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媒体10月28日报道，流亡俄罗斯的斯诺登（Edward Snowden）最近陆续爆出美国监听多国首脑政要的手机，引发了美国全球性的外交危机。与此同时，根据斯诺登披露的一些机密文件，一些间谍术语也公布于众。
这种用于修改密码的后门安插项目，在美国被称为“奔牛”，在英国被称为“边山”。斯诺登披露的文件指出，美国国安局及其伙伴除了利用“暴力搜索”的算法逐个寻找正确的密码，还盗取口令，并且从信息公司那里获得密码技术，以使情报部门通过“后门”获得至今依然被用户视为安全的个人资料。文件显示，每年花在这些项目上的钱至少有1.82亿欧元（约合2.51亿美元）。
美国国安局及其伙伴获取的情报分为数据和元数据两个等级。除了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美国情报部门还获取元数据。元数据能够描述通信的来源、目的地、规模(例如短信长度或通话时间)和时间。根据元数据，可以绘制出一张涵盖目标对象经常活动区域的地图，因此元数据比数据更加重要。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美国国安局及其盟友按照重要性高低将对象国分为5个等级。最高等级包括美国最担心的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等国。欧盟的贸易和对外政策被排在第三等级。而西班牙和意大利位居最后一等。
英国情报部门通过“滕波拉”计划从传输全球大部分通信的光纤电缆中截获大量数据信息情报。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光纤电缆中，有两条来源于英国：联接欧洲和北美的跨大西洋光缆；联接欧洲与中东、印度、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的光缆。
UTT是UnifiedTargeting Tool的英文缩写。美国中情局利用这个软件程序来选择监控对象。情报分析员无须知道监控对象的名字，只要输入一个地缘政治范围及其特征，例如是一个外交人士。该软件还可以根据电子邮件、脸谱网站用户等条件进行筛选。
XKeyscore是一个基于全球700台超级电脑的计算机系统。它能通过元数据，搜索和分析电子邮件、用户的数字通信和上网记录等。有用的信息能在服务器中保存5年，而无用的信息24小时之内就会被清除。
曾任胡乔木、陈云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所著《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书，透露了一些珍贵的历史片断。据曾近距离地接触了一些高层决策过程的朱佳木介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议题中途发生违反主持人（华国锋）意愿的改变，在党史、国史上极其少有。会议批评焦点对准四位政治局委员，他们四人两年后辞职。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自左向右）
会议中途“跑题”在党史、国史上极少有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情况，已有不少公开出版的书从不同角度作了不同程度的披露。会议的地点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是212人，参加三中全会的代表是281人。两个会都分为6个组，即东北组、华北组、西北组、中南组、华东组和西南组，但人员构成不完全一样。
我感到这两个会议有三大特点——
一是议题中途发生违反主持人意愿的改变。中央工作会议原来宣布有三个正式议题，即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商定1979年、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学习李先念同志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只是在进入正式议题前，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问题。但与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实际上主要讨论的是一些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意见、真理标准讨论中暴露的问题和中央人事调整问题，并且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初的动议也只是为了成立中纪委和通过中纪委领导班子的组成，但实际上变成了确认工作会议成果和充实中央领导机构的会。
二是持续时间长。中央工作会议11月10日开始时宣布会议准备开20多天，间隔一段时间，在12月10日再开全会。结果，工作会议结束时间一延再延，实际开了36天。
三是气氛热烈、活泼，真正做到了代表们畅所欲言、言无不尽，简报有闻必录、及时详尽。
就我所知，同时具有以上三个特点的会议，在我们党史、国史上即便不是绝无仅有的，恐怕也是极其少有的。
邓小平说：不能老是说什么都是“四人帮”搞的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华国锋同志也是重视抓生产的。但由于“左”的思想的禁锢和历史的惯性，他当时在指导思想上一方面急于求成，造成经济工作中的冒进和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失调；另一方面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抓纲治国”，在安排工作时还是把重点放在政治运动上。
1978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后，路过东北，先后视察了黑龙江、吉林、辽宁和沈阳军区，一路走一路讲要重视发展经济的问题。回到北京，邓小平同志于10月3日下午找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三人去谈话，请他们帮助修改由其他人为他准备的代表中央在工会九大的致词稿。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把话讲得更清楚了，他说道：现在到了这么个时候，“四人帮”当然要批，但不能老是说什么都是“四人帮”搞的。现在有些事将要考核我们自己的干部，批了“四人帮”还搞不好，总得整一下自己吧，总得问一问领导人、领导班子是不是可以吧。外国人有个议论说，你们什么都归罪于“四人帮”。归罪于“四人帮”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以后一直都归罪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想从这个讲话开始，讲一下这个道理。……我们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那么就要问“底”在哪里？现在可以暂时不说。
工作重点转移绝非三中全会的临时动议、心血来潮，而是从1975年开始就在党内反复酝酿，并且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时机逐渐成熟的决策。
批评焦点对准四位政治局委员
关于个别中央领导同志的错误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会上谈的最多的问题之一。从发言看，大家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四位政治局委员身上。
早在11月12日，吕正操同志谈到天安门事件时就说：少数人进了政治局，“一入局门深似海，从此群众是路人”（他这个话是从唐人崔郊的诗句“一入侯门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转化来的——笔者注）。举旗不前进，把旗当幌子，实际上是砍旗。他还说：中央专案组“三办”对一些案件奉命保密，这是替林彪、“四人帮”保密，建议将中央专案组一、二、三办交中组部。
李人林同志说：政治局的同志不都是那么强，有的不令人信服，毛远新那么个毛孩子为什么成了东北的太上皇？有的人插手河南，把河南搞乱了。新疆、北京搞成这个样子，能使人信得过吗？有些有能力的同志进不了政治局，有的人既无功劳也无能力，为什么一定要搞成政治局委员？现在要整顿领导班子，中央可不可以整顿一下，个别同志是否可以整顿一下？能上能下嘛！
万里同志说：活着的个别高级领导人干了错事坏事，必须作自我批评，不要欠账。吕正操同志插话：你指的是纪登奎，说明白点儿。万里说：对，就是指他。
段君毅同志说：群众反映河南问题在上边，上边就指纪登奎。“四人帮”倒台后，纪给造反派通风，让他们表态，河南人说“心有余纪（悸）”。
纪登奎同志在中南组检查后，大家面对面给他提意见。
许世友同志说：你是造反起家，进了政治局，官不小了，还搞什么名堂。
邓颖超同志说：你的检讨很坏，避重就轻，应把十年来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风、立场上与“四人帮”是什么关系说清楚。建议中央也要查清，一批二保三看。有同志说你是翻云覆雨的政客，你今后还是政治局委员，希望警惕，不要利用权位报复我们。
谷牧同志说：检查太不像样，鼓掌的手举不起来。
廖承志同志说：外交部有反总理和陈老总的逆流，但却捂盖子，有你的账，而且是相当大的账。
另外，一些同志在发言中表示了对个别中央领导同志压制民主的不满。
谭震林同志说：罗瑞卿出国前到我那里，谈了一个小时，流了泪，说中办、国办要整顿，中央专案组一、二、三办要撤销，否则是定时炸弹。说到党史问题，罗说陈云、聂帅写了第二次国内战争的材料，大革命时期知道多一点的只有叶帅、小平和聂帅了，要抓紧写。有人提出，搞“两个凡是”就是想篡改党史，搞“四人帮”那一套。
姚依林同志说：从去年工作会议后，几次会上的简报组都耍手法压制民主。去年3月工作会议上，不少人提出天安门事件问题，没登简报。十届三中全会讨论十一大的政治报告稿，我和方毅、陈国栋看到里面还批“唯生产力论”、宣传“全面专政”，提了系统意见，而简报组却把它们分割成具体条文的修改意见，弄得面目全非。这次会上，又有扣发简报和随意修改发言的事。还有一个手法，就是拖到会议快结束时把简报一齐发出去，然后很快收回来。极不正派，违反党章。
程子华同志说：十一届一中全会，我揭发纪登奎等人，没出简报。前几天，我批纪的简报又有好几天没出，我问简报组，说是送主席、副主席传阅去了。建议给华主席写个报告，这样做叫什么民主？
王必成同志说：中南海修房子，不准下面搞，中央为什么带头搞？
黄新廷同志说：有人兼职过多，现在党内有党，军内有军。刘震同志接着说：现在还兼警卫局长，能否不兼？
王平同志说：兼中办主任、警卫局长与中央副主席职务不相称。
耿飚同志说：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人总要暴露。有的中央领导不敢出门，一出门就警卫森严。铁托常常一个人上街。
李人林同志说：建议整顿中办、中宣部、《红旗》杂志社、毛泽东著作办公室，这四个部门问题最多。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受批评的四位政治局委员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检查，有的还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后来，在1980年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批准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四位政治局委员的辞职请求，决定免除和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华国锋说：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
闭幕会后，工作会议并没有马上结束，而是又开了两天，分组讨论中央领导人在闭幕会上的三个讲话。胡乔木同志在发言中，借华国锋讲话中的一段话，作了一篇大文章，而且把这个意思写进了公报，形成了三中全会的又一个成果。华国锋同志的那段讲话是这样说的——
还有一件事情，向同志们讲一下，党中央是集体领导，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希望文艺作品多创作歌颂党、歌颂老一辈革命家与工农兵英雄事迹，不要宣传我个人。
胡乔木在第二天的分组会上发言说——
华国锋同志在闭幕会上讲话时说到对他个人的提法问题，这在党的生活中看起来是件小事，实际上是件很大的大事，涉及的不简单是个形式问题，而是党的生活的准则和秩序问题。毛主席在解放初期说过，如果要提个人，一定要把个人放在党组织之后，个人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党。就是说，要讲党中央毛主席，不能把次序颠倒过来。就我记忆所及，文化大革命前似乎一直是这样做的。后来变了，在一段时间里，甚至不存在党中央，至少不存在党中央政治局，只有毛主席了……以后不讲“华主席党中央”，只讲党中央或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这样讲完全符合党的原则，是拨乱反正，恢复党的生活正常状态。
1950年“万能特务”被处决 曾计划炸毛泽东(组图)
文章来源: 凤凰网 于
1949年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主席抵达莫斯科，开始访问苏联。由于这次出访高度保密，所以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知道毛主席已出访苏联。然而，就在毛主席出访前的11月中旬，中央军委某部截获了一份发往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的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即将访苏的情报。蒋介石深知毛泽东此行的意义，立即命令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要不惜一切代价，暗杀毛泽东，阻止这次出访。针对毛泽东即将出访苏联，毛人凤和下属们开始紧张地谋划。毛人凤决心制造第二次皇姑屯事件，炸毁毛泽东的专列。而在北京，周恩来总理强调，密报毛主席访苏的国民党潜伏电台极其危险，要尽快破案。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命令，马上成立北京潜伏台专案组，并要求每天把侦查工作的进展情况向他进行详细汇报。图为：罕见的国民党潜伏工作证。
当时掌握的全部案情资料仅有敌人密码电报的破译文和号称“0409”的特务代码。军委某部破译“0409”可能是“郭、国、顾、巩”四个字之一。专案组的同志马上开展全面侦查：一是命令北京市各公安分局、派出所立即从户籍上查找“郭、国、顾、巩”四姓中与本案有关的可疑人；二是成立电讯侦查组，利用电讯监听台和测向车进行搜索，查找敌台。然而侦查工作面临很多困难，一时都没有什么线索。杨奇清命令从台湾给特务的经费入手进行调查，于是在北京的银行开始调查来自境外的汇款，但没发现线索。而后，侦查员又到天津查汇，在天津的银行里侦查员们发现了三笔从香港汇到北京新桥贸易公司的可疑款项，留下的签字是北京新桥贸易公司计爱琳。调查发现，计爱琳的真名叫计采楠，是北京新桥贸易公司的股东之一。种种迹象表明计采楠只是帮助特务取款的人，并不是发报的特务0409。那么，潜伏电台在哪里？0409又是谁呢？图为：亲手破获此案的侦查员张烈。
一天，进行电话监控的侦查员得知一个重要消息：计采楠正准备搞一次宴会，邀请了很多人。专案组立即布置监控。宴会上，侦查员们发现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很可疑。通过跟踪，侦查员发现他的住址在鼓楼东面豆角胡同33号院。而调查发现，计采楠有一个弟弟，名叫计兆祥，住在北城的豆角胡同，而这就和侦查员跟踪的那个年轻人对上了号。与此同时，电讯侦查组的同志根据截获的信号，发现0409发报的区域在鼓楼一带，而豆角胡同就在鼓楼附近。这表明计兆祥十分可疑。调查发现，计兆祥是国民党特警学校毕业的，受过搜集情报、潜伏、投毒、暗杀、收发电报等特种训练，根据在押的特务交代，计兆祥就是一个潜伏特务。但计兆祥是否就是0409呢？于是，侦查员对计兆祥的一举一动进行全面监控。同时，电讯侦查组的同志们也夜以继日地工作，监听潜伏电台的一切活动，进一步搜索它的位置。图为：同案犯计采楠。
一天，电讯侦查组截获破译了一份台湾“保密局”发给0409的密电：“发兄黄金二十两已与商家谈妥，希以吴光宇名义洽领。”通过电话侦听得知，计兆祥用吴光宇名义给一个商家打电话，要求抓紧办妥香港拨汇黄金的事。至此，已经可以断定计兆祥就是“0409”。但是，要证明计兆祥就是0409，只有这些还不够。一天清晨，计兆祥骑着自行车离开家。稍后，一个电业工人模样的人走进计兆祥所住的南池子附近的磁器库南岔7号院。这个人是侦查员，通过查电表，发现计兆祥家的用电量比别人家多出几倍。一天晚上，在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的办公室里，外线侦查组组长曹纯之正在汇报计兆祥所住的那个大院里其他人家的情况。曹纯之说，住在计兆祥隔壁的人姓郑，是国民党时期的旧警察，现在是西单邮电局的电话维修工。杨奇清说，这个人完全可以利用，通过他来了解计兆祥整个住房的设施情况。另外在他的屋子里还可以安一个小灯泡，这样夜间计兆祥发报时，小灯泡受电波干扰，就会闪动。图为：“万能特务”计兆祥。
一切都依计而行，但一连几天都没有发现计兆祥活动的迹象。莫非计兆祥不是0409？得知情况后，杨奇清立即找来曹纯之和电讯侦查组的同志。很快，计兆祥家附近的路上出现了一对夫妻，他们是电侦组的侦查员，怀里揣着监测仪器。通过近距离监测，确定了电台就在计兆祥家里。1949年12月6日晚上8点半，毛泽东主席到达北京火车站，他身穿皮大衣，头戴皮帽，在周总理和铁道部长滕代远的引导下登上专列。此时，公安部正副部长罗瑞卿、杨奇清和铁道部公安局局长冯纪、铁道部公安局政治保卫处处长任远站在车门两侧，使别人从侧面无法看清毛主席登上了哪节车厢。整个站台上异常肃静，毛主席上车前后没有一个外人看见，专列上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是谁乘坐这趟列车。9点整，专列驶出车站。此时，在专列将要经过的地方，戒备森严。图为：缴获的毛人凤电报。
毛主席专列向北奔驰的时候，北京潜伏台的案子也在抓紧侦破。1949年12月7日，毛主席访苏的第二天，一个人来到北京潜伏台专案组，此人是接替杨奇清负责这个案子的李克农。此时的李克农是中央社会部的部长，主抓情报工作。根据专案组同志的汇报，秘密战线上的老将李克农对这个案子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铁路线上，毛主席的专列一路向前。而在北京，计兆祥正在抓紧活动。经过跟踪，侦查员们发现，计兆祥所有的情报都是他自己搜集的。关于计兆祥案的情形，专案组的同志每天都向李克农详细汇报。根据这些情况，李克农对案情进行了总结，他的总结让侦查员们认识到此案非同小可。李克农分析，计兆祥是敌人的万能情报员，集搜集情报、收发电报、密写通信、投毒、暗杀、焚烧等各种技术于一身，他是全能的，这叫全能情报员。图为：缴获的电报。
1950年2月26日早晨7点35分，在北京磁器库南岔7号，侦查员们逮捕了计兆祥。在沙发里，侦查员搜出美式2号左轮手枪1支，枪里还顶着子弹。在床上搜出计兆祥发报用的密码本，在屋内的顶棚里发现了电台的天线以及其他特务活动的证据。与此同时，侦查员还逮捕了为计兆祥领取并保管活动经费的他的二姐计采楠和其他从犯共十名。1950年3月4日上午，在北京潜伏台专案组，计兆祥向侦查员们交代罪行。图为：南池子磁器库南巷7号院，现改为5号院。王海欣摄。
至此，他的潜伏特务生涯全部曝光：计兆祥，又名计旭，24岁，北京人。1949年1月密设电台，直属国民党保密局。先后发报215次，收发报文稿字数达3万多字。根据其关于北平南苑机场的情报，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轰炸了该机场，炸毁飞机4架，死伤24人。而轰炸发生时，毛主席正住在香山，离南苑机场只有不到40公里的距离。就在计兆祥进行交代的这一天的晚上，也就是1950年3月4日晚，毛主席的专列驶进北京火车站。至此，毛主席第一次访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1950年6月2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计兆祥判处了死刑，执行枪决。图为：计兆祥被押赴刑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