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专案组不仅令人谈虎色变，而且其具体的操作更是罕为人知，中央专案组的结构和作为迄今难于见诸公开出版物。据林彪“四大金刚”之一吴法宪在临终前出版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一书中披露，“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开始，到我（吴法宪）被捕时为止，一共成立了十四个中央专案组。”吴法宪在书中还特别指出，“虽然黄永胜是彭德怀专案组的主管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算到黄永胜的头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以下为书中相关章节全文摘录。

　　黄永胜，彭德怀专案组主管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包括刘少奇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被打倒了，为处理他们的问题，中央陆续成立了一些专案组。除了这些中央专案组以外，下面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以及各地、县直至基层单位，都分别设立了自己的专案组。有的虽然没有专案组之名，确有专案组之实。总之，“文革”期间的专案组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据我所知，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开始，到我被捕时为止，一共成立了十四个中央专案组。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

　　中央军委专案组成立以后，还下设了三个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主任是汪东兴，办公地点在中央办公厅，下属一共是七个专案组；一、刘少奇专案组；二、王光美专案组；三、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个叛徒”专案组；四、陶铸专案组；五、陆定一专案组；六、张闻天专案组；七、彭真专案组；

　　第二办公室主任先是杨成武，后来是黄永胜，副主任是我，办公地点在军委办事组，下属一共是三个专案组，一、彭德怀专案组；二、贺龙专案组；三、罗瑞卿专案组。

　　第三办公室主任是谢富治，办公地点在公安部。下属四个专案组；一、“五一六”专案组；二、抓叛徒专案组；三、叶向真专案组；四、其他一些人的专案组。

　　每个专案组的领导都分为两层，最上一层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负责，但是实际上掌握着中央专案组工作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四个人。比如在中央专案组“一办”里，主管刘少奇专案的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主管王光美专案的是陈伯达；主管薄一波等人专案的是康生；主管陆定一专案的是陈伯达，我和谢富治是陆定一专案组的成员；主管彭真专案的是康生；主管陶铸专案的是江青。又如中央专案组“二办”里，主管彭德怀专案的是黄永胜；主管贺龙专案的是康生；主管罗瑞卿专案的是江青。中央专案组“三办”里的各个专案，主管都是谢富治。

　　专案组的具体工作人员和负责人，由军委办事组，根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决定从部队选派。专门抽调了一批军、师一级的干部。每个专案组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我记得前后一共从部队抽调了三次，一共大约是五百多人。所抽调的人员在北京集合以后，就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他们开会，讲话，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布置工作。周恩来每半个月就在人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四、五百人全部到会，然后由每个专案组依次汇报工作。会议常常一开就是一夜，从晚上的八、九点钟一直开到第二天的拂晓，大家累得不行就散会，几乎每一次都是这样，其实好多人都是陪会的。

　　据我所知，从我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开始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起，一直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我被捕时为止，这一段时间内，除了刘少奇以外，中央再也没有正式开除过一个人的党籍，整个专案组的进展都不大。由于弄来的材料究竟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无法判定，时间一长，办专案的人就越来越不积极。而这时上面就来压，就批评工作人员“右倾”，要求他们严格审查呀！认真调查呀！赶快作结论哪！然而不管上面如何压、如何批，进展还是不大。本来嘛，都是些冤、假、错案，又从哪里搞得到过硬的材料呢？！

　　关于几个专案组我还记得几件事情，在这里说一说。

　　第一件事情，关于刘少奇被定案的问题。一九六八年十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汪东兴突然拿了一份材料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是专案组的工作人员从武汉一个外国领馆搞来的。然后，凭着这份材料，给刘少奇安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等一大堆帽子。最后，由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报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并由周恩来签署，上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后来，就据此“证据”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给刘少奇定了案，“永远开除”了他的党籍。

　　第二、关于彭德怀专案组的审查报告。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七日，彭德怀专案组整理出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审查的综合报告》，报告说：“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而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判处无期徒刑。”这个报告送上来以后，黄永胜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三日批示：“同意。”

　　这些年里，经常能看到一些报刊和书籍上说，黄永胜在这个报告上写下的“同意”两个字，是他“残酷迫害彭德怀的一个铁证”，是他的一个“反革命罪行”。而黄永胜一直只承认，当时他只是同意上报党中央。

　　关于当时的这个报告还在，我已经找到了。节录部分如下：

　　时间是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七日，彭德怀专案组《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审查的综合报告》

　　此报告的开头写道：“永胜同志，遵照您对彭德怀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现整理好，呈上，请审示。”

　　黄永胜的批示：“同意” 一九七〇年 十一月 三日

　　按照我们当时的作法和理解，黄永胜当时批示的意思，应当是同意上报中央。

　　由于黄永胜已经去世，我不得不在这里替他说几句话。虽然黄永胜是彭德怀专案组的主管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问题不是黄永胜能说了算的。彭德怀的问题，中央早已经定了调子，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任何人对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黄永胜个人同彭德怀没有什么恩怨，他在这个位置上只是替中央或毛泽东办事而已。其实，当时的各个专案组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负责。大一点的事情，要由毛泽东来决定。这是当时党内一般的组织原则，也是一个常识。对彭德怀这一类人物的处理，别说黄永胜对此没有任何决定权力，就是林彪、周恩来，也是作不了半点主的。

　　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算到黄永胜的头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黄永胜对彭德怀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的。当时中央专案组上报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签字。我想这些文件应该都还在。为什么只算没有决定权的黄永胜的帐，而不算有决定权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帐呢？

　　第三、关于为罗瑞卿做手术的问题。一九六八年七月罗瑞卿因腿伤的问题，住到了解放军总医院——三〇一医院。由于伤口长期不愈合，几次做手术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他本人要求截肢。之后，总医院组织有关专家会诊以后，写了一个报告，也建议为罗瑞卿做截肢手术。这个报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后请示林彪，林彪回复：“到秋天以后再动手术为好。”他的考虑是，八月上、中旬天气太热，伤口很容易感染，而截肢是个大手术，在手术过程中出问题不好。再一个就是罗瑞卿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要抓紧时间搞一点材料。于是，专案组根据林彪的意见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将罗瑞卿的手术推迟到秋凉以后再进行。这个报告上报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研究通过。

　　以后给罗瑞卿做的截肢手术很成功。关于这次手术，我看到一篇报道是这样写的：“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由总院副院长曹根慧主持罗瑞卿大将的截肢手术，手术医生是骨科副主任党光博和主治军医王一德、麻醉科主治军医宋运琴、手术室护士张晓媛。外科主任陆唯善到场指导。整个手术进行顺利。当时罗瑞卿平躺在手术台上，头对着门，脚对着窗户，陆唯善主任从侧门进入手术室，一直站在手术台边，视察了整个手术的过程。手术做得不错，手术以后恢复良好。但是因为股骨头已经坏死，所以截肢以后又进行了切除股骨的手术。当时的病例至今都保存着。”我认为这个描述基本属实。但不知为什么，三〇一医院给罗瑞卿做手术的几个医生，“九一三事件”以后也都被捕了。我认为，他们为罗瑞卿做手术是认真负责的，在罗瑞卿的问题上没有任何责任。

　　罗瑞卿专案组始终没有搞出什么材料，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以搞的。一次，专门从海军调来负责罗瑞卿专案的张晓山对我说：“对罗瑞卿确实搞不出什么材料，东拼西凑的还是不行。”

　　一九五九年以前，罗瑞卿一直任公安部长，在这期间他曾搞过几次反侦察工作。专案组实在找不到什么材料，就把这些也拿来当作材料。比如，一次驻厦门一个高射炮兵师的师长跑到了台湾，并在那边升了官。罗瑞卿利用我们控制下的一个台湾特务，向台湾发了一个假情报，说那个人是假投降，结果台湾就把我们跑过去的那个师长抓起来枪毙了。还有一次，当毛泽东南巡的时候，负责保卫工作的罗瑞卿怕台湾潜伏大陆的特务搞刺杀行动，于是就要浙江省公安厅利用我们控制下的一个台湾特务，发报给台湾，说毛泽东已经到了杭州，问怎么办。台湾方面立即回电说，应当怎样怎样。这样，我们就掌握了台湾方面的情况，很快就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这些都是我们反侦察的工作，当然不能算作罗瑞卿的“罪行”，到最后也只好不了了之。因此，一直到我被捕以前，对罗瑞卿的问题也一直没有作什么结论。

　　第四、关于陆定一的专案问题。陆定一的问题，是由他的妻子严慰冰引起来的。一九六六年二月，彭真约陆定一谈话，拿出一叠材料交给他，并告诉他，这是由公安部转来的一批写给林彪的匿名信照片，公安部进行了调查，核对了许多人的笔迹，确认这是他妻子严慰冰写的。彭真还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给他写匿名信，这个问题被认为是政治问题。另外，这许多匿名信的署名都是王光X，发信的地址也是用王光美母亲所办的托儿所地址，这自然会被看作是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而且，不少信是用明信片的方式发的，这等于是公开的传单。

　　过了几天，彭真又告诉陆定一：“关于严慰冰的问题，中央常委讨论过了，认为严慰冰是个危险分子，中央常委决定要保护你，要你离开严慰冰，住到医院里去。严慰冰的案子由中央来处理。”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在北京主持工作的是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显然，是他们委托彭真把这一情况告诉陆定一的。

　　为了避嫌，陆定一于一九六六年三月六日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视察工作。四月，中央专案组要中宣部一位副部长以约严慰冰谈话为名，将严慰冰带出中南海增福堂的家，到怀仁堂前，要她坐上一辆黑色的“吉姆”车里，一直送到了炮局胡同一号看守所里予以关押。一九六七年初，又将她送进了秦城监狱。

　　严慰冰在匿名信中究竟写了些什么呢？后来我才知道，严慰冰在匿名信中说：“叶群在结婚的时候不是处女，以后又跟别人乱来，生下了两个小杂种。”还说：“叶群是王实味的情妇。”林彪见了这些匿名信非常生气，为此专门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向中央写了一个证明：“我证明：一、叶群在与我结婚的时候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等人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是我和叶群的亲生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里所谈的一切全是造谣。”

　　因为严慰冰的问题而受到株连，陆定一于一九六六年五月被打成“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遭到了软禁。一九六八年，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晚，在北京外交部街四周的邮箱里，同时被人投入一种油印的传单，署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说，当前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与其所宣传的革命词藻完全相反，实际上是在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文化上、思想上对党和国家的全面破坏，时间越长所造成的恶果就越加严重。

　　传单还指名道姓地批判了中央文革的主要领导人陈伯达、康生和江青，认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除此之外，传单还指责了林彪：“为什么这伙人如此猖狂？主要是因为党内身居高位的人为他们撑腰打气。林彪过去在战争中立有卓越的功勋，但是如今却充当了这伙人的主持者。由于林彪是掌握枪杆子的，不是他助纣为虐，事情就不会糟到如此可悲的地步。”

　　传单还进一步指出：“作为党的领袖，毛主席也不能辞其昝。毛主席以他的伟大的革命实践，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但是他反复无常，遇事多疑，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一位领袖如果有了这些弱点而不能自拨，不可能不给他所领导的人民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传单唯一赞扬的人是周恩来，认为正是由于有了周恩来的日夜操劳，苦撑大局，局势才有一线可能挽救的希望。在批评和批判了许多人之后，传单对周恩来的这种赞扬显得非常显眼和突出。

　　接下来，传单提出了一些建党建国的纲领性主张，要求全党予以支持，并建议成立一个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来代替旧的中央委员会。传单最后还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他们不乏自己的真正领袖，不过这位能够收拾目前混乱局面的领袖人物，必须是与这场浩劫没有牵连的人，是大多数人民所真正信赖的人。”

　　十月九日上午，邮局工作人员打开信箱收取邮件时，发现了这份传单，便立即上报有关部门。上午十时，这份传单送到了周恩来的手里。周恩来看完后十分重视，立即就转给了毛泽东一份。

　　这天晚上，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召开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拿出这份传单让大家传阅，并说：“这张传单很重要，一定要组织破案。”当时大家谁都没有发言，就连江青也没有说话，只有陈伯达拿着传单说：“这很像是‘二月逆流’的口气，内容也和‘二月逆流’差不多。”当晚的会议，对传单的问题没有作出任何结论，只是定下来，要毛泽东来决定。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号亲自召集中央党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传单问题。除了我们这些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人以外，林彪也来了。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传单的情况后，让大家发表意见。陈伯达说，这样的传单一般人是写不出来的，只有高级领导人的秘书，例如邓小平的秘书才能写出来。这个时候毛主席对周恩来说：“恩来，你负责组织专案组去破这个案，一定要破案。”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具体落实毛泽东的指示。他当场指定陈伯达负责这个专案工作，同时又指定谢富治和我也参加专案组的工作，因为谢富治是公安部长，我是军队方面的，由我们两人参加，这样，我们三个人组成了这个专案组。

　　十月十一日晚上，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专案组会议，出席的除了我们三人外，还有公安部各方面的负责人。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说：“这个案子主要由谢富治和公安部的同志负责，我和法宪就不插手具体工作了。”谢富治点头同意，说：“我是义不容辞。”接下来，会议开始研究案情。公安部的人认为，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在北京做案的可能性较大，应当首先把北京作为破案的重点，同时注意北京周围的几个地方。

　　这次会议之后，公安部就展开了破案工作，但是查来查去，始终没有查出什么结果来。很快一个月过去了，案子没有什么进展，陈伯达也没有再召开过专案组会议。这一来，周恩来着急了。因为传单是在外交部街发现的，周恩来急于要查清，传单和外交部的人有没有关系？因为周恩来不仅主持外交部，而且传单里唯一赞扬了的就是他。

　　后来，周恩来听到公安部的一个人讲，“非常委员会”有个宝塔型的组织，涉及到朱德、陈毅等人。于是他借机严肃批评陈伯达说：“对公安部的这份材料，你为什么不开会呀？这份材料究竟是真还是假呀？毛主席一直等着破案的情况，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呢？”

　　事也凑巧，恰好在这个时候，天津市公安局来了一个报告，说做案的人已经找到了，对原稿笔迹和做案工具进行了鉴定，证实那个传单完全是这个人搞的。接到这个报告，陈伯达立即召集天津市革委会和天津市公安局的人来北京汇报情况。谢富治、我以及公安部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了这个汇报会议。天津方面在会上汇报说，做案的人是个工人，传单从书写、油印，到来北京将八十份传单分别投入外交部街附近的邮筒，始终是一个人所为。经鉴定，可以证实这一点。

　　听完汇报，陈伯达不相信，他怀疑地说：“一个工人，能写出这样的传单来吗？一定还有后台，要往上追，追到谁就是谁。传单上说，有一个人可以出来收拾残局，这个人究竟是谁？你们应当挖一挖嘛。”天津市革委会主任解学恭问：“你们认为这个人是谁呢？”谢富治回答说：“还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

　　听到这里，我对陈伯达和谢富治说：“你们要说清楚，不说清楚，人家搞不明白。”然后我解释说：“陈伯达同志的意思是要你们查一下，有没有刘、邓家里的工作人员插手这件事，当然要实事求是。”这样，“非常委员会”专案组的第二次工作会议就结束了。

　　过了一段时间，陈伯达又召集了专案组的第三次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天津市的汇报仍然同上一次一样，没有发现其它问题。听了这个汇报，我认为这个案子基本上可以结束了，再追查下去没有多大的意思。散会以后，我和谢富治交换了意见，他也同意我的这个看法。接着，我们两个人便直接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了我们汇报，说：“也许就是这样吧。”对这个案子，以后就没有再追查下去了。

吓一跳：美国前总统亲自揭开99年炸中国使馆真相(转)

　1999年5月13日，在5枚导弹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由于美国国会的议员们强烈要求说明真相，克林顿总统来到国会发表了秘密讲话。

　　“首先，我必须申明，我的以下讲话，将涉及我们国家的最高利益，当然也是最高机密。虽然在这个星球上，我们不用怕谁，但是，在当前这个阶段我们也不想制造 任何不必要的麻烦。”“众所周知，冷战结束以来，就美国的综合国力而言，我们在全球不仅没有对手，而且完全有能力控制全球。”“我所要描述的新战略的目标 将是从现在起，美国将成为人类的最后唯一的帝国。”

　　“我们制定了详细的目标：第一步：北约东扩。”“诸位已经看到，在科索沃战事上，原来我们还对他(俄罗斯)心有余悸，现在，他几乎成了一丝不挂的乞丐。但是，我想诸位议员能够明确地了解，我们的东扩，不仅仅是让叶利钦出出洋相，我们东扩的目的是控制整个欧 亚板块，在那里，在东南亚有一个我们头痛的地方，就是中国。”“总之，在这条路上虽然也有一点冒险性，但基本上没有可以阻挡我们的敌人。一个完全在美国领 导下的21世纪很快就会到来。”(全场掌声)

　　

　　接下来，克林顿针对议员们的提问，将美国的战略意图表露得清清楚楚。

　　一议员：总统阁下，科索沃战事久拖不决，费用一增再增，到底还要打多久?

　　克林顿：“纵观一部美国的发展和发达的历史，二次世界大战给我国经济带来高速发展已经足以证明，战争符合美国的利益。”

　　一议员：科索沃是否可能成为下一个朝鲜或越南，让我们陷入战争的泥潭?

　　克林顿：“海湾战争已证明了我们在战争中的伤亡几乎等于零，这就像玩一个电子游戏。所不同的是，他们是在用他们的生命和不多的、必须赖以生存的家当与我们赌博。”

　　一议员：在科索沃战争中我们的一再失误，造成1500多名平民伤亡和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这是否证明，我们的战争机器已不再受控制或有别的原因?

　　克林顿：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所有的轰炸目标都是既定目标。同时，我想引用中国领导人的一句话：炸完军事目标、道路、桥梁，我们还能炸什么呢。但轰炸必须继续进行下去。再重申一遍：这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一议员：毫无疑问，轰炸中国大使馆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结果，刚才阁下也承认了这一点。可是我似乎看不出有什么符合美国利益的地方。

　　克林顿：除了莫斯科，东扩——不仅仅指东欧，在更远一点的地方，有一个让我们更担心的国家，他同时也是一个核大国，那就是中国。他本来应该在10年以前就 已分成7个国家，可是，至今仍似乎牢不可破。尽管在我们的各种打压下，他的发展仍然令人吃惊，而且等他自行内部肢解的可能性不大。出于一种考虑，应该让他 沿着前苏联的老路走，即疯狂地军备，这样足以拖他下水。不远的将来，他将同样因经济崩溃而无力对我们说“不”，并且沦为国际乞丐。

　　

　　一议员：据说中国的核武器如果在美国本土有效爆炸，可以把美国毁灭若干次。采取这样一种危险的策略是不是慎重?

　　克林顿：“在此之前，我们做了慎重的研究，分析了各种可能性。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首先，“误炸”会刺激中国人，但不致引发中国领导人启动核按钮。”

　　“况且还有一个愚蠢的承诺(指的是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其次，中国人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需要我们的科技。”“因 此，他们在全球最不想得罪的就是美国。第三，有鉴于此，他们能做的一切也只有抗议而已。”“第四，即使做最坏的打算，他们动手，这里我又要再次引用朱镕基 的话，既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全出自美国，我们还怕什么呢。”

　　一议员：那么人权是否高于主权?

　　克林顿：我觉得在我作完前面有关美国全球战略的谈话后再问这个问题，是政治上的幼稚。

　　一议员：客观上发展中美关系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可是轰炸使馆这一事件将会使中美关系严重倒退，况且已经造成大规模的反美情绪。毫无疑问，这也同样会影响到本国企业界的利益。总统阁下是如何认为的?

　　克林顿：“在我们的全球战略中，这(中国)是一个可怕的障碍。”“但我可以预见，中国领导人比我们更渴望恢复中美关系。”“他们的几张关键的底牌也在我们 手中，诸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等等。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我们想做点文章，是不难找到话题的。”“要在欧亚板块全面达到我们的目的，仍然有些 麻烦的地方诸如中国和印度等，不过我们的形势仍然有利。在东方，有日本和台湾，作为我们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对中国形成钳制的形势。”“全球将按我们的 游戏规则进行，任何行动必须是在符合美国利益的前提之下。在这之后，我们只有一个敌人：外星人，如果他们存在，而且比我们强大的话。”

　　美军后代谈中国使馆被炸：知道为什么不敢反击

　　我是七八年上大学的，在大学生活的时候，我有一位很要好的同学叫郑东方(化名)。大学毕业后，我们也是互相往来信息。

　　这位同学在91年后，便去加拿大工作了。听说，他是在一位前国民党“败将”二大伯的帮助下，拿到了加拿大的绿卡。几年过后，他在加拿大也小有“出息”了。他在一家电气公司工作，做一个部门的邪头头”——中国大陆市开发部的经理。

　　

　　2003年春节过后，郑东方从加拿大打来电话，说要来中国的东北考查考查。在中国的沈阳，找到了一家想要合作的公司搞合资，并说随便要来看看我这个老同学。好呀，十几年没有见面了，当年的老同学，如今是一位华人要回家了。

　　虽说我这几年各方面发展的也不错，和社会上同年龄人比收入也算是比较高的，不过和这位老同学比，可能有点寒酸了吧。不管怎么说，我不能丢面子，我必须地要 装装门面，再穷也要大方大方。那是沈阳梅花争艳开放的季节，我在沈阳一家很豪华的酒店，我“穷大方”地款待了我的同学及他的同事和家人。见面时，老同学向 我引见了他的好伙伴——威联思●利比特。

　　让我没有想的是，利比特能说出一口流利的中文，就象“大山”再现在我面前一样。在酒桌上，我的老同学没有少夸我，我们话语很投机。话题也是从老同学到后来 的工作及生活，无话不谈。利比特还说，他可以帮助我去加拿大，我说，现在不行了，四十多岁人的了，不想出国了，在国内发展得也不错。

　　他说，他很欣赏我的为人及综合素质能力。在酒席中，利比特多次说：谢谢刘先生的款待。并请我到加拿大做客去，一切费用由他承担。呵呵!看来我的银子没有白花，换来了一次到加拿大的观光旅游!那次款待狠狠地花掉了我一个月的薪水5000多元呀!

　　几天后，我的老同学，在他们即将要回国的时候，又回请我了。这次我们在酒桌上，话题就多了起来。原因，当时正是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为借口，对 伊拉克入侵，并推翻了萨达母政权。我们各自谈了对美国打伊拉克的看法，但我发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不一致，双方若不是这种场合下，我们真的很难做在 一起。但我发现西方人这点好，看问题是看问题，但并不影响个人的感情交流，酒桌上没有出现不和谐的局面。

　　我们的话题就转到各国军队打仗及军队实力上来。这时我才知道，利比特的老爸，原是朝鲜战争中的一位美国的老兵，是一位大家都熟悉的美国第八集团军的后勤兵。回国后，因怕再打战争，去加拿大工作生活，并加入了加拿大国籍。

　　利比特听他老爸说，中国军队的装备很差，穿的代条土黄的破棉衣，手中持的万国造的杂牌枪，和我们美利坚的军队根本无法比，并说，美军的战斗力，一个团能顶 中国的一个军。在朝鲜有一次战役中，中国二三个师的兵力，把美国的一个团给包围了，在美军的环形防御下，中国军队是楞没有打下这个团的阵地，最后，这个团 退出战斗为止。

　　但有一点，叫利比特的老爸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中国军队，明知道自己的战斗是根本打不赢的时候，他们却还在不断地向进冲。有的时候，一个美军兵打死的中国军 人，就连自己都不知道杀伤了多少。中国军人就象吃什么药似的，为了夺取或防守一个阵地，他们从不计较军人的伤亡成本。直到战争结束后，利比特的老爸也没有 整明白中国军人的这种精神支柱来源与什么。

　　但利比特的老爸是通过一件事，是乎悟出这其中的奥妙，那就是当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接见他的红卫兵的场面。让利比特的 老爸大为惊讶，他说，毛泽东真了不起，中国的经济形势都这样了，他还有如此的号召力，手一挥，亿万人民都能上，太可怕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如此地围绕着 他转，恐怕世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了。

　　中国不可怕，可怕的是毛泽东。于是，他悟出了二十多年前那场朝鲜战争中，中国军人为什么会不怕死地一个劲地向前冲，原来毛泽东是他们的精神支柱。他说，我 找到了中国军人的军魂，那就是毛泽东，没有毛泽东的中国军队恐怕什么也不是。这就是利比特老爸对中国军人的评价。我听利比特如此地说，我沉默了。可能是这样吧。

　　在这次酒席中，我还特意向他提了一个问题。问他：你是怎么看中国在南斯拉夫的大使馆被炸的。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若是二三十年前，就是给美国这 样的机会，美国也不敢去炸中国大使馆。因为，中国的毛泽东真敢反击呀!现在中国没有这个反击的能力了，这跟武器先进不先进没有关系。

　　这么多年过去后，每当我一想起我的老同学的同事所说的话，老外有的时候真的就说到点子上了。中国的军队现在是装备在不断地发展进步，而我们的军队的精神支 柱却在不断地下降。看来我们的军队不管在什么年代，毛泽东的旗识都不能倒。只要这支军队的军魂还在，那我们的军队在外国人眼中就是一个威慑。但愿再一次见 到我的老同学和他的同事利比特的时候，他说会：中国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撞机是在2001年4月2日 ，当时王伟同志的牺牲，从军事角度讲值了。当时美国的卫星拍到EP3边上一长串军用卡车。拿了他们也说不出什么来。就和炸我们大使馆，然后来句“误炸”。先拿到手研究透了再说。王伟让我军的研究工作缩短了十年，是英雄，永远敬佩他。

　　炸馆是在1999年5月8日，炸馆是因为中国在道义上支持巴尔干的南斯拉夫，那个时候全世界媒体都在报告美军的战况，南斯拉夫人上街庆祝获得了自由和民主，而中国偏偏报告南斯拉夫平民被炸，人民在上街反抗美国的侵略(哎，中国有汉奸，南斯拉夫有斯奸呀)

　　最重要的是中国还援助南斯拉夫雷达和很多军事物品，而且南军用中国的雷达打下了一架美国的F-117，F-117的残骸被送到了驻南斯拉夫中国使馆，但是残骸中留有飞机失事自动卫星定位系统，但是南军不根本不晓得，到使馆中国工程师马上切断定位系统的电源，但来不及了，已经被美国的卫星定位出来了，五角大楼马上上报美国联邦军事委员会，说中国使馆藏了美国的F117残骸，美国最高司令长官克林顿火冒三丈，美国联邦军事委员会经过3天的磋商决定给中国一个下马威，4月1日零晨命令一架B-2轰炸机携带4枚无弹头的钻地穿甲弹从美国本土执行绝密计划。

　　中国政府3月30日下午接到驻南使馆有关于F-117的残骸，当晚从兰州机场起飞一架军用飞机火速赶望南斯拉夫，机上人员包括18名技术人员和11名其他服务人员领导以及3名驾驶员。

　　3月31日凌晨到达南斯拉夫，当即赶望使馆，在使馆地下室研究起来了F-117的残海

　　4 月2日凌晨B-2在大西洋经过两次加油后到达南斯拉夫预定地点，B-2轰炸机还不知道任务是什么，在预定地点停留15分钟(此时联邦军事委员最高司令克林顿下达实施X-行动)B-2轰炸机接到上级命令，对XX点的军事设施进行摧毁。顿时4枚无弹头的钻地穿甲弹飞出了机舱，飞机马上返航。

　　4枚钻地弹从7层的使馆楼顶一直钻到了地下4层，当场地下室14名军事技术人员死亡，2名重伤，其他8人轻伤。

　　使馆上层3为使馆人员死亡(邵云环许杏虎、朱颖)

　　中国牺牲的16名(后有2名重伤死亡)技术人员默默和F-117残骸运回了兰州

　　由于得到F-117残骸，中国飞机隐身等技术提高20年，美国计划全部F-117在2008年前退役

　　而撞机是由于中国新型核潜艇093在北部湾海试。美国海军EP-3E电子侦察机从关岛起飞来侦察，中国获得美国飞机来侦察，马上派飞机拦截，由于拦截时飞机靠的太近而撞上了

　　中国的电子侦察技术提升20年美国的F-117隐型战斗轰炸机被击落后，中国马上向南政府提出要求，是否能够把F-117的部分设备和残骸供中国研究，甚至出钱买也可以，在中国和南政府达成协议后，南政府把F-117的导航设备、带有隐型涂料的表皮残孩发动机喷口耐高温部件在秘密状态下移交给了中国，就放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地下室供中国的军事专家研究。然而中国的军事专家一开始并不知道，F-117的导航设备装有保密自毁装置，如果该机坠毁，自毁装置将自爆，炸毁导航系统中最重要的部件，但是，问题发生了：F-117坠毁后，自爆装置失灵，值得庆幸的是，美国人做事情也有后招，导航系统内部内嵌式电源仍在工作，并且不间断的发出定位信息，这使得美国人在很短时间内找到了F-117残骸的精准位置，虽然中国人发现后迅速断掉了电源，但可想见，美国老当时大吃一惊，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中国人了解到美国的核心机密。

　　但是，虽然当时美国人有很多种办法(包括派海豹部队夺回等)，美国人却选择导弹袭击这样一种方式，估计是对中国在国际上支持南政府非常不满，同时彻底摧毁中国所得的F-117的残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一枚激光制导炸弹要直接穿过几层楼打到大使馆地下室的原因，然而，美国人又一次失望，那枚炸弹居然没爆，中国人最终还是取回了F-117的部分部件，极大帮助了中国隐型飞机的研制。前些天去了沈飞实习，在实习之前有国安局的给我们做了入厂保密教育其中就提到了原来列为高度保密的99年驻南联盟使馆被炸的内幕，当然今天是解密的文件了，不然我也不敢在这里与大家公飨。

　　说到这我不得不提起 F-117隐型轰炸机，大家都知道它是洛克西德马丁公司与本世纪70年代研发的一种优秀轰炸机，它的隐身效果除了它那反常规的气动布局(外型)外还与它的外表涂层(吸收雷达波)有关，这些努力的结果使它拥有非常出色的隐身能力，从而达到隐蔽突袭的战术效果，在历经了几次局部战争之后，它更是赢得了不被击落的神话这样的美誉，而在上次的巴尔干之战却被南联盟击落。

　　问题就出在这里，几乎全世界都为之震惊，因而很多谍报机关都盯着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现役)的隐身飞机的残骸(残骸在南联盟境内)，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如果中国可以弄到残骸的一部分(外表蒙皮)，中国就完全有可能破译，并且反研出(并且掌握这项技术)反隐身涂层的技术，从而使美国研究多年，花了很多精力和金钱的技术在中国面前不再隐身!

　　其实，中国当时的驻南使馆的30位记者至少有12位是从事谍报身份的特工人员(其实每个国家的对外使节，记者都有不少是从事这个工作的，只不过各国都对此保持缄默，心照不宣罢了)。而美国的CIA(情报部门)在飞机(F117)被击落的现场附近发现了中国“记者”，这个情报立刻引起了美国当局的高度重视，在经过一翻权衡之后，决定对这个可能导致美国重大损失的“物据”进行毁灭，而不让其落到中国人的手里。

　　当时美国空军就制定了非常周密的计划，启动仅在美国中部怀特黑德空军基地(具体名字忘了，好象是这个)的B-2隐身轰炸机对中国记者的驻地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一共发射了5枚JDMA精确制导炸弹对其轰炸，其中 2枚准确的从中国记者所在的床上穿床而过，一枚没爆炸(后被中国运回国内，使中国的精确制导炸弹的研制推进了10年--据有关专家推测)。这样就制造了震惊世界，令所有中国人为之愤怒的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事件发生后由于其事件的特殊性，中国只是厉行的对其行经进行谴责，而深藏在背后的隐情就这样被双方隐而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