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常年出口保持顺差，赚回来大量美元，按照正常市场规律，人民币会迅速升值致进出口平衡。为了不至于升值过快而保持更多出口，必然需要多发人民币来对冲美元，因而人民币需求增加，保持升值趋势。

对内对外的一升一降之间，人民币“外升内贬”非常明显。特别是人民币对内贬值，导致人民币在国内越来越不值钱。由于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上涨，生产制造业普遍出现不景气乃至赔本赚吆喝，许多企业面对外单“望而生畏”，甚至出现破产躲债或“跑路”现象。

人民币“外升内贬”，意味着手里的美元随着人民币升值缩水，兑换成人民币又因为国内通胀继续贬值。特别是货币超发已经成为中国发展之路上的“隐形炸弹”，随时可能爆炸。1996年中国的M2仅5万亿左右，2000年只有13万亿，2008年是47.48万亿，到了2012年，M2逼近100万亿，达到97.42万亿，2013年，超过110万亿。事实上，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货币大国。中国的GDP约为美国的1/3，却支撑着美国1.5倍的M2，发行量远超美国，接近世界其他国家M2总和。

如此印钞速度确实惊人！过去10年，中国各地平均房价上涨了5至10倍。中国楼市显然成了吸收货币的最大资金池，而货币超发为房价大涨以至地方融资平台疯狂举债提供了足够的弹药。

人民币“外升内贬”，最大的受益者是政府，政府有天然的通货膨胀冲动，这不仅在金属货币时代表现为偷工减料，劣币取代良币，表现在纸币时代，就是非常轻易地启动印钞机，实行量化宽松向市场放水的政策。

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实行量化宽松政策，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而作为非国际货币的人民币持续超发受影响的只是本国国民。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向全球输出通胀，人民币大量发行只能在国内泛滥，其通胀之苦完全由国民来承受。人民币“外升内贬”的主因，根源在于世界货币地位的缺失，以及人民币对冲机制，强制结售汇造成的大量外汇占款，中国大量出口只是赚到了痛苦的通货膨胀。

人民币没有货币危机的转嫁能力，没有给企业带来创新能力，也没有操纵全球资源的能力。由于经济增长带来的投资需求，中国依靠货币超发维持出口，而不断向市场投放人民币来购买美元抑制人民币升值，进一步加剧了人民币“外升内贬”的尴尬趋势。也就是说，中国赚的美元越多，老百姓手里的人民币反而越不值钱。

截至2013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3.82万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央行要多发24万亿人民币基础货币来对冲。经常项目或贸易顺差过大，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央行必须回购美元，从而被迫投放基础货币。超发货币又推高了通货膨胀，房价上涨楼市火爆就是最明显的通货膨胀。

如何应对人民币“外升内贬”的难题，最好的办法是让人民币尽快成为欧元、美元之类的准世界货币，通过全球贸易中人民币的结算身份，强化人民币的购买力水平。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扩大内需，大幅降低进口食品、服装、鞋帽、化妆品、婴幼儿商品等商品关税，使琳琅满目的进口商品进入千家万户，从而大大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

来源：经济观察报

    来源：多维新闻网
    
     多维博主单于发表博文揭露了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邓小平能够得以保全，全靠一封给毛泽东的告密信。

    
    博主按：信中邓小平指名道姓地大量揭发和告密昔日战友，林彪、刘少奇、陈伯达、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等人。并在信中承认自己：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并表态：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信的最后语气诚恳地说自己最大的错误：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 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他还特意向毛泽东做了保证，称自己永不翻案：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 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 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 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 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 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 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 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 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 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 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 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 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 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 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 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 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 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 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 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 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中美舞林冠军对抗赛]20140128 震惊美国的张傲月(高清720P)

范似栋

   1. 賽說:"从叶、杨的回忆看，没有刘邓什么事。"果真如此,為什麼錄音問題的報告要「時任劉少奇的秘書」吳振英一起寫?事情發生在毛的身邊,關劉少奇的秘書什麼事?如果吳當時不是劉少奇的秘書,而是機要室副主任,那麼資料中也說到事後「劉少奇的秘書也受了處分」。常理來說,中共首長的秘書不經授意,在重大問題是不會自作主張的。
   
   2.賽說: 装在卧室（不论是专列还是住宅），都无法用“录音、方便秘书”来解释，但当时（1961年），就是解释过去了，叶子龙等被处分。這裡「就是解釋過去了」,是不是指一種意料之外,本來是過不去的,但結果卻過去的意思,也就是說存在一種可能性,毛故意放了一馬?參照李志綏的書,故意放一馬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李志綏書中說: 「毛自然也清楚，康一民、罗光录、录音员刘只不过是奉命行事。对於火车专列、武汉梅园招待所及杭州的汪庄中的人，毛都没有过问。毛说：“这些人什麽都不懂，什麽也不知道。”毛认为这是中央这几个人，也就是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的行动，采取的特务手段。结合这些年来反史达林的经验，他认为这是反他的准备行动之一。很自然，从这时起，他对中央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都在文化大革命时爆发出来。」
   
   3.在我們的討論中,我把「明的」和「暗的」錄音的意思說混了。這裡我重新界定。我們討論的錄音有兩種,一種是毛曾經同意的,對象是: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做出明文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另一種錄音對象是: 「毛泽东的任何谈话。」這可是兩種不同性質的錄音,所以毛才會大發雷霆。賽先生誤會了我的意思,為什麼我說他誤會呢,因為他說錄音都是暗的,意思是放在看不到的地方。我不是指錄音器的位置擺放,而是指錄音的性質。可以擺在台面上的,可以公開拿出來說的是明的,不可以擺在台面上的不可以公開拿出來說的是暗的,這才是我所說的「明的」和「暗的」區別。
   
   4.在北京日報的文章裡有一段話,應該引起我們大家的注意。「在杨尚昆的日记中，震动一时的“录音事件”似乎就这样过去了。然而，据我了解，历史并非这般轻松。至少有两件与“录音事件”有关的事情，杨尚昆的日记中没有反映出来。」我認為,很可能真正的真相被中共掩蓋了,而錄音事件很可能正是毛對劉少奇恨之入骨,並不惜一切代價搞文革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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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這幾天我和賽昆先生的討論:
   
   范似棟:劉鄧置毛於死地,為什麼這樣說?
   毛是個正常人,有正常思維。
   毛經常搞鬥爭,也經常害人,所以對政治鬥爭的警覺心很強。
   蘇聯赫魯雪夫作秘密報告,揭露斯大林,毛怕不怕中國也有人搞這樣一套?
   文革前毛就經常提到中央出修正主義,說明毛很怕。
   劉鄧在毛身邊裝竊聽器,毛的私房話被竊聽下來,萬一這些錄音在中央全會上放出來呢?
   不管劉鄧怎麼解釋,有一萬個理由裝竊聽器,只要毛有正常人的思維,毛一定認為劉鄧會加害於他。
   將心比心,你是毛的話,你會輕輕放過劉鄧?
   
   赛昆:“窃听器”本是毛的秘书提议装的，他本来也知道
   只是没想到装到专列上。毛、刘、周的秘书都受处分。
   像小左说的，黄俄头子之间都是简单的事。像这事：秘书都喜欢录音，否则记错了会有麻烦。
   
   赛昆:是叶子龙提议装的。会议室装，至于专列大概不是装在卧室，而是办公室。老毛搞女人以为没人听见，结果被听见了，所以大发雷霆。
   
   范似棟:從會議室到專列,性質大不一樣。
   在會議室裝錄音機,是明的,是毛的秘書提議的,但專列上裝竊聽器,那是暗的,總不會是葉子龍提議的吧。
   
   赛昆:“明的”是你想当然，都是暗的。专列也有会客室。毛在北京的卧室没装，专列的卧室肯定也不会装。俺前帖的“卧室”，指的是专列的卧室。
   装在卧室（不论是专列还是住宅），都无法用“录音、方便秘书”来解释，但当时（1961年），就是解释过去了，叶子龙等被处分。
   老毛发脾气，是他在专列的会客室耍流氓曝了光。
   
   范似棟:明的是指對毛的會議講話錄音,暗的是指對毛的所有聲音錄音
   明的可以用方便秘書來解釋,暗的如何解釋?
   明的毛曾經同意,暗的毛絕對不會同意。
   明的可能和劉鄧周的秘書有關,但暗的如何辯解?
   出事了,當事各位當然要解釋,但明的可以解釋,暗的如何解釋?
   解釋不通,毛也就算了。為什麼?將計就計,表面上裝糊塗,實際上下狠心。
   
   赛昆:谁告诉你是“明的”？你编了更多的故事。“解释不通，毛也就算了”——这是你编的故事。根本不需要解释，因为没有在卧室装。
   据现有公布的说法，事实是：全部都是暗的，都不是摆在台面有讲话筒的那种。
   毛的卧室没有。现有回忆表明，全是会议室会客室的录音设备。
   这是《北京日报》据相关人员回忆说的：“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
   “叶子龙的回忆录中看，对毛泽东的录音始于1958年11月。”
   从叶、杨的回忆看，没有刘邓什么事。
   
   范似棟:明的是指對毛的會議講話錄音,暗的是指對毛的所有聲音錄音
   明的可以用方便秘書來解釋,暗的如何解釋?
   明的毛曾經同意,暗的毛絕對不會同意。
   明的可能和劉鄧周的秘書有關,但暗的如何辯解?
   出事了,當事各位當然要解釋,但明的可以解釋,暗的如何解釋?
   解釋不通,毛也就算了。為什麼?將計就計,表面上裝糊塗,實際上下狠心。
   
   附《北京日報》有關文章
   【来源：北京日报】
   　　上世纪60年代发生的“秘密录音事件”，导致杨尚昆、叶子龙等一大批同志遭到迫害。拨乱反正后，中央重新审查了此案，并为有关人员彻底平反。巴人同志的这篇文章，根据当事人的日记及回忆，梳理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对我们了解那段历史很有裨益。——编者
   
   
   一1961年4月26日晚，正在河北省保定市调查研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突然接到中办副主任龚子荣的电话，要求杨尚昆务必于第二天下午赶回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竟然能够迫使位于中共高层权力核心的杨尚昆不得不中止调研计划？当晚，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
   　　4月27日下午5时20分，杨尚昆回到北京。在永定门车站，他“当即向小平、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回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处于中央一线工作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彭真汇报，看来此事非同小可！
   　　当晚，杨尚昆又找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秘书康一民“谈了一下情况”。第二天上午，杨尚昆又找到龚子荣、曾三(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档案馆馆长)、邓典桃(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鉴(时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秘书长)等人谈话。
   　　4月29日上午，杨尚昆找到叶子龙(时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康一民、王敬先(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三人谈话。下午3时至5时，杨尚昆召集叶子龙、康一民、王敬先、高智(毛泽东秘书)、罗光禄(毛泽东秘书)、龚子荣等人，商谈“关于录音问题的情况”。
   　　至此，方才明白:这些天来搅得杨尚昆吃睡不宁的，正是震动中央高层的所谓“窃听器事件”(也称“秘密录音事件”)。
   　　二,从叶子龙回忆录中获知:1961年，毛泽东为在他的专列上安装录音线路的事发了一次大脾气。
   　　毛泽东为何大发脾气？根据毛泽东生前的一些警卫员、服务员的回忆文章，情况大致是这样:1961年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完后，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专列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泽东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秘密录音”的事情就这样闹大了。从杨尚昆的日记的注释和叶子龙的回忆录中看，对毛泽东的录音始于1958年11月。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准确、更完全地保存党中央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的历史文献资料。录音工作的建议是叶子龙首倡的。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和中办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觉得有责任利用现代化的记录手段，“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叶子龙回忆录》)，他曾多次向上司杨尚昆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过这个建议。从以后的结果看，最高权力层面似乎是接受和执行了这个建议的，毛泽东本人也是认可了录音的做法的。毛泽东曾对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叶子龙回忆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做出明文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毛泽东看过这个规定，表示同意。
   　　然而，问题又出在这个规定上。譬如，有些会议，恐怕中央领导同志是不愿意录音的。这又该怎么办？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中苏关系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当时胡乔木插话，还有录音呢。毛泽东批评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叶子龙立即让录音员停止了录音。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毛主席外出录过音。”(《叶子龙回忆录》)
   　　问题又来了。既然对毛泽东的录音工作是中办机要室的正常业务，那为什么毛泽东会多次批评录音工作；既然1959年11月杭州会议后叶子龙再也没有派人跟随毛泽东外出录音，那么1961年春季“录音事件”的录音者又是谁派的？是谁决定对毛泽东的任何谈话都要录音的？反过来问，对毛泽东的任何谈话都录音的做法，是否符合毛泽东曾经审定的那个规定？
   
   　　三,4月30日上午，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时任刘少奇秘书、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三人写出关于录音问题的报告，杨尚昆看了后，提出修改意见，让康一民再去改正。处理完此事，杨尚昆又找来中办副主任龚子荣谈话。
   　　是日下午，杨尚昆找来中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南海管理局局长赖祖烈谈话。当天，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惟心情紧张，极易疲乏。”看来这几天确实把杨尚昆搞得心烦意乱，又惶恐不安。他一改平时半夜2时睡觉的习惯，当晚12时便上床了。5月2日下午，杨尚昆向刚刚返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录音事件”。当晚，杨尚昆仍感“心情不安、坐卧不宁”。5月3日、4日，杨尚昆两次与康生商谈“录音事件”的情况及其报告；差不多同时，杨尚昆也多次找叶子龙、康一民谈话。

　5月8日晚，杨尚昆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第二天上午，杨尚昆乘火车，再去河北保定调研，16日下午返京。然后，在两天时间内，他接连同汪东兴、康一民、吴振英、曾三、李富春、蔡畅、田家英、罗光禄等人谈话。在5月18日的日记中，杨尚昆写道:“汪东兴同志电话告诉了一些情况，心情不安，看东西也难于看下去。”
   　　第二天即5月19日上午，杨尚昆找到龚子荣谈话，“心情特别不安”。下午，杨尚昆主动到邓小平和李富春工作处，“把消息告诉了小平同志，请他考虑如何做法”。究竟是把什么消息告诉了邓小平、又要邓小平考虑什么做法，杨尚昆日记中均未透露。
   　　5月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又在一起商谈了关于录音问题的处理意见。
   　　6月中旬，作为录音事件的影响后果之一，便是中央决定田家英任中办副主任，以加强领导。6月24日下午3时半，杨尚昆召集有关人员，“交代洗掉过去的录音带问题，彭真参加”，后又“约汪东兴谈取消各首长处的日记问题，彭真参加”。
   　　在杨尚昆的日记中，震动一时的“录音事件”似乎就这样过去了。然而，据我了解，历史并非这般轻松。至少有两件与“录音事件”有关的事情，杨尚昆的日记中没有反映出来。
   　　一是毛泽东于1961年1月底至4月初外出视察期间，发现还有录音情况，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指示汪东兴报告中央书记处查办。同年4月，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秘书都牵连进去，都受到处分，确实是耐人寻味的。二是同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
   　　依杨尚昆当时的地位和身份，他不可能不知道以上两件事情。可是，他的日记中却没有反映。
   
   　　四,“秘密录音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暴实际上远不止处分了中共最高三位领导人的秘书和通过了中央书记处的一个决定，叶子龙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所谓‘秘密录音’一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如徐子英、王诤、林海云、李伍、黄赤波、任兆祥、王芳、吕展、郭向民、谢滋群、朱汉雄、苏汉华、狄飞、丁兆甲等许多同志。”尤其是“文革”期间，有的同志因此案甚至被迫害到家破人亡的地步！叶子龙本人也因此案被监护审查了七年之久。(《叶子龙回忆录》)叶子龙的回忆录写有“窃听器事件”一节，可见此事对他政治生涯打击甚大，伤害甚烈。
   　　拨乱反正以后，党中央重新审查了“秘密录音”一案。1980年3月24日，中办政治部做出了为叶子龙平反的决定，其中说:所谓“在毛主席身边设窃听器”，“进行秘密录音活动”，纯系诬陷不实之词。同年5月10日，中办党委批复了平反决定。紧接着，同年10月23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中办《关于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秘密录音”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说:一、“杨尚昆同志在原中办机要室的录音工作上，从来没有搞过阴谋活动。过去在党内外公布的有关杨尚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错误，是不存在的，建议中央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二、“借录音问题强加给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等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统统推翻，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三、“1961年1月至4月的录音，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同志是没有责任的，因而1961年给他们的处分是不适当的，建议中央予以撤销。”四、“鉴于所谓‘秘密录音’一案株连人员很多，影响很大，建议中央将这个复查报告批转有关单位，以消除影响。”(吴足观摘自《历史学家茶座》第二辑。文章主标题原为《蛛丝马迹之于历史》，现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巴人，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文中引文未标明出处者皆引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日记》)
   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原著：李志绥 第二篇 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
   
    一九六一年二月，也就是春节後不久，我们乘毛的专列前往广州。
    汪东兴一上路似乎就有不好的预感。毛此行带了更多的女人。汪东兴出发後便跟我说：“两个女的赛过一面锣。”
    这次随行的，除车上的女列车员之外，毛还带上两个女机要员、一个托儿所的幼儿老师，她教过我的大孩子李重。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位很善良而老实的年轻幼儿教师。原来她在中南海的舞会上，多次与毛交往，从而密切起来。她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离开北京最远的地方只到过香山。毛这次带她出来，是让她开开眼。
    一位高级军官妻子也同行。她看上去有四十几岁了吧，黑黑的，头发在脑後挽了一个髻，面容沉肃。那位妻子和毛在延安时就熟识了，一九四九年以後，被送去苏联学习，回来以後同军官结婚。
    江青知道这段往事，一直想整她和她丈夫。彭德怀做国防部长的时候，江没有办法。一九五九年後林彪上台当了国防部长，江借林彪的手，要整她丈夫。这次这位妻子是向毛求援来的。
    一路在火车上，毛曾叫军官妻子到他的车厢几次，每次出来，面色都很忧悒。到杭州的当天晚上，毛又叫她到他的的住室去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清晨，一位女机要员来叫我，她说，军官妻子一夜没有回房间。我们去找她，发现她坐在湖边的石头上哭。毛当天便叫人给军官妻子买了一张火车票回北京去了。这事我一直弄不清原委结局。
    离开杭州，去武汉，中经长沙，火车停在长沙郊外黑石铺机场。毛召集湖南省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和省委几个人到火车上谈话。
    毛与幼儿老师在他车厢内面混很久後才姗姗出现。张平化和湖南省省委书记之一王延春在隔壁车厢里等了很久。
    王是河北人，保留着农村中蹲着谈话的习惯，一直蹲在沙发上。会谈开始後，我、幼儿老师、两位机要员到火车下面散步。
    机要室录音员刘凑过来，同我们一起走。大家正在说说笑笑地走着。刘对着幼儿老师说：“今天我可听见你说话了。”
    她愕然问刘：“你听见我什麽话？”
    刘笑着说：“主席见张平化书记以前，在卧车里，你不是催他起来穿衣服吗？”
    她又问：“还听到什麽？”
    刘嘻嘻地笑着说：“都听见了。”
    这时不止是幼儿老师，两位机要员都呆住了。幼儿老师脸色大变，急忙走回火车上去。
    张平化他们谈过话後，毛说休息一下就开车。幼儿老师马上去找毛。她向毛讲了火车上安装了录音设备。
    随後毛把汪叫去他车厢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汪向毛讲，他调回来，这是第一次外出，不晓得谁让录音的。汪出来以後，专列便向武汉全速驶去。
    叶子龙和高智都下放劳动去了。机要秘书只有罗光禄一个人。汪将罗和录音员刘叫来。
    汪说：“主席问我，是谁让录音的。我说不晓得。我这次调回来，第一次外出。原来带些什麽人，照样带这些人。录音员是以前都带出来的。主席让我审你们，录音到底是怎麽回事情？还说，要将录音员关起来。我说，不要关了，跑不脱。”
    汪让罗光禄说说，录音是怎麽搞起来的。罗说，他也不清楚，为什麽装，什麽时候装起来，都不知道。这事要问叶子龙。
    汪说，叶子龙已经下去劳动了，怎麽问得到。汪又问刘。刘说，领导指示他每次跟出来录音，他照领导的指示办，别的都不知道。
    汪瞪了刘一眼说：“领导上叫你录，你就录。主席同身边人随便闲谈，你录下音来，也是领导上布置的？”刘不讲话了。
    汪又说：“这简直是没有事找事。你们要录音，事先又不告诉主席，又乱录一阵。
    我怎麽同主席讲？”汪让罗和刘坐着等他，又到毛的车厢去了。
   车到武汉是清晨四时多。大家下车到了梅园招待所。汪带着刘和招待所的一个电工，又赶到火车上去拆除录音设备。
    我因为很疲乏，到招待所後，立刻进房睡下了。等我睡醒，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
    我走到二号楼汪住室旁的会议室内。室内桌上摆着录音机，机音带，电线，各种小收音喇叭，一大堆放在那里。毛命令汪东兴、康一民(机要秘书室副主任)、罗光禄、录音员刘站在桌子背面，拍了几张照片，注明是对毛进行秘密侦察录音的人证物证，并将照片存档为证。
    康一民是乘飞机从中南海赶来武汉的。康对汪很不满意。康说汪应该明白，没有中央几位领导人同意，无论杨尚昆或者叶子龙都没有这麽大胆。康认为汪没有在毛面前说点好话遮掩过去。
    汪说，这个事，以前没有任何人打过招呼，这次是毛发觉的，怪不上别人。吵的结果，由汪去向毛报告，就说是机要室会议科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以後好写党史。毛听了以後更加生气，说：“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赫鱼晓夫式的黑报告？”以窃听他私人对话的方式撰写的党史，只有可能是黑报告。
   毛私生活的放纵早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因此毛最大的恐惧还是在对他权力的潜在威胁。毛经常出巡全国各地，会晤地方首长干部的作法是种政治策略，以此来越过庞大的党的官僚体系，直接和地方领导接触。毛不愿意他在地方上的谈话被传回中央。他不愿意他随时讲的话，被当作中央制定政策的依据。当然毛更为愤怒的是，背着地录下他的讲话，可以作为以後反他的黑报告的依据。
    毛又要汪将过去录下来的材料全部收缴焚毁。毛说：“不要留着将来做黑报告的材料。”
    刘录音员坦白交代，杭州汪庄也装有录音设备。汪报告了毛，又派了一中队丁队长去拆除。
    对有关人员的处分，康一民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去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机要秘书罗光录调至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由机要室调回徐业做毛的机要秘书。徐原先被调职的原因，是他公开谈论李银桥说江青去杭州躲风的事。刘下放陕西省劳动改造。
    毛自然也清楚，康一民、罗光录、录音员刘只不过是奉命行事。对於火车专列、武汉梅园招待所及杭州的汪庄中的人，毛都没有过问。毛说：“这些人什麽都不懂，什麽也不知道。”
    毛认为这是中央这几个人，也就是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的行动，采取的特务手段。结合这些年来反史达林的经验，他认为这是反他的准备行动之一。很自然，从这时起，他对中央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都在文化大革命时爆发出来。
    使他更为震动的是，录音安装了几年，身边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向他通风报信。最後让他知道了情况的是他的女友。由此，他认为身边的人并不可靠，比较可靠的是女友。这些人往往告诉他真的情况。

　5月8日晚，杨尚昆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第二天上午，杨尚昆乘火车，再去河北保定调研，16日下午返京。然后，在两天时间内，他接连同汪东兴、康一民、吴振英、曾三、李富春、蔡畅、田家英、罗光禄等人谈话。在5月18日的日记中，杨尚昆写道:“汪东兴同志电话告诉了一些情况，心情不安，看东西也难于看下去。”
   　　第二天即5月19日上午，杨尚昆找到龚子荣谈话，“心情特别不安”。下午，杨尚昆主动到邓小平和李富春工作处，“把消息告诉了小平同志，请他考虑如何做法”。究竟是把什么消息告诉了邓小平、又要邓小平考虑什么做法，杨尚昆日记中均未透露。
   　　5月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又在一起商谈了关于录音问题的处理意见。
   　　6月中旬，作为录音事件的影响后果之一，便是中央决定田家英任中办副主任，以加强领导。6月24日下午3时半，杨尚昆召集有关人员，“交代洗掉过去的录音带问题，彭真参加”，后又“约汪东兴谈取消各首长处的日记问题，彭真参加”。
   　　在杨尚昆的日记中，震动一时的“录音事件”似乎就这样过去了。然而，据我了解，历史并非这般轻松。至少有两件与“录音事件”有关的事情，杨尚昆的日记中没有反映出来。
   　　一是毛泽东于1961年1月底至4月初外出视察期间，发现还有录音情况，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指示汪东兴报告中央书记处查办。同年4月，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秘书都牵连进去，都受到处分，确实是耐人寻味的。二是同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
   　　依杨尚昆当时的地位和身份，他不可能不知道以上两件事情。可是，他的日记中却没有反映。
   
   　　四,“秘密录音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暴实际上远不止处分了中共最高三位领导人的秘书和通过了中央书记处的一个决定，叶子龙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所谓‘秘密录音’一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如徐子英、王诤、林海云、李伍、黄赤波、任兆祥、王芳、吕展、郭向民、谢滋群、朱汉雄、苏汉华、狄飞、丁兆甲等许多同志。”尤其是“文革”期间，有的同志因此案甚至被迫害到家破人亡的地步！叶子龙本人也因此案被监护审查了七年之久。(《叶子龙回忆录》)叶子龙的回忆录写有“窃听器事件”一节，可见此事对他政治生涯打击甚大，伤害甚烈。
   　　拨乱反正以后，党中央重新审查了“秘密录音”一案。1980年3月24日，中办政治部做出了为叶子龙平反的决定，其中说:所谓“在毛主席身边设窃听器”，“进行秘密录音活动”，纯系诬陷不实之词。同年5月10日，中办党委批复了平反决定。紧接着，同年10月23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中办《关于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秘密录音”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说:一、“杨尚昆同志在原中办机要室的录音工作上，从来没有搞过阴谋活动。过去在党内外公布的有关杨尚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错误，是不存在的，建议中央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二、“借录音问题强加给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等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统统推翻，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三、“1961年1月至4月的录音，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同志是没有责任的，因而1961年给他们的处分是不适当的，建议中央予以撤销。”四、“鉴于所谓‘秘密录音’一案株连人员很多，影响很大，建议中央将这个复查报告批转有关单位，以消除影响。”(吴足观摘自《历史学家茶座》第二辑。文章主标题原为《蛛丝马迹之于历史》，现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巴人，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文中引文未标明出处者皆引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日记》)
   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原著：李志绥 第二篇 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
   
    一九六一年二月，也就是春节後不久，我们乘毛的专列前往广州。
    汪东兴一上路似乎就有不好的预感。毛此行带了更多的女人。汪东兴出发後便跟我说：“两个女的赛过一面锣。”
    这次随行的，除车上的女列车员之外，毛还带上两个女机要员、一个托儿所的幼儿老师，她教过我的大孩子李重。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位很善良而老实的年轻幼儿教师。原来她在中南海的舞会上，多次与毛交往，从而密切起来。她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离开北京最远的地方只到过香山。毛这次带她出来，是让她开开眼。
    一位高级军官妻子也同行。她看上去有四十几岁了吧，黑黑的，头发在脑後挽了一个髻，面容沉肃。那位妻子和毛在延安时就熟识了，一九四九年以後，被送去苏联学习，回来以後同军官结婚。
    江青知道这段往事，一直想整她和她丈夫。彭德怀做国防部长的时候，江没有办法。一九五九年後林彪上台当了国防部长，江借林彪的手，要整她丈夫。这次这位妻子是向毛求援来的。
    一路在火车上，毛曾叫军官妻子到他的车厢几次，每次出来，面色都很忧悒。到杭州的当天晚上，毛又叫她到他的的住室去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清晨，一位女机要员来叫我，她说，军官妻子一夜没有回房间。我们去找她，发现她坐在湖边的石头上哭。毛当天便叫人给军官妻子买了一张火车票回北京去了。这事我一直弄不清原委结局。
    离开杭州，去武汉，中经长沙，火车停在长沙郊外黑石铺机场。毛召集湖南省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和省委几个人到火车上谈话。
    毛与幼儿老师在他车厢内面混很久後才姗姗出现。张平化和湖南省省委书记之一王延春在隔壁车厢里等了很久。
    王是河北人，保留着农村中蹲着谈话的习惯，一直蹲在沙发上。会谈开始後，我、幼儿老师、两位机要员到火车下面散步。
    机要室录音员刘凑过来，同我们一起走。大家正在说说笑笑地走着。刘对着幼儿老师说：“今天我可听见你说话了。”
    她愕然问刘：“你听见我什麽话？”
    刘笑着说：“主席见张平化书记以前，在卧车里，你不是催他起来穿衣服吗？”
    她又问：“还听到什麽？”
    刘嘻嘻地笑着说：“都听见了。”
    这时不止是幼儿老师，两位机要员都呆住了。幼儿老师脸色大变，急忙走回火车上去。
    张平化他们谈过话後，毛说休息一下就开车。幼儿老师马上去找毛。她向毛讲了火车上安装了录音设备。
    随後毛把汪叫去他车厢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汪向毛讲，他调回来，这是第一次外出，不晓得谁让录音的。汪出来以後，专列便向武汉全速驶去。
    叶子龙和高智都下放劳动去了。机要秘书只有罗光禄一个人。汪将罗和录音员刘叫来。
    汪说：“主席问我，是谁让录音的。我说不晓得。我这次调回来，第一次外出。原来带些什麽人，照样带这些人。录音员是以前都带出来的。主席让我审你们，录音到底是怎麽回事情？还说，要将录音员关起来。我说，不要关了，跑不脱。”
    汪让罗光禄说说，录音是怎麽搞起来的。罗说，他也不清楚，为什麽装，什麽时候装起来，都不知道。这事要问叶子龙。
    汪说，叶子龙已经下去劳动了，怎麽问得到。汪又问刘。刘说，领导指示他每次跟出来录音，他照领导的指示办，别的都不知道。
    汪瞪了刘一眼说：“领导上叫你录，你就录。主席同身边人随便闲谈，你录下音来，也是领导上布置的？”刘不讲话了。
    汪又说：“这简直是没有事找事。你们要录音，事先又不告诉主席，又乱录一阵。
    我怎麽同主席讲？”汪让罗和刘坐着等他，又到毛的车厢去了。
   车到武汉是清晨四时多。大家下车到了梅园招待所。汪带着刘和招待所的一个电工，又赶到火车上去拆除录音设备。
    我因为很疲乏，到招待所後，立刻进房睡下了。等我睡醒，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
    我走到二号楼汪住室旁的会议室内。室内桌上摆着录音机，机音带，电线，各种小收音喇叭，一大堆放在那里。毛命令汪东兴、康一民(机要秘书室副主任)、罗光禄、录音员刘站在桌子背面，拍了几张照片，注明是对毛进行秘密侦察录音的人证物证，并将照片存档为证。
    康一民是乘飞机从中南海赶来武汉的。康对汪很不满意。康说汪应该明白，没有中央几位领导人同意，无论杨尚昆或者叶子龙都没有这麽大胆。康认为汪没有在毛面前说点好话遮掩过去。
    汪说，这个事，以前没有任何人打过招呼，这次是毛发觉的，怪不上别人。吵的结果，由汪去向毛报告，就说是机要室会议科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以後好写党史。毛听了以後更加生气，说：“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赫鱼晓夫式的黑报告？”以窃听他私人对话的方式撰写的党史，只有可能是黑报告。
   毛私生活的放纵早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因此毛最大的恐惧还是在对他权力的潜在威胁。毛经常出巡全国各地，会晤地方首长干部的作法是种政治策略，以此来越过庞大的党的官僚体系，直接和地方领导接触。毛不愿意他在地方上的谈话被传回中央。他不愿意他随时讲的话，被当作中央制定政策的依据。当然毛更为愤怒的是，背着地录下他的讲话，可以作为以後反他的黑报告的依据。
    毛又要汪将过去录下来的材料全部收缴焚毁。毛说：“不要留着将来做黑报告的材料。”
    刘录音员坦白交代，杭州汪庄也装有录音设备。汪报告了毛，又派了一中队丁队长去拆除。
    对有关人员的处分，康一民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去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机要秘书罗光录调至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由机要室调回徐业做毛的机要秘书。徐原先被调职的原因，是他公开谈论李银桥说江青去杭州躲风的事。刘下放陕西省劳动改造。
    毛自然也清楚，康一民、罗光录、录音员刘只不过是奉命行事。对於火车专列、武汉梅园招待所及杭州的汪庄中的人，毛都没有过问。毛说：“这些人什麽都不懂，什麽也不知道。”
    毛认为这是中央这几个人，也就是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的行动，采取的特务手段。结合这些年来反史达林的经验，他认为这是反他的准备行动之一。很自然，从这时起，他对中央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都在文化大革命时爆发出来。
    使他更为震动的是，录音安装了几年，身边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向他通风报信。最後让他知道了情况的是他的女友。由此，他认为身边的人并不可靠，比较可靠的是女友。这些人往往告诉他真的情况。

 自此後，毛对我便没有再像以往那样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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