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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流行音乐/风水大师出身的开国少将/论述「中国人与猪」之关系/自由是主義之母
發佈時間: 1/20/2014 10:29:47 PM 被閲覽數: 131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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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说第二季] 第四十二期:漫谈美国

流行音乐

来源:






风水大师出身的开国少将: 曾为毛泽东父亲建坟





1949年,被战友们戏称为“风水先生”的周彬随解放大军南下到达湖南时,受毛泽东的委托,在韶山代他替父亲建坟。

  原红十三团特派员周彬少将回忆的《四渡赤水亲历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周围的山峰如剑,直插云霄,两侧的山峰夹着一条十步一弯、八步一拐的起伏不平的公路,大有一夫当道、万夫莫开之势,娄山关上只有两间茅草房,一块刻有娄山关三个大字的石碑,把守关口的敌人是王家烈的钢铁第十团宋绍奎部与守板桥金祖典部及其他两个团遥相呼应。从整个情况来看,我军要突破娄山关,不是轻而易举的。

  

  

  这位1930年参加革命,参加过五次反围剿的江西籍开国少将,还是一位风水大师,1949年解放军南下,到达南昌之时,周彬曾经受命,去韶山帮助毛泽东恢复被湘军何健毁坏的祖坟。

  周彬带领几个保卫干部,到韶山察看了毛顺生先生的坟地。过去因为是战争年代,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曾专门派过一连兵去韶山毁墓,企图通过破坏毛泽东家的“风水”,来阻挠中国革命的发展。韶山的乡亲闻讯后,连夜将毛顺生先生的墓深埋隐藏,国民党兵在韶山乱挖一气,无功而返。

  周彬将毛顺生先生的墓地细心地按原状修复后,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详细汇报了情况后,继续随军解放广西。然而当他的胞弟提出,要为他们的父亲重择风水宝地,修建高碑大坟时,却被他以抓紧时间进行生产建设、好好学习知识为由拒绝了。

  此时面对娄山关如此险峻的山路,周彬只能靠一只好脚与部队一起行军,他的另一只脚在苏区的一次战斗中受伤,由于缺医少药落下了残疾,只能拖着一只伤贾与部队一起踏上长征的道路。

  在此时红军队伍里,与周彬一样,带伤参加长征的官兵也不在少数,更何况在红花园不敌红军的黔军,此时已退守娄山关,险要的地形和黔军从制高点猛烈的扫射,成为红军正面夺取娄山关最大的阻碍。






1986年2月7日胡耀邦曾命温家

宝深夜带人外出作何事?

 

京港台:2014-1-17 22:04| 来源:凤凰卫视 |


  凤凰卫视5月11日《腾飞中国》节目,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1984年除夕当夜,在外走访的胡耀邦,从广西的宁明回到了南宁,当南宁鞭炮齐鸣,年味正浓的时候呢,他突然站起身来,说了声“走”,就抬腿出了门。陪同的人员忙问“这时候了还要去哪儿”。他说到附近农村去看看,要求准备一辆面包车,带几个人去给农民拜年。广西的同志说可以到附近郊区的安吉乡拜年,耀邦觉得郊区太近了,说或许你们事先有所准备,我想到宁明县或扶绥县去,去看看你们没有准备的地方,最后商定到离南宁大约30公里的邕宁县去。

  到达良庆乡玉洞村的时候呢,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胡耀邦呢就到了壮族老农民王正萱的家里访问。与老农一家并肩围坐在一起,向老农全家拜年之后,问这问那,问寒问暖。问老农共有几个儿子,是否已经分家,全家一年收入多少,春节准备什么年货,煮多少斤的糯米糍粑,杀多少只鸡等等。他品尝了农家糍粑之后说,好吃好香。

  1986年2月7日,胡耀邦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一行,入住了黔西南州府低矮破旧的招待所里,晚饭前向温家宝布置了一个任务,请他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特意嘱咐,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天黑后,温家宝带着中央办公厅的几个同志,悄悄地离开了招待所向郊外走去。

  那时候兴义城区只有一条叫盘江路的大路,路旁的房子比较低矮,路灯昏暗,街道冷清。他们沿着盘江路向东走了10多分钟,就到了郊外。这里到处是农田,四周一片漆黑,分不清东西南北。看见不远处影影绰绰有几处灯光,他们便深一脚浅一脚地摸了过去。到近处一看,果然是个小村子。进村后,他们访问了几户农家,黑灯瞎火的夜晚,纯朴的农民见到几个外地来的人,感到有些意外。

  晚上十点多,温家宝赶回招待所。向胡耀邦一五一十地汇报,走访农户时所了解到的有关情况。胡耀邦认真地听着,还不时问上几句。他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掌握第一手的材料。对于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





[转帖]

论述「中国人与猪」之关系



  日前,西班牙有报章发表一篇题为《中国猪》的文章,称“中国人眼镜、皮包、手机等,甚么都能造假,但造不出我们高尚的灵魂。如果中国人能把我们的道德也仿制一下,就不会成被人指着鼻子骂的对象”。 中国猪文化――西班牙人说中国人是猪,相信不仅是西班牙一国的意见,而是所有文明国家的共识。比如在一些欧美国家,甚少中文标识,但在厕所里却有明确的汉字指引“排队”、“冲水”、“洗手”。


  这些基本行为常识为何还要宣告?就是因为中国人的表现如猪一样肮脏。外国媒体冷眼看在心里,总结出中国人七宗罪:


  一、脏: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甩鼻涕甚至大小便;


  二、吵:凡有中国人所在之地,无不沸反盈天,吵闹喧嚣;


  三、抢:干什么事都不讲秩序,生怕落伍排后,逃难似的蜂拥而上;


  四、粗:表现粗俗不堪,如禁烟区吞云吐雾,餐厅剔牙搓脚;


  五、懒:商场沙发上睡觉,或马路上随意息地而坐;


  六、窘:正装场合偏偏要混搭杂装异服“中国风”,古典音乐会打手机;


  七、泼:遇纠纷毫无冷静理性表现,只知一味撤泼,哭天喊地、捶胸顿足。


  猪一样脏乱差的表现,自然与民族文化有着密切关系。行为是文化的反应,文化是行为的内核。陶杰先生就指出,中华民族就是一小农民族,而小农民族的基本性格就是:嫉妒、自私、小心眼,盯着眼前半亩烂地,以为就是全世界;人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填塞口腔和肠胃,大脑没有内容,不识推理、逻辑,天生奴才,要一个主子在他头上抽鞭子,狠狠地统治,等等。其实小农意识的特征,就是人人自私,为一己谋利,绝无集体观念,不会想到国家社会之形象利益。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就提到,江南的河流之脏是有名的,因为河不属于任何人,大家有垃圾就往里扔。对于这一点,不需要太多例证,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谚语即可敲定: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正因为有如此文化DNA,所以才为中国人赚来“猪”之评语。但是,切莫以为这又是“反华势力”对中国人的恶毒攻击,在抹黑国人。中国人自己,不也称自己是猪吗?19世纪华工去美国,中国人就称为“贩猪仔”,中国人骂人,也称对方为“猪猡”,“猪头”,所以,西班牙人骂中国人是转,不过是内产转外销。


  就连大陆作家王朔,最近也实在看不下去,忍不住站出来呛真话:“说中国人是猪,感情上不能接受,可他妈的很多事一直都在验证中国人是猪这一事实。不侵犯到自己的利益,就光知道埋头赚钱,谁死都与自己没关系,一旦伤害到自己了,马上就惨叫,叫得简直哭天抢地,然后一个大白馒头扔过去,立马又焉了,别人喊的时候它仍然埋头吃喝……。”


  把人民当成猪来养,光有此“中国猪文化”,还不能把中国人变得如猪一般。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儒释道三家,强调修身养性,保护自然,敬畏神灵,竭力保持着中国人的形像与尊严。但一九四九年开始,经由政府铲除了儒释道三家店后,再加由处心积虑的教育、管制、洗脑、迫害,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把人整得不似人形,中国人彻底沦落到猪一般的生存境界。


  不言而喻,中国人变成了猪,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就是主政者。因为猪只想着吃食、睡觉、性交、生仔,除了满足生殖本能及口腹之欲,不会追求什么言论自由、集社自由、信仰自由,更不会对主政者的圈养政策进行反抗。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要维持“猪圈社会稳定”、保障“猪栏社会一片形式大好”,方便把猪养肥了一刀宰杀或贩卖,以赚得巨大经济利益,前提就是必须把每一头猪都掌握在自己的控制下。所以除了进行时不时的武力镇压外,还要进行“每一头猪都是社会主义的好猪”等愚民教育,使之习惯并满足于眼下的局面,不作非份之想,不作越界之思,所以在这样的社会如果跑出一头特立独行的猪,对领导的命令嗤之以鼻,视生活既定的设置于无物,连此国的杰出作家王小波都要为之惊叹,并巴结羡慕地称之为“猪兄”。  


  外国人常常对中国人猪一般的生活感觉不可思议。但是他们不知道,即使是猪一般的生活,中国人也能活得其乐融融,活出极幸福的感觉出来,活出民族的自豪感出来。他们视泥污为天堂,烂菜为佳肴,臭味为熏香,茅厕为福地,滋滋有味地过着猪式生活,认为只要能吃饱饭,睡好觉,就是人生的终极诉求,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所以他们视长膘为成就,增重为功劳,能吃是本事,性交对象越多越有能力。


  为了让别人认同他们的这一套“猪社会行为准则”,他们发明创造了许多具有中国猪特色文化,比如什么吃饱饭就是最大的人权,有房子住就是人权之类,这一套歪理邪说哄哄猪当然没有问题,但对于受过现代文明教育的外国人却施之无用。因为文明社会的共识是人权从来都是指人的公民权、政治权、文化权,而非指吃喝拉撒睡的动物特性。把能吃饱饭看成是最大的人权,不要说中国人是这样想,猪何尝不也是这样想的。


  结语: 不错,这些话说出来,又会让一些骟猪们捶胸顿足,痛不欲生,暴跳如雷,泼口大骂。但没有关系,这一点本人早有预料,因为不如此表现,也不能称之为中国猪。从中国人沦落为中国猪的—大特征,就是逐渐失去自我反省的能力,对于一切批评与指责,统统归为“别有用心的阴谋”、“蓄意挑起事端”、“故意制造矛盾”。所谓闻过而终礼,知耻而后勇,对于这些中国猪们来说,已是遥远到两千多年前的事,远到两千多年前的事。他们现在所能做的,无非就是砌词狡辩,文过饰非,把精力都花去寻觅邻居的臭虫,拼命为自己寻找开脱的借口。


  但本栏以事实说话,以理性分析,对于这些义和团式的幼稚表现,向来不屑关注。文明的启化,教育的熏陶,就是要从另一个空间俯瞰这可笑的世界。唯有在此高度,无权威、无神话,真理即谎言,残暴即公义,才能看出物质极大丰富的大同世界不过也是一耙屎,万人崇敬的风流人物也是一团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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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遊的小狐狸   热血汉奸





自由是主義之母



作者:秦晖


  ◆ 記住两個托馬斯
 
 
  1999,有個日子被人忽視了,這就是空想社會主義宗師托馬斯·莫爾(1478至1535)誕生520周年和中世紀宗教審判官的代表托馬斯·托爾克維馬達(1420至1498)去世500周年。這"两個托馬斯"的生死500年祭,給人以豐富的啓示。
 
  两個托馬斯同时代、同职业(大法官)、同信仰(天主教),甚至對許多事情也有類似主张,但爲人行事、結局及身後影響却截然相反。今人都知道莫爾写過《烏托邦》,却很少人知道他作爲天主教思想家與英國大法官曾是欧洲中世紀異端審判制度的最大理論家。他于1526至1533年間連續出版了7本書攻擊当时的宗教改革與新教运動,並論證鎮压異端的必要。這一切與《烏托邦》中的"修道院共産主義"是一脈相承的。莫爾認爲路德的"異端"理論是荒謬與邪惡的,而教會應当與國王合作將它撲滅,這是上帝對撒旦的審判。作爲這種審判的范例,"在美好的天主教王國西班牙""曆来都把異教徒活活燒死"。這是"合法和必要的"。
 
  西班牙的宗教大法官就是托爾克維馬達。他被認爲是"中世紀最殘暴的教會屠夫",在1483至1498年間他共判決燒死了10220名"異端",另有6860名在逃或已死者則被缺席判處火刑(焚燒模擬像),被判穿聖賓尼陀服、抄家與终身囚禁的則有近10萬之衆.而当时的西班牙人口總共也僅500多萬,這場伴有廣場瘋狂、公判大會與戴高帽游街等群衆性歇斯底裏的所谓"信仰行動(Autodafe)"被公認是中世紀和平时期最可怕的宗教暴行。
 
  ◆ 托馬斯·莫爾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烏托邦理想主義者"莫爾完全是基于信仰的虔誠從理論上肯定宗教審判的。基于教義他相信上帝懲治撒旦是正義的,但具體地把某甲或某乙指控爲撒旦並活活燒死則並非"教義"所載。于是在司法实踐中莫爾出于良知和人文主義精神顯得極爲寬和。
  據英國學者R·錢伯斯考證,在莫爾任大法官的12年內他没有判過一例異端死刑。他對信仰的虔誠不是通過鎮压別人,而是通過不屈服于別人的鎮压體現出来的。1527年起英王亨利八世因私怨及權力欲而與羅馬教廷鬧翻,遂開始宗教"改革"。1534年他终于胁迫英國教會脫離馬羅教廷,並通過"至尊法案",規定英王取代教皇成爲英國國教教會首腦。爲抗議這些違背教義教規之舉,莫爾于1532年憤然辭职,不久又被英王以叛國之名逮捕,当时他只要承認至尊法案就可全活,但他却"甯可失去头顱也要保住靈魂的純潔",终于被處死刑而以身殉教。
  莫爾的品德在身後受到廣泛贊揚:馬克思稱他爲社會主義的先驅,天主教方面則于1935年莫爾死難400周年时由教廷正式追認他爲聖徒;而新教方面雖曾因信仰不同對莫爾批评甚厲,但近代以来也已大變,1886年英國新教当局正式爲莫爾平反昭雪,並在倫敦西敏寺等地爲他建了紀念碑,像錢伯斯這樣的新教史學家还把莫爾與蘇格拉底並稱爲曠世贤哲。莫爾的《烏托邦》雖然没有实現,但在自由秩序下他的理想主義與正直品德却成了各種"主義"各種信仰各種意识形態的人們共同的遗産。"作爲一個公正無私的法官和窮人的庇護者,他受到倫敦人的敬愛。"


  ◆ 托馬斯·托爾克維馬達
 
  托爾克維馬達則是個權欲熏心的"厚黑學"家。他本是多米尼克派聖克鲁斯隱修院院長,却不甘寂寞于方外。通過夤缘宮門他成爲伊莎貝拉女王的禦前神父,並依靠西班牙世俗王權的支持,由女王任命出任了当时通常由教廷任命的宗教審判官,他把"信仰行動"搞得十分"世俗化",其所關心的與其说是"意识形態的純潔",不如说是國王及權貴的世俗權欲與利欲。它懲罰的也未必是信仰上的"異端",而是觸犯了權貴們的一切不幸者和權势傾軋中的失利者。
 
  托爾克維馬達的媚權附势几乎不擇手段:他本人是犹太人,因天主教势大而改宗後,却出于"補償式效忠"而帶头排犹屠犹。他以犹太人富可敵國爲辭游说宮廷,打動了借"信仰"而敛財的權貴們。1492年托爾克維馬達主持把17萬犹太人(包括已皈依天主教者)全部掃地出門,制造了中世紀著名的排犹災難,而他這個大卫的不肖子孫却以同胞的血淚鋪墊了自己的進身之階。托爾克維馬達因此也惡名昭于青史,爲各種信仰的人所唾棄:無神論者馬克思斥他爲"專制政體最頑固的工具",新教史學家視他爲"史無前例的殘暴象征",而天主教史家也谴責他借信仰而營私,制造了"最世俗化的"宗教審判。
 
  ◆ "两個托馬斯"給我們什么啓示?
 
  爲什么高尚的虔信者莫爾會落得悲慘結局,而厚黑學家托爾克維馬達却能大行其道,爲惡一生並尊榮壽至78歲高齡?
 
  有信念者與無信念者之別:
 
  莫爾傳記的作者錢伯斯感叹道:真正的區別不在于天主教與新教,而在于新教徒、天主教徒與亨利的工具如克兰默們和裏奇們(克兰默是首倡"至尊法案"的坎特伯雷大主教。裏奇則是都铎王朝曆仕四王的"不倒翁",二人都是見風使舵、趨炎附势者的代名詞。)的區別。或者用《烏托邦》裏的话说:區別在于那些趨炎附势者和那些持有"烏托邦"公民所必具的信念者之間。這種信念是一種远远超越了官方所定之是非的絕對標准,即人類良知的標准。
 
 無自由时代信仰者無以生存:
  取消自由者往往正是以某種信仰爲借口的。有的純粹是盜名欺世以遂私欲,有的則可能真的以爲信仰可以經由强制来推行,莫爾在理論上支持宗教審判就是這樣。但烏托邦的信仰者没有給社會造成災難,但烏托邦中的信仰强制原則却消滅了烏托邦的信仰者自身!這裏的關鍵在于:任何"信仰"或"主義",無論它是"激進"的还是"保守"的、"空想"的还是"現实"的,"左"的还是"右"的,作爲一種思維活動都只能屬于具體的思想者個人,我可以爲我們所信的而獻身,但我不能代替你信什么並强迫你爲"我覺得你應該信"的東西而獻身。任何奉行强制原則的"主義"、"信仰"或"意识形念"都會面臨如下悖論:如果信仰能夠成爲强制的理由,則被强制者不僅無從判斷强制者的"信仰"是合理的还是荒唐的,是可实現的还是"空想"的,甚至也將無從判斷强制者是否真有信仰,從而爲全無信仰只爲一己之私濫行强制者迫害虔誠信仰者創造了最佳條件。莫爾們的蒙難與托爾克維馬達們的得势就是這一邏輯的結果。
 
 ◆ 没有自由便没有主義
 
  正因爲如此,人們才呼喚一個人格獨立,信仰自由的公民社會。這個社會與宗教審判时代的社會之別,決不能僅僅看成是"理想主義"向"現实主義"轉變之別。在当年,"理想主義"的莫爾爲人所害而"現实主義"的托爾克維馬達則在害人。而如今發達國家的公民社會中除了自由主義者以外也不乏莫爾的繼承人,只是他們中的烏托邦理想家--從欧文、卡貝、格伊恩斯、柴科夫斯基到如今欧美的公社实驗者--不會再遭到莫爾当年那樣的命运,更不會因烏托邦的不能实現而給社會造成災難。而他們中的現实主義改革家--從社會民主党人到如今的第三條道路論者--在社會福利與平等的事业上有了長足的進展,在某種意義上实踐着莫爾当年的夢想。
 
  換句话说,正如当年的宗教審判與强制时代不僅對于"異端",而且對于一切真誠的信仰都意味着災難一樣,如今的公民自由不僅爲"自由主義",而且也爲社會民主主義乃至文明社會的其他"主義"創造了發展的基礎。這個意義上的自由不等于"善",但它爲諸善之基;這個意義上的自由不是"主義",但它是諸"主義"之母。在走出强制时代、告別宗教審判的时候,無論你信仰什么"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乃至新儒家等等,都必須從信仰自由開始,一切不愿像莫爾那樣爲人所害,也不愿像托爾克維馬達那樣去害人的公民,他可以不是"自由主義"者,但不能不相信"自由优先于'主義'"。我在一篇文章裏谈到,在如今的中國可以不去爭論"姓公姓私",但不能不爭論是否公正,現在我想还應当说,如今我們可以不去爭論"姓资姓社",但不能不爭論是否自由。否則我們就不配稱之爲"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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