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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声音/毛的最后岁月/人间天国何时有/毛周令人胆寒的三句话/利比里亚政变
發佈時間: 10/1/2013 12:27:47 AM 被閲覽數: 306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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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声音第二季》20130930 第十三期全程 哈林组冠军战 金润吉苏梦玫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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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照片令人感

到凄怆震惊(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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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个永不服输的人,即使在他最后的日子里,还是坚持做他觉得应该做的工作,包括会见外宾。观其最后岁月的照片,可以看到他进入垂暮之年,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尽显疲惫,面无表情,最后已经不能站立与外宾握手,只能头倚在沙发上与客人寒暄,不禁让人感到震惊和凄怆。孟锦云,1975年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一直到他逝世。孟锦云和毛泽东朝夕相处,度过了489个日夜。她是毛泽东最后一段生命旅程的见证人。郭金荣编著,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的晚年生活》一书,通过孟锦云等人的回忆,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毛泽东生命的最后时刻。



孟锦云与晚年毛泽东


毛最后一次会见外宾照片曝光

他默默地仰望天空

又是一个夕阳残照的黄昏。宽敞的卧室里依然那样沉静。

毛泽东半躺半靠在那宽大的床上,不知一本什么书吸引了他。他已经一个多小时一动不动了。

小孟坐在沙发上,正在翻看当天的报纸,也许是翻动报纸的细微声音惊动了毛泽东,也许是毛泽东感到了疲劳。他在床上转了个身,顺手把书放在一旁。

正在翻看报纸的小孟,大概是护士职业养成的习惯,毛泽东这一不大的动作和声音,使她马上察觉。她顺着声音望过去,此时,毛泽东正在望着她,她刚要站起来,毛泽东却向她做了个手势,把手向下按了两下,意思是让她坐下来。然后毛泽东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问道:“报上都有些什么新闻啊?读一段听听,不过,我可不要听什么大批判的成果,要听新闻”。说来也巧,当时小孟也正在看一段新闻,主席的这个要求,也正中下怀。

“您要听新闻,这儿正好有一段,我正想做个记号,等您不看书的时候,读给您听听呢”。

“噢,一个想读,一个想听,巧合,巧合,你就读读看。”

“新华社长春1976年4月21日电:最近,在我国东北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

“今年3月8日下午,宇宙空间一颗陨石顺地球绕太阳公转的方向,以每秒十几公里的速度坠入地球大气层中。由于这颗陨石与稠密的大气发生剧烈的摩擦,飞至吉林地区上空时,燃烧、发光、成为一个大火球,于8日15时01分59秒在吉林市郊区金珠公社上空发生爆炸。陨石爆炸后,以辐射状向四面散落。”

读着读着,小孟突然发现主席坐了起来,这可是从来没见过的事。

记得有一次,唐闻生送来一份文件清样,读主席接见外宾的名单,因为这个外国代表团是文艺团体,而且有xx夫人参加,所以列上了江青的名字。小孟读完名单之后,只见主席点头同意。后来,秘书问起此事:“主席听到江青的名字,没有提出去掉?”

“没有啊,反正我是念了江青的名字。”

“也许主席没听清吧,他一般不会同意江青去接见外宾的。”

好多次读文件、读报纸,主席都是听听而已。一般他总是静静地听着,很少发表什么不同意见,也很少改变或卧或坐的姿势,所以小孟感到,主席对给他读的东西,多半没有什么大兴趣。



毛泽东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握手

而这一次,主席坐起来听了。小孟感到有些奇怪,忙放下手里的报纸,准备去问主席有什么事,但主席又是用手势制止了她,并说:

“读下去,我在听。”

小孟又接着读起来:

“大量碎小陨石散落在吉林市郊区……最大的三块陨石沿着原来飞行的方向继续向西偏南方向飞去……最后一块陨石在15时2分36秒坠地时,穿破1.7米厚的冻土层,陷入地下6。5米深处,在地面造成一个深3米,直径2米多的大坑,当时震起的土浪高达数十米,土块飞溅到百米以外……最大的三块陨石,每块重量超过了100公斤,最大的一块重量为1770公斤,大大超过了美国收藏的目前世界上最大陨石的重量(1078公斤)。这次陨石雨,无论是数量,重量和散落的范围,都是世界上罕见的……”

小孟读完这段消息之后,又开始读另一段新闻,主席马上说:

“小孟,就读到里吧,不用再往下读了。”毛泽东边说,边穿上了拖鞋,小孟上前搀扶,他慢慢地向前走去。

看来,毛泽东被一种情绪笼罩着,他的脸上现出一种思虑,一种不安,一种激动。

毛泽东在屋里走了几步,让小孟把窗帘打开。这又是很少有过的要求。毛泽东站在窗边,望着那夕阳渐落的天际,望了很久很久,望得那样出神。

小孟见主席转过身来,便问道:

“主席,天上怎么会一下子落下那么多的石头呢?也太巧了,还没伤人。”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回答小孟的提问:

“这种事情,历史上可屡见不鲜噢,史有明载的就不少,野史上的更多了。”

看来,今天主席很有兴致,他又问小孟:

“这方面的记载你见过没有?你们家里人有什么说法?”

小孟摇摇头,她也只能摇摇头,因为她对此确实了解得太少。

“这方面的记载我没有看见过,小时候,听我妈讲过,在我们家乡的一个村边上,一天夜里,突然掉下了一块大石头,有磨盘那么大。后来,这块石头,又被风刮走了。咳,都是瞎说,我才不信呢。”

“噢,你妈妈讲过这样的事,你还不相信。”

“我是不相信,您能相信?”“我相信噢,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变化,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

毛泽东说到这里,稍稍停了一下,然后接着说:

“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

毛泽东说这些话的时候,带着少有的感慨,少有的激动。

毛泽东似乎压抑了自己的激动,转换了个平静的语调:

“不过,要是谁死都掉石头,地球恐怕早就沉得转不动了……”

毛泽东又在屋里走了几步,然后坐在沙发上又问小孟:

“我说的这些,你信不信呢?”

小孟看了主席一眼,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还是不信,那全是迷信,是古人瞎编的。”

小孟说完之后,似乎又觉得没有把握,她也很想听听主席的看法。于是,她又好奇地反问:

“大人物要死的时候,天上会掉下大石头您真信吗?”

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他沉思了一会儿,才说:

“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

像是回答,又像是提问。

陨石雨的这一则消息,后来在民间,在老百姓那里,确实引起了不少传说,不少议论:

“这陨石雨,可是百年不遇,听说落下了三块大石头。这三块大石头,就是说中国必有三个大人物要归天了。”

“可不是嘛,三个领袖,周恩来、朱老总、毛主席,都是1976年逝世。”

“那块最大的陨石,1700多公斤,就是象征着毛主席……”

“那些小的陨石,就是指唐山大地震死的那些人。”

“还真灵验呢。”

“你不能不信,有道理,我看也是这样。”

……

1976年底,陨石雨的消息,还在人们中间这样议论着,解释着。

1976年4月22日,毛泽东听到陨石雨消息的这一天下午,他不止一次地站到窗前,望着渐渐昏暗下来的天空,每次时间都很长很长。

仿佛那神秘昏暗的天空上,有谁书写了只有他才读得懂的文字。



1976年2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他们以茶代酒干杯

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

1976年7月28日凌晨。

毛泽东安安静静地躺在他那张宽大的木制床上。他那均匀的呼吸,那安详的脸庞,那微微张启的双唇,使小孟感到毛泽东今天睡很舒坦,她放心了。

自从7月中旬以来,毛泽东的睡眠总的不好。本来,多少年了,包括那些远逝的战争年代,毛泽东的睡眠就是个大问题。国事、家事、天下事,搅得他常常彻夜难眠,他苦苦地思索,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在屋里来回踱步,就这样,送走了一个个黑夜,迎来了一个个明天。当然,这种情景是指他早已过去了的壮年时期。为了能入睡,曾想了各种办法。睡前散步,看书看报,吃安眠药,由医护人员按摩,这已经是多年来所采用的办法了。

进入80高龄的毛泽东,入睡,更成了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小孟来到毛泽东身边防工作之后,也常常为他的睡眠而发愁,使他能睡好觉,这成了小孟的一个很重要的护理任务。不然,如果他睡不好觉,必然要有一系列连锁反应,脾气烦躁,饮食不好,心肺病,脑系科病加重。自小孟进中南海以来,在她的记忆中,毛泽东每天都要服安眠药。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小张、小孟,再加上毛泽东,三个人每天都服一种药,有时毛泽东看小孟吃药,便说:

“怎么,服安眠药,看来是近朱者赤噢,受了我的传染。”

小孟边吞药,边说:

“那可不是,现在吃安眠药都成了瘾,不吃简直睡不了觉。”

当然,小张小孟服药的目地是为了抓紧时间休息,每次一共四小时的睡觉时间,若不马上入睡,就很难保证一定的睡眠时间了。

毛泽东服安眠药已有多年的历史,甚至对种药已产生了抗药性,有时不得不超剂量地服用。方能生效。为此小孟曾对他说:

“主席,您天天吃安眠药,会不会产生副作用?听说,总服这种药结身体不好呢。”

“孟夫子说得对,可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只能用这种办法噢,任何东西吃了都有正、副作用,只要正作用大,那就可以取之。”

毛泽东很难一气睡上四五个小时,能连续睡上两三个小时也就很不错了。

今天,看到毛泽东睡得好,小孟心里简直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不然,她又要在本上写下“7月28日1点——4点,睡眠不好”的记录了。看见毛泽东睡得那么酣畅,小孟忽然想起了以前秘书曾给毛泽东提的建议:

“主席,您睡觉之后,是不是可以由护士长来看着您睡觉,护士长比我们的经验多,更会护理。”

毛泽东听了秘书的话,摆摆手说:

“不行,我不放心。”

小孟当时听了这话,心里感到奇怪,有什么不放心呢?打针都可以,护理着睡觉不行?

一年多来,小孟倒是发现了毛泽东的一个特点,毛泽东身边用的人,都是他自己认识的人,他熟悉的人,他自己用惯了的人,他就信任,不是他自己认识的人,他一般不同意用,而且他也不喜欢身边有很多人。小孟又想起另一件事:

有一段时间,小孟感到毛泽东总有一种寂寞孤独的情绪笼罩着他,有时卧室里,大厅里总是让人感到一种沉闷,缺少活力,缺少欢声笑语,毛泽东自己看来并不喜欢这样,所以他自己除了读书,批文件之外,常常让小孟、秘书给他讲点笑话,而小孟又不怎么会讲,一个笑话也不能讲多少次啊。这样,她有一次,便也给毛泽东建议,我看您应该多找几个护理人员。省得您一睁眼,不是小张,就是小孟,人多了,热热闹闹的,今天小张给您讲讲这个,明天小王给您讲讲那个,小张,小冯,小李,都来说说笑笑,那多好。省得您这儿老那么静。毛泽东听了小孟的建议,马上回答说:

“静有静的好处,动有动的麻烦,还是那句老话,甘蔗难得两头甜嘛。”

小孟听了毛泽东的话之后,也摸不透他是怎么回事,也就不再提出这样的建议。

今天,小孟又出现了这种思法。她想着想着,便迷迷煳煳地睡着了。

忽然,小孟觉得有人在用力摇她的椅子,她被惊醒了,马上站起来,发生了什么事?耳边传来了玻璃震动的哗哗的响声。她发现卧室里的窗帘正在抖动。她往毛泽东的床上一望,看见他依旧躺在那里,很踏实,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只不过,已经睁开了眼睛,神态像是在想什么。

当小孟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时,护士小李、小俞已经从卧室门口进来了,实际上是急忙跑进来的。只听小俞慌里慌张地说:

“小孟,地震了,大厅里的窗户震得好响。主席怎么样?没事吧?”

按平时的规定,她们不得允许是不能随便进入毛泽东卧室的,但今天是特殊情况。也就顾不得这些了。

也不知是谁的主意,小孟她们几个人,从毛泽东床边的小柜子里拿出一条床单,几个人一人抻一个角,撑在毛泽东床上面,为的是怕天花板上掉下什么东西砸着他。她们一声不响地抻着,几分钟过去了,毛泽东又睁开了眼睛,翻了翻身,他好象忽然发现了自己头上面的那条床单,那条白色的细棉布床单在他头顶上面抻着。他略微转动头,向上面,向左右看看,他有些奇怪了,微微一笑,然后说:

“怎么?抻床单做什么?”

小孟听见毛泽东笑着发问,便马上回答:

“主席,刚才发生了强烈地震,小李他们吓得不得了,赶快跑来,保护您呢。”

毛泽东听了,似乎觉得十分好笑,又很好玩。他不慌不忙地说:

“地震了,越震我倒睡得越香噢,这叫地震不醒安如山嘛。”

小孟说:“我们都紧张坏了,您还有心思开玩笑。”

小俞说:“主席,这次地震可厉害了得很,比邢台那次感觉明显多了。”

“总有一天,会天塌地陷,自然规律么,不用怕。”

“您什么都不怕,我们可害怕死呢,可能还要有余震呢。”

小李也补充了这么一句。

“怕也好,不怕也好,我看你们抻着单子倒没必要。房子塌下来,一条单子能顶住?”

毛泽东做了个落下来的手势,他用手向下挥了两下,几个工作人员才把单子放下来,叠好放在一边。她们也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些莫名其妙。

大约4点59分的样子,张耀祠来到了毛泽东的会客厅。他通知小张小孟: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根据预测,近期很可能还会有余震。主席目前住的房子不太牢固,需要让他马上搬家,搬到新建的202房间去。那所房子安全些。

毛泽东现在现在住的房子,被称为游泳池。游泳池的住所是60年代用毛泽东的游泳池改建的,房子的四面都有宽大的玻璃窗,毛泽东卧室里的窗户位置很高,平时全用白色帷幔挡住。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和一些熟悉毛泽东的中央领导同志,都知道毛泽东的住处叫游泳池。“游泳池”已成了毛泽东住所的代称。这所房子,他已经住了十几年了,据测不甚牢固,所以又给他盖了202新房,早在地震之前就几次劝他搬家,但他始终不肯。

唐山大地震之后,小孟根据张耀祠的意见,对毛泽东说:

“主席,汪东兴、张耀祠都来过了,他们讲了这次大地震的情况.还讲您现在住的这所房子不太结实,可能还要有余震,希望您赶快搬家。”

毛泽东听了这话之后,对搬家的事没有表态,只是紧接着问:

“这次地震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简报?”

小孟听到毛泽东询问有关地震的情况,她便赶紧把刚刚送来没多久的一份简报清样拿来给他读了一遍:

“……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7月28日3时42分发生强烈地震,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7。5级,震中在北纬39。4度,东经118。1度,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毛泽东听了之后,显出一种少有和焦虑,小孟赶紧说:“您不怕,我们还害怕呢,您也不替我们想想?”

小孟故意用这样的话去激毛泽东,没想到这办法还真灵验,毛泽东听了这话,没有摇头,也没有摆手,而是闭上眼睛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

“你们怕,那就搬吧。”

毛泽东终于被说服了。他同意搬家的消息,几分钟后就传到了汪东兴、张耀祠那里。二十多分钟之后,搬家就开始了。所谓搬家,其实,比一般人搬家简单多了。202那所房子,虽然毛泽东一直末搬进去住,但一切都是按随时赤住在管理着,每天打扫卫生,开窗换空气,调节温度,里面的一切设施齐备,只要进来就能住。

1976年7月31日上午,毛泽东搬进了202新房。这是在唐山大地震之后的第三天,但在这里住了不到40天,他就永远离别了尘世。

走向人生的终点

除了极少数的人之外,大多数的人始终认为:毛泽东每天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毛泽东永远是神采奕奕,精神矍铄。毛泽东总是如人们在书报上看到的照片那样,经常伏案执笔,批阅文件,在会议室里开会,在工厂家田头视察……

直到1976年9月9日,人们才在不知所措的茫然中结束了这种想法。

其实人们从报纸上,从荧光屏上,从一切宣传的窗口中里,都看不到毛泽东晚年真实的工作情况。

人们只知道,领袖人物,特别是早已被神话了的毛泽东,在决策着国家的一切,在主宰着人民的命运。毛泽东的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对历史酿成巨大的波浪,他的任何一个意念,都会形成滔滔洪水,一泻千里。

在中国这样一块特定的土地上,在20世纪70年代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具有特别的权力,特别的威望。他在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们的心中,是生命、是希望、是光明、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人们没有完全猜错,毛泽东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依旧在工作着,只不过他的工作方式、工作环境已截然不同了。

有一批国民党的将领要特赦。关于此事的文件,名单在1975年12月份就送到主席这里来了,请主席批阅。主席很快就进行了批阅,主席批阅之后,便把文件放在了柜子里,按常规,要等1976年春节时再正式发下去。

快到1976年元旦了,有一天,主席忽然向秘书提起这个文件的事:“关于特赦的文件发下去了吗?”

“没有,应该是春节前发。”

“为什么要等春节呢?可以在元旦发嘛,既然决定了,我看早发比晚发好,人家可是度日如年噢。”

毛泽东的最后日子里,他总是去做他觉得应该是他做的工作,包括不断地会见外宾,只要秘书工作人员转告他,外宾请求接见,毛泽东从不拒绝,既使身体状况很坏。在他的头脑里似乎总是盛情难却,而没有量力而行。

最后一次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就是一例。布托已经来几天了,一直等待毛泽东会见,但由于主席身体状况不允许,所以一直没有安排。当布托马上要离开中国,又一次提出见毛泽东时,主席的秘书便不得不把这种要求向主席报告,果然,主席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其实,当时主席刚吃了安眠药,正犯心脏病,但主席依旧同意安排。因此,才出现了接见时面部表情麻木,直流口水的样子,也因此泄漏了毛泽东身体有病的绝密,这已是无法隐瞒的事实。

病魔缠身的毛泽东感情依旧细腻丰富,他依旧惦念着亲人,怀念着故交,关心着朋友。女儿来看他,他会久久地深情地拉着她的手,用他不清晰的语音叙别话旧。朋友来看望他,也会引起他的欣喜,引出不少话题。他在最后的日子里,也曾关心过金日成。

也许,毛泽东与金日成有着特殊和友情,有着特殊的情感。毛泽东生日时,曾对金日成送来的大苹果久久凝视,寄托一种异样的情思。当毛泽东听说金日成眼睛患病时,特意派曾给他治过眼睛的唐由之大夫去给他治病,那几天晚上,每次都有金日成治病的电报发来,主席总是认真地看。在朝鲜,在这片并不十分遥远的国土上,牵动着毛泽东的情感。

1976年9月8日晚,就在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几个小时,他还要来了日本三木武夫的电报看了,他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刻,他的心,依旧在想,依旧在思索,他的眼睛,依旧在看,依旧在环视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他不甘心退出,他不愿意退去,他要竭尽全力。

毛泽东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直至他的昏迷——1976年9月8目晚上八时十分。

毛泽东的身体日渐恶化,这是医生们,周围的工作人员早已看到了的事实,而且已是无可挽回的趋势。

十年动乱,林彪的出逃,陈老总、周总理的相继去世,一系列的事件对毛泽东来说,不能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虽然,作为一个领袖,他对一切都很有远见,但他也毕竟具有常人的肌体,他的生理机能也早已开始退化了。1976年5月12日毛泽东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这次会见,使小孟、小张大为紧张。本来,因看到主席精神尚可,才同他讲了李光耀总理要不要全见的事,他当即答应会见,这已是常规了。

那天上午,主席的理发员小周给他理了个发、,又刮了脸。在会见前的一个小时,小孟从主席专用的大衣柜里拿出了那套灰色的毛式服装。

“主席,您今天还穿这套衣服吧?”小孟说。

“就穿这个,不穿这个,穿哪个吗?”主席点头回答着。

小孟帮主席脱了睡衣,换上中山装,穿好后,又前后左右地看看,抻抻拽拽把衣服拉得平平整整。看看毛泽东接见外宾之前的样子,小孟反而感到有些新鲜了:头发整齐,服装笔挺,真显得精神多了。



毛主席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平日的毛泽东,多数是躺在床上,多数是穿着细白布睡衣。头发不理,很有些不修边幅,简直使小孟就感慨不到他是个众个瞩目的一国之君。

“您现在才像个主席了,平时,您哪儿像个主席呀。”小孟象是在开玩笑地说。

“他就是扮成个呢,一扮就像,别人谁也扮不像。”小张刚刚从外边走进来,也打趣地说。

“我去接见外宾,就像演员登台,哪有不化装的?”主席也开着玩笑。

时间到了,小张小孟一边一个,搀扶着毛泽东,走到游泳池会见大厅。他刚刚坐下来一两分钟的时间,李光耀已由华国锋陪同来到大厅,小张小孟把主席扶起来,她俩赶紧退后,隐到屏风后面,为的是不让录像里留下工作人员搀扶的情景。但主席刚刚站起来与李光耀握完手,扑通一下就坐下了。当时小张小孟在屏风后面看得很清楚,不约而同地小声“呀”了一声。会见只有一两分钟、寒暄几句,便匆匆结束。

小孟小张很知道主席的病情,他经常两腿发软,无法站立,这次突然坐下,是实在无法支撑的结果。早知这样,就不让主席安排这次会见了。

但是,这还不是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有一次,主席会见外宾时,为了怕让外界知道他的健康状况,而不得不把鼻饲管和氧气管拔掉。其实,他早已需要靠这种管子来维持他的生命了,但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如此,不可能完全真实,也不可能永久虚假,许多真实中有一点虚假,或许多虚假中有一点真实,这都是客观存在的。

毛泽东自己也同意把管子拔掉,尽管这会很不舒服,会因缺氧而发闷,但他也不愿用带着插管的形象去见外宾,去公之于众。

这次会见外宾时,等外宾进来的前两分钟才把插管拔掉,他的嘴唇立刻有些发紫,小孟问他:

“您感觉闷吧?”

“有点闷,还可以。”

外宾来了。小张和小孟本来是一左一右地搀扶着毛泽东。小张在右边,小孟在左边。外宾一出现,当摄像机对准主席和外宾的时候,按照惯例,小张和小孟赶快撤走,躺进屏风里面,但这次,小张把手右边的手抽走了,当小孟把左边的手也要抽走时,她感觉主席用胳膊夹着她的手,意思是不要抽走,这样,主席用右手和外宾握了手,而左手还是扶着小孟,就因为这样,新闻纪录片里也留下了小孟的形象。

很快,新华社送来了照片和电影片,小孟看到自己也在画面上出现,觉得不合适。她知道自己是个护士,不想过多露面,因而,下次再接见外宾时,她与小张换了个位置,她在右,小张在左。

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又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次会见,毛泽东没有站起来,只是坐着与布托会面。但此时的毛泽东已明显地让人们看出,他面容憔悴,表情麻木,行动不便,更严重的是,他的口水不断从嘴角流出,需一次又一次的取纸擦拭。



毛泽东人生的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右为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封锁极为严密的关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信息,已经不得已而透露出来。

人们从电视中看到了无法再掩盖的真情。

有一个中学老师,看了这个新闻报道的电视和报纸的照片之后,在底下与另一个老师(还是一个比较要好的能说知心话的老师)谈论了几句:

“主席接见外宾时直流口水,好像眼睛都睁不开,看来身体有病。”

“报纸上登出来的照片,也看出身体不太好。”

就是这么几句对话,也在组织动员的交心,向领导揭发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的强大攻势下,交代了出来,这就是天安门事件之后的追查活动中出现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会见布托,是他在生命结束之前的最后一次会见。

1976年7月底发生了唐山地区的大地震之后,毛泽东的身体更加恶化,他虽然也还是每天看书,但常常处于昏迷状态。

毛泽东在最后的日子里,依然是既不愿打针,也不愿意吃药。他依旧相信,靠自己身体的抵抗力能战胜疾病的道理。他依旧坚守着治病也要“自力更生”,因为用药打针,是“外援”。

但越来越虚弱的身体,使他固守的道理已是处于失败,他几乎是水米不进。在医生的多次劝说下,才同意用了鼻饲插管。这种插管很细很细,是从国外进口的。可以从鼻子一直插到胃里去。以此输送营养,维持生命。

“主席,您别老不听医生的意见,人家刘伯承身体不比您好,用了鼻饲管,效果特别好,您老说靠自己的抵抗力,您没有营养,怎么有抵抗力呀。”

有一天,小孟又对主席进行了一番劝说。

主席这次听了之后,睁开他微闭的眼睛,然后轻轻说:“那就试试吧!”

插上鼻饲管之后,他果然在第二天,感到身上有点力气了。他显出高兴的样子。

“小孟呀,你比我懂得多,我得听你的了。”

已经很少说话的主席,今天显得有些精神了。他已经有五六天都不说什么话。

“您就得和医生好好配合,您的病会治好的,您不是听我的,要听医生的。”

1976年6月中的一天,小孟请假外出回家,去看看她已经好久未见面的丈夫,近在咫尺,远在天涯。小孟的丈夫小裴就住在府右街西侧的102号,与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但小孟的工作性质,使小裴常常独守空房,异常寂寞。小孟是晚上5点多钟才到家,二个人情深意切。不知有多少话要说,但又不知从哪方面谈起。

7点15分,突然有人来找,要求小孟马上返回中南海。

小孟回到主席的卧室,才知道,主席犯了病,心肌梗塞,十分危险。只见主席的脸色灰黄,嘴唇呈现青紫,呼吸短促,主席的几个医生都来了,政治局的人也来了,气氛相当紧张,奋力抢救,二十几分钟之后,才脱离险情。

主席和心脏又开始了正常的跳动,每分钟由原来的110次变成了80次。他平静地躺在那里,不一会,又睁开了眼睛。

政治局的几个委员们一直守候在毛泽东身边,看到他睁开了眼睛,委员们一个个上前探望。

张春桥从他前面走过了,姚文元从他前面走过了,王洪文也从他前面走过了,华国锋……吴桂贤、倪志福、许世友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局委员们都是从他面前过去了。毛泽东只是似看非看的望着他们一个个身影。他是那样无动于衷。无情可动,是他未从病态中缓解过来,还是不想去思考这眼前的事情,人们不得而知。

但当叶剑英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抬起了那双显得又沉又重的胳膊,他的手颤颤地抖动了几下,嘴微微地动了一下,细微得让人难以发现。

还是小张看出了毛泽东所表达的意思,她毕竟是太熟悉毛泽东的一切了。毛泽东这些动作表示,他想与叶帅说话。小张的分析是正确的。

小张走到已过去的叶帅身旁说:

“叶帅,我看主席是想和您说话,您去问问看。”

叶帅点点头,又走到了毛泽东的身边。他这次离毛泽东很近很近,叶帅俯下身来,低下头看着毛泽东,毛泽东的眼睛突然显得明亮起来,他那本是黯然无光的眼睛,很久没有这样的光芒了,眼睛是心的窗口,他的心里一定翻动着什么,但他的嘴已是力不从心了。只见他嘴唇在张翕着,但很难听也他的声音。叶帅拉着毛泽东的手,紧紧握住,不停地向他点头。

毛泽东对叶帅讲了些什么?是对他表示了永久的别离之情,还是有什么事情需要交代,还是对永远过去了的岁月的回忆?

毛泽东对叶帅曾有这样的评价:“吕端大事不煳涂。”叶剑英曾在中国革命的许多关键时刻,起到了别人所不能代替的关键作用。

毛泽东自知已不久于人世,他在这个时候,或许会意识到,中国又将面临一个关键时刻。如果真是这样,是否又要叶帅这样一个关键人物来起关键作用呢?

此时,叶帅办能拉住毛泽东的手,但无论如何,也拉不住毛泽东的生命。

毛泽东,从8月底直至他的谢世,多次昏迷,多次抢救,在昏迷与抢救的过程中,他渐渐向着另一个世界走去。

谁也无法真正知道,濒临死亡的前几分钟,几秒钟,他真实感受是什么,除非他死而复生过,那他自己也许会说清楚。

9月8日晚7时,小孟来接班,几天来,政治局的常委及委员们,一直在轮流值班,医务人员一直在身边观察毛泽东的病情,量血压、测脉搏、导尿、听心脏、输氧气,不停地进行着。

这时江青也来了,这时,她的到来,不用经过毛泽东的批准,毛泽东已没有批准与不批准的精力了。她可以作为家属随时来探望。江青来探望,并不在毛泽东的眼前,而是在其身后,因为在这之前,江青出现的时候,毛泽东只要清醒时,总是有反感烦躁之清,为了不引起新的刺激,江青就在背后看看。

7点10分时,毛泽东的呼吸急促起来,小孟过来,低头给主席按摩胸部,主席用很低的声音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医生赶紧把氧气的管子放在他的鼻子处。他用手去拽,肯定是不舒服,过了几分钟呼吸开始平静起来,这时,医生看见主席的鼻孔里有一点嘎巴儿,就把输氧管先拿下来,用棉花签给他弄出来之后,又给他戴上输氧器时,他就一点反应也没有了,又是处于极度的昏迷。抢救,抢救,四个多小时的抢救,但一直是昏迷,他再也没有醒来。

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小孟说的:“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1976年9月9日零时。

毛泽东的卧室去大厅的走廊通道上,那宽宽的通道里,电视荧屏正显示着毛泽东心脏跳动的情况,一道波浪式的曲线在起伏,在抖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所有常委,所有委员们,毛泽东身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静静地注视着荧光屏上的这条曲线。他们没有表情,没有话语,没有判断,没有猜想。

华国锋静静地目视前方,

王洪文眼睛在不停地睁闭。

张春桥一副冷静的神情,

汪东兴眉头微皱。

……

平静、木然、无言、沉默,这也许只是外在的表现。

0时10分,荧屏上的曲线突然变成了一条直线,一条微微抖动着的直线。

委员们,工作人员们,家属们,一切在场的人们立刻打破了沉寂--向前倾身,睁大眼睛,死死地盯住荧屏,小声议论。迟疑着迟疑着,判断着。这条直线,这条由曲线变成的直线,表明什么?几分钟过去了,荧屏上一直是一条直线,一条仍在微微抖动着的直线。

毛泽东先停止了呼吸,继而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条直线表明着。

一个护士从毛泽东的卧室里走出来,走得那样轻,她向外边等候的人们说了一句:“主席去世了”。

她的话也说得那样轻,几乎看不出她嘴的动作,仿佛这声音是从口腔内部发出的。

人们一齐走向卧室。

十几分钟之后,医生们退去了,政治局的委员们退去了,家属也退去了。

汪东兴、张耀祠告诉小孟小张,留下来把主席的遗物整理一下。

委员们,家属们都开会去了。

小孟拿起床头小桌子上的那几份文件。那几份主席最后批阅的文件,放在文件袋里。她又拿起那本依旧打开的“三木”书,轻轻地把它合上了。在这本书上,留下了毛泽东的最后的目光,留下了他最后的思索,留下了他最后的情感。

小孟向毛泽东的遗体望了一眼,她又把目光投到了那本“三木”的书上。她仿佛要在这本书上找到主席留下的目光,留下的思索,留下的印迹。

她悄悄地把主席读过的最后一本书,放在床侧的书柜里。她放得那样轻,那样小心,那样心细,生怕自已的稍重的动作,会抖掉毛泽东在上面留下的痕迹。

小孟把主席最后换下来的内衣服、内裤,叠得平平整整、放在床头的小柜子里。

小孟把主席用过的铅笔拿起来,细细地看着,小周给主席削好的这支铅笔永远不会再被人用了。她真想拿去做个永久的纪念,但她这种念头闪现的同时,一种指责声已在她耳边响起:“你怎么可以这样,不行,不能办这种事情。”

她把铅笔轻轻拿起,又轻轻放下,依旧放在小桌子上。

在主席床头的书桌上,她发现一本厚厚的鲁迅选集,不由得翻了几下,忽然发现里面有一封信,一封没有装在信封闭里的书信。这是李敏写给毛泽东的信。

爸爸:

您好,您近来身体怎样?女儿十分惦念,您让我读的这本鲁迅选集,我已经都读完了,什么时候,我想和您谈谈这些杂文的看法,这本书里您画了不少符号,写了一些评注,我都仔细看了,但有些地方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我想抽空找您问问。



愉快

您的女儿李敏

1975年4月15日

小孟把这封女儿李敏给父亲的信又夹在书里,放回了书柜。她们做了些简单的整理,就不知还要整理什么了。

主席的卧室里,此时是这样的空阔,这样的寒冷,从来未有过的寒冷。一向是23度的恒温已降至了零度,从空调机里送来的快速风吹动着宽大卧室的角角落落。白绸子的垂地窗帘掀起,落下,落下,掀起。主席房间里,从未有过这么大的风。白色帷幔的舞动,增添了这里的空寂。

主席的卧室里,此时是这样的安静。几小时之前的人影晃动,几小时之前的医疗器械之声,几小时之前的细碎的脚步声,几小时之前的人们的低声悄语,几小时之前人们的咳嗽声,喘气声,几小时之前人们的焦虑……此时都消逝了,都随着主席心脏的停止跳动而消逝了。人们都是回去休息了,政治局的委员们都开会去了。

小孟,身裹棉军大衣,却还感到那样的冷,她呆呆地望着静卧在那张宽大木制床上的毛泽东。他是在这张小孟熟悉的床上安息了。他今天静卧的姿势不同以往,他不再是左侧、右侧躺着。他仰卧平躺,显得那么安宁。只是嘴巴略略张开。小孟用手轻轻地托了一下他的下巴,就合上了他的双唇。他那灰黄色的脸上,还挂着一丝安然的微笑,死神奇迹地还给了他那副安详的脸庞。

小孟坐在离主席几米远的沙发上,静静地望着仰面而卧的毛泽东。

毛泽东的身躯用粉红色带梅花的毛巾被盖至胸前。小孟望着望着,仿佛觉得他的胸部依旧在一起一伏,仿佛觉得他的心脏还在跳动,还在粉红色的毛巾被下均匀地跳动。她没有哭。她只是默默地、茫然地望这熟悉的身躯。

是什么疾病夺走了毛泽东的生命?是心脏病?是肺气肿?是综合症?尽管他那么相信他会死,但他又曾那么留恋着这不寻常的人生。

尽管毛泽东的人生历程震撼了空间,吞噬了时间,尽管他具有军事天才和政治才华,尽管死后他的名字还闪着光彩,但当他逝去的时候,也是那么安静。既没有出现狂风四起,暴雨滂沱,也没有出现山呼海啸,地动山摇。

一个伟人,一颗曾闪光夺目的巨星,当他逝去的时候,也是那么安静。

此时,小孟的视线变得那么模煳,她的神智变得那么飘摇,她忘了空间,也忘了时间,忘记了失落的自己。

毛泽东离去了,她不知她将来会怎样,她没有太大的悲痛,更没有心碎神伤,她只感到一片茫然。

9月11日的夜里,毛泽东的遗体就要运出中南海了,毛泽东就要永远离开这个他生活了20多年的地方。

毛泽东的卧室里,灯火十分明亮。壁灯、吊灯都打开了,照得人几乎睁不开眼睛。这里聚集的人从来没有这么多过。生前,他的卧室里没有特殊准许从来不让别人进来,只有小张和小孟经常出入。此时,各方面的人士都来了。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

12点钟,毛泽东卧室外面开来了一辆大型的灵车,用黑绸子制成的黑花缀在车前,花的两边垂下黑纱,车后部,整个是打开的。毛远新跟几个人说了什么,这些中南海干部处的同志们,便上前把主席的遗体抬起来,放在一辆平板小车上,由一个人推着小车,把遗体送出了卧室,送上了那辆大型灵车。

灵车从中南海西门缓缓开出,十几辆小车护送着。

灵车队,在中秋的深夜里,在府右街的路上,缓缓前行,向着人民大会堂流动。府右街、长安街,今夜是这样的干净,这样的宁静,两旁的树木,沐浴在清冷的银色月光下,一动不动,街道两旁今夜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荷枪实弹的战士们,显得格外严肃。

微微的秋风吹动着灵车的黑纱黑花。黑纱黑花在秋风里飘动,没有哀乐,没有哭声,只有沉寂,只有凝重,灵车已在长安街上,从西向东缓缓流动。

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今夜的路怎么显得这般遥远,这般漫长。灵车队终于到了大会堂正门。

大会堂正面的大厅里,此时已是灯火通明,毛泽东的遗体被抬着放在了大厅中央,早已摆放好了的平台。一面党旗覆盖了伟人的身躯。接着,又盖上了水晶玻璃棺罩,在水晶棺的四周摆放了鲜花翠柏。

人民大会堂里已经没有小孟的事情,她又被汽车送回了中南海。这时,东方破晓,曙光升起,小孟又回到了毛泽东的卧室。她和小张两个人不知该做些什么,整理什么?她们依旧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坐在那张她们曾多次坐过的,那张离主席床只有两米远的沙发上。

毛泽东那张宽大的木制床此时显得那么平整、光滑、洁净,一条白色的单子把它平平地覆盖住。这张床的主人,曾是那么亲密的主人,永远不会在上面就寝了,永远不会在上面看书,与人谈话了。

小孟,毛泽东的半个小同乡,毛泽东身边的最后一名护士,当毛泽东离开中南海之后,她却还留在中南海里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光。

她不用轮流值班了,她也不用再去服用速可眠。

一个多月里,她每天都是在毛泽东的卧室书房里,整理,整理。

生活用品,文件,书籍,既要封存,又要尽量地留下最后的印迹。毛泽东生活的印迹。毛泽东生活的印迹,要保留着他留下的一点一滴的痕迹,这些书,这些文件,这条毛巾,这床被单,这件灰色中山装,这条肥大的西服裤,这个喝水的杯子……都有一段历史。

中南海,将永远留在小孟的生活里,永远留在她生命的旅途中,永远留在她的记忆里……
 
 
 
 
 

利比里亚政变:总统被处宫刑 死后曝尸示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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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当多伊瘫在地上要求喝水时,反政府军士兵用刺刀从他身上割肉取血,强行灌给他喝。随后,约翰逊下令砍掉多伊的10个手指,割掉他的生殖器。多伊死后,其尸体被扔在军营示众。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3年9月26日第15版,作者:李同成,原题:《第二次政变总统被处宫刑》

利比里亚昔日军官奎翁巴率军发动政变,遭总统多伊镇压,奎翁巴尸体遭肢解并被分而食之。此事发生后,多伊更是威风,不过,多伊没料到的是:几年后,他也下场惨烈,备受凌辱折磨,还被处以宫刑。

A大街上两名士兵枪口对准我

1985年11月奎翁巴发动政变时,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道断人绝、电话不通,对利局势只能靠收听电台了解情况。11月15日,多伊下令:全城实行宵禁;18时以后,不论本国公民还是使团人员均不得外出,否则以叛变分子论处,就地枪决。这条禁令简单粗暴,引起各国使团极大反感。

这天下午,我有事必须出去一趟,我乘坐的是大使馆特殊牌照的车,又是白天行动,想着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未料,归途中突然有两个士兵持枪来到车前,我急忙让司机停车,那两个士兵气势汹汹,枪口对着我:“下车。”我急忙说:“我是中国大使馆的。”两个士兵根本不听我说话,大声吼道:“这段路不准乘车,下来,走过去。”我下车跟车走了约20米才上车。当时,我吓坏了,心想幸亏那两个士兵扣扳机的手指未动,不然我就要魂断异国了。

B总统将政变视成入侵遭抗议

11月16日下午1时,利比里亚外交部通过电台通知各国使馆:多伊总统今天下午2时,在总统府接见各国使节。

我和其他国家的使节进入总统府不久,多伊出来了,脸上露出笑容。他说:“今天请各国使节到总统府来,主要向大家说明,最近在我们国家发生的事情,不是政变,是一次外来势力的入侵。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奎翁巴是在塞拉利昂招募雇佣军,潜入我国的,这是塞拉利昂对我国的一次入侵!”接着,他又说:“还有别的国家,那就是古巴,雇佣军中就有古巴的军队。”他拿起几支卡宾枪向空中一晃说:“你们看,这就是古巴造的枪。”

多伊对塞拉利昂和古巴的指责是不慎重的,证据并不充分。当晚,塞拉利昂发表声明强烈抗议多伊的讲话,两国关系顿时处于紧张状态。古巴大使也紧急约见外交部长伊斯特曼,要求利方澄清在这次政变中有古巴军队和武器有何根据,但伊斯特曼拒不见面。

C因钱要与台湾重新建交

此后,多伊更加威风,他一出动全城都会知道——前有警车开路,后有护卫队。人们对他这种做法,无不侧目唾骂。更为严重的是,在多伊领导下,利比里亚官员贪污腐败事件频发,但多伊不管这么多,国库花光了,就向外伸手。在此情况下,多伊傍上了台湾。

利比里亚1977年2月与台湾断交,同我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利建交后,我国帮助利比里亚建了一座体育馆,1985年竣工。当时举行交接仪式时,利比里亚各界人士从全国各地前来参加,大赞中国的友好情谊,因为这是利比里亚第一座宏伟壮观的体育馆。

体育馆落成不久,台湾当局向利比里亚推行“银弹外交”,多伊贪婪于金钱,私下交易,要同台湾恢复所谓外交关系。对此,利比里亚人极为不满,大骂多伊:“让多伊带着台湾的臭钱去死吧。”1989年10月10日,我国外交部宣布即日起中止同利的外交关系。

D残暴总统被反政府军处以宫刑



推翻多伊的暗流在涌动。这一天终于来了:1989年底,流亡国外的利比里亚前商业部副部长泰勒率领一支反政府军,从西非国家科特迪瓦攻入利比里亚,人们揭竿而起。

1990年6月29日,泰勒兵分两路攻打首都蒙罗维亚,泰勒手下猛将约翰逊领导不足千人的反政府军,率先攻入。9月9日,经过激战,约翰逊的部队抓住了两腿中弹的多伊。当多伊瘫在地上要求喝水时,反政府军士兵用刺刀从他身上割肉取血,强行灌给他喝。随后,约翰逊下令砍掉多伊的10个手指,割掉他的生殖器。多伊死后,其尸体被扔在军营示众。

不过,多伊被杀后,利比里亚局势并没缓和。在对付多伊的政府军时,泰勒因约翰逊擅自处置他手下12名士兵而与其闹翻,这场推翻多伊政权的内战逐渐变成反政府军内部的权力之争。多伊死后,利比里亚陷入多年内战。
 
 
 

人间天国何时有——看大片《天国王朝》

(Kingdom of Heaven)

(2013-09-30 15:53:50)






人间天国何时有
——看大片《天国王朝》(Kingdom of Heaven

 

这是一部可以令人目不暇接的超级大片,189分钟的片长绘声绘色地浓缩了260页电影文学剧本里的全部精华。宏大的史实,壮观的场景,动人的音乐,精湛的演绎,令这部影片足斤足两,极具精彩与可看性。尽管充满了杀戮与血腥,但是它却兼备了一部史诗性电影的全部要件,比如帅哥,美女,战争,鲜血,大到排山倒海般的场面,小到花瓣雨这样的浪漫,一切该有的元素一样都不少。再加上扎实的剧情,翔实的细节,感人的精神,正义的力量,等等,浑然天成地再现了中世纪的欧洲与圣城耶路撒冷之间的关联,以及最终围绕着那座城而发生的故事。因此,十字军,骑士,贵族,主教,连同阿拉伯人,基督徒,回教徒,犹太人,还有王与平民等,都在故事中你来我往,上演了一台动人心魄的大戏,他们不仅成为故事的载体,也是故事的主体。他们引起的各样矛盾与冲突,及至后来发生的战争,影片均给予了深刻地展现与诠释。因此可以说,这部大制作,不仅充分地刺激了观众的每一根视觉神经,也全面调动了他们的理性思考能力,不能不让人们在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历史时刻面前,沉思感叹,不胜唏嘘。

 

影片的时间定位是公元1184年,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法国和耶路撒冷王国。故事是由一个骑士回法国寻子而引起的。这个骑士是十字军的一个主要将领,耶路撒冷王鲍德温四世的重臣与老师,哥弗尔·伊贝兰男爵。他的儿子是一个名叫巴利安的铁匠,当时正遭受丧子丧妻之痛。不过别看他只是一个乡野之人,又年纪轻轻,他可是个胸怀大志者,他的志向就刻在他铁匠铺的横梁上:大丈夫当造福苍生。而且他也参加过战争,当过骑兵,不过那些战事不外是今天一个男爵攻打另一个男爵,明天又是另一个男爵征讨第三个男爵。他自己都觉得没有趣,于是他回到家乡继续当他的铁匠。然而,令人钦佩的是,他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机械师,制造过投石机这样的武器,在那个年代这可是巨大而具有杀伤力的重型武器。他的这项技能,成为他日后建功立业的一个重要资本。

 

影片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片中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是史上有记载的真实人物,编导们所作的是精心编织了一个血肉丰满的的剧情,再巧妙地嫁接到他们的身上,借此把他们一个个地串联了起来,从而显现了在那个特定的背景下,各色人等在人生理念与宗教信仰之间的严重对立与仇恨。而这所有的剧情都是围绕着一个英雄是怎样被造就的这条主线完成的。这个英雄就是巴利安,他跟随父亲去了耶路撒冷,不是为了生活有所保障,而是为了去赎罪,去得到上帝的赦免,这有别于有些人去那里是为了发财的目的。这也说明从一开始巴利安就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在信仰上有自己的坚持与认真。同时他也得到了他的父亲,他父亲的朋友和部下,还有耶路撒冷王等所有好心人的精心教导与培养。他们把理念传授给他,教他如何行事,如何做人,如何善待异教徒,等等。他的父亲还手把手地教他格斗的本领,使他有能力保护自身,从而能够杀敌制胜。这些培训使他日臻完善,加之历练的增多,他也越加成熟。最终成为一个力挽狂澜于危难之中的英雄,避免了一场杀戮,保住了耶路撒冷城内十万民众的生命。

 

巴利安得到的是一种怎样的教导?或者说编导所宣扬的是一种怎样的观点与理念?这是影片的最重要之处,也是剧情得以铺展并形成亮点与感染力的关键所在,而要明了这个关键之点,又跟当时耶路撒冷的形势是分不开的。以狂妄自大的雷诺伯爵为代表的十字军中极端分子拥兵自重,根本不把耶路撒冷王鲍德温四世放在眼里,他伙同同伙处心积虑地要挑起事端,目的就是要惹恼阿拉伯人的王萨拉丁,以便能与驻扎在大马士革的穆斯林大军决以死战。因而鲍德温四世与萨拉丁之间相互以诚信维持的和平局面是相当脆弱的,随时都有被破坏掉的可能。正是在这种危机四伏之时,巴利安来到了耶路撒冷,也正是借着巴利安所得到的教育与期望,影片的主题便一步步地得到确立与显明。

 

在怎样面对敌人与上帝时,巴利安的父亲,哥弗尔·伊贝兰男爵是这样告诉他的儿子的:“强敌当前,不畏不惧。果敢忠义,无愧上帝。耿直正言,宁死不屈。锄奸扶弱,不悖天理。”巴利安不仅牢记了父亲的教诲,他也薪火相传,后来在兵临城下之时,正是用了这32个字的父训,动员与激励了参与坚守耶路撒冷城的平民百姓。在哥弗尔咽气前的最后一刻,他又语重心长地告诉儿子:“在天之涯,海之角,你凭的不是祖传名位,而是自身本领。”借以明白无误地告诫自己的儿子不可以坐享其成,要自己去努力,去赢取那份属于自己的荣耀与地位。同时又叮咛儿子:“无论你是尊还是卑,既是我的家人,就要侍奉耶路撒冷王。王不在,要保卫他的百姓。”儿子问:“我可以为王做什么?”父回答:“造福苍生,建设仁义社稷,人间天国。”尔后,又特别强调“基督徒与回教徒和平共存,萨拉丁与王上互不侵犯。”父亲的殷殷嘱托,成了巴利安的立世之本,也成就了他迈向英雄之路的第一步。

 

之后,巴利安见到了耶路撒冷王鲍德温四世,这位戴着面具,身患麻风病的王从智者的角度,谆谆教诲他良师的儿子巴利安,告诉这个后来者要不畏君,不畏父,要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与意志,什么时候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为此不可以投机取巧,不可以推过揽功,不可以做出任何违背良心的事情。接着王又殷切希望他继承父亲的遗志,“守护好朝圣者之路,尤其要保护犹太人和回教徒。”因为王坚定地认为耶路撒冷必须“欢迎所有的宗教信仰,这样做并非是合宜且是正确的。”这位鲍德温四世国王应该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了,在基督教与回教之间的世代恩仇中,他能够跳出世俗的立场,从人道主义的精神出发,化干戈为玉帛,成为和平的缔造者,其高贵的品格实在令人景仰。这样的政治家不独是那个世代少有,就是在当今的世界也是少之又少,尤其是在纷乱的中东更是难见具有这样雄才大略的伟人。

 

影片中的这些情节都非常地细腻具体,又非常得丰富生动,并且多到不胜枚举。父爱与王者之爱都被刻画得感人至深,那些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话语,可以令人长久地回想,可以品味出其中的甘美。这些都是和平渴望者的理想与信念,他们一生为此奋斗,临了还要把这个事业传承给他们信得过的人,让和平得以世代永存。本来巴利安本质就很好,现在又当面聆听了父亲与耶路撒冷王这么多宝贵的教导,所以让他很快拥有了可以为之遵循的理念与原则,这些既坚定了他的意志,又鼓舞着他在关键之时能够勇敢地冲上前去,成为担当大任的中流砥柱,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完成他的使命。巴利安秉承了父亲的意志与风骨,没有让他失望,也没有让耶路撒冷王失望。他坚定地恪守了鲍德温四世所坚持不渝的和平国策,在最后的关头,巴利安站在耶路撒冷城头向众人主要是犹太人做战斗动员时,他说出的那一番话可谓是豪气干云,掷地有声。

 

巴利安首先回顾历史,他说:“本城上一次的争夺战是我们上一代人的恩怨,现在杀过来的回教大军当时还未出世。我们是被逼作战,因为我们没有夺城,当年受失城之辱的敌人也早已作古。”接着,他自问自答,道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耶路撒冷是什么?你们的圣城坐落于被罗马人拆出的犹太圣殿上。回教的圣城又坐落于你们的圣地上。何者更神圣?西墙,金顶寺,银顶寺,还是圣墓?谁有权?谁都无权,谁都有权!所以,今天我们守城不是为了保护石头,而是为了保护城里百姓,我们作战的目的是保护百姓的生命和自由。”巴利安的这番话超越了宗教的樊篱,完全是从人性应该相互关爱的角度,检视与定义了宗教战争的本质,反过来也是最好地领会了上帝的旨意,符合上帝的心愿。所以,上帝与他同在,让他兑现了诺言,保证了城中百姓的生命安全。在巴利安的有效组织与指挥下,经过拼死的抗击,攻城的回教大军受到了重创。最后萨拉丁建议谈判,只要交出耶路撒冷城,萨拉丁愿意放城里人一条生路,让他们出走去到基督徒的国土。此提议正中巴利安下怀。谈判获得成功,双方都得到了各自想要的。可是就在将近100年前,上一次的攻城之战中,当基督徒攻下这座城时,却是杀光了城里面的所有人。这次悲剧没有重演,因为这次阿拉伯人的王是萨拉丁,城里人的领袖是巴利安。两个杰出的人物避免了一场势在必行的大屠杀。

 

这部影片的可贵之处还在于,通过巴利安的视角,揭露了中世纪基督教的野蛮与种种令人发指的弊端。例如人自杀了,为了证明并保证此人没有权力进天堂,死者的头颅还要被从尸首上砍下来,成为无头孤魂,巴利安的妻子死后就遭受了这样残酷的惩罚。而且以神的仆人自诩的神职人员,其自私,虚伪的本性,也每每表现得无以复加,令人啧啧称奇。巴利安的兄弟是当地的神父,他一心用教规来罗织罪名,陷害巴利安,以达到他私吞巴利安家财的目的。巴利安家乡的主教就直言不讳地说过:“法规过于严苛了,法规太严苛我便问自己,耶稣会这样残忍吗?基督教内的很多事情,耶稣是无法接受的。”当巴利安到达了耶路撒冷,巴利安父亲的朋友与部下都在不同时机,告诉他基督徒与圣城耶路撒冷的另一面。例如他们告诉他:“这里不是天堂,而是充满丑恶的俗事。”耶路撒冷禁军统领泰比利亚斯更是这样与巴利安以诚相见,他说:“我为耶路撒冷献出一生,献出一切。当初是以为我们是为神而战,实际上我们是为财、为地而战,我觉得羞愧。”这种最终的醒悟与感慨是发人深省的,也是相当有震撼力的。

 

其实,巴利安本人就亲身领受过神职人员的骇人听闻之举,当萨拉丁的大军压境,耶路撒冷城危在旦夕之时,耶路撒冷国的主教吓得面如土色,迫不及待地跟巴利安说:“我们必须得走”,“怎么走?”巴利安反问道。主教回答:“从小门骑最快的马走。”巴利安质问:“那百姓呢!”,“算他们倒霉,是神的旨意。”主教的回答令人震惊。这个所谓的神职人员,他的信仰随时可以被出卖,而且根本就无视百姓的利益与生命,并且还要嫁祸于上帝,美其名曰是神的旨意。这已经够了荒唐的了,可是更荒唐的还在后面,耶路撒冷城的浴血保卫战打响后,双方的死伤都很严重,在这个节骨眼上,萨拉丁主动提出来谈判。就在巴利安要前去谈判时,又是这位主教主动向巴利安献上一计,他说我们先“假意改信伊斯兰教,将来再悔改。”巴利安回敬道:“你让我懂得了很多宗教道理,主教大人。”影片中像这样的细节非常之多,编导通过这些桥段,揭露与鞭打了当时基督教社会中存在的丑陋与黑暗。这些情节在今天也是似曾相识,因为圣经里说“在阳光下没有新鲜的事情。”

 

虽然这是一部战争片,但是也不是自始至终都是战马嘶鸣,尘土飞扬,险象环生。里面也有许多温馨的时光,美丽的景色。比如当耶路撒冷王鲍德温四世的妹妹茜贝拉郡主,身披红色斗篷,骑着白色的骏马疾驰而至,在巴利安的面前出现的那一刻,影片顿时就有了一抹柔和的色彩。而且,他们之间的交往真诚又含蓄,不仅有俊男靓女间所具有的千种柔情,也有英雄与美人间的理解与信任。鲍德温四世临终前,有意要巴利安娶了茜贝拉,这样皇权就不会旁落,鲍德温四世的和平国策就可以得到延续,耶路撒冷王国也就会远离危险。但是谁都没有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的好事却被巴利安一口拒绝了。

 

他的理由很简单,他不想因为他的上位而引发流血冲突,他说:“人不可不问一己良知。”主和派因为他的不从命而口出微言,“耶路撒冷不需要一个清高的骑士”时,他回敬道:“不是,这是一个有道德的国度,要不就什么也不是。”当耶路撒冷城被交给萨拉丁之后,茜贝拉告诉巴利安我还是埃德萨,阿斯康伦和黎波里三国的女王。巴利安说:“你什么时候离开你的王位,我就什么时候去找你。”最后他们双双出现在巴利安的法国老家。这时的英王理查也出现在巴利安的面前,为了夺回圣城耶路撒冷,他组织了又一次的十字军东征,并亲自率军前往。此时是他特意绕道而来,专门拜访并邀请耶路撒冷城的捍卫者出山,但是被巴利安回绝了。巴利安早就说过,“那城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的生命与自由。”并且还说过,“神要是不答应这个理念,那他就不是上帝,我们也就不用担心了。”所以,理查王的东征并不被神喜悦,因此他耗时三年,收复耶路撒冷未果,只好与萨拉丁签订合约,无功而返。

 

该部影片人物众多,但是不能不提及的一位就是阿拉伯的王,回教大军的统帅萨拉丁。这是一个有着巨大个性魅力的人物,是阿拉伯世界的英雄。他很有人情味,很善于为对手考虑,并不是一个执意要把对手置于死地而后快的那种心胸狭窄之人。这个人物在历史上的评价也很高,电影里的这个角色也是相当的出彩。他威严,有霸气,但又很理性,进退有度,取舍有据,给人的印象极好。当今的阿拉伯世界要是还有这样的伟人,那世界就太平了。在影片里,当巴利安与萨拉丁在耶路撒冷城外的旷野上谈判完毕后,分别时,巴利安临时起意,突然向萨拉丁发问,他问道:“耶路撒冷对你们就那么重要吗?它有何价值?”萨拉丁脱口而出:“毫无价值(Nothing!)。”可是转过身后,紧接着又补充一句:“它包罗一切,有无尽价值(Everything!)。”这个最后的回答,真是让人五味杂陈,其复杂之程度难以一言以蔽之。将近一千年过去了,那个地方还是战云密布,没有一天的安宁。对于一座城而言,耶路撒冷的确什么也不是,就是一座由石头堆砌起来的建筑。可是对于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来说,它又是一切,代表一切。当今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都宣布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首都。他们的世斗已经历尽了岁月沧桑,还要持续多少个世纪交替呢?

 

这部影片是2005年公映的,据说票房很惨,只收回成本的三分之一。有人说是电影公司的老板为了缩短影片的放映时间,而执意剪掉了许多情节的结果。其实应该是距离911事件太近的缘故,那时的氛围并不利于影片中的故事能够被许多人所接受。从心理上讲,穆斯领袖萨拉丁在银幕上以正面形象出现这件事,是很难被一些人接受的。同时,影片中许多对教会的揭露与挞伐,相信也会令很多相关团体不满,并引起他们的抵触。但是不管怎样,编导和制作方还是很有勇气的,可以看出来,这部影片不是一个孤立的艺术创作,而是对911事件的一次深度思考。编导旨在以史为鉴,让观众对于911事件能够有一个深层地反思与认知。不管编导的意愿是否可行,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达到了,因为影片不仅很有新意,又的确拍得很好。尤其是巴利安所说的那句话,“我们保卫的不是这座城里的石头,而是城里的人,是他们的生命与自由。”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说,是振聋发聩的。当把人的生命与自由看得比那些圣物还重要的时候,无休无止的战争与仇杀就会销声匿迹了。

 

存在决定意识,文化艺术来自于社会文明的物质基础,反过来又影响社会的文明进程。影片《天国王朝》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念,那就是人类必须和平共存,各种宗教所代表的不同信仰与理念,不应该是相互仇视的理由,否则世界没有宁日。好在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欧洲中世纪的蒙昧也早已远去了。人类的遗传基因里有自动承传良善,主动排斥凶恶的功能。今天的社会也已经大不一样了,今天的人类也比他们的前人拥有了更多的资源与能力,有了更多的智慧与选择,而且深知和平的代价应该是更多的理解,宽容与妥协。不过,抚今追昔,不禁要心生疑惑,影片中由巴利安的父亲之口所提出来的那个人人平等,没有阴谋,没有仇恨,当然更不会有战争和杀戮的人间天国,真的不只是一种说教,一种奢望,一种海市蜃楼吗?如果不是,那么这个国度何时才能到来,成为触手可及的真实?事实上从911以后,恐怖仇杀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及至近日发生在内罗毕一个购物中心的大屠杀,便是一个新的佐证。因此,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人间天国的最终实现,要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遥不可期了。这是编导的悲观,也是世人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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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出一身冷汗 毛泽东、周恩来令人

胆寒的三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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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周恩来作为中共党史中最具代表的政治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关心中共党史的人们最关注的话题。虽然官方隐藏了许多机密文献,但我们通过其他中共高层人物撰写的回忆录中也能探究一二。文革史作家陈昭在诵读过林彪“四大金刚”之一,邱会作的回忆录后,撰写文章《打开中共党史迷宫的三把钥匙》中指出,《邱会作回忆录》中透露了毛泽东、周恩来曾说过的三句话,这恰是后人洞悉文革史、中共党史迷雾背后真相的重要依据。

笔者诵读《邱会作回忆录》,有三句话跳入眼帘,无论如何挥之不去,令笔者冷汗阵阵,毛骨悚然:

第一句话——毛泽东在得知林彪摔死后说:感谢林彪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

第二句话——周恩来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

第三句话——毛泽东说:邓(小平)作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

笔者读到这每一句话,无不惊出一身冷汗。笔者认为,这三句话极为重要。打开文革史、中共党史的迷宫需要一大串各种各样的钥匙,而这三句话应当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三把。

一、第一句话——毛泽东说:感谢林彪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

林彪之死,惊天动地,震动全球。人们从来不知道毛泽东听到林彪死亡的消息以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坊间有一些传说,如说毛很悲戚,说毛摔东西,说毛抄诗寄哀思……现在,邱会作将军告诉了我们:毛泽东的态度是两个字:高兴,而且非常高兴。这样的态度完全超乎人们的想象,不能不让人毛骨悚然。

邱会作说:“从(9月)15日晚起就变了,当得到我驻外蒙使馆关于林彪等人全部在温都尔汗摔死的报告,毛主席要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786)汪东兴向大家说:“主席知道林彪死了,很高兴!还与我们碰了杯。并且说了‘感谢林彪帮了一个大忙。’”(《邱会作回忆录》,页798)汪东兴说,毛和工作人员举行了庆祝会,很高兴地喝了酒,“为林彪的死干杯!”(参见《邱会作回忆录》,页788;《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页627)毛不仅自己高兴,还把自己的高兴传达给政治局的委员们,他要让大家都知道他高兴,让大家和他一起高兴。这就是毛泽东对林彪死亡的第一反应。

和毛泽东同样高兴的是“四人帮”及其一伙,还有汪东兴,他们“手舞足蹈、兴高采烈”。有一天政治局开会后,张春桥特地买了瓶茅台酒与政治局成员碰杯,表示热烈庆贺。这种“高兴”,是远离人性的,但是,却符合“毛性”,是典型的“毛性”。面对林彪死亡,高兴的是极少数。

“叶剑英看到他们(指”四人帮“)的这种表演说:‘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姚文元红着脸叫:‘难道这不是好事吗?’叶帅严肃地提高嗓音说:‘是好事,也是丑事。共产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叛国逃跑,在国内、国外将产生什么影响?’这几句落地有声的话,驳得他们哑口无言,低头不语。”(《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页511)

“叶剑英管军队的第二天就召开军队高级干部会议。毫无思想准备的元帅们突然听到林彪叛党叛国自我爆炸摔死了,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整个会场顿时陷入死一般沉寂之中。”(《周恩来得知林彪摔死后真实反应》,红军之鹰吧)

黄永胜则扯肝裂肺地吼叫:“他妈的!跑什么跑?!”(《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页563)

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普通民众的反应基本相同,仅举一例: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金大陆至今还记得,他在一个冷风嗖嗖的夜晚,在复旦大学的门口听到了林彪案发的消息,“像天崩塌了一片,我浑身哆嗦着走回家。”(《中国新闻周刊》,2011-08-19)还有无数的民众在想:天啊!毛主席的脸该往哪儿搁啊!还有一些典型表现,如彭德怀,非常值得回味,本文不赘。

同情与悲悯是人类的基本情感,也是人道与人性的具体表现。对以上的这些态度简单地加以分析,很容易发现,凡是与毛泽东靠得近的,是高兴,干杯。显然,这离开正常的人性实在太远了。与毛泽东离得远的,态度则大不相同,或大惊,或大骂,或彷徨,或不知所措,这是人之常情。应当说,毛泽东的这种表现是极其不正常的,需要我们认真解读,反复思考。

面对如此冷酷的现实,人们有理由提出一个问题:毛究竟为什么这么高兴?按照常人的感情,常人的道理,作为毛泽东,胜过自己亲兄弟的“亲密战友”死了,自己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死了,自己亲手缔造的党和军队的第二号人物死了,而且死得那样突然,那样惨,一家人几乎死光,作为掌门人,作为“一家之主”,能高兴得起来吗?

众所周知,毛泽东一生最大的敌手应当是蒋介石。当毛泽东得知蒋介石死亡的消息时是什么表现呢?——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寓所去世。毛泽东的警卫人员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高兴,起床后,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毛。出乎大家的意料,毛听后并没有高兴,相反一脸的凝重。他对身边的人说:“知道了。” 

一个是异常高兴,一个是一脸凝重,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

毛泽东就是与众不同,他不但高兴,而且高兴得不得了。一个七十八岁的老翁,为什么会如此反常的兴奋?笔者试着揣测毛泽东高兴的原因有四:

其一,林彪死了,确确实实死了;其二,林彪一家的主要成员一起死了;其三,林彪死在了中国领土以外的地方;其四,自己精心设计的圈套完满地实现了。

首先看一:文革是毛泽东的终生大业,可是林彪在文革中一直与毛唱反调,表面上跟着毛画圈圈,骨子里极力反对。特别是林彪纠合军委办事组和军队的将帅们,把军队看得紧紧的。毛泽东认为,军队的“三支两军”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都支错了,和毛泽东、江青全力支持的造反派唱对台戏,林彪还居然敢公开向江青叫板。最让毛胆战心惊的是在庐山上,瘦弱的林彪振臂一呼,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几乎全部带到了反对毛、反对文革的路上去。这岂不是要了毛的老命?这样的人,必须尽快除掉,多活一天、一小时、一分钟都会使毛坐卧不安,使毛贯彻文革路线,和安排继承人的计划根本无法进行。林彪实在是毛的心腹大患。

再说,文革中,毛有时以势压人,混不讲理;有时谎话连篇,瞒天过海;有时栽赃陷害,恶意中伤;有时发狠发飙,不计后果;有时兴之所至,信口雌黄……搞得天怒人怨,毛和江青根本无法向民众和历史交代。现在正好有了林彪这个替罪羊,毛可以把文革中的一切错事、坏事,一切卑劣手段,把群众的一切怨恨,统统让林彪承担,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他永远不会说话了,省却了多少麻烦。所以,毛是真心地“感谢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毛泽东能不高兴吗?

再看二:林彪和他的老婆、他的儿子一起死掉了,几乎满门死光,免除了后患,特别是林立果,他死了最好。遗憾的是,林豆豆没有听命令,不和他们一起上飞机。不过,这已经是毛想看到的最好的结局了——毛能不高兴吗?

第三,纵观中共历史上的所谓“路线斗争”,毛要打倒一个人,一定要给他戴上“野心家”、“阴谋家”、“反党集团”之类的帽子。但是,制造这些帽子可不是件轻松的事,要罗织罪名,编造理由,每次都漏洞百出,毛只能靠权势压服。毛整人有一个“杀手锏”,就是给政敌戴一顶“叛徒”帽子,只有这顶帽子才最省事,更可以把对方一棍子打死。可是,若是按照“刘少奇式”,需要查档案,找证人,编材料,连懵带骗,劳神费力,还破绽百出。现在,创造了这个崭新的形式——“林彪式”,他死在了中国领土之外这么一个绝妙的地方,这样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叛徒”帽子扣到他头上,还可以加一顶“卖国贼”,什么理由也不需要编了。他要是死在国内,就无论如何戴不上“叛徒”帽子,那就很难打倒他。而且,对林彪也只能用这种办法,因为他没有任何把柄在毛手里,他清心寡欲,对权力没有丝毫兴趣。特别被动的是,刚刚两年前,是毛泽东提名把他写上了党章,成为了毛的什么“接班人”。不用“叛徒”这个“杀手锏”,把他除掉实在是不可能的。——毛能不高兴吗?

最后看四(这也是一个推测,一个更大胆的推测,但是却是必须有的推测):毛非常清楚地知道,要想除掉林彪,最大的难处是没有理由,可是又必须把他除掉。毛绞尽脑汁,运用诸多计谋,如“瞒天过海”、“打草惊蛇”、“引蛇出洞”、“欲擒故纵”、“借刀杀人”等等,最后,请君入瓮。把林彪一家诱出北戴河,诱使他上飞机,然后,让飞行员强行起飞,这时,毛的计谋就成功了一半。完全可能的情况是毛还给飞行员下了死命令:必须飞到中国国境以外。周恩来、汪东兴还向毛请示要不要打掉他,周、汪简直煳涂透顶!为了双保险,毛又很可能派人在飞机上做了手脚,绝对保证飞机只要上天就永远不可能活着下来。现在,毛的计谋完满实现,林彪一家被烧成了灰,抛尸外蒙古的黄沙之上。飞行员也一起命赴黄泉,所有的秘密也都付之一炬。人人都知道,毛一生奉行的哲学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中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都不过是陪衬,真正使毛“其乐无穷”的,是与人奋斗。这才是毛泽东的哲学的真谛。今天,毛与林彪奋斗,把一个被誉为“常胜将军”的对手打得死无葬身之地,毛以七十八岁的高龄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怎么能不特别高兴?

有人会认为笔者在胡诌,在污蔑“伟大领袖”。笔者说,不是,这是在合理的推测分析。有这种看法的人已经越来越多。请诸君仔细想想看看,“913”当夜,“中央”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哪一条不是唯恐林彪不离开北戴河,唯恐林彪不上飞机,唯恐林彪不跑的!?

李作鹏将军对“九一三”事件最大的质疑就是:“周恩来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叶群的动向和企图,全面掌控山海关机场和256号飞机的情况下,未采取果断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外逃。而他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到底是想‘真拦’还是想‘真放’?为什么要放?谁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这个事件的背后是不是还有文章?”(《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页576,577)李作鹏出了秦城监狱之后,对儿子说:“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一夜。”——李作鹏想清楚了什么?李作鹏的儿子李冰天说:“我父亲想十年才想清楚,中央不是怕林彪跑,而是怕不跑。”(《李作鹏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一夜》,2011年9月诸多网站有此文)

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先生认为:“事实上,北戴河距离山海关机场至少还有四十分钟的车程,如果周恩来当机立断的话,一杆子插到底,直接下令把山海关机场控制起来,林彪是根本走不成的。当时,吴法宪就曾从旁提醒过周这一点,还建议他让李作鹏给山海关机场下令,在跑道上摆汽车,拦阻飞机起飞。周当时虽然答应了,实际上却并没有落实下来。这种明显的举措失当,对为人行事一向精细周密的周恩来来说,实在是有些反常。不免让人感到其中可能另藏玄机。”(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页348)

王年一和笔者所写《256号飞机是先起火后迫降的》一文,详细分析了林彪座机坠毁的种种疑点。(载《重审林彪罪案》,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年)现在,从毛泽东的异常高兴的表现,是不是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疑点?

我们需要仔细分析毛的这句话,必须看清几个关节点:感谢、帮忙,而且是帮了一个大忙,不是小忙;是“帮了我”,不是对别人,不是对“我们”,不是对共产党,只是对我毛泽东,只是对我一个人;所以我毛泽东是真心地感谢林彪。

邱会作将军说:“‘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汪东兴没有感觉到它的分量,政治局的人也不一定都感觉到了,但是我感觉到这句话的分量特别重。发生‘913’,让我很震惊,但毛主席的话让我感到更震惊。这是毛主席的话呀,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不能这么说呀。我的理解是:毛主席对‘913’处理的想法变了,原来他想在事情的判定和处理上等等再看,要把事件查清楚了再说。但是现在他改变了主意,他想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页628)

邱会作认为:“这句话实际上就是一锤定音,也就是对林彪可以按需要任意处理了。从17日开始什么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轰炸机、高射炮、火箭筒等都逐渐出来了。林彪是顽凶,是‘现行反革命’的头目了,不知有多少人要做殉葬品了。

“对林彪是先定为武装政变的现行反革命头目才处理的,不先给林彪定下罪名就无法处理,也没有什么可处理的,所以,当时搞清林彪的问题毫无意义;如同八届十二中全会处理刘少奇一样,不先在他头上扣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反革命性质的帽子,也是无法处理,道理是一样的。先‘杀’后示众,是对刘少奇、林彪处理的主要手段。

“林彪确实帮了主席一个很大的忙!接着‘二月逆流’,‘贺龙问题’,‘杨余傅问题’,等等等等,都由林彪担当了。”(《邱会作回忆录》,页786-787)

邱会作将军的判断没有错,林彪死后的历史确实如邱会作预料的一幕一幕的上演,剧目比邱会作想象的还要多得多。最后,竟然把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全部推到林彪(和“四人帮”)的身上。

当然,必须看到,毛的高兴没有持续几天,他就一蹶不振了。或许这叫“乐极生悲”。但是,毛给我们留下的这句话和他的异常举动,是需要反反复复咀嚼的。

二、第二句话——周恩来的“中央政治”

笔者从邱会作回忆录中读到的第二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是周恩来对于“中央政治”的概括。邱会作说:“九大以后,黄、吴、李、邱进了政治局,并参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总理从爱护、关心、教育我们出发,和我们讲了几次什么是‘中央政治’以及属于‘中央政治’范围里的问题。什么是‘中央政治’?总理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邱会作回忆录》,页680)

在这里,周恩来创造了一个特殊词汇——中央政治,并且对它进行了阐释:所谓“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与毛泽东的关系,与林彪的关系,与江青的关系。注意,这个话,周恩来向黄吴李邱“讲了几次”,可见周恩来十分看重。我想,周是把这些看做自己在“高处不胜寒”之地的心血结晶,看做自己为官的秘诀,因此传授给自己的下属和晚辈黄吴李邱。周也确实依靠这一秘诀,得以在变幻莫测、腥风血雨的中共党内斗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周对黄吴李邱苦口婆心,不厌其烦,讲了一次又一次,一定要他们领会。

邱会作刚刚听到周恩来这句话的感受是很不理解:“我们听后都笑了起来,本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怎么‘中央政治’就是这么一句普通的话。”“我起先对总理的话理解不深,后来有所理解,还是不够深,等到‘913’被打倒以后,我才真正认识到,总理说得太高明,太深刻了,简单明了恰到好处。”

“我们对江青的蔑视,总理看得很清楚,他内心是支持我们的,但他也非常清楚,这样下去也是不行的,因此他用‘中央政治’这个说法来教育我们。总理的诚心诚意和大局观念,使我们也大有领悟。一、对江青的态度不是对她个人如何如何,而是和主席连在一起。二、主席不是很反对江青,我们没看清,受汪东兴误导很大。三、不能感情用事而没有城府。”

“后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及会后主席一系列的言行,使我对中央政治越来越懂得多了一些,但是发生了‘913’事件,懂也没有用了。”(《邱会作回忆录》,页681)

从邱的上述话语可以看出,正像邱自己说的“我们没有真正懂得中央政治,在中央的政治斗争中是幼稚的。”(《邱会作回忆录》,页681)直到“913”事件以后,经过二三十年的炼狱,邱会作终于渐渐悟出了周恩来的超人智慧和有别于他人的政治眼光。

感谢邱会作将军给我们提供了如此珍贵、如此重要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打开中共党史迷宫的一把重要的钥匙。周恩来是如何处理他与毛泽东、林彪和江青的关系的呢?

(1)周与毛的关系

周与毛的关系经历了两个关键的转折,一是延安整风,二是1956年的反“反冒进”。延安整风时,毛为了把周恩来这个昔日上级的威风彻底摧垮,把周当做仅次于王明的第二批判重点,当做“经验主义”的代表,狠狠批判,让周彻底臣服自己。从此以后,周就以毛的是非为是非,一切服从于毛。周恩来原来是毛的上级,通过延安整风,不是降为毛的战友、同事,而是变成了毛的臣属,变成了毛的“后勤部长”。

从1956年开始到1958年,毛泽东心血来潮,指鹿为马,狠批周恩来,说什么离右派只差五十米,或五十步,使得周不得不提出辞职。从此,周又进一步蜕变,从一般意义上的“臣属”,蜕变成了毛的奴仆。凡是毛的话,不论对或错,周都言听计从,照办不误。许多时候,周明明知道毛是错误的,但也按照毛的旨意办。发展到文革,周便当然地成为了毛的忠顺的帮凶,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周不但自己甘当毛的忠实奴仆,还要使毛的皇权达到无远弗届,无孔不入。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先生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周恩来的最大本事就是把毛泽东的一切错误能说到让别人接受。”(曹长青:《三代人都是失败者——悼梁从诫》,载美国《世界周刊》1992年3月15日) 周恩来甘愿做毛泽东的工具,在某些时候甚至和江青一样,也做了毛泽东的一条狗。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周恩来自己得了癌症,毛却违背医疗规则,把医生的医案视为废纸,不准给周做手术,把周活活折磨死;毛唯恐周死得不快,在周病入膏肓的时候,掀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恶浪,把周批得狼狈不堪;毛还攥着“伍豪启事”的杀手锏,随时准备给周以致命一击。——毛对周从肉体上、从精神上、从历史上三箭齐发,简直残忍到了极点。最后,周早于毛九个月离开人世,才结束了毛周关系这一幕惊心动魄的丑剧。

在周与毛的关系上,周给黄吴李邱所做出的示范,就出不了上述的框框:就是要无条件地臣服于毛。在这一点上,黄吴李邱是容易做到的,因为在他们心中,毛也是至高无上的,是他们的头领,他们对毛同样忠心耿耿,说一不二,一直到他们离开人世。黄吴李邱和江青斗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以为江青和毛不是一回事。

(2)周与林彪的关系

周与林彪的关系只发生了一次转折,就是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此前几十年,周一直是林的上级,自此以后,林变成了周的上级。但是,这个关系非常好处。林虽然地位高出了周,但林始终对周毕恭毕敬,把周视为师长,并且要求黄吴李邱好好服从周的领导,帮助周分担和解决困难。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的回忆录中有许多有关的叙述,读来催人泪下。文革以来,周恩来只有在林彪面前,才有人的尊严,能够得到亲情和温暖。因此,周恩来深情地对邱会作说:“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是能够理解大事的!”(《邱会作回忆录》,页683)周与林彪的关系一直比较融洽。但是,不能不指出,在最后,周恩来看清了毛的意图后,完全站到了毛的一边,参与毛对林的最后围剿,致使林彪葬身异国荒沙,至今尸骨不存,令人扼腕痛惜到极点,令人心寒到极点。这恐怕也是周在得知林彪死讯后嚎啕大哭的原因之一吧。

(3)周与江青的关系

周恩来与江青的关系,是文革中最不可理喻,也是最荒唐的。本来,江青与周是不可比的,因为周比江高出得太多。但是,由于毛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革,让江青当上了冲锋陷阵的“旗手”,让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让江青成为了毛的代言人,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江青就变成了周的“上级”。更加上江青的野心,和她的霸道骄横、狐假虎威,江青常常把自己摆在仅次于毛泽东、林彪的第三位的位置。也由于周自己性格上的特点,周在很多情况下,完全变成了江青的下级,甚至臣民,甚至奴仆。1968年3月23日晚的大会上,周恩来甚至喊出“江青万岁”的口号。毫无疑问,这是江青得到的最高级吹捧。

黄永胜对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有自己的独到的看法——“黄永胜的儿子问黄永胜:‘你对周总理怎么评价?’”‘搞外交他是一把好手。搞内政嘛……八级泥瓦匠。’他做了一个在墙上抹泥的动作。“他应该很有能力的呀!

“就我亲眼看到的,周恩来在政治局简直就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江青整他,他就逆来顺受,一句都不敢反驳。有一次开政治局会议,有重要议题要研究,还没有开始,江青就闹,说:总理,你要帮我解决一个严重的问题,不然要出大事情!周恩来问:江青同志你有什么严重的事情?江青说我房间里那个马桶现在天冷不敢用,太凉,一上厕所就感冒,一感冒我就不能去见主席,怕传染主席,我也很快要闹大病。这个问题还不严重啊?周恩来说这怎么办?开完会我派人去看一看?江青不干,说总理你对我没有革命感情,阶级敌人恨不得我快点死!周恩来没办法,会也不开了,带着我们几个到江青那里去,对着江青那个马桶,用手这样托着下巴,这样看看,那样看看,也想不出办法来。想来想去,最后说,江青同志,这样好不好,我们没有一种技术可以把这个马桶的垫圈加热,但可以用保暖的东西把垫圈包起来,外面再用软和的布料包起它来,就可以临时解决了。江青一看也确实没别的办法,就同意了。周恩来又马上叫中央办公厅派人来做好它。”(《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页539-540)

周恩来的上述表现,给黄永胜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我们读完这段文字,也是悲愤难平!堂堂中共权力最顶峰的人物、一国总理周恩来已经沦为江青的管家甚至奴婢!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周恩来凭借着他的威望和地位,居然将一个中央政治局拖着跑,让政治局也变成和他一样的奴婢。被周恩来拖着的还不是个别的、某一位政治局委员,而是政治局的正式会议!这成什么体统!周恩来把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变成了对江青“逆来顺受”的“小媳妇”!

吴法宪也回忆道:“在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后,周恩来为调解江青和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矛盾,真是费尽了苦心。有一天晚上,周恩来把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叫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的住处去开会。会前,周恩来告诉我们,这次要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一起,开一个团结的会议,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缓和一下气氛。他还特别告诫我们,不论江青说什么,都不要吭声,不要说话。我们来到江青的住所时,周恩来要我们在楼下等候。一会儿,看见江青出来,周恩来赶紧上前去扶着她下楼。见到了我们,江青一边下楼,一边开口骂道:‘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身穿的绿军装,头戴的红五星,领子上的红领章,这些都是老娘给你们争来的。你们目无中央,目无组织纪律,不觉得可耻吗?’江青的脾气很大,一骂就是个把小时,滔滔不绝,姚文元也在那里帮腔。因为有周恩来的嘱咐,只是为了团结,我们就一直站在那里,听江青训斥,一声没吭,忍气吞声,啼笑皆非。”(《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页732-733)还有周恩来为江青试水杯的水温热不热……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江青如此放肆,如此疯狂,如此嚣张,一方面得自于毛泽东的娇宠和纵容,一方面也得自于周恩来的恭顺、驯服和奴性。

如果没有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的书,善良的人们就是有天大的想象力,也想不出中共最高级的领导核心会是这么不成样子!周恩来想要黄吴李邱学着他的样子对待江青,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几员武将不吃江青那一套,一是因为江青的那一套都是胡作非为,胡搅蛮缠,无法无天,而且也不顾起码的礼仪;二是因为他们以为江青只是江青,和毛泽东是两回事。然而,正是由于他们对于周恩来的“中央政治”没有入门,他们盲目迷信毛泽东,盲目听信汪东兴的鬼话,以为江青的行为都是她自己一个人所为,所以,他们这样做,带来了致命的后果。然而,他们错了吗?

何谓政治?不论古代还是现代,政治基本上是指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现在,中国的政治被周恩来浓缩概括为这么一句话,浓缩到处理好与毛、林、江青三个人的关系。周恩来不认为“中央政治”应当是一种完备的制度,一种先进的体制,一种严密的规则,一种人人都要承担的义务和具有的权利,却认为只是几个人的关系。这实是中共的一个大悲剧。

三、第三句话——邓小平弃军逃跑

笔者从邱会作回忆录中看到的第三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是邓小平曾经弃军逃跑。这话是毛泽东在中共九大的正式会议上说的,是不会错的。邓是中共继毛泽东之后供奉的顶级“伟人”,他怎么可能做出这样卑鄙的事呢?

邱会作将军回忆道,1969年4月11日下午,毛泽东谈到对邓小平的评价,说:“邓作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一条是到北京后与刘少奇、彭真搞到一起。”(《邱会作回忆录》,页628)九大期间的大会开得不多,“主席几次召集老同志、各大组的召集人、各部门的负责人开会。主席不厌其烦地多次讲话,这么上心,这么用心良苦,是少有的。”(《邱会作回忆录》,页625-626)1969年4月11日,毛泽东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毛在会上大谈共产党的“路线斗争”,其中谈到上述对邓的评价。

毛在九大期间的讲话有正式文件依据,毛把邓曾经“弃军逃跑”定为邓所做的“许多坏事”中的首要一条。邓的这段经历,在《红七军简史》中有记载,军内高层尽人皆知。

邓自己也承认这回事,只是回避“弃军逃跑”几个字。文革开始两年后的1968年6月至7月,邓向中央写了一份《我的自述》,其中说:“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1972年8月3日,邓致信毛泽东,说道:“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邓没有说清楚真相,他也不敢说清楚真相。“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这是“弃军”;当时的部队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你害怕跑掉了,这是“逃跑”。“弃军逃跑”怎么会“在组织上是合法的”呢?如果“合法”,就叫做“批准离队”,那不是“错误”,更不是“极端错误”。所谓“极端错误”是邓自己的定性,其实这是一项严重的罪恶。

据知情人说这一段历史是这样的:1929年底,邓小平受中共派遣,与陈豪人、张云逸等组织百色起义。百色起义前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第一次面临危险抛却部队逃之夭夭。后来,组成红七军,李明瑞任红七军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1931年初军长张云逸与政委邓小平各率一部由广东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进入江西不久被敌军截断,两部失去联系,邓带领一部分部队到了江西崇义。几天后,邓去杰坝找赣南特委接头。此时,敌军对崇义红军发起猛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情况紧急,部队急切等待着最高首长邓小平指挥部队或抵抗,或突围。这时,邓就在崇义附近的山头上,听到前方枪声紧急,吓破了胆,立即决定弃队逃走,并带走了许多军饷。非常明显,邓是为了保命临阵脱逃,做出了这种无耻勾当。这是邓第二次弃军逃跑。

由于弃军逃跑,邓遭到严厉惩罚,此后,都是担任比较低的职务:瑞金县委书记——会昌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南村区委巡视员——总政秘书长——总政宣传部干事,主编总政“红星报”,一直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前夕。(参见邓小平《我的自述》)长征中邓小平则是“跟着走”。

邓小平不仅有这两次见危险就跑的卑鄙行为,据知情人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也有类似行为。可见,遇到危险就逃跑是邓小平的一种习惯。

现在,我们读邱会作将军的回忆录,就使我们不得不对“弃军逃跑”这四个字进行必要的思考和联想。

“弃军逃跑”非常浅显明了,小学生也能解释得清楚。逃跑是可耻的,弃军逃跑更是可耻的。如果所弃之军是一个排、一个连,虽然可耻,但罪过还比较轻。然而,当时的邓小平已经是一个军的政委,以如此高级的职位,在危急关头,竟然抛弃自己的部队逃跑,的确是大大的“坏事”,是大大的罪恶。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犯下这样的罪恶,笔者认为,只能从邓的品质上解释,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难道允许有第二种解释吗?邓小平弃军时的局势,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在这样危在旦夕的时刻,作为主要指挥员,却能够扔掉部队,自己逃走。这样的事,在军史上是极为少见的,只有像邓小平这样的人才能做得出来。由于邓的这一品质,决定了他的许多行动具有卑鄙龌龊的性质。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从来没有当中共中央主席,也没有再当一次中共中央总书记,没有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没有当国务院总理,但是,他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实实在在地当上了中国的“太上皇”,扮演了现代“慈禧”。由于邓小平爬上了“太上皇”的实际地位,主宰了中国一段时日,从而使他的品质充分暴露,把他的真实嘴脸展现在国人面前——邓小平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视为玩物,把党的章程视为手纸。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上,邓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不是总书记。邓为了自己当上“合法”的中央军委主席,把中央军委主席由中共中央主席担任的规定,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1982年9月6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样,他得以以一个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当上中央军委主席,上演了一出“削履适足”的丑剧——削中国共产党党章之“履”,适邓小平想当军委主席之“足”。

五年以后,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邓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了,人也已经到了超高龄——八十三岁,但是,这位自称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人,还舍不得“军委主席”这把椅子,还想坐几年。可是,十二大的党章刚刚为他规定军委主席要由政治局常委担任,怎么办?于是,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又一次“听党的话”——“听邓的话”,再次“削履适足”,把十二大刚刚为他量身定做的党章,又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1987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从而,一个党员当起了中央军委主席,掌握指挥号令三军的大权,掌握按动核按钮的大权!(中共中央总书记为军委第一副主席,是党员邓小平的下级)。从此,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诞生了,也被后来的“核心”继承下来,且看明年的十八大会不会“发扬光大”。

邓小平还把中共中央总书记视为他的“大秘书”(赵紫阳语),把政治局常委视为掌中之物,他不是政治局常委,更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他却一个通知,就把政治局常委召到自己家里,由他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国家命运;他可以超越政治局常委会,超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颐指气使,下达命令,而且下达了一个把中国共产党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命令。

见到权力就拼命抓,抓住权力就死不放手,这和见到危险就逃跑,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典型的“邓小平特色”。邓小平这样的行为,不从他的品质来认识,成吗?

让我们再看看邓小平为了早一天重新爬上权力最高层的表演。

林彪事件爆发,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邓小平看到他重新出头的机会到了,就费尽心机争取早日东山再起。邓明白,要重新出山,必须讨得毛泽东的信任与欢心,1972年8月3日,邓给毛泽东写信,说:“我的错误和罪过,在1968年6、7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这个“永不翻案”的保证是非常著名的,在毛泽东那里得到了不少加分。但是,邓小平懂得,只有“永不翻案”的保证是不够的,必须有特殊的表现。

高文谦先生指出:“在毛泽东看来,在林彪事件以后,党内只有邓小平才真正具有在政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恩来的实力,就像当年中共八大以后,指派邓以总书记的身份挟制周一样。不过让毛踌躇的是,邓在文革中曾被打入冷宫多年,他能否不记旧账,甘心为自己所用,成为对付周的一张王牌,还有待观察。这就是毛之所以点名让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指1973年11月批判周恩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邓不是政治局委员——笔者注)的原因所在。此外,老于权谋的毛还有更深一层用意,那就是有意藉此在周、邓两人的关系中打入一个楔子。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会上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尽管他这时还只是一个列席会议的普通中央委员。为人精明的邓当然看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这次会议的用心,是对他的一次观察和考验,期待他在批周的会上作出有分量的发言,讲出毛想要说的话来。只有这样,才能戴罪立功,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就像只有当他表示‘永不翻案’之后,毛才会高抬贵手,把他从江西的流放之地召回北京一样。

“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格,邓小平对他在会上批周的调子颇费了一番心思,用心揣摩毛泽东的心事,而且一直按兵不动,直到会议快要结束时才作了发言。他的发言简明扼要,切中要害,既讲清了周恩来问题的性质,并不是像江青所说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又对周提出了‘忠告’,道出了毛对周的疑虑和担心,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应该说,邓小平的这番话虽然不多,分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深感委屈的地方。而且因为这是诛心之论,比江青加的罪名,更让周有口难辩:邓本人并非不知道周对毛一贯尽忠守分的为人,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当然,邓小平是个聪明人,这番话点到即止,随即转移话题,着重谈了他对国际战略形势的看法。”(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471-472)

邓的这次表演非常成功,深得毛泽东满意,于是,邓就踩着病入膏肓的周恩来的身体爬了上去。至于周恩来怎么样,邓就不管了。为了自己抓到权力而不顾一切,这又是典型的“邓小平特色”。邓这样的行为,不用他的品质来解释,成吗?

邓小平一旦掌握了实权,依照他的品质,可怕的后果就一幕一幕地演出了。邓是什么事都敢做的。看看邓小平爬上“太上皇”宝座后的作为,即可一目了然。仅举数例:

1,所谓“对越自卫反击战”,完全不是什么“自卫”,而是中共发动的一场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邓为了树立自己的“军威”,为了支持灭绝人性的波尔布特野兽政权苟延残喘,悍然对越南发动战争,“教训教训”越南,使中国几万平民子弟当了炮灰。

2,从1981年到1989年的短短八年时间里,邓悍然拿下三个中共中央一把手——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其手段之流氓残忍的程度可谓空前,最后竟然把总书记赵紫阳以“莫须有”的罪名软禁了十几年,一直到死。

3,运用职权图报复,泄私愤,悍然“审判”所谓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有“罪行”要审,没有罪行捏造“罪行”也要审——这就是邓的信条,开创了用法律手段解决党内问题、镇压共产党老干部的恶劣先例。对文革中响应毛泽东号召造反的小人物聂元梓、蒯大富等人,统统被判重刑,判刑的根据不是证据,而是根据邓小平、彭真等人的“指示”。

4,已经八十五岁的邓小平,凌驾共产党中央,凌驾人大和宪法,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调动几十万最精锐的野战军,对和平请愿、手无寸铁的莘莘学子大开杀戒,并且狂妄叫嚣“杀二十万学生,换二十年稳定”;屠城后,全国大抓捕、大清查。邓咬牙切齿地叫嚣“连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开创了中外现代史上最凶残、最血腥的记录,断送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民主化的前程。

5,近日,网络上又揭露出惊人史实,据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披露:1975年8月初,河南省南阳、驻马店、许昌、周口等地区遭遇罕见的特大暴雨,引发洪河、颍河暴涨,众多水库面临垮坝危险!河南省领导人立即向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李先念报告险情。纪、李认为只有动用部队才能化险为夷。当时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有权力和能力调集部队参与抢险。

8月7日22时45分,李先念给邓家里打电话。邓榕(邓小平的女儿)接到电话后说邓不舒服,已经入睡。李说发生了非常危急的情况,必须叫醒。但邓榕坚持说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说,并挂断了电话。8日零时20分,情况十万火急,河南省领导人直接向李先念要求动用空军。李先念、纪登奎再次给邓打电话,要求动用空军,但电话再次被邓榕挂断。李先念和纪登奎急得跳脚也无可奈何。40分钟后,水库决口,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以每秒6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冲去。仅仅6个小时,板桥水库就倾泄7亿立方米洪水。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刹那间变成水底冤魂。几天之内,河南省驻马店等地区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计六十多个水库相继发生垮坝溃决,近六十亿立方米的洪水,使东西一百五十公里,南北七十五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一千多万人受灾,二十多万群众死亡。

其实,当晚邓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打牌,一直打到8日清晨。非但如此,邓小平对这一灾难长期禁锢封锁,使民众不知道真相。(参见2011年8月25日诸多网站)这一水库垮坝惨剧被评为二十世纪全世界最惨烈的十一项人为惨剧第一名。(其他有核电站爆炸、农药中毒、飞机失事、楼桥垮塌、巨轮沉没等人为因素造成的灾难)邓小平在这场惨绝人寰的特大灾难中的表现,难道不是他的品质的真实写照吗?

正是由于邓小平自身的恶劣品质,所以,邓在有关党史研究,有关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评价上,三令五申不许涉及个人品质,不许作道德评价,要“宜粗不宜细”。邓曾经说过:“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页298)中国共产党历史中之所以产生一系列问号和空白,得出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结论,就是因为不考虑领导人的个人品质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不抓住这个关键,许多问题简直像痴人说梦,根本解释不通。

有无数的事实证明,邓小平的个人品质十分恶劣,十分肮脏。邓小平是个从来没有理论的人,是个不讲理论的人。许多年以来,邓小平被他“御封”的继任人用一些“光环”罩着、护着,所谓“总设计师”、“核心”,还是一个“理论”的创立者,即使干出了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对他也不能揭露,更不能批判声讨,甚至连回忆都不准。笔者认为,打破对邓小平的吹捧和迷信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重大任务,是不可绕过的坎。不揭露和批判邓小平的种种谬论、丑行和罪恶,中国不可能前进。

结语

邱会作回忆中毛泽东、周恩来所说的三句话,非常珍贵,非常重要。虽然只是短短的三句话,却可以为我们吹散许多迷雾,扫清许多重大的障碍。中共把中国大地搅得天翻地覆,天怒人怨,把中国引向了错误的道路。由于中共把自己的历史弄成了一个迷宫,发生了一个错误,就用一个谎言遮盖,于是又犯第二个新的错误;然后,又用一个谎言遮盖,于是又犯第三个更大的错误……如此滚雪球,错误越犯越多,谎言越编越大,迷宫也越来越玄,打开迷宫需要的钥匙必然也就越来越多。笔者认为,这三句话可以视为许多钥匙中的十分重要的三把,它像显微镜、望远镜,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文革,认清中共的本质。感谢邱会作将军的洞察力,他能够抓住如此重要而关键的内容,为我们指点迷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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