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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大皮条客 李东生将央视变成中南海后宫/乡村中老年人性侵女童的精神之殇
發佈時間: 1/15/2014 1:42:38 AM 被閲覽數: 158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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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大皮条客 李东生将央视变成中南海“后宫”


文章来源:
涉嫌专门向中央级官员,包括向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提供女主持人玩弄的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原来当过前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警卫员,后被中央警卫局保送到复旦大学读新闻系。正是这个背景,使中央电视台几任台长利用来打通中南海的关系,使中央电视台成了最富有也最有地位的宣传工具,李东生本人也从副台长升到中宣部副部长,进而成为中共中央委员、正部级的公安部副部长。

去年9月初,《外参》在独家报导中明确写道:随著“四川帮”和“石油帮”主要成员的相继落马,中南海打响的围剿周永康之战已到白热化阶段。而《外参》获得的最新消息显示,前“政法王”周永康在政法系统的党羽已成下一个被收拾的对象。有分析指出,收拾“政法帮”,就会攻破周永康腐败集团的最后一个堡垒:

“李东生曾在央视担任副台长,期间不但自己玩弄央视的女记者、女主播,也不断开发央视的美女资源,向中央领导输送,因此得到中央一些领导人的赏识,从而令人出乎意外地调升公安部副部长、610办公室主任,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像许多中共高官喜欢故意迴避某段人生经历一样,李东生的官方简历对自己的人生起步阶段也刻意省略掉。其简历上写著:李东生,男,汉族,山东省诸城市人,1955年12月生。1973年参加工作,大学学历,高级编辑。1975年至1978年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专业读书,1978年到中央电视台工作。

从这段简历可以看出,1973年参加工作的李东生,到1975年到上海复旦大学读书,共有两年时间。那么,李东生参加工作这两年到底从事什么工作?而1975年就能去复旦大学当“工农兵学员”,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背景?能在1978年就去中央电视台工作,李东生走的是哪个后门呢?

刚出版的《中国密报》发表了长篇调查报导,引述作家周晓辉和余杰挖掘出来的材料:李东生曾给中共前领导人华国锋当过警卫。

周晓辉说,“1970年代初,一表人才的李东生被选中当上了华国锋的警卫,后来还当上了兼职摄影师。虽然邓小平上台后,华国锋被贬,但李东生却开始了飞黄腾达之路。”

余杰则道:“李东生出生平民家庭,此君的履历颇值玩味,其人生轨迹比之《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更为曲折:1970年代初,李东生因一表人才而被选为当时的党主席华国锋家中的警卫。这个聪明伶俐的小伙子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摄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被领导看中,兼作摄影师。”

在北京高干子弟圈子中了解内情的人士向《中国密报》介绍,1973年初,18岁的李东生从山东老家应征入伍,因“能说会道、很会来事”,被负责徵兵的军官挑到了中央警卫局。1975年1月,华国锋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同年2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确定为常务副总理之一。据知情人士讲,这一年9月,李东生被中央警卫局保送到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读新闻专业。

  毕业后直接进入央视

如果说李东生能在文革后期当上“工农兵学员”改变了其命运的话,那么1978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就一步踏进中央电视台,则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假如他没有进入央视,那么他就很难踏上仕途,不踏上仕途或许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

在中国老百姓眼中,中央电视台,尤其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中央电视台,无疑是个令人羡慕的“金饭碗”。然而,当这个“金饭碗”的光泽随著时代的变迁慢慢退却之后,人们才发现它不但是个造假中心,它更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大染缸”,甚至它早就变成了中南海高官们的“后宫”。

据北京消息来源向《中国密报》透露,李东生1978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就指定要求去中央电视台工作。“不过,三年的新闻专业,并没有让李东生学到什么,刚到中央电视台时,甚至连像样的新闻稿都不好,只能先当摄影记者。”一位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工作过的同事回忆说。

多年后,央视内部还流传著李东生初到央视时的种种传闻。比如说,他先当摄影记者这个话题,由于央视主要是以电视新闻为主,并不缺少摄影记者,所以李东生刚毕业时,主要工作就是帮助摄像人员扛摄影机,或从事一些拍摄辅助工作,并不能算是个记者。还有一个传闻是,被分配到央视后,李东生又使出浑身解数,开始巴结央视上司,很快就被安排进新闻部时事政治组。当时央视新闻部时事政治组主要负责跟拍政治局以上领导人的新闻及资料片,开始让他与中共高层有了一定的接触。

但据上述曾在央视工作过的同事介绍,李东生到了央视不久,又通过中央警卫局这条关系,被央视负责人调进了时事政治组。当时央视的出发点是,试图通过李东生与中央警卫局的特殊关系,跟中央核心领导层建立联系,以谋取个人获得晋升的好处。

此种说法得到一些消息人士的认可,原因是李东生曾被中央警卫局保送到大学,毕业后又通过关系进入中央电视台,而中央电视台负责人一看李东生有这样的背景,就派他进时政组专跑中南海这条线,既可以加强央视与中南海的关系和联系,中南海高层又能通过李东生把自己的子女们安排进央视工作。

央视知情人士对《中国密报》强调说,1980年代初李东生在央视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央视与中南海的联系人,“不少中南海高层的二代或三代,后来都是通过李东生进入央视的。正是有了这些背景,几年后,李东生开始在央视呼风唤雨,变成红极一时的人物。”由此,李东生在中央电视台踏上了一路晋升的轨道,从新闻部时政组普通工作人员到副组长、政文部副主任、新闻采访部副主任、主任、新闻中心主任、副台长。

与赵某大搞央视美女外交

熟悉李东生的中央电视台同事这样告诉《中国密报》:“李东生自打进了央视以后,就开始察言观色,由于跟中南海高层频频接触,李发现凡是他带美女记者或美女主持人采访高层领导时,领导们都心花怒放,对美女们都是有问必答,对央视都赞不绝口,这些让李东生更觉得有机可乘,他知道只有讨得高层领导的欢心,他才能有更好的仕途。”

于是,李东生就利用采访中南海高层的机会,让央视的美女记者和美女主持人们频繁与高层进行接触,只要发现哪位领导人对哪位央视美女颇有好感,李东生就会暗中搭桥。“其实,中南海高层领导人平时能接触到美女们的机会并不多,虽然有时也接受官媒的采访,但记者多为男性或长相一般的女性,只有央视美女成堆,这就给李东生提供了难得的搭桥机会。”这位曾在央视工作过的知情人士介绍说。

正是由于跟中南海的特殊关系,让深得高层领导人“欣赏”的李东生,很快就踏上了在中央电视台一路晋升的快车道,到了1990年代后期,已当上了央视副台长。

自打当上副台长后,早就尝到美女外交甜头的李东生,更加肆无忌惮了。为了把美女外交进行到底,他与当时已是央视文艺中心副主任兼文艺部主任的导演赵某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关系,因为李东生知道,要想向中南海输送更多的美女,掌握著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大权的赵某是不可多得的志同道合的合作者,“只有通过拥有挑选上春晚女演员权力的赵某,李东生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更多的美女资源,”前述央视工作人员告诉《中国密报》。

公开资料显示,1984年25岁的舞蹈演员出身的赵某,被从某歌舞团调入中央电视台任导演,此后一路高升,直至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副主任、文艺部主任等职务。七次执导春节晚会,四次出任总导演,1990年代后期,赵某的名字一直跟春节晚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为亿万观众熟知。

此外,赵某导演的“纪念建党70週年大型文艺晚会——《拥抱太阳》”曾经受到有关中央领导同志的表扬;他执导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50週年大型晚会——《光明赞》”、“第四次世妇会中国政府欢迎仪式大型晚会——《相聚在北京》”、庆祝香港回归大型文艺晚会《回归颂》、纪念五个一工程五週年大型晚会《走向辉煌》等大都受到中央领导、中外新闻媒体和广大观众的好评。

2002年10月10日网上传出消息:央视文艺部主任赵某涉嫌收受贿赂,已多日没有在央视露面。2003年10月20日,赵某、张某以被正式起诉,赵某被起诉罪名为“受贿”。同年12月12日,赵某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十年。

赵某被捕后,曾有海外媒体报导说,赵是中国演艺界最大的皮条客,掌握了演艺界最大的资源。许多演员是靠赵某而走红,许多商人靠赵某而捞钱,某些名流则是靠赵某介绍二奶。如今他突然被捕,很多知名人物非常慌张。

不过,当时一位国家法制权威专家曾义愤填膺地指出:赵某作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拥有几千万的巨款、大量的豪宅、多部高级轿车、贵重物品,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与他的实际收入相符吗?不过最终赵某只因受贿罪被判了十年,原因何在?

有知情者称,这是因为赵某洩漏了“国家最高机密”,把最高领导人的私生活讲了出去。一位央视同事曾在网上发帖称:“赵某出事,起因其实是宋某某。在我们台里,许多人都知道‘宋江恋’的传闻,最初是赵某1999年在一次彩排时,不小心透露出来的,当时就有人预言,赵某要出事,没想到过了两年多,今天才出事……。”

与赵某相比,同样是搞美女外交的李东生不但没出事,反而却在2000年调离中央电视台,升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而仅仅两年后,他的志同道合的“老搭档”赵某就被判刑了。

 尽管被称为中国最大的皮条客,在央视同事看来,李东生当时只做不说,则避免了赵某的下场。但是,没想到周永康被查,李东生下场比赵某更悲惨。





乡村中老年人性侵女童的精神

之殇


作者:孤风  于 2014-1-15 贝壳村

    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

   一个今年未满14岁的女童,在连续两年时间内,被竟遭同村中老年村民连续集体强暴,这些人2013年底获刑时,最大的已经76岁,最小也有44岁。

   这个悲催的新闻发生在广西玉林市兴业县大平山镇南村。

   媒体为新闻起的标题叫《一个沦陷的村庄》。

   像所有处在剧烈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一样,随着多数青壮年外出务工,镇南村留下的是一支”386061”部队——女人,老人和孩子。

令人遗憾的是,老人对孩子发动了令人绝望的袭击,而且是一个罪恶的群体。

    等待他们的是法律的严惩。十人被当地法院一审判刑。但在受害人小雨(化名)的叙述中,强奸过她的至少有18人,其中15人是她同村的长辈—大部分是爷爷辈。在持续2年的时间里,每人平均性侵三四次。最多的一个,60岁的陈美光,法院认定达15次。

     令人发指的是,最初对小雨发动袭击的是其中最年长的。当时小雨只有11岁,而施害者黄延来已经74岁了。那是20114月份,春季放农忙假的最后一天,“瘦瘦小小的小雨,跟着奶奶去山岭间的田里插秧,后来小雨自己一个人去捡田螺,捡着捡着,她就离奶奶越来越远了。”

    噩运在此时降临,“正在山岭脚下砍竹笋”的黄延来发现了孤身一人的小雨。她成了“猎物”。“强奸时,身旁放有一把砍竹笋用的那种铁的长钩刀。”

黄延来得逞后,开始把小雨介绍给其他人。每次这些下流的男人都会给小雨几十元钱作为酬劳。

正因为他们付了钱,一些人认为和小雨是交易,而不是犯罪。

更可怕的是,事后女童及其家人遭受了村民普遍“敌视”,“都是她,把那些老人送到了牢里。”

或许,有人习惯性将罪恶的缘起归为贫穷。正如围绕深圳警察解救童工的雷人质疑一样——解救了,回到贫困的乡村,孩子们还不如在城市打工日子好过呢。

     这回让你们失望了。镇南村肯定不如华西村那般富庶,但并不贫穷闭塞。媒体报道说:它在“现代化”建设上已经颇为可观。靠着在广东等地打工的收入,村子里已经兴建起不少三四层的新楼,阳光照射下,新安装的铝合金门窗闪闪发亮。村子的道路都已修好了,东西两侧的广场,各修了一个篮球场。自来水也通向了每家每户。从外观上,村民的生活在积极向城市生活靠拢。

     另一种贫困却伴随着乡村的走向富足袭来。

     首先是良知的沦丧。这些性侵者几乎都到了与世无争、为人表率的年龄,本应充当留守女童的楷模和保护者,谁料却转身成魔,酿造丧尽天良的罪恶。让人无语。事后,村庄里响起的指责女童的声音之炽烈,更为悲剧涂抹上绝望的色彩。

      良知沦丧是常识丧失的最佳伴侣。不管怎么辩护,不管小雨收没收钱,她都是未成年人,都不能与其发生性关系,这都是常识,可惜太多村民对此惘然无知。

     其次是管理的缺位。中国多数乡村的行政管理者往往将脱贫致富作为唯一奋斗目标,在农村大变革、大转型的过程中,过去的社会组织走向分崩离析,新的组织却没有建立,一个女童被那么多人性侵多年,村委会是一无所知,还是司空见惯?主管部门必须继续追问下去。

     还有亲情的离散。太多的父母为了摆脱贫困,实现富足,抛却亲生骨肉,到城市寻梦,而家里留守老人由于年事已高,无力看护,隔代抚养造成的留守儿童问题甚至人道主义灾难俯拾皆是,严重值得这些寻梦的父母三思,并积极承担责任。当然,在未来城镇化的过程中,如何保障农民基本权利,消除城乡户籍壁垒,为进程农民工赋予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待遇,是实现这一切的前提。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当村中唯一一座庙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毁掉后,村民们改革开放后集资兴建了一个牌坊,位于村口必经之路上,是其“龙门”,左右两侧镌刻着“富贵”和“荣华”。

这个牌坊寄托了村民追求富裕的梦想,也折射出精神世界的贫困和迷失。

这不是镇南村独有的牌坊,它甚至牢牢矗立在太多人的心灵深处。

因此,除了对受害女童深刻同情之余,更重要是为她找回正常的生活和世界。对恶棍简单谴责和谩骂不能带来文明的曙光。从莫种意义上,这件事值得全体中国人反省:我们的GDP可以超越日本,却为什么保护不了一个孩子?

终结悲剧的根本在于:除了呼唤制度的变革、管理的完善,每个人能不能在为富足打拼之余,彼此释放善意和温柔,以公民的名义担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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