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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我/资源吸附体制下的智囊群体缺什么?/中国腐败现状只因权力没有制约力量
發佈時間: 10/6/2013 1:06:52 AM 被閲覽數: 308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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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歌随心听:《我是一棵秋天

树》《祖国慈祥的母亲》《靠近

我》《流年》

来源: 張雨生《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wencuecity

 

佟铁鑫 王霞《祖国慈祥的母亲》

 

田震《靠近我》

 

王菲《流年》

 

 

 
 
 
何清涟:资源吸附体制下的智囊群体缺什么?
 
 

    来源:美国之音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几项大改革,从养老金、遗产税、房产税,直至实行捐赠器官的“推定同意原则”,无所不包。对这些精心设计的改革草案,专家们均宣称这是“与国际接轨”,公众几乎都持反对态度。仔细分析相关条文后,我发现这些改革方案的设计有个共同特点:只考虑增加政府财税收入,完全无视民众的承受力,目标是通过税收将民众的有限收入化为政府收入。

 

 

 本文仅以遗产税为例。
    
    *税制设计与国际社会并不接轨*
    
    《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的修改版据说已上报国务院,相关征收标准引起强烈反对。支持这一草案的人称这是“与国际社会接轨”,劫富济贫,并宣称“美国、日本都加大了对遗产继承的税收调节力度。”
    
    支持者有意不说明的是,美日两国对遗产税的调节力度是调高还是降低,这是个关键问题。事实上,美国一直在努力降低遗产税基本税率,自2001-2011年十年间,美国遗产税基本税率从55%降到了35%,免征额由 67.5万美元上升到500万美元。2013年美国国会将遗产税的征收起点定为525万美元,基本税率为40%。日本政府2003年的财税改革,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降低遗产税税率与征税档次,加大退税优惠,并宣布这一税制改革的目的就是使资产在世代间转移更加顺利。
    
    不仅美国、日本如此,其他国家也因高额遗产税不利民生,也开始降低、简化遗产税税率和起征点,比如一些欧盟国家。与此趋势相反,中国《草案》对配偶等顺序继承人受遗赠的征税程度远比很多发达国家苛刻,其他国家征遗产税时的“重复课税宽免制”,中国不肯“接轨”;民营小企业主的经营性财产豁免遗产税是国际惯例,中国也不“接轨”;一些认真研究了《草案》的人在比较他国遗产税法后做出结论,按照这一《草案》,中国承担遗产税的主体并非巨富,而是部份中产阶层、中小企业主、以及为保障下一代生活,终日辛勤工作、努力储蓄的人群。
    
    *中国遗产税设计特点:劫中产济政府*
    
    我同意上述观点。我认为,至少有两点证明中国遗产税是劫中产济政府:
    
    1、中国遗产税的起征点过低,绝大部分中产都需要交纳遗产税。
    
    《新版草案》超额累计税率表的附件列明,对应纳税遗产净额不超过80万的,税率为0;80万~200万、200~500万、500~1000万,以及超过1000万的适用税率依次为20%、30%、40%、50%,对应的速算扣除数分别为5万、25万、75万、175万。
    
    我认为将80万定成起征点实在过低,依据如下,近十年来,中国房价飞涨,导致中国家庭净资产虚高。《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2》的结论是:中国家庭总净资产为69.1万亿美元,美国家庭总净资产为57.1万亿美元,中国家庭总净资产比美国高出21%。这一非常荒唐的结论有现实依据,因为中国房产的价格早就超级泡沫化。一般情况下,房产占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总净资产70%以上。这一报告内容一公布,我就写了篇“荒唐的中美家庭净总资产比较”(2013年7月23日)予以批评,指出中国人家庭资产超美是泡沫,全靠房地产拉抬。国内后来有不少相同观点文章发表。
    
    上海市民号称每家拥有资产上千万,其中主要资产就是他们拥有的房产。青岛一项调查也如此,一套100平米的小三居室价格逾百万, 城市居民也因此大都成了“百万富翁”。
    
    也就是说,按80万起征点,城市居民只要拥有房产,子女继承时就需要交遗产税。但对于300万元以下者来说,却负担沉重。尤其是那些一直与父母居住一起的人,有可能因无法缴纳遗产税而失去住房。
    
    2、富人可以为子女预作安排  
    
    按常情来说,富人应该比中产更担心遗产税,但在中国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征收遗产税要求政府对国民个人的婚姻家庭情况、房地产、金融资产、公司股权、境外资产、个人是否移民等情况有完整的了解,才能达到征税公平。中国政府目前恰好对这类资产高净值人士的情况缺乏了解,也不想了解,因为政府高官本身就属于隐形超级富豪。
    
    从已有经验来看,这些超级富豪的避税技巧与轻易程度远高于薄有身家的普通人,他们可以设立离岸信托基金、可以将财产转移到“税收天堂”国家、可以把大批物业登记在境外的子女名下。中国目前一大批20多岁的超级富豪就是这样诞生的。至于那些富比王侯的红色家族成员,不少早已经有了外国公民身份,中国的所有税收与他们都无多大关系。
    
    可以说,遗产税按照草案标准征收,大富不受影响,小富及中产受影响最大。
    
    *参与制度设计的智囊们缺少什么?*
    
    从养老金与遗产税方案设计来看,参与设计的智囊们缺乏的是学者本应有的社会良知与学术责任感。他们眼中只看到政府的财政饥渴,于是由政府提供大笔课题经费,帮助政府实现敛财梦想。这是中共这种资源吸附体制下的必然现象:政府控制一切资源,知识精英必须依附于体制上才能生活,想生活得更好就得投政府之所好。于是各种为政府谋划掠民以奉上的草案、研究报道与建议纷纷出笼。民众的承受能力则完全不在他们考量之内。
    
    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们在《遗产税制度及其对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启示报告》中为政府指出了税收增加的“光明前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遗产税收入一般为税收总额的1%-2%。如果按遗产税收入达税收总额的2%计算,2012年中国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此项即能收入2000亿元。”至于中产家庭是否能够承受,他们并不考虑。正如那些提出延迟退休金领取时间的清华大学教授一样,他们并不考虑那些早在50-60岁间退休人士在65岁以前依靠什么度日。
    
    民众已经看到了遗产税的前景,国内微博有条“#经济解释#”: “一对小夫妻省吃俭用还剥削了两边爹娘毕生积蓄,背上了30年贷款,好不容易买了套房子;30年后贷款还清了…又30年后, 两人前后归西,房子由小孩继承,房子市价数百万,要交几十万遗产税,小囡努力工作,存了8年终于攒够了遗产税,办好手续继承了爷娘个房子,2年后,房子 70年产权到期了。”
    
    中国纳税人税负之沉重居全球第二,至今既无纳税人应有的权利(无代表,不纳税),也无要求政府财政公开的权利,连要求公布官员财产都会被抓捕。至今还未完结的征地拆迁是掠夺底层民众(包括部分城市居民)的生存资源,不合理地开征遗产税则是掠夺中产阶层。这条“剥天下人民以奉一党”的生财之路,最终只会是条丧尽民心的死路

 

 

 

 

 
 
中国腐败现状只因权力没有制约力量

 

 

 

    作者:刘红霞
    
     今年十一,访民大规模地到天安门、中南海地区,可见腐败对民众的伤害没有排泄渠道以至于找习近平成了唯一一条路!

    
    很多人高调宣传宪政民主、多党竞选执政、全民公投,无疑这是制约腐败的有效办法。一方面,相互斗争过程中很多事物的处理过程也会变的更加透明,对于老百姓来说无疑是好的。但由于权力分散也会造成制定策略时难以快速找到最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此制度的弊端。
    
    习近平总书记在高调反腐后出台了整风运动,而后据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新规把监督权力收归中央。网曝具体措施是让法院垂直管理、让反贪局从检察院独立出来、并且三年调整一次领导。笔者也看好此法,但谁来监督最高检和中纪委?全国人大吗?笔者在内的无数访民无数次上访的经历告诉我们它们指望不住。中央除非把监督权真正地交给民众才能真正起到监督作用,而中共当局好像不愿意这样做。
    
    笔者文称,“笔者不相信八千多万党员全是不可挽救的坏人,这八千多万人里必定有人出来最终走向为民服务之路。我们是访民,不在乎谁执政,只在乎谁执政能让社会状态变好”。有人指责称,笔者对当局有好感,指责笔者在当局眼中连狗都不如。

    你说对了,中共当局眼中的狗是为了维护腐败权贵利益而打压民众的人,比如被夏俊峰打死的两个城管之流,比如迫害笔者的郑州公安孟庆刚之流。笔者又何敢与此等阶级统治工具争狗之名分,当局巴不得笔者在内的全国访民统统死掉不再到北京上访。

    笔者所说只不过是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维权无果对社会制度的思考而已,所有的民运人士谁能保证社会体制转型过程不会对民众造成伤害,谁又能保证社会体制转型不会让中国现今版块一定不分裂掉!即使如此,如果长远看能对中国国民产生根本利益有利的转变,笔者也从不否定宪政民主之路。只是现今民智大范围未开,至于翻墙软件在国内的普及率是非常之低,民众没有机会全面地对照各种思维潮流选择自己的正确的思维意识,换句话说中共当局的洗脑威力相当大!如果公民意识没有觉醒,所谓宪政民主在中国就没有可以成气候的土壤。现今民众上访到笔者的这种程度才能考虑到这些问题,而且还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程度的基础之上,其他民众群体很难也没有条件让其考虑很多。
    
    从力量对比上来说,中共党内开明者,掌握一定的社会资源,对中国现状以及权贵阶层的了解可能比一边的民运人士更深入,他们应该更能知道哪个地方开个什么口可以让社会怎么样。比如网曝有人指“光大乌龙指事件”乃薄案前奏,说明体制内的人有力量调动一些资源,能对社会产生一些好的或者坏的社会影响。

    第三、因为他们是体制内的人,体制发生任何变化可能对他们影响更大,他们是死是活可能都是问题,所以他们关于“退路”的思考可能会让他们更容易地去抉择一些东西。
    
    笔者是腐败的受害者,是这个人吃人的社会状态的被残害者,对腐败等问题的思考不比一般民运人士少。腐败的根源不是社会体制问题,而是权力没有可以制约的力量,而走宪政民主只是制约权力的一种方法而已。所以不管是哪种体制,只要能找到可以制约腐败的力量即可!网曝“十八届三中全会议题内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现今腐败的状态,但仅仅只是缓解而已,如果要真正地反腐败,必须把监督、调查案件权力交给普通民众。换句话来说,中共当局如果不把对中纪委、最高法、全国人大的实际监督权交给民众,反腐败的中国梦根本不可能真正实现。
    
    早在89年六四事件时期,民众至少还可以上街游行表达政治诉求,虽然遭到镇压但至少保障了游行示威、表达政治主张的权利;后来宪法层面开始把这些权利加以限制,变的我们现在连这些权利都没有,访民群体在敏感时期甚至连看国旗的权利都没有,动辄被拉马家楼、久敬庄,甚至笔者在18大期间邮寄告状信也被抓回郑州黑监狱。

    所以中国也包括世界各国的反腐败问题不在于体制而在于权力是否有可以依赖的制约力量。如果有可以依赖的制约力量,专制国家照样可以反腐败。即便民运有鸿鹄之志,八千多万的中共里面必定也有可以统战的力量。而且以民运现在的力量,可能连我们访民的力量大都没有,而访民却是为了自己的冤屈在奔波,注定成不了可以聚合的力量,除非有人组织,所以也更容易被不同势力派别利用。而对于中共内部分化出来的力量来说,制定可以拯救社会状态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利用手里强大的社会资源调动很多力量来做出一些事情,他们做一些事情比有鸿鹄之志的民运更有力、比没有鸿鹄之志的访民群体更有组织性。
    
    当然笔者只是没有任何信仰的普通访民,对政治不感兴趣;不管是哪一股力量,只要对社会进步有好处,笔者在内的全国访民都会支持!
    
    (注:此文只为笔者对社会的个人看法,可能有片面的地方,请大家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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