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重提毛泽东和黄炎培著名的延安“窑洞对”，又引发出人们新一轮对历史周期律的反思和讨论。当然，这也刚好契合了中共十八大以来势头越来越旺的反腐败运动。这种契合使得对周期律的讨论更具有现实意义。
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以来，人们对中共如何走向未来的讨论多了起来。无论海内外，人们总是喜欢把中共和前苏联共产党作比较，希望从苏共解体的历史中学到足够的经验教训，因为苏联模式对中共的影响的确非常巨大。不过，这种比较也容易忽视一个基本的事实：尽管从组织形式上看，中共和苏共有很多类似和相同，但两者都是各自历史文化的产物。苏共是俄罗斯文明的产物，而中共是中国文明的产物，两者所处的文化导致了彼此巨大的差异性。
把中共的前途，放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来考察，更具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黄炎培所讨论的中国历史周期律，对中共的参照意义远较苏共对中共的参照意义。
历史的周期律问题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学者所思考的问题。自从近代清王朝解体之后，中国的政治精英走上了一条寻求建设一个新制度体系的道路。总体上看，建设新制度体系是要向西方学，但也免不了要总结中国本身的历史经验教训。黄炎培所做的，也就是把那个时代人们所思考的问题带给了毛泽东。当然，毛泽东本人也不可能不了解当时人们的讨论，他所给出的标准答案，也同样是那个时代人们所思考的结果。
当时的人们对中国历史的周期律，做了很多理论和经验层面的研究。总体说来，人们发现一个历史周期基本上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新王朝的建立期；第二阶段就是在这个新制度下寻求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王朝走向兴旺或者顶点的过程；第三阶段是开始衰落直到解体阶段。三个阶段之间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界限。
人们在研究历史周期律的时候，往往把重点放在最后一个阶段，即衰落和解体的阶段。实际上，各个阶段都是可以加以反思的。在第一阶段，是新王朝的确立，但不是新制度的确立；是旧王朝的再生产和复制，而不是旧王朝的转型和新制度的创立。当然，历朝历代的新王朝也会建立一些新制度，但新王朝的总体架构和前朝并不会有什么巨大的变化。在第二阶段，人们的注意力就是把新制度所能带来的“解放生产力”的作用用足，求得最大程度的发展。旧王朝被推翻，既得利益被解体，革命对经济造成的破坏等等因素，都有利于新王朝的经济发展。不过，这个时期的主题并不是改革和创新。随着王朝开始走向顶点，体制所体现出来的更大的特点就是保守，不求进取。既得利益开始壮大，不再是继续做大蛋糕，而是开始分赃。同时，既得利益也开始扼杀改革和创新，专注于维护自己的利益。当然，在这个阶段，也会出现一些为了朝廷的利益的改革者和制度创新者，他们提出各种改革方案，试图改变现状，实现朝廷的可持续统治。不过，所有的改革会触动既得利益的利益，因此他们往往没有好下场。
第三阶段最有意思，也最具有借鉴意义。中国有一个传统，人们总是喜欢借古讽今，把现实和从前王朝的末代皇帝统治时期做比较。这个时期的变化和所体现出来的特点，可以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领域。体制外的力量开始从边缘地带崛起，从边缘崛起到最后夺取政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不确定过程。如果仅从体制外的力量本身来看，夺取政权的机会实际上很小。中国数千年历史里，只有明朝可以说自下而上成功夺权，其它更多的都是被镇压。在王朝的解体过程中，尽管体制外的力量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更重要的是王朝本身，也就是体制内的因素。没有体制内部的因素，外部力量很难真正动摇现存体制。
王朝衰落有共通特点
每一次王朝衰落有几个共通特点。首先，王朝内部既得利益已经长大。这些利益都是新王朝建立之后成长起来的，在建设新王朝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已经失去了前期的进取精神。它们不再继续创造财富，而是开始通过掠夺方式获得财富，并且也掌握着国家的绝大部分财富。更重要的是，它们也开始扼杀一切改革动议，视一切改革者为敌人。一旦改革触动他们的利益，就会群起攻之，杀之。
第二，在这个阶段，王权本身往往处于弱势状态，大多权力分散在既得利益手中及与其有紧密关系的官僚体系之中。既得利益大多是王室大员，但他们绝对没有王室的整体利益观念，仅视国家事务为皇帝个人的事情。他们能够对皇帝构成最有效的制约，因为这个群体往往是王权的内在组成部分。官僚系统也就是（宰相）相权方面，往往也和这个群体有紧密的关系。相权本来就是要为皇帝服务的，但这个时候，相权往往被各个既得利益所分解，成为既得利益的工具。严格说来，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明确的王权，王权被分解在体制内部的各个部门。
第三，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进入恶性循坏。皇帝要通过改革既得利益和官僚机构来消解体制外的力量已经变得不可能，往往转而依靠国家暴力机器（往往是军队或者特务组织），通过镇压的方式对付体制外力量。但这种镇压往往显得无效，造成更大、更多的对立，继续促使体制外力量的成长。在很多时候，皇帝连动员军队的权力也被既得利益和官僚集团所制约。
第四，随着体制外力量的崛起，体制内部的一些既得利益开始和体制外力量沟通甚至结合。当然，这些既得利益不是为了改革，而是为了寻求自身的安全，免除其个人利益或者家族利益受损。体制内从权力分散状态走向分裂状态。因此，体制内的一些既得利益实际上为自下而上的反叛提供了机会。体制内部的分裂是体制外力量崛起的前提条件。
体制外出现的反叛力量尽管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但其本身往往不足以推翻现政权。在反叛力量崛起过程中，有另外两个群体的加入至为关键，即知识分子和中下层的体制内部官员。这两个群体在反叛力量中起领导作用，往往是知识分子作“智库”，而中下层官僚作未来的掌权者。知识分子不难找，历朝历代，总有很多怀才不遇、对现状不满、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的知识分子。中下层官僚是体制内的一部分，知道体制如何运作、体制的问题出在哪里、如何在未来建设一个新王朝。同时他们又是一线政府官员（如果用现在概念来说），了解社会为什么会反叛、社会需要什么、如何动员社会等等。这个群体也决定了在推翻旧体制之后，所建立的新体制往往仍然是旧体制的翻版，他们所做的只是在王朝体制内部做些所谓的制度改善或改进。
对如何走出这个周期律，毛泽东和黄炎培都指向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精英所追求的“民主政治”。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听了之后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黄炎培，在谈论民主政治的时候，实际上都指向了体制内、外的关系，或者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这里面又包含几层意思。改革和变化的动力要从体制外而非体制内寻找。既得利益靠不住，因为既得利益所追求的都是私利私益。改革不可避免要依靠体制外力量。如果改革意味着克服既得利益，很难通过依靠既得利益来进行改革。
但同时，改革又意味着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问题在于要找到一条依靠体制外力量来推进改革的道路。
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方法，唐朝思想家柳宗元在《封建论》已经做过论述。他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可以分为三层，即王权、大户和民。“大户”就是现在所说的既得利益和官僚阶层，“民”就是社会力量。在柳宗元看来，如果皇帝（王权）的改革行为遇到了“大户”的阻力，就可以依靠“民”来克服既得利益。
既要依靠体制外的力量来推进改革，同时又要避免自下而上的革命（或者社会运动），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动员社会力量搞不好就会演变成社会运动甚至革命，这需要当政者找到有效的方式来结合体制内外的改革力量。反腐败就是其中一种有效的手段。
在“跳出周期律”的内容中来理解今天的“反腐败运动”的意义就不是一件难事了。在这个内容中，反腐败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反腐败本身，而具有了反周期律的意义。人们总是从统治者的合法性问题来看反腐败。官员的腐败往往导致统治者的低合法性，甚至失去合法性。因此，历朝历代都需要反腐败。如果统治者失去了合法性，也即失去了统治国家的“天命”，体制外的力量就可以起而推翻之。不过，反腐败运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推进改革，即通过消弱和超越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把改革进行下去。
今天，既得利益无处不在，它们都以各种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很难说，既得利益的存在是不正常现象。同样，在一些情况下，既得利益追求自身的利益也很难说是不合理的。不过，正是因为既得利益追求的仅仅是私利，往往和社会的整体利益相悖。再者，现在的既得利益已经长得足够大，演变成为一个个自我封闭的集团，有效阻碍着任何新利益的产生。如同传统社会，既得利益往往视任何改革为“敌人”，通过各种方式阻碍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既得利益已经进入政治范畴。中国社会现在一些主要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仅仅是经济既得利益集团，而且在演变成为政治利益集团。正如在传统社会，如果这些集团分解了整个政权，历史周期律就不可避免地要重演了。
因此，人们可以把今天反腐败运动的意义，放置于反历史周期律的内容中来理解。不过，正如毛泽东、黄炎培延安“窑洞对”所揭示的，反腐败运动是否可以转变成为反历史周期律，还需要取决于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体制是否能够向社会足够开放，能否依靠社会力量。第二，能否建立一个新制度。如果反腐败运动的目标仅仅限于修补旧制度，可能仅是延迟历史周期律的发生。只有依靠社会的力量，在削弱既得利益之后，确立起一套向社会开放的新制度，才能真正跳出历史周期律。这也就是中国今天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挑战。
考古学家在土耳其湖泊中发现一座
千年古教堂(图)
京港台：2014-1-29 03:11| 来源：环球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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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教堂有将近1500年的历史。
1月28日电 据外媒27日报道，考古学家在土耳其布尔萨省(Bursa)伊兹尼克湖(Iznik
Lake)中，挖掘出一座将近1500年历史的教堂，且据信它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500年。
土耳其乌鲁达大学(Uludag
University)考古学系教授沙辛称，科学家先在湖滨下20米看到这座教堂的痕迹，他们正在不断挖掘，希望获得更多线索。
沙辛说，拜占庭建筑专家还在研究这座教堂的主人是谁，不过外界猜测，这座教堂很可能就是某些基督教书籍提到的圣彼得教堂(St. Peters
Church)。
沙辛称，这是一座长方形廊柱大厅式教堂，包含3个圆柱。罗马时期，这种建筑被用来作为会堂。他还说，基督教在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虔诚的基督徒便开始兴建类似结构的教堂。
报道称，随着挖掘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关于该教堂的更多细节将会对外公布。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另一面：陈毅被抛弃内幕(图)
千里 wencuecity
已故中共副主席、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兢兢业业的形象，非常符合世俗的道德传统。特别是去世后的周恩来，被中共树立为道德楷模，被请上“神坛”；而在当今 互联网上，又有人把周恩来打入“地狱”。周恩来在文革期间力保陈毅一事，是中共官方津津乐道的。而作家司马清扬、欧阳龙门在著作《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中 分析指出，“周恩来保陈毅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不能触及毛泽东的底线，还有一个潜规则就是周恩来当时是否处于‘危险’状态。”以下为书中《周恩来“保陈毅” 的真相》全文摘录。
 1971年12月26日，陈毅在病榻之上留下生前最后一幅照片
周恩来在文革初期与陈毅的关系并不仅仅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战友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类似于刘少奇与彭真的关系。如果陈毅倒了，周恩来就失去了一面屏障。在经过 前期的周恩来与康生的通力合作下的工作之后，借刘少奇出国之际，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一举拿下彭真。当中央要派周恩来出国时，正值北外学生坚持 要打倒陈毅之时，周恩来要陈毅替其出国。虽然此举未果，但是毛泽东此时也没有要打倒陈毅的想法。陈毅在文革之初对毛泽东的支持，使其安然渡过了“批判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但是在“大闹怀仁堂”中的出格表现，陈毅被毛泽东认为是无可救药的人。但是当时的情况决定了周恩来要死保陈毅，同时毛泽东对周也说要保， 但是背地里又说不保。造成这一情况的发生的原因在于毛泽东在当时还不能和周恩来撕开脸面。于是在外交部周恩来处于两难，一个是要支持毛的文革路线，一个是 造反派是要打倒陈毅。此事让周恩来备受折磨。直到1967年的8月底，这一切才得到改善。但是当到了1971年庐山会议的时候，毛泽东要整林彪，周成为是 唯一可以借用的主要力量。此时的陈毅已经被周恩来抛弃了。
一、在“一批二保”的前提下力保陈毅
文革发动之初，陈毅就因为工作组问题陷入了麻烦。第一外国语学院的学生起来造反，要打倒陈毅，因为陈毅派出刘新权工作组镇压了学生。当时正值亚非作协会议 召开，时北外学生又说参见会议的中国作家中有黑帮，要冲击会议，而会议恰恰是由陈毅主持。当在周恩来要陈毅代替他出国未成之后，就要求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 傅崇碧派兵严加保护陈毅的安全。
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后，陈毅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并且在华东组传达了毛泽东在8月4日指责刘少奇的话。但是陈毅的“大嘴巴”、敢放炮的性格还是不那么招人 喜欢。周恩来告诫陈毅：“不要讲话！”而且在周恩来的一手安排下，陈毅于1967年1月24日做了检查，成为第一个被解放出来的副总理与部长。
为此，周恩来在1966年12月3日、13日、26日、67年1月3日连续同北外学生见面，做工作，强调中央不同意打倒陈毅。1967年1月9日，周恩来接见外事口造反派联络总站代表。在这些接见中，有人当面顶撞周恩来。下面是其中的一幕：
（有人说要打倒陈毅）总理说：“我反对，我不能接受。这样简单不行，我可以和你辩论一番，但我现在不和你们辩论。
一外有的同志说，不是打倒陈毅，而是要把陈毅烧成红通通的无产阶级外交家。”（答：现在没有这些标语了，而是要打倒！）
总理说：“没有开辩论会，怎么能这样武断，烧烧我不反对！”
1月10日，江青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也代表毛泽东表态：
“目前有股风，把斗争锋芒对准我们军队的某些好同志，对准中央及国务院的一些好同志。如陈毅同志说过错话，写过诗词，说话有过头的，有不正确的，我跟他当 面争执过，这个同志不是两面派，他有错误就改，他可以和我争得面红脖子粗，最后承认了。但陶铸不能，他和王任重背后搞我们，甚至镇压我们，所以这种情况能 不能一样？（群众答：不能！）对陈毅同志不能采取对刘邓、王任重、陶铸那样的做法，而应该同志式的批评他的错误，承认他的工作。”
江青还在讲话中提及陈毅的历史上的功绩，是支持毛的。
陈毅的检查稿是经周恩来反复推敲、再三修改的“检查稿”。陈毅作完检讨后，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都讲话，表态肯定了陈毅的讲话。毛泽东先行审阅过陈毅的检查稿，陈毅检讨后又批示：很好。
在毛泽东表态和周恩来的全力支持下，外事口造反派联络总站主编的《革命造反派》刊登了其一把手张殿清的表态：“我们欢迎陈毅同志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陈毅是我们的红司令。”于是直到3月下旬，外交部内的秩序基本上是平静的，陈毅与造反派之间的合作是愉快的。
对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周恩来还是特意要照顾的。1967年1月，毛泽东支持上海夺权，周恩来也随之引导外事口夺权。周恩来打电话告诉时任外办副主任李一 氓：“你们不革命！应该成立战斗队。”接着陈毅也打来电话：“哦，革命还要下命令啊？你们为什么不夺权？”“外交部已经夺权了，我们自己人不夺，别人可要 来夺了。自己外办的情况，什么情况，到底清楚些嘛，这是我和总理研究了的。”
2月16日，陈毅在怀仁堂的中央碰头会上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 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嘛？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 嘛？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陈毅的这些话是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事后整理的，并经过周恩来、康生核对过的。
当陈毅讲到周当年曾在延安整风中挨整一事时，周立即表示：“应该检讨，整得对嘛！我有错误，对当时的批评，从来没有意见。”陈毅敢当着周的面，挑拨离间， 胆子够大的。周岂是如此能轻易被挑拨的？当陈毅讲了对毛泽东有影射的话后，周恩来又是马上接过来说：“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开会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周恩来叫王力整理出来一个2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王力在会上读了，并核对情况。陈毅表示 异议，说有一句他没有讲，要去删掉。周恩来当场驳斥：“讲是讲了，不要删了。”周还在此处特别注明：“陈先挑拨康老，后挑周”。周恩来保陈毅还是有条件 的，那就是不能触及毛泽东的底线，还有一个潜规则就是周恩来当时是否处于“危险”状态。
陈毅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当天晚上，陈毅又发了七个小时的牢骚。陈毅说：“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不提毛泽东思想，也作为一百条罪状之一，这报告是 毛主席、政治局决定的，我一直是在场的。前一时期大字报很有水平，现在的大字报越写越多，字越来越大，水平越来越低。打倒朱德，打倒贺龙，中央根本不同 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元帅，怎么一下成了大土匪了呢？朱德今年八十多了，这样搞，人家骂你共产党是过河拆桥。你们谁都不相信，只相信毛主席、林总、总 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六人，承蒙你们宽大，加上五个副总理，才十一人。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十一个人是干净的？我不愿意当这个干净的，把我拉出去示 众！”
但是陈毅同时又说：“受迫害的同志不要报复，你过去把我打成反革命，现在我要把你打成反革命。请将我的意见转告他们不要报复，否则就成不了大事。有几个人 没有反对毛主席？很少。林付主席没有反对过，很伟大。我反对过两次，后来承认了改正了错误。搞一点黑材料有什么了不起么，年轻人要学会有很宽阔的胸怀，宰 相肚里能撑船。我整过很多人，人家整我的也不少，彭真、陆定一就整过的黑材料，我不怕，我看也不要看。受打击最多，受委曲最大的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的 威望最高。”
但是陈毅在“二月逆流”中的表现无疑让周恩来失望，让毛泽东恼火。2月19日，李先念和谭震林来到陈毅家，告之毛泽东发了震怒。陈毅顿时慌了手脚，当晚就 找了周恩来，并当即写了封信给毛，要求当面说清情况。但是未见答复。接着，陈毅又写了第二封信。毛终于答复，但是信中一大段是说历来犯错误的改也难，结尾 是“见面有期，稍安勿躁。”
3月下旬，陈毅卷入“二月逆流”、在怀仁堂放炮的情况终于在社会上传开。4月5日，“批陈联络站”成立，总共有外交部联络站、北航红旗等35个单位参加。 4月21日，联络站召开全部“揭发批判以陈毅为首的部党委在干部问题上执行刘邓资反路线大会”。陈家康在大会上揭发了陈毅在部党委会上说过“干纲独断”。 意指这是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不满。由此，陈家康被周恩来多次点名为“跳梁小丑”，以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5月11日上午，“批陈联络站”下属十几个组织上街游行，要求陈毅到群众来接受批判。当晚，周恩来连续两次接见外交部各组织代表。但是在会谈中，造反派成员对周恩来显然是表现的“大不敬”。下面是部分对话节录：
周恩来：外交部要揪陈毅的问题，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他还是外交部长，还参加外事活动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意见，中央也还要讨论，不能群众大会一通过，中央就批准。
造反派：你不是主张陈毅到群众中来的吗？
周恩来：我们要制造环境。现在你们揪去，群众一起哄，喷气式飞机一坐，这怎么行？！
一同学：我们就是要批判。
周恩来：批判错误可以，但不能揪人。批判错误也还要创造条件。
群众：什么条件？
周恩来：大中小“三结合”，商量好了，我陪他去。
群众：好几个月，有反复嘛！我怎么知道他二月份又出了事。有反复，你也知道，何必问我。
一同学：陈毅不到群众中来，心里有鬼。
周恩来：他心里有想法。你们想想，你们几个队伍游行，把他揪去像什么样？
“六·六”代表：5月4日，我们就给陈毅去了照会，他到现在也没回答。
周恩来：5月4日他已经患肠炎了。几个造反派齐声地以命令式的口气说：你把陈毅交给我们，我们不会搞游街，你要相信群众。
周恩来说：我说过，还要商量具体的方式，还要创造条件。你们在这里不要给我施加压力。
……
造反派：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
周恩来问：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们强加于我，我要抗议。说着，周恩来转向联络站代表，你们证明，我说了“三反分子”啦？你们提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
使陈毅真正陷入困境的就是这个1967年的5月。批陈联络站多次提出要批斗陈毅，但是周恩来认为时机未到。经过多次争论后，周恩来同造反派达成协议：第一，批陈会要待安排好了再开；第二，先在外交部开小会，然后到外语学院等单位接受批判，大中小会结合。
4月30日，被印度尼西亚驱逐的中国临时代办姚登山回国。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姚登山既让造反派有了一个可以取代陈毅的人选，也被周恩来看成是陈毅的备用胎。一旦陈毅真的倒台，姚可以成为周恩来在外交部的代理人。后来形势逆转，姚登山被周恩来一脚踢开，则是后话。
姚登山一回国，就受到周恩来的垂青。在周恩来的运作下，姚站在中间，左挽江青，右搀毛照了一张相。如此殊荣在中共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周恩来两次提出让姚 登山参加抓部党委的工作，参加“三结合”的临时业务领导小组。但是姚登山以工作不熟悉为由，没有参加。姚登山在外交部积极执行周恩来交代的任务。姚登山更 是在8月26日保护陈毅时立下汗马功劳，但是此事后来被渲染成周恩来一人的功劳。
毛泽东对陈毅是什么态度？王力说，毛泽东说这辈子他就要保两个人，一个是朱德，一个就是陈毅。毛泽东还说：“群众喊打倒陈毅的口号就让他们喊，没有什么了 不起。人家要打倒，就打倒一下嘛！”“现在在我们国家里，群众提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没有什么了不起。”毛还举例子说群众喊打倒朱德、打倒陈云、打倒 陈毅的口号，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这个指示，竟然没有向周恩来传达。
1967年8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阿尔巴尼亚专家时表示他赞成“打倒陈毅”的口号。毛泽东说：“我对陈毅也没办法，就是要红卫兵给他点压力……将来保陈毅也要靠红卫兵。”毛泽东的这个说法是模棱两可，陈毅难道要由红卫兵来决定其命运？
毛要假手群众批判陈毅，周恩来要保陈毅，但是又不能对毛发动起来的群众泼冷水。周恩来处于两难。对于周恩来来说，一直不同意“打倒陈毅”的口号。毛泽东又 公开认可了外交部造反派组织攀险峰对陈毅提出的口号“一批二保”。这对周恩来来说，意味着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看法。更重要的是根据时任陈毅秘书杜易的回 忆，毛泽东在1967年五一节期间两次私下对陈毅说“我是保你的”。周恩来显然会从陈毅处得知此事。
而此时期的周恩来，正是在文革中遭遇到第一次“伏击”。1967年的5月至8月份，北京一些激进的造反派、红卫兵提出要“动一动”总理，“烧一烧”。针对周恩来的大字报还上了街。
关于周恩来同陈毅的关系，毛泽东说：“整陈老总的也就是整总理的。把陈毅打倒了，你周恩来也就差不多了。”对于这一点，连造反派也供认不讳。一个造反派骨干曾赤裸裸地扬言：“不打倒陈毅，就不能打倒周恩来！”
“720事件”后，整个中国局势急速左转，在此大背景之下，周恩来也不得不同意陈毅到群众大会上接受批斗。1967年8月一共开了八次批判陈毅的大、中、 小会。外交部开了三次小会。周恩来对批陈小会抓的很紧。什么时间，怎么开，哪些人发言，发言内容均须事先经过周恩来审定批准。可以说凡是造反派的“批陈” 大会，周恩来都“事必躬亲”，每场必到（笔者注：除了27日晚上的除外。）。
8月7日，王力发表了一通关于外交部的谈话，主题内容就是肯定揪陈是正确的，说外交部夺权不彻底。王力在其回忆录中对此多加辩白，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此讲话 大大加剧了外交部的冲突。陈毅接连受到群众批斗。8月11日与27日，陈毅也两次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王力还说，毛主席和总理要我过问外交部，在主席那 里说的。王力在这次谈话中还对姚登山解释了他和周恩来之间的不同。姚登山问王力，“不是总理不同意‘打倒陈毅’的口号吗？”王力回答说“总理身份不同 嘛。”
显然，由于毛泽东公开说的和私下对王力讲的不同。虽然周恩来可以从陈毅处得知毛泽东的底，但是周恩来不可能公开亮出。以至有些造反派认为中央文革（特别是 王力讲话之后）和周恩来之间是有分歧的。周恩来对此非常在意。一方面，周恩来对于来自造反派、红卫兵的攻击表示：对我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刷 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面。另一方面，对于造反派等质疑的周恩来同中央文革是否保持一致，周恩来多次声明， 他和中央文革之间是亲密无间的。
8月22日，火烧英国代办发生之后，周恩来紧急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对此事及夺外交部大权提出严厉批评。周恩来说：“你们目无中央，是无政府主 义。我们没有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指夺外交部权），事前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外，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外交大 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权力，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我在你们心里没有威信。中央文革与我 之间，你们没有任何空子可钻。”周恩来又说：“你不要从王力同志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不到。你们把外交部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都封了，也不给中央打报 告，我找谁办事？部党委几个人你们都点了名，说某某是三反分子，你们都有通令，完全目无中央。”
8月27日，李富春代表周恩来出席“彻底批判陈毅大会”。李富春说：“你们提出陈毅必须向毛主席低头认罪，提出陈毅不投降，就坚决打倒他，我都赞成。但是 你们有的同志提出‘打倒陈毅’，我看还不是，你们勒令陈十天交出检查，我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刚才陈伯达特地打电话告诉我，要我说一句：总理和中央文革是 一致的，现在有的人想挑拨是办不到的。”
8月19日，外交部发生造反派封部党委夺权事件。毛泽东在21日终于明确表态：“最近，我们的外交部热闹了，他们要把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打倒，哪谁当外 交部长、副部长啊？……”接下来，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对陈毅，我也不高兴他，但我一个外交部长也难呀！所以，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笔者 认为这也是上述8月22日周恩来同造反派谈话口气非常硬气的原因之一。8月27日，周恩来变得益发强硬。周恩来怒斥造反派：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 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火烧英国代办，使得外交部的局势逆转。外交部的运动开始转向。特别毛泽东在1967年的8月底开始右转，要批判极左思潮，要搞大联合。外交部开始抓坏人和 清理““五·一六””。1967年10月，毛泽东批示：造反派不听周总理的话，还叫什么造反派？矛头对准周总理，就是对准我、林彪。周恩来10月18日作 出查封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的指示。但是陈毅的形势却不乐观。
批极左，全国出现了一股为被错误批判的人和事翻案的现象。外交部也不例外。1968年初，外交部出现了三张批判“打到陈毅”的大字报。其中最著名的是 “91人大字报。”此时恰恰是“反击右倾翻案”时期。从2月到4月期间，周恩来独此给予严厉批评。周恩来说：九十一人大字报是老保翻天，反攻倒算。无论周 恩来是否是假戏真做，周恩来自1967年9月就提到要谨防“二月逆流和右倾翻案。”1968年4月1日，周恩来再次谈到此大字报时讲：翻案风有各种形式， 极“左”也可以为“二月逆流翻案”。因为极“左”是同右合作的，是保护右的。现在反右是主要方面，要反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要击退为“二月逆流” 翻案风。
二、在事过境迁之后抛弃陈毅
八届十二中全会在1968年10月份召开。陈毅作为“二月逆流”的代表再次被批。在这次会上，批判“二月逆流”的调子和规模都大大超过以前。为了批判方 便，周恩来特意把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安排到各个分组里去接受批判。周恩来也点名批判并揭发了陈毅：“中央文革曾保过聂，但他对中央文革反而不满。也保了陈 毅、徐向前，都不满，竟说：‘不要你们保’。好像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正确。陈毅同志在一次欢迎外宾时，红卫兵也去了，他大骂红卫兵 ‘你们来干什么！我的检查是逼出来的，是假的。’”
在十月三十一日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议上，毛泽东特意点了陈毅的名字。毛泽东说：“对这些老同志（指参加‘二月逆流’的人），还是选他们当‘九大’代表； 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你有右的方面的资格。”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作为右的代表无疑于反革命。这对陈毅实际上一种 侮辱，事实上也是这么做的。
在“九大”期间，陈毅在华东小组继续受到严厉批评，并把陈毅从井冈山到“二月逆流”的各种“反党罪行”来了个彻底清算。个别和陈毅熟识的老干部也跟着围攻 陈毅，说陈毅“一贯反对毛主席。”经过这翻折腾，素有“大炮”脾气的陈毅也被整的没有脾气了。甚至连初出茅庐的王洪文都可以直指陈毅的鼻子骂：“今天，我 们要把这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当面送给陈毅同志，希望你能和大家一起，彻底清算自己！”陈毅连声应承：“应该清算……应该清算……我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 犯有严重错误，承蒙上海党选我当‘九大’代表，我很惭愧，我一定要……”直到大会秘书处的吴法宪把徐景贤、王洪文叫到办公室去，传达周恩来指示，批陈要 “适可而止”，并说“下一次会议是否就不开了？”吴法宪同时还说：“这次‘九大’，要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毛主席指示：要保证这些卷进‘二月逆流’的老同 志选上。”
“九大”并没有正式宣布罢免陈毅的外交部长的职务，却安排他请病假，由姬鹏飞任代理外长。陈毅可以说正式“失业”了，后来又根据中央的统一安排，下放到石家庄。
作为中央委员，陈毅参加了1970年的庐山会议。没有想到，本想这次抓住机会，表示自己立场坚、也可以趁机一报私仇的陈毅，再次翻了船，结果整出个“二陈合流”。
此时的形势已经不同于1967年。由于林彪带头攻击了文革干将张春桥等人，毛泽东大发震怒。对于文革，毛泽东不能容忍任何人否定。自然对于自己的得力大 将，毛泽东是一护到底。但是事前，没有人会认为在林彪和张春桥之间，毛泽东会选择张春桥。但是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认定攻击张春桥就是攻击文革，攻击文革就是 攻击毛本人。此等情况下，周恩来成为可以说是毛泽东要借用的唯一的主要力量。陈毅自然也就不再是周恩来的“门户”。
历次会议陈毅都被安排在华东组。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上，陈毅被批得“体无完肤”。这次，陈毅提出换个组，于是周恩来把其放到了华北组。8月24 日，陈毅发言。陈毅说：以前我错了，这回我非跟上不可。陈伯达发言之后，陈毅第一个表示支持，说完全同意陈伯达的发言。陈毅还说：毛主席是天才，是经过几 十年锻炼出来的天才。……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我愿站在林副主席这一方面参加战斗。别以为我靠边站就不能保卫毛主席，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 人在墙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有人质疑陈毅是否有资格讲话。陈毅说：我怎么没有资格讲话？我没有保卫毛主席的资格了？陈毅又做了第二次 发言。
结果，受到攻击的张春桥等人在江青的带领下找毛告了状。毛泽东在8月25日下午召集中央常委和各大组组长会议，下令中断讨论和学习林副主席的讲话。风云突变！
8月26日，周恩来和康生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康生说：“你们要交代，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怎么形成的？你们长时间串通一气，还有陈毅这个反革 命分子……”吴法宪当场反驳：“陈毅是中央委员，他什么时候成为反革命分子了？”周恩来当时没有表态，当吴法宪讲话之后，才说：“康老的话错了。”未曾想 到的是，8月28日，当林彪为吴法宪等人开脱时，说不同意康生讲的陈毅跳出来的说法，陈毅同吴法宪等人也没有联系。周恩来则说：陈毅是跟着陈伯达来的，发 言表示同意陈伯达的意见。这个说法是“两陈合流”的说法源头！后来扣到了康生的头上。
1970年9月6日下午，历时十五天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九届二中全会宣告闭幕。徐景贤回忆说：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毛泽东在讲话中，有一句话使全场为之惊愕，他说，这次庐山会议是‘二陈合流’。
九届二中全会后，在传达陈伯达的罪状中提到：陈伯达同“二月逆流”某些人勾结起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对此，陈毅的夫人张茜非常生气。陈毅自己说：这次庐山 会议上，我讲了对主席的敬佩，认为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有天才这样一段话，就把我搞成“二陈合流”，真是莫名其妙，冤枉也。
“林彪事件”之后，11月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当叶剑英走进会场的时候，毛泽东对与会人员说：你们不要再讲‘二月逆流’。”毛泽东 同时编造谎言：“‘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就气 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同时毛泽东叫叶剑英把此话转告给陈毅。但是叶剑英并没有转达。在场的周恩来也没有传达。
1972年1月2日，周恩来去医院看望陈毅，丝毫没有向陈毅透露出一点信息。
直到次年1月6日，毛泽东再次对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 下。”周、叶当场核对了记录后才去告诉陈毅。但是此时陈毅已经毫无反应。张茜退出并病房后，十分生气的说：“为什么不早来？这时候已经听不见了，传达有什 么用！”
陈毅去世后，毛泽东却借机做了场“政治秀”，表达了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的一丝慰问之情。但是陈毅的悼词修改之处，却折射出其应有的内含。
根据当事人刘岩的说法，周恩来对其所拟的悼词草稿修改的主要部分是删去一短句，增加一长句。他用红笔勾出的一短句的全文是“一贯忠于人民忠于党，为中国人 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增写的一长句是：“有功亦有过，但他功大于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 敌后作战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扩大新四军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毛泽东在审阅周的报告时批了两处文字，一处批在报告的首页上：“基本可用。删去两 段。”一处批在悼词稿的第二页上，即周总理用红笔勾出的一短句和增写的一长句旁边：“前面已作了结论，后两段均可不要。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并用红铅笔将不要的两段话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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