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首页
□ 站 内 搜 索 □
請輸入查詢的關鍵字:


標題查詢 内容查詢

一言九鼎     
三地風采     
四面楚歌     
五洲學興     
六庫全書     
七七鵲橋     
八方傳媒     
九命怪貓     
十萬貨急     

 
非常了得/论毛泽东/薄熙來的政治遗产/中国财富失踪之谜
發佈時間: 10/18/2013 1:13:37 PM 被閲覽數: 254 次 來源: 邦泰
文字 〖 自動滾屏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非常了得131016

来源:
 

                   
                  
 

 

 

论毛泽东

 

 

 

 

作者:郭罗基

德国人的严谨哲学思想帮我们整理了个难题。讲得简明扼要,令人诚服。若你还没看过,值得花些时间去看看!别开生面!

按:德国第二电视台正在制作一部人物传记片《毛泽东》,德国笔会主席团成员史明先生应邀为顾问兼编导。本文是根据与史明先生的谈话内容以及录像采访整理、扩充而成。

德国电视二台拍摄毛泽东的传记片,当然有其指导思想。文章很长,是我迄今读到最客观、最冷静、最深刻的研究。

怎样认识毛泽东,可能是几个世纪的课题。

《东方红》的歌词中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当时的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盼望“大救星”。人们没有想到,“大救星”也可以成为“大灾星”。认识毛泽东就是要从根本上研究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我们不妨作一种设想,假如毛泽东和尼克松互换一下位置,毛泽东到美国当总统,尼克松到中国当“伟大领袖”,结果会怎样呢?在美国当总统的毛泽东,免不了也会像尼克松一样,黯然下台。而在中国当“伟大领袖”的尼克松,不必搞什么水门事件了,可以放手地搞他的天安门事件,那必定又是另一个毛泽东。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并不完全决定于他自己个人的因素。如果仅仅以性格、心理、道德情操等等解释历史人物,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只能出在中国;中国必然出毛泽东

毛泽东的同时代人以及他身后的两三代人,有些人是他的受益者,有些人是他的受害者,两者都很难平静地谈论毛泽东。一边是毛泽东热,一边是非毛运动。有些人把一切功劳归于毛泽东,有些人把一切罪错归于毛泽东,褒贬两极同样都是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有在将来,毛泽东和他的受益者、受害者都进入了历史,在那个时候,也许毛泽东才能得到恰当的评价。但就在现在,无论是他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无论是颂扬他的功劳还是谴责他的罪错,都有必要讲出自己所认可的毛泽东。这些对毛泽东的评价,同样也将为后人所评价。已有的关于毛泽东的著作和影视不计其数,它们的价值很不相同。希望德国人比中国人的态度客观,由你们制作的《毛泽东》人物传记片,能够成为传之久远的文献。

认识毛泽东主要是根据千百万人的亲身体验和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不是探寻“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编写“不为人所知的故事”所从何来?既然不为人所知,作者如何得知?事实上,“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的材料,都是别人已知的,只是作者自己先前不知。如果老老实实地题为“不为作者所知的故事”,那就失去了卖点。故标榜“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只是满足人们猎奇的爱好,无非是追求商业价值而已。

一、毛泽东在中国扮演了什么角色?

如今,我们还生活在毛泽东的巨大的阴影之中,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清除他的消极影响。

清算他身后的直接的有害遗产,与评定他的一生,两者虽然相关,并不完全等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需要全面的、系统的分析。

毛泽东自己坦率地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种说法倒很是形象。认识毛泽东就从这里开始

毛泽东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是进了北京坐在中南海的宫殿里的说法,当年住在井冈山的茅棚里、蹲在延安的窑洞里就不会这样说了,应当说是“马克思加陈胜、吴广”。他不是说嘛:“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就是陈胜、吴广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包含了“造反有理”,但不能归结为“造反有理”。因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造反有理”,造反成功,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剩下什么了。马克思是近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陈胜、吴广是古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虽然时代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总还有某些共同点,勉强可以结合。秦始皇是压迫阶级的代表,与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马克思怎么能结合?准确地说,“马克思加秦始皇”只能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为什么不说是“披上秦始皇的外衣的马克思”?因为在二十世纪,马克思根本不需要秦始皇的外衣,而秦始皇却需要马克思的外衣

所以,历史上有两个毛泽东:前一个毛泽东在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时期是“马克思加陈胜、吴广”;后一个毛泽东,在革命成功运用政权的时期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有人只看到后一个毛泽东,认为他从来就是专制魔王。这不符合事实,前一个宣扬“造反有理”的毛泽东是反对专制魔王的。有人只看到前一个毛泽东,又认为他是革命元勋,无论他后来有多少罪错,总是功大于过等等。在他的身后,遗害犹在,如何体现和认为功大于过?总之,仅仅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毛泽东难以周延。毛泽东矛盾的一生,前后扮演了两个的不同的角色,一个反对另一个,一个否定另一个。

中国领导人谈论对毛泽东的评价,总是说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这是一种不科学的评价方法。有人又提出两个三七开:夺取政权时期是七分功三分过,运用政权时期是三分功七分过。除了不准确的量化比例以外,对前后毛泽东做出不同的评价,还是符合实际的。

认识毛泽东现象,必须把它放在历史的框架中来研究。史明先生,你提出的有关毛泽东的种种问题是经过深入思考的,但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在一个平面上来考察,还要进行纵向的分析。

比如,你提到毛泽东与群众运动的关系问题。掌控群众运动是他的拿手好戏,群众路线被称作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用和意义是不同的。对于前一个毛泽东来说,群众运动是发动下层对抗上层的运动是发动被压迫者对抗压迫者的运动;对于后一个毛泽东来说,群众运动——是从权力中心发出指令运动群众,结果就成了整人运动。两个毛泽东的两种作为,从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变成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基本关系颠倒了,运动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前一个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强调三个要点:第一,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以满足群众的切身利益来吸引人们跟着共产党走;第二,一切为了群众,仅仅是主观上为了群众还不行;所以第三,要强调一切对群众负责,必须注重客观效果,好心办了坏事也不行。后一个毛泽东的运动群众,与此相反:第一,不是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而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第二,不是为了群众,而是为了上级。每次运动都下达指标,以完成上级的指标为任务;第三,最终当然也不会对群众负责,运用政权运动群众,每次都伤害了群众,而且没有一次不死人的。

再举一例。你还提到“洗脑”。西方人叫“洗脑”,毛泽东、共产党叫做思想政治工作。洗脑是否成功,不是取决于洗脑者,而是在于被洗脑者是否接受;出于自愿,才能接受;符合切身利益,才能自愿。在夺取政权时期,为了团结奋斗,总是从工作对象的切身利益出发,进行思想启蒙,提高阶级觉悟。最突出的是对国民党的俘虏兵的教育。往往在战场上就地召开诉苦大会,诉阶级苦,诉当兵苦。国民党的兵都出身于穷苦人家,是被抓壮丁抓来的,在军队里又受长官的打骂。经过诉苦,认识到为何受苦?为谁当兵?马上掉转枪口去打国民党,甚至制服都没有换,只是摘掉了帽徽。打过长江以后,在新解放区没有搞过参军运动,兵源都是来自俘虏兵。把枪交给原来的敌人,多么危险,战争史上从未有过。而且,当国民党的兵常常打败仗,当共产党的兵就不断打胜仗。你说,是不是神奇的“洗脑”?运用政权的“洗脑”,即改造思想、统一思想,就大不相同了。共产党自以为垄断了真理,强行思想灌输,钳制舆论。所谓“统一思想”,就是精神上的强制。内心实在不服怎么办?只能虚假表态,阳奉阴违。所以运用政权的力量统一思想,实际上是强迫的说谎机制。

为什么会出现两个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身上体现了两条历史线索的相交。一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条是中国的传统在近代的演变,在这两条历史线索的相交点上,同一个人,在夺取政权和运用政权的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

二、马克思主义分裂为两种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怎样来到中国遇上了秦始皇?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发生了问题。

马克思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西欧。他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反映了十九世纪的时代精神,它包含两个方面:革命精神和人道精神。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遍了全世界。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宗教,还没有一种理性的思潮产生过如此广泛的影响。

十九世纪,即使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一个需要革命的时代,一八四八年、一八七一年的欧洲都发生了革命。马克思不能不面向自己时代的迫切需要,由研究革命而形成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运动。但革命不是目的,马克思的终极关怀是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为此目的而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探索走向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途径,提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其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自古以来人们就向往大同世界、千年王国,马克思的贡献是在于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作了论证。在马克思主义中,革命精神是短暂的时代的烙印,而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道精神,才是长远的超越时代的人类理性。

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分裂,分裂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第二国际强调人道和民主,第三国际强调革命和专政;第三国际批评第二国际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第二国际批评第三国际是极权主义、独断主义。组织上的分裂,同时发生思想上的分裂。马克思主义也分裂了。一种硕大的思想体系在它的继承人那里发生分裂,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情。孔子的儒家学说,在后来分裂为孟子学派和荀子学派。黑格尔的学说在他身后分裂为老年黑格尔学派和青年黑格尔学派。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分裂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人道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发生分裂?

马克思主义的分裂,与其它思想体系的分裂一样,都是同一思想体系内在矛盾的外在化。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人道的方面和革命的方面没有达到有机的统一。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朝着不同的方向传播,与不同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分裂成为事实

马克思主义从俄国开始向着不发达国家传播,继承了它的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在发达国家的传播,继承了它的人道精神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还是在列宁之前由普列哈诺夫提出的,后来为第三国际所坚持。人道的马克思主义则为第二国际所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人道,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不革命。两者虽然各自片面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因为对现代社会来说,革命越来越不需要了。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不革命,正好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他们所主张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曾经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为“修正主义”,如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是鲜明的现实。西欧、北欧和北美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比起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因素更多,社会公平、人民福利的程度更高。西方的反共人士不知道,他们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比“共产主义国家”更接近共产主义。当代世界所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人道的马克思主义的流变。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革命渐渐成为过去;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革命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不发达国家的需要,凸出显示出革命的精神,成为这些国家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武器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使是片面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还不是原版,而是经俄国人转手的,通常叫做“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列宁主义,两者并不完全相同。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焊接在一起是斯大林的手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所以,将毛泽东的“马克思的外衣”揭开来一看,里面藏着斯大林,“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是“斯大林加秦始皇”

马克思主义分裂以后又发生变形。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两个主要之点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的母体内孕育、脱胎,成熟的资本主义,才能诞生社会主义。落后国家的人民在被压迫、受奴役走投无路的境况下,革命是有理由的。但这些国家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却立即发动革命、进入社会主义,而且,越是落后进入社会主义的步伐越快。落后的俄国取得政权之后不过十九年,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了;中国比俄国更落后,毛泽东取得政权之后不到七年就进入社会主义了;到了最后一个柬埔寨,虽然比其它国家还要落后,波尔布特取得政权之后的第二天就进入社会主义了。二十世纪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这一分支,以为凭借革命的手段,可以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实行社会主义,而且把它说成“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是不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缺乏相应的政治、文化条件的主观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就是不以客观的必然性为依据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当然是出于空想,但它与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又不同;空想社会主义只是停留在空想,而主观社会主义则是运用政权的力量,来强制推行一套空想,于是产生了灾难。搞了几十年的主观社会主义,最终不是崩溃就是变质,回过头来还要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被证伪了,原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更显示出它的真理性。

马克思还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在先进国家联合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在十九世纪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人们还很难相信为了边界纠纷连年打仗的欧洲国家会实行联合。现在马克思的预言越来越清晰了,欧洲国家已联合成为欧盟,在欧盟之内社会主义因素正在不断增长。俄国人以“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论”取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先进国家同时胜利论”,又认为这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强加给列宁的。列宁本人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政权在先,但进入社会主义可能是德国在先,因为德国比俄国先进。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以后又一国接一国胜利,虽然一度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并没有出现国家的联合,相反,发生了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以至兵戎相见。中国又发展了“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变成“社会主义在一市首先胜利”。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我们的伟大首都北京首先进入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社会主义在一市首先胜利”统统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人道,它的消极作用与历史的发展成正比。戈尔巴乔夫企图将苏联转向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为时已经太晚。

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观社会主义终结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正在展示蓬勃的生机。历史证明,克思确实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因为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就能制造一种社会主义,也不因为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就能阻止社会主义,这一切都是不依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毛泽东将现代的革命接续中国的传统

再说另一条历史线索──中国的传统。自从秦始皇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王朝后,两千多年以来就是王朝专制和农民起义交替的历史。在王朝专制的压迫下,被压迫的农民活不下去了,不得不揭竿而起。从陈胜、吴广反对秦始皇开始,中国的农民起义轰轰烈烈、连绵不断,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起义农民推翻了专制王朝后,又建立起新的专制王朝,或者为建立新的专制王朝创造条件。所以,中国的传统就是农民起义的传统和王朝专制的传统,以及两者之间的转换

历史一轮又一论地循环。到了近代,传统的农民起义也在寻找新的出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借鉴西方的基督教,没有成功。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借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成功了。

五四运动时,各种西方的思潮涌入中国,五花八门的主义,什么都有。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决不是偶然的,因为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早期模仿西方和俄国,主要是从事工人运动在上海还发生过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但都不成气候毛泽东比其它共产党领导人高明的地方在于,他看准了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因为没有发动农民。现代的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因而他专注于农民运动。是他克服了现代的革命与中国的传统的脱节。一九二七年北伐途中,蒋介石翻脸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举行南昌起义,进行反抗。稍后,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这是与南昌起义不同的典型的农民起义。“秋收起义”的规模比南昌起义小得多,但它上了井冈山,站稳了脚跟。南昌起义失败后的残部,也来投奔毛泽东。到后来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都无法待了,迁往江西。从此中国共产党潜心在农村扎根几十年,才走向胜利。毛泽东最得意的一个口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实际上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与中国的农民革命相结合

现代的革命毕竟与传统的农民起义不同。五四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后,人们又向往社会主义。某些共产党领导人提出,等待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另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又提出,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两步并作一步走。这就是历史上发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两者都使共产党遭受惨重的损失,其实背后都是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彻底清算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在落后国家进行人民革命与实行社会主义的衔接问题。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过时,故应代之以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就新在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只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不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准备。新民主主义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后来毛泽东明确地提出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允许资本主义有广大的发展,以弥补中国经济落后的缺陷。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既然落后国家的革命是难以避免的,革命胜利后又不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如何从前者过渡到后者?从社会性质来说,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又必须去领导。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却不是消灭资本主义,相反,还要发展资本主义。这些,都是马克思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从来都说无产阶级要埋葬资本主义,毛泽东的理论却说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还要发展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理论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补充。可是后来他抛弃了自己的理论。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了传统的农民起义,有如下几个主要的不同点:

第一,提出了新的社会理想,最低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最高纲领是共产主义。传统的农民起义的政治诉求不过是改朝换代,从来没有追求一个新社会。新民主主义是具体的,而共产主义则是虚无缥缈的。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中国的农民也不甚了了。后来出现了“窝窝头共产主义”,连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都不如。

第二,改革土地制度传统的农民起义从来没有触动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太平天国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是改革土地制度的初次尝试,但流于空想,从未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切实进行了土地改革,将地主所有的土地无偿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第三,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古代还没有工人阶级。毛泽东和共产党虽然以农民为革命的主力军,还是承认近代的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建立工农联盟。由于中国产业工人的弱小,而革命又长期盘踞在农村,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只具有理论意义而已

四,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建立革命阶级广泛的统一战线这就与传统的农民起义单打独斗的格局大不相同了。

第五,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农民起义的流寇主义也不同于俄国的中心城市起义,而是经长期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虽然只是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初级真理,以此指导中国的农民革命,使得传统的农民起义别开生面,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问:有人认为,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主要是号召群众报仇雪恨,于是造成不可控制的暴力血腥。您怎样分析这种看法?)

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既继承了农民起义,又改造了农民起义。传统的农民起义主要是依靠勇敢分子打天下。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了农民起义,革命的任务是推翻阶级统治,具体来说,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为了推翻统治阶级,就需要唤起被统治阶级。中国的农民把革命叫做“翻身运动”。追求被压迫阶级的翻身,就不是向某些具体的人报仇雪恨。但在革命中,暴力血腥的行为是难以避免的。法国大革命的暴力血腥比中国革命严重得多。革命群众狂呼“革命不需要科学家”,把伟大的化学家拉瓦锡也送上了断头台。最后,连革命领袖罗伯斯比尔都丢了性命。

说到报仇雪恨,要问仇恨从何而来?有人认为,仇恨是共产党制造出来的。这不符合事实。第一,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是几千年历史积累下来的。首先是掌权者施行暴力血腥,才引起无权者以暴力血腥进行反抗,你来我往,仇恨越来越加深。在没有仇恨的地方,不可能制造出仇恨来(?);如果能制造仇恨,等于制造一部产生仇恨的历史。第二,因果关系不可颠倒。国民党以暴力血腥来对付共产党是因,共产党以暴力血腥反抗国民党是果。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并没有立即进行暴力革命。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事变,共产党才被迫拿起枪。第三,近代中国的暴力革命也不是共产党发明的,而是从孙中山开始的。辛亥革命后,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没有一次不实行暴力血腥。在这一点上,不能仅仅责备毛泽东和共产党,应当反省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道路。但毛泽东和共产党应当受责备的是:掌握政权之后的镇压反革命镇压反革命不能说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国民党留下的几十万特务还在进行破坏捣乱。一九五零年,上海的杨树浦发电厂被炸毁,顿时陷入一片黑暗。另有一些国民党的官僚和军官并没有触犯现行法律,只因为历史上有罪恶,也遭到镇压。这就是狭隘的报复行为,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全人类的胸怀

四、夺取了政权的陈胜、吴广向秦始皇转化

毛泽东和共产党虽然改造了传统的农民起义,但没有触动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打江山者坐江山”。一旦“坐江山”,又转而继承另一种传统──王朝专制的传统。毛泽东治国的思想资源,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而是来自帝王之术他自称《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读过的二十四史写满了批注。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九四九年以后几乎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

因为政权不是人民授予的,而是用暴力夺取的,于是视政权为己有。稍有一点变化,不过以“党天下”代替“家天下”,以“指定接班人”代替“传位皇太子”。“党”是扩大了的“家”,还是以天下为私。《共产党宣言》是反对“天然首长”的。所谓“天然首长”就是不经选举、毋需授权、无法监督的官僚。掌了权的中国共产党,恰恰又成了“天然首长”。所以现代的农民革命,最终没有摆脱传统的农民起义的轮回,历史又走了回头路。从夺取政权来说,革命成功了;

从实现理想来说,革命失败了。

取得政权以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反面,而陈胜、吴广又转化为秦始皇了。两条历史线索出现了新的结合。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只知道革命,革命成功以后、还在寻找革命的敌人。毛泽东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被奉为创造性的理论。“文化大革命”就是继续革命的实践,按林彪的说法“革革过命的人的命”,革命者又成了革命的对象。场吞噬革命者的极端的革命,导致自身走向反革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本来就缺乏人道精神,革命趋于极端,走向反面,连革命精神也没有了。马克思主义徒具躯壳,所以成了秦始皇的外衣。

古代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失败了,亡秦的胜利果实落在刘邦手中。刘邦所建立的汉朝,历史上公认“汉承秦制”。农民起义只为夺取秦始皇的权力,并不改变秦始皇的制度。毛泽东是成功了的陈胜、吴广,权力到手,自身一步一步地转化为秦始皇。因为夺取政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运用政权,仍然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所以,毛泽东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掩盖下,从陈胜、吴广转化为秦始皇。这种转化经历了一个过程。

第一,一九五三年,转化开始了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刘少奇等人坚持他自己过去的理论,主张“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却被他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所说的过渡时期“是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还说: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结果,只过了三年,过渡时期结束,进入社会主义了。按他自己定的时间表也太“左”了。过了两年,又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容无非是吃大锅饭、平均分配的农业社会主义。一九四八年,毛泽东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一九六○年,出版毛选四卷时,把这些话都删去了,回过头去拣起了被自己批评过的思想。更为严重的是,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手段,这就类似于秦始皇造万里长城了,凡是他认为的好事,就用鞭子把人民赶入天堂。毛泽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是陈胜、吴广式的小农空想,推行社会主义的手段是秦始皇式的专制高压。在这一点上,顺利地从前者转化为后者。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带来了祸害。恩格斯在批判蒲鲁东的时候早就说过,厌恶现代工业,热衷公平分配,只能“陷于劳动的奴隶状况”,“饥饿就要成为一种常规”。说得一点不错,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强制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人民灾难的起点。邓小平只承认一九五七年以后“越来越左”,这是为了维护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极力保住一个原点。由强制过渡产生的种种问题,毛泽东一再用强力来弭平,于是他就越来越像秦始皇了。

第二,人为地消灭资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还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为封建主义招魂。中国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像样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复辟过去没有的东西;如果发生复辟,只能复辟封建主义。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其实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恐惧一九五六年的中国还处在前工业化社会,在生产落后的条件下,消灭资产阶级是根本不可能的。人为地消灭资产阶级是站在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历史阶段上,从背后攻击资产阶级。在一脉相承的邓小平身上,看得更清楚了。邓小平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是提倡封建主义专制化。邓小平就是秦二世。

第三,蔑视知识,打击知识分子,制造舆论一律,实行变相的焚书坑儒。毛泽东强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实在太快了,人们跟不上他的趟。思想不适应,就会有种种议论,知识分子的议论尤其多。彭真批评这些议论,有一个说法:身子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脑袋还留在外面。脑袋没有想进社会主义,身子怎么会进去的?还不是被生拉硬扯拖进去的。为了压制怀疑这种生拉硬扯的社会主义的议论,毛泽东在“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又发动“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以往公布的数字,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是五十五万人;最近解密的档案显示,大有出入,实际是三百十七万人,误差476%.从此,善意批评和不同意见都噤声了。所以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自称秦始皇,他完全具有秦始皇的自我意识了。之后,又说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让先进向落后看齐,大力推行秦皇的愚民之术

第四,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极端革命的口号下转向反革命毛泽东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民主革命时期,推行错误路线的共产党领导人,总是被赶下台了事。掌握了政权成为秦始皇的毛泽东,没有人能把他赶下台,也没有人能纠正他的错误。而他自己则是制造一个更大的错误来掩盖已经发生的错误一九五五年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一九五六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激起人民的不满情绪。一九五七年他就来一个反右派运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造成大损失、大饥荒,遭到以彭德怀为首的共产党上层人士的反对。一九五九年他就来一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他为了防止在他死后纷纷翻案,消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就来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打倒一切来掩盖一切。结果,为了维护他自己的绝对正确,不惜毁了共产党。他认为,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夺取政权,另一件事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前一件事是领导革命,后一件事又将革命引向反革命。他的继承人邓小平,一九八九年出动军队镇压人民,最后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向反革命的转化。

第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实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取得政权以后,缺乏人道精神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就暴露无遗了。无产阶级专政被以革命的名义歪曲为暴政。按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如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说,民主共和国就是无产阶级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这种现成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马上要建立,而且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可见事情是多么紧迫。所以恩格斯又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毛泽东的说法与此完全相反,他说:“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而且,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从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也可以叫做“消亡中的国家”。毛泽东却一再加强国家机器,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完全背道而驰。秦始皇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创始人。毛泽东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地方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集中于共产党,共产党的权力集中于他本人。“文化大革命”一来,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都不要了,只要全国人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步骤”。所以毛泽东最后回归到古代秦始皇式的中央集权。

(问:毛泽东不仅利用群众运动来整人,而且也利用群众运动来反对他自己建立的体制,还要七八年来一次。这是为什么?利用群众运动反对体制,出现天下大乱。毛泽东认为只有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怎样看待一九四九年以后产生的这种治乱循环?)

毛泽东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形成的体制是不满意的,他还嫌这个体制不大得心应手。他常常痛斥一些干部是“死官僚”、“国民党作风”。但他把自己排除在外,一切问题都是下面造成的。他不知道,官僚主义体制的根子恰恰就在他自己身上。因为他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人们的眼睛都要向上看,揣摩上意,结果是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解决问题的正确做法是:取消至高无上的权威,实行民主。首先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根本上是让人民来制约权力。由人民进行选举,凭选票上台,人们的眼睛就只能向下看,不会向上看了。

毛泽东的做法却是:在维护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前提下,来改变官僚主义体制。他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矛盾,愈陷愈深。他滥用自己的威望,号召群众,发动群众,冲击权力机构。一九五二年的“三反”(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运动是初次尝试。一九五七年,又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在“大鸣大放”中,有人认为,对“小和尚”提意见不过瘾,还要对“大和尚”提点意见(储安平)这就触犯了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动摇了他所设置的前提。于是,官僚主义不反了,转为反右派。毛泽东说:这是“阳谋”。此乃掩饰之词,好像他自有神机妙算。从此吸取了教训,“文化大革命”首先订下天条,谁反对“大和尚”就是现行反革命,对“小和尚”砸烂狗头都没有关系。利用群众运动冲击权力机构,出现了无政府主义;他又重振权力机构,压制群众运动。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结果,新生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官僚主义一点也没有减少,反而更加严重。毛泽东交替使用两手:或者利用群众运动冲击权力机构,或者利用权力机构压制群众运动;七八年来一次反复。目的是使自己成为高踞于两者之上的绝对权威。

毛泽东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还是同样的思路。虽然他们已经没有毛泽东那样的领袖魅力,总是一再强调加强中央的权威,来消除官僚主义体制所产生的贪污腐败,就是不实行民主。结果是: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中央的权威越来越式微。

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必然是暴力统治运用政权。孙中山所说的“还政于民”,他本人和他的后继者都做不到,毛泽东和共产党当然也做不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中,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说:“我们这个政权是死了两千万人才得来的,你们要?拿脑袋来换!”他说得很明白,暴力夺权和暴力掌权具有相关性。暴力革命需要权威,暴力革命的权威首先是军事强人,夺取政权以后同时又成为政治强人。毛泽东和共产党建立了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暴力体系,这种暴力体系的强大,不仅仅是指武器,而是以暴力为基础的统治机器。辛亥革命以后,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也是一次又一次地加强暴力体系。毛泽东和共产党所建立的空前强大的暴力体系,并不仅仅决定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运动造成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还可以有别样的选择。我们的邻居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选择改良的道路,重在改变制度。中国在辛亥革命以后就没有别的选择了,暴力革命的道路,重在夺取权力,至于制度,虽然名目上花样翻新,总是换汤不换药。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必须反思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道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扮演秦始皇,还因为两千多年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没有死亡。五四运动是以激烈的反传统的姿态出现的,中国共产党是五四运动反传统的产物,但终究又落入传统的窠臼。因为简单地否定传统并不能改变传统。改变传统的根本问题是转换制度,建立新制度代替旧制度。而转换制度又必须相应地改造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人们往往谴责“文化大革命”毁灭了传统文化,殊不知毁灭传统文化的手段也是来自传统文化。什么抄家、酷刑、烧书、灭佛、毁洋教,哪一样不是古已有之?至于“万寿无疆”、“三忠于四无限”等等更是中国才有的劣质文化。中国的大地具有滋生专制腐败的土壤。当年国民党统治大陆,共产党局处一隅。共产党是生气勃勃的,国民党则专制腐败。国民党败退台湾,绝处逢生,逐渐转变为民主政党。现在轮到统治大陆的共产党专制腐败了。中国之所以出现毛泽东现象、共产党现象、“文化大革命”现象,值得进行全民的反思。中国人应当共同努力,彻底改造这一片滋生专制腐败的黄土地。

中国人要向德国人学习。德国人是善于反思的民族。德国为什么出纳粹?德国人进行了全民的反思。与纳粹无关的人,甚至当年反纳粹的人,都勇于向受害国和受害者进行道歉。既然把纳粹看作全民族的耻辱,因而纳粹也就成为全民族抵制和反对的对象。

 

20064月于哈佛大学,原载《民主中国》

 

 

 

 

 

 

中国财富失踪之谜

    作者:巴登大使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长期以来在我脑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这么穷。翻开史书,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汉唐盛世自是无人可比,几百年前,大明朝的富庶也让外国人惊叹不已。至清朝乾隆年间,清帝国盛极一时,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高达51%,今天的美国也难望其项背。后来清政府地赔了那么多银子,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没有下降得太多;到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剿共,抗日,天天打仗,按说该穷吧,可是据统计30年代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比日本人还要好,这还是日本人的统计。解放战争时期,物价膨胀那么厉害,但人们生活还是不难的,没听说那时人穷到什么样。但是建国后中国却一穷二白,老百姓家家穷得叮当响,别说一般人,就连毛泽东自己想吃一顿肉都难。中国的财富究竟都到(哪里去了)?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要好好查一查历史,转折是从中共建立政权开始,为什么就在建国后中国那样贫困。

 

1、首先从抗美援朝开始。

 

抗美援朝一仗便打穷了国家。这场持续三年的战争耗资巨大,损失远远超过人们想象。要明确的是在朝鲜战场,中国人面对的是比日军更强大的对手——美军。作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物质基础。二战时太平洋战场上,美国人的炮火已经把日本人炸得哭爹喊娘了。但在朝鲜,美军把用来对付日军的弹药量增大五倍,来对付志愿军。铺天盖地的炮弹、燃烧弹像冰雹一样砸下来,打得志愿军死无葬身之地。装备低劣加之对美军作战经验不足,常常一个师的士兵打不过美军一个营,而密集的人群却成为美军炮火射击的最佳目标。美军的大炮、坦克、飞机、军舰发射出的炮弹,将整个师的志愿军战士消灭在战场上。

用横尸遍野已不足以形容志愿军伤亡的惨重,因为他们的尸体根本留不下,被大口径炮弹炸得连影都找不到。同时,寒冷的天气也是志愿军的大敌。由于后勤补给困难,战士冬天没有棉衣,一次战役就有数万志愿军战士被活活冻死,冻残。在朝鲜战场,中国士兵仅死亡人数就高达20万,最保守估计志愿军也有80万人受伤。当时全国大大小小的医院,全都被伤员住满了,因为伤员实在太多。200万士兵伤亡使中国付出沉重代价。光战争抚恤金,医疗药品一项,国家就要支出数十亿元。

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先后出兵高达240万人。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数量始终维持在70万人,如此规模庞大的部队每天光吃饭就要吃掉一座山。在异国他乡作战,所有物资都要从国内运送,后勤补给路途遥远,运输困难。美国空军绝对的空中优势天天对志愿军的补给线狂轰狂烂炸,天空中像蝗虫一样密密麻麻的飞机将一辆辆运送物资的汽车,火车成批成批的炸毁。铁路、公路两旁,车站附近到处都有被炸毁的军用物资。十辆运送物资的卡车,往往只有一半能穿过封锁到达前线。整个朝鲜战争物资消耗十分惊人,官方公布在朝鲜战争中消耗战略物资560万吨,加上被炸毁的总共消耗要达到上千万吨。仅战略物资,中国要花费数百亿美元。

据准确估计,抗美援朝期间中国的总花费高达500~600亿美元。如此高昂的战争费用使刚成立的新中国捉襟见肘。为了支持这场战争,中国政府压缩一切开支,把国民收入的50%用在朝鲜战场上;不够,便向苏联借款,这笔巨额外债直到中国人普遍饿死的时候还没还完;但还不够,便号召全国人民捐钱捐物,支援志愿军;但依然不够,只好使出最后一招:土改,杀地主。从51年开始中央实行土改,将地主的个人资产统统没收,田地、农具分给农民,财产则全部上缴中央。表面上看是为大众谋福利,为人民着想,实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按照共产党的理论,地主是剥削农民致富的,该将所有的财产分给农民才对,为什么只把田分下去了,财产却不分给穷人?共产党打土豪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得到地主的钱,这一点可能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想到的。建国后的土改几乎将中国的地主全部杀光,因为抗美援朝实在太需要钱了。这一仗打下来,地主阶级被消灭,民间财富被搜刮干净,中国人彻底变穷了。

不管抗美援朝的意义有多重大,这场持续长达三年的战争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简直是一场灾难。它使中国本该用在经济建设上的资金全部用于打仗。第一个五年计划迟迟不能展开,就是因为所有开支都用在战场上,正常的经济计划被迫搁置。土改时采用了杀鸡取卵的做法,在民间大力搜刮的财富断了民间资本投资办厂的可能,对地主阶级的残酷手段更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土改时地主杀得太绝,在59年国民经济极度困难的时候,都找不到地主可杀了。土改之后,中国农村再也找不到一个富人,财富被洗劫一空,农村经济遭受重创。中国农业由此丧失了向现代化转型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国际影响则更为严重:与美国人的大打出手,互相敌对,使中国在国际社会得不到承认: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不与中国来往。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封锁,迫使中国再一次闭关锁国,与西方社会全部隔绝。等到中国重新开放的时候,发现过去的二十年,中国白白错过了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差距太大,已经被他们远远抛在后面了。 

有人说建国之初中国之所以这么穷,是因为蒋介石把中国所有的财富都带走了。当年蒋介石从大陆带走的财富高达十亿美金,似乎很多。

但这点钱与抗美援朝比起来,连个零头都不够。如果不被蒋介石带走,留在共产党人手里,也都被花掉了。可见,这点钱根本不是使中国变穷的理由,而抗美援朝则是真正使中国变穷的第一步。

 

2、三大改造 

 

接下来,1956年,农民的土地拥有还不到两年,就被中共以合作社的形式又收回去了。广大农民空欢喜一场,到头来依然一无所有。从52年到56年,中共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改造官方至今不敢评价它正确与否,因为到今天为止,所有被改造过来的东西统统又被改了回去。当时被消灭的私有经济,今天却在大力恢复。当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在今天共产党的教科书中却明确指出,它缺乏生机和活力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挫伤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如果共产党今天自我标榜他的理论是对的,那他当时一定是作错了。而这种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后果远比人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消灭了私有经济,代之以死板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整个工商业犹如一坛死水,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和后劲。取缔了私营企业,代之以国营企业,大大减缓了技术进步和企业发展。到今天共产党也不得不承认,国营企业是没有效率的,一切靠政府调节的计划经济更是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把他们都消灭?现在知道错了,但是已经晚了。中国的私营经济不允许发展,得不到发展,错过了发展的最佳时机。

如果中国的企业从五十年代开始发展,他们有机会做世界的品牌。而现在才开始发展,他们只好给外国人打工。

这种政策性失误只是导致经济发展迟缓,对经济建设的破坏作用还不明显。但接下来的 政策失误则不仅仅是一种破坏,对中国而言,是从56年开始,中国进入政治灾难的多发期,在长达20年的时间中,政策性失误一个接一个,国民经济在错误的政策指导下无法幸免

最终导致经济的整体落后。

 

3、大跃进,三面红旗

 

1956年,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给社会主义提意见,提出大鸣大放的方针,当有识之士提出意见之后,却不料中了毛泽东引蛇出洞的诡计。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几乎将知识界的精英全部整肃。剩下的知识分子被吓破了胆,噤若寒蝉,再也不敢提意见。别说党发展经济的路线不对,就是告诉他们蚂蚁比大象大,他们也不敢说那是错的。从此再没人敢说真话,一切遵从党的领导,党说什么就是什么,什么都是对的。这就为大跃进那样疯狂的年代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从1958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极不正常的年代,这一年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相继出台。在579月,八届三中全会就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这种无视经济规律,疯狂冒进的举动自然已没人敢抵制。毛泽东亲自提出以跃进的速度提前实现 《纲要》确定的粮食产量。一声令下,各地雷厉风行,纷纷遵照毛的指示,规定农业产量的高指标。与此同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一篇文章中声称:据科学估算,农产品亩产万斤是可能的。听到这个消息,全国人都疯了。共产党人终于找到了符合他们痴心妄想的科学依据各地都开始虚报粮食产量,竞放农产品产量卫星。水稻亩产130434斤,小麦亩产8585斤,说共产党吹牛不脸红,你千万别不信,因为历史上再也找不到比共产党更会说瞎话的了。

与此同时工业也开始大跃进。为了保证钢产量的实现,赶超英国,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动用一切人力资源,全民大炼钢铁。全国普遍建起了炼钢铁的小高炉和土高炉,连侵华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留下的碉堡炮楼也改成了炼钢炉。许多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带领群众上山,在校学生和老人也背着头浩浩荡荡地去挖煤炼钢。没有矿石的地方,工人拆暖气,农民砸锅卖铁。将一块块好铁放进锅炉,炼成废铁疙瘩,终于保证了年产一千万吨钢。

这场充满激情的愚蠢举动使国家蒙受巨大灾难。土法炼钢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不少地方的矿产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农田荒废,森林被砍光,自然环境开始恶化。炼钢时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到头来却炼出一堆废铁,没产生出半点经济效益,却把老百姓折腾得困苦不堪。与此同时农业大量减产。大跃进期间所有农村劳动力都去炼钢,修水库,农作物成熟来不及收割,小麦、玉米、水稻烂在地里,白白损失几千万吨粮食。59年,饥荒开始出现。

大跃进使中国经济遭受重创,损失高达1200亿元。这种情况下本应该通过发展生产尽力恢复才是,但三面红旗中的另外一面──人民公社却使中国经济继续恶化。共产风,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老百姓谁都不好好干活,天天消极生产,做事磨洋工,混日子,农业产量急剧下降。59年,60年两年间农产品产量下降高达5600万吨,占全国年产量的14。与此同时由于各地官员虚报产量,高额征收粮食,将农民手中的粮食全部收走。农民家里一粒粮食都没有,一家一家的人被活活饿死。三年中中国人饿死人数高达两千万,中华大地出现最悲惨的一幕:老百姓为了活下来,甚至吃掉了自己的孩子。城市里物资品亦极度匮乏,所有产品凭票供应,工人每日口粮只有200克,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工业生产极度萎缩。效率低下的生产,加上人为的灾祸,使中国经济奄奄一息。城市农村,老百姓吃光了所有能吃的东西。饥荒过后,中国人的家底空了。 

大跃进被列为二十世纪最蠢的事件之一。三年的“跃进”使国家和人民深受其苦。经济上浪费严重,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工农业生产大滑坡,所有产量都倒退到1951年以前的水平。这期间国民生产总值一降再降,人民生活越来越穷,终于在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被弹丸小国——日本超过。饿死几千万人,损失了数千亿社会财富,和平年代取得这样的成绩,真不知道共产党人怎么好意思让人坚持他的领导。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无知和欺骗让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

 

4、过度投入的军工生产。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就大肆宣扬要和"帝、修、反"进行一场世界大战、要早打、大打核大战并为此做了充分准备。当时中国经济还没有从困难中恢复过来,尚需调整,他们却罔顾国家实际情况,将工业资源完全投入军工和重工业,投资比例严重失衡。军费和军工产品的过度投入再度抽干了国民经济的血液。为了武装民兵,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工厂日夜不停的赶造步枪,全国所有大小城市大挖防空洞,同时倾尽全国财力,物力研制原子弹、氢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展造价高昂的战略导弹,集中力量研制卫星技术,开发核潜艇。这些工程无不耗资巨大:原子弹、氢弹的庞大规模和投入有目共睹;弹道导弹单枚造价就超过一千万美元 ;一颗卫星成本几亿美元,但地面相关设施,配套工程的投入却要上百亿美元,还有结构复杂的核潜艇,单艘耗资就超过10亿美元…….这些东西几乎用光了国家的储蓄。当我们为原子弹、氢弹而欢呼雀跃,当为卫星上天而兴奋的时候,却不知它们耗尽了中国人的最后一滴血

当年疯狂扩军备战的年代到底耗用了多少国家财富?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从来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纪实文学中曾描绘说,一个城市生产出的步枪足可以武装城市里每一个人。而遍地开挖的防空洞更是可容纳上亿人。这些像地道一般阴森恐怖的防空洞,需要大量的钢筋,水泥、木材和石料做支撑。要知道当时中国人住的还是茅草屋,很多人缺房住。如果用这些材料建设城市乡村,中国建得比现在好。而挖这些防空洞,人力和物力都白白浪费了。

今天当我们再看到那些防空洞时,绝大多数已被弃之不用,甚至早已被人遗忘了。那个年代生产出来的步枪,有的从生产出来就没用过;有些型号过时,早该淘汰了。倾尽国力研制出的原子弹、氢弹至今也没有用。而且现在中国已在国际上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就使倾尽国力研制出来的成果变成一张废纸,毫无用处。当年卫星工程巨大的投入,如今早已成为国民生产中沉重的包袱。总之,耗资几千亿的军工生产到今天为止大部分都打了水漂。经济要发展,军费必须降下来。而如此大规模的扩军备战,最终拖跨了国民经济。整个六十年代,中国都在贫穷中度过,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使中国经济一蹶不振。今天当我们谴责别的国家军费激增,穷兵黩武时,却不知道当年在那样困难的时期,中国人宁可卖掉裤子,也要搞出原子弹来。现在我们有原子弹,有了某些人所说的那种大国地位却不得不低三下四的向别人申请贷款、无偿援助,甚至提供各种优惠,作出种种承诺以便让外国人到中国来投资。这种大国地位,这种现实状况,我们细心去想一想,花这么多钱去搞这些值么?如果中国有美国那样的财力,军费高点是可以的,但对当时那样一个穷国,百姓生活极端贫困,不去发展生产,而是拼命发展军备,最终成为国民生产中的巨大包袱,这是绝对不合适的。

 

5、过度的对外援助。

 

这一条实在不好意思拿出来,但就是这些臭名昭著的对外援助使中国变得越来越穷。中国穷,这是每个领导人都说的一句话,但中国共产党对外援助数目之多,金额之大令人吃惊。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中国领导人们就乐此不疲,将大把大把的美元撒给外人。援助朝鲜、援越南、援助古巴,援巴基斯坦、援助柬埔寨红色高棉,援助蒙古,援助阿尔巴尼亚、援助坦桑尼亚和非洲兄弟中国政府援助的实在太多了。而且每次都资金庞大,动辄就是数百亿美元。当时中国各方面都落后,为什么不建设自己而把好东西都给人家?原因是毛想当社会主义的霸主,想拥有像苏联那样的领导地位。为了让那些社会主义小国俯首听命,自然要给他们一些好处。于是对外援助就成了毛在位时贯串始终……。

据说当年巴基斯坦总理访华,问中国人要援助。那时中国也不富裕,所以周总理考虑之后决定给5千万。但把报告给毛泽东看的时候,毛竟连看都没看就在后面加了一个零。五千万瞬间翻了十倍变成五个亿,这一下把国家都援穷了。但毛不在乎,历史学家笔下,毛落了一个慷慨大方的美名。对朝鲜,在抗美援朝时几乎倾尽国家所有去支援它,援助了六百亿美元,结束之后为了维持这个政权,又源源不断的提供各种援助,每年数额最少在几十个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五十年,到现在中国仍然在援助他。据国外媒体报道,中国每年援助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焦炭……这些只是冰山一角,真正援助总额比这要高得多,谁知道中共到底每年拿多少中国人的血汗给了外国人?!

抗美援越,按照毛泽东的“我们是一家子要多少,给多少”的原则,中国对越南倾尽全力援助,从枪支弹药、粮食、卡车、药品、通信器材,援助金额高达200亿美元。我们甚至派出了三十万大军参战,帮他们无偿打仗,修路,搞后勤,当壮丁,用中国人的鲜血,换来了他们的胜利。但掉过头来,他们就用中国人送去的枪炮作武器,用中国人援助的大米作支枪的架子和掩体,来射杀中国的军人!……

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行为犹如政府在自己脸上狠狠打了一巴掌,不仅疼,而且丢人。对柬埔寨红色高棉,中共政府从革命理论,到武器装备,经费资金也是援助了一大串。使这个原本弱小的势力能够在几年之内迅速成长,最终杀进国都,夺取政权。但被中共扶持起来的这个柬共是比希特勒更凶残的政权,在短短执政的几年里,竟杀掉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

中共的对外援助犯下了滔天大罪。

对阿尔巴尼亚,1964-1970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国90亿元人民币!根据当时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天知道当时为什么拿这么多钱给那些他们!结果我们花费宝贵的外汇资源建立起来的工厂,被他们搞得负债累累,工厂大部停产,设备完全废弃。我们援助的堡垒,被他们喂鸡了,我们援助的卡车,被他们扔得漫山遍野,锈迹斑斑。对坦桑尼亚,我们不顾自己铁路运力有限,为他们修了一条长达1800公里长的铁路。1800公里是什么概念,就是跨越大半个中国,从沈阳到上海的距离。而且更缺德的是这条铁路完全由中国人承建。1800公里长的铁轨要中国人自己运到非洲,数万人的工程队伍要自己报销一切吃住费用,炸山开道,铺路架桥,所有原材料和建筑成本由中国人为他们支付。这哪里是什么友谊,简直是人家的奴才。修这条铁路的造价超过国家承受的极限。不得已工程花费十年时间,耗资超过二十亿。这种投资用在国内,同等长度的铁路别说一条,5条也拿下来援助项目实在太多,无法一一列举,那常常的一串援助名单任何人看了都会痛心疾首。我们援助别人这么多,都是在什么情况下援助的?是在中国人普遍饿死,国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援助他们的。19581962年,中国哀鸿遍野,饿殍遍地,几乎处处有人饿死。但中共政府对国内人民却没有丝毫怜悯,把23亿6000万元以上的财产援助给外人。23亿 ,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那时中国人人均收入才有几十元。如果政府少援一点,省出粮食照顾一下自己的人民,中国人也不至于饿死那么多。政府的这种行为让国人怎么相信你?党啊,我是想叫你一声母亲。可是谁见过看着自己的孩子饿死不管,却把东西拿给外人吃的母亲?这样的女人不是后妈,就是心肠狠毒。

到今天为止,这种对外援助仍在继续。被人们寄以希望的胡温政府,依然做着这种蠢事。胡锦涛在访问古巴时,单方面作出决定,对古巴投资高达200亿美元。我真不知道胡脑子是不是进水了,这200亿美元相当于西部大开发投资的总额,如果用在国内,可以带动多少相关产业,实现多少就业机会?为什么要投在古巴,投在那么个偏僻荒凉的地方?说共产党为人民,但看看满街的下岗工人,看看贫苦的失学儿童,共产党都做了些什么?他对自己的人民苛刻以极,甚至连春运也要卡老百姓一笔,暗地里却把上亿上亿的美元送给外人。这是中国人的政府么?这是中国人的政党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何尝不是中共政府的真实写照?

 

6、三线建设

 

这个词对今天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都很陌生,但这当年绝对是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不能忽视的一大工程。所谓"三线建设"就是把大量工厂迁移到山区,甚至一直迁移到二战时期中国的大后方——西南山地。其依据是毛泽东所独具的战略思想:敌人将从海上进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将被放弃--我军将"大踏步后撤"让出辽阔国土,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以持久战争消耗敌人,并最终战而胜之。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工厂要大量搬迁,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方将工厂迁至偏远地区,三线工程从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70年代末期,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高达2050亿元。

但这样搬迁是否有必要?没有必要。它是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而作出的决定,他不知道这道命令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随着一声令下,几乎在一夜之间,数以千计的大中型企业搬迁到山区。原有厂房弃置不用,所有工厂搬到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重新勘探地理,建造厂房,安置人员,运输设备,组织生产。如此工程仅搬迁费一项就耗资巨大。有些设备拆卸运输困难,在搬运过程中丢的丢,坏的坏,工厂资产经历了一场浩劫。

需要指出的是三线建设不是按照正常的程序展开的,而是在最高当局的命令下紧急实施的。临战的气氛和军方的介入,打乱了正常的搬迁和工厂建设程序。(参见郑义)如临大敌的紧迫感使所有人员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搬迁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选址简化为军方人员随意在地图上划个圈,选趾严重失误的工厂后来遇到泥石流,水涝,干旱等大量问题困扰;有的地区地质条件恶劣,选趾错误,工厂几乎全部报废。另外企业在施工过程中,不考虑生产效率和节约成本,规划上采用羊拉屎瓜蔓式围山转,企业结构十分分散,不仅增加了基本建设投资,还给生产管理、协作带来了诸多困难。这些违背经济规律建起来的工厂遇到大量难题,地址灾害频繁,设备维护困难,交通不便,配套设施缺乏,以致产品成本高,技术过时,根本没有竞争力。人们现在几乎是哭着问:当时为什么要把工厂建在这里?

今天这些企业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完全废弃,舍不得;继续投资,却毫无希望。那样的恶劣的地理环境,那种布局混乱的工厂,投入多少都不会有效益。而再想搬回到东部发达地区,把有职工安置到那里,这几乎不可能。他们本身效益都不好,国家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进行设备改造。人们一天天看着设备老化而毫无办法。怨谁呢?只能怨当时政策失误,把工厂建在这里。不但耽误了正常的发展,反而成为国家沉重的包袱。数百万人的努力和几千亿的资金又浪费掉了,巨大的艰辛和投入换来的是痛彻骨髓的失误。

 

7、文化大革命

 

这十年完全是一场浩劫,中国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混乱。工厂生产陷于停顿,人们写大字报,开批斗会,将正常的经济发展全部荒废。共产党人把人民群众的满腔革命热情调动起来,去互相斗,去批倒搞臭。文革由开始的文斗,开批斗会发展到后来的武斗,互相杀人,神州大地出现了最野蛮的场面。打砸抢的红卫兵们口里喊着造反有理将中国彻底搞乱。仅在19671968两年的时间里,损失的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一千亿元。十年中,中国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部固定资产的总和。有人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建设依然取得了若干成就,那星星点点的成就怎么能够和损失相比?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经济是整体性的倒退,遭受的损失超过任何一次外敌入侵,掠夺,和任何不平等条约。

十年文革结束,中国损失八千亿,整了一亿人。消灭了知识界的精英,毁掉了人们的道德基础。焚毁了无数的民间古典珍贵书籍,捣毁了无数的中国古代文物,中国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财产损失。长达十年的动乱还使中国社会遭受前所唯有的动荡:1000万户家庭被抄,两千万人被批斗,毒打,数十万人被逼自杀。亲人互相出卖,夫妻反目成仇,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使人人自危,生怕一句话说错,一个字写错而导致家毁人亡。国民经济在这种严重冲击和干扰下,根本无法发展。粮食产量持续下跌,农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悲惨。国营企业十年没有技术进步,企业发展严重迟缓。混乱的管理,臃肿的机构,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福利式的经营状况,使国企发展步履维艰。死气沉沉的国民经济,混乱不堪的社会状况,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彻底落后了。

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长达28年的统治中,抗美援朝,土改,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扩军备战,文化大革命,及数不清的对外援助,这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失误,使中国损失了数万亿美元的社会财富。建国时原本不穷的中国人在这几十年的政治动荡中,一步步变穷。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已被折腾得一穷二白。而共产党建立起来的这个落后的社会制度又阻碍了生产的发展,给人们生产积极性和工作效率以毁灭性打击。素称鱼米之乡的安徽巢湖地区,一九四九年人均收入合人民币三百六十圆,但一九七九年其人均收入竟只有人民币八十圆。中国在世界经济排行榜上从三四十年代的世界前十数名倒退至世界倒数前几名。这么耀眼的成绩,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结果。

 

8、贪污腐败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前所未有的灾难超过了日本侵华造成的全部损失。严重崩溃的国民经济迫使政府放松了对经济的种种管制。面对困苦不堪的国家,共产党终于放弃领着中国人互相内斗的路线方针,决定改革开放,发展生产了。

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让人深恶痛绝的腐败。中国现在腐败之深,现象之严重,绝对是世界之最。不光是政府官员腐败,税务,司法,公安,稽查,国营企业,教育界,军队,娱乐圈,几乎方方面面,无所不包。而这其中影响最坏的就是国企和政府官员,他们以实际行动将中国社会的风气彻底瓦解。公款吃喝,嫖妓,赌博,所作所为让群众恨的咬牙切齿。

人们由一开始的愤怒,到后来的麻木,再到后来破罐子破摔,复仇发泄的畸形心里,使中国人丧失了最起码的道义和准则。不贪白不贪,不拿白不拿,这种观念和情绪更加速了社会腐败程度。到现在中国几乎是无官不贪,手段之多,花样之复杂,贪污之心狠手辣,让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权自叹不如。政府部门总说没钱,教育和各种公益事业都拿不出钱来,但各地官员们挥霍浪费的钱恐怕是个天文数字。国家建设的正常资金被他们私设小金库,层层克扣,处处截留,用到办正事的钱就所剩无几了。政府的投资项目,大小官员都跃跃欲试,瞅准机会,雁过拔毛,自己先捞一笔。

以致国家每每投入巨资的工程最后都收效甚微,甚至打了水瓢。老百姓想干点什么事,官员们处处刁难,没有关系,不找熟人,想办事连想都不要想。不送金钱,不上美女,这些事总是研究不完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官场里混久了,这些官员们一个个都滑透了。他们挖空心思,巧立名目,极尽浑水摸鱼,损公肥私之能事,将地方经济搞得一塌糊涂,自己却赚的体满钵满。要问中国什么职业来钱最快,肯定是当官。除了每年抓两个倒霉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稳赚不赔的。至于说国家怎样,那就不用管了。看看中央政治局那些常委们,那些高干子女们,他们哪个捞得少?想想这个,任何人都心安理得了。

中共政府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贪污腐败组织,不管清政府,还是国民党,哪个贪污腐败的程度都赶不上他。共产党官员们也创造了多项记录。一旦查处一个贪官,很少有只犯一种罪的,往往是数罪并罚。什么贪污腐败,挪用公款,以权谋私,玩忽职守,生活腐化,包小蜜,养二奶,共产党员们是酒色财气并重的新一代绿林好汉,他们的生活方式足以让任何山大王们羡慕不已。每年贪官喝掉的酒有一个西湖,公款吃喝吃掉两千亿人民币;遍地横行的公车能跑掉国家三千亿,还有官员出国旅游,每年也能花2500亿人民币。如此高额的政府开支,消耗掉中国每年国民收入的75%,加上政府的日常办公费用,绝对超过国民收入的100%!中国的教育没有钱办,中国的企业没钱投入,中国的农业没有补贴,造成所有不幸的根源都因为政府花光了所有的钱,所有的开支都让共产党这群官僚给消耗了。到现在这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腐败机构却不断膨胀,据最新统计中国大陆官民比例高达128几十个大盖帽管一个农民,一个工人农民要养活一大群官僚,庞大的官僚体系是压在工人农民身上最沉重的负担。中国有这么大一群吸血鬼,老百姓生活怎能不苦,国家怎能不穷?每年因官员贪污腐败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在9875亿至12570亿之间,这个损失相当与国民生产总值的10%。中国每年8%的增长,还不够共产党人消耗的。给国家造成这么大损失,怎么说是他共产党领导了经济建设?这样一个发展经济的障碍,必须除去。如果任凭共产党这么糟蹋下去,中国迟早让他们吃跨,喝垮。

 

9、国有资产流失

 

随着改革开放,国有企业大量破产,国有资产开始流失。那些与政府官员们并肩而行的企业领导们,终于找到一条致富的捷径。本来一百万的工厂,因为领导们吃了回扣,十万块就卖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从八十年代开始, 国企每天资产流失超过一个亿,损失触目惊心。国营企业没有活路,不是因为没有钱,缺人,也不是因为没有技术,而是因为领导腐败,不好好管理。经营一个企业要企业领导人付出大量心血,从组织生产,市场调研,产品开发,人员管理等各方面付出努力,才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产品才能销售得出去。但是产权不明晰,为工厂干得再多,那是国家的,不是他自己的。那些企业领导人都不笨,发展企业,把他一生的心血都投入进去了,厂子发展起来了,可他有可能什么都得不到。他依然是共产党的一粒卒子,让他下台,他就得下去。而他的回报──那点微薄的工资不够活家人,遇到父母有病、孩子上学都拿不出钱来。没什么比这更让一个男人感到屈辱。为了有钱,为了所取他们应得的回报,是现实逼着这些人去想歪门邪道的方法挣钱。最后人们看透了这层关系,干脆不去经营企业,一个个都挖空心思去在这上面打主意。他们在原料上做手脚,在质量上打折扣,偷工减料,粗制滥造,使中国的产品成了质次价廉的代名词。在改革开放之初,国有企业遭到来自日本,西欧和美国的强有力竞争,纷纷破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给国营企业大量贷款,让他们发展生产,但很快这些钱就被贪污掉了。根本问题,企业的所有制问题没有解决,他们不会真心实意发展生产的,给他们投入再多也没有用。

但是这么简单的一点,素有“经济沙皇”之称的朱镕基都没有看透。在他当政5年间,持续加大对国营企业的投入,并像下命令一样要求国营企业三年扭亏增盈,这在内行人看来简直是笑话。国营企业那些领导早就变得又奸又滑,命令对他们是根本没用的。他们对上面领导虚与委蛇,在下面却贪污受贿,很快又将新的贷款挥霍干净。朱镕基的政策除了使中国四大银行的帐面上多了一堆堆坏帐外,一万亿的资金没有使中国国营企业产生任何实质性增长。但对国有企业再一次巨大的投入则彻底拖跨了中国的金融体系,脆弱的银行系统使中国的经济经受不住任何风吹草动。这种可怕的状况最终没能瞒过一个海外律师——章家敦先生的眼睛,他注意到高额的银行坏帐将是导致中国经济崩溃的火药桶,而入世开放银行业务则是这包炸药的导火线。一旦银行出现挤兑,金融体系崩溃是迟早的事情。中国经济崩溃论由此而来。 

 

10、资金外逃

 

现在的老百姓越来越穷了,但是贪官们却越来越富,一掷千金,贪污几百万的多得是,他们的富裕程度超乎想象,前几年贪几百万,然后是千万,而现在则是几亿元的贪官,这一点上中国的贪官们很有与时俱进的作风。如果贪官们把钱花在国内,刺激内需,这倒是好事。但可怕的是资金的外逃,贪官们把钱带到国外,使他们在国内搜刮的钱全部转化称外国人的财富了。据统计每年外逃资金高达500亿美元500亿美金,也就是4000亿人民币,中国2000年的国民收入总额不过10000亿人民币,也就是40的国民收入都席卷到国外了。中国人像奴隶一样如牛似马的辛勤劳作才从外国人那里挣的钱,都被贪官带走了。几年来外逃资金超过4亿人民币,将中国的固定资产都掏空了。有人提起清政府割地赔款恨得咬牙切齿。但当时才赔了多少银子,那才多少钱?共产党腐败的比清政府更严重,大大小小的贪官们每年从国库里就盗走了这些银子带到国外。外逃的资金,超过清政府所签订所有不平等条约的赔款总额。这些资金损失掉……

今天,让我们看看那些矿工们,他们早上下井,都不知道晚上下班后能不能活着走出来,太多的爆炸和煤矿事故使人们都麻木了。他们挖空了中国的资源,才为中国GDP的增长贡献那么一点点,可是这来之不易的血汗,却都被贪掉了。这些钱不用来发展生产,不用来提高工人待遇,不用为他们支付各种保险和养老金,都被转移到国外了。可怜了中国百姓,辛苦劳作一辈子,只是当了贪污腐败的牺牲品,到头来什么都得不到。中国为什么这么穷?因为钱都让当官的捞走了,这是最直接的答案。

 

11、惊人的浪费

 

现在各地都有一种投资建设的浪潮,投资项目不考虑日后的经济效益,盲目投入,等建成了却没多大用处,白白浪费。三峡工程,那个地方是不适合建大坝的,不但投资巨大,而且遗患无穷。但错误的决策使三峡工程上马。即使三峡不出事,几十年后,三峡就会变成一个大臭水坑,什么美景,统统破坏。为什么还要上马,因为贪官们可以从中得到好处。

他们心中明白,赚不赚钱是次要的,只要是有工程,肯定就有贪污的机会,能从中捞到油水,这是各地纷纷上马的主要原因。所以不该建的工程建了,不该投入把钱投入进去了,建了之后却没有经济效益,白白浪费大量的资金。

昆明世博会,政府投资额高达290个亿,但博览会期间游客不足十万亿,净亏289亿。西部大开发,国家投入了一千多亿的资金给西部,但是到现在却没有任何效果,西部依然落后,百姓生活依然贫困。没人知道这一千亿的资金到底用到哪儿去了。粤海铁路,投资额高达48亿,但现在每天的盈利连支付利息都不够。上海磁悬浮更是不伦不类,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根本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建成了就是亏损。还有小小一个珠海市也敢盖国际机场,修F1赛道,真不知道这些官员脑子是否进水了?!盲目投资,胡乱建设。动辄几个亿,几十个亿的投入到头来连基本投资都收不回来,使政府部门背了一大堆债务。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提前花完了以后的财政收入,不得已而搞集资,摊派,各种费用层出不穷,使人民不堪其苦。

国家制定的政策是经济增长靠政府投资拉动,这就为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用公款投资提供了最好借口,也是导致各地项目纷纷上马的主要原因。但那些中央领导们应该知道,政府投资注定是低效率的。因为政府部门的项目,没人敢管,即使知道预算有黑洞,谁敢惹他们?同样的工程,政府投资至少是私人投资的几倍,而质量却粗制滥造,要不了多久就要重新返工。所以不管是高速公路,桥梁,还是江防大堤,到处都有腐败的身影,到处都有豆腐渣工程。这些工程不仅造价高昂,而且事故频繁,损失严重。一个个彩虹桥断裂,一座座危房倒塌,98年洪水只因一个豆腐渣大堤,就使中国损失几千亿元。真不知道全国还有多少这样的工程,将会给国家造成多少损失?! 

官员造成的浪费远远不止这些。除了那些大项目,还有官员的政绩工程。当官的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不惜花巨资,欺上瞒下,劳民伤财,建些面子工程,给自己升官发财捞资本,却给国家造成大量损失。中央制定的干部考核制度主要偏重官员政绩,这就导致地方官员发展经济过于急功近利,只要有短期效益就可以,根本不考虑以后怎么办。他们不去为当地的长远发展考虑,而是涸泽而渔(竭泽而渔)近乎掠夺式的开发,使中国环境不堪重负。不依赖正常的技术进步,而过于偏重于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使中国走上高消耗,低产出的发展轨道。中国每生产一万美元消耗的原材料价格竟是日本的七倍,美国的五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粗纺(粗放)型的经济,消耗式的发展模式,产生同样的效益,中国的投资额竟是日本的三十五倍,其他的三十四倍都浪费掉了。不重视对国内企业的扶持,一味招商引资,将国外严重污染的项目引来,使生态环境更加恶化。这些环境污染会让我们以后花十倍,二十倍的代价去治理,再这样下去中国真的承受不起……

 

 


上兩條同類新聞:
  • 吊丝男士/中国有300万人被奴役/1966年周恩来巧用美男计/台儿庄战役震撼场景/虎贲将军余程万
  • 卡通形象/沉重的家国纠结/上海自贸区的深刻含义/经济学人:地狱就像现在的中国人多烟雾弥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