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桑-
1962年，毛泽东批评1935年已被蒋介石杀害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晚节不终”，与瞿秋白过从甚密的周恩来讨好和迎合毛旨意、推波助澜并往瞿头上大泼污水。中国网民牛虻撰文《周恩来：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披露，周恩来在政治局作报告说，瞿秋白是一个叛徒、要从八宝山搬出之后，瞿秋白墓被毁、曝骨扬灰。就连瞿秋白父母坟墓也被毁。
说实在的，从个人感情而言，我不忍心写下此标题和发出此文，但，出于历史的良心，出于让下一代人树立正确历史观的责任，我——不得不写，不得不发！
前日，我编撰了《中共领袖中的烈士瞿秋白》一文，昨日，我又转发了瞿秋白女儿瞿独伊于2010年口述的一篇回忆文章，标题为《父亲在九泉之下仍然遭受莫大污辱》（请见附录）。
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遗骨安葬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
瞿女瞿独伊在文中揭露“文革”期间，瞿秋白一下子从无产阶级革命家变为“贪生怕死的叛徒”，瞿的家人及生前好友均遭株连。“那时候自己人整自己人，比当年国民党整我们还厉害。很多在盛世才新疆监狱里都没有受过刑的人，在文革时候却被整死了”，其中包括她的母亲杨之华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含冤致死。文革初期，不仅瞿秋白坟墓被红卫兵挖掘毁掉，曝骨扬灰，就连瞿秋白的父母坟墓，也都统统被摧毁踏平！
是谁让“瞿秋白九泉之下仍遭受莫大凌辱”？瞿秋白女儿文章的结论是——"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不顾事实”，硬把瞿秋白“打成叛徒”，使瞿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可以说，此定论出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依旧还是老一套概念！生拉硬扯，牵强附会。文革近四十年后，现在还对中国百姓说，文革时期中共所有坏事，都是江青等4人所为！老百姓——还信吗？
昨日和前日两文后，众网友于两文后跟帖甚众，我于跟帖中，又看到不少对我而言——新鲜的有关瞿秋白的史料，现在，我再次将这部份资料辑录成文。不过，此博中，与瞿秋白名字连在一起的，却是另一个长期担任中共领袖的人物，此人大名，我甚至不愿和不忍提及，又不得不提。他就是——周恩来。因为，“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人在做，天在看！
据《瞿秋白年谱》记载，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次扩大全会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瞿秋白作出高度评价，称其“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1946年3月21日，周恩来在一封信中，热情颂扬瞿秋白革命的一生，给他以崇高的评价，信中说：“秋白同志毕生服务人民大众，卒以成仁。耿耿丹衷，举世怀仰。”
向瞿秋白致哀，左起为叶圣陶、许广平、董必武、周恩来、康生、彭真、陆定一、周建人
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殉难二十周年，周恩来主祭，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瞿秋白遗骨安葬仪式，周恩来亲自抬着瞿秋白骨盒，放进墓穴。
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作了瞿秋白生平报告。对瞿一生给予高度评价。报告全文刻在墓碑背面。墓碑题写者就是瞿当年的亲密战友周恩来。5年前，《瞿秋白文集》出版时，毛泽东亦题词：“瞿秋白同志死去15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瞿秋白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文化事业方面。”
然而，到了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的毛泽东先后在香港出版的《瞿秋白传》上看到《多余的话》，以及在《历史研究》上看到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便急切地想把两者与他要解决“党内叛徒问题”紧密联系起来，毛作出了异乎寻常的重大政治判断。于是，便有了流传甚广“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的最高批示。毛质问道：“《多余的话》看不下去，无非是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成？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
此时，站出来讨好和迎合毛旨意、推波助澜并往瞿头上大泼污水的，不是别人，正是在历史上与瞿秋白过从甚密的周恩来。
“文革”中，1967年3月，北师大学生造反组织“井冈红军”编写了《瞿秋白批判集》，里面详细记载了周恩来在不同场合提到瞿秋白是“叛徒”的几次谈话，摘录如下：
1964年6月，周恩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首次揭发瞿秋白投敌变节的事实：“抗战初期曾经有人问我们买不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当时我们认为是伪造的，没有买。现在了解，瞿秋白确实写过这篇文章。”
1964年7月，周恩来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谈“李秀成问题”问题：“瞿秋白也有这个问题，也是晚节不终。这时，毛泽东插话：《多余的话》我看不下去！以后宣传烈士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多宣传方志敏。”
1966年5月，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提到：“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像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刑前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文章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状就看出了。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去，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要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1966年8月接见中科院双方代表时讲话：“家庭出身好是一好，表现好是两好。家庭出身不好，表现好，亦是一好。出身好表现不好，是忘本；家庭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两个不好。两个不好，应该回老家去了，或者叫复辟。主要看你的表现，晚节。瞿秋白出身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个报告，还未发表，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碑给砸了。……在知识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我们应当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学习，学习他对李秀成的分析。……瞿秋白被敌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杀掉了。”
1967年2月接见铁道部造反派时讲话：“我是经过5个时代——从大革命到现在：1921～1927，1927～1937，1937～1945，1945～1949，1949到现在。看到过不少阶级，有的是钢铁战士，有的就是不行。像向忠发是党的总书记，但一抓住就叛变。当然也有好的，像苏兆征成为烈士。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也有很多烈士，像李大钊；也有像陈独秀背叛革命成为托派，瞿秋白临死前还写叛变书，就像从苏联回来不可一世的王明，也成为修正主义分子。”
1967年2月接见江苏“造反夺权委员会”代表时讲话：“我接见过南开大学卫东派组织。我叫他们多作调查，他们下决心钻到很多图书馆里，查了几个月。安子文是黑帮分子，是一位学生调查出来的。南开大学发现了20多年前的材料。安子文叛变，是经刘少奇批准，集体自首。入城之后，组织部长是安子文，就不把这一部分材料拿出来。瞿秋白死前也写过一篇文章，同李秀成的一样，结果蒋介石还是把他杀了，这篇文章被陆定一藏起来了。这些都是大事，是白纸黑字写的材料。”
1967年3月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时讲话：“这次运动搞出了一大批叛徒，这是红卫兵的功勋。瞿秋白死前写了《多余的话》，是叛徒的自白书。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从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中得到的启发，年青人启发了我们这些老头子。最近又发现，在枪毙前，瞿秋白写给当局的一封求饶的信。他是个叛徒。这些是刘少奇、邓小平组织路线的错误。安子文掌握了组织部二十多年，他们在表面上比我们还‘左’，实际上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从此，我们对自首的叛徒就严格了。”
1967年11月在接见广西造反组织“联指”时的讲话：“就拿中国共产党来说吧。前五代的领导人都有问题，这不影响我们党的光荣、伟大、正确。第一代陈独秀是托派，是反革命；第二代瞿秋白，是个叛徒，我还要写篇批判文章。”
由上可见，在不到3年多时间，周恩来在不同场合下曾多次提到瞿秋白，每次都说到瞿秋白是叛徒，而且言之凿凿，直言不讳。“文革”中八宝山公墓里的瞿秋白墓地被红卫兵砸毁，尸骨无存，周恩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的多次谈话与提议，对无法无天红卫兵来说，就是最大动员令。而当时，“四人帮”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尚未形成，那几年，除毛夫人江青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外，王洪文还在上海棉纺厂里当保卫科长、张、姚也还在上海写文章，当秀才，三个人都还未进中央。据此，又怎么能把瞿秋白被中共定为“叛徒”一事，说成是“四人帮”所为呢？！这不是瞪着无产阶级的大眼，咧着马列主义的大嘴，说着天理不容的瞎话嘛！
唉！冤有头，债有主哟。如果追溯中共枉定瞿秋白为“叛徒”历史责任的话，源头正于周恩来此处。而周之所以非把“叛徒”帽子扣在瞿的头上，唯有两种可能：一是逢君之恶，投其所好；二是急于在变幻莫测的“文革”中，撇清自己历史上与瞿的亲密关系，以图自保。
我真诚希望中共史学家，能发文严历批判本博引用周恩来多次点评瞿秋白为“叛徒”之言的内容。倘若也能有网友发博证明上述周恩来之言，都是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指使造反派伪造的，那也——善莫大焉！否则，这段史实，对周恩来“伟人”形象而言，也许又是另一种的“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吧！
改革开放三十年，“文革”史研究成了中国文坛和政坛的禁区。许多文革中似是而非的东东，一直拖至今日，中国的老百姓仍旧是迷迷煳煳、昏昏噩噩、浑浑沌沌、疑疑惑惑！
但不知，这次“大会”之后，中国 “文革”史的研究，可以开禁吗？若还不让提“文革”，那这第二次“文革”，可能真的离我们——不会太远喽！前一段遍及中国“保钓”游行的队伍中，似乎已经传递出第二次“文革”的某些信息，包括前两年薄熙来治下的“唱红打黒”，似乎也有那么点当年“文革”的调子和影子……
那下一次“文革”中，被“掘墓戮尸”的，又会是——谁呢？还有第二个——瞿秋白吗？
2012/11/12 晨5时45分
附：瞿秋白女儿追忆父亲：九泉下仍遭受莫大凌辱
来源：《文史参考》2010年第8期 口述：瞿独伊 撰文：周海滨
瞿独伊，瞿秋白的独女。瞿秋白去世时，她只有14岁。从5岁见到父亲，到14岁从报纸上得知父亲被杀害的消息，她在父亲身边只生活了短短的4年。然而这段充满父爱和亲情的时光，却给她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人生记忆。如今，89岁的瞿独伊独自生活在北京
瞿独伊，瞿秋白的独女。瞿秋白去世时，她只有14岁。从5岁见到父亲，到14岁从报纸上得知父亲被杀害的消息，她在父亲身边只生活了短短的4年。然而这段充满父爱和亲情的时光，却给她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人生记忆。
如今，89岁的瞿独伊独自生活在北京，回想起自己漫长的人生，她想说的还是“好爸爸”的温暖。
采访列宁
我虽然不是秋白的亲生女儿，但是他对我比亲生的还亲。我母亲杨之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个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被人称为有“超群的美貌”，人家喊她“小猫姑娘”。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她和我的生父沈剑龙相爱成婚。我生父不愿意吃苦，有点儿少爷的样子，经不起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生活的引诱，堕落了。
我原名叫“晓光”，有点天刚破晓的意思。后来改名独伊。因为我的生父对我母亲不好，她心中怨愤，决定只生我一个孩子，因此改名叫独伊。我现在就一直叫这个名字。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秋白和母亲在上海结婚，沈剑龙还亲临祝贺。他们此后成了好朋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
在认识母亲之前，父亲曾以北京《晨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莫斯科采访列宁，是最早向中国系统地报道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状况的新闻先驱。
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父亲采访报道了这次大会的盛况。7月6日，父亲在安德莱厅看到了列宁。他在当日就兴奋地写下新闻报道，最早向中国人描述了列宁的形象。
他说，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语和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自然流露出政治家的诚挚果毅，他的演说常常被霹雳般的鼓掌声所吞没。
让父亲记忆深刻的是，他在会场的走廊上追访列宁。列宁停下来与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指给父亲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让他参考，然后说了几句话，便道歉忙碌去。
1922年12月21日，父亲应陈独秀邀请，回国主编《新青年》季刊，结束了第一次苏俄之行。这时，他才24岁。
苏俄生活
1928年4月30日，父亲第二次动身去苏联，筹备中共“六大”；同年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母亲带着我，与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一起，也秘密来到莫斯科。
“六大”在中共历史上很特殊，会址不在国内而在国外。我去了没多久，“六大”就开了，开会时我还记得，是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银色别墅举行的。
由于当时没有找到幼儿园，李文宜阿姨就带着我，她当时是列席代表。现在正式的代表都已经去世了，我恐怕是唯一目睹“六大”开会情况的人了。当时我天真活泼，每逢休会，我常常给那些代表唱歌、跳舞，现在我还喜欢跳舞，我跳舞喜欢找最好的舞伴跳。
中共“六大”后直至1930年7月，我们一家共同在苏联工作和生活，在那片赤色的土地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
1929 年初春，父亲的肺病又加重了，不得不去马林诺的列宁疗养院修养。在这个乡村疗养所，父亲爱上了滑雪，后来回到莫斯科，他还去滑过雪。
在这分离的一个多月里，父母之间多次通信，有时一天甚至写两封。父亲经常在信中提及我，他说：“独伊如此的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啊！之华，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独伊。” 父亲还给我写信，信里说，“你看好爸爸滑雪了”。
那时由于没有幼儿园，父母就把我送到了孤儿院，我很不愿意在那个孤儿院里呆，老是哭。但是没办法，爸爸妈妈要我在这里念书。爸爸来看我的次数比较少，妈妈来的次数多一些，李文宜阿姨来的次数最多。每次他们来我就哭，说不在这里呆了。他们走了之后，我一遍遍地坐他们坐过的地方，走他们走过的路。你不能理解，我是那么的那么的想他们。
我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父亲从共产国际下班回来，路过商店总不忘买一些带到孤儿院给我吃。我当时也不知道秋白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就以为他是我的亲生父亲。
后来我转到了依凡城一个森林学校，实际上叫儿童疗养院。在森林学校，为了讲究卫生，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我冬天去的，第一次剃了头发，很不喜欢。父亲为了安慰我，给我写信。
独伊： 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你要听先生的话，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
我叫他“好爸爸”，因为妈妈喜欢他，让我叫“好爸爸”，所以他每次签名都是“好爸爸”。但是我在森林学校时，父亲没时间来看我，大概来了一两次。
他们有一次冬天来看我，我坐在小雪车里，爸爸拉我，假装跌一下。我就笑他，说：“爸爸那么大都跌跤，我都不跌跤你还跌跤。”他喜欢画一个滑雪板，或者是一个兔子，我爸爸多才多艺，一笔一划就画出来了。
再后来，我到了国际儿童院了。国际儿童院里有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孩子，我们大孩子常去幼儿班，带那些不同国家的小朋友一起做各种游戏。
1930年，父亲从苏联回国主持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母亲也要一起回国，我还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临行前，他们对我说，有事要去南俄，也就是现在的乌克兰，很快就回来。我没能与父亲再见上一面。我当时发烧在医院里，母亲回国前一天去医院看我，我还责怪妈妈不遵守时间。
我根本不会想到，父亲这次回国就是我们父女的永别。
秋白之死
1934年初，父亲被派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而母亲则留在上海。博古只叫我父亲去，不叫我母亲去，借口说母亲的工作没有人能代替，就是有意让他一个人去。
1934年秋，中央红军在仓促中决定进行战略转移，父亲奉命留守江西，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根据张闻天的回忆，中级干部是由他决定谁留谁不留；高级干部是由周恩来、李德、博古最高“三人团”决定的。得知此消息后，毛泽东两次找到博古，要求带父亲走，却遭到拒绝。博古以父亲患病为借口，说：“不带，留着。”父亲当时听说要留下来，心情很不愉快，他也希望走，但是还是服从组织决定。那时候博古是最高领导，他犯了两次错误，一次是不让母亲去苏区，一次是不让父亲参加长征。如果我母亲去了，对父亲的身体健康和工作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也不至于在苏区艰苦条件下拖着病体生活。当然我也不恨他，因为这是历史造成的。
第二天，陈毅看见我父亲还在就很诧异，问他怎么还不走，陈毅说，“我的马比你的马好，你赶紧骑上去追上队伍”。父亲说，“我要留下来的。”陈毅说，“怎么要留下来了？”父亲说，领导决定的，要我留下来。陈毅觉得很不公平，但也没办法。
中央红军出发那天，父亲把自己的一匹好马送给了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徐特立，让马夫跟着徐特立上路。
大概在1936年，父亲牺牲以后，廖承志跟博古看到我父亲牺牲的报纸。博古感慨地说：“如果他跟我们一块儿走，就不至于牺牲。” 博古对我父亲之死是有责任的，他说这话的时候脸红了。廖承志看出来他很内疚。1981年在常州修瞿秋白纪念馆的时候，我把这个事说了出来，在场的很多人都流泪了。
“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不顾事实，硬把我父亲打成“叛徒”，使父亲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枪毙他的宋希濂可以作证，我父亲绝不是叛徒。我和我女儿曾经去问过他一些事，宋希濂说父亲就义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神态从容。那天，我和女儿是一边流着热泪，一边记录证明材料的。而中纪委复查组则以更多的材料证明，“四人帮”强加给我父亲的“叛徒”帽子完全没有一点根据！
虽然宋希濂是亲手杀死我父亲的人，我们光明磊落、不卑不亢地去看他，他也不尴尬。他说，我对你们怎么说，就对红卫兵怎么说。他很坦率地说：“我看了瞿秋白《多余的话》，没有什么叛变自首，没有出卖谁，也没有出卖组织，不过有一点消极的情绪。”他都看得很清楚，我们自己人却看不清楚。
莫斯科的儿童疯人医院
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一批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参观休息。看到一份《共青团真理报》，报上详细报道了我父亲于6月18日牺牲的消息，并附有一张4寸大小的半身照。一直想念“好爸爸”的我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后来我就晕倒在地。
我休克了，不能说话、不能动，还在哭，但是我能听到别人说话。有人说，她是不是死了？我想说我没死，但是又说不出来。老师就拿一瓶香水擦我全身，这样我才能动了。
当时特别难受，就想妈妈以后怎么办，以后一定很痛苦。我就一直哭，吃不下饭。回到国际儿童院，我到晚上不能睡觉，得了失眠症，也影响到孩子们的休息。
老师就把我送到莫斯科的儿童疯人医院。和我较好的一个日本小朋友知道老师要送我去那，就说，“他不是疯子，她就是想她爸爸。”在这个儿童疯人医院，有些小孩把大便抹在墙上。在那里待了一个月，没有人管我，也没有人来看我，只有那个日本朋友给我来信，安慰我。
父亲牺牲后，母亲第二次来苏联，参加第七次共产国际大会，她就把我从疯人医院接了出来。母亲当时在国际红色救济会做中国部的委员。她那时候很痛苦，因为父亲刚刚牺牲。晚上母亲拿出父亲写的信和文章看，他俩感情很深，这些信写得很热情，他说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独伊，我很想赶紧回来，回到莫斯科，看看你，拥抱你。母亲在台灯底下，一边看一边掉泪。我就说妈妈你不要哭，爸爸已经过世了，你不要哭，我给你唱歌，我就一首歌一首歌地唱，唱了《马赛曲》、《儿童进行曲》等好多俄文歌给她听。
从新疆监狱到秦城监狱
1941年9月，苏德战争爆发三个月后，我和母亲启程回国，途中被新疆军阀盛世才软禁。
那时，我们还没有受到什么虐待，院子锁着，没有自由，但是房间没有锁门，大家可以互相来往。中间搬了好几次，最后一次是在第四监狱，待的时间最长。吃饭是一天两顿，一桶没有一点油水的烂白菜汤，放一点盐，然后一木箱馒头，馒头里面掺了沙子，吃起来哧熘哧熘响，馒头不限制，随便吃，但是没什么营养。
刚进监狱时，我们带了一些衣服，我还带了熘冰鞋，托看守帮忙变卖，买了一点羊尾巴油，吃馒头的时候抹一点，就有油水了。我们还买了葡萄干和牛肉干，牛肉干舍不得吃，一年四次节日的时候，我们趁机给男监的同志，一人送5、6个牛肉干。我们自己主要是抹点羊尾巴油，吃点葡萄干。
一共有150人被关押在那里，除了我们这些苏联回来的路过人员，还有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我们呆了4年，出狱时只有130人，好些不是病死了，就是牺牲了（毛泽民、陈潭秋、林洁如三位同志就被杀害），或者早就叛变了。1946年6月10日，经过党的营救和张治中将军的努力，我们才获得自由，分乘10辆大卡车奔赴延安。7月10日到延安时，受到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说实话，在新疆监狱里，女同志没有受刑，也没有被拷打。我的一位狱友，没有死在新疆监狱，后来却死在了“文革”监狱里。我没想到中国人是如此的兽性，说她是叛徒，嘴里塞布，手脚绑着，头朝下，一上一下倒插进农村的茅坑里，慢慢给弄死的。
我也蹲了10年的牛棚，每天吃一个窝头，5分钱的菜，一个月12元钱。那时说我们都是叛徒，我则是“叛徒、军统特务、苏修特务、国民党员”，说我们集体叛变、做了很多坏事，但是也具体说不出我们做了什么坏事。我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里上班，先被关在一个办公室里，上厕所，要敲门叫人来开门。有人就开，把我押到厕所去，回来再锁上。没人就得忍耐。我在牛棚里蹲了十年，笔纸都没有。睡在温室大棚的草地上。每天吃饭以前要请罪，向毛主席鞠躬，鞠躬以后可以吃窝窝头和五分钱的菜。
我没有想到自己人整自己人，比国民党整我们还厉害。很多新疆监狱的人在“文革”的时候都被整死了。包括我母亲，就是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致死的。
母亲解放后先在妇联国际部工作，然后担任妇联副主席，全国女工部部长，“文革”被逮捕以前在检察委员会工作。她身体一直不好，关在秦城监狱里。母亲在监狱里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号码，在新疆监狱的时候我们还有自己的名字，还有人格，但那时母亲已经没有了。我去看她的时候，叫了她的名字，她说，“你叫了我的名字？”我说，“是啊，不叫你的名字怎么来看你？”她说，“这下糟了，他们知道我是谁，对我更不好了。”
我给周总理写信，请求让我母亲保外就医，但是保外就医只有三天，她就去世了。
父亲和鲁迅的知己之交
父亲和鲁迅交往密切。鲁迅赠给父亲一句话：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他认识父亲之后不久写的，因为我父亲非常理解鲁迅，思想跟他一致，写了1.7万字的《序言》。鲁迅看了以后说：“你写得太好了，好像从没有人写我是从一个进化论者到一个革命者。”
据母亲回忆，父亲与鲁迅的第一次见面在1932年的夏天，父亲在冯雪峰的陪同下拜访了鲁迅。父亲跟鲁迅认识的时间并不长，他们见面以前就很熟悉了，互相通过看文章了解了对方。1931年9月1日，鲁迅一家三口，为了避免特务盯梢，冒雨来看父亲，父亲喊鲁迅为“大先生”。
在上海，父亲三次在鲁迅家里避难。1932年冬天，母亲被特务盯梢，父亲立即转移到鲁迅家里，鲁迅这时去北京探望母亲，只有许广平和周海婴在家；1933年2月，父亲又有危险，再次转移到鲁迅家中避难。1934年父亲去苏区前，上门向鲁迅辞行，鲁迅和许广平坚决要睡地板，把床铺让给父亲。
我父亲被捕以后，身份还没有暴露，就给鲁迅写信，暗示他原来是国民党的医生，被俘虏以后给红军当医生，想通过一个假口供让鲁迅想办法营救他。鲁迅筹了50大洋，准备保释。但是这个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做，叛徒就出卖了我父亲。
许广平回忆说：“秋白逝世以后，鲁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悲痛不已，甚至连执笔写字也振作不起来。”鲁迅亲自编辑出版父亲的译文集《海上述林》，这成为鲁迅生命最后时间里的一项重要事情。这让他备感宽慰，十几天后便溘然长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