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公敵 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多舛人生
 
作者：查建英  
 
查建英（左）劉索拉（中）陳丹青（右）在新浪嘉賓聊天室合影。

1

北京市第二監獄位于這個城市的郊區，驅車過去，單調乏味的路上看不見任何標识。入口隱在離公路大约0.1英裏的後方，我通常要不斷提醒出租車司機留意左邊的岔道，不然很容易錯過。拐進岔道，第一眼看到的，是一扇暗灰色金屬大門，沈重，鑲白瓷磚的拱形邊框。門內站着挎長枪的警卫。四周的高墙盤滿了電網，最大限度的安全設施。在緊鄰大門的等候室，我把錢包和手機放進帶鎖的保險箱，然後出示證件，等候傳喚。多年探監下来，警官們都認识我了，但仍對我保持着职业性的疏远。我探視的是我哥哥查建國，一位民主志士，他以“顛覆國家罪”被判處九年有期徒刑。

建國于1999年夏天被捕，消息傳来的那個时刻在我腦海中至今記憶犹新。当时我正站在加拿大蒙特利爾郊外一個朋友家的廚房，喝着現磨的咖啡，浏覽那天当地報纸的头條，那是一則關于中國剛剛測試發射導彈的新闻，據说射程可達阿拉斯加。消息最後一段報道了建國的審判。我感到一陣驚讶和憤怒。與此同时，作爲他的妹妹，我深感自豪：建國的所谓顛覆行爲，是在中國協助組建了一個反對党，中國民主党（C.D.P）。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第一次有人敢于組建和注冊一個獨立政党。這一切，建國和他的同道們是以完全公開、和平的方式去進行的。現在他們爲此進了監獄。

七年前我剛去探訪的那段經曆相当艱難。每次我都必須申請特別許可。三十分钟的會面，两三個警卫一直在建國和我的两側陪伴，包括一個專职監管“特別”囚犯的“特管處”官员。入獄前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两年之前，建國身上的變化令我震驚。他剃了“犯人头”，穿着灰底白色斑馬纹的粗棉囚衣，由于严重的沙眼和感染，他的两眼汪着水，手和脸都是浮腫的，指甲呈紫色，明顯严重營養不良。我們面對面坐在一道厚厚的有機玻璃隔板的两邊，通過電话聽筒交谈──電话竟然是鲜亮的蛋黃色，就像兒童用的玩具電话。那些日子，我們的交流似乎緊迫而又意味深長。最初几次探視後，我會見了監獄長，他是一位年輕人，出人意外地彬彬有禮。（“你以爲我們都是青面獠牙的惡魔吧？”他笑着對我说。）我跟他討論了很多有關建國健康状況的话題。几個星期內，我的两個最主要的請求有了結果。建國乘坐一辆重兵押送的封閉廂車，離開監獄前往一家不錯的市立医院，在那裏接受了身體檢查。隨後，他被從那個關押着11個杀人犯的嘈杂牢房，轉移到一間不那么拥挤、比較安静的囚室。

四年前，我遷回北京，爲中文杂志撰稿，並在一所學術機構工作。去北京市第二監獄探監，成爲每個月的例行事務。我試着和坐在等候室“書桌”後的图書檢查官谈天。親屬可以給被探視者帶書，但必須經過檢查官一一把關，所有“不適宜”的讀物會被当場退回。任何可疑的政治讀物都有可能被拒絕，但一本《哈維爾文集》却通過了：檢查官盯着封面上這個神色陰沈的洋人头像看了半天，却不知道此人是誰。

“會見室”是一間毫無特征、整潔的大房間，几排固定在地面上的天蓝色椅子安置在有機玻璃隔板的两邊。你可以看見外面精心修葺的花园，两個心型的花床。更远處，是一排灰色的水泥筒子樓，囚犯們在那裏生活和工作。（他們每個星期放两次風，每次两個小时的戶外活動。）你甚至看得見看守領着囚犯，一字排開，從那些樓远远地朝這間會見室走過来。

几年下来，我漸漸變成了衆多探視親屬当中的普通一员。雖然電话仍被監聽，但警卫早就對監視我和哥哥失去了兴趣。时間過得飛快。建國和我像两個不常見面的老朋友一樣聊天。我一般先是詢问他的健康和大致状況，再報告些親朋好友的近況。然後，我們可能會谈起他最近阅讀的書，或者討論一下新闻熱點，比如伊拉克战爭、2008北京奧运會的籌備。有时我們甚至會小心謹慎的交流對中國政治現状的看法。最後，我會列一张購物單。監獄允許每個犯人每月拥有80塊錢（大约10美元）的零花錢，前来探視的家屬也可以在監獄小賣部購買150元的額外食品。這是出于安全考慮，同时也是監獄的一項收入。建國常要我買一盒蔬菜餅幹。他在獄中學英語，一位以“台灣間諜罪”被判十年徒刑的囚犯常給他些指點。這台灣人的妻子離開了他，從没人来探視。此人特別愛吃這種餅幹。

最初几年，我常會问建國他到底有没有挨過打或受過傷。“我和這裏所有警官都處得很好，”他告訴我，“他們只是奉命行事。他們都知道我爲什么進来的，從没有碰過我。我號子裏的犯人全都互相打過架，除了和我。他們對我都挺尊重。”他还告訴我：點名时若喊他“犯人”，他從来拒絕答應，看守們也就算了。他反對這種稱呼，是因爲他根本不認爲自己犯了什么罪。他也拒絕幹所有囚犯都得參加的體力勞動，比如包装一次性筷子或者類似杂事。但看守們也就隨他去了。

一位家族朋友告訴我，建國可以通過医療假釋離開中國。我征詢了建國很多次。他不愿意。“我不會離開中國，除非我的進出自由得到保證，”他堅持。我不再问了。建國再三提起那些持不同政見者流亡海外的困境，在天安門事件後，他們失去了政治影響力。“一旦離開中國這塊土壤，他們能起的作用就很有限，”建國说。但是，在窄小的牢房一坐就是九年，政治影響力又有多大──尤其是大多數國人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這话我终究没忍心说出来。中國大陆的媒體没有報道1999年C.D.P事件。很少有人知道發生了什么。在海外，也只是当时有一些媒體的報道和人權組織的抗議，但法輪功事件一出来，這樁公案很快就被淹没了。蹲了將近八年大牢之後，建國依舊堅定無悔，但早已被世人遗忘。

2

我父親的第一次婚姻留下两個兒子，建國是長子。他七歲那年，父親離婚，娶了我的母親。盡管建國隨我父親，但是我和他之間相差八歲，童年記憶中關于他的印象非常模糊。按当时流行的习俗，建國上了一所寄宿學校，只在周末回家。瘦高而沈默的他，一直徘徊在我們家庭生活的邊缘。

当时離婚在中國並不常見，無疑給建國童年留下了陰影。我母親还記得，有时候建國回家睡覺，她聽見他躲在被子裏抽泣。多年後，建國在獄中書信中形容那些周末像是“去別人家裏做客”，感覺自己像寄人籬下的“林黛玉”。林黛玉是古典小说《紅樓夢》裏的悲劇女主角，從小父母雙亡，寄居在舅舅家裏，和自己的表姐妹們竞爭愛情和關怀。但他母親──我叫她钟阿姨──说建國從小就胸怀大志。钟阿姨第一次給他讲岳飛的故事，建國仰头看着她，含着眼淚说，“可我太小了，当不了岳飛！”她很震驚。“我没希望他当岳飛啊！”她告訴我。也許钟阿姨希望建國成爲一個學者。畢竟，這個男孩並非成長在軍人家庭，他身邊都是學者和藝術家。父親是一個哲學家，钟阿姨從事歌劇研究，也是一名編劇。她出身于書香門第，父親是大學副校長，母親是畫家，曾拜師齊白石。但建國在一封獄中来信裏却形容小學生活“平淡無奇”。給他留下生動記憶的只有一件事：一個周日下午，他在走回學校的途中遭遇暴雨。他用熱烈的語言回憶了一路上怎樣和狂風暴雨搏鬥，在天地茫茫空無一人的街道上，他全身濕透，却感受着滾滾雷聲和金色闪電之壮美，以及最终到達學校大門时心头的狂喜：他战勝了漫天暴雨狂風，而且是獨自一人！

建國不僅阅讀量極大，並且是一名出色的圍棋手。13歲的时候，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当时北京一所精英寄宿學校：人大附中。但他天性桀骜不驯。學校生活太多限制，他却不喜屈從瑣屑的權力。在這個階段，他開始崇拜毛澤東。他認真阅讀了毛的傳記，試图模仿伟大領袖：冬天沖冷水澡，讀哲學，思考，和朋友們辯論政治和社會的大问題。他平生第一次政治行動是給學校領導写信，攻擊死板的課程設置和小资情調的內容。建國至今爲此自豪：在文革爆發之前，他就已經挑战體制，而且是單枪獨馬。

我的温馨童年也隨着文革的暴風雨結束了。父母被打成“臭知识分子”和“反革命”，家裏被抄得底朝天。我按照新政策就近入學，小學裏大都是工人子弟，下學回家的路上常有同學沖我扔石头，甚至從樓頂上朝我家陽台上丟糞便。建國却在社會動荡中茁壮成長，成爲學校裏一派“紅卫兵”的头兒。他很少回家，回来时則全副紅卫兵时髦打扮：褪色綠軍装和軍帽，衣服口袋上別着毛像章，臂上戴着紅袖章。他高大魁梧，面相英武，在我眼中宛如神话中的人物。見了他我有时羞澀得说不出话来。

两年以後，1968年，建國和一群紅卫兵去了內蒙古。他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知识青年上山下鄉改造中國農村。我父母爲他餞行：記得那天家裏挤滿了紅卫兵，高谈闊論，大笑，吃東西，我母親煮了一鍋又一鍋的面條，父親坐在書房裏沈默地看着這些年輕人，好像坐在別人的房子裏。17歲的建國顯然是核心人物，舉手投足就像一位战爭前夜的年輕指揮官。他告訴朋友們：父親的藏書裏，看中什么就拿走什么。很多書就此被“借走”，包括我母親青年时代最喜欢的書《包法利夫人》，此後再無影蹤。

钟阿姨去火車站送他。火車啓動，她朝兒子揮手。“但他表現得好像我根本不在那。他只是不停的喊：”毛主席再見！‘“她告訴我。”他中文革的毒太深了。“那时候，成千上萬的城市青年去了農村，但並非人人都有真信仰：有一些迫于压力，要表現自己的”革命熱情“，另一些則因爲城裏無业可就。農村的贫窮和落後令人震驚，大部分知青都幻滅了。1970年代中期，文革熱度減退，知青紛紛回城，当工人，或者到大學讀書，不過当时讀大學不是通過考試，而是看政治出身和政治表現。

建國不在其中。他在內蒙古農區幹了七年，当了村長，很受農民欢迎。他幹農活是一把好手，喝起白酒来抵得上当地人。他和一個北京同學結了婚，她爲他留了下来，两人一起在農村過着自己的日子。村民們雖然對建國嘗試的各種“革命实踐”毫無兴趣，他誠实温暖、慷慨大度的個性却贏得了他們的友情和愛戴。

1976年，毛澤東去世，“文化大革命”結束了。建國的女兒出生。建國爲她取名“繼紅”。接下来的几年對中國来说是轉折關头：鄧小平開始掌舵中國，使它轉向改革開放。廢棄十多年的高考恢复了，我是通過考試進入大學的人之一：当时我下鄉不滿一年，這個轉變来得恰是时候。但建國似乎仍舊执着于以前的时代。他把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鑲上黑纱，懸挂在家裏墙上，他常常在像前獨坐很久，陷入沈思。他妻子後来告訴我，大约有两年时間，建國都在悼念毛澤東。建國最终接受了当地縣政府的一個职務，爲縣委書記巴图工作。起初巴图很賞识這個北京小夥子的才幹，可建國後来却批评起巴图来，認爲他的一項政策損害了農民利益。在縣裏一次千人幹部大會上，建國当面指責，让巴图下不了台。他很快被免职，在審查中被定爲“四人幫走狗”。他被隔離關禁閉，只能看馬克思、列甯、毛澤東的書。两年後，巴图升遷它地，建國才被放出来。他在地方上先後当過各種小幹部，但從此再没受到提拔重用。

1985年，我在哥倫比亚大學念比較文學，暑假回國时去內蒙看他，坐了18個小时的硬座火車才到了一個塵土飛揚的小車站。在車站等我的那個人，看起来和其它趕着牛車賣瓜賣土豆的当地農民没什么两樣。他穿着很土，一口当地口音，甚至養成了没事就蹲着的习慣。他的動作和眼神遲缓，一舉一動都流露出久居一潭死水的窮鄉僻壤的印記。建國的妻子最终说服他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經是1989年初了。她是個实際的女人，不能接受一輩子在農村過窮日子的命运。是她在贫困的歲月裏把建國最後一件紅卫兵紀念品──一面褪了色、印有他們那個造反派標記的旗帜縫成了被面。現在她決心不让女兒變成農民，可對于建國来说，返回北京等于給他20年的精神曆程劃上了屈辱的句號。改造農村的革命理想成了虛妄的幻想。他没有改變農村，自己却被改變了。

建國回到北京没有几個月，天安門的學生游行就開始了。每天去廣場聽演讲和唱歌，看新一代學生造反派在行動，建國既震動又感動。二十年前，“紅卫兵”的神是毛，而現在的理想青年們穿着牛仔褲和T恤，樹立了一個新雕像：民主女神。

我那时住在北京，每天都去廣場。我們碰到的时候，建國很少说话，不過看得出他內心思緒萬千。一天下午，我去見一位廣場上的活跃人物，约了他一起去。朋友對我笑脸相迎，請我進他們的帐篷，一群學生領袖正在裏面開會。建國跟在我身後剛要進去，朋友却皺着眉头拦住了他：“不行，你不能進来！”我解釋说，這人是我哥哥。朋友聽了大吃一驚。北京生北京長的建國，如今看起来却像一個十足的鄉巴佬。而1989年，領導民主运動的是城市精英。我朋友的势利態度明确告訴建國：靠邊站吧，這可不是你的革命。

没過多久，那場革命不再屬于任何人。天安門抗議者們在6月4日的遭遇，表明了公開挑战體制的人會是什么下場。屠杀之後，所有政府官员都被要求去看望几位住院士兵──“平息反革命暴亂的英雄”，以證明自己對党的忠誠。当时的文化部部長，小说家王蒙，稱病住院躲過這一要求。他迅速下台了。

在那個春天，《人民日報》記者們曾在長安街上舉起過一幅著名標語：“我們不想再撒謊！‘那個时刻彌足珍貴，它表達了群體的勇氣。两個月後，他們被迫再次撒謊。一位《人民日報》記者向我描述六四後的清查运動是如何進行的：每個部門都要開會，每個人都必須參加，每個工作人员都必須说明自己在整個事件中每天都在做什么，然後對官方的結論表態。他回憶起十七年前那個場景：”每個人都照做了——没有人敢说不。那種恥辱你能想象嗎？我們所有人馬上被徹底擊垮了。“

在記者和知识分子中間，短暫的兴奮變成了压抑和恐懼。很多人退出公共舞台，轉向私人生活。（有一些，比如我，去了美國或者欧洲。）很多學者轉向冷僻的研究，于是在1990年代初出現了國學熱。我的一位朋友，某杂志主編，曾經主持一個很有影響力的論坛，此後一段他把注意力轉向古典音樂和飲食研究。建國對共産党和毛殘存的信仰在6月4日徹底崩潰。在政治上和個人生活上他進入了一個漂泊时期。

3

開黑車的司機是一個敦实的男人，長着一张飽經風霜、粗犷的脸，穿一件油乎乎的便宜外套。三年前那個下午，我走出監獄小賣部时，他正斜靠在一辆捷達車上抽烟。我是那天最後一個離開的探視者。他看到我，就猛吸了最後一口烟，甩掉烟头。“幸好你还在這兒，”我進車之後對他说：“否則我就得走很远去坐公交車了。”

“我等着你呢。”他邊發動車邊簡短地回答。

我告訴他我在城裏的地址。他说：“三十塊錢。”我说行，我們就上了路。在那條長長的瀝青路盡头，車向右拐彎，開過大堆的建築材料上了一條公路。從後視镜裏看得到不远處一排高大的筒倉耸立在天空下。盡管離城不過40分钟的車路，這裏到處都是舊工廠、瓦礫堆、工业垃圾、面臨拆遷和“發展”的半荒蕪的農莊。我十七歲去插隊勞動的村子離此不過几裏路。和每次探視之後一樣，我的情緒疲憊而孤僻。我合上雙眼打起瞌睡来，直到一陣尖利的喇叭聲把我驚醒。睜眼一看，四周都是汽車，我們已經下了高速公路陷進市區的車流中。車几乎是在蹭着走。大约是下午4點，堵車高峰期開始了。

“你探的是你哥哥吧？”司機忽然问。

我從後視镜裏看着司機：“你怎么知道的？”

“噢，我跟二監的人很熟，我父親以前在那兒工作。你哥是民主党的，對不對？”

“你知道他們？”

“知道，他們想搞多党制嘛。他判了几年？”

“9年，他已經坐了一半了。”

“有没有減刑？”

“没有，因爲他不肯認罪。”

司機朝窗外啐了一口：“他們根本就没罪！但是坐牢管什么用？他有没有跟吾爾開西他們聯絡聯絡？”

我吃了一驚：吾爾開希是八九學运中一個很有煽動力的學生領袖，在美國流亡數年之後，現在住在台灣：“当然没有！他們怎么可能有聯系？”

“那你肯定認识一些外國人吧？你應該叫你哥哥出國，和那些在美國和台灣的人聚聚。最重要的是得弄點枪！你怎么才能打得過共産党？只有武装鬥爭啊！”

“您這觀點倒挺有意思，”我試图掩飾自己的驚讶。“不過那樣一来中國肯定又要流血打內战、天下大亂。

“那才好呢！”司機说。

我很震驚：“可真要打起仗来，最大的受害者还不是老百姓嗎？”

“老百姓現在已經是最大的受害者了！”司機回答说，一脸憤怒。“你就看看北京吧！当官的和富人過的是什么日子，我們過的又是什么樣的倒霉日子。”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裏，我們堵在長安街上，司機跟我说了他自己的經曆。他在一個工廠裏幹了20多年，開始当車工，後来当卡車司機。几年前，工廠破産倒閉，所有工人被解散，只得到了微薄的遣散金。

“他們總得給你一部分医療保險吧，”我说。我想起我的三個高中女同學，這么多年来我們一直保持着聯系。她們以前都是工人，都在40多歲的时候因爲廠子倒閉被遣散，但後来他們全都找到了新工作，錢比以前掙得还多，其中两個甚至还買了房子。

“那保險屁都不值！”司機回答。“真生了病根本報銷不了。我現在就怕得病，一病就完蛋了。給他們幹了20多年，現在他們就這樣把我們給打發了！”他又朝窗外啐了一口：“你看城裏這些高樓，滿街的餐館，都是爲有錢人准備的。像我們這樣的人什么都買不起！”

在長安街的两旁，新的高樓大厦和巨型的廣告牌屹立在晦暗的天空之下。要論建築和設計，這個新北京的大部分外貌就像实現了某些地方官的現代夢。北京城裏顯然有很多錢，很多人生活得比以前好很多。但是贫富鴻沟也拉大了。我想，建國這種人也許正是這位牢騷滿腹的司機這種人所期待的領袖吧。至少他們可以聚集在社會公正的旗帜下，發泄自己對中國現状的憤怒。

4

盡管六四屠杀喚醒了建國，那一年他却面臨着更緊迫的事情：他得谋生！從法律上说，建國和他妻子都是没有身份的“黑人”：没戶口，没房子，没工作。更糟糕的是也没什么技能。有一段时期，他們投靠親戚，在建國的弟弟建一開辦的一所成人教育學校裏做臨时工。建國看大門，他妻子当會計。學校辦得挺成功，主要是做英語考試的補习課程。六四事件之後，學英語變得更熱門，TOFEL成了申請外國學校的關鍵所在。建一很快富了起来。這個角色反轉实在令人尴尬。两兄弟個性完全不同：在秉性严肅、胸怀大志、刻苦耐勞的建國身邊，建一從来像個長了一张漂亮脸蛋的“小混混”：逃學、泡妞、有錢就花在下館子和享樂上。但在九十年代的亂世裏，游戏規則迅速變化，這位“花花公子”却如魚得水。一開始，他想让建國幫他共同經營學校，但建國拒絕了：他甯可把时間花在阅讀和思考上，看大門的好處就是有的是时間。“他老想救中國，可他連自己都救不了！”建一曾這樣跟我議論建國。我真不知道建國給這么個弟弟打工幹活內心到底是什么感受。

這份工作建國没做多久。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建國频繁搬家，從一處房到另一處，從一份工作到另一份工作，大多是辦公室和公司杂役。他似乎覺得自己的阅讀和思考已經相当充足了，該試着幹點大事了。1992年後，社會上刮起一股下海熱潮，建國也開始折騰起一聯串的生意。他倒賣過煤，辦過炼油廠，还生産過一種新型稠酒飲料（我嘗過，那味道实在不敢恭維，喝起来就像止咳糖漿），做過商业培训。但無一例外，他總以關門大吉或者辭职不幹收尾。到1997年夏天，他被捕前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时，他已經有過好几回破産記录了。他的個人生活也很混亂，和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妻子離了婚，又和稠酒廠裏一個年輕漂亮的內蒙女孩再婚。這第二次婚姻維持了不到一年，就和他的生意一起垮掉了。最後建國結束了動荡的生活，和他女兒繼紅住在了一起。

那时，繼紅早已改名爲慧怡。這女孩上了一所普通的大學學习酒店管理，把时間都花在看通俗小说、和女友聊天上面，但她却是個極有孝心的女兒。1998年她畢业後，在高檔的京倫飯店找到一份前台的工作，馬上把每月工资的一半交給父親花。建國实在不是經商的料，這一點父女两人心裏都明白。那年，建一病死于惡性腦瘤，把他在北京的房子留給了建國。建國總算有了一塊可以稱爲自己家的地方。有了家，加上女兒的經濟援助，他终于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那年8月，我收到建國一封長信，筆調怅惘，充滿忧思和怀想。建一死时年僅44歲，對建國顯然是個震驚和打擊。“他走了，我也更緊迫地感到人生的苦短，”建國写道。“昨天是我47歲生日，我剩下的20-30年也會一晃而過？”他開始回首自己的往昔：

“我一生心强命不强。几十年来，我一直與命运搏鬥，咬緊牙，不流淚。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爲民主理想，退党﹔爲自由理想，辭职，再辭职﹔爲愛情理想，離婚，再離婚。至今是一個在思想上、事业上、經濟上、感情上的‘漂流者’……現在中國市場低迷、蕭杀，企业多數不景氣，中國也在風雨漂泊中，不知走向何方，吾輩何时才有揭竿而起的機會？”我記得当讀信时心底涌上隱隱不祥之感：建國一點没變啊。在一個四處出擊、四處碰壁的生意人的內心，埋伏着一個造反者，他在等待着新的宏伟大业和又一輪时機的到来。

我並不知道，建國那时已經找到了他決心爲之獻身的宏伟大业。几年前，他遇到了一個叫徐文立的人，徐当年是鐵路上的電工，也是“西單民主墙”时期的民运老將。那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短暫的解冻期，当时，在北京市區中心的西單路口，人們用大字報的形式在墙上张貼了各種油印的政論、海報、散文、詩，這些大字報吸引了無數人的目光和討論，直到1979年末当局出来整肅和清除了西單民主墙。当朋友把徐文立介紹給建國时，徐剛在監獄裏關了十二年被放出来。两人激情澎湃地谈論中國政治，但一開始他們也策劃着一起做點生意。其中一個想法是開家租車公司。他們做了一些市場調查，还自封了两個人在公司裏的头衔：徐將任董事會的主席，建國任副主席。但這個策劃後来也没有了下文：徐指望的投资最终没能到位。

1998年初，中國的环境異乎寻常地寬松──政府正谈判加入WTO﹔克林頓總统来訪。于是各省各地持不同政見者的小群體們跃跃欲試，乘機籌劃成立一個反對党，名字就定下来叫中國民主党（C.D.P）。徐擔任了民主党北京支部的主席，建國擔任副主席：当初經商没能用上的头衔，這回两人把它用到了更崇高的事业上。不知是因爲無比的英勇还是出于天真，民主党人們決定公開地做一切事情：他們前去民政局爲C.D.P.申請注冊，在網絡上發表聲明和文章，和外國記者交流。開头几個月政府容忍了這些行爲，但克林頓走後没多久，6月，形势急轉直下，第一波逮捕和審判開始了。徐文立被判13年。建國雖未被抓，但每天有4個安全局的人跟着他。他接任民主党执行主席，並且堅持活動：他召開會議力劝剩下不多的C.D.P党员們稳住陣腳﹔他在網上發表聲明，陳述他的政治觀點並要求釋放徐文立和其它被捕同仁。1999年6月，当警察最终逮捕建國时，他早已一切准備就緒。那一陣他甚至隨身帶着一支牙刷。

[next]

5

“在日常生活裏，英雄行爲會顯得不合时宜，”捷克異見人士Ludvk Vaculk在1970年代写過，“英雄主義只是在特殊情境下才被接受，但它不會持久。”天安門事件之後的中國印證了這些话。隨着时間的流逝，社會仿佛恢复了正常。整個1990年代，新的市場改革啓動了，人們的精力全都投向聚敛財富，党爲了掌控公共话題設立了一套明确的導向（比如著名的“三T禁區”：天安門、台灣、西藏）。隨着經濟的迅速發展，知识精英群體分化了：一些下海經商，另一些——尤其是經濟學者和應用科學方面的專家——以出售專业技能爲政府或企业效勞。藝術家和學者們也紛紛努力適應市場。

漸漸地，一種不言而喻的共识産生了，正如上個世紀90年代後期一本書的標題所言：《告別革命》。這本書是由两位80年代的明星學者所著，一位是哲學家、曆史學家李澤厚，一位是文學批评家劉再复。這两位都是八十年代思潮中影響極大的人物，而那些思潮最终導致了八九學运。這两人都卷入了天安門事件，結果九十年代两人都居住在美國。然而他們的新書却對激進分子和革命者進行了严厲的批判。回望上個世紀的中國曆史，李劉二位觀察到，激進的改革試驗最终總是導致災難或專制。中國太大了，它的问題太多太复杂，不能速战速決。漸進地改良，而不是激進地革命，才是正确的途径。在另一篇文章裏，李甚至列舉了四個發展階段——經濟增長，個人自由，社會公正，政治民主——中國走向全面現代化不可能逾越這几個階段。換句话说，真正的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

這是两位聰明、理性並同情自由民主的中國人的觀點，這種觀點在很多聰明、理性的中國人当中有着廣泛的共鳴，他們認同自由主義，却越来越不贊同激進改革的態度。盡管這本書是在香港出版，但是它折射出內地精英的態度在90年代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新的共识是由許多潮流合力促成。在海外，严重的派系紛爭侵扰了流亡民运組織，使之瀕于瓦解。而在中國，公衆生活的基調是鄧小平的“不爭論”——就是说，先忘掉意识形態論爭，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一方面，技術官僚進入政治局掌權，推進市場改革，同时，意识形態宣傳家們留守中宣部，压制着批评之聲。

這期間，經濟持續高速地發展，中國與國際市場接軌使得4億中國人脫離了贫窮，一個新兴的富裕階層開始出現在城市和沿海地區，這些地方的年輕人成長于流行文化與消費主義潮流，远離政治。作爲經濟繁榮的受益者，他們都是“挺中派”，民族主義在滋長。至于“民主”，倒真不知道這些年輕人會對這種问題有多少關注。

所以，当建國及其同道在1998年成立中國民主党的时候，他們不僅没有看清政府的容忍底線，也没有准确地估測到國人的心理。最主要的是，他們缺乏深厚的社群根基，既没有受過良好教育也未與精英階層進行沟通，連與其它的自由主義者和改革者也極少聯系。一些人，比如徐文立，有坐牢前科又堅持不服、拒絕妥協，結果被邊缘化。他們具有勇氣和信念，除此之外却乏善可陳。一些人，例如建國，曾去經商創业，試图做些“建設性”的事情，但一無所獲。簡而言之，他們是一批在新时代迷失的人。起初去探監的时候，盡管建國不说，但我看得出他很在意外界對于他的所作所爲、以及他的遭遇的反應，所以我努力傳達給他一些我所能寻覓到的“正面消息”。他的眼睛會隨之一亮，或者神色莊重。但隨着CDP越来越少見于新闻媒體，我的任務也變得越来越艱難。2002年底，徐文立這位明星異見人士在聖誕前夕以保外就医被釋放並立即飛到美國。這之後，有關其它C.D.P坐牢成员的報道几近消失。

有一次，在等候探視的时候我與另外一個家屬聊了一會天，她是来看她弟弟的，他因爲杀人被判了20年刑。“他開了一個餐館，別人欠他的錢，”她解釋说，“他太年輕、太沖動。”她问我：你哥哥做了什么，当我告訴她原委之後，她驚讶極了：“組党？”她盯着我上下打量仿佛我讲的是一個外星故事：“咱們國家还有政治犯啊，我一點不知道！我以爲都是爲錢關進来的呢。”最後一次我在主流媒體看見CDP被提及是在2002年三月，那是《紐约时報》周末杂志的封面头條。這篇文章写的是我的朋友约翰??卡姆，他曾經是一個美國商人，後来變成了一個全职爲中國政治犯呼籲的活動家。此文以非常輕蔑的口氣提到CDP，稱它爲“由几百個没有牙齒毫無打擊力的成员結成的一個組織，所写的文章只是彼此讀讀而已”。

讀到這段话，我的心都疼得抽緊了。被稱作極權國家“顛覆者”，CDP成员們可以爲此自豪。他們也可以原諒没有跟隨他們站出来的同胞：他們之所以是英雄，正因爲他們具備大多數人所没有的英雄氣概。但對這譏諷他們無用而可笑的判決，他們會作何感想？這判決竟来自《紐约时報杂志》——民主自由的象征之一，而他們正是爲民主自由的理想犧牲了一切！一群無牙無力的人写文章給彼此看：這话夠殘酷的，同时也说出了真相。事实上，他們之所以無牙無力是因爲他們的對手太强大，他們的言論没有傳播開去是因爲這種言論在中國不被允許傳播——但也許這些都無所谓。我真想大哭一場，但我不知道是爲建國感到難過还是生他的氣——他怎么這樣傻。他坐在他那間狭小的牢房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世界早已風云變幻棄他而去。

6

“你不能说世界已經遗忘了他，”约翰??卡姆堅持對我说：“我就没有！我一直在關注你哥哥的事。”说這话时，我們正在北京一家酒店大堂裏喝咖啡，约翰来訪中國时在此下榻。

约翰??卡姆的中文名字叫康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個“人權推銷员”。他曾任香港美國商會主席，是個收入优厚的商人，有專职司機替他開奔馳，有女仆和位于高尚住宅區的私宅。但在1990年代中期，他放棄一切，投身爲中國政治犯呼籲的活動。他長年频繁往返于北京和華盛頓之間，频频會見两國高官權要，利用自己所有资源——無可爭議的數據、廣泛的個人關系網、連哄帶劝的游说、名人效應、討價还價——来确保中國政治犯這個话題不會被人淡忘。

约翰是個聲音洪亮的大個子，有着平易近人的幽默感和天生的社交魅力。他也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有傳教士般的使命感，言谈充滿聖經警句般美妙的韵律。比如他會说：正義之河，急流直下，道義之川，强不可阻（意譯）。對我關于探視建國過程中出現的種種问題，约翰提出過很多意見和指導。如果说建國得到了比其它一些政治犯更好的待遇，這大概要感谢约翰的關注努力。但是，约翰也承認，在由各個西方政府及民間組織合力編輯的政治犯年度列表上，建國的名字已經消失了。我曾问约翰，假設他身處建國的處境，他會怎么做。约翰沈思片刻，給我讲了一個20世紀四十年代末麥卡錫时期，發生在德國劇作家貝爾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身上的故事。布莱希特当时住在美國，被美國衆議院的“反美活動調查委员會”傳讯。布莱希特出庭作證，澄清他毫不同情共産主義，委员會爲此感谢了他的“合作”。隨後，布莱希特立即飛往欧洲，最後抵達東柏林，對他剛在美國傳讯席上的反共證詞毫不慚愧。“如果我被捕了，我會像布莱希特那樣做的”，约翰對我说：“我會撒謊来保住我的小命。然後我还可以拥有我的生活！”

我叹息了。在我心中，约翰爲營救那些他素未谋面的異國人士而放棄自己的优越生活，实在是一個美國式的英雄。如果像他這樣的人也會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来不至于陷身囹圄，爲什么我哥哥却一定要如此固执？一點一點的剝去那堵墙，難道不比用你的头去撞它要更有实際意義么？

我所聽到過的對建國最严苛的评論却来自于他的生母。“這不是勇敢，”钟阿姨曾這么對我说，“這是狂妄和愚蠢。他從小就有英雄情結。问題是他並不是英雄。他是一個想当將軍的士兵，可以沖鋒陷陣，但没有將軍的才智。”钟阿姨年輕时是一個美麗的女人。1957年，她被打成右派，失去职務，在牛棚裏勞改多年。現在的钟阿姨已經是一個鬓發斑白、70多歲的小老太太了，她笑容和善，但是腿腳时常浮腫發痛。盡管對共産党已不存幻想，她还是認爲變化只能慢慢發生。在钟阿姨眼裏，CDP的所作所爲無異于雞蛋碰石头。她曾經試图说服建國不要卷入CDP，提醒他對于自己家庭的責任。建國却用一句經典回應：“忠孝不能两全。”钟阿姨對建國的执拗徹底死心，在他被捕之後的头两年裏都没有去探望過他。建國對他母親也同樣不滿。一次，钟阿姨和我一道去探視，两人輪換着和建國通過電话交谈。钟阿姨说到中國太大了，不能變得太快，現在情況逐漸改善，很多事情都在變好。我看到建國的脸色越来越陰沈，他终于開口说了几句话，钟阿姨便匆匆將電话遞給了我。我一拿起聽筒建國就語氣激動地说：“我不想聽她说话！越聽越生氣！”

那次探視之後，我給钟阿姨讲了韓東方以前跟我的一次谈话。韓東方是一個工會活動家，在八九事件後被關押。我們碰面的时候，韓已經定居香港多年，主持一個關于中國勞工问題的電台熱線節目。作爲異議人士，韓的聲譽無懈可擊。他在獄中两年受盡折磨，染上重病差點死掉。但他不曾屈服，毅然絕食抗議。韓一點不像我見過的其它中國異見人士，他衣着时尚，舉止得體，一口流利的英語，並且對自己的過去和弱點颇有反思。韓對中國異議人士群體有不少批评，包括他自己在內。“咱們还是別谈這個话題吧”，韓對我说，“對這個群體我没什么好话可说。”韓認爲很多中國異議人士太自我膨胀、自我中心，“這是一種病，但我們中的許多人意识不到這一點。”不過，韓又说，最好不要對正在坐牢的異議人士討論這個问題。“爲了熬過監獄生活，你必須調動全力，不斷自我激勵，确信你自己就是一個英雄。你需要這種心理上的自大甚至傲慢来支撐你的精神。你此时絕對無法承受自我怀疑。”钟阿姨表示接受韓東方的這些意見，她答應不再和建國討論政治。“我只是希望他能顺利服滿刑期，健康出獄。”钟阿姨邊说邊搖头：“出来以後，也許咱們能和他好好的谈一谈。我希望他能改變他的思維方式，不要再進去了。

7

自從民主党被鎮压之後，中國的政治版图變得更复杂了。經曆了多年的快速發展之後，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第四大經濟體了，並且正在逼近德國和日本，甚至被普遍預測將會在2050年趕上美國。中國同时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彙儲備。但是，伴隨這種轉變的还有中國各地的腐敗，环境惡化，贫富差距拉大，和瓦解的社會福利。胡温政府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這些问題，出台政策削減農业税，關注社會弱势群體，采取措施懲戒以權谋私。但是，人們普遍意识到，政府需要有更深層次的改變和適應。一方面是飽受社會不公、人數有增無減的弱势群體，這些人要求改革和公平﹔另一方面則是龐大的中層官僚，他們從與商界結成的利益同盟中獲利甚豐，因此抵制深層的體制變革。但大家心裏都明白，政治領域的博弈和改革早晚要發生。

最近四五年裏，政治改革的呼聲日益增大，但是呼籲和努力的方式却變得婉轉多樣，几乎像一門藝術。法制和維權，已經取代了人權這個敏感用語。消費者權益，民工權益，私有財産權，成了人們谈論的焦點。每年都有許多媒體新闻記者報道腐敗案例，律師爲民權案件出庭，學者研究觸動曆史空白點（諸如中日战爭，60年代初的三年大饑荒，文革等等），出版商打破禁忌，刊印敏感書籍。时不时會聽見又一個請愿，但在這些請愿書上簽名的往往是一組個人，大家都謹慎地避免成立組織。這類行動往往是自發的和零散的，但隨着網絡的普及，新闻傳播更快了，控制信息變得越發困難。在中國互聯網上，批评者的聲音四面八方此起彼伏，檢察官們似乎在和千千萬萬的小股游擊隊作战。一個犯忌者被抓住了，却有更多的犯忌者成了漏網之魚。這些批评者已經不再像CDP那樣容易被抓住、隔離而消滅了。與此同时，全球化的浪潮使得政府和領導更注意自己的形象了。最近几年，官方说法中的“和平崛起”和“構建和谐社會”正反映了一種在國內國際政治中更柔和的身段和態度。總體而言，中國的政治氣氛變得寬松了，人民也變得不再那么害怕了。無論是私底下还是台面上，中國人谈論政治改革的聲音正變得越来越響了。

所以钟阿姨對建國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中國的現状的确正在不斷改進。而且，也並不是所有人都已經忘記了CDP事件。有几位自由派的中國朋友就對我说，正因爲有象建國這樣的人敢于“以身試法”觸犯底線，其它人才會明白究竟他們能夠在底線之上推進多少。正如其中一位崔卫平所说的：“正因爲有了他們，官方才認爲我們是温和的。由于他們，我們才不至于坐牢。僅僅因爲這一點，我們就該心存感激。”崔是一個文學和電影评論家，她將哈維爾的作品翻譯成中文，还公開發表文章倡議建立公民社會以抗衡極權文化。崔十分尊敬建國這樣的人，但她也说：“真正的變化是在許多微小、被人忽視的地方發生的。創造曆史的不是孤膽英雄和精英，而是社會运動。”

另一位著名的自由主義人物、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的徐友漁，是政治改革的强力呼籲支持者，但他也曾對我说，他絕對不會做出CDP創辦者們那種“傻瓜決定”。他说：“從政治策略的角度看，那是很愚蠢的。”徐對西方分析哲學和自由主義理論很有研究，强調行動之前“理性分析”的重要性。“也許他們急于創造紀录，想成爲在共産党中國公開成立第一個反對党的人。如果這是他們的動機，這種人性弱點屬于我可以理解和諒解的那一種。”和建國一樣，徐当年也曾是紅卫兵，他写的文革回憶录坦誠感人，深刻反思了自己青年时代的種種幻象。徐將回憶录題贈建國，托我探監时帶去。不出所料，此書没能通過監獄書籍審查官那一關。如果说徐友漁是教育者，建國則是实幹家。CDP的所有成员都是实幹家，但曆史對他們並不慈悲。記得某位中國企业家说過：“走在衆人前面一步的人是領袖，走在衆人前面三步的人是烈士。”CDP的成员正是這樣的烈士。我用“不以成敗論英雄”的中國老话来自我安慰。但建國有时确实象騾子般固执簡單，對政治的看法非黑即白，漠視灰色地帶，更別说中國今天的現状是如彩虹般多姿多彩難以名状。在情緒不好的时候，我會想起孔子對他的學生子路的评語：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現在，我覺得這两種態度都不大對头。我曾與林培瑞（Perry Link）谈起過魏京生。林培瑞执教于普林斯頓大學，是一位出色的漢學家，而魏則是建國心目中的英雄，也是中國民运中一個傳奇人物。1978年，魏只是一個28歲的電工，却居然有膽量在民主墙上貼大字報要求民主，直斥鄧爲獨裁者。更爲荒謬的是，魏因此被捕，罪名却居然是“泄露國家機密”，換来15年的刑期。漫長的監獄生活和疾病都不曾動搖魏的信念，剛獲釋放，魏立刻重新投入民运，不久再度入獄，被判十四年。两年後他以“保外就医”的名義被飛到美國，在那裏繼續與中共政府抗爭。魏警告西方，不要被中國改革所迷惑，因爲共産党永远不會改變其真正本质。但其实永远不會改變的是魏京生。隨着时光流逝，許多魏当年的崇拜者都認识到魏對中國的看法是一成不變和簡單化的。事实上，共産党远比魏京生身段靈活，更加能夠與时俱進。

我把自己對哥哥和魏的矛盾想法告訴了林培瑞：我敬佩他們的勇氣和深切的正義感，但很難贊同他們對自己觀點那種近乎宗教式的确信。林培瑞说：“魏京生這種人就像北極，他們已經冰冻了，但他們代表着一極。”我想：是啊，哥哥已經冰冻了，他的世界觀不會改變也不可能改變了。他將一堆巨大复杂犬牙交錯的问題簡化爲一個萬惡之源：共産党。結束一党專制，罪惡就會被根除。他被關進監獄，而他也把世界關在門外，充耳不闻那些可能動搖自己信念的聲音，閉眼不看那個自相矛盾、模糊不定、却充滿種種可能性的真实世界。但也正因如此，林培瑞说得對：象建國這樣的人代表着一極。当然，那些將他關進監獄的人，是站在了曆史錯誤的一邊。我有一位在北京開律師事務所的大律師朋友叫劉歌，就愛這么提醒我：“曆史上所有現代化成功的國家，都是多党制的國家，所有頑固堅持一党制的國家，最终都將失敗。結論很明顯：民主使一個國家强大，獨裁只會使一個國家失敗。今天中國的统治者們想让中國變得更好，而且他們也的确幹得不錯。问題是他們至今無法面對自己醜陋的過去，無法承認正是他們從大跃進到文革，把中國搞得這樣百孔千瘡。他們到現在还没有足夠的自信，所以接受不了象你哥哥這樣激進的批评者。”（Chinese news net不過，我漸漸不愿只從中國政治這個角度来评價建國。我不愿把哥哥看作政治棋盤上的一個小籌碼，而甯愿把他看作一個身有瑕疵但令人欽佩的人。哥哥身上有一種质量的确不同凡響：爲了理想他可以拒絕妥協，並且不惜一切代價。一位美國作家朋友勞瑞。西格爾（Lore Segal），曾聽我反复说起建國的事，于是有一天她就用2005年那部“企鵝的远征”的紀录片来打比喻。“企鵝是一種笨拙可笑的動物：肥胖，一根筋，步履蹒跚，常常一跤跌得嘴啃泥。但是，只要一到水裏，他們的泳姿多么优雅美麗！你哥哥政治上的想法和作爲很荒唐，但他的理想主義和他的勇氣，因爲如此純潔而如此淳美。”

建國究竟是一個傻子还是一個英雄，也許這问題無關緊要。他行動的道德涵義早已远远超越了他行動的效果。通過堅守承诺，他已經求仁得仁，此生無憾。有一次探監时我對建國提起他的一位中學同學温鐵軍，如今是三農问題專家，最近还獲得官方的特殊嘉奖。建國回應道：“那很好啊。他是體制內改革派，我是體制外的。有很多大知识分子可以用他們的知识推動改革。我没有受過足夠的系统教育，但我們這樣的人，也可以起作用。”说到這，建國向我微笑：“性格決定命运。你要記住：你哥哥是一個簡單、老式、過时、固执的人。一旦我下定決心，我會堅定不移。”這几年来，他掉了許多头發，最近一次帶状�嬲畹陌l作在他前額上留下几塊疤，但他的神色却比以往越發安詳甯静。離刑滿只有一年多了，建國開始谈論还有多少書他想在出獄前看完。“真的，這裏其实不錯，”他竭力让我放心，“我會在2008年出去，如果那时你在北京，我們可以一起看奧运會。”我們谈起了几個在上海的表兄弟，都是一些成功的商人和律師。“我很高兴他們能這樣成功，”建國由衷地说，“但是，人各有志。一個國家要想实現民主，總得有一些人甘愿爲此流血犧牲。看看人家南韓，还有台灣，多少次的鎮压，抓過多少政治犯。但是，一波接着一波總有人站起来，前仆後繼，他們是用生命鋪平了那條通往民主的路。”

在那一刻，建國目光堅定、姿態豪邁，似乎忘記了自己身在牢中。“中國這么大一個國家，有13億人口，我們總該有几個人愿意去做這件事吧。”

——此文英文稿原載美國《紐约客》杂志2007年4月號，網址如下：

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7/04/23/070423fa_fact_z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