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写博： 今年的格莱美颁奖典礼之于我，失望远远大于惊喜。不仅仅是因为自己喜欢的几位歌手空手而归，另外还有几位歌手的获奖让我惊讶到瞠目结舌。我不喜欢XXXX，打心眼里不喜欢，对于她的音乐我持保留意见，纯属个人口味问题。我不喜欢她的主要原因是她的个人作风。或许除掉她沉溺于吸毒和酗酒所花费的时间之后，她仍然能有足够的空闲来做一张好唱片，但是这样的艺人我不欣赏，而且我也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会欢迎一个瘾君子成为艺术行业的主导。并且格莱美一向排外，而格莱美却把综合类与流行类的多个重要奖项颁发给这个初出茅庐的X国女歌手，更难以置信的是还没有亲自到场领奖，这是以往的格莱美极少发生的情况（歌手没有到场却成为最大赢家）。

還有人道: 本以为会给我带来惊喜的盛大的第56届格莱美就这么在我还没回过神儿的时候落幕了。也许正如很多人所说的，现今的更多欧美乐迷早已不再把格莱美当作风向标了，在XXX，甚至XXX的面前，格莱美连屁都不算。而格莱美近年来越来越向商业低头的作风也让它成为众矢之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作为国际最高最权威的主流音乐界的奖项，格莱美所获得的关注依然是相当广大的。作为众多关注格莱美的普通乐迷中的一个，我真的希望格莱美能好好检讨一下，不要再像今年这么“失控”了！

 

本人以為，怎么可能失控,一个行业大奖,再也找不出艺术家们重视程度能超过GRAMMY的音乐奖, 虽然有时候会有些奖项会有争议，但是毕竟不多。
既然认为格莱美屁都不是，然后又诸多抱怨....没看明白，反正是绿了。

反而，格莱美奖颁奖礼上的奇葩表演直播令人在Twtter上大吐槽: 18+、-全不宜看，Hahaha...让人搞得自己跟大牌似地... 满嘴咱咱咱滴，忒恶心....

看一些出自 Agence France-Presse、DailyMail 的照片吧，呵呵・・・

 

Jay Z placed his hand on Beyoncé's bottom as he pulled her in for a kiss mid-song at the Sunday night awards show

 

 

奇文共欣赏：国内各种专家教

授官员奇葩言论集

来源: 天愚

什么叫二？这就叫二！  

任正隆（全国人大常委）：“起征点太高就剥夺了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

王益民（福建顺昌县文管办主任）：“我们在宝山顶上考古发现的墓是孙悟空和其兄弟的合葬墓，这很好地证明了孙悟空是我们福建顺昌县人！”

王炜（国家“畅通工程”专家组组长，东南大学交通学院院长）：“中国城市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自行车的污染比汽车更大！”

王旭明（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教育就像买衣服，买不起就不要买”、“媒体呼吁援助穷孩子是无知”、“没钱就别接受高等教育”。

邓亚萍：“普通老百姓的政治觉悟和思想境界不高，很可能会被媒体放大，有损于我国的国际形象。”“人民日报62年来没有假新闻”。

李剑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我们不能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低工资是我们的优势，否则，外国投资都跑到越南等工资比我们低的地方去了。”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腐败和贿赂是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虞孝感（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三峡工程将成为大空调，将让重庆人享受冬暖夏凉的美境。”

顾云昌（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建设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从数字上来看，居民收入涨的比房价涨的还快，房价涨的比收入要慢。如果按照全国平均的预算价，房价是下降了，也就是说买房更容易了。”

茅永红（全国政协委员）：“老百姓的住房观念有待改变，现在很多人买不起房就埋怨政府和开发商，是不对的。”

陈华伟（全国人大代表）：“现在说房价高，但没人叫你去广州买，也没人叫你去深圳买，你回老家买就可以啊！＂

傅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的房地产，媒体起了很不好的作用。现在媒体的主力记者几乎都是80后，他们正急需买房，写新闻都带有他们的主观性。”

梁蓓（全国政协委员）：“我觉得80后男孩如果买不起房，80后女孩可嫁给40岁男人。80后男人如果有条件，到40岁再娶20岁女孩也是不错的选择。”

刘德（重庆市气象台台长）：“重庆普遍42℃高温实际上不热，是空调让人变娇贵了，人们皮肤耐热度也越来越差，是人的感觉出了错。”

张惟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哲学、法律专家）：“（外地人）素质比较低，长期没有工作后，往往会铤而走险，给社会治安带来不安定因素。北京城市发展并不太需要这些人”。

张凤林:（吉化总医院副院长，医药专家）：“苯在燃烧前有较强的毒性，但在燃烧、爆炸后就在瞬间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因此对人体没有毒副作用。”

何计国（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主任，食品安全专家）：“只有‘严重’的重金属污染或者是农药超标‘太多’才能叫做不安全食品，因为苏丹红毒鸭蛋中苏丹红含量‘非常’低，所以大家不必担心。”

陈同海（中国石化董事长，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每月交际（公款吃喝玩乐）一、二百万算什么，公司一年上交税款二百多亿。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

范继祥（中电联副秘书，电力专家）：“我们（电老虎）为国家做这样大的贡献，而且（高额）收入是合理、合法的，为什么社会对我们这样憎恨呢？”

孟凡超（桥梁专家，九江大桥坍塌事故技术安全鉴定专家组组长）：“九江大桥的设计标准已超过了国家标准！”

唐舰（原克拉玛依市教委副主任）。在造成288名中小学生和36位掩护学生的教师死亡的惨绝人寰地克拉玛依火灾悲剧中，涉嫌名言：“学生不要动！让领导先走！”

谢百三（复旦大学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虽然存在贫富悬殊、医疗昂贵、就业困难等问题，但这些都是次要的。几十个国家留学生在北大、清华、复旦等各大高校留学，这与盛唐当时情况极相似。而且中国政治局势空前稳定！”

吴博威（全国政协委员，山西医科大学叫兽，副校长）：“‘红包’也可看做医患感情交流的一种方式，这种可利于医患关系和谐发展的良性互动应被社会认可”。

魏翔（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在休息与休闲时间方面，中国人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在闲暇时间保有量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和英国”。

田文昌（北京市首届“十佳律师”）：“对于公费出国旅游，我认为很难轻易就说它完全符合贪污罪，现在这种公费旅游、公款吃喝的现象太普遍了，如果都简单地往贪污上靠，贪污罪的发案率得有多高啊？”

余秋雨：“你们受灾以来的杰出表现，已经为整个中华民族赢来了最高尊严，因此，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

王兆山（山东作协副主席）：“废墟下的自述：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倪萍：“在人大的会议上举手表决时，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或弃权过，因为我热爱这个国家。”

严琦（全国政协委员）：“关闭社会网吧改由政府开办。”

朱军（全国政协委员）：“大学生从事掏粪工作可能会改变中国的掏粪现状，并且无论是在思维，还是掏粪工具的使用上，大学生都具备优势。”

宗立成（全国政协委员）：“医改如果成功了，是全国人民的悲剧！”



什么叫昧良心？这就叫昧良心！

什么叫恬不知耻？这就叫恬不知耻！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自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史称1976年“天安门事件”，在这次事件中群众与军警是否产生过冲突，整个事件到底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吴忠将军的秘书李维赛对这起事件进行了回忆与澄清——

　　吴忠少将处理的“天安门事件”究竟有没有死人

　　“天安门事件”平反前，社会上流传这次事件死了很多人，血流成河。平反后，中央两次派人深入各单位、各医院太平间、火化场等调查，结果证实没死一个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身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吴忠将军，肩负不同寻常的使命。他在粉碎林彪和 “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立下了不朽功绩，他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有目共睹，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言“吴忠有忠”。在“文革”动乱岁月，吴忠在京工作十年，经历严峻考验，“出污泥而不染”，确非易事。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巨星陨落，天地同悲。“四人帮”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以中央的名义，强令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献花圈，竭力降低悼念活动的规格。

　　周总理的灵堂只能设在北京医院的一个仅数十平方米的简陋房子里，连一个省军级干部去世后的灵堂都不如。负责警卫工作的吴忠忍着悲痛，气愤地问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是谁决定的？吴德长叹一声，说：“在哪里向总理遗体告别，市委提出了几个方案，上面只让在这里进行，我们只能服从中央的决定，对不起总理他老人家了。”吴忠向总理遗体三鞠躬，流着眼泪默默地走了出去，心中气愤难平。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当年3月底、4月初，北京市各界群众不顾“四人帮”的阻挠，纷纷走向天安门广场，以敬献花圈、朗颂诗词、发表演说等形式，悼念周总理，怒斥“四人帮”。

　　吴忠怀着对周总理的深厚感情，为人民群众的自发行动而高兴。他指示在广场执勤的部队维持好秩序，帮助群众把花圈摆放整齐，以便群众参观瞻仰，同时加强巡逻，防止失火。

　　4月3日，天安门广场上摆满了花圈，吴忠指示警卫部队引导群众将花圈摆放在长安街路北金水桥南的灰观礼台上。当灰观礼台也摆满花圈后，吴忠又指示天安门管理处开放金水桥北的红观礼台（历来仅供国内外贵宾观礼），让群众上去摆花圈。

　　“四人帮”为压制群众的悼念活动，一再向北京市领导施加压力，要市委阻止群众送花圈、戴黑纱、佩白花。吴德在会上表态要“服从中央的指示”，实际上是阳奉阴违，没有向下传达。吴忠与卫戍区负责同志反复商量，决定“软顶”，只是例行公事地执行警卫职责，维护广场秩序，不干预群众悼念活动。

　　4月4日清明节，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十几天以来，广场上人数少时数万，多时数十万，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没有发生挤、踩伤亡事故。早在4月3日，吴忠即与吴德及市委秘书长周家鼎等同志商量，邀请各界群众代表征求对花圈处理的意见。代表们要求将花圈摆到4月6日，到时群众自己取回。

　　4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与会者开始时已基本上同意北京市委的建议：4月6日收花圈。不料，江青接到密报，说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有人发表演说骂江青。“四人帮”借机在会上大闹起来，说北京市领导为反革命提供讲台。江青指着手表说：12点了，清明节已经过去了，马上把花圈撤了，还指名要吴德立即把发表演讲的人抓起来。

　　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不能不执行。市委连夜调了200台车，将大部分花圈拉到八宝山，将一部分制作精致的摆在中山公园。

　　5日上午，几万人涌向人民大会堂和广场指挥部索要花圈，群众越聚越多，群情越来越激愤，少数人开始砸汽车、烧广场指挥部。

　　上午9点多钟，人民大会堂告急。大会堂负责人打电话要吴忠派部队保卫大会堂，汪东兴也几次催促要卫戍区部队立即出动。

　　吴忠经过与卫戍区领导集体讨论，上报中央军委批准，从城外部队调8个营进城。吴忠命令部队一不带枪支，二不带棍子，徒手执行任务。由于民兵派出去之后，大会堂东门局面依然如故，没有丝毫好转。上面一再电话督促：“部队什么时候出动，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中央等待答复！”

　　中午，卫戍区增援部队到达大会堂附近待命。吴忠在历史博物馆看到广场上人山人海，几次拿起电话，又几次放下来，难以下达出动部队的命令。

　　4月5日，政治局会议把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革命群众运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决定当晚8点合围天安门广场。

　　当吴德和倪志福带着政治局的决定，到卫戍区与吴忠等人研究如何执行时，吴忠内心根本不同意把广场上悼念总理的群众当反革命看待，他首先想的是如何保护群众。

　　5日，从下午起连续广播经中央审查过的吴德讲话，意在促使广场上的人群离开。同时在广场周围路口设置劝阻站，许出不许进，借以减少广场上的人数。晚8点前后又两次开了广场全部照明，意在警告人们离开。市委领导虽然苦心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广场上人数还是不少。为了让更多的群众有时间离开险境，吴忠一次又一次提出迟滞行动的托辞：当天是星期天，集中民兵难；先到的是商业系统的民兵，女的多，执行这种任务难……

　　“四人帮”频繁“督战”，吴忠则一拖再拖。他知道公共电汽车晚11点收车，广场上群众会有大批人赶末班车回家。直到夜里11点，吴忠才下令行动。

　　合围清场时，广场上只剩下200多人，都聚集在纪念碑附近，没有发生冲突和伤亡。吴忠指示公安局对200多人区别对待，除带凶器和传单者留下审查外（不到50人），其余大多数人在天亮前通知他们所在单位领回去。

　　事后，“四人帮”指责吴德、倪志福和吴忠把人都放跑了。他们三人私下议论：“这次冒着生命的风险，总算避免了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