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首北韓新歌《沒有他會死》在網絡上流行：「他那親切的聲音，縈繞在我們胸前；不管睡着，還是醒着，彷彿暖風吹拂心底；我們信任他，像天一樣高的德行…金正恩同志，沒有他，我們會死…」隨歌而行還有萬眾歡呼，熱淚傾盆的視頻畫面，被網民冠以「神曲」，與前不久金正恩誅殺姑父張成澤的消息構成交響，驚世駭俗。
五十歲以上的中國人對此並不陌生，文革中舉國上下行禮如儀的「三忠於」、「四無限」至今難忘。更令人深思的是，這種「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愚忠在至今並沒有消失。紀念「毛誕」120周年時，曾當街耳摑一位對毛澤東有不敬言論老者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韓德強教授接受BBC採訪，堅持宣稱「毛澤東就是一個神」，而對記者質疑毛澤東要對文革中死了兩千萬人，損失浪費超過一萬三千億負責，韓教授卻不置可否。
以前常說民主國家的權力來自人民同意，而專制國家的統治者是自我賦權，未經人民同意。耳聞「神曲」，面對「毛粉」，這結論並不能完全說服人。四百多年前，被譽為「法國現代政治哲學的奠基人」之一的法官拉博埃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在其代表作《自願奴役論》（Discourse on Voluntary Servitude）中認為，若無人民的自願同意，專制暴君的權力就無從維繫。
拉博埃西指出，歷史上暴君的產生有三種途徑：選舉、武力和繼承。那些生而為王的人「將治下的人民視為他們繼承來的奴隸」。為甚麽人民持續同意被專制統治？拉博埃西認為：「確實，開始時人們是屈從於強制和暴力，但後來者卻是在沒有悔恨地服從，並心甘情願地做着前人不得不做的事情」，「因為他們甚至連自由的影子都沒有見到過，也根本不知道它，因而就不能覺察到他們在自己的奴役狀態中始終忍受的邪惡」。
另一種誘使人民同意的方法則是意識形態，「暴君為了鞏固他們的權力，經常想盡一切辦法來訓練他們的人民，不僅要對他們順從和卑屈，而且還要崇拜」。而被後人認為具原創性理論貢獻的，就是拉博埃西有關暴君「收買公眾同意」的分析：「暴君們會分發賞賜，一蒲式耳的小麥、一杯葡萄酒和一塊錢，隨後每個人都會不知羞恥地大喊『國王萬歲』。愚民們不知道，他們只不過是收回了自己財產的一小部份；沒有先從他們那裏拿走，統治者是不會給予他們的。」
拉博埃西近於悲憤地告誡人民，暴君「擁有的只不過是你們賦予他的用來毀滅你們的權力。如果你們不把自己的眼睛給他，他到哪裏得到足夠的眼睛來監視你們？如果你們不把臂膀給他，他又怎能有那麼多的臂膀來攻擊你們？」對於那些生活在以血檧獲得權力的金氏北韓和紅二代中國的無權草民們，對於被「所有權力都來自中央授予」的宣傳所洗腦的香港人民，這些話猶如警鐘長鳴。
「沒有金正恩，我們會死」，如此「神曲」的旋律，在香港也耳熟能詳。「沒有大陸，香港會死」、「對抗中央，香港完蛋」，這話出自於前港澳辦主任魯平之口，並被不少人認同，說明香港持「自願奴役」心態者大有人在。大陸向香港供水、供電及食物，原是互利互惠的市場交易，卻被認為是中央的恩賜。香港依靠自由行獲得收益，原本是將人民應該有的旅遊權利還給人民，也看成是中央施以中港兩地人民的恩惠。試問：還有多少「自由」有待開放，以獲得人民的「三呼萬歲」？！
拉博埃西主張：糾正權力的簡單辦法就是人民撤回同意，而毋須使用暴力，所以他被認為是最早的公民抗命和非暴力抵抗的鼓吹者。普選即將來臨，重溫拉博埃西，是屈從強權，還是堅守自己的權利？香港人民，請慎用你們的同意。
沈舟
自由撰稿人
郎咸平：中共式腐敗 [比晚清邪乎多了]
——郎咸平：從《舊制度與大革命》讀出中國式腐敗
當進入了清中期之後清政府也開始賣官，賣的是榮譽性的官職，像道台等，但是不補實缺，沒有真正的實權，如像總督、巡撫這類要職是不可能賣的。而且，賣官的錢也直接進入國庫，而不是進入個人口袋。所以比較起來，清政府在賣官上的腐敗還算較輕。但現在的中國呢?這種賣官鬻爵的現象是不是比當時的大清王朝、法國嚴重，我不知道。但是我們這些賣官的錢都統統直接到了官員的口袋當中，而不是政府手中。
大家已經看到，最近的反腐力度越來越大，全世界都在關注。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曾經推薦了一本書，叫《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我看完了，覺得寫得非常好，書中寫道：〝從18世紀開始，當時的第三等級，富農不會超過兩代，只要稍微攢下一點錢都會拼了命到巴黎買個一官半職。〞貪汙形態有三種，第一種叫作支出式腐敗，第二種叫作審批式腐敗，第三種叫作賣官鬻爵。這三個類型的腐敗現象在《舊制度與大革命》書裡面都有提到。於是我在新書《郎咸平說：改革如何再出發》中，將中國目前的腐敗做一個歸納、分析和分類，看看應該用什麼樣的模式來解讀貪腐行為。
中國式腐敗形態之一：支出式腐敗
什麼叫支出式腐敗?就是官員透過支出進行腐敗，也就是說當政府搞支出的時候，比如說4萬億，就是貪腐的大好時機。4萬億之後，通過政府的支出上下其手，進而從中貪腐的行為更加普遍。這個現象在《舊制度與大革命》裡面也談到過。
1740年以前，法國的總督大概有30多個，他們只負責兩件事：第一是抽稅，第二是維持治安。之後法國開始進行大量的公共建設，總督們到處修道路、修運河，開支一直在增加，因此整個政府可以說是債台高築。到了1789年，政府的債務高達45億裏佛，每一年的利息支出就是3億裏佛，裏佛是當時的貨幣名稱。你們猜一下，當時法國一年的財政收入是多少?只有5億裏佛，負債是財政收入的900%。而且僅僅是支付利息就得用去財政收入的60%，那隻剩下40%，也就是2億裏佛，我請問你這還能幹什麼事?錢根本不夠啊。因此財政不堪負荷，逼得政府不得不繼續借債，導致債台高築。更嚴重的是，就是這種透支造成當時法國官僚的普遍腐敗。
那麼，中國的情況呢?推出4萬億之後我們發現，以2012年為例，我們的各種負債加在一起是68萬億，而政府的收入呢?是11.2萬億，這是什麼意思?就是我們的負債比例高達607%，跟法國當時的900%已經很接近了。因此這麼大的支出是靠負債來支撐的，而且也使得官員有了貪腐的機會。
支出式腐敗又有兩種方法：第一種，是中間人形式。腐敗官員一般不自己拿錢，而是在幕後通過中間人收受賄賂，手段非常隱蔽。第二種方法，就是安插親信，領導可以在油水最多的部門安插自己的親信來進行腐敗。
中國式腐敗形態之二：審批式腐敗
第二種腐敗叫作審批式腐敗，《舊制度與大革命》書中也談到審批式的腐敗。什麼意思呢，我給各位做一個解釋。法國大革命前三四十年，總督全面接替貴族和教會對地方的統治，出現了所謂的審批制度。就是政府什麼都要管，哪怕是在一個偏遠省份建一個小小的乞丐收容所也要中央派來總監親自監督這些開支、制定規章，甚至參與選址。辦一個乞丐收容所，總監竟然要知道乞丐的姓名，甚至乞丐進出的準確時間。一個小鎮子要翻修一下自己的教堂，也要中央政府的批准，光是審批的過程就要一年多。所以這本書的作者托克維爾感慨：政府已經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按照這個審批制度，所有項目不管大小都要批，政府官員就從中漁利，得到賄賂款。
在中國，這種審批式的腐敗也發生了，我實在不理解為什麼什麼專案都要發改委批准，這個環節的腐敗是我們難以想像的。無論中石油的海外項目、鐵道部的千億工程，還是地方政府建設一個小小的發電廠，都需要發改委批准。腐敗人員往往在審批環節上下其手，不行賄就不給你批條子。
但是各位朋友，你以為拿到路條就可以了嗎?錯了，拿到路條專案才剛剛開始，後續的工作更多，比如：機組選型、工程建設方案、外部建設條件、技術經濟可行性論證;開展土地、環境保護、水土保持、電廠接入系統、銀行貸款等前期工作;並取得國土資源部、國家環保總局、水利部、國家電網公司和銀行等相關單位的支援性檔。這每一個檔都要相關領導簽字，都要審批，業內人士估計，整個審批鏈條加在一起耗費2000萬，其中的腐敗可想而知。
中國式腐敗形態之三：賣官鬻爵
第三種腐敗就是賣官鬻爵。《舊制度與大革命》裡面談到，法國國王們最開始是賣貴族頭銜來創造收入。因為在法國貴族是有免稅權的，這些中產階級們權衡一下發現，花錢買爵位很劃算，因為得到貴族頭銜之後不但能得到社會的尊敬，更重要的是自己不用繳稅。但是法國國王通常都是不講道義的，授予你貴族頭銜之後隨時都可以取消。舉個例子，法王路易十四一口氣把過去92年所賣的貴族全部都取消了，然後讓他們重新交錢;又過了80年，路易十五又重新幹這個事;路易十六呢，取消10萬個官員職位，然後再讓他們交錢買官。買貴族和買官的好處太大了，買貴族可以免稅，買官就可以貪汙。但是法國的官員名額不夠怎麼辦?有人甚至會開動腦筋幫助政府發明新職位，然後自己交錢去當這個官。按照書上所講的，當時法國一個中等城市大概只需要10個法官，但最後竟發展到109個法官以及126個傳令官，賣官的錢全部到了法國政府手中。
類似的問題在我國清朝也有，當進入了清中期之後清政府也開始賣官，賣的是榮譽性的官職，像道台等，但是不補實缺，沒有真正的實權，如像總督、巡撫這類要職是不可能賣的。而且，賣官的錢也直接進入國庫，而不是進入個人口袋。所以比較起來，清政府在賣官上的腐敗還算較輕。但現在的中國呢?這種賣官鬻爵的現象是不是比當時的大清王朝、法國嚴重，我不知道。但是我們這些賣官的錢都統統直接到了官員的口袋當中，而不是政府手中。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中國能否塑造世界的未来
分析過去這几十年改革開放所帶来的中國和世界的交流时，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回到“體用之爭”。在“用”的層面上，在实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層面上，中國已經走向世界、改變世界，当然世界也改變中國；但在“體”的層面上，在文化、觀念乃至制度的層面上，中國还没有走向世界，世界也没有走向中國。
從“世界改變中國”说起，顯而易見的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和世界市場是聯系在一起的。中國過去三四十年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是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扮演的是一個世界工廠的角色。世界爲中國提供的這個市場，顯然是中國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從這一點来说，说“世界改變了中國”是没有疑问的。
但從文化和制度的角度来说，世界對中國的改變不能说没有，但是非常缓慢、微弱，尤其是当這種改變體現在我們對國家和社會關系的認识上时。在啓蒙和現代化展開以後的西方，我們看到的是一種社會在上面、國家在下面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國家是社會的“打工仔”。而反觀中國，傳统的國家在上面、社會在下面這種基本模式，並没有因爲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而改變。
比如，中國最近反腐的力度非常大，十八大召開後有十余名省部级幹部落馬，這当然是大快人心的事。不過，它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模式，还是國家在上、社會在下。而再看西方發達國家的反腐模式，大多是新闻記者揭黑，包括專門反腐的NGO介入，比如美國就有Against Government Waste這種專門反腐的NGO組織。如果你去看類似的這種網站，這種Watch dogs（守門人)式的NGO組織非常多。這種社會反腐的模式和中國的國家反腐模式是不一樣的。
反過来再看中國對世界的改變。這方面最顯而易見的，是大量廉價日用品在全世界的流通。這對國外的消費者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國外制造的牛仔褲可能賣10美元或20美元一條，而中國制造的可能就5美元一條。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说中國改變了世界。
此外，我們對于能源、资源的需求，也引起其他國家的關注。我在劍桥大學教過中國政治，谈到中國外交时，我發現這些外國學生以及我的同事們，最關心的不是中日關系、中美關系，而是中國和非洲的關系以及中國和拉美國家的關系。爲什么？因爲中國從非洲買石油，從拉美買很多原材料，而對這些原材料、能源的需求和這種購買力造成的沖擊，是他們非常擔心的问題。
從“用”的層面、從經濟的層面，中國的确改變了世界。但從另外一個方面讲，中國的崛起等于中國模式的崛起嗎？最近，我看到一位大學教授發表的一篇文章，说2023年全世界將出現两極格局，所谓的G20變爲G2即美國和中國。也就是说，中國將要崛起了，大家要准備好，咱們不当領袖也不行了，咱們实力到那個份兒上了。這聽起来当然非常鼓舞人心，個民媒體上每天也是這樣的論調，認爲中國崛起了，西方人妒嫉我們，因此我們要寬容、大度要理解這一點。
中國在國際上真的有這么大的影響力嗎？如果單從GDP算，的确可能除了美國以外，其他國家很難和我們比。而且，中國較之于其他國家的优势越来越大。但是，在硬实力之外，在軟实力方面，我們真的能夠塑造世界的未来嗎？我們怎么衡量中國所谓的價值觀方面的影響力？一個比較直觀的可能不太严謹的檢測標准就是，当這個世界各個地方發生危機或者问題的时候，大家的眼睛是往哪看的？比如说巴、以發生沖突时，誰来解決问題，是美國还是中國？
你是否具有足夠的國際影響力，你是否能在軟实力上征服世界，不是自己说了算的，而是別人怎么看你，別人對你有什么樣的期待。至少到目前爲止，中國还缺少這樣的軟实力。在世界的危機或问題發生的时候，在制定規則的时候，大家的眼睛並没有盯着中國。從這個角度来说，中國改變世界的能力和程度还不足。
所以，無論是世界對中國的改變，还是中國對世界的改變，在“體”的層面上都非常有限，這種改變更多地停留在器用層面上。
清華大學的史天健教授2010年年底去世前，他曾經做過一個調查，研究中國人對民主的看法。在去世之前的几年，史老師其实是一個比較保守的人，他試图論證中國人對民主的看法，是所谓的民本主義的看法，而不是程序式的看法。這也是胡鞍鋼教授的觀點，他認爲中國是“人民社會”的觀念。但是，在史天健老師生前最後一篇文章裏，他發現中國人對民主有程序性認识的，要多于對民主有民本性認识的。
怎么樣使中國真正走向世界、使世界真正走向中國，這是要年輕人去完成的任務。
（作者系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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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更多的侏 … 儒，更多的抑 郁 症 患者，更多的冷…血…动物，更多的药 ……家… 鑫式的暴
徒……培养出来这么多相互残害的货色，对人民百害无一利，对封建统治者最好，这一些货色不会造…反！ “儒家就是儒犬，是为了皇帝服务的虚伪君子的代名词！满嘴满篇仁义道德，全心全意吃喝嫖赌，天天呼唤礼义廉耻，时时不忘坑蒙拐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