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3-12-30 11:42 作者:裴毅然

作者注：此文原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10年六月号，标题为《中国文化的批判能力与共产革命》。后有一些补充。

一、文化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底盘

说到底，任何革命都可归结为文化问题，或曰任何革命都必然受制于文化，身后都矗立着文化支撑，一举一动必然是文化的选择--无论目标的设置还是路径的择定。因为，现代人类的一切行为都不可能挣脱文化的束缚，革命必然受制于革命者对革命的理解，取决于革命者的文化能力。从终极制约上，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只能是文化的外化，一切选择的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文化之手。19世纪以来先涨后落的国际共运大潮，自然也是现代文化行为的一部分。它除了体现人类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也许难以避免的认识误差，还暴露了深层次的文化问题。最令人痛心处有二：一、“主义”灾祸仅仅源于对基本经验的生硬违背，只是犯了一些最低级的人文错误；二、人类整体认识能力的提升仍需支付巨大实践代价，仍需“反面教材”的合成。

古往今来，所有革命总是提出重新安排社会既有秩序的政治述求，必然撞击批判既有文化。因为，一切既有文化都是传统文明的产物，革命既要变更社会制度，自必连带相应变更文化层面的观念。不过，革命不可能仅仅取决于革命者的一方意愿，最终必然是社会各方力量的博弈之果。产生于西欧先进社会土壤的共产学说，之所以落户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中东欧朝越古柬，原因复杂多元，但归根结底是一个文化问题，即这些国家的文化能力较弱，无法辨认貌似先进的共产学红说所裹带的乌托邦内质，被其一劳永逸的变革方案所炫惑。越是落后的国家越容易接受重换山河的改革设想，就像越穷越向往一夜暴富，贫穷才会产生和需要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产生西欧而被该地最终摒拒，自然不是该地“反动力量”过于强大，而是西欧文化过滤能力相对细密，主流知识界很早就从英法革命中意识到暴力变革的负弊，产生了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这样的思想家，能够较早认识到革命对既有社会价值的摧毁，能够不仅仅从具体政策而是从更高的原则上检讨暴力革命，认定没有秩序就没有自由，只能是一片强暴和混乱。“一场革命都将是有思想的和善良的人们的最后不得已的办法。……进行革命乃是要维护我们古老的无可争辩的法律和自由。” 即进行革命应是为了捍卫历史已经明确的权利与正义，而非为了尚不清楚尚待验证的东西。从而凝聚起较强大的抗拒力量。西欧的先进是整体的，先进文化凝塑成先进的政治经济，先进的政治经济又保护着先进的文化，建立起一套运行有效的人文理念与社会制度，如自由经济、言论自由、三权分立、社会契约、个性解放、人权至上、票选表决等。若无这些现代价值理念与社会制度的牢固确立，怕也很难抵御共产幽灵。毕竟，“终极解决一切社会弊端”，尤其是“终极消弥一切人类争斗”，对谁都有诱惑力呵，不可不谓之“无比壮丽”。人尽其力，均产共享，无争无斗，无罪无恶，难道不是千好万好么？可见，能一开始就认识到赤左学说的乌托邦性质，并以集体意志表达这一共识，汇聚成国家行为，不仅仅是政治问题，也是文化能力的问题。如今大陆思想界大概已有能力意识到：英国近代浓厚的保守氛围，正是来自对英法革命的深刻剖识--对1688年“光荣革命”非暴力原则的确认，正是使英国得以避开共产赤潮的文化绝缘层。对普通民众来说，上帝使他们从一开始就“自觉”远离无神论。宗教作为一种经验方式使欧美意外而有效地抵御了赤说。正如1790年柏克的庆幸：“多亏了我们对变革的坚韧抗拒，多亏了我们冷峻持重的国民性……无神论者不是我们的传道师，狂人也不能成为我们的立法者。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发明什么，我们也不认为在道德方面有什么东西可以被发明出来。”

激进的行为肇始于激进的赤说，当然只是文化的幼稚，看不到现实存在的种种客观制约。现代革命归根结底是现代文化的一大亚种。革命之初，进行思想宣传上的准备，必然需要通过对既有文化的价值批判鸣锣开道。而批判传统文化又必然连带批判社会秩序，文化革命必然导致思想革命，思想革命必定引发社会革命。因此，传统文化也就势必成为革命的第一道拦坝。抵御即过滤，中国传统文化未能成功阻滤共产思潮，自然说明传统文化的虚弱落后。事实上，正是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念与共产均财相叠合，共产思潮才获得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点，才得到寰内士林的普遍认同，短短十余年（1920～30年代）就站上舆论制高点。“革命”一万岁，偏激已上道。余英时先生评曰：“一旦‘革命’登场，政治（包括军事）力量便必然上升到主宰的地位，而文化力量则退居于无足轻重的位置。长期的‘革命’最后使许多人相信‘政治是决定一切的’。”

抗战末期的闻一多，认为旧学无有一点保留价值，竟将儒道与土匪并列，主张只有完全摧毁旧学才能获得新生。1962年7月，刘少奇因全国饥情趋见毛泽东：“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答：“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在毛看来，死多少人也没有“三面红旗”重要，人得为“主义”服务，而非“主义”为人服务，价值倒置在此昭然。如此这般，走向文革，岂非必然？

从上游源头考察，赤潮之所以大面积渗透中国，最主要得力于五四对传统思想的摧毁，为赤左学说撕开理性防滤的大口子，提供了最最重要的价值基础--“革命万岁！”凡新必美，凡变即进步，反之就是保守反动。赤说一上来就搞“以新为贵”，另建逻辑别树标准，致使各种既有评判标准整体失效，“自动”失效去对新说的检验资格，剥夺全社会评判的先决条件，此为赤说最大也是最要害的诡秘处。

挨打屈辱的近代史使中国士林急于“求新声于异邦”，不假思索地整体抛弃传统思想体系，赤左思潮得以轻易撬开经验理性这道最紧要的社会闸门，迅速漫堤溢坝肆行惑众。史家痛曰：“国共合作之初，国民党自己在摧毁传统文化结构方面，也做得很积极。”即在撬开传统理性之闸时，国民党帮了共产党的大忙。 国民党员从1926年15万猛增至1929年63万，其中1/3为25岁以下的青年，许多人同情左派观点。地主之子赵紫阳（1919～2005）：“在资本主义大危机的三十年代，共产主义是很时髦的，知识分子是很向往的，共产主义是很吃香的。” 有产阶级不仅出现“不肖子孙”，还有全家加入中共的“满门忠烈”。只看到革命的变革效应，未看到革命更严重的偏激负效；正是我们五四与欧洲18世纪以后对待革命最实质性的文化差异。

二、最初的警告

赤潮初入中国，不是没有先觉者，不是没有最初的警告。1905～07年，梁启超（1873～1929）与同盟会发生“立宪与共和”的东京大辩论，涉及对未来的规划。梁氏：“盖经济之最大动机，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人类以有欲望之故，而种种之经济行为生焉。” 如若“平均地权”，“今一旦剥夺个人之土地所有权，是即将其财产所有权最重要之部分而剥夺之，而个人勤勉殖富之动机，将减去泰半。” 1919年，梁启超游欧：“马克思一派倡的生产机关国有论……我头一个就反对。……工业方当幼稚之时，萌蘖是摧残不得，煽动工人去和办工厂的作对，我认为等于自杀。……须知革命都是出于不得已，本非吉祥善事，免得掉还是免掉的好哩。”

1926年1月，青年陈毅（1901～ 1972）投稿《晨报•副刊》，呼吁推行布尔什维克主义，编辑徐志摩（1897～1931）答曰：“这共产革命，按我浅薄的推测，不是起源于我们内心的不安，一种灵性的要求，而是盲从一个根据不完全靠得住的学理，在幻想中假设了一个革命的背景，在幻想中想设了一个革命的姿势，在幻想中想望一个永远不可能的境界。这是迂执；这是书呆。”“青年人，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要知道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

1927年，胡适（1891～1962）再次访美归来：“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的，……美国近年的变化却是资本集中而所有权分散在民众。……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故阶级战争的煽动不发生效力。”

农民也有历史性预言。1926年，少年徐懋庸（1910～1977）参加大革命，回乡和叔父谈起革命目的，叔父问：“你说的打倒列强除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使穷人不再受剥削压迫，这都很好。但是讲共产，那就是不论劳动不劳动，都可以分到田地财产吧，我想这不好。这只能让懒汉占便宜，勤劳的人吃亏，那谁还愿意劳动呢，结果岂不是谁也不想劳动，弄得大家都没有饭吃么？” 一位乡农凭常识就预见到“大饥饿”了。

可惜，这些“不同声音”湮没于赤色喧嚣之中，没有引起文化界足够的回应，且被一脚踢为“落后反动”，掷下一大堆讥笑嘲骂。

三、革命成效取决于革命者的文化

经验是必须尊重的，只有通过经验的检验，才能过滤掉形形色色的非理性设计，才能对“以革命的名义”提出的各色新说进行有效验别。否则，人们又凭什么进行“理性选择”呢？难道可以仅凭革命者的宣传与自我论证么？而且对人文错误的识别具有强烈时效性，必须于实践之前，都像德国需要“二战”鉴别纳粹学说、像中国需要反右、文革验别“毛泽东思想”，代价实在太大了，智慧与理性也实在太可怜了。

从文化角度，共产革命的毛病出在极端化，将尝试性的社会变革当成信仰性的宗教，且不容质疑不容修正，中俄东欧朝越古柬等国对其缺乏必要的文化过滤。其实，任何传统文化虽然存在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但都必然凝含相当的经验积累，都是各种复杂因素的博弈之果，都有不得不然的时代制约。所谓革命，其合理部分只在于对既有制度与传统文化的“落时”部分进行必要修正，超出此限，即为过激过分，极易闯祸。而对过激过分的认定，又取决于革命者的认识能力，取决于对“度”的理解把握，革命的成效取决于革命者的文化。种瓜栽树得先看土质土性，以20世纪初中国十分低弱的文化去迎娶西方最新人文学说，客观上既缺乏正确理解的社会基础，也缺乏缜密验别的文化能力，不念歪经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迎回来的还是一部未经实践验证的新经。

共产革命的麻烦在于以理想否定经验、想象代替现实，对整个社会提出彻底修正。宏大富丽的重起炉灶，完全颠覆的秩序再建，从根本上否定了既有价值，否定一切经验积累。似乎体大思精的宏伟学说，不过仍以道德净化为号召，违背人性地反对一切私有制，否定一切个人权利。文革无非走得至偏至远--“狠斗私字一闪念”，既违反现代人权基本价值，也违反人类生物本能。没有任何自身需求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也不需要存在了。德人荷尔德林(Friedrich-Holderlin，1770～1843)：“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脱离客观现实，再好意的设计也会烧坏整锅汤。推翻一个旧制度并不等于一定能够换来一个好制度，加上用刺刀推销“主义”，当然要闯大祸。选择暴力变革，本身就说明文化能力的幼稚低弱。

革命初起阶段，千难万难，阻力重重，出现矫枉过正等各种偏激似难控制，也有不得不然的一面。但问题是一旦社会接受了革命逻辑，开动红色列车，等到革命既成（推翻前政权），能否收勒缰绳，退回理性界区，在安定团结的前提下稳步渐变？此外，革命本身是否具备修正体系？能否自我修正？一种缺乏自我认识的学说必然缺乏自调能力。共产赤说既偏激又拒绝修正，还公然提倡以暴力开道，以力捍说。如此这般，偏谬 + 暴力，越走越偏，赤祸自然越闯越大。其实，任何革命都不可能一步到位，不可能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囿于现实，任何革命都只能完成局部修改，不可能一夜更新。不仅十年内不可能使所有阿Q都富起来，百年之内也不可能使阿Q的重孙辈尽成鲁迅。再说了，如果几代人将所有活儿都干完了，还需要后面的“革命者”么？还有他们的活儿么？留一点“不完善”给子孙，既是不得不然的时代局限，也是保证当代工作不脱离现实的“哲学基础”。

相对激进的革命，文化总是体现为保守。由经验凝聚的文化既是一道理性的堤坝，也是一张安全的滤网。尽管一定历史阶段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文化问题，有这样那样的文化缺陷需要修补，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可整体质疑文化，更不容彻底推翻。经验一再告诉我们：谁对文化提出全盘变革计划，或者对文化进行大革命，那么可以肯定此人一定是真正的“动乱分子”，不是年少无知便是居心叵测。因为文化是社会最高能力与理性判断力的体现，执持文化的人文知识分子类似理性滤坝。他们解忧剔龊，抚痛疗伤，尽可能符合理性地安排社会秩序、选择未来走向，责任重大，不可或缺。整体打倒知识分子，剥夺知识分子对社会事务的发言权，自然大事不妙矣！

劫富济贫的共产革命，在“解放”受压迫阶级的同时，却分娩出一个新的受压迫阶级，制造出另一批由富人转化而来的穷人。就全社会而言，并非受压迫阶级的消灭，只是“受压迫阶级”的大转移，且形成“视富为仇”的价值指向，不仅无人敢富，还具体落实为掐尖灭富的各种制度，社会生产这只蛋糕不是越做越大，而是越来越小。走向大饥饿、走向短缺经济，成为红色各国之通弊。

四、西方反而搞成社会主义

据《青年参考》报道，2009年500万英国劳动力吃低保。1948年，英国首相艾德礼骄傲宣布：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

1980年初，上海工大副教授徐匡迪（1937～ ，后任上海市长、中国工程院长）访问北欧，无限感慨：“人家真干成了社会主义！”从加拿大回来的人也说：“那里是全民富裕。”一位海外打工者：“我在国外给资本家做工，每年可得到几万美元，生活得很好；过去在中国不让受剥削，却一直过穷日子。”老八路宗凤鸣（1920～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给予人民的福利比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多。”

1970年代末，王震（1908～1993）访英，听说70%英国百姓拥有私宅轿车，每年度假旅游，十分惊讶。他以“访贫问苦”的意向寻访失业工人，发现失业工人住着一栋100多平米的两层楼房，不纳税，但享受免费医疗，子女教育免费。原以为英国工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人家却比他这个副总理生活都好，王震的工资只是英国清洁工的1／6、电梯工的1／8。1978年中英人均国民收入差距1∶42．3；与法国1∶69．2；与美国1∶74．7。 王震叹曰：“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刨去那句“共产党执政”，王震事实上承认了“西风压倒东风”。这次访英使王震成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

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无心插柳柳而成荫，反而搞成社会主义，当然不是历史太搞笑，而是人家沿着历史理性循序渐进，不唱高调干成实事。1941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将“自由”理念延伸化具体化，砌起更高的人文台阶。四大自由的矛头不是对准国民而是对准政府，尤其“免于匮乏的自由”，要求政府向国民提供生活保障，标准还低么？四大自由的实现，带动了美国社会整体层次的提升，包括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40年后的全面实现。但在中国，四大自由，哪一项不是“同志仍须努力”？

从根本上，西方近代文明之所以为欧美带来巨大社会进步，乃是西方近代文化能够迅速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指导全社会运作的人文理念。1776年美国的〈权利宣言〉、1789法国的〈人权宣言〉当然是西方迅速走强的人文地基，即为西方社会的秩序安排精确码放了价值序列。如19世纪英国思想家对“人民”的理解，对中国大陆思想界来说，至今仍属前列：“所谓人民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跃的一部分人民的意志，亦即多数或者那些能使自己被承认为多数的人们的意志。于是结果是，人民会要压迫其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

大陆人民还不知道：美国才是真正坚持至今的“国际主义者”，据笔者有限资讯，仅仅至1955年，美国已向各国援助几十亿美元。吴国桢评曰：“要是没有那些钱，共产主义在世界上的发展可能会大得多。” 直到今日，美国仍在向穷国提供人道援助，日久亦见国心呵！

五、告别革命-- 最沉痛的世纪人文遗产

当然，人类发展离不开理想牵引，社会前进也离不开革命的推动，各种社会弊端也在不时呼唤革命，社会矛盾的量积也最终必将导致质变。因此，相当意义上，革命体现了人类理想。这是国际共运得以燎原一时的价值内核。但也正是这一理想内核，使革命无可避免地携带上天然偏激，无视设计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事实上，任何改革方案均不可能尽善尽美，都必须在实施进程中渐行渐补。因此，现代文化的先进性就在于既要得到革命的推动之力，又要过滤掉革命的负极影响。人类的最高文明即体现为对这一“度”之把握的精确性。20世纪最重大的人文成果便是“告别革命”，宁要改良不要革命，成为最沉痛的世纪人文遗产。

“告别革命”除了告别政治暴力，文化意蕴更为深邃，即必须尊重既有文化积累，必须在充分利用既有文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理性走向现代化，才有可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都不少”地兼顾各方，才不至于支付毁灭性的文化代价。现代化毕竟只是人类文化的理性延伸，对传统文化只能“守先待后”，绝非彻底割裂的重起炉灶。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来说，历经“文革”之痛，本应更清晰认识到革命与文化的关系，然受制于低弱的文化基础，大陆人文界对此关键性问题尚浑噩不清。当局又对反右～文革的反思步步设限（如涉反右、文革，必须送审），这方面的反思可说尚在“初级阶段”。

1988年9月，余英时先生剖析革命对文化的破坏：“中国思想的激进化显然是走得太远了，文化上的保守力量几乎丝毫没有发生制衡作用。中国的思想主流要求我们彻底和传统决裂。因此我们对于文化传统只是一味地‘批判’，而极少‘同情的了解’。甚至把传统当做一种客观对象加以冷静的研究，我们也没有真正做到。这是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精神，但却始终与中国知识分子无缘。中国人文传统的研究到今天已衰落到惊人的地步。”“严格地说，中国没有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只有要求不同程度变革的人而已。要求变革较少的人往往就变成了保守主义者。” 新思想新主义一脚踢开文化，等于挪开了“保守”必须倚恃的价值支点（保守必须依据某一现实秩序为逻辑起点），独自在激进轨道上飞奔，物极方返。文革不仅否定了旧学，也否定了刚刚建立的“无产阶级新学”，打倒一切，最后当然轮到打倒自己。

李泽厚认为五四激烈的反传统源于中国没有强大的宗教背景，实用理性过强。没有宗教背景，即没有绝对价值支点，一切价值均可随着统治者的“实用”而移变。五四左士的幼稚处在于只看到传统文化对革命的格挡，看不到更深层次的文化效应--对偏激的纠阻。同时，人性的弱点在于难检自身，偏激者岂会自认偏激？“破字当头”的革命者又怎能意识到血液里的“激素”？可是，偏激恰恰正是社会大动荡的源头。

经过狂烈的20世纪革命，人文知识分子痛定思痛，认定为求保险，既然革命惯性如此巨大，难以掌控，还是“告别革命”为宜，宁要改良不要革命；宁要可逆的改良，不要颠覆的革命。点点滴滴的改良，叨叨碎步，虽慢实快，积量变成质变，可逆性保证了可调整性，可调整性又保证了变革的质量。而且，变革成本不会全堆压在一二代人身上。变革过剧，一代人早年所受的文化教育到了中晚年成了“革命对象”，不仅是一代教育的浪费与社会文化的断裂，且会带来“文化灾难”与精神痛苦。让每一代人尽量享受人类既有文明成果，沐浴更多的既有人文滋养，早年教育与中晚年社会需求大致相吻，本身就凝含巨大的人类共同利益。良好的政策必然体现为最大限度地兼顾每一社会成员，而非仅仅满足其中一部分成员的需求与欲望。

文化虽然总是不期然而然地孕育变革因子，但文化最主要的功能则是提供历史经验，让人们更优化地度过生命。革命者一生处于剧变漩流，一生以斗争为主旋律，不仅自己失去稳定安宁的心态，且因仇多恨重少慈失爱，形成一个仇恨大于慈爱的社会。一个“斗斗斗、杀杀杀”的社会，会适合人类居住么？革命能够成为社会的主旋律么？

无论如何，经验仍是人类前进最重要最可靠的路标。为扳正“20世纪是一个否定的世纪”（李泽厚语）， 21世纪自应是肯定大于否定的世纪，“告别革命”的哲学内涵便是“告别否定”，这也再次证实了我们老祖先“中庸”的价值。

六、人文学科乃谬误高发地段

人文学科由于缺乏直接验尺，成为谬误高发地段，人文学者必须高度自慎。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必然是历史的文化人质，他们在批判改造社会的同时，必须意识到自身无法挣脱的时代局限。一旦缺乏这一自慎，就会很容易再次掉入以偏纠偏的旧井。文化人掌握革命之“度”尚属高难，若由无知者来操纵革命--“知识越多越反动”，一切还有指望吗？尤其青年革命，人生经验尚浅、人文素养尚薄，冲冠一怒易偏激，很容易犯方向路线的错误。

1977年，钱穆（1895～1990）先生说：“回忆吾国，自辛亥前迄今百年，人人以慕效西化为自救自存之惟一途径。唱为文化自谴之高论。群认为中国人仅知有私德，不知有公德。……私德既丧，何来公德？……试问每一人之生命，究属私有，抑公有？无私又何来有公？” 对传统文化一脚踢，全弃私利空倡公德，价值完全倒置，文化彻底颠覆，钱穆确实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为什么不能公私兼顾呢？利他为什么不能兼顾私己？为什么非要将利己与利他截然分开？这不明显违反辩证法么？再说了，如果革命仅仅只是为了克己灭欲而非尽量满足欲望，革命的意义与必要性何在？欲望本身都是多余与反动的，还需要满足欲望的“革命奋斗”么？

1990年代，八旬红色文士刘白羽（1916～2005）：“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可以平平静静地进入共产主义理想的境界，因此我们的哲学是战斗的哲学。” 既以永远战斗为自得自豪，还会考虑“敌方”的存在价值么？还能达到宽广博爱的人道境界么？刘白羽三卷自传《心灵的历程》，八旬老翁还像纯情少女一般红色浪漫，还是一位长不大的革命青年，大段空洞矫饰的人生告别诗篇。这一代红色文士被彻底扭曲了拧僵了。他们不仅以这种被扭曲满怀自豪，而且还替未能扭曲下一代痛心疾首，为没有“革命接班人”顿足捶胸。

赤色革命否定了传统文化，改革又否定了赤色学说（至少相当一部分），20世纪的中国就在这“否定之否定”的大回旋中折腾起伏不得安宁。1988年，余英时先生痛曰：“中国在过去三四十年中把过去的文化积存几乎糟蹋光了。” 一个文化得不到继承的国家，一个不断否定前人的社会，自然革命过频过速，自必搅起社会的大动荡。否定是革命的哲学前提，不断否定前人必然就得一边另起炉灶。而前人的努力都是无用功，全社会就谈不上有效积累，也没有必要积累了，既然任何积累都是下一轮否定的对象。一种学说一旦进入社会实践层面，就会形成“社会存在”，就会以“既成事实”沉淀为历史存在，文化最终会转化为物质。要言之，由经验凝聚而成的传统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智慧仓库，也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总资源。文化不仅体现了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整体能力，更重要的是其所携带的平衡能力--兼顾理想性与可能性、为当下找到发展的最佳平衡点。人类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都得依靠共同遵守某一价值理念，否则便只能得到争斗与混乱。柏克说得多好：“当古老的生活见解和规则被取消时，那种损失是无法加以估计的。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没有指南来驾驭我们了，我们也不可能明确知道我们在驶向哪一个港口。”

人类发展的关键在于文化积累。如果每一代人都从周口店开始，人类便永远只能是“山顶洞人”。根据各国发展实况，尊重本国文化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最强大的凝聚力，更是最深层的发展潜力。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任何个人的认知能力，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包打天下。最最重要的是：任何革命决不能以毁弃既有文明为代价。还是让时间慢慢流淌，让变革缓缓完成；去就有序，变化应时；一代完成一代的任务。非暴力低动荡、渐循序微代价，这两点可是血淋淋的20世纪国际共运留给全人类的“革命文化遗产”。随着电子化全球化，人类理性程度越来越高，大陆思想界也在水涨船高。虽然从理论上文化越发展，偏激单向的激进思潮越不容易形成，具体就中国未来的路会怎么走，实话实说，仍叫人拎着心。这一次文化再转型，会走对么？

定稿于2009年10月中旬

注释略。

来源: 共识网 － 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