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刘少奇主持朱德批判会耐人寻味的众生百态/司马璐：我所认识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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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1/16/2014 12:46:00 PM 被閲覽數： 292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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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百态

                     
髙级马列主义者们的人品
   
    刘少奇主持“朱德批判会”耐人寻味的众生百态

   
                                                                          肖思和
   
    有关朱德元帅在“文革”中的境遇，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回忆录，即便是家属的回忆中，也只有闪铄其词、语焉不详的记载。朱德夫人康克清在1986年11月29日《解放军报》上的回忆中有这样的细节：
   
    他参加中央的会议回来，将林彪那个大谈“政变”的讲话交给秘书，转身就走。以往，凡是中央的文件，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他交给秘书时都要坐下来讲讲该怎样理解。而这次却不屑一提。他这种鄙视态度，不正反映出他的心境吗？【1】
   
    林彪有关“政变”的讲话发表在1966年5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对之大为不满的“中央的会议”显然是指这一次了。但为什么持如此的“鄙视态度”和造成如此“不屑一提”的恶劣“心境”，康克清的回忆却嘎然而止。
   
    终于，在最近出版的，由许农合主编的《开国元帅的晚年岁月》中披露，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受到过严历的批判。该书有如下的记载：
   
    朱德在小组会的发言中，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学习唯物辩证法。他说：“朝闻道、夕可以死矣。 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32本书，非读不可。准备化一二年的时间读完，连下来读就通了。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
   
    林彪(就是后来坐飞机逃跑的那位)重新提起朱德去年在上海会议上关于“顶峰”的发言，攻击朱有野心，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
   
    康生也攻击朱德“想超过毛主席”、“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2】
   
    由此看来，朱德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实受过批判。但有关批判会的详情，此处又一次语焉不详地一笔带过。
   
    其实有关林彪批判朱德的讲话，在“文革”中由红卫兵出版的《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和《林彪同志讲话选辑》等等的小册子中曾广为流传。但康生的讲话，以及这个“小组会”却是第一次提到。 非但在“文革”中朱德被批成“黑司令”时都从未所闻，在“文革”后批判康生以及“四人帮”的高潮中也未见提及。奇怪的是：既然恶毒攻击朱德元帅的是林彪、康生之流，在粉碎“四人帮”后应当公开地愤怒声讨才是，相反的做法只能说明有难言的苦衷了。党干们的虚伪可见一斑。
   
    众所周知，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在这个会上，中共政治局在五月十六日以全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后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的文件”。两天后，林彪在会上又发表了他那个著名的、后被称为“政变经”的五·一八讲话。五月二十三日，中共政治局又一次全票通过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正式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的全部职务。接着，中共中央又于五月二十四日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虽然在文件中说“会议决定，中央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彭、陆、罗、杨四同志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实际上已经把他们打成了“反党集团”。这一通知地方发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文化大革命之火在中共上层，就是这样燃烧起来的。
   
    那么，为什么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会发生对当时便已经隐淡出政坛的朱德的严历批判呢？谁主持的会议，共有那些人参加？为什么中共至今对此地羞羞答答、遮遮盖盖？
   
    朱德批斗会记录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德元帅的严历批判，即发生在那一天：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
   
    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指挥(按：也不是朱德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无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
   
    林彪又把问题引导到彭罗陆杨问题上来：“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 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至此，周清楚地在借批朱以向毛表忠心)。
   
    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
   
    值得深思的一些问题
   
    只要对这个记录稿匆匆一瞥，明眼人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共至今违忌莫深的态度了。人们不难理解林彪对朱德“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凶狠。因为朱德曾是红军的司令，林彪只有通过打倒他来建立自己在军内的最高威信。然而，会议的主持人不是林彪，也不是“四人帮”，却是即将在“文革”中最大的受难者刘少奇。
   
    对朱德批斗最凶最狠的也不是康生和“四人帮”，却是中共至今仍要维持高大完美形象的陈毅和周恩来：他们甚至无中生有地指责朱德“要搞政变”、“要黄袍加身，当皇帝”、“是定时炸弹”。
   
    另外，积极参与批判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们，如薄一波、乌兰夫、张鼎丞等人，也无一不是后来的文革受难者和中共今天的“革命”元老，和中共有关“文革”造孽者林彪、“四人帮”毫无瓜葛。 如果公开了这些人在“文革”发动中的积极主动地批斗别人，尤其是对憨厚老实的朱德元帅无限上纲、狠斗恶打的言行，怎么还能把罪责往林彪、“四人帮”身上一推了之呢？
   
    看完这个记录稿，最令人心酸的是八十岁的朱德在林彪和陈毅咄咄逼人的“有野心”、“要黄袍加身，当皇帝”的质问下的嗫嚅自辩：“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这点浅显的道理，难道所有这些政治局委员们都不懂吗？无疑，他们都是有常识的人。然而，数天前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用心良苦地加上了这样一段话： 毛泽东发话了

       “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紧接着，林彪在5月18日作了“防止政变”的长篇报告。
   
    “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谁呢？既然彭、陆、罗、杨都已经都揪了出来，还有谁呢？从记录稿看来，不管他们是否知道毛泽东笔下所指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还有谁，他们一定会即刻表现出对毛泽东指示的无条件的拥护，一定会找出或制造出一个“阶级斗争”的目标来表达他们对最高领袖指示的坚决拥护、闻风而动的。其潜意识中的目的，自然是害别人、保自己。
   
    如果说参加那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共要员们对毛泽东要搞的人一无所知，那也未免太小看这些深谙权术的要员们的智力水准了。据当时的华北局负责人李雪峰回忆，他和与会代表在5月18日听林彪的“政变经”讲话时便知道矛头所指是刘少奇：“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3】。据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王力回忆，中央的不少人在毛发动文革前就已经知道矛头所指为刘少奇。陈伯达在他的狱中回忆里说：“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才从毛主席的谈话中知道，（整个）战略部署的斗争是对刘少奇的。当时除了林彪、江青、总理、康生、谢富治、汪东兴和我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4】。由此可见，毛并没有布置任何人去批斗朱德，批斗者也心知肚明朱德并不是毛所言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么，为什么最后还会是他成了众口一词的批判对象呢？
   
    从上述记录稿的开卷说明中来看，批斗的直接起因是朱德“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所有的与会者，包括后来被打成彭罗陆杨“黑后台”的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对这一冤案的态度要比朱德无情坚决的多。这正说明了党内斗争的毫无人性人情的丑陋风气： 只要某人一“出事”，不管是真是假，不管他是谁，不管是自己的老部下还是老朋友，也不管他们之间有多大的情谊，这个人便会即刻成为众矢之的，人人喊打、顷刻为人敝弃，借此对毛表忠心。
   
    二是如果有什么人胆敢“持消极态度”（如朱德那样，在庐山会议上批彭不狠，被毛当场指责是隔靴抓痒）不肯助纣为虐，以邻为壑、落石下井，那么这个人也会立刻成为人人喊打的众矢之的。如果说林彪的“政变经”是为了造成一种发动文[和]革绞肉机所必需的恐怖气氛，那么几乎所有政治局成员对朱德的批判正是大力地推行和蔓延了这种恐怖气氛，推动了文[和]革绞肉机的轰然起动。
   
    如果从中共党内派系的角度对批判朱德的政治局成员作一个分析，他们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派系：林彪属“毛系”，周恩来、陈毅属“周系”，刘少奇、薄一波、张鼎丞属“刘系”，乌兰夫大概算是独立派系。而朱德也正是最没有任何派系力量的独立派系。从这一点上来说，在朱德头上开刀，是“柿子挑软的捏”：既可以表达自己对最高领袖毛的忠心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拥护，又没有任何在未来派系斗争中受到报复的危险性。从这一点上来看陈毅等人的丑恶表演，便不难理解个中奥秘了。
   
    另外，在井冈山和红军时期的所谓“反毛”错误，其实陈毅比朱德要卷得更深。陈毅对朱德所谓历史问题的“很激烈很长”的发言，以及他多次对朱的极端反常的“黄袍加身”的责问，更包含着某种“先发制人”地歪曲历史、推卸责任的卑下。从这点上来看，陈毅何止是被动地卷入文革，完全是主动地通过批判他的老战友朱德，歪曲历史事实来表达对毛的忠心，来支持文革的发动
   
    。如此，毛在文革中一再保陈也就不难理解了。
   
    与陈毅相比，周恩来的政治演技要炉火纯青得多了。他对朱德的批判从自己与“朱德同志一起”的“反对毛主席”的错误诚恳地检讨起，但凶狠的结论却是“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在列数朱德解放后的严重问题后，周竟把朱上纲上线为“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一个定时炸弹”。值得一提的还有，在林彪作了“政变经”报告的第三天，即5月21日，周便做了一个坚决支持，“完全同意林彪同志讲话”的报告。除了在报告中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他还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大谈“保持晚节问题”，并主张把刚受到戚本禹批判的已故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打成“叛徒”，提出非常极端的主张：掘掉瞿在八宝山的墓地。周说：“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瞿秋白，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由此，导致了红卫兵的毁墓暴行。【5】周对朱德的痛下针砭，正是他向毛又一次表示了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坚决支持。
   
    与林彪、周恩来来相比，刘少奇及其他一系的干部在朱德问题上的表演具有更大的悲喜剧性。文化大革命明明是毛要打倒他并清洗他一系的干部，却要由刘来主持最终走向打倒他自己的会议。在同一天里，刘少奇和邓小平毅然通过了斩掉作为自己的左臂右膀的“书记处”（彭、罗、陆、杨大都为书记处书记）的中央决定。刘的干将薄一波竟然还把朱德种兰花都胡说成是政治问题。
   
    那么，为什么刘要这样做，难道他一点都看不出毛的真实意图吗？刘的政治经验和权术水准决不在与会者之下，他决不会没有一点感觉。但纵观历史便不难明白，刘对毛的攻击一贯采取牺牲他人和以比毛更为极左的残酷斗争去迎合的“祸水他引”的策略。六十年代年的“四清”运动，毛对他不满，刘便立刻搞出“桃园经验”，搞得比毛还要左的多。1966年7、8月份的派工作队，也是想用整基层干部和所谓的“地富反坏右”来换取他对运动的控制权。他和邓小平抛出彭、罗、陆、杨，主持对朱德的批判，都是为了支持文革、牺牲别人去填饱毛泽东发动的的政治绞肉机。一言以蔽之：害别人、保自己。
   
    倒霉的鸟兰夫
   
    与刘邓相比，政治局中唯一的少数民族（蒙族）成员乌兰夫的表演和下场具有更快更惨的悲喜剧性。在批斗朱德的前一天，他参加了刚开始的中共华北局“前门会议”。会议自5月22日开始，至7月25日结束，历时64天，李雪峰受中央委派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成员、各盟市书记，区党委各部委、直属机关党政负责人，部分旗、县负责人，共计146人出席会议。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故伎重演，代表中央对乌兰夫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评。此二公以“五一·六通知”为纲，指斥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把他打成继彭真后的又一个省委书记级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不久，在刘邓的指示下，7月底由华北局起草的《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报告“根据揭发出的大量事实”，确认乌兰夫有五大错误：
   
   1、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
   
   2、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3、对修正主义卑躬驱膝，
   
   4、以《三五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
   
   5、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报告给乌兰夫的结论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他的罪行要远远超过他批判的朱德。从此，乌兰夫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开始了漫长的、与世隔绝的软禁生活【6】。
   
    然而，那些所有不懂得唇亡齿寒的基本道理的人，那些一心只想无原则地牺牲别人来换取自己生存和腾达中共领导人们在文[和]革中很少善终。刘少奇和邓小平刚把彭、罗、陆、杨和乌兰夫打成“反党集团”，自己一瞬间却变成了“反党集团”的总后台。刘惨死得连被火葬时都只能用“刘卫黄”的假名。陈毅在所谓的反“二月逆流”中被张春桥等人反复用他想推给朱德的“历史问题”狠整，在中共九大的小组批斗会上被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翻开历史老账，批得“呼赤呼赤吐着气”、“颤巍巍”、“灰溜溜”【7】。最后在比朱德更为郁郁不得志的情况下患癌症逝世。周恩来机关算尽，最终也还是没有得到毛的完全信任。也是在毛的新贵——“四人帮”的一片含沙射影的“批大儒”的围剿中患癌症辞世。林彪在发动文革上充当了毛的第一号打手，也曾位极人臣，当上了“接班人”，但最后还是被毛猜忌，被迫为保命仓皇出逃，落了个折戟沉沙的下场……
   
    1薄一波一样沒逃脱
   
    至于薄一波，也只是有权批判别人不到一年：1967年3月便被毛定为“叛徒集团”为首份子，十年文革差不多坐了九年牢。而事实真相却是，1936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人的自首出狱是得到中央批准和毛的首肯的。而毛在30年后公然出尔反尔，为了打倒刘少奇而把他们打成了“叛徒集团”【8】。
   
   如果说这份紧锁在中央档案馆里的记录稿说明了什么，那么最能说明的一是历史真相，二是历史教训。这个不幸而痛苦的历史真相是：中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从来就没有人反对过毛泽东发动倡导的文[和]革和任何一种残酷的“阶级斗争”。有的只是在毛最高独
   
   裁者面前的争先恐后的表忠心和比赛他们的“革命性”。更为丑陋的是，这种表忠心和比赛“革命性”的行为是以出卖和牺牲战友、朋友、亲人和无辜者为必要前提的。可悲的是，这种毫无原则的“害别人、保自己”的行为，在中共党内已由恐惧到麻木，由麻木到蔚然成风、最后到了见怪不怪集体无意识的地步。
   
    说到历史教训，从这一历史真相的记录中人们所看到的“文革”的发动完全是一种积极推动革命绞肉机发动又不希望自己成为绞肉机中的消极牺牲品的集体合力，这种集体犯罪并不一定时时是有意识的，但最可悲和最可怕的正是作为这种丑陋之风盛行底基的无意识状态。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一种非常特殊的表现，首是在于“害人者”和“被害者”在角色上的差别性和在意识形态上和对所谓的党内斗争的认知上的一致性。中共研究刘少奇的党史专家张化在分析刘为什么在文革发动期主持那些最后导致打倒自己的会议时指出：

 “从‘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刘少奇的思想状况来看，这场‘革命’与他思想中的某些认识存在着相通之处，这构成了他接收‘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础。”张化进一步指出了诸如“拥护开展反修防修运动”、“夸大阶级斗争”和“开展夺权斗争来解决基层问题”等三条【9】。当然要补充的是：刘少奇所倡导的所有文革式的“阶级斗争”是只准备残酷地斗争别人的。历史的逻辑向他设想的反面走去：他所支持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却最后残酷地斗死了他自己。
   
    死到临头还献媚的彭真
   
    在李雪峰回忆1966年5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发动文[和]革的文章里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彭真是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首要，他非但在表决把他打成“反党分子”的“五一·六通知”时举手赞成，还大声和人争论谁在历史上对毛“第一个喊了万岁”（意下指他自己）——彭面对毛对自己一手制造的冤狱，没有半点正面的抗争，却死到临头还要争献媚骨。这已经不是一种自保，而是一种自戕了【10】。
   
   做这一如是观，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文革式的悲剧在中国是一定还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重现的。
   
   注解：
   
   【1】康克清，《最后的十年》，载《解放军报》1986年11月29日。
   
   【2】许农合主编，《开国元帅的晚年岁月》，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3】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和]革”发动内情》，载《回首“文[和]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612页。
   
   【4】罗冰，《官方档案披露周恩来参与批斗刘少奇》，载香港《争鸣》，1999年3月号，21页。并参见《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和《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5】周恩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6】吴迪，《“内人党”大血案始末》，载《文[和]革大屠杀》，香港《开放》杂志社，2001年，61－62页。
   
   【7】徐景贤，《张春桥“九大”整陈毅秘辛》，香港《明报月刊》，2001年12月，47－48页。
   
   【8】见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以中发九十六号文件印发的《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为薄一波等人平反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的《关于“六十一人案件”调查报告》的通知。
   
   【9】张化《刘少奇的悲剧与悲剧中的刘少奇》，载《回首“文[和]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41－843页。
   
   【10】见注【3】612页。 朱德（1886—1976）
   
     
    
     
  刘少奇主持“朱德批判会”耐人寻味的众生百态 全文完

司马璐：我所认识的毛泽东 2013-12-16 23:20:51
   
   【多维历史】2013年12月16日 23:20
   
   中国共产党史专家司马璐在回忆录《中共历史的见证》中坦言：“我在延安见过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王明、刘少奇等中共第一代互相对立的人物。”对于如何评价毛泽东，司马璐在书中第二章节《中共第一代人物》中，对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进行深度剖析。司马璐认为，“毛泽东是中国这块土地，这个时代的特殊背景产生的怪物。”以下为相关章节摘录。
   
   毛泽东在整风期间作报告
   
   1942年，毛泽东发起整风运动，图为毛泽东在延安给干部作报告
   
   我于1937年底在延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也听到他的演讲，那年我18岁，我简直形容不出我当时兴奋的心情。我到了延安，最高兴的事是听中共著名人物的演讲。我相信多数共产党人的演说一流。我所听过的中共领导人演讲，有的是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的。
   
   在我的印象中，周恩来属于政客型，用词圆滑，说话很受知识分子的欢迎；朱德外形老实，婆婆妈妈，说话很受大兵的欢迎；张国焘书卷气很重，像个大学教授，江西土音又重，讲话受欢迎的程度吃亏；刘少奇和陈云的讲话，党八股多，但陈云讲话较受欢迎；王明的讲话对青年有很大的煽动力，听多了又觉得总是那一套。平心而论，我对毛泽东的讲话，印象最为深刻。
   
   我曾经爱过毛泽东
   
   在所有中共领导人中，我最喜欢听的是毛泽东的讲话，毛身材高大，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当时看来很清痩黝黑，有烟容和病容，后日中共所发表的延安时代的毛泽东意气飞扬，容光焕发的毛泽东照片，都是经过美术加工的。
   
   那个时期的毛泽东非常平易近人，他在讲话时就像谈家常一样，上下古今，东南西北，深入浅出，无所不谈，幽默风趣，雅俗共赏。他爱引用中国旧小说的故事，引人入胜。常常说的哄堂大笑。他有湖南乡音，但不太难懂。他站着讲话时，有时抽烟，有时两手叉腰，或以右手指像算数字一样，表示加强语气和帮助解释。讲话中有时夹一些粗话，脏话，也无伤大雅。他的讲话声音不大，愈到后部分笑料愈多，高潮迭起。他经常用“搞”字，在我的印象中，中共通常说的什么“乱搞男女关系”，“把什么搞上去”，“搞臭搞垮”等等，这个“搞”字，最初都是毛泽东“搞”出来的。
   
   毛泽东的讲话还喜欢用一个“操”字，例如“操你的”“操他的”，这些粗字，我们当时也爱听，因为“搞”和“操”这些粗字都代表无产阶级的语言，共产党称为代表工农无产阶级政党，毛用这些粗字更把他的领袖形象突出了。不过后日中共公开发表的毛的讲话，也都经过红色秀才的加工，把措词美化了。我也是个粗人，年轻的时代也爱听粗话，我常想，我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毛派”。早年的毛泽东，曾使我对他的“个人崇拜”如梦如痴。他当时的确具有一种魅力，征服了我的心灵，在我那稚气的年代，我能用毛泽东的声音，背诵他的语言。我离开延安后的若干年，每与人谈话，人家都说我是湖南人，可见我当年“毛化”程度之深。
   
   我不认为毛泽东是个绝对的好人，也不认为毛泽东是一个绝对的坏人。毛泽东是中国这块土地，这个时代的特殊背景产生的怪物。毛泽东是近代中国的历史巨人，这是不容置疑的。至于这个“巨人”的价值，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评论。由于中共关于毛泽东的资料仍属于禁区，他的功过是非很难有真正公正的评价。近年来有许多“毛学家”等，他们所写的毛泽东各有独见，他们与毛的关系亲的程度可能超过我，而我与毛初见的时间也可能早过他们，所以我们对毛的理解不尽相同。
   
   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
   
   王稼祥在江西苏区时代，曾经批评毛泽东“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偏偏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历史上有秦楚称霸，而毛泽东正是出身于楚（湖南）成熟于秦（西北）；陕北又是中国历史上著名流寇张献忠和李自成出生的地方，张延安人，李米脂人，他们在17 世纪30 年代到40 年代，曾经震动整个中国。张献忠首创以走制敌，拖垮敌人的游击战术；李自成屡败屡起，以“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煽动口号，发展为百万大军。两人都建立过政权，张建都成都，李建都北京，都称帝两年左右，最后战败而死。延安时代，毛确曾以自许李自成而自豪。张献忠、李自成和毛泽东有一相同的性格，他们一面是狂放，另一面是冷酷。以杀人为乐，缺少众生观念。
   
   毛泽东这个人的本质和秦始皇、张献忠、李自成是一样的，不同的仅在他们生长的时代不同。毛泽东领导中国农民造反的时代，中国恰好输进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诱惑性是一种理想主义；对于中国被压迫的贫苦大众来说，是一种煽动群众的造反武器，英国一位女探险家Mrs. Violet Cressy Marcks，在她的《中国之旅》一书中，写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时说：“我并不以为这个人的头脑绝顶聪明，但在战略上，他是灵巧的。”
   
   毛泽东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也没有对马克思有深刻的研究，他的过人之处就是他熟读中国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志”、“资治通鉴”……从而敏锐地理解中国社会结构，人民心态，政治谋略，套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麦克•哈特的《影向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一书中，中国政治人物被排进的有秦始皇、隋文帝、毛泽东三人。毛泽东的一统天下，中央集权，清理异己，实行暴政，与秦始皇、隋文帝皆有惊人相似之处。中国这块土地，中国的人文思想的背景，加上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创造了这个毛泽东；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以城市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从中国的山沟中发展的，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秀才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利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秀才，把马克思搬进了中国的山沟，一变而为“毛泽东思想”。
   
   实用主义的“毛泽东思想”
   
   “实用主义”一向被共产主义者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哲学思想，而所谓“毛泽东思想”又正是把资本主义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相结合。“毛泽东思想”标榜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实际的意思就是，凡是被毛泽东认为可以利用的东西，都被混合在一起，实际上“毛泽东思想”就是实用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实用主义重在科学，“毛泽东思想”的实用主义重在权力的攫取与权力的集中。
   
   毛泽东常说“有的放矢”，“矢”是斗争的武器，“的”是斗争的对象，“有的放矢”就是以实用主义作斗争的武器。
   
   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听过毛泽东的内容和性质完全不同的讲话：
   
   我在延安听过的毛泽东讲话中，有一次他这么说：“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同志们，我们要保证你们每个人都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有房子，有汽车，人人可以出洋……”这些话从一位共产党领袖口中说出，几乎是难以令人置信的。然而，我的确听他亲自如此说过。他说得听众高兴极了，个个眉飞色舞。然后他又幽默地补充了一句：“兄弟还没有出过洋呢，届时也一定随同你们一道去长长见识。”毛泽东上述这段话，是对一批初到延安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讲的。
   
   毛泽东另一段讲话是“我们不管中国革命何时胜利，我们要决心革一辈子命，我们自己牺牲了，把我们的武器，交给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牺牲了，把武器再交给下一代，总之，我们和我们的儿子孙子，革命要一代一代传下去……”这一段话是毛泽东在延安枣园训练班对党内的干部讲的。
   
   抗战初期，延安还驻有国民党的代表，在那种场合，我曾经多次见到毛泽东振臂高呼：“蒋委员长万岁”，那音调也是很激情的，目的是争取蒋介石多给共产党一些钱。当时延安也时时有美国记者，毛泽东又说了许多“中国需要民主”之类的话，那是专门说给美国人听的。
   
   在毛泽东一生中，他一遇到政治挫折就病，杀一批人他的病就好了。1929年红四军批毛撤了毛的职，毛泽东大病一场，当时共产国际传说毛泽东已死，还为他发了讣文。1930年毛领导以反AB团为名，大杀反对派，他的病全好了。
   
   毛泽东的神权
   
   文学世界的毛泽东，他把中国的历史小说，笔记小说，言情小说，神怪小说，武侠小说，全都当做了兵书。他特别喜欢《红楼梦》，因为他兼具《红楼梦》三个主要人物的性格。他的决断像王熙凤，他的伪善象薛宝钗，他有时又惹人怜爱得像林黛玉。毛泽东还熟读《资治通鉴》，这部书是中国统治阶级的百宝全书。毛说他一共读了十七遍。
   
   毛泽东的文学作品海阔天空，在文学上属于浪漫主义一派，他写诗词，写字不拘一格，他在《沁园春》词中写出要与“天公试比高”，表现出他的夸大与幻想，属于浪漫诗人的作品。从纯文学的角度看，浪漫主义的作品，有可爱之处，但是，毛泽东自己不要框框，却喜欢给别人定框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就是这样产生的。毛泽东自己的作品是一个标准，他要求别人的作品又是一个标准；毛泽东自己的作品任情任性地奔放，有时到达荒诞的境界。毛泽东要作家写工农兵，他自己的诗词却歌颂帝王将相。
   
   毛泽东本身颇于知识分子，自幼就争取做一个知识分子，他当过兵，他当兵时自认为是读书人，不应挑水，宁可花钱买水，他非常重视自己“读书人”的优越感。毛是湘潭人，自幼冒湘乡人，住湘乡会馆，就读为湘乡子弟设的学校，为人看不起，受了很多气，后来在学校中又受了很多责罚。使他逐渐的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也产生了双重标准。他一方面相信作个知识份子可以出人头地；另一方面，他从自己的经验中体会到觉得读书愈多的人愈能作伪。因此，他也怀疑，天下的知识分子都是如此。他敌视知识分子，甚至污辱与凌虐知识分子，骂知识份子为臭老九，都可能与他年轻时的自卑有关。
   
   毛泽东对中国儒家采取鄙视态度，他也是一个最会用儒的人。著名的美国“中国通”费正清，还一度把毛泽东称为“儒家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对于儒家，像对于女人的态度和政治上的用人一样，不属于爱情，而属于实用主义的。
   
   中共建政后，周恩来代表政，刘少奇代表教，毛泽东代表政教合一，他利用政控制人民，利用教麻醉人民，他利用政教冲突来巩固他个人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和统治。他是“神”，中共领导人的权力斗争中，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都尊这座“毛神”，读毛的经，供毛的香火，争取做庙中的方丈住持，依靠神的权威，解释神的语言，争取对这座庙的控制权。他们都相信，“神”接受众人的膜拜，自己不应该站出来说话的。方丈住持本来是利用菩萨的，结果，毛泽东既做神，又要做方丈，甚至菩萨站出来造方丈住持的反，想方丈住持的权，只有毛泽东这尊菩萨才能做到。

毛泽东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也重视宗教的利用，对斯诺的谈话中，多次用到一些“天无绝人之路”“救命菩萨”一些话，可见他的心灵中仍然另有一个神权的世界。达赖喇嘛回忆他在1954年访问北京时，有一次毛泽东对他说：“佛教是一个非常完善的宗教，释加牟尼虽然是一位王子，可是他却终生致力于人民的生活问题的改善。”毛又说“观世音菩萨是一位慈悲的女性”。过了几天，毛泽东又对达赖说：“宗教是有毒的。”
   
   神鬼人集于一身
   
   毛泽东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怪物，是一个人鬼神集中于一身的怪物，客观地评论毛泽东这个人很不容易。一方面由于中共过去的宣传太过于把毛泽东神化了，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的为人与性格，随处表现出他的矛盾性，多重性，复杂性和神秘性，也的确不容易理解。毛泽东的一生有很多神奇的际遇，戏剧化的场面，集神道和魔道于一身，虽然如此，毛泽东仍然是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毛自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却又喜欢别人恭维他，歌颂他。尤其爱把一切荣耀归与他自己。他对权威挑战的目的，是要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他的思想，他的语言，他的行为，代表“神权”。
   
   毛泽东喜欢附庸风雅地和人谈“楚词”。屈原是战国时的楚国诗人，他的投汨罗江自杀是一段神话，他写的“九歌”是一篇充满鬼气的作品。有人说毛泽东爱“九歌”是因为他怕鬼。
   
   中共建政之初，有过一个传说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同看京剧。当剧中人曹操说道：“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能让天下人负我。”刘对毛说：“你看，曹操多奸？”毛泽东对刘少奇说：“曹操不算奸嘛，曹操真是大奸，他这话就不会讲了！”这个传说，其实是从中国民间古老的传说中套来的。但是，却代表了中国老百姓对毛泽东的一般的，纯朴的，槪念化的看法。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中说：“未来的战争会使人类遭到多大的牺牲呢？约略估计一下是可以做到的。在世界的二十七亿人口中，也许会有三分之一被消灭，也就是说，共死九亿人。我曾经跟尼赫鲁谈过这个问题，他的看法比我悲观得多，（马注：尼赫鲁认为核子大战的结果，将使全人类消灭。）我对尼赫鲁说：“即使半数人类被消灭，仍有半数留下来，而帝国主义将被彻底消毁，全世界只留下了社会主义。不消半个世纪，世界人口又可恢复旧观，甚至更多。”毛泽东这段话，更表现了他与张献忠、李自成同样的狂热冷酷的相同性格。
   
   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善于以蛮压众，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蛮无人敢抗。中共六届六中，辩论国共统一战线，毛骂王明是婊子；庐山会议时，毛骂彭德怀我操你娘。抗战期间，林彪指挥平型关作战，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都被毛泽东骂过，毛说：“你们这么早为蒋介石卖命干什么？”抗战一开始，毛泽东就有一个消灭国民党政权的长远战略目标。国共和谈时，毛泽东集中精力着重军事，运筹帷幄，分秒必争。
   
   毛泽东的政治性格与文学风格与他的爱情一样，他是多情的而又无情的，冲动的而又固执的，机智的而又僵硬的，多变的而又顽强的，夸大狂的而又自卑感的，极度现实的而又不可捉摸的，浮躁浅薄的而又令人莫测高深的。总之，他绝对自我中心，敌乎？友乎？以我划界。他随时能够否定昨天的自我，而又抛出今天的另一个自我。他不相信任何人，但又懂得争取每一个人对他的好感。他崇拜权威而又对权威挑战。
   
   他没有一个同志
   
   毛泽东为了争取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说了许多赞美斯大林的话。抗战期间，苏日签订协议，中国人都认为苏联出卖了中国，毛泽东却说，“苏联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毛泽东恭维斯大林，甚至说：“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等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后来毛泽东斯大林翻脸了，毛又说，他以前歌颂斯大林“不过是敷衍应景之作”。
   
   中共与苏共关系中，毛泽东与斯大林有过合作。他们绝不是为了共同的理想，完全为了互相需要的利害关系。毛斯之间的长期的暗斗，斯大林要控制中共，毛泽东要清除中共的亲苏派，实际上都是权力斗争。双方打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也只是因为它是斗争的武器而已。
   
   邓小平说过，毛泽东这个人，“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整一下”。
   
   毛泽东在政治上具有多重性，在霸业上，他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在策略上，他不择手段，运用权术，对人的贬褒，全凭他的政治需要。毛泽东和周恩来斗争了一生，在中共党史上毛周斗争是个纲，也是最大的禁区。他利用刘少奇时，曾多次赞扬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的代表”。他利用高岗时。曾在陕北说：“做群众工作，我们就得向高岗同志学习。”
   
   毛泽东利用的对象不断变换，利用刘少奇时，打击的对象是周恩来，延安整风，毛刘联盟整周，文革又联周反刘。毛泽东利用高岗时，起初也利用高反周，中共建政后，又利用高反对刘少奇，所谓“高饶联盟”实际上是毛泽东制造的。
   
   毛泽东的政治战略和斗争战略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孤立敌人，攻其无备，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历史上很多毛泽东的对手，都相信自己是毛的“亲密战友”等到挨批，已经面临绝境。
   
   毛泽东是一个政治魔术师，他可以把千万人玩弄于手掌之中，又可以毁灭政敌于倾刻之间，他可以操纵和导演喜怒哀乐各种不同角色的木偶戏。文革中毛语和毛语打架，牵线的都是他自己。
   
   文革初，彭真根据毛泽东的定调提出“二月提纲”，然后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会议，清算彭真，又再由周恩来清算刘邓。毛泽东整治或打倒一个政治敌人，不须自己动手，往往制造一个政治圈套，由对方挖一个坑，再“请”对方自己跳进去。
   
   有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文革期间紧跟毛泽东到底的如李先念、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都是早年紧跟过张国焘的干部。因为这些张国焘的旧部久经党内反复的斗争偷生不易，对政治上的是非感已经完全麻木，彻底的成了绝对驯服的工具。而毛早年的亲信所剩无几了。
   
   晚年毛泽东不相信他身边任何一个同志，也有一定的原因，他的政治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在青少年时屡受歧视，他在江西苏区屡受打击，长征和抗战初期，他在党的地位仍然不断受到挑战，1942年的延安整风是毛泽东政治生命中决定性的一役。
   
   毛泽东的幽灵
   
   我在延安时所见和我后来所理解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毛泽东，这在我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一个过程。而在毛泽东方面，我的理解是，他在政治上权力愈膨胀，愈脱离群众，他的地位愈高，愈神化，也就愈腐化。笔者相信，一个人的成就有他一定的条件，一个人最后的失败也有他一定的背景。
   
   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横冲直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才思严密，中年时代的毛泽东狡猾奸诈，晚年时代的毛泽东死硬僵化。毛泽东一生利用过无数的人，在他死亡前后又被无数的人利用过。他的躯体被一部分人利用，他的灵魂又被分割为不同的人利用；如林彪，四人帮与邓派，乃至今天中国的统治者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不同提法与解释。今天我们阅读有关毛泽东复杂的资料，了解毛泽东其人，和他对现代中国的影向，的确是要非常非常冷静的。
   
   一个极端自大而又极端自卑的人，实际的内心世界一定是感到极端孤独的，愈孤独，愈疯狂，愈疯狂，愈孤独。两者互为因果。法国戴高乐时代的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劳（Andre Malraux），1965年在北京会见毛泽东，在他的记述中说，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有如一块石碑”，“像一块古铜的皇像。”“他走起路来，就像从帝皇墓冢中升起来的传奇形象。”马尔劳一再和毛泽东道别，毛一再和马尔劳说：“我是孤独的。”马尔劳在记述中说，“他（毛）的声调非常奇怪，那是辛酸，又可能是讥讽，但最明显的，还是那股骄傲之气。”马尔劳这次会见毛泽东，正是“文革”前一年，正是一个迷惘时代的毛泽东，从这以后，到死亡，毛泽东一直在迷惘之中。
   
   我又记起托洛茨基生前说过一句有关斯大林的话，他说：“不是斯大林制造了这个制度，而是这个制度制造了斯大林，所以，我对斯大林个人绝不怨恨。”上述这段托洛茨基的话，我印象深刻。
   
   毛泽东的催眠、愚民政策，封闭与无知的确是很可怕的，他不仅贻害我们这一代，甚至会贻害中国几代人。今天的中国应该彻底抛弃毛泽东的幽灵。
   
   
   
   文章来源：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3-12-16/59358025.html
司马璐：我所认识的毛泽东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