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停在位于台基厂７号的彭真住地，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当年策划“绑架”彭真的为什么是叶向真等人？43年后，向真说：“学生都这样，指哪打哪，中央文革小组把红卫兵召去开会，说应该做这件事。在这种号召之下，我们就做了。”

　　叶剑英和女儿叶向真（资料图）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3期，原题为：““红色公主”叶向真——凌子口述历史”

　　凌子原名叶向真，叶剑英的二女儿。1941年生于延安。1960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转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1966年毕业。曾导演电影《原野》等4部故事片。任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等职。

　　家里的叶帅

　　在叶剑英的几个孩子中，只有1941年出生的二女儿凌子自小跟随在父亲身边。

　　笔者第一次见到凌子是2009年12月4日，在当年的叶帅府，一扇紧闭的高大铁门后面的一栋两层小楼。小楼位于北京西山军事科学院的一个宅院里。甫时，叶剑英的夫人吴博和二女儿凌子平静地生活着，远离喧嚣都市，宁静而幽雅。

　　冬日朦胧，在挂满叶帅照片的客厅里，凌子迎面走来，高挑、干练，高雅、清新，完全不似一个年届七旬的老人。凌子为我们每人准备了一个熟透了的柿子，她说是叶帅住时种的，以前这里有很多的果树，我们的谈话也就从军事科学院的果树开始。

　　凌子出生在延安“婴儿潮”时期。父亲给她起名叶向真，意为面向和向往真理。然而，怀揣“向真”梦想的叶向真在“文革”中也有一段惊心动魄的岁月；“文革”后，她因执导《原野》和《风吹唢呐声》而闻名影坛；如今的她致力于儒学的普及教育，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位布道者。

　　凌子说，看着客厅里悬挂的那张父亲与她的合影，总是会回忆起1963年11月一个深秋的清晨。那天，凌子陪父亲在院落里散步。父亲捡起一片红叶观赏了一下，随手交给凌子，凌子回屋就把红叶夹进父亲的厚书里。没想到隔了一天，父亲写了一首五言诗：“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书中藏醉叶，留下一年秋。”23年后的1986年，也是在枫叶飘落的深秋，叶剑英在这里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路程。“当时我找出了一片存在书中的枫叶，兄弟姐妹们都在上面签了名字，以作为对父亲的怀念”。

　　叶剑英生前的不少工作人员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但是“大家见面，仍然叫着老首长当年送的绰号”。叶帅在家里常爱逗孙子和年轻的工作人员玩，还给他们起了不少绰号：什么“old王”、“马头”、“老和尚”“teacher蛐蛐”。“父亲十分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工作和学习，他常说，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为了党和人民把人生最好的时光贡献出来了，要给他们学习的机会，只要愿意都要想办法送他们到学校去学习”。几十年里，叶剑英送身边的工作人员到护校、军医大、 国防大学等学习的有20多人。“文革”中，江青告状说叶帅喜欢走后门，送人从后门上学，一时传得沸沸扬扬。为此，叶剑英向毛主席写了“检讨”说明情况。没想到，此事却引出毛主席一个批示：“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后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坏人。”

　　在外围站岗的警卫战士，叶剑英都叫得出名字，他散步时会走过去问他们家乡是哪里，家里经济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困难。有一次，一名警卫战士告假回家探亲，叶剑英知道他家里经济情况不太好，立刻让秘书拿100元交给他。“要知道，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每个月工资才40元，我们全家五口人的生活就靠我父亲的400元钱啊”。

　　凌子经常会想起童年和父亲在一起的岁月。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胡宗南，部署大举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3月初决定紧急疏散，撤离延安。由于担心白天飞机空袭，都是集中时间晚上行军， 5岁的小向真也跟着部队撤退。一天，大卡车坏了，叶剑英背着女儿徒步行军，在漆黑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爬着坡，“我紧紧地搂着爸爸的脖子。不料爸爸一下滑倒在泥坑中，我没有摔下来，还伏在爸爸的背上，但两只手却伸到了水坑里，碰巧捡回了爸爸掉落的眼镜…… ”

　　“文革”中“绑架”彭真，与周总理“谈判”

　　“文革”大潮中，叶向真是中戏“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首脑，也是首都艺术院校的“造反派”领袖。此时的叶剑英主要负责北京的治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十分谨慎，目睹“造反派”种种破坏活动，无力制止，只能大力稳住军队，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

　　叶向真回忆：“当时的想法很单纯，不管是哪个派系，都是永远忠于毛主席，这个宗旨不变。派系间互相看不顺眼，我对你有看法，你对我有看法，如此而已。大家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口号，还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1966年，毛泽东先后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当时首都治安由父亲管，有一次他一回来就说‘糟了’。红卫兵走了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了很多金条。红卫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儿都抢了来，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里，结果一高兴，一挤，金条从兜里掉出去了。父亲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不知道会学成什么样？！’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号召‘一定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文革小组就到各个学校讲话，讲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人都是反党的……”。

　　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停在位于台基厂７号的彭真住地，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

　　当年策划“绑架”彭真的为什么是叶向真等人？43年后，向真说：“学生都这样，指哪打哪，中央文革小组把红卫兵召去开会，说应该做这件事。在这种号召之下，我们就做了。”“江青很会利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当时有一种单纯的革命热情，或者说是一种信念，带有一种色彩。我们一看毛主席定了性了，一定就是这样了。”江青为此还把叶向真请到钓鱼台一起吃饭，说：怎么能让这些反革命在家养尊处优，要让他们见群众嘛！在叶向真的组织下，抓了彭、罗、陆3个人，“杨没抓到，找不到他住的地儿”。

　　此事马上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的人。戚本禹说，“可能是叶向真，我们打听打听”。不到5分钟，他确认是叶向真。

　　向真回忆：“周总理千方百计找到我，跟我要人。我们就和总理谈判……周总理看着我笑，他看着我长大的。他问‘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我们不说，只说把他们藏在安全的地方了。总理就笑，说我们保证，帮你们开群众大会…… 周总理一生经历大小谈判无数，他说：你们看不住，他们的安全谁负责，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叶向真说到这，哈哈大笑：“周总理何等人，对付我们这些小毛孩子太简单了，他还觉得我们挺可笑的，也挺幼稚的。周总理什么场合没经历过，跟我们谈判和小孩玩似的，他还笑嘻嘻的。”“我们当然听总理的话，他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我们就老实交代，藏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言语之中，叶向真非常佩服周总理，“就藏了一个晚上就带走了。后来真的开会的时候，他们四个人都到了”。然后，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举行，这是全国首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轰动一时。

　　1966年底，包括叶剑英在内的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开始遭到“造反派”的围攻，性格直爽的陈毅首当其冲，叶剑英也被迫在军校师生大会上作检讨。其后，“造反派”数次酝酿揪斗陈、叶，被周恩来出面制止。只是保了元帅，保不住将军。为挽救大量遭到迫害的军事将领，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内的二号楼成了老干部的庇护所。

　　1967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全部瘫痪了。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总理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叶剑英责问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在京西宾馆一次军事会议上，一向温和儒雅的叶剑英突然发火，猛击桌子，小拇指被拍断了，后来这被称为“二月逆流”。 此后，叶剑英因“二月逆流”问题，不再担任军队重要职务。

　　口述：原38师团230联队12队34小队宫本见二

　　记录：小林次郎、太岛渚久

　　翻译：贺新建

　　校对：孔奇繁

　　我已经到了肝癌晚期，我一直想说那件事情，我也一直不敢说因为我还有一个儿子和孙子;我不论从自私的角度还是顾及面子的角度，都使我不敢轻易讲出来。 人们理解我，说我能够到死忏悔，不理解我的，肯定会指着我的后代说是罪恶之家。 其实，我每走到靖国神社，都不敢进去，一是怕他们看出我的心虚，二是心里感到呕吐;我知道，如果当初战死，也不配到这里占一席之地的。 在中国期间，我干了一个军国主义士兵能干的一切，我不能回避，也不能粉饰，因那是战争，尤其是一场侵略战争，我不可能保持人性和人格，也不可不参与制造罪恶;我们去就是要制造罪恶的。

　　1941年，我们和18师团、51师团和104师团集合在一起，在田中久一中将的指挥下 ，向守卫香港的英军发起了进攻。 这一仗打的是最艰苦的，我们的士兵成片成片地向下倒，但当时武士道精神在起作用，这种自杀式的攻击，终于迫使英军在18天后，撤出防线，继而全线崩溃。我们踏着血污占领香港。 我当时仅仅是一个刚刚增补入伍的新兵。 我承认打死了四个英国士兵，用刺刀挑死一个还没咽气的英军俘虏;那时，没有一个军官向我们宣布日内瓦条约。

　　我们得到的。 战争和血腥使人发疯。 抽大麻有瘾，吸毒品有瘾，你们还不知道杀人也有瘾;这是一种在世界上能居首位的瘾，它能让你产生一种屠戮的快感，也让你能知道什麽是生杀大权的实质，这是最刺激的人间游戏。

　　你可以由于杀人而感到自己存在的伟大和自豪。 我和我们的军人，都成了杀人狂;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1937年12月12日的南京大屠杀;所以，我当时认为这是全军的杰作。后来归国后，听取中国军事法庭对第6师团谷寿夫陆军中将的审判广播，才知道我们的屠杀只是他们的百分点。

　　从感觉上，我并不喜欢香港的中国女人，她们身材不行，可以说是五短的身材，好像是近亲结婚的产品，不属于畅销产品;但战争期间是没有空余时间审美的。何况，属于我们的慰安所全体女性，被紧急征调到昆明慰安刚刚胜利的23师团官兵;她们离去已经有45天，长官说战前返回来;可是我们有的官兵已经躺在英军的子弹下，她们还是没有回来，说是在回来的路上遭到狙击。

　　下层官兵们说，不知又被哪支凯旋的部队中间截留了。 我不得不承认，英军确实是训练有素的队伍，比起中国的军队更加善战和能战。他们越是这样，越能激发我们的武士道精神。我是第17个冲进香港的，也是第1个冲进圣斯蒂芬学院的。

　　插话：据我们查阅的《中国战区性犯罪报告编号435-54760》上提供，说是229联队在搜索时遭到狙击手袭击后，进入圣斯蒂芬医院的，对吗?如果这件事是事实，进入医院便是正当的了，所涉及的屠杀英军伤病员一事，也是有根据的了?这不对。当时英军全线崩溃，香港已经听不到什么枪声;229 联队留在城外防守根本没有进城，只有我们是在一片寂静的等待中进入圣斯蒂学院的。 我从靠近这座医院到最后进去，估计有20分钟，我没有听到一声枪声，也没见一个战友倒下去;后来的枪声，是我们自己打的;遭到狙击的伤亡报告，显然是瞎编的。

　　我们一个中队都扑进去，因为有当地人提供情报，说有90多名英军伤病员躲藏在圣斯蒂芬学院里。这时，上来一群女医生和护士，围住我们告诉这是医院，不允许我们搜查。中队长喜多郎少佐下令：把她们全都看管起来，搜捕英军士兵。

　　78名女医生和女护士，均被12小队押进一间大屋子，等待处理，因为她们的头说，这里全是平民病人，没有英军伤病员。而我们的情报则是得知英军伤病员，全都藏匿在圣斯蒂芬学院里。果不出所料，我们从医院里搜出90多名英军伤病员。 吉田大作下令，我们用刺刀一鼓作气地挑死64名挣扎的英军伤病员，这里变成了杀猪场，到处都是被杀未死的英国人的嚎叫声。

　　229联队这时奉命进城换防，闯进圣斯芬医院，见关押着一群面目姣俏的女人，便一下把房子围住。我们一看，这便宜事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于是放弃对英军伤病员的屠杀，也持枪冲上去;两支队伍对峙起来。229联队大声叫嚷：我们都三个月没有见到过慰安妇了。

　　我们也冲着他们喊：我们也是，整整三个月。 这时双方的长官闻讯走过来，他们先是看看欲火中烧的士兵，又看看惊恐中的中国女人，两人怎么商量的，不知道，总之双方都抽出12个人，把守学院各个通道和大门口。

　　也就是在这时，中国女人可能察觉我们的企图，趁看守不备，冲出房屋，和警卫撕打成一团，并大喊大叫，希望能有人前来搭救她们。我们一起涌上去，和她们撕打在一起。中队长吉田大作扯住一个最漂亮的女医生的头发，把门一关，头发正夹在门缝里，女人不敢挣扎;她一挣扎便掉下一缕头发。我看见她躬着腰脑袋叭在地上，臀部往上翘着。 吉田大作可能是被眼前这个不停骂的女人激怒，也或是早就蓄意强奸这些白白到手的中国女人。

　　他一军刀把这个女人的裤带挑断，女人大叫一声，扭头想要护住腰，头发被扯掉一片。 中队长扒掉她两只鞋，将裤筒抓在手里往下一扯。整个医院都听到这个女人的尖叫声，好像被火烫了一下的母猫。吉田大作抬起靴子猛地朝这个女医生太阳穴一踢，这个女人立即没了声音，瘫趴在地上;两个士兵上去，把这个昏迷女人的裤子扒下来，然后翻过来，仰面朝天地摆在中队长脚下。他把军刀一扔，喊了一声：让我们慰安慰安她们吧，她们等了我们18天，士兵们，别让她们骂我们日本人无能。现在我命令：预备，目标，这里的所有中国女人，前进，占领，摧毁。集中一切火力，开炮!我们一听，马上掀翻手中挣扎的女医生和女护士。整个学院的操场上，变成了强奸的游戏乐园。

　　我捺倒的是一个18、9岁的女护士，长一脸雀斑，黑呼呼一片，蒜鼻子，两只眼睛早都哭肿了。可我当时根本没有挑选的余地，也不可能。强奸这事，像瘟疫一样传染得非常快。我一枪托打晕了这个乱咬我的中国女人。 她头上和口里往外流着血，倒在地上。

　　我用刺刀把她的上衣和内衣，裤子和内裤都挑开，然后像所有的士兵，在中国人的土地上把她给强奸了。在我强奸她时，她醒来了，抓破了我的腮。 我一刀背，把她的满嘴牙也打飞;她满脸都是血水。我刚刚从她身上爬起来，她便被五六个士兵拖到一边，进行了轮奸。现在，整个操场上，到处都是半裸的日本兵，和全裸的不是躺着便是乱跑的中国披头散发的女人。两个联队长在强奸完两个被士兵捺着的最漂亮的女人后，高高地坐在新搭的台子上，欣赏着部下向中国女人冲锋与开火。

　　在这种光天化日之下，中国女人平均每个人承受了6个士兵的轮奸;但这也不是很好惹的中国女人，她们不知从什麽地方掏出剪刀，在混乱中竟然扎穿8 个士兵的劲动脉，剪掉5个官兵的生殖器，还有3个剪刀全都捅进士兵的肚子里。 我们很晚才发现，主要是现场太乱太嘈杂。我们的官兵被这些不屈不挠的中国女人整整扎死了18名。这其中有我们平日敬仰的大佐山岛纪夫。于是，这些被轮奸过的女人，全都被捆绑在一起，追查凶手，但没有一个自首。

　　最后，我们架起机枪威胁她们，如果不站出来承认，就全都用机枪消灭掉了。我看见起码有14个中国女人被吓得尿了裤子，双手捂着赤裸的大腿乱抖动，有2个女人干脆瘫在地上。更多的女人是咬着牙，抱掩着胸部，希望一阵机枪把自己打死。但她们想错了。

　　这64名中国女人被强迫捆绑在一起，全都被军医打了麻醉药，扔到卡车上，用布蒙上，拉到郊外一座不知名的别墅里，充当随军妓女，四外都是铁网，且都通了电。她们大都不服被污辱，反抗和寻死的事时时都发生：一个女人用指甲把自己的喉咙挖得差点漏了气，小队长一气之下，用军刀把她的两只手掌全都给剁下来;结果，这个女人当时就昏了过去;同时，八个士兵扑到她的身上，在第六个刚干完，第七个还没有上去，这个女人已经挺了。

　　还有一个女人，也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劲，没有一个士兵能和她顺利性交。小队长见状，便集合人把她裸体绑在一个圆木桶上，是仰脸八叉地捆住的。来的士兵，这回可不用费劲了，只需滚动木桶就行了。不到三天，这个女人也死了。

　　这不是最残酷的，最残酷的是一个女医生就是不就范，三个士兵最后才把她捺倒在地上，而她还是殊死抗争;小队长命令把她的手反绑上，拔出刺刀，让士兵拽开她的两条腿，“扑”地一下从阴道插进去;然后让她丫起来随便走。可怜这个女子，两手乱抓拔不出来，鲜血直流。这是个刚烈的女子，最后忍着疼痛站起来，两腿叉开往地下一坐，大叫一声惨死在操场上。 有一个女子在被强迫慰安时，咬掉一个士兵的鼻子，疼得士兵捂着鼻子原地蹦跳大叫;这个女人被捆到电线杆上，先是当靶子远距离用手枪击碎两个乳房，最后剖开肚子，从里将子宫割下来，撑大套到女人头上;阳光曝晒，子宫膜开始往回收缩，最后将女人头紧紧地箍住;这个女人始终挣扎着企图喘上一口气，最终在越来越紧的崩缩里，憋死了。

　　我们叫这“从哪来从哪回去”，在菲律宾经常这样干。也许最可恨的是中队长的嗜好;他这个人不知什麽时候养成一个爱好，他专门吃焙了女性子宫，并且是处女的;于是，他把早就捆起来未让士兵上手的一个15岁的女护士在火堆旁活着割开肚子，取出只有鸡蛋大的子宫，用瓦片焙起来;这个女孩一直没有死，血和肠子流了一地，躺在一边，看着自己的器官被焙熟，看着被中队长吃掉;最后，头一歪死去她的心，被另一个士兵趁热掏出来，生生地吃掉。

　　也许是这些事，使她们采取了一次意想不到的行动。 在慰安230联队时，她们竟然能在统一时间里咬断23名士兵的生殖器，造成18人抢救无效死亡的重大事故。我奉命把抓获的8名中国女人用军刀逐个地劈死，是先剖肚子后砍脑袋的。我是眼见着白白的身子一个个折断在我的军刀下的。当天夜里，我噩梦缠身，不住地大喊大叫起来;后来我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治我在侵华期间，共奸污中国女人34人，亲手杀死8个女人，开枪打残3个妇女。

　　日本投降后，我一直想说出来，可一直也没有胆量。今天，我说出来，是因为我钟爱的儿子、媳妇、5岁的孙子，前天全都死在北海道的车祸里。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亲人了。 这是报应，是我罪有应得;是我在中国做孽的报应。

　　道光师说今世罪恶深重，不能洗尽，我只能在弥留之际，把这些罪恶说出来，军国主义万万不能再出来。我们的自卫队，也没有必要到国外去执行联合国任务。 我不能说，我对不起中国受害的女人;这不是我这种人说的，我已经不配说这种话了。我说死后，把我的骨灰拿到中国，洒到骡马市场，让不是人的东西经常踏来踩去，不得安宁，也算是我的赎罪吧;撤到香港对斯蒂芬学院的旧址上也行。

　　慰安妇的问题，尤其是中国慰安妇的问题，是关系到两国友好能否真正地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要让日本政府承认，首先我们这些作恶者能承认。

三张让你恐慌的图表：市场已处于崩溃的边缘？(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