜。企业的管理没有先迹可循,用得最顺手的管理手段竟然是老祖宗留下的帝王术。”据媒体近期报道,中国商人存在10大先天缺陷:兄弟戏、御人术、兔死狗烹、外儒内法、挟民族旗号以令市场……十大先天缺陷正是生根于这一代商人奋斗逻辑与内心深处的疼痛。


这些以先天性营养不良的商业底蕴入世,使我们拥有了杰出的企业家,却找不到杰出的企业家精神。新商业文明不能遥遥无期,正如马云早在2009年9月 10日阿里10周年庆典晚会上提出“阿里巴巴未来的使命是打造新的商业文明”。在他看来,做一家仅仅是为赚钱而存在的公司,这是没有意义的。中国企业家网现将精彩观点节选如下,以飨读者。


[帝王心]


 


缺陷1:帝王心


中国人历来就不缺乏当国王、当皇帝的欲望。在几千年皇权历史的中华大地,有句口头禅异常流行: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改革开放三十年,大小公司如同大小王国一样风起云涌,大小老板怀揣着层出不穷的帝王梦想。


古代帝王之术首先是一种御人之术,用今天的话说,是一种组织方式。管理方式很难用对错来划分,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原本也无可厚非。然而,先不说帝王思想中的滥权意识是否符合现代公司要求,其作为一种文化惯性,也渗透到了当今看似前卫的企业家们的意识当中,这显然已经不为这个时代所接受。


案例:2012年,引起最大争议的电视节目不是《中国好声音》或者《非诚勿扰》,而是各种职场招聘节目。在当红电视招聘节目当中的BOSS们,对员工的“诚信”、“人品”的要求,几乎到了“洁癖”的地步。然而,他们自己真的如其要求的那般品德高尚、业务过硬吗?其实,这并不仅仅是老板虚伪作秀的问题,种种帝王式的双重标准,已经招来了铺天盖地的诟病。


缺陷2:家长情结



在中国企业中,老板也广泛存在着家长情结,时不时有做家长的冲动,想掌控员工们的整个生活乃至人生,以体现“皇恩浩荡”。家长式领导通常具备以下特征:在心态上,下属必须依赖领导者;偏私性的忠诚使得下属愿意服从;没有清晰的权威或严格的制度,领导者的意图并不明确表达出来。


在许多中国公司里,往往只允许有一个声音,靠家长权威来维系一个现代企业的运营。企业的接班人问题早已在多年之前摆上台面,尽管老板们一再宣称自己会放权,但仍然事事插手,横加干预,却又缺乏清晰的整体逻辑。而这样的“爱民如子”,培养出来的可能不仅仅是纨绔子弟,而是假接班、真太监。


[中国商人的十大先天缺陷:帝王术管理最顺手?]


缺陷3:兄弟终于阋墙



古语兄弟阋墙,指兄弟之间的纠纷,也比喻内部争斗。当今中国商场,上演着多少内部争斗的悲情一幕:游戏规则不清,责权利分配不明,更重要的,是合作伙伴愿景目标的不透明性以及行为模式轨迹的不确定性。


在中国,有个“人生依附”的文化:公司员工要保障自己的权益,靠的不是明确细致的规章、规则,而是跟一个有本事的老大;当老大的,合作伙伴、手下弟兄,手心手背都是肉。双方靠的是做人的“理”,跟兄弟的“义”,还有江湖豪客的胸怀。


然而,最可靠的是“兄弟”,最不可靠的,往往也是“兄弟”。老大对手下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又是无法绝对掌控的,一旦出现矛盾,推波助澜、互相升级,更是不可控制。以“兄弟感情”为纽带的经营关系,充满了模糊和弹性:万一他做了初一,我就没机会做十五了。这是囚徒困境,也是制度悲剧的文化根源。


[中国商人的十大先天缺陷:帝王术管理最顺手?]


缺陷4:崇尚内斗,制衡权力



在封建帝王社会,但凡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大多是争权夺利的派系之争。说到底,双方都是为了自己的家族荣华富贵,“都不是什么好人”。这很正常。相反,如果对立两派,都是真正的正人君子,都是真心的为国为民,不怀私心杂念,但是,双方为斗而斗,意气用事,结果搞得你死我活,进而腾出空间反让小人得志,就是“悲剧”了。


中国企业观念问题、利害问题,往往衍化为谁大谁小的地位、面子问题。市场竞争亦复如是,不在乎经济上是否最合算,而在乎谁赢谁输。来自美国的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雄霸全球饮料业多年,却双双进入世界500强。市场竞争本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可以实现多赢的过程,中国企业却奉行的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中国商人的十大先天缺陷:帝王术管理最顺手?]


缺陷5:挟“民族”之旗以令诸侯



我们周围的大小企业家,不论参与任何一行生意,首先的评估标准是,这个项目能不能做大?大、第一和统治力,是目的;价值、贡献乃至使命,都不是目的。在中国企业中,往往“以大为尊”。 把企业做大,本是一件好事,但这不应该成为企业经营的唯一目的。更不用说在现代企业的竞争中,早已不是比拼谁的山头多、兄弟多。


案例:素有光伏龙头之称的无锡尚德,终于不堪亏损重负,正式步入破产重整程序。此项具有标志性的行业事件,则宣告光伏产业迈入泡沫破灭阶段,光伏神话就此终结,光伏产业将迎来大规模破产、兼并、重组浪潮。短短十来年光景,光伏产业由兴盛跌落低谷,表面上看是行业盲目发展、产能严重过剩所致,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地方政府不尊重市场规律,为追求GDP政绩,行政权力过度干预光伏产业。


[中国商人的十大先天缺陷:帝王术管理最顺手?]


缺陷6:飞鸟一尽,良弓必藏



如果把刘邦比作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大老板,那么,谁是他手下最成功的职业经理人?大多数人都会脱口而出,汉初三杰:萧何、韩信、张良。错!而是成天跟在刘邦身边鞍前马后,出谋划策,最后官拜宰相的厚黑鬼才陈平是也!陈平善于玩儿阴的,但确实为汉高祖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当今中国商场,陈平式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职业经理人,往往比按部就班打正规战,从制度体系入手的,更为吃香。经理人跟老板,只要把话讲透,老板就不怕你,因为消除了不确定性。所谓人品,是次要的。


上级怕下级“人品不好”,往往不是喜欢好的人品,而是担心下级的坏人品会如何损害于他,只要把话讲透,让老总放心,水至清则无鱼,这点道理,做大事的老板还是懂的。要做一个成功的职业经理人,光立功不行,更要学会自保,审时度势。否则,韩信就是下场。


[中国商人的十大先天缺陷:帝王术管理最顺手?]


缺陷7:帝师情结,走狗宿命



也不是说老板对于职业经理人,都像刘邦跟陈平一样,极端的实用主义跟厚黑。那么,为什么在实际操作中总是改不了“兔死狗烹”的循环宿命呢?


在中国,实操型的职业经理人,想用老板的事业平台玩儿你的理想主义,想做“帝王之师”,扬名立万,需要万分小心。务虚时理想化,务实时苟且化;一切本着风险最小化,利益最大化;当临界点来临时,不可避免地祭出一个牺牲者。


缺陷8:以情动人实取巧


今天许多的中国企业管理者,深谙情感管理之个中三味,用企业内训的形式,把它批量化、流程化、产业化。培训讲师们从教练技术以及拓展培训项目中摘选出一些动静大、口味重、够刺激的科目,如培养“团队凝聚力”的蜈蚣爬、培养意志力的拉拉锯。


煽情演讲、激发“感恩”,几乎是这类内训的必修课。尤其是最后学员上台分享阶段,一个个或梨花带雨,或声嘶力竭,大声地忏悔着自己的自私自利、在工作中不够责任感,不够帮助别人,对不起老板、对不起同事、对不起生我养我的父母,大有文革中“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味道。


短期看,这比起什么反复折腾的内部流程合理化改造,繁琐不堪的员工意见会议,细水长流却也花费不菲的员工物质、精神福利等等,要节约成本得多。用个两三天时间,花个两三五万元,“运动”一把,给大家洗洗脑,增强一下大家的干劲与凝聚力,用精神的力量平抑一下积累已久的体制性矛盾,无疑是最符合“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收益”的宗旨。


不幸的是,过去近百年的中国历史,依然没有让大部分中国商人明白:依靠搞“运动”带来的“鸡血效应”,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个公司基业常青的问题。


[中国商人的十大先天缺陷:帝王术管理最顺手?]


缺陷9:自欺欺人走歧途


中国人喜欢说两句话:此一时,彼一时;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造就了中国商人的无比聪慧。这样的聪慧,让中国商人喜欢走捷径。为什么别人都走的是正道,而你可以走捷径?很多时候,是因为你没有遵守契约。


这并不是说中国商人就真的都是鸡鸣狗盗之辈,他们讲的,是“天理”、是“良心”。那么,当面对切身的巨大利益诱惑时,“天理良心”是否会被潜意识的自欺欺人所扭曲?对于中国商人而言,道义与利益,究竟孰小孰大?


 


缺陷10:偏将结果作信仰


西方有句谚语: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但在中国,任何信仰都会经历实用性改造。我们经常听见的讨论是:哪一个庙里的供奉的神仙最灵,可以保我升官发财生儿子?


中国商人信什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几十年中,无数经济理论和管理思想扑面而来:巴菲特首富了,我们就信价值投资;微软崛起了,我们就信比尔·盖茨;通用强大了,我们就信六西格玛;丰田做大了,我们就信精益管理;德鲁克、稻盛和夫、波特……谁成功了,我们就信谁。


谁都信,等于谁都不信。任何一种管理思想的背后,都分为约束条件、理论、模型、方法、工具等部分,是一个成体系的系统。但对于中国商人们而言,他们不需要系统,只是把每一种思想都当成工具。

 
 
 
 
所有帝师都是伪先知
 
 


2013-09-13

刘军宁的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帝王最讨厌的就是体制外的真先知,最喜欢的就是身边的伪先知。

帝(王)师是一个中国人不能更熟悉的概念。先知是一个中国人相对陌生的概念。但是,作为犹太教传统的“先知”,在中国则并没有受到很多的关注与议论。最近我读到了几本书,其中透出关于犹太教中先知的一些信息很值得说说。

在犹太教中,先知是应上帝之召向民众和掌权者传达天意的人。先知是耶和华的没有权柄的信使。先知们的使命在性质上是(与)神(的)正(义有关)的(信仰上的和政治的)。不管掌权者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先知的任务就是指出这样的错误。只要掌权者违背天意(provi鄄dence)与公义(justice),就会有先知出来替天意伸张。先知带来的消息不在好坏,在于用天意对一切不信仰、不正义进行匡正。先知是对所有违抗天意的人和事说“不”的人。

与祭司或君王不同,先知不是先天世袭的;与帝师不同,先知不是帝王挑选的。先知不是自封的,而是由耶和华直接选中的,是由其预言来证成的。虽然先知们的风格各自不同,但是他们对天意的坚定、执著与捍卫,他们的风骨与无畏以及牺牲精神是永不改变的。在世人不信的时候,先知们信仰;在世人绝望时,他们充满希望;在世人畏惧时,他们勇敢。他们不计较现实的功利,甚至像亚伯拉罕那样可以献出一切。与科学家不同,先知不必去传达系统的、严密论证的知识;与历史学家不同,他们不关心已往事件的细节;与学问家不同,先知不必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与学术家不同,先知不在意别人指责是否学术,因为他们关心的是道,他们要求学的是道,不是术。相反,先知们所要做的,就是直陈天意。与职业化的学者不同,先知不是国家机关中的一个正式职位,没有薪俸,没有职称,他们不是学术带头人,不是博士生导师,不关心是否站在学术前沿,不在意能否享受突出贡献津贴。先知只是站在超验价值的立场上,伸张天意。

先知是犹太教-基督教世界许多知识分子的理想。许多西方人也喜欢以著名先知的名字为自己的名字。比如,英国著名思想家伯林的名字以赛亚、美国总统林肯的名字亚伯拉罕、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名字塞缪尔,还有常见的男子名丹尼尔(旧约中的但以理)、女子名黛博拉(底波拉)等许多人名都是犹太教著名先知的名字。

对照之下,帝师是一个朦胧的概念,由一系列职位构成。帝王的师傅,其由小到大的老师,他的宰相、智囊、顾问和秘书等等职位都能给人带来关于帝师的朦胧联想与幻觉。在起源上,帝师的概念基本是儒家传统的产物,与孔子有着直接的关系。数年前,曲阜曾在中央电视台上做了一个广告,称孔子为“历代帝王之师”。孔子活着时候,没有一天不想做帝王师,可事实上连一天的帝王师也没有做过。但是,他对帝师身份的孜孜追求,他的“学而优则仕”的谆谆教诲,影响着从那时至今的每一代文人士子。为帝王师,以安邦国,以教官府,替帝王谋定天下,从此成了中国文人士子们至今不变的政治追求和人格理想。

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犹太教意义上的先知传统。“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样的著名诗句中,虽普及了先知一词,但是却与天意、神正毫无关联。在中国,“先知”一词还常常容易跟占卜算命的江湖术士相混淆。但是,真正的先知不是命理学家或堪舆大师。先知从不孤立地预言个人的命运,更不会依据某种方法论(相手、相面、测字等)去预测私人祸福的细节。算命是一种赖以谋生的职业或个人的爱好。先知却不是一个赖以谋生的职业,而是出自使命与感召。算命者关注的是细节与金钱,先知关注的是天意与正义。另一个与先知相混淆的是知识分子。与算命先生一样,知识分子也是一种职业,不排除其中一些知识分子同时还是先知。先知可能是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并不都是先知。严格地说,先知都是个体户,个个独来独往。他们不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也不结社组团。他们没有上级,也没有下级,而是游走于体制之外,通过口头或笔头宣讲天意与公义。

中国传统的宇宙秩序图景中也没有先知的位置。帝王是天子,是神在人间直接的和唯一的代表,无需先知之类的中介。作为天子,帝王在上天之下,万民之上。但是,另一方面,以孔子为代表,又承认人有先知与后知之分。孔子和儒家传统把人分成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以及先知先觉与后知后觉,并提出先觉有“觉”后觉的任务。所以,如果细细开发,中国传统中也可以挖掘出幼稚的先知观念。

犹太教认为,既然有上帝,既然上帝有意图,就必须有使者,先知就是这样的使者。如果展开来看,我们会发现,先知是基于超验而存在的。换句话说,只要承认有超验,不论是人格化的如上帝,还是非人格化的如天道,就需要有先知。说的再通俗一些,只要承认有天意、天道、天理、天机,承认人对此的认识有先后,就会有先知。承认超验是先知存在的前提。广义地说,先知是由于自己的努力或机缘先行知晓天意、天道、天理、天机,而且致力于传播的人;是信仰超验价值,宣传超验价值,捍卫超验价值的人。以此为天职的都是先知。无怪乎,陈寅恪说,“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实际上,陈寅恪晚年的关怀更接近犹太教中先知的关怀。先知关天意,帝师妒道真!

那么,先知与帝师有什么关联?也许,中国的思想传统中两者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在希伯来的犹太教传统中,两者却关联密切。在犹太教中,先知有各种类型,如著作先知、礼仪先知、正典先知、迷狂先知。其中还有一类很特别的先知,犹太教称之为宫廷先知。这种先知与中国传统中的帝师最为接近,甚至完全相同。这类先知专门为君王的重大决策提供神意咨询。有些宫廷先知是谄媚者,专顺着帝王的意思讲话;有些宫廷先知是刚直不阿者,对帝王直言相告。前者总是跪着进去,跪着出来;后者常常直着进去,横着出来。宫廷先知与中国的帝师有一个极大的共同点,不论他们多么刚直,却都是匍匐在帝王的权杖之下,都是帝王的雇佣,要对帝王行君臣之道。所以,这一类的先知,与其他恭顺的子民没有什么不同。正因为如此,宫廷先知常常又是伪先知的同义词。

伪先知的特点乃是要么传讲对自己最有利的话,要么传讲帝王爱听的话,而不论他们给帝王出的主意是否合乎天意公义。伪先知通常只是为了自己利禄名位,不愿意为天意公义受苦。帝王最讨厌的就是体制外的真先知,最喜欢的就是身边的伪先知。结果常常是,当帝王最需要先知的时候,已经没有真先知肯为他提供信息,倒是伪先知们蜂拥而至,不择手段挤进宫廷。伪先知常常只认君王,不认天意,还常常十分贪心,用捏造的预言从民众身上取利,向帝王邀宠,并宣称只有钻进宫闱,只有进入体制内部,才能最有效地为国家服务。由于中国的帝王们从来不许有凡人出其右,所以,能存在的只有作为伪先知的帝师,没有真先知。

为什么说所有帝师都是伪先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有帝师手中都握有一定的权柄,都能沾上帝王权力的光。在犹太教中,正是为了防止天意被权柄所扭曲,防止帝王凭借手中的权柄妄称天意,耶和华才决定通过先知向帝王传达天意。所以,要么远离体制等待成为真先知,要么靠近皇权成为帝师那样的伪先知。历史也从反面证明,所有的暴君都自称最“先知”道天意,甚至以救世主、大救星自居,他们都以武力为后盾独断真理。《圣经》还提出过一个判断真伪先知的标准,那就是,(真)先知在故乡不受欢迎。作为宫廷先知的帝师,只要未失宠,在故乡通常极受礼遇,地方官员前呼后拥,万般款待。无非是因为被视为帝师的人接近皇权而已。所以,宫廷先知是伪先知。帝王因此也只允许有文人做帝师的梦,不允许他们在体制外当先知,并通过大一统的教育和文官制度把他们全部揽进自己的彀中。对天意而言,需要的是先知;对帝王而言,需要的是帝师,哪怕帝王不允许任何人来指点自己。

从更高的层面看,在犹太教的宇宙秩序图景中,(除宫廷先知之外的真)先知占据了极其特殊而重要的位置。这样的先知在上帝之下帝王之上,是上帝与帝王之间的中介。易而言之,在犹太教的政治秩序中,有一类凡人高于帝王,这些人就是先知。在儒家的宇宙秩序图景中,没有任何凡人高于帝王,也没有人与之平行,包括帝师在内的所有臣民都在帝王之下。这样,人间就不再有人可以对帝王堂堂正正地发话了。所以,由于先知传统的缺失,由于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宇宙秩序中没有给先知留下一席之地,秦政持续数千年也就不足为怪了。唯有修改这一主流宇宙途径,唯有给先知的存在留下充分的空间,天道才能回环,公义才能实现。

一个文明的命运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该文明占主导地位的宇宙图景决定的。如果该图景有残缺,那么该文明就是有残缺的。如果残缺是致命的,那么该残缺对文明的影响也是致命的。与先知和帝师分别相关的宇宙图景的差异,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

《犹太教的本质》[德]利奥•拜克著傅永军于健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239页,17.00元

《觅人的上帝:犹太教哲学》[美]亚伯拉罕•海舍尔著郭鹏吴正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448页,22.00元

《迷途指津》[西]摩西•迈蒙尼德著傅有德郭鹏张志平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588页,38.00元


 
 
 
 
查尔斯·蒂利: 民主的四个要素
 
 
 
 
      被誉为“21世纪社会学之父”的查尔斯·蒂利一生著作颇丰,对包括社会学、政治学与历史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学术影响。他的杰出贡献不仅在于开创了运用过程与机制理论研究抗争政治的先河,更在于开辟了将抗争政治、民族国家与政治民主联系起来的研究新路。
 
抗争政治的机制与过程

    
      上世纪末,蒂利、麦克亚当与塔罗等人提出了“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概念,随后精心建构起了系统化的抗争政治理论。《抗争的动力》、《抗争政治》、《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社会运动,1768—2004》与《民主》等均是该理论的核心代表作。
    
      蒂利认为,抗争是主体、客体与要求的联系纽带,抗争政治则是抗争、集体行动和政治的结合。通过扩大概念外延,蒂利把以前对集体行动、社会行动和革命“各自为政”式的研究统一纳入一个框架内,超越了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边界,打破了人为设置的学科藩篱;并且在揭示抗争政治的经济社会根源的基础上,蒂利开创性地引入了引发政治抗争的政治因素。由此,蒂利为抗争政治方法设定了宏伟的目标,即探寻抗争政治背后相似的因果关系。通过分析不同国家、不同时段、不同形式的政治抗争,揭示左右政治抗争的关键机制与过程。
    
      抗争政治最重要的核心变量是政治机遇结构,即诸多推进或阻碍抗争政治发生的政权与制度特征及其变化。如民族国家的形成、政权的民主程度、国家能力的强弱、精英的分合以及具体的战略与策略等因素的变化与组合,对抗争政治的主体及其要求、形式、发生、发展与结果都会产生天壤之别的影响。蒂利认为,抗争政治反过来也形塑了这些因素。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突显了抗争政治理论的动态分析特征。
    
      抗争手法是抗争政治理论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指人们为了获取利益结成社会行动的方法。在其早年的著作中,蒂利区分了三类集体行动:流行于16世纪的竞争性抗争、主导17、18世纪的反应性抗争和19、20世纪成为常态的主动性抗争。这三类抗争方法从根本上可划分为传统抗议手法和现代抗议手法,19世纪70年代之前的抗争方法均可归为传统抗议手法,如抢粮、暴乱等。民族国家的形成、工业化、城市化与议会的发展促成了抗议手法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典型的现代抗议手法有请愿、游行与罢工等。
    
      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战争与强制
    
      抗争政治理论强调导致政治抗争的过程和机制的研究方法,对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研究同样遵循了这一方法。著名的“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的命题是蒂利有关欧洲国家形成机制与过程的高度概括。
    
      在蒂利看来,军事制度与战争形态两者的变革引发了欧洲政治实体形式的变迁。根据他的划分,自公元990年以来,欧洲历史可以划分为世袭制、经纪人、民族化以及专门化四个阶段,分别存在着迥异的军事制度。世袭制下,战争的中流砥柱是家臣、民兵以及类似的私人军事力量,土广民多的封建君主掌握着欧洲政治的主动权。经纪人阶段开始,雇佣军逐渐成为欧洲战争的绝对主力,经济繁荣、财大气粗的城邦国家在战争中极具优势。进入民族化阶段(特别是1700年至1850年),常备军战争慢慢成为欧洲战争的主要形态,具有较强汲取能力的民族国家在战争中胜出,并成为主流。
    
      蒂利分析,在世袭制阶段,君主大多从自己所控土地和人口中以贡赋、租金和收费等方式汲取所需。经纪人阶段,节节攀升的各项开支迫使统治者开始从企业管理和税赋中“集资”。进入民族化阶段和专门化阶段后,各类开支致使前述“集资”方式仍不能满足所求。为此,统治者设立征税机构、财政机构与警察部门等组织向地方逐步渗透,直接向所辖人口汲取资源。此外,为激发军队战斗意志、瓦解民众对国家向社会渗透的抵制,统治者竭尽所能地提高本土民众的文化同质性,民族主义由此应运而生。民众逐渐形成超然性认同,开始服从统一的政治权威。1850年之后,政府加快了平民化趋势,国家活动日渐扩展,承担了许多原本不存在的分配、补偿以及裁决等职能。至此,民族国家的骨架与血肉最终成形。
    
      蒂利还将强制与资本发育程度的差异与战争的线索相结合,以解释欧洲各国国家形态的差异。据此,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轨迹分为三类:城市稀少、资源匮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的地区,国家形成遵循的是强制密集型轨迹。统治者唯有依靠强制力量汲取资源,蒂利认为最佳样本是俄罗斯。城市密集、资本丰裕、资本家实力不可小觑的地区,遵循的是资本密集的国家形成轨迹,最佳代表是威尼斯。而介于前两者之间的,则是资本化强制的轨迹,其最好范例是英国。蒂利认为,较之于自然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成”,在后来的殖民化与反殖民化浪潮中或主动或被动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也可以适用战争与强制和资本相结合的机制来解释。
    
      民主:抗争政治与欧洲民族国家互动的意外结晶
    
      晚年,蒂利提出了民主是抗争政治意外结晶的命题。这一命题必须置于抗争政治和国家构建的机制与过程理论框架之内来理解,理解的钥匙是强制、资本与承诺的不同组合。这些组合方式的差异不仅促成了欧洲各国形成大相径庭的政体,而且规制了其变迁的方向。
    
      蒂利认为,以往从宪法、实质与程序等角度定义民主均有缺陷,主张从国家与公民的动态关系中阐释民主的含义。如果国家行为与公民表达的要求一致,则该政权就是民主的。这种一致性包含了广泛性、平等、保护和相互制约的协商四个要素。信任网络融入公共政治的程度、类属不平等与公共政治的隔绝度以及自治权力中心数量的增减则构成了评价民主化程度的三项具体指标。通过研究导致该评价指标反复出现因果机制和过程,发现民主化只是抗争政治的意外结晶,其间并没有多少参与者自觉地以建立民主制度为目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抗争均会带来民主,民主的实现还源于抗争过程的特定机制。
    
      以英国民主化的历程为例。圈地运动、海外贸易、两次工业革命以及海外殖民致使英国的商业化、工业化飞速向前推进,工业城市迅速崛起导致资本化的出现,资本化扩大了商人和金融资本家的政治影响力。这些暴发户为实现、保障和促进自身利益,加快了增长利益的步伐。而为应对延续数世纪的战争,英国君主被迫必须源源不断地汲取资源,这必然遭到强势阶级的抵制。君主被迫妥协,让权于议会。英国最终出现了蒂利所言的“议会化”,议会成为权力的中心。
    
      工业化和城市化催生了无产阶级。早期恶劣的工作条件、亟待改善的生活状况、社会急剧转型带来的焦虑与不安,使得工人纷纷启用抗争政治维权。1830年代后期,《议会改革法》和《新济贫法》所引发的社会运动,最终汇流成“宪章运动”。工人阶级争取权利的抗争强烈刺激了当时各个社会阶层,最终促成政府于1938年5月颁布《人民宪章》。由此,英国的民主在抗争政治与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互动中意外地产生了。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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