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对深圳地区807名农民工进行了采访，在对其中60名农民工进行深度了解后发现，这些受调查的人中，有58.5%患有抑郁症，17%患有焦虑症，另有4.6%的人曾想过自杀。
“每天坐9个小时，一个人也不认识，特别想家，经常偷偷地哭”，陈永庄说，孤独是她一年中最大的感受。她工作的这家厂有400多人，1至3楼是车间，食堂在4 楼，再上一层就是员工宿舍，陈永庄和厂里男职工住在同一层，中间隔着一座平台。而类似这种格局和规模的毛织企业在大朗就有上百家。南都记者 方光明 摄
1月16日，85年出生来湖南永州的程彩虹，每天在流水线上站11个小时，最大的愿望是修房、开店、养孩子。南都记者 方光明 摄
1月16日，91年出生的穿着新潮的农民工歌手王卫。江西来莞6年，参加了2013年广东省农民工歌唱大赛。南都记者 方光明 摄
王卫兼任车间的DJ，听到说唱音乐就像见到初恋。
罗元勇在车间工作，他在东莞已经打工20年了。2013年，一同生活了12年的妻子对罗元勇说出了“离婚”两个字，办完手续后，妻子迅速地搬离出租屋，从此断了联系。“她嫌弃我没本事，还好赌。你说在厂里像我这年纪的人，下班没事干，哪个不爱搓几把。”罗元勇觉得，老婆借口他好赌离婚，其实是嫌他穷，看上了别人，不然不会连儿子都不要。
1月15日，中国毛织重镇大朗，一家服饰厂，烫衣部流水线上赶工，这几天天气暖，工人穿着单衣，有时还开风扇。
1月15日，中国毛织重镇大朗，一家服饰厂，烫衣部流水线上赶工，这几天天气暖，工人穿着单衣，有时还开风扇。
我们在深圳一家高级餐厅里做的采访，（采访中）21岁的四川农民工郑立强（音译Zheng Liqiang）表示，他在这个南方城市（指深圳）过得并不开心，甚至有些郁闷。
他说，超长的工作时间，微薄的薪水，让他几乎没有私生活。
他还说：“在这个大城市里，我感到很孤独。”
深圳是中国的制造业中心，郑为好几家工厂修理复印机已有3年时间。
算上加班，他月工资比平均工资要高，在3500-4500元之间（约合580-740美元），只是复印机的油墨有毒，工作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虽不喜欢这份工作，但郑内心却很纠结。事实上，他说他时常感到焦虑，他说话时会习惯性地摆弄指关节和抖腿，这是焦虑情绪的典型表现。
广州中山大学的程宇（音译Cheng Yu）教授表示，要是找心理医生咨询，医生很可能会说这是焦虑症，因为这在农民工群体中很常见。他说，“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要比我们原先所想的更加令人堪忧。”
感情包袱
程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对深圳地区807名农民工进行了采访，在对其中60名农民工进行深度了解后发现，这些受调查的人中，有58.5%患有抑郁症，17%患有焦虑症，另有4.6%的人曾想过自杀。
程的研究团队发现，约一半人不足30岁，他们虽离开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但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都肩负着巨大的压力。
他们在为不能照顾父母和孩子而深感自责的同时，又为养家糊口而感到压力山大。
据程教授介绍，他开始留意这个问题是在5年前，当时他还在研究该地区卖淫女的心理健康状况，她们很多人在卖淫之前都曾在工厂上班。
2010年，负责组装苹果公司产品的大型电子制造商富士康员工集体自杀事件成了国际新闻头条，这让程教授决定要找出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的根源。
工人们从厂房和宿舍楼顶跳下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孤独和没有归属感。
程主要研究南方省份广东省的情况，但其他地区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大都类似。
据《中国劳工通讯》报道，中国约有2.6亿农民背井离乡，在城里打工。
他们尽管对中国的经济奇迹做出了贡献，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较低。
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亦加重了这些年轻人的焦虑和抑郁情绪。
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有研究表明，全世界都有这个现象，相比于留守人口而言，农民工更易患心理疾病，因为他们得适应新的环境，并且得不到家人和社会的支持。
就中国而言，户籍制将人口分成了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这令农民工生活更加艰难，他们享受不到公平的教育和医疗，在工资和待遇上也饱受歧视。
像郑这样既受过良好教育，也精通网络的新一代农民工，对城乡发展差距的感触要比老一代农民工更为深刻。
郑的父母外出打工只为一件事：在城里赚钱，然后回家。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郑想当一名室内设计师，希望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他想自学设计课程，但就是很难挤出时间。
郑的父母都在深圳打工，父亲做点小生意，母亲在干家政服务，他们对儿子的想法嗤之以鼻，说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程说：“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更加重了一些年轻农民工的焦虑抑郁情绪。”
许多农民工的生活就局限在产线和宿舍之间。他们是可以跳槽，而且和父辈相比，他们也确实更加频繁跳槽，但想跳到更高层次的机会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说当设计师。
郑从小就和爷爷奶奶在四川老家生活，所以他同父母的交流并不多。
郑知道自己应该为家人在身边而感到幸运，但他在这里还是会感到孤独。
他在深圳的朋友不多，都是来自四川的年轻农民工。由于时间、经济和倒班上的限制，他们也不能经常见面。
他总希望有天能在成都定居，因为他在那里曾度过了两年的大学（专科）快乐时光。
政府近期公布了放宽户籍限制的通知，旨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帮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但这个过程漫长而缓慢。
程说：“我们必须对（农民工的）心理疾病引起重视，它是导致自杀的根源。”
他建议在农民工工作地点开展免费的心理健康测试，将他的“积极心理干预”理论付诸实践，设立热线电话和咨询服务，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社交机会。
就算程教授的想法能实现，也还是有一个大问题，因为还有很多像郑这样的年轻农民工，他们内心的挣扎仍将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