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与仁的距离，爱向神的遥望

－－老子言之七

玄野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三十八章

这段经文几可作为道德经中德上溯到道的点睛之笔。老子在这里只表述了各种理念的顺序，而没有分析其中的缘由，颇令人劳神冥思。但是，这些断语并非孤立，而是在道德经全书中都贯彻了对这些概念的解释。必须结合老子的天道观对整部道德经融汇贯通，也需要对实际生活有透彻的理解，才能探究到正确的内涵。本文将集中探讨流行于世的仁义的局限，尝试论述在现代危机之下道与德如何成为人类社会的必然出路。

首先讨论大家最熟悉而且最容易让人热血沸腾的义。仁的理念片面偏颇执着以后成了义。义的特质与价值在于超越了个人欲望利益和荣辱名誉，是局限在个人理解之下的精神追求。这样的精神状态在不同的年龄段与不同的社会经验下构成了各种不同层次的义。青少年的义一般都局限在自己的社会团体内，所以就会有各种颇有凝聚力的小团伙存在。相互间讲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对社会却可能为非作歹，祸害一方。眼界开阔一些的义则有对社会公德的认同与维护，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劫富济贫等等，自况替天行道什么的。在中国有梁山好汉，在西方有游侠骑士，侠盗罗宾汉，当然也有堂吉诃德。这一层次的义有一定的社会价值，问题是过于执着，局限在自己理解的社会公德，解决自己看到的社会问题，往往损害了自己没有理解到的社会公德，造成了另外一些社会问题。

更开阔一点的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政客往往利用这一点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当然某些时代的资本集团也利用这一点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典型如日本战败之前那些年代的愚民宣传方式，以及美国为了操控全球经济而制造的一些局部战争。男儿事长征，由来轻七尺。如果士兵能对仁有一定的理解，战争中的奸淫掳掠罪行就要少许多。可惜的是，在民族主义和狭隘义气充斥的军队中一般都缺乏这种境界，而是视战友如生命，视敌人如草芥，而民族主义情绪更导致对敌对国家民众生命的漠视甚至敌视。当然，无义不成军，雇佣军的战斗力很有限，以生命做赌注的战争不可能用金钱来衡量操控。利用义来提高战斗力同时又保证对社会整体的伤害最小，根本的途径是倡导仁爱。但是，这并非朝夕之功，比较可行的是纪律和协约。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联合国对战争的各种限制与协约是比较不错的发展。

随着人性的成熟，仁爱成为每个求义者的必然境界。仁是更全面的眼界，是对社会各层面的理解与关爱。所以在仁的层次上不再有义的斩钉截铁，而更倾向于妥协，三思而后行，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列国林立，民族主义风行的世界上，义是保证民族生存的根本，是维持文化多元的关键，而文化多元又是世界整体安全的核心元素。但是义的确是双刃剑，过度扩大会造成某些甚至某个文化的过度发展从而毁灭文化多元，进而导致世界危险。这一困境必须由仁爱来解决。地中海文明在罗马帝国衰亡过程中就面临这样的问题，而倡导超越种族的普世仁爱的基督教恰好解决了这一困境。

必须明确的是，仁爱绝不是世界的顶点，仁爱属于人，不是神的主导。仁爱仰望神，却与神有着境界的巨大差异。以老子的划分，仁爱与神还有德和道两大境界的差距。某些宗教驻留在仁爱层次上片面拔高仁爱的重要性是错误的。仁爱对于人际关系而言是相对终极的理念，但是在现代危机的背景下，人的活动已经处处摧毁着自然底线，仁爱就不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而是制造灾难的罪魁了。对人的仁爱造成自然环境的过度消耗，对动物个体的仁爱造成某些生态环境的崩溃与物种灭绝。人类不是自然世界的享用者，这是各大文化与宗教共同悟到的概念。所以，当代人类必须超越古代社会曾经起到核心作用的仁爱，而在其上寻求更根本的方案。这就是老子所论的德。老子的提议实际上是灵悟性质的，相对简约笼统，需要当代人去丰富去细化，寻找其确定性。德不是道，而是人循道而动的一些原则。道在人心中无阻滞无扭曲的投影构成了德。

老子所定义的人循道而动的德，其首要原则就是无为。无为原则在古代主要应用于政治运作中，但这一德的原则不局限在政治中，而是人生于世的最广泛原则。在人类器用文明超级发达的当代，老子的无为原则更显出无可替代的价值。何为无为？顺应天道自然法则，按天道的要求行事，不妄自尊大，不肆意妄为，是为无为。无为绝对不是无所事事，不是袖手旁观，而且天道规定的责任义务必须承担，必须作为。如果以无为为借口拒绝自己的义务，那并非无为而是有为。例如人抚养儿女的义务，这一义务是人类的存在的根本基础，是人最基本的本性，符合天道的无为。

如何知道天道规定给人的责任与义务？这里涉及一个人自身在世界中定位的问题。人到底是获得上帝授权的世界生命的管理者，还是灵魂在现阶段的一个载体，与其他生命并没有境界上的差异？西方文明更倾向于生命管理者的身份，中国文明和印度佛学更倾向于灵魂载体的地位。人以一个生命管理者的地位自居的话，结果就会造成妄为。首先说，我们这个管理者是彻底失职甚至放荡渎职的，我们剥夺了其他物种的栖息地，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欲望。这种奢侈与人为了果腹而捕杀其他动物完全不同。我十分怀疑这样的奢侈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从世界最近五百年的发展轨迹看，世界生命管理者的这一定位所带来的灾难是空前的，也是急需纠正的。

排除了人的放荡奢侈因素，设若人可以坚守在仁爱和生命管理上，人作为生命管理者的角色是否合适呢？在人类社会范围内以仁爱为核心，人是否可以用这样的价值理念来管理生命呢？我深表怀疑，因为人并不具备这样的品质能力，而且自然生态中的原则是比仁爱更高的原则。当今世界，科学已经十分发达，但是，人仍然没有彻底明白任何一个最简单的生命体的全部奥秘，就更难以清晰掌控大量生命体构成的群落，遑论多种生命构成的生态系统了。我们所了解的只是真理的很微小的一部分。一个对所管理的客体所知甚少的管理者，其管理的最终效果如何呢？答案可想而知，那就是灾难。所以，人根本就不可能是这个世界的管理者。因此，人应该做的首先是求道悟道，对道理解多了，信仰更清晰了，人就不会妄为，而是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了。其次是根据道的启示来确定人自身的生命目标和行为准则。人完全合于道是理想而已，人生于世，其行为的主要原则是德。这就是失道而后德的意思。如果你无法超越个人情感，不能清晰辨明德的诸多行为准则，你就只好广泛应用仁爱。这就是所谓失德而后仁。仁爱用在人际关系中是好的，但是要将仁爱推广到人对大自然的作为上就有问题了，有时候会出现大麻烦。下面分析仁爱的泛滥带来的问题。

人对待自然生命的原则必须是无为，而不能是仁爱。现实中人们出于美好的愿望而往往将仁爱施用到自然生态中，结果却导致灾难。这一问题典型地体现在当代人的杀生救生与放生行为上。整体来说，当代人类对世界生命是乖戾妄为的。但是，当代知识界学术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的认识和所总结的原则却相对恰当，符合老子的无为原则。遗憾的是，实践过程中这些原则基本被国家利益和逐利的资本压迫得无丝毫地位了。所以，各个国家，尤其是美国，动物保护环境保护等法律完全是色彩斑斓并且铺天盖地的遮羞布而已。这边保护一只水禽，要大张旗鼓地宣传；那边石油泄露溺毙百万只海鸟，毒害上亿条海鱼，却被淡化处理。人合道有德的保护生命的行为，不在于你释放了几条鱼喂饱了几只鸟，而在于你自己的消费所刺激的工业是否侵占了自然生命的栖息地，在于你自己的消费所刺激的工业排放的污染是否毒杀了不计其数的生命。关键不是你看到的鲜活的生命，而是你没有看到的被戕害的生命。因为人对自然的影响，自己能看到的很少，你的巨大影响你根本就看不到。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那么多的污染，中国人不重视环境保护是原因之一，但主要罪恶不在于此，而在于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的消费刺激了这些高污染的化学工业。国外的华人，在你们享用那些豪宅香车宝马的时候，应该明白这里面饱含着对自己祖国神州土地的罪恶。

人与自然的关系绝对不是人对其他生命的慈爱，人不是这个世界的管理者，而是自然资源的挥霍者，人必须检讨自己纵欲的过犯，寻找自己在自然界中的应有位置。人不能妄自尊大地幻想世界管理者生命救助者，因为这种定位下人会更加妄为，导致的灾难会更巨大。

崇尚秩序是人在信仰层面的最基本要素，有着简明的逻辑。更进一层的信仰理念是珍惜生命，尊重生命。这与仁爱有相似之处，也有更深的内涵。这个理念的前提是敬畏天道，承认自我的渺小。这样，人在面对生命时就不会滥用自己的仁爱，人对自然界的影响就变成积极正面的，使得自然更加和谐融洽。自然有其强大的调整机制，因为某些突发事件，自然环境会出现巨大的波动，对生命往往是灾难性的。人的正确行为方式就是循道而动，不因为自己感情上和物质需求上的妄为招致自然的波动而给自己和其他生命带来灾难。

当代人类干预自然的工具层面是过度发达的，而干预行为的目的和结果方面的思考却是极度滞后甚至缺失的。人为了得到食物而捕杀野生动物，属于正当的行为。当代运输业发达，将阿拉斯加的野生鲑鱼销往全世界的做法是否合适，可能已经超出了人捕食范畴了。人工饲养的远程销售是正当的，而野生动物的远程销售则必须评估。典型案例是加拿大纽芬兰鳕鱼捕捞业的衰落以致禁渔。为了娱乐荼毒生物属于暴行，对野味的贪婪需求也不合适，典型如割鱼翅熊掌，因为这将浪费掉百分之九十九的生物体。自然界没有这么强大的生产力供给鱼翅和熊掌。人类从自然生态中获取食物的能力爆炸性发展以后，生态安全成了人类必须考虑的问题。但是，这种主人心态并非就是说人是自然生态的管理者，而只能说人是相对成熟聪明的自然索取者。

食肉动物的存在必然造成杀生的现实，这是天道规定的天经地义，这是生态圈健康循环的必然条件。但从杀生或者折磨生命中寻求乐趣就完全错误了。因为求生，你杀死一只虎都是正当的；为了变态的取乐，你虐待一只猫也要被问罪。对任何生命的摧残，在人心灵中会留下阴影，这样的恶业很可能会被这个施暴灵魂带到永恒，折磨生命的邪恶念头会不可避免的被应用到人自己身上。所以，罗马角斗士作为人类的耻辱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斗鸡走狗在历史中时隐时现，但最终难登大雅。

肉体可以当作食物，因为这是自然的法则；但是灵魂却不可以用来嬉笑，因为世上的灵魂是平等的，无论其以什么形态存在。你可以用合适的手段来剥夺某个生命为恶的能力，却不可以通过折磨这个生命获取安慰。

这一点应用于人类社会，就是禁止一切酷刑，即使对方是滔天罪行，也必须以终止其能力为原则，而不可通过折磨他来寻求补偿。酷刑的用意何在？应该在于警戒后人莫犯类似过错。酷刑虽然会有暂时的积极效果，但长期而言基本是负面影响。罪恶，最好杜绝在未然之前，而不是惩戒在已然之后。酷刑是通过外界的高压将人压迫在法律规定的行为规范之内。这会有效果，但人心是扭曲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因为眼前的诱惑，往往就将日后的痛苦抛在一边了。真正能得到好效果的是在人心中构筑良好的意识和正确的道德。当他遇到外界的诱惑时，与欲望相冲突的不再是遥远的外在惩戒，而是与其灵魂更加切近的内心的感情和价值判断。这样的一个冲突中，获胜的更可能是人内心的感情和道德标准。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是从现实的效果来对比两种不同政治思路，认为二者都能治理社会。其实，如果从道家追溯人性的思路来比较这两种政治思路，只有圣人倡导的方案才能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高压政策只能达到暂时的平静。

整体而言，杀生的善恶不再象传统宗教所定义的那样显然，而是要以无为作原则，仔细甄别哪些行为是妄为，哪些行为是属于无为的正当行动。这一层面，佛学理念比较系统全面。与杀生相比，放生与饲养宠物所带来的困惑会更大。随着人干预自然的手段的爆炸性发展，放生与饲养宠物也给自然生态带来很大的冲击。道家的无为理念是解决这些困境与焦虑的根本方法。

尊重每个独立灵魂的存在意义，是佛教的独到之处，是尊重生命这一原则的重要组分。但是在具体操作上，信仰往往变成了教条，务虚的尊重生命就演化成了实实在在的仁爱了。这是从人际关系顺延到生命际关系的思路。此类方法在古代尚可，在当代这器用超级发达，信仰过度衰微的年代，往往事与愿违。

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放生。因为时代变迁，在对待生命的方式上形成了现代生态学和古典宗教间的矛盾。佛教以放生为善行，现代学术对于生灵的关注可能更加倾向于生态整体。生态学视角下，放生所导致的生态问题比杀生还要严重。随着人对生态干预能力的急速提高，一些古代教条与当代器用文明结合，最终会发生善恶的逆转。古代社会，放生的确有良好效果。当代社会，养殖业宠物业异常发达的状况下，放生就成了严重的妄为。轻者导致当地鸡犬不宁，扰乱了正常的生态秩序，严重一些的会破坏当地生态平衡，导致当地物种的衰败，极端的则会造成生态灾难。

某些动物被认为具有特殊的灵性，所以有人到市场上买来放生，更普遍的是人们因为仁爱而对宠物的放生。这种放生在许多情况下会严重影响当地的原生生态，甚至导致某些原生物种的灭绝。表现在人眼前的是放生，实际的整体效果却是大规模的杀生。原因在于宠物与饲养动物在自然属性上本不属于人们所放生的环境。捕捉一个依赖特定生活环境生命力弱的动物，与将一个生命力强的动物放生到没有此物种的环境中去，都是罪过，而尤以后者为重。亚洲鲤鱼（即四大家鱼）和黑鱼在美国就是放生导致的最著名入侵物种，它们抢了当地土著鱼类的食物和栖息地，生态失衡的危险十分巨大。当然，这次鱼类入侵造成的危害与五百年前外来人种入侵相比就微不足道了。

当代社会对宠物文化缺乏足够的认识，更没有健全的规章制度管理。宠物文化的受益者是人，而绝不是对生物与自然的保护。而个别动物个体的确得益，自然生态是确定无疑的受害者。人养宠物是因为自身需要另一个生灵的陪伴，是用人的本性来扭曲被饲养动物的本性。在人自己看来好像是爱惜生物，实质上是人类放纵情欲，胡乱作为，危害自然环境，其结果可能比一次简单的杀生还要恶劣。宠物文化局限在人类社会内部尚可，就象人类的畜牧渔业文化，对自然生态的影响多在人类的控制范围之内。将人工繁殖饲养的宠物放到自然生态中去，会严重伤害自然，很容易造成生态灾难。各类奇特宠物，生命力强大的外来物种，诸如蛇乌龟蜥蜴以及绝大部分淡水鱼类，都对生态存在高度威胁。

深入自然生态的某些科研人员和博物学家，他们以生物学知识和环境学知识所总结出的人对待自然生态的原则，恰恰符合老子的无为原则。对于自然界所出现的绝大部分生命的悲剧，尤其是动物间的竞争，都持一种冷眼旁观置身事外的策略，往往是见死不救。面对这样的自然生态事件，人的感情喜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普通人往往依据自己的感情施予援手，这在人类社会内部是正当的仁爱，而在自然界中就属于妄为了。原因在于，人的感情结构和人类社会结构是自然匹配的，你没有必要从逻辑上证明这些感情对社会发展的正当性，只管依据自己的真实情感行事就成了。而人的感情与自然生态间的关系就完全不同了，二者没有自然的匹配关系，人感情的指向可能是自然生态的善，也可能是自然生态的恶。所以，人在干预自然的过程中，应该使用逻辑理性和信仰，排除感情的纷扰。人对自然生态的救助在某些情形下是必要的，主要是对那些因人为因素而濒临灭绝的生物而言。其实就算这样的情形，人也应以旁观为主，任何救助都必须是审慎并经过充足研讨的。很多鲁莽的救助行为会破坏自然生态已有的精妙秩序与平衡，结局往往事与愿违。

此文为＜圣道三百言＞之一章，全书在以下网址陆续发表：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44445/?catid=95628

美国佛州2名中国博士生 惨遭车

祸身亡(图)

　佛州惊传两名中国留学生惨死轮下的悲剧，迈阿密大学(University of Miami)两名来自中国武汉的博士班新生陈莹和刘皓，16日晚间8时在距离迈阿密约十哩的松峰市(Pinecrest)过马路时遭汽车撞倒，陈莹当场死亡，刘皓则在送医院途中不治身亡。

　　松峰市警方表示，陈莹和刘皓是穿越SW 68th Court和South Dixie Highway时遭一辆汽车撞倒，肇事驾驶在意外发生后留在现场协助调查，警方尚未对肇事者提出控罪。

　　陈莹和刘皓均就读该校电机及计算机研究所博士班，今秋刚进入迈大就读。据了解，陈莹有位男友，她和刘皓只是朋友关系。迈阿密大学已通知他们两人在中国的父母，但学校尚未告知其家人两人已死亡，其中一名死者父母已获来美签证，另一名死者父母的签证尚在处理中。

　　这起惨剧发生后，相关网站贴出消息，网友纷纷表示哀悼；迈阿密大学也提供心理咨商服务，为受到惨剧冲击的学生提供辅导。

 

 

 

 

学霸深夜做实验引发火灾 教授

感慨：搞化学苦啊(图)

文章来源: 长江日报 于 2013-10-19

 

图为事发实验室。记者王翮 摄

前晚10点多，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和博士生们还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因忙于出成果，不慎将实验室给烧着了。幸运的是，此次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起火前听到了轰响声

昨天清晨，有武大的同学向本报新闻热线82333333报料称，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一间实验室发生了爆炸。

该学生说：“昨天晚上大概快11点的时候，4楼的一间实验室爆炸了，我听到了轰响声，然后就烧起了火，据说是学生们做实验引起的，好在没有人伤亡，当时消防都来了。给你们报料，我希望那些晚上赶场做实验的学长和学姐们不要太辛苦了，多注意些安全。”

记者随后发现，此事在微博上也已经传开了，数十名网友在网上热议此事，大家对学子们的安全十分关心，网友“@铁城梅子”说：“学子们！在做实验的过程中，一定要静下心来，认真细致地完成每个环节。做实验是件非常辛苦的亊，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千万别带情绪工作。”

溶剂滴到冷却设备上引发火灾

记者赶到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院，发现起火点位于该学院北区的403实验室，这间实验室只有研究生和博士生才能使用。此次大火将403实验室的门框都熏黑了，不少实验设备被丢在了地上，消防队员灭火时留下的水还没有干，现场很是凌乱。

记者采访时，不少化学系的教职员工也在场，他们介绍，火灾是因为学生做实验时将化学溶剂滴到电器上引发的，所谓的轰响声可能是电器设备发出的，并非传言中所说实验室发生了爆炸。

该院的李早英教授介绍，引发火灾的是一种有机溶剂，这种溶剂被学生不慎滴到了冷却设备上，因冷却设备的电路老化，溶剂与其接触后出现了短路，进而引发了火灾，“其实火不大，消防来前学生们就把明火灭了，只是有机溶剂烧着后容易产生烟雾，看起来蛮吓人。”

教授感慨“搞化学的人苦啊！”

李教授的专属实验室紧挨着403实验室，她的实验室似乎也受到了火灾的影响，大门被消防员撬开了。

李教授表示，她的实验室里也有化学药剂，消防员因为担心火势会扩散，就将她实验室的门也撬开了，排除隐患，“我这里还好，没有东西烧起来，但是电线线路受到了影响，估计要换一下。”

采访中，有行政人员对学生们在周末深夜还在做实验感到不可思议，并对学生们引发火灾有些不满。听到这些说法，李教授马上替学生们说了句公道话：“我们搞化学的人苦啊！”

记者发现，即便昨天是双休日，仍有大量的同学在实验室中忙碌。

 

 

 

 

 

资中筠：中国三代留学生的演变

来源: 手机上网 于 2013-10-23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在新东方留学高峰论坛上发表演讲的文 字实录：

　　诸位好！我是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当然我一年级的时候上过一年燕京，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其实不应该在这儿讲，因为我觉得我没什么资 格。首先我自己没有留学的经验。第二我不像刚才那几位讲话的老师，都是有过很多统计，有过很多研究，最近几年来或者是历史上留学生都有哪些数字，起了什么 作用，这些我也都没研究。我就是有一点感性认识，有一点感慨。

　　我自己本人也没留过学，我最多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做过访问学者，每次也不超过一年。所以，严格说起来，也不算。

　　既然要我来讲，我就只好信口开河，人家说童言无忌，我想老言也无忌，我想直率地讲一下我的感想。

　　张老师希望我讲一讲解放以前过去的留学生起了一些什么作用，是怎么样的状况。我的父辈和老师辈有很多很多都是留学生，大家也知道第一批真正大留 学生是1873年在容闳的建议下，大批幼童出去留学。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容闳说服了满清的执政者应该派留学生出去，于是他们就下命令叫贵族子弟， 每一家应该派人出去留学。可是那个时候认为出去留学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有身价的子弟是不愿意出去的，常常是找替身。我认识一个人，他的父亲当时就在一 个王宫家里门房的儿子，就替他主人顶了那个名额出去留学。所以，那时出去留学好像不是被认为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这批留学生出去之后，当然就受到很多西方文化的感染，慢慢慢慢的就西化了，就在生活方式上或者是在思维方式上，当时的学官就认为他们不得了了， 这批人不能再留学下去，再留学下去就要接受很多异端邪说，1888年把他们招回来，根本没学成，只有其中现在大家比较知道的詹天佑造铁路，他们学的都是工 业、科学，但基本上在这方面建树都不是太大，而且大多数都是用他们的外文，后来进了外交部，有些是做了比较高的职务，但大多数也是当文书、翻译这一类。

　　甲午战争之后又有一个高潮，所有的朝野痛感中国的落后。所以，有一个官费留学的高潮。那个时候大概绝大部分是去日本，日本留学生占很大的比例。 去日本留学一个是觉得被日本打败了，去学军事的比较多，同时也进入其它的专业。但是那个时候的日本留学生绝大部分都搞革命去了，在日本的时候真正按部就班 地学习的比较少，大多数都在那儿搞革命活动，孙中山的同盟会都是在日本成立，而且日本成为西方文化的二传手，很多早期西方的文学都是从日文转译过来。这是 当时的一批人，留日的比较多。这一批人开始传播外来文化也确实是起了很大作用。

　　最主要还是庚款留学生，义和团的事件之后，八国联军之后，美国退还将近一半的赔款，那时美国分到的赔款相当于2400万美元，它后来退还的是 1100万美元。这还是当时中国外交官跟它理论过来的，跟它交涉，说你拿多了，你算来算去不应该赔这么多。当然这也跟当时美国的政策有关系，他痛感义和团 如此之仇外，觉得应该有所沟通，应该办教育，能够使得培养一些能够理解西方、能够互相沟通自下一代。

　　当然我们后来说他居心叵测，为了进行文化侵略。文化和侵略两个字连在一起是很值得商榷的，我们可以做出好多论文来，文化如何侵略，侵略是强加 的，文化侵略是日本占领沦陷区的时候，逼着我们学校改教科书，如果不改，后来我们的校长就被他们暗杀掉了，这叫文化侵略。在一般的情况下，文化和侵略这两 个字要慎重把它联系起来的。

　　说文化互相渗透比较合适一点，渗透是客观存在的，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反正会渗透，只要一接触就渗透，除非你完全封闭起来。庚款所培养的留学 生，第一是人数非常多，时间跨度很长，还有由于美国带头，后来英国、日本、法国都有一些庚款办学，中法大学就是法国庚款办的大学，用这个钱必须是在日本的 掌握之下，在中国搞它的文化设施等等。但是后来有一些已经官费留学去日本的，在这个过程里头，后来得到庚款，他要继续待下去的时候，得到日本庚款的津贴。 庚款到1943年美国带头废除不平等条约，那时已经是抗日战争，既然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庚子赔款本身就没有了，整个退款完全归中国人管了，有这样一个过 程。

　　这些学生回来之后，这批学生对中国现代化的奠基起了最大的作用，打下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因为你回头来看一下，他们起作用这个时间是在民国初 年，辛亥革命之后到抗日战争之前，特别是在北伐之后，中国相对统一了以后这段时间。但是既使是在北伐之前，在北洋政府下，又新办各种各样现代化的事业，这 批回来的留学生都起了骨干的作用。

　　他们起作用的领域，除了科学、工业、工程这些方面，应该说所有学校的专业，建立一个科、一个系，都是由他们开始的，工、农、医、办实业、金融、 新闻包括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教育。当然在教育制度方面，在办学方面，一方面是外国的教会、英国办了很多学校，还有一批中国人自己办的，但是实际上都是留 学回来的这一批人，在学科建设方面起了奠基的作用。从前我们很多学科都是没有，甚至整个学制的建设。现在就算1949年所继承的各个大学、学制建设，实际 上已经存在，我们现在有很多学校，大概前几年都在纪念建校百周年，一百年前成立的各种各样的大学，后来在发展的过程里，在学科的建设里，笼统地说是庚款出 去的一大批留学生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哪方面的作用呢？一个是在各个领域里头，包括现在比如说新闻、报纸怎么办，中国有朝廷的邸报，跟现在的报纸完全是两回事，跟现在的新闻概念是两回事。20、30年代的新闻报纸，当时非常繁荣，是按照外国的理念和制度办起来的。

　　还有当然是在外交界起作用。他们知道怎么样跟外国人打交道，知道怎么样合理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应该说他们当然都是在维护中国的利益，但是如何维 护中国的利益，就像过去在闭关锁国的时候，比如说以为礼仪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下跪不下跪对我的尊严是最重要的，这是一种。还有就是对于外国人到底意图是 什么，他本来就是想来做生意，你以为他是居心叵测不知道干什么事情等等，但是他实际上是有多少力量能够侵犯你的利益，你也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方面，这批 留学生如果是在外交界、政府里办事，他们对于如何跟外交人打交道，如何正当地维护中国的利益，这方面确实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1919年巴黎和会，大家都认为是由于五四运动、学生运动使它不签字，实际上是在当时谈判，顾维钧当时不是团长，他还是资格浅一 点的人，但他是力主不能签字的。那个时候的代表团已经大多数的人心里头认为是不能签字的，不过五四运动的游行使得他们就更加有话可说了，你看我们国内是这 么样的一种民意。如果他不了解国外的情况，或者是他根本不懂外文，顾维钧的一次演说，大概使得全场对他非常佩服。他用什么样的话来说服，使得外国人了解我 们的理直气壮，我们不应该出让山东，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没有这批留学生留学的经验，是起不了这个作用的。

　　从总的大体上来讲，这批人是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的高处，起点很高。因为这些人在出去之前都是受过非常深厚的传统教育的熏陶，实际上是属于更新了 的中国的士大夫。他们的国学底子非常雄厚，现在我们又在宣扬所谓国学，现在宣扬国学的不少人连文言文都没念过几篇，他们是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然后他们才 知道中国文化的弊病在什么地方，要跟人家学是学什么东西，所以引进的也是西方文化的精华。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是完全无知的，看着人家什么都好，或者是认为什么都不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起点应该自己对自己的文化有比较深的修养， 然后才能进得去、跳得出来。我认为这批人有这个条件。这批人是什么人？就是我的老师辈的那批人，包括你们知道的像冯友兰，比他们老一点和比他们再稍微年轻 一点的这一代人。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留学，不管他们的专业是什么，他们的中文修养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中国的文史哲这方面有比较深厚的底子。因为，他能够出 得去。

　　像鲁迅、陈独秀这样强烈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但是这个基础是他们自己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非常之深。所以，他也批在点上，而不是出于无知，出于完 全崇洋，不是这种情况。这一大批人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经得起考验，能够形成一种民族精神。不管他们打不打倒孔家店也好，或者是有人说要全盘西 化的话也好，实际上我觉得是在两种文化精英都能够吸收的一批人，所以他们形成了一种民族的精神，这个精神经过什么样的考验呢？就是抗日战争的考验。

　　抗日战争一起来，他们原来的生活地位都是非常优越的，包括物质生活都是很优越的。但是抗日战争一来，一下子打下18层地狱，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 下，到了重庆、昆明之后，简直就是真正的揭不开锅了。所以为什么后来在西南联大，好多教授夫人都上街去卖点心来补助家用，那个时候真的物质生活已经到了这 样一个地步，研究的条件、著述的条件当然更谈不到。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第一教书育人一点都没有懈怠。第二，出了好多成果，很多著名的著作都是在那个时代写 出来。这种精神，代表了中国士大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勇气，也等于融合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独立人格的精神。

　　因此，他们一方面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坚守，一方面他们跟贪官污吏不同流合污。因为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之前还比较有朝气，到后来就开始腐 败得比较厉害，他们在官场坚守不了艰苦，就开始腐败，而这一批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是非常强的，那个时候并不一定说他们都接受了左倾思想或者是马克思主义，不 一定完全是这样，但是他们坚守士，他们都没有媚上之举。即使有人在政府里有个职务，比如像1944年什么，但是他还是坚守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骨气，它的 独立性、批判性。

　　现在出了很多关于民国时代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各种传记、资料，相信很多人都能够看到。但是他们如果不留学，还是原来传统的中国士大夫的话，我觉得 他们就不会有这样大的成就，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奠基也不会做出这样大的贡献。同时，在人格上、社会批判这方面，也不会有后来这么大的后劲。所以，这批人的贡 献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

　　法国勤工俭学这一批革命者严格说起来应该不算留学生，因为他不是去学习的，他实际上一直都是在那儿搞革命，这一批领导人回来，连语言都没真的学 好，说某某领导会讲几句法文或者是什么，他们没能真学会。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开了眼界。开不开这个眼界跟他后来的 政策取向还是有一定的关系，他跟完全山沟里出来的，对于现代科学的热爱和要求就是不一样。所以，比如说聂荣臻，那个时候对领导科委，对于支持一些现代化的 科学建设，就有一些眼光，就知道原来现代社会是这个样子。至于说政治上的取向，是因为后来学了苏联，俄国革命的传统，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开不开这个眼 界也还是有很大关系。

　　客观上他们为什么能起这样的作用？刚才我讲的都是他们主观上的条件。在客观上有一个原因，他们回来的时候，物以稀为贵，他们不愁找不到工作，而 且职位都比较高，容易一下子找到比较受尊重的职位。但不一定当官，大部分是从学，在教育界，在科学界。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当时的气氛比较宽松，没有大一统 的思想，因此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一个百家争鸣，他们可以比较放开手来干，做他们的事业。包括晏阳初做他的试验，陶行知做他另外一个试验，大学里也是百花齐 放，这对他们能够做出贡献来起很大的作用。包括新闻报纸，新闻自由也是有一定的可能。军阀混战管不了思想，他们有这样一个空隙，在客观上为他们提供了这样 的条件。

　　我很快地讲一下后来的情况，80年代再次开放的时候，大批的人都一去不复返，这里的客观原因特别多。客观原因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差太大了，出去 一看整个，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思想方面反差都太大了。因为我对这个痛心疾首，是因为我当时是美国研究所所长，我送出去的人几乎不回来，绝大部分都没回来。 原来是按照计划培养的，并且是我自己去跟福特基金会谈，我们去一年或者是两年，这个学美国政治，那个学美国的什么，然后最后全不回来。当时我的感触特别 深。

　　但我碰到他们，我又觉得可以原谅，因为他在那儿能够得到的条件，当时国内是给不了的。但是很可惜，他们都不再研究美国，而是都在贩卖中国，美国 需要他们能够得到工作的不是在那儿讲美国，那美国为什么需要中国人去讲美国呢？当然就需要他去介绍中国，而他们对中国又不是很了解，跟我说的上一批的对中 国文化具有非常深厚修养，是文革里出来的人，就算自己自学非常优秀，不是很了解中国历史，然后他们就在那儿教中国历史，按照外国的需要和所谓方法论来讲中 国历史，是非常隔靴搔痒的，这是很可惜的一批人。

　　当然90年代以后情况又不一样了。90年代以后回归的留学生，我只想提一点希望，刚才有人讲到他们应该了解中国的情况，不能把外国的一套搬过来 在中国行不通。所以，我只想对90年代回来的不管是海鸥也好，海归也好，还是要把外国优良的东西弄回来，而不是现在我们已经有钱了，我们也不需要学习你 了，我们一切都挺好的，也不需要改了。还是回到我们原来的国情，我们这样也挺好，那就完全失去了留学的意义。这是我的一些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