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爆红的一篇妙文：中国式尊严
一个大学同学，毕业后五年在二十八岁时就任近十万人口县属小镇镇长。三年后升任为该县宣传部长，而后副县长，配有专车和专门的司机。他的政治野心不小，在官场上如鱼得水。有一年回国我去看他，他开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不回国?中国应该有更适合你的专业的位置和机会。
我想都没有想地答道：为了有尊严地活着。
同学十分不解地看了我一会儿。但他没有继续追问，而是让他的司机随时待命，亲自开车带我去他工作和管辖的地区转转，并开玩笑说：好多年我都不开车了，但是今天，我给你当司机!我明白他的意思今天我是他的贵宾，但经他这么有意一说，也让我意识到他今天在降尊纡贵。司机，在他眼里是低人一等的仆从。
我们每到一处，总是被一群人围着前恭后迎，小心赔笑奉承有加，连到餐馆吃饭都是老板亲自出马，殷勤备至。我跟着他狐假虎威了一回，体验到有如皇帝出游般前呼后拥的至尊至贵，这是我在美国没有的经历。
饭后同学旧话重提，吹捧说我在中国肯定会混得比他好，为什么会有在中国活得没有尊严的想法呢?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问他，如果某一天他成为一介平民的话，他还会有这样每到一处的礼遇吗?他说他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介平民，但如果是的话，估计不会被人这样奉迎着。这就是了。其实在中国没有必要成为一介平民来体会尊严的差别，只需换个角度，你能不能像尊重你的上级一样来尊重你的司机?他们只不过是职业的不同而已。同学老实承认不能，也突然明白我的意思，感叹道，尽管他在这儿人模人样，但如果去省城或北京的话，肯定也是一条哈巴狗，甚至被人当成流浪狗。
没错，在中国，一个人是否被尊重和被尊重的多少取决于你身上披着的社会身份的大小或财富的多少。
在美国，我是典型的一介平民，尽管操着不太流利而且有口音的英语，以及长着不主流的面孔，但每到一处我很少有不被尊重的感觉，仅有的几次还是来源于自己的同胞和新移民。无论是学习工作场所，还是生活消费场所，无论是锦衣绣服，还是破衣滥衫，我个人的经历还没有被人公开歧视过。但在中国，我却时时处处感到不被尊重和歧视，或因为不太高档的衣着，或因不太主流或优越的口音，或长得不富或不贵的面孔等等。说人家美国人是表里不一的伪君子也好，假仁假义的伪善者也好，但人家至少文明到不会明目张胆地歧视人或轻贱人甚至羞辱人。
我也告诉同学，我每天很骄傲地给自己和家人当司机，有时候也给同事和朋友当司机。工作午餐外出就餐时，经常是老板或老板的老板给我们当司机。我所在的美国的城市市长，甚至多数国务部长、国会议员或州长都是自己开私车上下班。即使雇用司机也会对他们彬彬有礼，因为一方面对人本身的尊重是西方的基本价值，另一方面司机手里握有这些人的一票。
像有权的同学一样，一个有钱的同学也不太明白尊严在中国是个问题。在中国的经济和司法还随处有缝可钻的时候，这个同学凭借在government部门的特殊关系，在只赚不亏的房地产行业找到了他成为富人的位置;在中国的道德开始堕落到以更新妻子包养二奶为荣的时候，他不仅与时俱进地换了个年轻漂亮的妻子，而且在同学朋友中从来不隐瞒包养的情人。现在他家里雇佣了两个保姆和一个专职司机，这些也是他向人展示他的财产的一部分。总之，他总是踩着了时代的步伐，以至他时常感叹，生为男人，只有生在中国才值得。如此的际遇，尊严在他那儿当然不是问题。
“尊严”的话题被提起也是因为他不理解我为什么不回国，是在一帮老同学聚会上，这个有钱的同学在一家餐馆请客。到了该点菜的时候，有钱的同学一招手，四个服务员同时快步躬身迎上来。那是个特殊的包间，配有四个服务员站在房间四角随时待命。同学嫌他们有碍同学间的私密话题把他们赶到了门外。每次有要求，他只需要一招手或对外高声叫道：服务员，再拿份菜单!服务员，饮料!服务员，点烟!等等。点菜的口气更是铿锵有力。当他再次埋头挥手招人时，没有注意到身后一个服务员手里拿了一杯酒正准备递给他，结果酒杯被打落在地，一些酒洒在他身上。同学大眼一瞪，服务员吓得面如灰色连连道歉。我坐在一旁，津津有味地“欣赏”着同学那高高在上有如指挥千军万马的气势，想象不了这曾经是个见了女生就满脸通红、以至初恋情人被人抢走后无助地失声痛哭的大男孩。金钱，是如此地能把一个懦夫变成强者和尊者。
终于等他点完了菜，我告诉他，在美国读书时，我也曾在餐馆端过盘子洗过碗，可是从来没有人对我大呼小叫过。那时英语很糟，不时会出错拿错了菜，但大多数客人投以理解的一笑礼貌地要求换菜，幽默点的谢谢我让他们尝到了一道新菜。而且如果人家对我的服务满意的话，还会给我额外的小费。同学哽咽着，半天没有说话。我以为他正在为自己刚才的行为失当深感愧意呢。不料他却说，在美国那么不好混啊，为什么不回来?
这次轮到我哽咽了。原来有钱人还在坚持己见，即餐馆服务生比他这个有钱人低微数个等级，以至那么地同情他的老同学居然也做过这类的工作。不仅如此，他还理直气壮地说，我花钱买服务，听我的使唤是他们份内的事!可是，有钱人，你买的是人家的服务，这项服务只包括人家态度和善地帮你点菜上菜收盘子等份内的事，并不包括额外的面对你的傲慢和不尊、轻视甚至羞辱。在这个社会上，无论一个什么样的职位，上至国家主席或总统，下至搬运工清洁工，都是在直接或间接在为别人提供服务。因社会的分工和机会的不均等，以及其它一些因素使得职业存在着高低的区别，其报酬形式已经通过金钱和社会地位表现出来了，但职业的尊严和做人的尊严并没有因此而有区别。
人性的尊严是与生俱来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是个人，就应该被尊重。但在中国，尊严是要通过某种外在的东西交换得来的，比如用金钱，或权势或社会地位等等，这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踩着别人往上爬，爬到一个等级后就踩着比自己低一等的人搜括着别人的尊严而享受着这种搜括。自古就有“万般皆下品”的说法，“惟有读书高”只不过是读书人的臆想，几千年来，从来是“惟有权钱高”。
本来，贫穷并不必然低贱，低微也不必然没有尊严，富有权势也不是尊严的同义词。这个世上，清贫而有尊严地活着的大有人在。但在中国，贫穷低微却是没有尊严的代名词。经典的“笑贫不笑娼”就出自这个土壤，是对这种钱比尊严更重要的价值观作了最好的阐释。
其实说生活在中国缺少尊严不完全对，缺少尊严的只是普通老百姓，有权有势有钱的人不缺这个。官尊民卑，上尊下卑，富尊贫卑，这就是中国式的尊严。
几十年来，为了倡导高尚的互尊互爱的道德，动员全国人民响应的口号一个接着一个：学雷锋，做好事;五讲四美三热爱;八耻八荣，等等。结果呢，从幼儿园开始喊的口号，还是没能阻挡人们的道德水平越来越低，人活得越来越没有尊严的趋势。我们当官的有钱的带头把“八耻”变成了“八荣”。我们的大款们学习雷锋好榜样，敲锣打鼓地捐款救济穷人灾民，捐得稍有点数目的其大名毫不谦虚地昭示在报刊电台头版头条成了大救星。穷人还没有来得及磕头感恩戴德，几个豆腐渣工程、几个通过广告包装的产品、几个声嘶力竭的演出、几个为人们服务的骗局，把这些捐的钱又源源不断地收回到了大款的口袋里。今年春节，我们的亲民领导们终于发现，我们的人民活得没有尊严，于是一个新口号诞生了：让人民活得有尊严。
领导，人们怎样有尊严得起来?稍微有点良心不太“三热爱”的人们，监狱侍候!而且没有任何正常的司法程序，尽管那些司法本身也不公正。想说不该说的话或上访?知不知道police叔叔腰里有枪?最不济的还有警棍呢，连只发了一根柴火棒的城市管理者都有权随意打人。不听话的人多了，军队上来了。还要顽固抵抗?坦克机关枪打前锋。死在枪下的都是不法分子，活着就不是好人，死了就更没有尊严了，纪念他们当然是有罪的!不同意拆迁?你家的房子或坟墓比我的钢铁造的推土机厉害?我们要奥运了世博了，外国人要来了，你们——脸上脏兮兮的身上破破烂烂的民工，有碍市容有辱我们的国际形象，得滚出城里回到乡下，等尊贵的外宾走后再回来做又苦又累还脏的活……这些，都是领导们让老百姓活得有尊严所做的努力?!
其实，要让百姓活得有尊严并不难。把是否能当官和当官的前途放在老百姓手上，当官的还敢作威作福随便践踏掌握他仕途的人的尊严?没有终身的官员也没有终身的上下级关系，“上尊下卑”还会有问题?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和较公正的司法系统，任何人都有通过自身的努力而不是通过权力走向富裕的机会，富人也还会那么耀钱扬威了?
中国人，如果剥去了权势和金钱的外衣，还能剩下什么呢?我们普通老百姓还需要等多久才真的活得有尊严呢?
金观涛：共产主义变了 红卫兵是不死的理想主义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杜强
原标题：米鹤都记录红卫兵一代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很多人的思想自己就没理清过，甚至连历史事实都忘了。很多人不光记错事实，连当时那个色调都记错了——本来是灰暗色调，给记成阳光明媚的色调，浪漫化了，忘了生活的艰辛、劳动的艰苦，特别是‘接受再教育’中的精神磨难”
作者：本刊记者杜强 发自北京
“在当代中国，没有哪一代人比他们更具传奇色彩、更加难以把握和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了。”——在外观深红的专著《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背面，写着这样一句话。
作者米鹤都称这代人为“第三代人”，在一些语境里，他们是“红卫兵一代”、“老三届”、“知青一代”。米鹤都指的是上世纪60年代处在读书年龄的所有人，他们“形成具有共同社会经历、共同思想体验、共同行为特征和共同历史性格的一代人群体”。
这群人独特的人生体验在于，他们的命运是新政权前30年政治秩序与趋势的集中显现，身为青少年的他们爆发式地参与政治，强烈的理想主义夹杂着权威人格，陷入狂热的个人崇拜，历经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改革开放，次次落在历史的凹陷处，被裹挟、被决定、被颠覆，形成了米鹤都所说的“历史性格”，怀疑、求实、圆滑、理想主义，复杂而鲜明。
这一群体在当下的重要性，学者徐友渔曾转述过一项数据：中央委员里31.8%是知青，政治局里是20.8%，此外还有许多“知青高干”不是中央委员。“现在是知青掌权的时代。”
米鹤都对第三代人的关注始于1985年，当时他正在中央机关从事政策研究，中共中央决心整党，清除“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如何甄别红卫兵中的“三种人”成为了一项课题，由中组部委托社科院青少所进行调查，米鹤都参与其中，调查结果发表在《青年研究》上。
文革开始时，米鹤都14岁，“跟高中学生基本不来往，人家不带我们玩。文革开始我们一帮同学跑到清华看大字报，到那儿一看人多挤不进去，就跑河边玩钓鱼去了”。文革中逍遥派的身份，家世及教育背景，加上亲历红卫兵运动的清晰记忆，使他有了很好的从事红卫兵研究的条件。
由于是历史科班出身，米鹤都试图从宏观层面更加准确地把握历史，而非单纯的纪录。比如在访谈蒯大富时，蒯谈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周恩来到清华大学找他谈话，“按照他说的话整理出来，容易给人误解是周恩来在套蒯大富的话，给毛泽东提供炮弹打倒刘少奇。实际上对话中他没这意思。”米鹤都整理后补充了一句，“这两次谈话当中，他（周恩来）都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诱导，可以说是很公正地听我们的陈述”，然后问蒯大富是否准确。“我说这算你的话，他认可，这样就避免了误读。”
1993年，米鹤都根据对李三友、秦晓、卜大华、董良翮等二十多位早期红卫兵领袖的访谈，写出《红卫兵这一代》一书，在香港出版。2009年，在一些老知青支持下，他重拾红卫兵研究，开始口述史写作。目前《回忆与反思》口述历史丛书已经出版了5册。
米鹤都坦承，文革中有污点、有争议的人往往不愿意抛头露面，劝说他们很吃力。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蒯大富曾拒绝了众多约访者，米鹤都劝说他：“你蒯大富曾经是在中国历史上、特别在文革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的人，你应当对历史有一个交代，这是你的历史责任。”
米鹤都的口述史工作现在已没了外部支持，全凭一己之力，最令他遗憾的是，很多人至今仍选择沉默，加上文革档案没有开放，研究与反思的深度不够。“一个不能正视自己过去的民族，是永远无法真正崛起的。”
受迫害者反而沉默
人物周刊：1985年那次研究你们对第三代人、对红卫兵群体，有什么样的结论和思考？
米鹤都：这代人被灌输了一种所谓的革命理想，他的人格、个性从形式上看是理想主义的，内核是实现共产主义、反对封资修，做帝国主义的掘墓人。他们有着理想主义的外在，内在的是阶级斗争和解放全人类。
这代人原来的理想主义，经巨大蜕变、异化后，掺杂了很多新东西进去，但理想主义依然保留在身上，你看我现在搞这个事情，什么驱使呢？利益吗？我想不是。内心还是觉得应对历史、对这个社会做点什么，有那么一点责任感而已。你看在网上大声疾呼的知识分子、业界精英、意见领袖，很多是这一代人。另外像陈小鲁，像任志强，你让他不关心政治都不可能。关心政治是为了什么？还想着再当个什么官？出个名？显然不是。
金观涛有句名言：我们是一些残存的，然而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这些其实已经变了，但相当多的这代人中还保留着那种追求精神。很多六十来岁的人早被边缘化了，但对政治仍然很有热情，五十岁以下的反而不大关心了。包括红二代这些人，有几个不关心政治？甭管左中右，这点上是共通的。当然，执著、不宽容往往是其另一方面的伴随物。
人物周刊：从你的作品来看，似乎每个访谈对象都觉得，文革中自己是迫于形势、是被裹挟进去的？
米鹤都：也不尽然。你想想，在那样一个年龄段，正好处在叛逆期，而且一直接受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灌输，仇恨意识很强。他们的教育背景、阶级斗争观念，以及那种理想主义、社会责任感，决定他们一定会过早进入本属于成年人的政治领域。但这些东西被引到什么方向，那一定是成年人的事了。一旦伟大领袖指出，学校领导执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他们仇恨的“阶级敌人”抽象概念马上变成了具体对象。他们被引导到学校老师身上，他们就打老师。他们被引导到走资派身上，他们就会冲击走资派。只要是成年人放任，孩子们一定翻天，这是必然的一幕。所以我的观点是，反思文革不应当首先追究未成年人的责任。
但要说青年学生完全都是被动的，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总有第一个贴大字报的人，这些人都完全是被裹挟？也不是。他接受的教育就决定了他要走到历史的交叉点上，被引导和主动的结合。
人物周刊：在你的访谈对象里面，对当时的污点，或者不光彩的行为，进行掩盖、掩饰的多吗？
米鹤都：在我的访谈对象里不是很多，真正有污点的人他不愿跟你谈，跟你谈的往往是能够正视历史的。比如说王冀豫，武斗打死了人，他有很深的反思。他谈得很真诚，不遮掩，分析原因。从小时候讲起，他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怎么成长起来的，部队大院文化的那种尚武精神，文革初期打流氓、打阶级敌人，最后发展到狂妄，在派别武斗中把人打死了。他的忏悔，我个人认为很深刻。这是编辑中的第六册中的一篇。
人物周刊：有污点的人一般不会谈，是否会造成你在视角上的缺陷？
米鹤都：你说这个也对，不过我在采访受迫害者的时候，他可能就谈到了迫害者的一些行为和心态。
人物周刊：那会不会变成纯粹是被迫害者控诉的局面？
米鹤都：目前我反而缺少被迫害者的访谈，被迫害的很少有人愿意跟我谈他们的经历。
人物周刊：为什么？
米鹤都：可能是我身边不认识这类人，也不可能发广告去找。我希望章立凡介绍一些类似的人谈谈，因为他说我的几册口述史中大多都是红卫兵、高干子弟，代表性不全面。海外也有人批评我给老红卫兵说好话。问题是我的接触面有限，一些“四四派”和“四三派”的头面人物往往不愿意谈。而老红卫兵也好、红二代也好，反而愿意谈得更多一些。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里面的心态是怎样的？
米鹤都：有一位当年的部队干部子弟说过一句话，“你们对我们来说，你们始终是弱势”。他的意思是：“你们”（他指的是当年文革当中那些对立面，“四三派”、“四四派”），对他们这些老红卫兵或者干部子弟来说，当时是弱势，而且到今天都是弱势。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人物周刊：这种弱势是指什么？
米鹤都：心理上的弱势。什么叫红二代？我们父辈打下的江山，而我们就是国家之子，正统、嫡出。他们这些青年人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心理障碍和社会压力，从社会学角度，这是一个人健康性格奠定的基础。反过来看当年的“黑五类”子女，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和平民子弟，文革中就不谈了，到今天即使有钱了，腰杆都不硬。不信，你去做做社会调查。当年受迫害的今天没几个敢指名道姓说当年谁打我了；而打了人的反而有些却敢说我当年打谁谁了。这很怪诞，但现实可能还就是这样。这是一种心理状态，心理的强势和弱势。
知青经历如何塑造政治人物
人物周刊：知青对当年的看法也五花八门，有怀旧和审美的，也有沉痛反思的，是什么造成这种差异？
米鹤都：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很多已淡忘了那时候到底怎么过来的，很多当事人的思想自己就没理清过，甚至连一些历史事实都忘了。我们聚会或聊天时，很多人不光记错事实，连当时那个色调都记错了，本来是灰暗色调，给记成阳光明媚的色调，浪漫化了，记起来的都是些小溪边抓个小鱼什么的田园风光，把偷老乡自留地的玉米等当作乐趣，忘了生活的艰辛、劳动的艰苦，特别是“接受再教育”中的精神磨难。
人物周刊：因为每个人经历不同？
米鹤都：不是，有相同经历的人、在一个队生活的人，都会有不同的记忆。为什么版本不一样？我分析有几点，首先行业不同，比如搞社会科学的跟搞自然科学的，对上山下乡的看法就不一样。那段时间对搞社会科学的人来说，简直是社会素材的积累过程，反过来，不讲博导、院士这些虚名，这代人有几个做出突出贡献的自然科学家？有吗？至少我孤陋寡闻。今天当官的跟搞学问的又不一样，文化界更特殊。这代人的星光灿烂几乎都集中在文化艺术界。这代人出了些什么名人？写知青文学的作家，画家，艺术家，第五代导演，诗人等等。没上山下乡，他们可能还真出不了名，为什么？没特异环境的挤压，没那种特殊的精神感受和生活体验，可能就难以激发出他们创作的才能和激情。
另外，和人们今天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关系更密切。下岗的跟在职的又不一样。有些人吃饱喝足，想起原先拍婆子（北京土话，指街头搭讪异性或性骚扰）、上山下乡吃点苦，都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是乐趣。要是当年在农村中受苦，后来回城当临时工，好不容易转正了，90年代初就下岗，现在一个月八百块钱退休费，你让他回忆上山下乡，对他的人生有什么价值？
人物周刊：对现在条件好的人来说，那是一种美好回忆。
米鹤都：现实中往往是这样的。上山下乡这代人中，今天讲青春无悔的，往往是因为他能够把那个苦难转化成财富，但是绝大多数知青恐怕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我不赞成青春无悔的说法。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有能力把苦难和磨练转化成财富的人，或许你有资格这样讲，但切忌不要代表沉默的大多数，也就是那些没有能力转化而且今天还在苦难之中的人说这种话，那就太残酷了。
再说当官，知识青年在特定情况下大起大落、大上大下，从城市下农村，特别是身居高位的干部子弟，一下摔到地上，成了黑五类，或者还在监狱里蹲过，父亲又平反了，然后又慢慢爬起来，走入仕途。对他们而言，这也是难得的经历。
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在社会生活当中的算计、圆滑，这代城市青年原来不具备，在跟老乡捏把子中（指在袖子里进行秘密交易），身体力行中，练就了为人处事的圆滑。这也是书本中学不到的财富。
人物周刊：能详细解释下吗？
米鹤都：苦难和成才一直是个悖论，对知青中的精英而言，上山下乡就是一笔精神财富。知青中的一些先觉分子，看到农村真实情况后，这些人对原本理想主义的内核，阶级斗争、解放全人类等，产生了否定之否定。他们不再迷信，而更注重实践的结果，怀疑精神出现了。另一方面，因为理想主义，很多人逐渐把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作为自己的责任。
对中国农民本性的东西，知青全学会了，又有城市知识分子或者干部阶层的品性，他们的文化心理是这两种东西的结合体。艰苦生活和劳动磨练出他们坚毅的品格，承受能力和担当精神也高于一般人，他们是接了地气的一代城市青年。
还有一点，是对中国国情的把握，崇尚求实而鄙夷虚套子。比如对政策打擦边球，那时的农村，经常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边喊着农业学大寨、限制发展自留经济的口号，一边想方设法少交公购粮，瞒产私分，多弄点自留地、自留畜。老百姓、乡村干部的那种狡黠，知青全学会了，很多当过社队干部的知青也是这么做的。那么改革开放是什么？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又要遵守条条框框，又要有所创新，而且还不能左了、不能右了。实际上，我们改革中的每一步前进往往都是打擦边球的结果，慢慢积累才改变了条条框框。有过这段在农村经历的人和没有这段经历的人，这中间的差别就大了。所以改革开放的环境，对于有上山下乡经历的干部来说应当是如鱼得水，这套“曲线救国”在改革开放中全用上了。
人物周刊：是说这段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们日后的行事方式？
米鹤都：因为上山下乡经历，知青们变得更自立，有农民的那种求实，有修理地球时得来的吃苦耐劳，当他们回城的时候深知，世界上没有什么救世主，等待别人来救不如自己救自己。全国一千多万知青的返城，对社会来说当时是个沉重的包袱，但是知青们没有成为社会的负担和不安定因素，很快自己消化了自己，做小生意、卖大碗茶、打零工，他们不由自主地成了改革开放的先锋。
甚至说有些知青还沾染了些“流氓”习气，下乡时候的那个社会环境，你没点流氓那两下子，你只有吃亏。比如我们那个县，总共几百个知识青年，流氓能有十几帮，不是你抢我，就是我抢你。
人物周刊：抢什么东西？
米鹤都：抢钱、抢衣服，我还让人抢过衣服。首先是知青之间抢，然后才抢老百姓，一般流氓还不抢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没钱，抢他们还容易产生严重后果。农民到公社告状，被会被抓起来，而抢知青公社一般不管。我们后来把抢我们衣服的流氓抓住了，送到县公安局，结果也没咋，第二天就放回去了。所以在那个环境你要生存，你自己不是流氓，都得知道怎么对付流氓，而对付流氓的有效方法往往就是用流氓的方法。
当时延安是北京知青下乡中最乱的，打架成风。1968年前后，北京办了一个流氓小偷学习班，有流氓打架行为的都被抓起来，关了好像几千人还是上万人。后来“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只要你报名上山下乡，马上就放，所以这一大批人中很多就报名去了陕北。这倒也不是有意安排，正赶上这一批去延安的趟了。所以它本身就乱，再加上延安又苦，那一年又大旱，没粮食，知青也吃不饱，安置工作也不好。我在《心路》里描写过这一段。
人物周刊：总体怎么评价这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