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聂荣臻元帅传记写作组成员舒云以个人之力，对林彪事件做了迄今最完整的调查。学者高伐林于2006年专访舒云后，感慨道：细读舒云读所写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感受到字里行间弥漫着浓重的阴谋气息——不是林彪对毛泽东搞阴谋，恰恰相反，是毛泽东对林彪搞阴谋。舒云在接受访问时指出，当局强加在林彪头上的“罪名”纯属子虚乌有；林彪是中了“套”，成为政治陷害的牺牲品；要彻底揭开林彪机毁人亡之谜，飞机上的黑匣子非常关键。以下为全文摘录。

　　撕毁后又被拼起来林彪的“手令”，上书“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35年前的“九一三”在走过那段岁月的人的脑海中，烙下了永难磨灭的记忆。而当笔者对军队女作家舒云进行笔访，读到她的答复时，不免吃了一惊：1971年“中共中央关于林彪罪行的三批材料，我一个字也没听过”；“直到1980年审理‘两案’时”，“林彪的‘罪行’我还是一无所知”。

　　用她自己的话说，“也许这是我的幸运？使我在打开中共党史大门的20年时间里，能以一种较为客观的视角，来评判林彪和林彪事件”。她锲而不舍地努力，调查百余亲历者和知情者，采访笔记厚达数尺，获得很多惊人的发现。在发表多篇文章的基础上，完成了40万多字《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上下册），“对九一三事件作颠覆性的总结”；后来几年，她又陆续出版了《林彪画传》、《林彪日记》。

　　记得作家孔捷生写过一篇关于周恩来“道德神话”的文章，标题是《本世纪最后的“黑匣”》。“最后的”？我想，他还是低估中共制造黑匣的产量了，二十世纪的黑匣子还多着呢！而林彪事件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

　　舒云所写和编的这三本书中，稍晚出版的《林彪画传》、《林彪日记》，我只是翻阅而未细读，细读的是最早出版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感受到字里行间弥漫着浓重的阴谋气息——并不是林彪对毛泽东搞阴谋，恰恰相反，是毛泽东对林彪搞阴谋。毛泽东在1971年南巡讲话中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冠冕堂皇的“三要三不要原则”，毛泽东是否搞“马克思主义”姑且不论，他却是不择手段地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看来当局强加在林彪头上的罪名，都是子虚乌有；林彪是中了“套”，成为政治陷害的牺牲品。

　　舒云对于笔者的有些问题，不便回答，请笔者和读者理解。我当然理解，不仅理解，而且对她所作的工作表示敬意。以下是我稍作整理的舒云答问。

　　为什么祝林彪是“永远健康”？

　　高伐林（以下简称高）：舒云女士，你好！祝贺你上下两大厚册新著《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出版。你本人在“文革”期间的经历如何？那时对林彪有什么样的印象——见过他吗？

　　舒云：我从来没有见过林彪。“文革”开始时，我在北京上小学。

　　我没有参加过红卫兵、武斗、大串连之类，基本上算是“文革”的旁观者。但是这种儿童视角，可能使我对“文革”的认识与众不同。

　　“文革”开始后的三年，我一直在北京，却无缘见到林彪，也没有见过叶群和林立果。“文革”前我似乎对林彪没有什么印象，因为那个时候不宣传个人，加上我那时年龄小。那时也不是到处挂毛泽东像，但因为天安门城楼上有一幅巨像，所以对毛泽东印象还有一些。“文革”初期，到处挂起毛、林的彩色巨照，突然把林彪和毛泽东平起平坐，使我对穿着军装的林彪印象极深。不过我那时搞不明白，为什么祝毛泽东是“万寿无疆”，而祝林彪是“永远健康”？几十年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林彪身体不健康。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最后一次，是他乘车环城一周，我也在家门口看，等了很久车队才来。车开得非常快，我又是近视眼，根本没看清飞驰而过的毛泽东和林彪（车上有没有林彪我也不知道）。1968年国庆节，我们学生作为群众队伍通过天安门，我还有机会见到领袖。凌晨一两点我们从北郊步行到王府井，坐在地上等到十点多，可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林早就不见了，只远远看见城楼上有个穿灰衣服的，也看不清楚，我认为是周恩来……

　　高：“九一三”事件时你在哪儿？听到文件传达林彪的那些“罪名”、“罪行”时你感觉如何？后来对林彪的看法经历过什么样的变化？

　　舒云：我15岁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8岁到兰州空军当兵。“九一三”事件前，我已经办好了调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手续，不然的话，就走不了了。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关于林彪罪行的三批材料，包括林彪叛逃的通知，我一个字也没听过，我又不看报纸，所以林彪有些什么“罪行”我一无所知。

　　高：一无所知？当时中央要求“家喻户晓”，看来还是不能做到百分之百。

　　对林彪“罪行”一无所知是我的幸运

　　舒云：关于林彪事件，我有三件事印象极深。

　　一件是我离开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前，听说连里干部（都是现役军人）到团部开会，门口是荷枪实弹的卫兵。那个年代保密观念非常强，可也不至于团部开个会门口还站岗吧？据说是传达中央文件，传达中央文件怕什么呢？我搞不清楚。

　　第二件事是我从内蒙古回到北京时，住在一位叔叔家。显然他们是知道内情的。有一天我在桌上看见一张字条，像他们家孩子写的，字体很幼稚，写的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意思一看就明白：林彪倒了。我大吃一惊：红得发紫的林彪，倒了？

　　第三件事是这年国庆节没有像以往一样在天安门聚会庆祝，而是改成了“游园”。虽然那时我还未成年，不会把事情联系到一起想，但也模糊感到，再也不是“文革”初期的毛泽东和林彪了。可是，林彪从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为什么如临大敌呢？当然，我更想不到林彪想跑到苏联去。

　　对林彪的罪行我确实没有印象，倒不是不相信，也许是因为我不关心政治。我真正的学历只是小学毕业，“文革”中上了一年中学，没读一本书，就下乡了。一个小学文化的人，我就是想关心政治，也不知道怎么关心。

　　之后我到偏远的西北当兵，营房的后面就是大山。部队每天三班倒，一星期上四五个夜班，白天睡觉，每三天中有一个半天训练，或者种菜地。班里没有报纸，更没有电视，又不让听广播，甚至没有手表，一天到晚搞不清时间。因为经常值夜班，轮到政治学习极少，或者说政治学习我没往心里去。

　　“批林批孔”我倒是参加了，但我是“后门兵”，怕把我送回去，怎么有情绪关心与我没有更多关系的政治？总之，我虽然有一大堆问号，但并没有想搞清打倒谁，为什么打倒？直到1980年审理“两案”时，身在大西北山中的我还是既看不到电视，也听不到广播。报纸那时倒是有一两张，只是我已经养成不看报纸的习惯了。所以对于林彪的“罪行”，我还是一无所知。

　　也许这是我的幸运？使我在打开中共党史大门的20年时间里，能以一种较为客观的视角，来评判林彪和林彪事件。

　　有人至今不说林彪事件情况

　　高：你是从什么时候对写林彪事件感兴趣的呢？

　　舒云：我一直坚持业余写作，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写林彪是在进入聂荣臻元帅传记写作组后，才慢慢做起来的，刚开始不敢想。

　　高：你当时读到或听到什么，触动了你，使你产生进一步了解林彪其人其事的冲动？你在这些过程中，得知各方面人士，例如老帅、将军们，对林彪其人其事看法如何？

　　舒云：1987年，聂帅传记组成立，老作家魏巍担任组长，我被调去当秘书，同时负责撰写作建国初期和“文革”这两章。从此我开始接触中共党史。采访聂帅，必然要听老同志讲到林彪，听到一些老同志对《聂帅回忆录》有些意见，认为不应该那样写林彪，这使我对林彪产生兴趣。这也是缘于少年时代对林彪由“神”变“鬼”的深刻记忆。我的第一本书《开国纪事》，专门写到开国大典时，林彪没有来北京参加庆祝，而是在前线指挥衡宝战役——这是唯一跨越开国大典的大战。这使我对林彪顿升敬意。

　　我的第二本书《天安门下的握手》，采访到林彪的部下苏静、谭云鹤和阎仲川（注1），战争年代他们都在林彪身边。尤其是苏静，平津战役期间，被林彪最先派进北平，代表他与傅作义那一方的代表谈判。我在书中写到：以林彪的名义写给傅作义的信，说了傅很多罪行。这封信署名“林彪”，交给傅的谈判代表邓宝珊，让他回去后立即交给傅。但是这封信并不是林彪写的，是总部写来的。因为信没有封口，邓看后不敢交，由苏静请示林彪。林彪说这封信是严厉了些，暂时不交也可以。但很快中央军委来电催，要尽快交。傅的女儿和秘书谁也不敢把这封信当面给傅，最后悄悄放在傅的办公桌上。所以傅是在协议签字之后才看到的，傅非常生气。傅的女儿说，如果在签字前看到，他不一定会签字。傅本人认为，是不是因为抗战胜利后他夺取张家口，给毛写过一封电报，说让毛为他执鞭（当马夫）引起的？

　　此书被台湾盗版，以《危城之鉴》的书名出版，说今日之台湾就是昨日的北平——看看中共怎样劝降傅作义吧！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了这本书。

　　后来我在写有关罗瑞卿、杨勇等人的书时，也都有意采访一些林彪的事情。我在这些书中提到林彪不多，提到的也多是战争年代，基本上正面肯定。这样慢慢地，林彪的材料就积累多了。

　　高：你是用什么名义调查，是用业余时间还是工作之便采访？

　　舒云：当然积累林彪材料是我的个人行为。我只是想从历史、纪实、新闻结合的角度，来探讨林彪事件，如实写出我的调查情况。

　　在写作“聂传”前，我已经开始业余读大学，那时我上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拿到了一张大学文凭，并曾经三次报考研究生。最后一次成功了，但要把我转到武汉某大学。我那时好不容易回到北京，所以就放弃了。

　　进入聂帅传记组后，我深知自己的功底浅薄，又脱产读了一所大学。在上学的同时，我还在进行林彪事件的调查采访。

　　高：你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作调查，在中国大陆，林彪问题还是非常敏感的话题，你的采访对象对谈出这些往事没有顾虑吗？你是怎样得到你的采访对象的信任呢？

　　舒云：采访对象谈解放前的林彪，没有顾虑，他们刚开始很少谈到“文革”中的林彪，或只说些皮毛。因为我当时并没有想写林彪的书，所以也不着急，慢慢地采访，谈多少算多少。

　　关于“九一三”事件，我边调查采访，边发表一些文章。写了傅崇碧、余立金等几篇，这样，很多“九一三”事件的当事者也开始信任我，愿意谈出一些情况。后来又发表了《林彪座机飞行员潘景寅》、《噩梦九一三——九一三中的小人物》等文章。采访对象对我熟悉了，也就愿意说了。

　　但至今，仍有人不说。

　　为什么当局不作调查、鉴定？

　　高：你的调查，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在调查写作中，谁对你的启发最大？

　　舒云：“九一三”事件，简单地说，就是一夜跑了两架飞机。但因为时间、空间的原因，任何人都不可能完整地经历“九一三”事件。所以每个当事人都只是了解自己所在的一点，我就得找很多很多当事人，将他们了解的点滴情况集合起来，才能拼凑出完整的“九一三”事件。

　　我对王年一老师（注2）非常敬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就敢于公开在官方的会议上同情所谓“林彪反党集团”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使我非常震撼。

　　高：调查中谁的证言最有价值？

　　舒云：我觉得我的采访对象说的都有价值，哪怕一句话，我也会如获至宝。

　　我会久久回想我的采访，从中找到蛛丝马迹。

　　高：你的调查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舒云：1980年审判“两案”时只发现一个林彪的“手令”。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发现了“手令”实际上有横竖两个，而且有两个人证实看到了第二个“手令”。（《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书中有详细叙述——高注）

　　高：对谁的调查让你感到最遗憾呢？

　　舒云：遗憾的是还有一些“九一三”当事者我没有采访到，有的带着心里话就永远走了。

　　很多“九一三”事件的当事者心中都清楚，如果真想搞清“九一三”事件，就不应该这样毫无调查。比如，（林彪卫士长）李文普到底是自伤还是他伤？谁先开的枪？当时林立果急于跑，为什么要打李文普一枪？看来，是李文普说下车看看，林立果还没反应过来，李文普就下了车，然后李自己打了自己一枪。林立果一听枪响，本能地也打了一枪。

　　至于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萧某从后面向红旗车开的那两枪，可能在李、林两枪之前。

　　这些事情，现场那么多人，只要让大家都回忆一下，再对李文普的枪伤做个鉴定，就清楚了。可为什么不对李文普的枪伤作鉴定？为什么不对那天那辆大红旗作鉴定？

　　难道不需要真相吗？

　　我举不出来林彪害过谁

　　高：在你的长篇调查报告中，你并没有明确地阐述你自己的结论：林彪究竟是什么人，林彪事件的实质是什么，林彪集团成员的遭遇说明了什么？

　　这里你能否谈谈，经过这次完整调查，你对林彪，对林彪事件，对“林彪集团”成员，有什么看法？

　　舒云：林彪不是一个害人的人，我举不出来他害过谁。

　　林彪应该得到公正客观的评价。

　　他是中共党内惟一不写检讨的人。为什么？他在苏联看到，苏联第一批五个元帅，三个被斯大林枪决，被枪决的元帅及将领，都写了认罪书，而照样二话不说被枪决。林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可检讨的。

　　林彪当然有他的缺点错误。但是我认为林彪不应该为“文化大革命”负责，林彪只是不应该那么去捧毛泽东。可是，林彪的捧也有主客观原因，客观上是整个大环境，尤其是那个被捧之人极愿意让人捧；主观上是林要保护自己，他当然不愿意像苏联元帅那样被枪决，但是他还是难逃罗网。

　　林彪的悲剧并不是他自己造成的。

　　我同情受林彪事件牵连的老人们。希望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两案”判决至今已经26年（到2006年——高注），但是据说邓小平说了，“两案”判决一律不动。所以不管多少人喊冤，“两案”审理的卷宗从来没有打开过，都是“维持原判”。好多受牵连的人现在已经高龄，生活困难；好多人已经含冤去世。

　　中共公布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是惟一能证明“五七一工程纪要”拟定后的一个集体行动（注3）。但很多材料已经披露，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三国四方会议”。包括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都被冤枉了。

　　审理“两案”时，已经搞清黄、吴、李、邱（注4）与“两谋”没有关系。最高人民法庭的起诉书中，他们每人都是三条罪状，罪状中都没有“两谋”（阴谋杀害毛泽东和阴谋武装政变——高注）。

　　我希望对喊冤者的案情重新审理

　　“文革”中，我父亲在山西总政五七干校当政委。干校中有八一厂的“黑帮队”，包括总政副主任徐立清夫妇等。我父亲把中央文件给“黑帮”徐立清看——看文件是一种政治待遇，“黑帮”是不可能有的，我父亲这个举动要冒很大的风险。我父亲还说徐立清年纪大了，安排他到苹果园去，因为那里活轻。在我父亲主持下，干校从来不批斗“黑帮”，我父亲说上边没给我们批判的任务，“黑帮”在干校就是劳动。八一厂的张加毅是国际著名电影纪录片大师伊文思非常欣赏的一位纪录片导演，他的老家与干校只隔一条汾河，他父亲病重，他却不被批准回家。我父亲批准了，张加毅非常感激。这些事我父亲都忘记了，而张加毅没有忘，几十年后还专门对我讲起。

　　这些在那个“左”的年代是多么不容易，你今天对“黑帮”好，没准明天你也成了“黑帮”。

　　父亲给了我一颗同情弱者的心。

　　“文革”初我虽然是小孩，也挨过两次批斗。一次是“文革”初，院里的小孩集体批斗我，让我交代我父亲都干了些什么？我说他每天回来就在屋里写，也不知道写什么。当然如果我知道我父亲写什么，我一定会揭发。这次批斗很“文明”，斗者和被斗者都坐着。但我的心灵起了变化，平时我们都是一起在院子里捉迷藏，跳皮筋，怎么突然我就成了“反革命”？

　　还有一次批斗也是在“文革”初。那时中学都成立了红卫兵，我们班年纪大点的同学也在我们小学组织了红卫兵，到我们大院招兵买马。我回家一问，我爷爷是地主，我的好朋友回家一问，她爷爷也是地主。我们俩哈哈大笑，报名红卫兵就没有下文了。

　　但小学的红卫兵头头又来大院动员，说不管爷爷是什么，只要父亲是革命军人就行。于是我们结伴去了学校。加入红卫兵的审查是在学校传达室，小屋里挤满了人。让我们这些新来者自报家门，我个矮，第一个被审。你爸爸是干什么的？这没有问题，革命军人。你爷爷呢？我没有犹豫，说地主。马上全场安静。其实我要不说也没人知道，谁也不会去调查。有人说，革军出身不问爷爷。虽然收了我当红卫兵，但在人家心里，组织好像不纯洁了。那时我们都睡在学校教室的凳子上，没两天，就开了我的批斗会。那是个晚上，很晚了，人家都集合好了，叫我去开会。我和我的好朋友走进教室，满满一教室同学高喊口号，打倒地主狗崽子。我从来没有见批斗场面，一下子就蒙了。我一直以革命军人的出身自豪，怎么突然间我就成了地主狗崽子？当即有人命令我摘下红卫兵袖章，我不摘。倒是没有打，也没有撕扯，只是让我自己采取行动。僵了一段时间，口号声仍不断。我的好朋友也不自觉地站在陪斗的位置，因为她没自报家门，所以她爷爷是地主没人知道，但她也心虚。她首先摘下红卫兵袖章，我一看不摘下不了台，也自己摘下袖章，交给他们。

　　当晚，我的好朋友就要抱着被子回家，我跟着她走在深夜的北京街道。只记得马路上没有一个人，除了温暖的路灯，四周像死了一样。我用被子盖住左胳膊，不想让人看见我不是红卫兵。从此，我就成了“文革”的旁观者。

　　“文革”结束30多年后，我在小学同学聚会上，见到当年我们班组织红卫兵的头头。之后我从我们老师那里得知，这位红卫兵头头的父亲也是“坏人”，好像是国民党的什么军官。但他被寄养在北京的姑姑家，他不提父亲，谁也不知道。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批斗会对我如此“文明”是他策划的呀。他心里有“鬼”，非常同情我，否则我在批斗会上怎么可能不挨打？

　　这一段经历使我深知，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要落井下石。

　　我希望对喊冤者的案情重新审理。

　　比如，当年陪林豆豆下部队采访的空军报社某副总编，受到牵连，被发配回农村。林豆豆都落实了部分政策，而他至今连身份证也没有，是个“黑人”，取个邮件都因没有证件取不了，更不要说不能坐飞机之类的事情了。

　　比如王飞（当时任空军副参谋长），至今生活费还是每月300元，连请个保姆都不够。

　　比如胡萍（当时任空军副参谋长兼专机师党委书记），双目失明，每月生活费也只有三、四百元，医药费积欠下了几十万报不了。

　　还有当年抄走的林彪遗物、存款，除了林豆豆的个人东西发还了之外，都没有发还，应该呼吁把这些东西还给林彪后人。

　　林彪事件套中有套

　　高：我在读你的书时有些感觉：你对汪东兴、对江腾蛟（前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李伟信（上海空四军政治部副处长）等几个人在林彪事件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是否有特殊的使命，欲言又止，呼之欲出。您能否进一步作些解释？

　　舒云：在林立果身边的人中，林立果最听江腾蛟的，毕竟江是和他父亲一辈的人。

　　某官员曾问我，你有什么证据？我说我没有证据，我只是根据材料分析。因为从来没有人把毛泽东南巡和林立果回北京联系起来，一联系起来，就很有意思了。

　　这位官员说，你是对的。

　　本来嘛，汪东兴等人的回忆录中，已经提到毛泽东产生了怀疑。

　　在整个林彪事件中，有很多“套”。例如，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带头批判毛泽东的“文革”大将张春桥，林彪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一般认为林彪最恨江青，但不敢对着江青。而江青集团靠张春桥在撑着，打倒了张春桥，江青自然就没有市场了。

　　我想，张春桥自己跳出来，摆出与毛不一致的样子，引林等发怒。是不是也是个“套”？

　　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林彪没有“尾巴”，他不像刘少奇，刘干了那么多的工作，林彪什么也不干，也不表态，也不要权。可是他的一双儿女放在空军，黄、吴、李、邱又都是他的干将，能眼看着军权落到了林手里吗？

　　可是要打倒他总要有个理由吧？

　　高：你以个人之力，作了迄今林彪事件最完整的调查，你认为要彻底揭开这个谜，当务之急是什么？

　　舒云：我认为要揭开林彪机毁人亡之谜，飞机上的黑匣子非常关键。

　　我觉得林彪是被“软绑架”。就是说，不是明目张胆地捆绑，而是骗，骗你自动上飞机，但上了飞机到哪，是到苏联还是大连，或是广州，就由不得你了。像早先那次被叶群他们骗去井冈山一样（《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书中对此有详细叙述——高注），叶群和林立果可以骗林彪，飞出国境才摊牌。所以说“黑匣子”非常关键，它录了最后30分钟的对话和飞行路线。有人认为当时他们的飞机飞到苏蒙边境又转回来，我认为没有飞到苏蒙边境。

　　希望俄罗斯能公布当时苏联拿走的黑匣子和在坠机现场拿走的证据，还有他们掌握的有关“九一三”事件的所有档案材料。也希望蒙古公布他们掌握的材料。

　　高：你对读者、尤其是海外读者有什么希望吗？

　　舒云：我希望有更多像澳大利亚汉纳姆（注4）那样的有心人，继续追寻林彪事件真相，例如，去翻阅前苏联的克格勃档案，披露出来。

　　注释：

　　1，苏静，曾在林彪手下担任作战处长兼情报处长，1949年后，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谭云鹤，辽沈、平津战役期间担任林彪的政务秘书。1949年后担任过卫生部副部长、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阎仲川，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参谋，“文革”时期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2，王年一（1932－2007），中共党史、文革史专家、国防大学离休教授。江苏扬州人，1949年4月参军，一直在军队工作。1960年大学本科毕业，担任党史正师职教员，1988年离休。

　　王年一1988年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大动乱的年代》，是中国国内出版的第一本关于“文革”的专著，还主编三本《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文化大革命时期》。

　　王年一多次对林彪问题发言。他为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林彪画传》作序，用毫不含糊的语言推荐：“我十分敬重林彪。我向所有为林彪立传的人致敬。被颠倒的历史应该颠倒过来！”

　　3，“三国四方会议”本指1970年4月，在广州举行的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三国领导人会议，越南当时未统一，分南方、北方，所以如此命名。林彪事件后江腾蛟交代说：1971年3月，林立果为落实《五七一工程纪要》在上海召集秘密会议，参加者为上海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杭州的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周建平，林立果称之为“三国四方会议”，“三国”指上海、南京、杭州，“四方”指“三国”的负责人加上江腾蛟。

　　4，黄、吴、李、邱：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他们都是中共九届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1981年均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5，汉纳姆：澳大利亚籍年轻记者彼德·汉纳姆，从1993年5月开始，用半年时间，锲而不舍地奔走于蒙古、俄罗斯、美国及台湾、香港地区，往返数万公里，找到林彪坠机的勘验人员，写出了第一手调查材料，发表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