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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世界/刘少奇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文革把中国人改造成七无/中国有软实力吗
發佈時間: 10/9/2013 2:21:45 PM 被閲覽數: 334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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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世界的11首歌

(2013-10-08 18:03:52) wencuecity

多少年来,世界各地的人们用歌曲表达自己心中的关切和渴望。

一首歌可以改变世界吗?2013年初,BBC提出了这个问题,收到了全球读者的几百份回复。据此,BBC列出了读者心目中改变了世界的20首歌曲。听着这些穿越时间老歌,回味着它们在历史中的某一时刻,曾经影响了一代乃至几代人,让人不由得感慨思想,激情和音乐的力量。

笔者节选了其中11首歌,配以最原汁原味的音像,与各位读者在音乐中,共同感悟那些过去的年代。(Acknowledgement: BBC 原文地址, 中译者haitunyaya,译言网译文地址)

  • 运奴船船长约翰·牛顿在1772年创作了Amazing Grace(《奇异恩典》)。 他帮助威廉·威尔伯福斯反对奴隶贸易。这首歌在19世纪早期第二次大觉醒期间传入美国,并成为广为传唱的圣歌,同时这首歌也是一首具有反抗精神的歌曲,在民权运动时期,马丁路德金也唱过。现在它依然是一首圣歌,是一首关于自由的歌,并且被多次翻唱。这首歌是在马丁路德金日被唱过最多次的歌曲。不幸的是,人口买卖和奴隶制仍然存在,所以这首歌也不是完全成功。目前为止是这样。” --莉森·艾恒,伦敦

  • 法版国际1871),是一首全世界唱的革命歌曲,有振人心、令人感的旋律。它号召被迫的人反抗政,是人和受迫者团结美歌。纵观个现代史,世界的歌曲是一无二的。它真的使人类团结 -- 特里·丁,
  • Lili Marlene(《莉莉玛莲1939怎么样?二隆美尔的非洲军团时进军非洲,在蒙哥将军下的第八集团军中流行开来首歌旋律人,背景特,或使得盟军胜利后洲各更加密地团结在一起。-- ·斯威斯基,米比亚温特和克
  • “1961年的日本歌曲Ue O Muite Aruke(《首向前行》),在美和英也被叫做 Sukiyaki 寿),不知道首歌改了美人日本的度,比任何政策和演的作用都大。首歌1963年引,我不太当时的情形,但是很多比我年大一些的人都首歌是人第一次日本有了意,认为日本人是跟自己一有感情的,美好和柔的情感的人,而不是认为的神秘怪的民族。这种效果是向的。我在日本生活5年,多老一的日本人跟我讲当知道美人是如何喜爱这首歌是多使他们对以前的人美有了好感。也是日本唯一一首登上美排行榜的歌曲。我认为这首歌促了美日之盟,而,使太平洋地50来维持和平状态 -- ·泰勒,
  • Joan BaezWe Shall Overcome1963),为民权运动所创作,是一首充满力量的歌。它让不同种族,不同阶级,不同背景,不同宗教的人团结在一起,只要他们有共同的信念。现在很多团体用这首歌来反对陈规陋习。所以我认为这首歌让世界变得更好,也将会继续下去。这首歌并不是一个歌手唱很多人听那种,而是所有人一起唱,团结起来积聚正能量。”-- 贝芙,丹佛
  • 战争留下的创伤和社会普遍的不公激发了鲍勃迪兰的灵感,他创作了Blowing in the wind(《答案在风中飘荡》1962)。1967年,我在童子军军营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不久以后,所有人都在唱,包括像我一样不会说英语的人。这首歌最大的优点之一是简单。几十年过去了,我发现这首歌在世界各地被传唱,它所包含的正面思想也被广为传播。世界性的歌曲很少,而这首是其中之一。或者简单地说,小而美的歌,含义深邃,激励众人,实属罕见。”--西格玛·西格尔,德国
  • ·Imagine(《想象》1971)激起了战争荒和宗讨论这场讨论中,大家都互相尊重且保持冷。直到代,宗人士比如坎特伯雷大主,在一些宗教场在使用首歌。我有宗信仰,也不是嬉皮士,但我着直到在,首歌跟我的生活都很相。我很高随这首歌成,以前在上的路上,我印度/巴基斯坦裔的父亲总里放首歌。 -- 拉,美铁卢维
  • U2乐队Sunday Bloody Sunday(《血色星期天》1983触动了很多成1980年代早期的人和英人最真实的情感。首歌行那年,共和在布莱顿饭施爆炸,动摇了保守党的治,马岛战争还历历在目。U2在多个场合演唱过这首歌,每次他都把音乐声调小,让观众一起唱:们还要唱首歌多久。也许这首歌只是点燃了希望的蜡,很短,但停下,感受战争和暴力的无用。” -- 东苏塞克斯
  • Band Aid乐队Feed the world1984首歌也太通俗流行了,大家都不虑它,但是我Band Aid乐队首歌就是因为这一点可以当选首歌的MV寒交迫中的童。直到首歌的MV行,新中才出现关于成千上万非洲家庭被大荒折磨的道。拯救生命演出始募集善款,但是是首歌引起了人的注意,使我们认识外的荒是需要我共同面的,不只是灾中的人自己的事情。之后人们对度有了巨大的转变,成千上万的人受益于此。 -- 杰米,英艾尔斯伯里
  • Nena 99 Luftballons(《九十九个气球》1984)引发了人们对东西柏林分裂的关注。乐队的键盘手参加完在柏林举行的滚石音乐会后创作了这首歌,当时他看到一串气球被放飞,他想如果气球飞到柏林墙的另一边,那里的人会认为这些气球是什么呢。这首歌确实让我,一个年轻人,开始思考和质疑政府对人民的言辞,也许其他人也像我这样。这首歌中,战争爆发了,因为掌权者认为气球是敌人在挑衅,是发动战争的信号。最后,她发现了一个气球,并把它放飞,心里想着她失去的、想念的或是许久没有相见的人。韩国和朝鲜的情形正是这首歌的现代版。 ”-- 克莱顿·戴尔,阿拉斯加
  • 我认为保罗·西蒙的Graceland(《恩赐之地》1986)作为反对南非种族隔离运动的一部分,改变了世界。那十年里,这首歌大受欢迎。这张唱片把商业元素引入到音乐中,极大地提升了非洲音乐家和表演者的知名度。我记得保罗·西蒙当时被一些反种族隔离运动支持者所批判,因为他破坏了文化抵制,不过他也有他的道理。对音乐的喜爱跨越了国界和文化,也超越了政治。” -- ·贾维斯,德文郡

   
 
 
 

刘少奇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来源:
 
 
刘少奇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 評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推行的极左路线和政策


  在文化大革命中,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遭到批斗,并被解除一切职务,开除出党,其后悲惨逝世。但是研究文革历史的专家宋永毅认为,刘少奇既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


   在文革后几乎所有的悼念刘的文章里,都只是强调了他“最大的受害者”的身份,并强调他在六十年代初经济政策上和毛的区别。许多关于刘的文章用经济政策上的区别来模糊和掩盖他们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性,而对于刘少奇对发动文革的态度和他领导的文革初期的运动中实际上做了一些什麽,极少提及。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往往是矛盾的。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运动中,中共党内的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识形 态上,和迫害者并没有任何不同。相反,受害者也曾为最后迫害他致死的政治运动推波助澜,即便在他被迫害致死的前一刻和平反以后,他和他的家属仍然认同把他 迫害致死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乃至迫害者本身。文革初期大量受整的被迫自杀者的遗书中,很多都不约而同地高呼:“永别了,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和“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之类的口号。刘少奇被迫害致死的十余年后和他被正式平反后,他的遗孀王光美竟然对艺术家新凤霞说:“凤霞, 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以至纯朴真诚的新凤霞都十分鄙视地说:“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


   事实上,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根本就不在于他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什么“分歧”和“抵制”。无论是他和当时一线中央的领导制定的文革方案,还是他决定派遣 工作组指导运动,都是事先得到毛泽东同意和批准的。刘少奇悲剧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猜疑成性毛泽东已经认定刘少奇是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严重地威胁着自 己的权位,绞尽脑汁除之为快。


   如果没有对历史罪恶的声讨和清算,如果没有对其制度根源的发掘,那么一代人的牺牲,包括刘少奇本人的生命在内,便成了一场毫无意义的灾难,也就无法向文革时代作永远告别。追究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是为了警醒后来人,埋葬一个罪恶的时代。


   1966年5月文革拉开序幕,那时中国大地上还正进行着另外一场号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治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四清运动是刘少奇直接领导的文革的预演。这场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便是刘少奇。在今天中共官方有关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四清”运动的关系的论述中,大都说成是“深刻分歧”。纵观刘少奇在整个“四清运动”中的真实表现,刘少奇非但跟着毛泽东的“左”调亦步亦趋,在不少方面更有自己的独创。考诸史实,毛泽东的“文革”思想与刘少 奇领导的“四清运动”,实有互相启发、相互影响之效。也可以说,在帮助毛泽东形成和发展他的文革思想上,刘少奇大有推波助澜的“贡献”。


   刘少奇在1963年2月11日至28日的北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和苏联坚决斗争的“反修专家”的身份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他强调指出:“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使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很显然,刘少奇是把即将展开的“四清运动”作为一种文革式的政治运动来思考的。他恐怕还是第一个中共的领导人把这个政治运动提高到“亡党亡国”的吓人高度 的。3个月后,毛泽东写下了和这一说法非常相似的批语:“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 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 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毛的这一论断,不仅在当时就把“四清运动”定位为“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谁 战胜谁的问题”,后来更成了他发动文革的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在毛形成他文革理论的过程中,刘的一些激烈的“左”调对毛无疑是有着启发性和鼓励性 的。


     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展开,刘少奇越来越左。他的一系列的极“左”言行不仅极大地助长了运动的左倾倾向,更坚定和鼓舞了毛泽东的许多还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形 成中的极左思想。例如,刘少奇是提出用“造反”来对付“中央出修正主义”的第一人。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提出了“ 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 题。刘少奇的回答是:“一个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独立。”刘少奇对当时全国阶级斗争的估计,比毛泽东还要黑暗的多。毛泽东最初是估计有20%的生产队的政权不再共产党手里,而刘少奇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和毛泽东极“左”思想的高度一致,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模式:“毛主席出了题目,刘少奇又要做文章了”;然后是“毛泽东要表达的意思先从刘少奇口里说出来了,他接过刘少奇的话,道出了他的核心思想。”刘少奇的独创性和他对毛泽东反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一下“四清”经验,尤其是刘少奇和他的夫人王光美一手创立的“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毛的文化大革命的某种形式的预 演,至少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他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毛泽东打倒他本人的利器。


      首先,刘少奇的“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 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1963年11月,刘少奇派遣夫人王光美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到唐山专区 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任“四清”工作组副组长,在刘的直接指示下创立了“桃园经验”。然后,又在刘的安排和授意下,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 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随后,刘少奇又安排王光美到各地作报告,传播他们夫妇共同的“桃园经验”作为全国“四清”运动的样板。当时的 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只是说了一声“不能盲目执行”,刘少奇便大发脾气。


  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拟了批语,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要求作为“四清”样板批发给全国。8月27日,毛泽东批示同意;9月1日便作 为一个中共的“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向全国批发了。姑且不论“桃园经验”的极左和荒谬,它更大的危害性还在于刘少奇向全党,从而也向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利用自 己的夫人参与上层政治的范例。在刘少奇之前,任何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都还没有这么干过。刘以后,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期搞的“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 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4月10日)和“桃园经验”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毛泽东大大地发展了刘少奇开创的“夫人 参政”的经验,在文革中已经直接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和政治局委员了。事实上,王光美在全国作“桃园经验”报告的风光,就极大地刺激过江青的政 治野心。 其次,刘少奇的倡导的“桃园经验”等都采取“群众运动”( 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夺权斗争”的思路。刘少奇的所谓的“四清”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


    刘少奇一手领导的“四清运动”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作了政治上,理论上乃至方法上具体准备。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过程中,刘少奇所主持的一线中央领导对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思想、纲领和步骤并没有什么“抵制”,而是千方百计地揣摩紧跟,唯唯诺诺,亦步亦趋。


    总之,刘少奇在文革中被逼害至死,其中一个原因是:他自食他自己缔造的恶果。


     

文革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中国人改造成“七无”!

 

 

(摘自中国微博)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确具有改天换地的历史功绩,不仅国家被彻底改造了,人民也被彻底改造了。文化大革命有一个响亮的革命口号,叫做兴无灭资就有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旧世界,建立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新世界的战斗豪情。反思这一伟大革命,我们说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国家、民族带来了空前的大灾难,这个灾难有多大,就像一场强烈的地震、一场巨大的海啸,彻底摧毁了一切,使中国人 一无所有

     首先是无产
      我们的革命,被冠以无产的称号,因为无产阶级决定了我们革命的性质,就是要以无产消灭有产,将有产改造成无产,无产者最先进、无产者最革命,这从很多导师级的伟人那儿都找得到出处。的确无产者最具革命精神,因为他们除了还有一条命以外还有什么呢?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有锁练,他们还怕什么呢。所以一煽就燃,一点就炸,于是就反抗,就暴动、就推翻压迫他的统治者,就让无产者的代表来坐江山。
    然而无产者依然无产,有产者也变得无产了。这个产到哪儿去了呢,到国家那去了,由三个代表的人管着,管他的,反正大家都无产了,起码心理平衡。
   然而受动物本能的驱驶,人要吃饭,要生存,还想过好日子,于是就有人偷偷开自留地、养几只鸡,这不行,这又有私产了,结果被无情地革了命,割掉了资本主义的小尾巴。这一下彻底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结果搞得国家也差点破产。
  当时是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所以大家都来比穷,高声喊穷。然而本能却告诉我们,任何人都希望多有点物质财富,最好还要有点固定资产,比如农民就希望有点田产。人无恒产,身心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常理还告诉我们,人类文明是从一无所有,到有一定的私有财产,以及私有财产受到一定的保护开始的。没有了财产也就没有了文明,也就回到了野蛮。当人们一无所有的时候就与动物没有多大区别了。革命也就是革到家了。
  其二,无知

   不仅在物质上要无产,在精神上也要彻底革命,就是要与人类的一切旧文化彻底决裂,因为那些旧文化都是封、资、修的,统统都是垃圾,文革更厉害, 要毁灭一切人类文化。学生不用上学了,不用考试了,白卷先生成了革命英雄,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无知者也就没有了自己的头脑,自己的判断和思想,这些当然不能要,几亿人只要有一个人的思想就够了,只要有一本小语录就行了,要听他老人家的话,按照他的指示办事,做他的好战士,他老人家挥手我前进,中国人都成了愚民、白痴、而野心家则利用人民的愚昧无知为所欲为。   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奇怪,中国人历来都是愚昧无知的顺民、良民、草民、忠臣、奴隶、奴才,中国人的头脑不是早就被几个圣贤教导、统治了几千年吗,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大的能耐不就是领会、注释、遵循几个圣贤的思想吗,哪里有自己的思想。都有了自己的思想那还不乱套了,所以必须要用一个人的思想来统一几亿、十几人的思想,上下一心,国家才能强盛。
   无知、愚昧,必然造成无能,有能力也是不允许的,有能力就是走白专道路,白专道路在文革也是受到坚决批判的。能力都不让你有,更不要说才了。有才的人往往生命力旺盛,个性张扬,还要有点灵性,还爱表现自己,那还了得,那不是尾巴翘到天上去了,那不就不听话了吗?那还会甘愿做螺丝钉这样的驯服工具吗?再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男人无才便是乖。乖了主子才喜欢,没有哪个主子会爱比自己还有才的人,也没有哪个无能的人会喜欢所谓有才的能人,所以中国的人才总逃脱不了被嫉妒、被毁灭、被斩草除根的命运。即使到今天,最少也落得个受打击,不被承认的下场,于是人才都跑到国外去了。
    其三,无情
   人的感情是什么东西,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所谓感情,那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虚伪的东西,那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脉脉,统统都是革命的对象。文化大革命狠批资产阶级人性论、人情论。没有超阶级的感情、人性。世界上最纯洁的是无产阶级感情,是党性,原则性。对待阶级敌人、封、资、修、地、富、反、坏、右,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什么亲情,难道革命者还讲儿女私情吗?你看《红灯记》,祖孙三代都是鳏寡孤独,都是最纯洁的阶级感情,哪里有什么男女情长。
  什么友情,难道好朋友不讲原则,不讲党性了吗?那是自由主义!什么超阶级的爱,统统都是骗人的东西,革命者只懂得党的恩情、领袖的恩情,其他一切都是腐朽的反动的东西,要彻底革它的命。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要天天讲,年年讲。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哪里还能讲半点人性感情。于是中国人都被改造成了六亲不认,不谈爱情(起码当时不敢公开谈),冷漠无情、残酷凶狠、禽兽不如的人。

 

  其四、无法

   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伟大的功绩,就是砸烂公检法,那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革命派造反有理,岂容法律来制约,革命小将个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无法无天,想斗谁就斗谁,想抄家就抄家。其实中国人历来讲的就是人治、皇帝就是法,当官的就是法,在中国搞法制的人,比如商鞅之流,有几个有好下场吗?共和国搞的那一套法律,本身就是骗人的东西,必须彻底毁灭,中国人讲的是官大、是关系,什么法制观念不懂!什么法律制度最好砸烂,即使有也是形同虚设,还是看哪个关系硬、拳头硬,看哪个更黑。

    其五,无德
      中国本来是一个最讲道德的国度,几千年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强调的就是一个德字。到了文化大革命,传统的道德受到了彻底的批判,而西方的道德又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更加虚伪反动,也要彻底批判,新的道德又没有建立,也无法凭空建立,最后造成了道德的彻底缺失。中国再无道德规范可言,剩下的只是斗争哲学,阶级性、党性原则。卑鄙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成了高贵者的墓志铭。到今天斗争哲学也不讲了,还剩什么呢。什么诚信廉耻、什么正义礼让、统统见鬼去,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无耻的时代,再加上实用主义风盛行,由阶级斗争、转为利益之争,唯利是图、勾心斗角、贪污腐败、坑蒙拐骗、抢劫杀人、黄黑白盛行,不择手段,无恶不作,有识者想捡起儒家那一套传统道德,又已是早被揭穿的皇帝的新衣,无人真信。人类的所谓普世的道德观、价值观、又有很多人不认同,真不知还要乱到何时,无耻到哪天才有尽头。

  其六,无美
      美这个东西,本来是人人都喜欢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成了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被彻底批判和扬弃,哪个女子要打扮一下,穿点漂亮的衣服,就会被骂臭美,就会被批资产阶级作风。那时候的革命小将,清一色的黄军装,那时候的中国人清一色的蓝蚂蚁,伟大领袖也号召人民,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全民皆兵,全国人民都成了高度统一的战争机器了,解放全人类的工具了,哪里还允许你去爱美、臭美!还记得文革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你烫大包头要被剃光,你穿喇叭裤要被剪,你穿露手臂的红裙子要被骂,还要写检查。
  就是以追求美为天性的文艺,也完全沦为政服务的工具,稍微写点风花月夜,爱情美女,就给你戴上一个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为艺术而艺术的大帽子,将你批判得体无完肤,让你谈美色变。当然,作为工具,作为匕首,投枪的文艺,是没有资格谈美的,只有歌颂赞美政治伟人的份儿。没有了美,没有了文艺,中国人的生活实在是无趣,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当然,人作为工具,你的职责就是工作奉献,哪里能追求个人的情趣?作为革命者,作为战士,你的任务就是战斗、牺牲,哪里由得你享乐来哉?

其七,无赖
      文化革命将什么都灭了,什么都无了,那还剩下什么呢,还剩下的就是无赖了,明明是空前的浩劫,巨大的灾难,却偏要说什么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明明是大倒退,是人类文明的反动,却偏要说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玩无赖,耍流氓,你还拿他没有办法,无赖的嘴脸就是睁起眼睛说瞎话,张开嘴巴说屁话,昧着良心说假话就是不敢说真话,这样的无赖,国还少了吗?

 

 

 

章立凡:中国有软实力吗?

来源:
 
 
一片反日砸车声中,开卷读这部书稿(王冲新著《差距》),仿佛夏日饮冰。作者王冲先生因工作关系周游世界各国,将所见所闻娓娓道来:美国的民主、日本的国民素质、德国的效率、俄罗斯的务实、瑞典的福利、以色列的智慧……解析丝丝入扣,品之口有余甘。愿略借他几张页面,与读者谈谈我读此书引发的思绪。

新闻记者:也是历史的记录者

读此书稿,常有种“被撞了一下”的感觉,很多问题与作者想到一块了。他的工作是新闻,我的专业是历史,两个貌似相去甚远的行当,有此灵犀不谓无由。

今天的新闻,明天就开始变旧,最终将变成历史学者的研究对象。从结绳记事到甲骨契刻,记者与史家原是同一工种,后来才逐渐有了分工。记者是新闻记录者和观察者,史家是旧闻编纂者和研究者。二者的工作对象虽不在同一时空,工作性质却十分相近。

人们熟悉的一些著名记者,退休后转型为历史学者。例如老报人陶菊隐、徐铸成、萧乾诸先生,从长期记者生涯的深厚积累中提取精华,留下了不少文史著述。当今最成功的范例,是老记者杨继绳先生,其著作填补了当代史研究的重大空白。

王冲年富力强,网上资料称其为“资深国际事务记者”,其实年方三十七岁,更“资深”者肯定大有人在,难得的是他那份老成冷峻。从字里行间的思考中,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贵的潜质。

缺乏软实力:就永远是“世界工厂”

2012年反日游行,钓鱼岛还没收回,中国人自己先打起来了。爱国愤青们砸了上千日系车,不仅同胞财产受损,日资企业的损失也得赔偿。这笔帐当局是怎么算的,我搞不明白,但赔偿肯定得由纳税人负担。难怪有句老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

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其实是一种悲哀。以中日贸易为例,利润大都流向日本,中国不过赚了点加工费。2011年日本海啸过后,今年原本有望扭转连年逆差的局面,现在是彻底没戏了。

那么,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如何呢?作者说:“看着北京、上海的大街上的本田、丰田、日产,使用着佳能、尼康、索尼的产品,中国人实际上很难找到胜利的感觉。敢问,2009年日本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占有率,比1936年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鉴于此,有日本人说,中日不会再度开战,因为日本通过战争未能得到的利益,早已在中国得到了。”

中国GDP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作者却认为,中日经济差距至少有50年,因为技术差距至少50年。技术的差距,就意味着经济的差距;技术水平赶不上去,就难免处于给人“打工”的地位。中国在亚洲最大的优势在于经济,但经济上的强势并没有开花结果。这个角度的观察,我十分认同。

强国软实力:源自思想自由

身为记者,作者善于从别人的故事中捕捉秘密。以色列大作家阿摩司·奥兹讲述的两段经历,解开了犹太民族在强敌环伺下的生存玄机。

一是奥兹发表反对政府决策的主张后,奥尔默特总理邀他到总理府喝咖啡(章注:不是“请喝茶”),激辩一个半小时,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二是奥兹坐出租车被司机认出,对他说:“我读过你的书,但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司机滔滔不绝陈述观点,他只有听的份儿。奥兹先生告诉作者:“以色列强大的秘密就是怀疑和辩论。”

“两个犹太人有三个脑袋。”作者说: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在思考,个体之间的观点强烈碰撞,于是整个社会在不断修正中平稳地前行。借助发达的媒体,各种思想、见解都可以传播。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但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仅仅有过两次:一次是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到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另一次是清末开始的中西文化对撞时代,历经民国的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后重新定于一尊。

不容异见的国度,经受不起思想的自由交锋碰撞,也不会拥有真正的软实力。思想上的一元化会扼杀一个民族的创造力,这样的常识常常被有意忽视。

国民教育:强国的“底层设计”

前一时期热议改革的“顶层设计”,我曾提出一个疑问:中国教育制度从根本上就不是为公民社会设计的,只是为大机器生产标准件,不需要独立思考。无论是官是民,都是同一教育生产线的产品。没有坚实的“底层设计”,再好的“顶层设计”恐怕也是空中楼阁。

书中以不少篇幅谈国外教育。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就实行全民义务教育;二战后政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颁布《儿童福利法》,孤儿不问国籍,全部由政府收养,保证完成高中教育;日本的诚信教育,从家庭到学校、企业,贯穿于人的一生。作者感慨道:“一个把教育办成这样的国家,你如何去跟她竞争?”

作者认为,国与国差距的根本在于人,人的差距根本在于教育,教育在幼儿阶段就出现的微小差别,会在未来无限放大,像手电筒的光一样,照得越远,散射越大,影响面越广。国家的强大与否、国民的幸福与否根本不在制度,而是制定制度、遵守制度的芸芸众生。人始终是一切变数中最大的要素。

有比较才有鉴别,书中也谈及教育投入对比:2010年中国教育支出2159。9亿元,平均每人不到200元;以色列人均教育支出近10000元人民币,是中国的50倍。而中国每年维稳支出达到7000多亿,是政府教育投入的2。5倍。

我的感慨是:维稳与教育投入的反差,昭示了制度设计上的本末倒置:底层设计越差,维护顶层稳定的成本就越高;头重脚轻的体制,难免有倾覆之虞。

弱国无外交:强国有乎哉?

作为国际事务记者,作者对中国对外关系有较多的观察。他谈及建政之初外交部门有一批记者出身的官员,记者的经历也大大帮助了外交事业。而今,外交越来越专业,和其他行业的交集也越来越少,外交和传媒之间的互动也欠缺了许多。他直言外交工作中有“弱国心态”:“太在意别人的话,对外界的表扬心花怒放,对外界的批评心生郁闷”。

我由此联想起胡耀邦对外交工作“授权有限”的质疑。1981年3月9日,胡在谈到外事工作改革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外交部培养了一批好翻译和守纪律的工作人员,但没有培养出多少合格的外交家。”

作者详尽分析了日本在与邻国中、俄、韩的岛屿争端中步步为营、稳步推进的历程:“和中国的大度相比,日本在岛屿问题上可谓锱铢必较,这么做,有民族文化的原因,有经济上的考虑,也有政治上的因素。”作者还认为:“联俄抗美”将是中国最大的战略错误,并指出中美之间软硬实力的差距:

除了硬实力的差距,软实力也是重要原因。美国可以携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观横扫全球,可以用好莱坞大片吸纳各国主流人群的关注,可以用iPad等产品让大家自愿打开钱包,但中国却没有这方面的杀手锏,中国和亚洲邻国之间,缺乏超乎利益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这段话令人彻底无语。环视中国在亚洲和全世界的孤立状态,过去常说“弱国无外交”,如今号称强国了,又当如何呢?

自由民主: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吗?

作者曾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各州采访总统大选,采访过民主党候选人爱德华兹和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是第一位采访奥巴马的中国记者。几年后再度赴美考察,又广泛接触了包括赖斯、伍德沃德在内的政界、媒体界人士。

作者认为:性格即命运,国民性即国家的命运。美国人的性格造就美国式民主,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美国人的性格决定了他们的选择。读至此不免掩卷反思:中国人的国民性如何呢?我们有权选择命运吗?

近年中国掀起了一股反普世价值的波澜,不仅反对三权分立式的民主宪政,甚至连公民社会都成了“西方陷阱”。持此论调者不是无知就是数典忘祖,194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回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时明确承诺: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所尊崇的是普世价值,从而赢得民心。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却走了一段弯路,走上了“一边倒”的“以俄为师”之路,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步走出苏式计划经济阴影,但至今尚未摆脱斯大林主义的魔咒。

对于历史上的“苏联模式”,俄罗斯领导人普京有着清醒的认识,作者引用了一句他的名言:“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

读之不免扼腕再三:值此“大国崛起”之际,领导者太需要这样的见识,中国不应自外于人类共同文明。

睁眼看世界:百年中国学到什么?

这部书稿,犹如一部21世纪版的《新大陆游记》,读后既熟悉又遗憾。

清末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徐继畲、魏源、林则徐那一代人,虽以著述介绍泰西文明,毕竟没有亲历亲见;比起容闳、梁启超、孙中山等周游列国并在西方长期生活过的思想者,对世界仍嫌隔膜。

清廷试行“新政”时,曾派大小官员赴欧美考察,涌现了一批游历者的日记、笔记和游记,视角观点见仁见智,有的见树木不见森林,有的见森林不见树木。而在宏观和微观上都有真知灼见者,无人能超越政治流亡者梁启超,难怪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政改奏折却要请朝廷通缉要犯梁启超捉刀。

竞争,就是学习并超越强者;出国考察,要派“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据说21世纪是个学习型社会,以改革的名义出国考察,成了部分官员的项目。但除了购物,浮光掠影式的考察外,可供学习的机会还很多!

自19世纪中叶起,闭关锁国的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先学坚船利炮等科学技术,逐渐接受了自由贸易,学习宪政制度;后来转而以俄为师专搞社会主义,孤立三十年闭门造车,最终不得不重新改革开放……。一个多世纪中,中国历史走了个大循环,诚如黑格尔所言:“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

一个不会学习的民族,是没有资格侈谈软实力的。我们还要再循环一百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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