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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吴晗之死/是东北军自己不抵抗/731部队/荒唐的盛世谁支撑? /大跃进特殊案件
發佈時間: 9/18/2013 1:21:25 PM 被閲覽數: 405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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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巍巍中华之赞歌】 纪念九一八 不忘国耻日 振兴大中华!

来源:

 






 




 

[忆苦思甜] 公安局长谈大跃进“特殊案件”

(2013-09-17 08:01:23)

林副主席指示:"不弄清过去的苦,就不知道今天的甜。还会把今天的甜也误认为是苦。"

我所知道的颍上县“特殊案件”

王冠群(颍上县公安局原局长)

2013年第8期 炎黄春秋杂志


1958年到1961年,由于高举“三面红旗”,大刮“共产风”造成大饥荒。从1959年秋季开始,安徽颍上这个七十多万人口的农业县,绝大多数农民在4189个公共食堂就餐,每人每天的主食是“五大两”(即半斤原粮)的低标准,当时有这样的顺口溜“群众进食堂,两眼泪汪汪,打饭用盆罐,顿顿照影汤”。饥饿夺去了不少人的生命,有的全家死光,致使全县总人口急剧下降。1958年底,全县总人口为154691户、703940人,到1961年底全县还有149847户、617031人。与1958年相比,减少4844户、86909人,分别下降3.13%12.34%。三年困难时期,全县农村妇女因长期饥饿而导致高度浮肿、子宫脱垂等疾病,基本上没有生育。

在生活极度贫困的情况下,一些人为了继续生存下去,以青苗野菜充饥,极少数人开始偷偷地吃死人肉,这种极其反常的情况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党委和政府,公安机关为了掌握社会动态,出于职业习惯开展了调查。初期我们把食尸事件叫“破坏尸体案件”,因有“尸体”二字,一则听起来不雅,二则怕有损当时的“大好形势”,后改称为“政治破坏案件”,这个名称虽然把“阶级分析”的色彩包含了进去,但把这类事件作为“政治破坏”未免太“左”,而且与事实也不符,最后由上级统一定名为“特殊案件”。

1960年经县公安机关处理的这类“特殊案件”共4950人,其中逮捕22人,判处死刑2人,判处有期徒刑7人,关押期间死亡13人(来时都有浮肿,看守所生活也困难,劳动教养3人,刑事拘留5人,扣留审查后教育释放20人。这50人中,男性34人,女性16人。其年龄情况是:16岁的2人,20-29岁的7人,30-39岁的13人,40-4920人,50-59岁的6人,60岁以上的2人。分析这49起案件,具体有以下四种类型:

1. 故意杀死自己的小孩而食其肉。城郊区林拐乡洪海子村女社员高士英,时年48岁,于1960112日将自己的亲生女儿(6)勒死后,将肉煮吃,发案后被依法逮捕,并以杀人罪判处了死刑。在上报的卷宗内,将生活困难,杀死小孩的目的,是为了保住其他家庭成员不被饿死的事实全部隐瞒,而罗列了重男轻女等不实之词,欺上瞒下。

2. 杀死别人的孩子,肢解尸体自食并出售。1960312日江口镇居民刘陈氏(女,48),用花生米将其亲侄儿(乳名马驹,男,4岁),骗到自己家中,随按倒在地用手卡死并肢解了尸体,除自己食用外,又冒充煮熟的猪肉在街上出售。剩余的部分仍保存自家床下。马驹的父亲刘在志发现儿子走失后,向公安机关报案。经侦察破案后刘陈氏被依法逮捕判处了死刑。在上报的卷宗内,采取同样手法,隐瞒事实真相,谎称两家有私愤系报复杀人。刘陈氏的丈夫刘在祥涉嫌包庇罪,被依法拘留,教育释放后不久也饿死在家中。

3. 从乱坟岗拣回尸体食用并出售,1960114日,六十铺乡农民陈士贤(男,33),从乱坟岗拣回小孩尸体一具,煮熟后自食又在集市上出售。发案后,陈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后监毙;类似这种情况的案件县公安局办理10起。

4. 从旷野荒地拣回整个尸体或肢解部分,煮熟后充饥。属这一类的事件县公安局办理37起。当时未被发现的或发现后未向政府报案的,远远不止这些。

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会后,县委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会议精神,根据上级部署,颍上县对上述案件进行了复查。复查后认为,除高士英、刘陈氏两起故意杀人案应予以维持外,其余均属错案,尚在关押的一律释放并逐案进行了平反,对在关押期间死亡的13人,由政府出面除宣布平反外,还适当给予经济补助。

我已年过八旬,40年公安工作的生涯对我来说已经成为历史。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县公安局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又从事公安史志资料的征集和编写工作,对40年来颍上县公安工作在党委领导下取得的成就,通过编纂“专业志”、“大事记”、“组织史”和“专题材料”等,已作了真实的记述。

然而,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公安干部,对过去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也应该有个正确的态度。本文所讲的几十起“特殊案件”,有的是经我亲自办理的,有的是局领导集体研究时,本人参加听过汇报做过表态。在上述错案中,我应当承担的责任也是不容推卸的。我在从事公安史志编写的几年中每当查阅历史档案时,总是经常想起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困难时期,党在农村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而我们公安工作不可避免地也犯了错误。其中最使我感到痛心的是1960发生的“特殊案件”。这类案件初发时,我们不敢相信能有这回事,查清几件后,当向领导机关汇报时,他们说:“这类案件的发生,是阶级敌人的蓄意破坏,公安局要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当时公安机关刚刚结束“反右倾”学习运动,加之领导给定了这个“调子”,我们在调查这类案件时不敢如实反映情况,向领导汇报时不敢讲真话,结果我们只能违心地扮演着自欺欺人的角色,用一些含糊不清的政治术语,如“政治破坏”、“影响大好形势”等等,作为这类案件的代名词,实质上是在混淆矛盾,把专政的矛头指向饥饿将死的人民群众。

1962年对这类案件复查平反之后,上级电话通知说:中央有位宗教界的负责人(党外人士)要来安徽视察工作(实际没来颍上),要求我们组织力量把这类案件卷宗从档案中抽了出来,单独保管。(注:我写公安史时,已找不到这些档案)其他案件涉及类似内容的,能分出来的尽量分出,不能分出的用墨笔抹掉。如此一来,颍上县在困难时期发生的“特殊案件”的具体情况在公安档案中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了。

幸好,当时我查阅1960年文书档案的统计资料中,遇到了一份当时的“特殊案件”登记表,这又引起了我对这段困难历史的痛苦回忆。我感到我既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又是办理这些错案的执行者,我认为我有责任把颍上这段公安工作历史教训写清楚,载入史册;否则,我们的后代还不知道当年的“特殊案件”是怎么一回事呢!当我把本文初稿写成之后,未正式入编之前,请示了县党史、地方志、上级公安史办的负责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类内容(当时叫‘非正常死亡’)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敏感性问题,上级有规定暂时不能编入史志。”我只能带着遗憾把文稿收藏起来。

现在,我把原稿略加修改,将这段历史客观地记述下来,意在“以史为鉴”,教育后人。

 

(作者为颍上县公安局原局长)

 

 

 

 

                   
                   
 

 

 

吴晗之死:败于大人阴谋之下 毁于政治僵尸之手(图)

文章来源:
 
1959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以真挚的热忱,按照当政者的意图,让海瑞这具政治僵尸复活,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孰料,吴晗却因此事被揪出来为“文革”祭旗,自己和两位亲人相继丧命。纪实文学作家岳南2012年4月2日在《中国经营报》所撰《一具政治僵尸的复活》一文,详细介绍了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



吴晗、妻子袁震和养女小彦的合影。

1969年10月10日。夜,漆黑。风, 人。一股肃杀的气氛缠绕着古城北京某监狱。

行将归天的吴晗,苦苦挣扎着不肯离去。

呼吸越来越困难了。他双手紧紧扼住自己的下颚,笨拙的身子在被他的热血浸泡过的干草上急剧地抽搐、颤抖,两条干瘦的小腿伸开、蜷回、又伸开,灵魂在挣脱躯壳的最后时刻是那样不情愿。或许,这颗痛苦的灵魂在彻底绝望之前,还要回到清华园的绿草地、北京市政府那张明净的办公桌前,到定陵那神秘深邃的地宫中再走一趟,向他们一一告别、辞行。

然而,这一切都不属于他了。今天,属于他的,只有悲愤和无尽的悔恨……

复活的海瑞

就在海瑞谢世三百年后的1959年4月,他的死尸复活,并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公元1587年11月13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在他的住所与世长辞。这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对于他的事非功过应该如何评论,人们曾发生过尖锐的争执。这争执一直延续了三百多年。

就在海瑞谢世三百年后的1959年4月,他的死尸复活,并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位海大人的出现,引起的社会震动要比他当年的进谏事件强烈得多。由此发生的整个国家民族的灾难,大概也是这位封建时代的正直官吏所无法预料的。

自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不少干部怕招惹是非,开始对自己的言行细加斟酌了。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更使一些干部缄口无言,对许多问题报喜不报忧。毛泽东察觉了这个问题,并在1959年4月党中央召开的上海会议上,对这种不敢讲真话的作风提出了批评。一次在看完家乡的湘剧《生死牌》之后,毛泽东向一位分管宣传的领导人讲了海瑞的故事。他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皆净’。他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上疏里,以后被关进监狱。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本人还是忠心耿耿的……”毛泽东指示这位领导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做宣传工作。

涉及到明史,就不能不想到作为专家的吴晗。这位领导把毛泽东的指示给吴晗讲过之后,鼓励他来写有关海瑞的文章。于是,吴晗施展才华很快写成了一篇《海瑞骂皇帝》刊登在同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突出一个“敢”字,之后,吴晗以极大的热情和驾轻就熟的技巧,又写了《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等文章,其宗旨和主要内容,仍然是着重宣传海瑞敢说话、敢说真话的精神。

翻阅当年的报刊,我们不难发现,吴晗在所写的关于海瑞的一系列文章中,最重要的当是《论海瑞》一篇。此文写于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发表于庐山会议之后。文章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海瑞一生的功绩,对海瑞作了充分的肯定。在“海瑞的历史地位”小标题下,作者谈了他研究海瑞的目的和意图:

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我们需要站在人民立场、工人阶级立场的海瑞,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进行百折不挠斗争的海瑞,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的海瑞,深入群众、领导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海瑞。



吴晗(左二)与周恩来(左三)等人的合影。

这样,封建时代的海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显然,吴晗这一系列文章,已远不是清华园时期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了。他要按照 “古为今用”的意图去描写历史、再现历史,使腐朽的历史人物又有了新的含义。出于政治和形势的需要,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吴晗甚至画蛇添足地加入了一段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假冒海瑞的文字。这段文字和全文毫不相干,而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加上去的一段话。其用意及所指已很明显。

1959年9月,北京京剧团演员马连良约吴晗把海瑞的事迹改编成戏。尽管吴晗并不熟悉戏剧,但由于朋友的期望和海瑞精神的鼓舞及形势的需要,他还是答应下来,硬着头皮在京剧界知名人士的帮助下,于1960年3月写成五场京剧《海瑞》的剧本。为慎重起见,吴晗在征求了文化、戏剧界负责人及朋友的意见后,才于1960年底开始彩排并改名为《海瑞罢官》。

《海瑞罢官》和其他剧本不同的是,由一位历史工作者而不是戏剧工作者写成的。这种史学家和戏剧家的协作,理所当然地在文化界、学术界人士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另一方面,《海瑞罢官》在写海瑞同恶势力斗争中,表现出刚直不阿的精神,不但伸张了历史正气,而且对现实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直到今天来看,这个剧本从创作意图到题材都是积极的,体现了党的文艺观点,按说不应有所异议。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将围绕着海瑞这具复活的僵尸开始蠢动。

吹皱一池清水

此时的吴晗心如刀绞,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一番心血竟会成为令人痛心的众矢之的。

1965年11月11日,吴晗从外地开会回来,和往常一样来到寓所西屋的书桌旁,翻阅当天的报纸和有关历史资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放在他书桌上那堆当天的报纸里,会有一篇文章竟是要把他置于死地的信号。

吴晗刚坐下,妻子袁震就从正房走过来。她脸色惨白,指着桌上那张头一天的《文汇报》,怔怔地站了一会儿,没说一句话就悄声走开了。吴晗顺手打开报纸,原来刊登着一篇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他粗粗地看了一遍,觉得过于牵强附会,所用史料也有不少是断章取义,大有蛮不讲理的势头。本想不去理会,但出于一种政治的敏感,他又不得不认真地看了一遍。当他读到文章最后一部分时,不禁大吃一惊。“《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吴晗读了这段话后,愤慨之余,静下心来细细琢磨一番,觉得这不是一篇学术讨论的文章,也不太相信这篇文章仅仅出自姚文元一人之手。他隐约地感到,一场风暴就要到来了。

10天之后,当吴晗得知姚文元的文章已在上海出了单行本时,心情越发沉重起来。一篇学术讨论的文章竟然发行单行本,这意味着什么?可是,吴晗不会想到,江青为了炮制姚文元这篇文章,早在1962年就以她的特殊身份,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批《海瑞罢官》。1964年下半年,江青又亲自出面,要北京一个作者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遭到拒绝后,又跑到上海找她的老搭档张春桥着手组织人马。1965年初,姚文元奉命把初稿炮制出来,并由张春桥亲自修改。江青特别交代,文章“不用叫周恩来看”。

迫于当时的形势,11月底,北京各报不得不相继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北京日报》于11月29日被迫转载此文时,在按语中特别强调了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并说:“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认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第二天,《人民日报》也被迫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按语指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互相争论和互相批评”。《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的按语分别由彭真和周恩来定稿,从中不难看出,他们为保护吴晗的良苦用心。

1966年3月,由北京市委书记万里出面,让吴晗下乡去参加农村“四清”工作。显然,市委领导是想保护吴晗,让他换一个环境。当吴晗来到北京郊区昌平县大东流村时,对“三家村”的声讨已经遍及全国。吴晗下乡时化名李明光,群众并不知道他就是要批斗的吴晗。村里开会批判吴晗、“三家村”时都请他去参加,整天广播喇叭都在喊“打倒吴晗”。有一天公社批斗一个流氓小偷,揭发批判时,有人居然说这个流氓小偷是受吴晗的影响和腐蚀的。此时的吴晗心如刀绞,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一番心血竟会成为令人痛心的众矢之的。

自5月8日开始,京沪两地各大报刊纷纷发表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人的文章,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八天之后的5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斗争目标从吴晗扩展到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和文艺、理论、教育、新闻、出版等各界的知识分子。此时,吴晗已被称作“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逐步失去人身自由,被揪到各处批斗,经受更加残酷的迫害。

走向人生终点

吴晗以真挚的热忱,按照当政者的意图,让海瑞这具政治僵尸再度复活,结果反使自己和两位亲人相继丧命。

1966年5月,吴晗被正式揪出来为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刀祭旗了。他几乎每天都要接受揪斗,饱尝难以忍受的痛苦与屈辱。当时八岁的儿子吴彰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把爸爸跪绑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他们抡起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拧他的耳朵,用各种想得出来的法子侮辱他。爸爸三天两头被拉去游斗,学校要斗,区里要斗,县里要斗,这里要斗,那里也要斗。”

在批斗之初,吴晗全家住在北长街原来的住处,但后来被扫地出门。红卫兵勒令他和妻子袁震每天到北长街扫街道,并且随时把他们夫妇揪出来侮辱。酷暑烈日下,吴晗被拖到马路上,跪在粗硬的瓦砾上,遭受残酷的毒打。每次爬起来之后,都是膝盖皮肤划破,鲜血染红双腿和土地。而这时的吴晗,一拐一瘸地回到住处,擦去身上的血迹,便拿起毛泽东签名送他的著作来看。

1968年3月,吴晗正式被捕入狱。

就在吴晗入狱的第二个月,他的妻子袁震也被送入“劳改队”,实行“群众专政”。

吴晗和妻子袁震几十年同甘共苦,很为熟知他们的人所称道。袁震长期身患重病,不能生育。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家庭生活比较安定,袁震的身体也慢慢地好了起来。这时,夫妻俩都想有个孩子。他们的心事被康克清知道后,建议他们从孤儿院领个孩子抚养。吴晗接受了康的建议,从孤儿院借来几张孩子的照片,并看中了小彦。这个小姑娘长得很机灵,很讨人喜欢。吴晗亲自到孤儿院把她抱回来。不久,又从孤儿院抱回一个男孩,取名吴彰。从此他们的家庭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欢乐。

在全国一片声讨“三家村”的喧嚣声中,这个温暖的家庭被破坏了。吴彰在《幸存者的回忆》中写道:“深夜里的猛烈砸门声常常把人吓醒,我缩在妈妈怀里。他们翻过围墙,破门而入。整个院子里贴满了‘该死’‘砸烂’的大标语。外国友人送给爸爸的礼品当做‘四旧’被砸烂了,电视机也不能幸免。就连爸爸珍藏的姐姐从三岁起画的图画,都在斥骂声里付之一炬……”

进入1969年,一件件更加悲惨的事向这个家庭不断袭来。3月17日,袁震被允许从劳改队回家看病。当晚,住同院的万里听说袁震回家的消息,特地送来了一碗红豆稀粥。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她“最后的晚餐”。备受折磨,身体已垮的袁震,当天夜里突然病情加重,大口喘气,全身抽搐。小彦和吴彰立即把母亲送到北京某医院,但由于她是吴晗的家属,同时又是右派,医院把她视作敌人,没有进行抢救,翌日凌晨,一生苦难的袁震撇下了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与世长辞了。直到小彦去太平间为她更衣时,袁震的双眼还半睁半闭,面颊上残留着几滴清泪。

1969年10月11日,突然有人来叫小彦和吴彰去看他们的爸爸。姐弟俩异常兴奋。他们将近一年未见爸爸的面了,以为这次是造反派大发善心,让他们探监。但当他们出门时,来接的汽车竟是医院的牌子。姐弟俩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果然,来人对他们冷冷地说:“你爸爸今天早晨死了。”

吴晗的尸体已被带走,只有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留在了姐弟俩手中。从此,姐弟俩相依为命,苦度人生。1975年,小彦被捕入狱。被抓走那天,刚动过阑尾炎手术,身上还有医生当日开具的证明。她脚带镣铐,阑尾疼痛就给止痛片,哭喊就注射冬眠灵,门牙被打掉了,额头上打开了口子……农历八月十五之夜,小彦在牢房里想起了全家一起度过的最后那个中秋节,此时彼时,此地彼地,死者生者,百种滋味交杂缠绕,她毅然用死向当权者们提出了抗议,但未能如愿。她刚被抢救过来,就又被送回了牢房。

1976年9月23日,在黎明之前的黑暗中,22岁的小彦死在狱中。此时,距江青集团垮台和文革结束只有两周时间。

吴晗以真挚的热忱,按照当政者的意图,让海瑞这具政治僵尸再度复活,结果反使自己和两位亲人相继丧命。富有戏剧性的是,海瑞和吴晗,尽管相隔三个多世纪,但无论人生遭遇、政治主张、道德观念,还是个人生活,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只是吴晗似乎远不如海瑞幸运,至少那位“海青天”的结局,是得到了嘉靖皇帝的宽恕。
 
 
 
 
 

张学良口述历史忆“9.18”:是东北军自己不抵抗(图)

文章来源:

  张闾蘅 向本刊记者回忆大伯往事。本刊记者 曹海鹏摄



  张学良:从东北到台北

  侄女张闾蘅讲述大伯往事

  65年后,我们再次透过历史的硝烟,回望那段抗战救亡的岁月。

  在那个激荡的年代,在西安事变 前夜、在抗战正面战场、在抗日根据地,张学良 、张治中 、左权、李济深、蒋光鼐 ……一寸江山一寸血,中华民族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一个大国的尊严。

  如今,民族甫兴,国力重振,为缅怀父辈伟绩,再现中华民族的那段苦难史和英雄史,本刊继去年《新中国60年家国志》之后,特别推出家国志第二季—《抗战家国志》,以飨读者。本系列报道将分10期刊出。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周海滨|北京报道

  6月3日,张学良诞辰110周年。

  从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少帅”,到被国人误解的“不抵抗将军”,再到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的一生的故事早早定局。

  能够讲述张学良人生轨迹的张氏子裔是张学良第五个弟弟张学森的女儿、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来来速递货运有限公司董事张闾蘅。1967年,张闾蘅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先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又回台湾住了一段时间。张学良的子女都不在身边,她与妹妹张闾芝便成了大伯张学良关系最亲密的家人。

  今年3月6日,在北京贵宾楼饭店,张闾蘅沉浸在对伯父的追思中,不时眼眶湿润。“只要我回到台湾,大伯几乎每天都来,他往屋里一坐,打开话匣子,讲他的童年、在东北的往事,讲祖父张作霖的趣事,也讲囚禁生活中逗乐的事”。

  在张闾蘅眼里,大伯张学良“是一个喜剧人物,却活在悲剧里面”。

  “不抵抗”

  —“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的”

  张学良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是在1928年7月3日,年仅28岁的他向全国通电就职“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三年后,“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战而退。

  后来人们大都认为,是蒋介石 的一纸“不抵抗”命令,把整个东北给丢掉了。其实,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1991年5月,张学良在纽约回忆起这段历史。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里演到: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北京召开了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决定不能抵抗。张学良将决定发给了南京的蒋介石,蒋回电报:同意东北军高级会议的决定。之后张学良又召集国民政府的外交官顾维钧 、章士钊及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汤尔和 等人举行会议;几天后又邀胡适、曹汝霖等27名政要、社会名流会商东北问题,众人决议认为应依靠国联、听命中央。

  不抵抗政策背后的始作俑者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甫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处置是:诉诸国联,并准备抵抗。但是,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前,东北早已沦陷,华北也已危急,蒋介石却始终没有准备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举动。正是因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张学良才最终决定实行兵谏,发动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

  —“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关于张学良的传说纷扰,很多难辨真伪。据说,1985年12月25日,张学良85岁时看电影《西安事变》,因心情激动没看完就离去。

  真实的场景,在张闾蘅这个与张学良最亲近的后辈还原中,张学良“没有激动,也没有评价”。“其实,对大伯来说,电影不能看是很正常的,因为他有青光眼,基本上是靠听的。看了他说,那个‘张学良’好像和我不像啊。”

  那么,西安事变前夕的真实张学良到底是什么状态?

  晚年的张学良曾经坦言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他说:“我做那件事情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假设我要自己的地位、利益,就没有西安事变。”在事变过程中,张学良没有向蒋要地盘和金钱,“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就原谅我。”

  张学良未尝没有反问过自己,“我牺牲自己,为什么?”

  “不要打了!”在日本步步蚕食之下依然大举“剿共”,是张学良“兵谏”蒋介石的主要原因。为此,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曾与蒋介石大吵。

  张学良说:“这样下去,你就等于投降呀。”

  蒋介石说:“汉卿呀,你真是,你无耻,咱们军人从来没有‘降’这个字。”

  张学良说:“你这样做比投降还厉害,不战而屈人之兵,上策也。你这样叫人家不战就把我们中国一点点吞去,你不等于比投降还不如?”

  1990年,90岁的张学良回忆起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时说,“我真怒了,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1936年12月12日5时,西安事变爆发。

  经多方斡旋,“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张学良、杨虎城在12月25日下午送蒋介石及宋氏兄妹上飞机,同时为了“维护领袖威信”,张学良亦随同护送蒋介石回南京。

  张学良是抱着必死之心去南京的。“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假设我的部下这样,我就把他枪毙了。”

  张闾蘅说:“蒋夫人(宋美龄)当时为了营救蒋介石而答应的条件(事后不追究张的责任),但事后蒋介石没有遵守承诺,蒋夫人为此深感内疚,正因如此,蒋夫人保住了伯父的性命,不致遭遇到与杨虎城将军一样的噩运。”

  “西安事变”后被幽禁,张学良时年36岁。他的幽禁生涯,从南京、贵州修文县阳明洞、贵阳市麒麟洞、贵州开阳县刘育乡、贵州息烽县阳郎坝、重庆歌乐山戴公馆,直到台湾井上温泉。期间八年抗战、解放战争……张学良不无遗憾地认为:“我的事情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张学良被囚禁逾五十多年,对蒋介石的感情很复杂,在张闾蘅面前,他对蒋介石有过一句评价,“大伯说:‘你爷爷(张作霖)是一个有雄才没大略的人,蒋介石是一个有大略没雄才的人’。”

  幽禁台湾—与赵一荻 结婚

  1946年11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张学良和赵一荻被秘密从重庆转移到了台湾,自此进入了更秘密的幽禁。先是在新竹的井上温泉,后又曾在高雄寿山要塞暂居。

  1959年,蒋介石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张学良提出要在台北市郊自己盖房。1961年,张学良新居落成,位于台北市北投路70号。“地皮是大伯买的,房的格局是大伯设计的,他自己花钱盖的房自然倾注了不少的情感。”但搬入新居之后,张学良的出入依然有一群“服侍”相随。

  1964年7月4日,64岁的张学良与53岁的赵一荻正式结婚。

  “大妈话不多,眼神中总有淡淡忧郁。她很少向外人提及自己内心的感受。”在张闾蘅眼里,大妈对大伯来说,是绝对的贤妻,对大伯的饮食起居照顾得非常好,他的生活就是她的全部世界。大伯谈起她时会说:“人家对我好,我就得对人家好啊。”

  张闾蘅说,“听大伯讲,他在30年代就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甚至自己驾驶飞机到南京开会,再想想现在,这叫什么日子?当年是从天上掉到地上,没有糖吃不知道糖啥滋味,知道了什么滋味一下子没有了,什么感受?”

  “他内心的痛楚,是言语无法表达的。环境、容貌都在改变,但唯一没变的,是他性格中的开朗豁达与率真。”张闾蘅说,有一次大伯请客,席上有好几位中年太太,都是平常陪他打牌的牌友。期间有人说:“一屋子的美女陪您吃饭,您多幸福呀。”张学良马上笑着回答:“嗯,你们都是美女,那丑人都到哪里去了?”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毕生遗憾—没有回东北老家看看


  1994年,张学良夫妇离开台湾,在夏威夷定居,从此开始了真正自由的生活,直至去世。

  张闾蘅经常回忆起陪大伯在夏威夷海边散步的时候。“10点多,我们推着轮椅出去,走1个多小时。散步的时候我们话不多,聊天都是在屋内,大伯坐在轮椅上我们说话也不方便,我们总是带点东西喂鸽子,逗逗小孩之类的。”

  张闾蘅说,“大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应该是到了夏威夷的时候,我们请他出去吃饭、陪他聊天。以前在台湾,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每天出来一直都有人看着,一般是两辆车,一人开车,另外一人坐在后排一言不发,后面还有一辆车紧跟着。直到大伯到了夏威夷,这双眼睛就没有了,可以我行我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气氛不一样了,一切都过去了。”

  生活中的张学良喜欢唱京剧、看明史和圣经,他还喜欢吃水果,“一天吃好几斤”,而饭菜则喜欢吃清淡的,很少吃肉。他喜欢热闹,喜欢朋友多,喜欢打麻将……“就是喜欢热闹”。

  张闾蘅只有一次见过大伯流眼泪。那是大妈去世时,大伯对她轻声说:“前几天,她还好好的,怎么人说死就要死了呢!你看前几天,我才跟她开玩笑:‘你走了,我就找一个女朋友去’,她就跟我说:‘我作鬼也不放过你!’”

  张学良说着说着眼泪就默默地流了下来。“其实他还很怀念夫人,大妈对他,真的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他们夫妇把生死看得很开,一直相信,他俩都死了,就会在另一个世界再相聚。”

  在赵一荻去世一年后的2001年,张学良的人生也画上了句号。

  “大伯弥留之际,依旧念念不忘大陆。未能于有生之年回大陆一趟。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张学良说,要在适当的时候回到东北老家去看看,主要是看看亲友,说这事与政治无关,因为他本人早已退出政治,早已脱离政治。他希望人们不要把他回去探亲扫墓的事同政治连在一起。

  张学良为什么没回大陆,坊间说法不一。张闾蘅说,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大伯很多事情都没踩在点上,当他想回大陆时,政治环境不允许,等环境允许了,又因为大妈的病情回不去。

  张学良曾不止一次对张闾蘅说,国人之所以敬重他,是因为他没有贪图不应得的利益,反对内战,力保国土的完整。

  张闾蘅说,国庆60周年大阅兵的时候,她在观礼台上非常激动。当时她心里说:大伯你可惜没在这,要是你在这,看到现在的中国,得有多高兴啊。

  (文中部分史实参考唐德刚撰《张学良口述历史》)  

 

 

 

 

731部队在野外做活人实验 参与者发誓永不泄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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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HA炸弹 产量:于1938年生产约300枚 重量:40 公斤



  



  “A报告”中的彩色图片

哈市社科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近日公布了“美国解密日本细菌战档案资料集”。根据已翻译整理的美国解密日本细菌战档案,研究人员发现七三一部队共研制了十余种细菌炸弹,1937年至1942年共生产了1700余枚。

  10日,哈市社科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负责人杨彦君说,依据美国解密的二战期间日本细菌战档案《汤玛斯·英格利斯报告》和《阿尔沃·汤姆森报告》,参考其中翔实的设计图纸和实验数据,可以证实七三一部队以进行细菌战为目的开展了长期的细菌武器研究、实验和生产的历史事实。

  两份美军报告

  揭开七三一部队细菌炸弹类型


  哈市社科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杨彦君和宫文婧在对《汤玛斯·英格利斯报告》和《阿尔沃·汤姆森报告》进行初步研究的基础上,揭开了七三一部队研制的细菌炸弹的类型。

  哈市社科院“美国解密日本细菌战档案调查研究”课题组成员于2011年赴美国国家档案馆和国会图书馆开展调研,查找到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10日,记者在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看到,已被翻译整理的资料被装订成多本绿色封皮的册子。

  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汤玛斯·英格利斯报告》和《阿尔沃·汤姆森报告》是美军调查人员撰写的报告。

  《汤玛斯·英格利斯报告》是关于日本细菌战的总结性报告,介绍了七三一部队对细菌武器的研发及针对不同的细菌种类进行的人体实验,进而对日本细菌战总体效果做出评价。

  《阿尔沃·汤姆森报告》是二战后驻日美军中校阿尔沃·汤姆森对七三一部队首任部队长石井四郎和次任部队长北野政次进行问讯后形成的总结性报告,报告对细菌炸弹的研制、实验、生产进行了详细介绍,同时绘制了不同型号细菌炸弹的图纸。

  宫文婧说,细菌炸弹共分为石井式陶瓷细菌弹、HA型炸弹、I型炸弹、RO型炸弹、SI型炸弹、U型炸弹、老型UJI型炸弹、GA型炸弹、100UJI型炸弹、母女弹等十种类型。

  “石井式陶瓷细菌弹是老式UJI系列细菌弹的改良型 ,是由石井四郎直接参与研发设计的。它是专为填装带鼠疫菌的跳蚤而设计的。” 杨彦君说,“这也是七三一部队生产最多的细菌炸弹。”

  在研究进攻性细菌武器的同时,七三一部队也进行了防御性细菌武器的研究。关于细菌武器弹药的潜在防御能力问题,石井四郎向美军调查人员提供的防御措施包括,使用铁盔和防弹衣,用涂有柿子汁的高强度玻璃纸包裹全身,穿戴涂有橡胶的薄防护服和防毒面具,使用保护软膏,现场消毒车等。

  1937至1942年

  共生产1700余枚细菌弹

  根据课题组成员的研究,七三一部队于1937年至1942年间共生产了1700余枚细菌炸弹,其中包括用于污染土壤的炸弹,用于播散细菌云雾的炸弹,以及通过创口感染造成伤亡的碎片弹药等。

  杨彦君说:“根据美军的调查,仅石井式陶瓷细菌弹在1940至1942年间,七三一部队就生产了约500枚。这与国内保存的遗址的资料相互印证。”从战后七三一部队本部旧址残留的大量破碎陶瓷弹壳,以及位于哈市王岗镇一带的细菌弹壳制造厂旧址的规模即可断定石井式细菌炸弹的生产规划非常大、数量非常多。

  《阿尔沃·汤姆森报告》中根据石井四郎的供述,炸弹是在哈市南岗和平房区的七三一部队和实验室里,由其机构的工作人员研制并生产的,并没有受到正式军械署人员的协助。他承认,如果得到弹药专家的合作,他们可能会解决细菌炸弹普遍存在的引信故障问题,从而在军需品研发方面取得更大进展。

  在我省安达等多地

  曾设置细菌炸弹野外实验场

  从1937年至1942年5月,七三一部队进行了至少十种细菌炸弹的研究和实验,对于炸弹类型、装载菌液的种类、不同天气下的攻击效果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平房城子沟、牡丹江、扶余、海拉尔、安达等地都曾设有实验场地。

  杨彦君说,1940年以后,为配合日军对外侵略战争,七三一部队加快了研制细菌炸弹的步伐,同时加大了使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的规模。《汤玛斯·英格利斯报告》记载了七三一部队曾将炭疽菌、鼠疫菌、伤寒菌等装入炸弹内在我省安达等地设置的野外实验场进行实验。

  1941年至1942年间七三一部队对石井式陶瓷细菌弹进行了大量实验。炸弹在15米高的静止状态下引爆,让动物在下风向啃食被污染的草地1-2小时,接近70%的马匹和90%的羊死亡。在风速为5米/秒的飞机投掷细菌弹实验中,炸弹在200-300米的高空爆炸,扩散面积为600-800平方米。

  七三一部队研究人员将穿戴头盔和防弹衣的被实验者绑在木桩上,以静止和投弹的方式引爆石井式陶瓷细菌弹,一次实验中使用了15名活人为实验对象,其中6 人被炸弹炸死,4人被炸弹碎片炸伤并感染炭疽细菌,这4个人中有3人死亡。在另一个使用石井式陶瓷细菌弹的实验中,10个人中有4个人经呼吸道感染死亡,这4个人距离炸弹爆破地点最近距离是25米。

  七三一部队专为填装染鼠疫菌的跳蚤而设计了石井式陶瓷细菌弹,实验证明通过染鼠疫菌的跳蚤传播病毒比直接投放鼠疫更有效。染鼠疫菌的跳蚤一旦咬伤人就会导致感染,如果将被实验者关在一个每平方米有20只染鼠疫菌跳蚤的房间内,那么10个人中的6个人会因感染鼠疫死亡。将这些跳蚤与10个实验对象一起放在10平方米的房间,其中8个人会被跳蚤咬伤,8个人中的6个人会因感染鼠疫死亡。

  杨彦君说,七三一部队通过进行多种类型细菌炸弹的研究,并通过野外实验验证其攻击效果和杀伤力,逐步改进炸弹类型,最终确定了以鼠疫菌和炭疽菌为主要菌种,以石井式陶瓷细菌弹、HA型细菌弹为主要类型的细菌炸弹。

  参与人体实验的人 曾发誓永不泄密

  被实验者感染细菌后器官和感染路径被记录在七三一部队的人体实验的报告书中。美军对七三一部队重要成员问讯时,内藤良一说:“我们发誓永不泄露人体实验的秘密。”

  10日,在哈市社科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记者翻看“A报告”,翻开黑色的封皮,全是外文和一些图片。记者惊讶地发现,一些图片居然是“彩色照片”。用笔画出的人体结构图上,不同的区域注有红色标识。

  “A报告”《炭疽菌实验报告》、“G报告”《鼻疽菌实验报告》和“Q报告”《鼠疫菌实验报告》是七三一部队在日本侵华期间进行人体实验的报告书,曾是七三一部队的核心机密。三个报告共计1522页,已被哈市社科院课题组成员装订成黑色封面的册子,每份报告为两本。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只有黑白照片,这些用红色标识的是人体感染鼠疫后器官的感染部位。当时七三一部队配有专门的摄影师和画师,当进行人体解剖时,画师和摄影师都会在现场观看,在图纸上相应位置准确地标识感染部位以及感染路径等。”杨彦君说。

  七三一部队参与人体实验的人曾发誓永不泄密。在已被哈市社科院研究人员整理出来的“美国解密档案·原队员证言(一)”中,有美军对七三一部队重要成员增田知贞、金子顺一、内藤良一的问讯。内藤良一说:“我们发誓永不泄露人体实验的秘密。”增田知贞的一份书面说明中称,“从1938年(实施人体实验计划伊始)起,所有参与人体实验的人都曾发誓永不泄密……参与进攻性细菌武器研究的人以医生身份作为掩护,以此受到国际盟约的保护。” 在二战后美军对日本细菌战的秘密调查中,内藤良一最早向美方披露七三一部队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的历史事实,并提供了细菌战研究资料。

  杨彦君说,石井四郎为逃脱战犯审判向美军供述了七三一部队的组织结构、人体实验、细菌战、细菌武器研究与实验等情报信息,而这些情报信息在60余年后成了解密档案,客观上揭露了此前不为外界所知的关于七三一部队的历史事实,回击了日本否认侵华的历史。(BH) 

 
 
 
 
 

荒唐的盛世谁支撑?当中国经济只剩下了房地产

文章来源:
 
  9月13日,《南方周末》报导“温州炒房团成了弃房团”,称房主们放弃了上万套正付按揭或抵押给银行的住宅及经营性房产,按每套100平米计算,已经超过2012年温州全年新盘供应量。

  由于温州的炒房资金几乎全部来自民间资本,因此它是否会成为泡沫破裂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其他地区还心存侥幸。但无论这一泡沫在短期内是否破裂,盘点中国这一独领风骚的“支柱产业”,以及围绕其发生的种种悲剧、闹剧,只会觉得中国这一“盛世”前面无论如何要加上“荒唐”二字。

  “镀金盛世”谁支撑?

  房地产过度投资导致中国经济结构继续畸形化。以下均来自国内媒体公开引证:2013年上半年,房地产总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8%,2012年同期为13.5%。其中,住宅地产占房地产投资总额的70%。

  唯一比房地产投资更大的是制造业,其在GDP总量中的占比为18.7%,但制造业包含了所有第二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而房地产业仅属于第三产业的一个子行业。与第二产业任何子行业投资占比相比,房地产投资的占比都大得不正常。

  对比日美两国数据,可知中国这个泡沫有多大:在经济泡沫高峰时期,日本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数值从未超过9%;在美国,2008年因“两房”引发金融危机,这一数值也未超过6%。可以看出,房地产“一枝独秀”,在艰难支撑中国的“镀金盛世”。

  半是海水半是火焰

  目前,中国房地产开发出现了“地王”与“鬼城”并存现象。借用多年前中国的一句流行用语,恰如“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能够频频卖出“地王”的几大城市,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们宛如夏天在海边冲浪,黄金梦酣;而“鬼城”所在地的开发商与购买者则在慢慢升腾的火焰中灸烤,痛苦不堪。支持这些项目的地方政府虽然未被烤焦,但置身热浪的滋味也不好受。

  刚刚过去的5月,土地市场“高烧”,房企抢地大战在多城市轮番上演。地王频出,地价跟涨,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也创下新纪录。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2013年5月份典型城市土地成交报告》,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10个大城市土地成交量大增,土地出让金收入合计669.9亿元,同比增392.6%,即上涨4倍。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一二线城市,“地王”频现,住宅供应依然不足。北京上半年卖地收入已超千亿,比去年全年的600多亿还多好几百亿。

  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政府卖地赚得盘满钵满之时,除鄂尔多斯那个着名的鬼城之外,营口、常州等三四线城市出现了大量“鬼城”。全国鬼城知多少?今年7月《时代周报》发表“中国新鬼城”,历数了中国12个着名的鬼城,这当然只是全国几十个鬼城中的着名者。

  谁来买中国的房产?

  本届政府在百般无计的情况下,将房地产业换了个“新城镇化”的包装再度推出,据说计划在未来20年每年打造20个城镇。在三四线城市“鬼城”处处之时,能否为那些即将涌现的千万新房找到买家,成了新城镇化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全世界最高,北京的房价收入比约为25,上海约为20,全国平均水平大都超过8倍。这一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房价收入比,导致80%以上的中国人无力购房。

  那么,中国源源不断新房,究竟由哪些人购买?胡润研究院《2013年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的调查数据显示,仍有64%的中国富豪表示将房地产作为投资首选,这一比例已连续四年超过60%。

  除了这些能够公开身份的投资者之外,中国官员是购置房产的一大主体。早在2009年,上海两千市管干部被要求自觉申报房产。结果令上海市纪委非常尴尬,官员们因为害怕政府引蛇出洞,是“惦量着申报”,但拥有4-6套是常见现象,甚至有主动上报家庭房产十几套的官员。这此官员拥有这么多房产,秘诀是低价购房,除了房地系统官员享有“近水楼台”之便利以外,一个房地产项目的运作,往往还涉及工商、税务、规划、金融、司法及区县政府等多个部门,他们同样都是被打点的主力群体,这些官员依据房地产公司对其可利用价值估算,各获得三到五成的大幅度购房折扣——实际上是变相收取贿赂。

  上海不是政治孤岛,官员囤房现象并非其独有。早在若干年前,住建部就着手建立40个城市个人住房信息系统,但该系统的联网时间一再延后,据说是因为遭遇各地官员的强力抵制。2013年1月一些“房氏家族”成员曝光之后,一些地方政府加紧出台房屋信息查询规范,禁止查询房地产信息。8月中旬,国家财政部官员贾康公开透露,住房信息全国联网阻力不小,还需两年才能完成。

  楼市泡沫

  中国互联网的调查和对冲基金Pivot资本的走访均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中国人都希望房地产泡沫尽快破灭。我不知道这些受访者是否拥有房产,但却知道这种愿望产生之由来。

  中国的房价之高昂,已经将80%以上的中国人排挤在购买群体之外。已经购买的中产家庭不是由父母辈背负“房债”,就是自己成为房奴。当众多平民聚毕生之力难求一房之时,坐拥十几甚至逾百套房产的“房氏家族”不断曝光。在这种两极现实煎熬之下,中国网民竟相传唱“没有房地产就没有新中国”,以此表达对政府征地拆迁掠夺民财、官员与开发商借房地产开发牟取暴利的强烈怨恨。

  投资界与观察者对中国房地产市场高度泡沫化这点并无分歧,分歧只在于这泡沫何时破灭,还想进去搏一把的人,多是认为在政府的全力支撑下,这个泡沫还很坚硬,依靠民间借贷支撑的温州炒房团弃房是底气不足。因此可以说,支撑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支柱主要是购买者对政府的信心。

  但中国人对政府的信心,再强也强不过当年对毛泽东思想这一“精神原子弹”的信心。爱尔兰与荷兰曾是繁荣且充满希望的欧洲国家,但先后经历了由于房地产引发的国家悲剧,房价大幅下跌,购房者资不抵债,陷入破产边缘,整个国家的经济也陷入萧条。中国的实体经济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谁敢保证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不会成为爱尔兰与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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