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罵美國，还是學美國？—駁莊禮伟，兼論美國的宗教精神
 
     在《新京報》的时事评論專栏，刊登了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莊禮伟先生所写的《警惕“聖徒式的潔癖”》一文。莊禮伟曾在《南方周末》發表過一篇題爲《總统大選，一地雞毛》的文章，嘲諷美國的總统大選。對此，我写了一篇題爲《且说“一地雞毛”》的短文批评之。莊禮伟則再次撰文進行反批评，雖然没有直接點名（大概是因爲我的名字根本就不能在國內的主流報刊上出現），但很明顯看出是在批评我這個“北大校友”。

    針對這篇新的回應文章，我認爲有必要繼續與之深入討論。因爲這場爭論涉及到了一個相当重要的命題，那就是：中國知识分子應当如何看待美國的民主制度？我們是否可以將美國的制度探索的經驗引入到未来的中國？長期以来，由于中共当局對美國采取盲目敵視的態度，其宣傳和教育的目標之一便是妖魔化美國。所以，信息不暢通的國人對美國充滿了各式各樣的誤解和偏見。這些誤解和偏見需要得到厘清了。
   
   
    美國大選不是“一地雞毛”
   
    先從美國大選说起。莊禮伟在發表于《南方周末》上的《總统大選，一地雞毛》一文中認爲：“此次選舉（指二零零四年布什與克裏之間的選舉），花錢很多，撒得到處都是，創下了曆史紀录，可留下了什么呢？一地雞毛。”他進而認爲，此次美國總统大選的投票率不到半數，表明美國公民患上了“普遍的政治冷漠症”，也顯示出“受金錢和媒體操縱的竞選聒噪太虛伪令人惡心”。這些看法並不符合美國社會的現状，也不是經過实地的調查研究而得出的結論，大都出于莊氏個人的臆想和偏見。這不是一種踏实地做學问的態度，也不是公共知识分子負責任地發表其公共言論。
   
    莊禮伟讀到了我的批评文章。让人遗憾的是，他並不愿承認自己的錯誤。相反，在這篇洋洋灑灑的回應文章中，他繼續擴大這一錯誤。他辯解说，其文章的“文眼”是肯定美國大選“贏家有压力，輸家也有機會”，對美國大選基本上是持正面评價。但是，他對文章中使用“一地雞毛”和“令人惡心”等侮辱性说法来概括美國大選的事实，偏偏只字不提。以“一地雞毛”爲題而作的文章，能夠说是“正面评價”嗎？這樣的自我辯解真有點掩耳盜鈴的味道。
   
    在我看来，經過两百多年的發展而不斷完善的美國大選，並不是莊禮伟所譏諷的“一地雞毛”，而是公民基本人權的实現與张揚，是四年一度的、輕輕松松的學习行使民主權利、積極參與民主生活的好機會，也是整個代議制政府的合法性的基石。美國大選确实存在着不少的局限性和缺陷性，如候選人之間過度的诋毀和攻擊、金錢的投入越来越趨向于天文數字、竞選中大衆傳媒的影響力過大等等，但總體而言，這樣的選舉制度仍然是我們夢寐以求的將来，仍然是人類社會探索民主制度的一種有益的經驗。從政府的稳定和政策的持久而言，以英美爲代表的主要以两党爲主竞選産生國家元首的總统制或首相制，比起欧洲大陆其他國家多党竞爭的內閣制或半總统制来（如法國、德國、意大利等），似乎更爲优越。
   
    莊禮伟指責我未讀完他的文章便發表评論，根本是没有道理的。相反，他才没有認真阅讀和思考我的批评文章。他在文章中批评我“完全拜倒在某種‘經驗’或‘模式’面前”，甚至用一種誇张的比喻形容说：“他比較關注某種事務的优點，他承認這種事物有不足但總是忌諱提及，就像愛一個女人愛到別人一说這個女人的有據可查的不足，他就要跳起来，這就有點將心愛之物‘聖潔’化的傾向了。”這種批评僅僅是出于他個人的“自我想像”，我本人從来就没有將美國的政治制度（包括選舉制度）聖潔化、完美化的企图。在討論美國问題的时候，我既看到了“光”的一面，也看到了“光”的背面，所以我將一本訪问美國的隨筆集命名爲《光與影》。
   
    我從来不曾將美國的曆史與現实作爲某種凝固的“經驗”、“模式”、“榜樣”而加以理想化。正如没有完美無缺的人，由一群有種種缺陷的人所組成的政府、所建立的制度，同樣也是有缺陷的。如今，美國的總统選舉成了一架巨大的燒錢機器，候選人的籌款能力與当選几率之間具有某種必然聯系，寻常人等很難问鼎白宮。正是出于對此體制的反叛，最近几次大選中频频出現共和、民主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甚至有平民出身的參選人出現，並獲得相当多草根階層的支持，數以萬計對两党政治厭倦的年輕人積極爲其作義工。盡管獨立候選人暫时無法撼動两党對峙的格局，但他們的出現表明美國的大選制度仍然處在變動和調整之中，它是一種開放式的體制，它还可以變得更好。
   
    近年来的美國大選确实存在着投票率低迷的状況。對此，各方學者和评論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政治學學者威布在《自治——美國民主的文化史》一書中指出，美國大選的投票率低于百分之五十，並非完全是負面現象，“冷漠和無能爲力與公民被霧化有密切關系，這種相互聯系不僅在各種基層政党組織的衰弱中被顯示出来，而且也在民主個人主義價值觀的力量中被顯示出来。同樣一種文化特性在使個人獲得自主追求個人滿足之自由的同时，也抑制了個人對權力的追求。”換言之，如果一個社會中多數公民對政治兴趣不大，反倒表明這個社會的政治运作比較正常；相反，如果一個社會中多數公民都對政治非常熱衷，則说明這個社會的政治运作比較不正常。威布的看法也許不一定正确，但至少是一家之言，莊先生不妨認真讀讀，也許會有新的啓發。我想，這樣一個結論是站得住腳的：投票率的高低並不完全決定選舉制度及其所代表的民主制度的优劣。
   
    總體而言，美國的選舉制度設計精密，最大限度地體現了大部分人的民意取向。即便如此，大選还是可能出現意想不到的爭端。在備受爭議的两千年的大選中，作爲竞選雙方的布什與戈爾，便因爲最後一個具有決定性的州——佛羅裏達——的選票的歸屬，發生了严重的爭議。怎么辦呢？美國的政治家和普通民衆优秀的民主素质便展現出来了：雙方及各自的支持者，均静候法院的裁決。一旦法院作出裁決，則輸贏立判。輸家極有風度地鞠躬認輸，絕對不會出現台灣選舉中的那種情況——輸家堅持不服輸，甚至輕率地訴諸于民衆的街头运動。美國人相信法律具有最高價值，竞選過程中亦有許多周密的法律约束，使得候選人不能亂来。比如個人和公司的捐款數量等，均有严格的規定。
   
    两千年美國大選的戏劇性爭执以及平稳解決，即顯示出制度設計者的前瞻性和參與者优良的民主素養。不是民衆天天都走上街头才顯示出民主的“無所不至”，就像威布所指出的那樣，美國人更愿意看到這樣的現象：“政府做它需要去做的事情；政党运轉得也非常好；政治行動委员會使政治游戏保持在公開状態；而普通公民接受結果。”就我在美國訪问期間的觀察，普通的美國人對政治，尤其是聯邦一级的政治一般都缺乏兴趣，他們更關心自己身邊的地方事務。因爲地方事務與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聯邦一级的事務相對較远。在我看来，這才是一種良性的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僅僅是一種“最不坏”的制度
   
    我在看待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时，始终以老邱吉爾的名言“民主制度僅僅是最不坏的制度”爲前提。两百多年来，美國也出現過若幹反文明的逆流。由美國政府所主導的若幹反民主、反自由的行径，固然有出于國家利益至上的自私考量，更是源于人類內在的罪性與有限性。直面曆史學家尼德曼在《美國理想》一書中的告誡是必要的：“探索人生的人們絕對必須正視在日常生活中體現出来的人類的劣根性，同樣，也必須正視這個劣根性同樣體現在曆史上的伟人們作爲人之行爲之中。”這段话也值得每一個在非民主社會中追求民主的人深思。
   
    不可否認，美國的曆史固然有光輝燦爛的一面，也有颇多汙穢不堪的部分，如：建國初期長期容忍黑人奴隸制度的存在，在向西部殖民的過程中對印第安原住民实施大規模的屠杀和迫害，延續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仍然存在對黑人群體的種族歧視，二战中將數十萬日裔美國人当作“敵僑”關進集中營，二战之後屈從斯大林的压力而未能竭盡全力确保東欧諸國的自由與獨立，冷战初期喧囂一时的麥卡錫主義傷害了大量無辜的公民，盲目發動越南战爭且又輕率結束使得越南難民问題延續數十年，以及爲適應冷战中的國際形势而支持南美、中東和非洲的若幹右翼獨裁政權等等……對于這些汙點，美國的曆史學家和政治家們都不曾諱言，尼德曼便坦率地反思了美國政府屠杀印第安人和虐待黑奴的曆史：“一個建立在如此伟大理想基礎之上的國家，和現实中的野蠻和压迫行径所表現出来的道德倫理的自相矛盾，是非常獨特而又驚人的。”這些批评並没有被普通美國人看作是“不愛國”和“給國家抹黑”，相反，這些“直曝家醜”的行爲得到了民衆的贊揚和支持。
   
    曆史是不能遮蓋與歪曲的，現实同樣是不盡如人意的。出于地缘政治和能源问題等方面的考量，今天的美國政府仍然與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实施君主獨裁制度的海灣國家保持着過于親密的關系，未能向其施加更大的压力，促使其啓動民主改革。共和党政府不得不遷就若幹石油公司的压力，其中東民主化路線图並不完全。美國財政部長鮑爾森和世界銀行行長、前副國務卿佐利克等高级官员，在對華政策上重贸易而輕人權。對于這些问題、對于美國曆史與現实中的陰暗面，我在許多文章中常常直言不諱進行批评，我还没有愚蠢到將美國当作“地上的天國”来看待的地步。
   
    我深知，現实中美國政府的諸多政策與《獨立宣言》和開國元勳們所設想的更美好的美國之間，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比如，我在許多文章中尖銳地批评過美國外交政策中以基辛格爲代表的地缘政治和功利主義傾向。正是這一势力的無限縱容，才延續了蘇聯、東欧以及亚非拉若幹專制政權的壽命，使得數億民衆生活在恐懼之中；正是這一势力的作祟，才導致了尼克松在毛澤東暴政的高峰时期訪问中國，給毛政權打了一劑强心針。
   
    二十一世紀初，当新保守主義思潮在美國社會全面崛起之後，布什政府才着手更正此一系列严重的錯誤。二零零五年五月七日，布什總统在參加欧洲紀念二战勝利六十周年的活動的时候，在拉脫維亚首都裏加發表了一篇重要演讲。他公開對当时美國政府默許斯大林帝國侵占波羅的海三國及其他東欧國家的外交政策表示歉意，坦承美國在導致欧洲大陆分裂一事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重要角色，這是“數一數二最严重的曆史錯誤”。布什毫不留情地指出，当时的美國總统羅斯福、蘇聯領袖史達林和英國首相邱吉爾于一九四五年在雅爾達敲定的战後利益分配的協議，“承襲了慕尼黑和莫洛托夫——裏賓特洛甫密约的不義傳统”，雅爾達密约導致蘇聯進占和兼並波羅的海國家長達半個世紀之久。對此，布什明确表示，這樣的錯誤再也不會發生了，“我們不容其他世代重蹈覆轍——姑息或原諒專制暴政、犧牲自由谋求稳定却徒勞無功”。我非常欣賞布什總统的這種自揭傷疤的作法——我也相信，未来还會有更多明智而富于远見的美國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作出這樣的選擇。
   
    在我看来，民主问題向来就是參與问題，民主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藥，民主不可能立即解決中國的所有问題。在美國，總统和議员們都是人民選舉出来的，他們互相監督，並受到另外一個權力分支——法院的制约。毫無疑问，美國民主制度中“三權分立”的重要原則，正是基于基督教中“人皆爲罪人”的觀念而設計出来的——昔日，大陆會議和制憲會議的代表們，並没有將華盛頓、富兰克林、傑斐逊等開國元勳当作躲在修道院裏的、一塵不染的聖徒来看待，他們思考的重點是如何更加有效地约束那些掌握權力的人。他們是好人当然最好了，即使他們是坏人他們也不能胡作非爲、過度危害國家。美國政治制度的基點便是承認人的有限性、人的罪性，我自然也没有愚蠢到將政治家們统统“聖徒化”的地步。如果莊禮伟要將“聖徒式的潔癖”這頂高帽子硬塞給我，我受之有愧，还是改送給別人吧。
   
    對于他人的批评及不同看法，我曆来抱着誠懇傾聽、“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我從来没有像莊禮伟所侮蔑的那樣，一聽對自己的批评便“跳起来”。美國和人類都是在不斷的反省中進步的，我自己当然也不例外。
   
    但是，我想追问的一個更加重要的问題是：美國人如此勇銳地面對其曆史與現实，我們是否能采取同樣的態度来面對自己的曆史與現实呢？對于二十世紀下半叶以来中國的諸多人爲的慘劇，如反右、大饑荒、文革乃至天安門屠杀，有多少知识分子敢于直言不諱地批评和反思？二零零六年，紀念文革爆發四十周年的學術會議只能在美國召開；二零零七年，紀念反右爆發五十周年的學術會議也只能在美國召開，對于我們而言不是恥辱有是什么呢？我們生活在一個没有言論自由的社會裏，我們的言論自由只是批评美國的自由，我們能夠滿足于這樣一種畸形的“自由”嗎？
   
   
    在中國批评美國並不需要勇氣
   
    我從来没有否定過美國社會所存在的諸多缺點，也没有否認過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有罵美國的自由和權利。实際上，美國确实是在全球遭到辱罵最多的國家，同时它又是爲全球的和平、安全與民主作出最大贡獻的國家。這是一個吊詭的事实。但是，我又認爲，罵美國首先还是美國人自己的事情，那不僅是他們的自由，更是他們的責任。我在几次美國訪问期間，所接觸的大部分美國民衆，對美國政府都充滿了不滿和怨言。即便是那些投票給小布什的百姓，也不見得就對白宮、共和党及布什總统本人有多么“愛戴”。美國的主流媒體大半都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天下，每天都充斥着關于政府的負面報道。美國人認爲，批评政府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因爲政府是公民用所繳納的税款養起来的，确实是“公仆”。如果僅僅是看報纸和電視，那么你还真以爲這個國家正處于民不聊生、百业不兴的光景呢。其实，根本不必吃驚，這就是美國人看待政府和總统的习慣方式。與之相反，中國的媒體上天天都是太平盛世、莺歌燕舞的景象，那么中國真实的情況究竟如何呢？
   
    作爲一名生活在中國大陆的知识分子，我始终認爲，我們有作爲旁觀者批评美國的自由，但我們还有两項比罵美國更重要的使命：第一是拓展自己言論自由的空間，尤其是爭取批评中國的現实的自由。否則的话，我們就有可能淪爲那個有名的笑话裏的蘇聯人：美國人和蘇聯人爭論誰的國家裏享有更多的自由。美國人说：“我們可以到白宮門口去游行，去罵羅斯福。”蘇聯人立即回應说：“我們也可以到克裏姆林宮去游行，去罵羅斯福。”不面對本國的獨裁者，知识分子的良知何以體現？
   
    其次，正如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比在美國的民主制度進行某種“雞蛋裏挑骨头”式的研究更加重要的，是在中國的大地上踏踏实实地实行民主啓蒙的工作——包括客觀地、全面地報道和介紹美國的選舉制度，而不是像莊禮伟那樣居高臨下地作“惡心状”。這種誇张的表演無助于中國社會的民主化進程，無助于中國學习他國之長、建立起一個真正的“共和國”来。中國民衆需要知道美國的真实情況，需要從被当局妖魔化、漫畫化的美國的形象中走出来。莊禮伟輕率地將美國總统大選貶斥爲“一地雞毛”，不僅让普通的中國民衆远離了美國這個可以部分借鑒的制度资源，而且使得某些夜郎自大的國人更加故步自封、拒絕一切形態的改革——既然美國大選是“一地雞毛”，那我們何必學习之？
   
    在這篇回應文章中，莊禮伟还颇爲矯情地宣稱：“我比較喜欢做的事，仍然是對各種成爲‘中心’的現实事物‘冷嘲熱諷’，提醒大家注意上面的汙迹和雞毛。這是我個人的作战崗位。”讀到這裏，我不禁哑然失笑。我想反问的一點是：難道對美國及其政治、經濟、文化的正面评論，在中國成了“中心”和“主流”嗎？看看中國大陆的央視和《环球时報》，這些禦用媒體每天都在醜化和攻擊美國，民衆根本不知道美國的真相。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时間裏，中國民衆所獲得的關于美國的资讯全都是片面的、有限的、不完整的，從某種程度上来说是被“妖魔化”了的。雖然在全球范圍內美國已經成爲惟一的超级大國，美國文化已經成爲一種誰也躲不開的强势文化，但在中國這一特殊的环境裏，美國及其價值觀並未占據“中心”位置。在大部分中國民衆的心目中，美國是一種被情緒化、被偏見所籠罩的負面形象。我們需要向公衆介紹的，應当是一個全面而真实的美國，而不是輕率地下一個“雞毛”的定義。
   
    在此背景下，莊禮伟一邊故作公允地作旁觀的哲人状，一邊又把自己打扮成“战士”的模樣，仿佛自己真的有一個“战鬥崗位”似的。其实，與其说他是在真誠地战鬥，不如说是在作一種表演式的战鬥——在中國批评美國，從来就不需要勇氣，這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常识。我從来没有聽说過那個中國的知识分子因爲批评美國而受到中國政府的懲罰，莊先生能夠給我舉出一個例子来嗎？我倒是可以舉出一長串因爲揭露中國社會的真相而被打压的學者和媒體工作者的例子来：秦晖、劉軍甯、何清涟、錢理群、袁伟时、李大同、盧跃剛、昝愛宗、王光澤……莊先生爲何不向他們好好學习呢？
   
    莊禮伟的“惡心”顯然是用錯了地方。包括莊禮伟這樣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內的中國公民，迄今爲止連選舉街道辦事處負責人的選舉權都还不能完整地运用，憲法所規定的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乃是一纸空文；就在莊禮伟生活的廣州，像孫志剛這樣一位無辜的大學生，僅僅因爲没有隨身帶暫住證，就被警察抓捕，在收容遣送所裏被活活打死。近代以来，中國的知识分子們曆来就喜欢對美國雞蛋裏挑骨头，却漠視自己身邊可悲、可怕的現实。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莊禮伟本該爲自己身邊發生的種種邪惡事件感到惡心和憤怒，却偏偏對美國大選感到“惡心”——這種“惡心”也未免太過于矯情了吧？
   
    当然，這不是莊禮伟一個人的问題，而是作爲一門學科的“國際關系學”、“國際政治學”的问題。在今天的中國學術界，被偏見、被意识形態的教條所束縛的國際關系和國際政治方面的研究，僅僅是討好“今上”的禦用學術。因此，辱罵西方和美化自己是這個領域的學者們慣用的伎倆，惟其如此，方能獲得来自当局的研究經費，才有機會出入中南海成爲“南書房行走”。当然，其真正的學術價值也就几乎爲零。
   
    在舞台上表演京劇，当然不是战鬥。罵一個根本不會回擊的對手，当然也不是战鬥。在我看来，對于一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真正的战鬥，是爲那些礦難中遇難民工的權益呼喊，是關心每一個被淩辱和被虐待的同胞，是谴責那些暴虐的官僚和警察。真正的战士、真正的作战崗位，不是色厲內荏地指出美國的“雞毛”，而是指出中國這個所谓的“和谐社會”的“不和谐”之處，並對這個“太平盛世”發出“盛世危言”——這需要付出相当的代價，莊禮伟愿不愿意冒着失去學術地位的風險来試一試呢？我想提醒這名位子差不多坐稳了的大教授的是：在中國從事批评美國的工作固然有一定的價值，但远远不足以形成一個所谓的“战鬥崗位”。
   
   
    認识那些“半神半人”的開國元勳
   
    莊禮伟在反駁文章中將“聖徒”作爲一個負面的概念提出，認爲“這位校友所喜欢的美國，它的曆屆領導人中間可以说没有一個‘聖徒’，應当说這是美國的幸运”。而在我看来，“聖徒”乃是一個正面的概念，真正的“聖徒”並非像革命家羅伯斯庇爾、列甯那樣企图將別人變成聖徒、自己却大肆杀戮的暴君；真正的“聖徒”乃是像馬丁•路德•金、德兰修女、曼德拉、教宗约翰•保羅二世那樣的伟大人物（不幸的是，包括莊禮伟這樣的飽學多思之士在內的大部分中國知识分子都把前後两者混同起来）。《聖經》中说，一個義人也没有。所以，即便是“聖徒”，亦是有缺陷的人，不完全的人，需要監督和制约的人。這正是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得以形成的神學基礎。
   
    当然，我們也要看到，美國的開國元勳們当中，确实有許多人具有某種聖徒的品行。這些有聖徒傾向的人物，所展示出来的人類天赋的向善的能力以及精神境界的崇高，成爲人類文明中超越種族和國家的共同財富。我們不能忽視他們的道德力量在締造美國的進程中所起的作用。我們不能由反對“泛道德化”轉而陷入“非道德化”的泥沼。一個完全不顧道德的社會是可怕的社會。在“成王敗寇”的政治傳统之下，中國的政治人物從来不把“道德”当作一回事，朱元璋和毛澤東式的流氓，因爲最终掌握了權力，而被視爲英雄與偶像。最终，政治成爲一種肮髒和令人恐懼的事務。而具有高度的榮譽感和道德感的美國的開國元勳們，則爲政治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定義。
   
    由于缺乏宗教感，莊禮伟無法理解這種精神價值維度，以及此維度在曆史上對現实政治發揮了何等巨大的作用。無庸諱言，美國的開國元勳和曆屆總统們，絕大多數都有基督教信仰的背景，即便是傾向于泛神論者，亦打下了基督信仰的深厚烙印。当然，他們與其他所有人一樣，都是有缺點的人，我在爲美國曆史學家埃利斯所著的《那一代——可敬的開國元勳》所写的書评《他們是伟人，更是有缺點的人》中早已指出：
   
    美國公衆對獨立战爭的領袖們的崇敬，並不同于納粹时期德國人對希特勒的狂熱迷信、以及蘇聯人對斯大林复杂的敬畏之心。美國公衆對開國元勳們的基本看法是：“他們是伟人，但也是有缺點的人。”
   
    在這些“有缺點的人”当中，有人支持蓄奴制度，有人沈溺于政党鬥爭，有人匿名發表文章攻擊對手，也有人參與決鬥並無谓地死去，但他們在其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候，並没有忽視道德和信仰的力量，並没有將權谋和厚黑作爲參政的動力。相反，他們將实現上帝的榮耀作爲人生的目標，致力于發掘和展現本人身上神性的一面，因爲人是上帝所造，如《獨立宣言》所云，人因被造而平等。他們是一群古典氣质的紳士，傑斐逊將這群參與制憲會議的代表們稱爲“半神半人”。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夠深切地理解華盛頓爲何在獨立战爭勝利之後毅然辭去軍职，爲何在其總统任期結束之後平静地回到農莊中繼續務農。雖然其農莊的經營一直不甚理想，但他從来没有想過以開國之父的名義向這個新誕生的國家要求些什么。他本来可以獲得更多的東西——權力、金錢和崇拜，因爲他拥有過一支英勇無比的軍隊，這支軍隊曾經爲這片土地的獨立和自由而战，也可以被他利用来爲实現個人的野心而战。華盛頓拒絕了手下的軍官劝其自立爲君王的建議，並將此建議当作一個恥辱，他在回信中说：“我極其厭惡並且堅決否定這個建議。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到底做了什么錯事使您誤以爲可以向我提出如此要求。”
   
    当華盛頓結束其總统任期、發表完辭职演说、乘坐馬車離開總统官邸的时候，他給這個國家留下了一筆不可估量的精神遗産，如尼德曼所说：“美國的誕生代表了人類曆史上所做的第一次這一類的嘗試，其最终目的在于將道德標准和精神價值引進人類的日常生活之中。”于是，華盛頓让到了一邊，其目的在于让高尚的精神力量發揮作用，让一種高于個人榮譽的力量在人類的生活中發揮作用。也許這樣的舉動只有向往聖徒境界的人才能做到——爲了公衆利益自動放棄積累的個人權力。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夠深切地理解已經八十一歲的富兰克林在制憲會議上的旁觀、等待、發言、傾聽和祈禱，以及爲憲法的通過所作的漫長而瑣碎的努力。這位百科全書式的巨人，堪稱在平凡的世俗生活中追求崇高境界的典范，他把“通往道德的最高境界”当作人生的目標。在制憲會議陷入僵局的时候，他没有動用個人的威望来压制大家表決。雖然他提出的邀請一名牧師来爲會議禱告的建議被大會否決了，但他並没有放棄制定憲法的希望。他帶領大家回憶说，在獨立战爭最艱難的时刻，也是在這間會議大廳裏，大家祈求上帝保佑。如今，最艱難的时刻已經過去了，但是與會者仍然需要当初的智慧與勇氣，来完成上帝交托的使命。
   
    富兰克林用平静的語氣對爭执不下的各方人士说：“我們的禱告，主席先生，上帝聽到了。上帝仁慈地回答了我們的祈求。投身于這場战爭中的我們所有人，一定都注意到至高的上帝在護卫着我們。……我已經活了很長时間，我活得越長，越相信這個真理：上帝掌管着人間的事務。”是的，靠人自己是無法写出一部憲法来的，惟有全身心地信靠神。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接着说：“我堅定地相信這一點，我还相信，没有上帝的贊同，我們此刻在從事的政治建設，結果不會比巴比倫塔的建設者好到哪兒去。我們將爲了本地的私利而四分五裂，我們的計劃將失敗，我們將成爲後世的笑柄和恥辱。更糟糕的是，從我們這不幸的先例開始，人類將絕望，將不再試图用人的智慧来建立政府，而把政府的建立交給機缘、战爭和征服。”回應着富兰克林對上帝的呼求，一個崭新的國家、一套了不起的民主制度终于誕生在北美蠻荒之地。這片新大陆确实是上帝的應許之地。
    如果我們仔细阅讀美國建國的這段曆史，我們就不會對“聖徒”這個詞語産生任何的反感了。相反，我們在自己參與公共事務和社會政治的时候，也會産生向聖徒的方向努力的動力。
   
   
    上帝爲何保佑美國？
   
    從某種意義上来说，没有清教徒，便没有美國。“五月花”號的成员們远渡重洋，不是爲了淘金和拓荒，乃是寻找上帝應許之地，在那裏他們能夠自由地敬拜上帝。美洲殖民地的建立以及美國的誕生，其內在動力乃是爲了追求自由——更确切地说，是宗教信仰的自由。換言之，宗教信仰的自由先于其他的自由。這個國家是由一群追求宗教信仰自由的人所建立起来的。
   
    我們不能忽略在美國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個層面發揮重大影響的新英格兰清教傳统。法國大革命與美國獨立战爭，时間相隔不远，具有一定的因果關系。如拉法耶特、潘兴、富兰克林、傑弗逊等人，都與两場革命有着千丝萬縷的聯系。過去，人們常常將两者相提並論，凸現两者之間的相似之處。其实，两者之間存在作巨大的區別，即英美近代化道路與欧陆近代化道路的區別，即在尊重宗教和文化傳统的前提下的缓慢改良與徹底摧毀既有的宗教和文化傳统之後的激進革命之間的差別。
   
    具體而言，法國大革命與美國獨立战爭之間最大的不同便在于，前者狂妄地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後者謙卑地堅信與上帝同在。因此，法國大革命激發了人潜在的魔性，最终導致血流成河、屍橫遍野；而美國獨立建國始终行走在上帝所設定的車轍上，深受上帝的祝福和保佑。正如尼德曼所说：“人類‘平等’和‘獨立’的概念都是有一定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上帝或者一盏‘內心的明燈’，人生的目的在于让每個人都認识到有意识地和置身‘內在的神性’相通，並且在社會生活中身體力行的必要性。這個‘內在的神性’——用威廉姆斯•潘的话说，‘內在的耶稣’——是一個人的幸福、智慧以及道德力量的真正来源，這個‘神性’應該作爲我們知道自己的行爲以及衡量我們生命和義務的最高准繩。”
   
    怀着對上帝的敬畏之心、战战兢兢地從事政治事務的華盛頓和富兰克林等人，從来没有將自己淩駕于法律和曆史之上，這是他們與亚曆山大大帝、恺撒、拿破侖等帝王枭雄之間最大的區別。他們服膺于“內在的明燈”的指引，謙卑如小孩子的模樣，却又堪稱上帝的精兵。他們雖然奮起與英國殖民当局抗爭，却並没有扔掉英國遗留下来的民主憲政和信仰自由的重要遗産。
   
    在儒家文明的框架內，我們無法理解這些事件的發生：近代以来中國的軍閥和領袖家們無不將對軍隊的控制作爲權力的源泉，也都把憲法当作一纸空文般的幌子；而在基督信仰的層面上，華盛頓和富兰克林們的選擇乃是水到渠成、理所当然的：他們都有自己所堅信的“真正的宗教”，這種宗教盡管有一定的自然神信仰和泛神論的傾向，但整體而言深深地打上了新教傳统的烙印——富兰克林在自傳中写下了這樣一些原則：“只有一個上帝，他創造了萬物”、“我們必須對他崇敬、祈禱和谢恩”、“最佳的爲主服務的方式是爲人類造福”；華盛頓則严格遵守以下的戒律：“当你谈到上帝和他的功德，態度必須严肅、虔誠和尊重”、“在你的心中努力保持一星叫做良心的聖火”。在制憲會議上，富兰克林建議代表們每天早晨一起禱告，祈求上帝的保佑和祝福，以此喚起每個人的謙卑之心，避免爭論陷入人的血氣之中。大概這也就是莊禮伟所批评的“美國意识形態中的原教旨主義症状”吧？莊禮伟反复说他尊重美國的“立國原則”和“根本制度”——殊不知，美國的“立國原則”和“根本制度”最深厚的基礎乃是對上帝和聖經虔誠的信仰。如果抽取了宗教信仰，這些“立國原則”和“根本制度”还能夠成立嗎？
   
    “上帝保佑美國”不僅僅是一句印刷在美元之上的應景之語，它是大部分美國公民真心誠意的信仰。昔日的聖徒們如彗星掠過星空，認罪的信徒們却遍布這個國家的每一個角落。據各種權威調查報告顯示，在高度世俗化的今天，仍然九成以上的美國人承認上帝的存在，有七成以上的美國人是基督徒和天主教徒，有接近一半的美國人經常去教會。而多元、寬容和差異這些莊禮伟和我本人都很推崇的現代價值，也是從犹太教—基督教傳统中生發出来的——這裏的多元、寬容和差異，乃是在尊重人權和自由的普世價值之下的多元、寬容和差異，而不是混淆民主與專制、文明與野蠻的“絕對的相對主義”。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才能理解美國的曆史與現实——包括二十世紀以来從威爾逊到小布什的当代美國的打着“傳教士”烙印的外交政策。不理解這一點，即便是像莊禮伟這樣的“國際问題專家”所作的洋洋灑灑的分析和评論，也都可能是驴唇不對馬嘴，失之毫厘、差之千裏。
   
    基于我們自己所生存的中國極其糟糕的現实，我当然不能同意莊禮伟將美國大選形容爲“一地雞毛”——正如生活在豬圈中的豬根本没有资格嘲笑在湖水中游弋的天鵝無意間濺起了几滴水珠，請原諒我用如此粗俗的比喻，因爲我們生活的現实就是如此糟糕。反觀美國，自從其建國以来，從来没有發生過一次軍事政變，也從来没有翻天覆地的改朝換代。最大的一次內战——南北战爭，雖然付出了死傷百萬的代價，却達成了奴隸制度被廢除的目標。這不是奇迹，乃是上帝的看顧，乃是《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所體現的政治哲學的功勞。
   
    美國的强盛顯然不是其战艦與飛機、軟件與電影、美元與汽車。如果我們只是學习這些方面，我們永远只能是東施效颦。要深入地理解美國，必須回到《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当中去，回到《聖經》当中去，那才是滔滔不絕的源泉。美國曆史學家卡爾•貝克爾在《論<獨立宣言>》一書中指出，美國的《獨立宣言》建立在上帝的律法和人類的良心之光之上，《獨立宣言》中的自然權力哲學“是一種仁愛高尚的信仰，提倡以善意取代仇恨，以和平取代战爭。它教導人們说，縱然有着種種时間地點的差別，縱然有着將人權和民族區分開来的各種表面上的特质和禀性，可是就大家都有着共同的人性而論，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最终籠罩着世界的不是爭鬥而是和谐。它促使人們去促進將他們與他們的同胞聯系在一起的人道，塑造他們的行爲和制度以與之相協調。”這也正是我認识美國的方式，以及我所企盼的未来中國的主流意识形態。
   
    我愿意在有生之年爲此而奮鬥。在此，亦愿意與迷途中的莊禮伟學長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