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歉的宋彬彬）
2013 年8月，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通过公布道歉信的形式，就自己在文革中的言行向自己母校在文革中受打击迫害的老师和同学进行道歉和反思。2014年1月，宋任穷上将的女儿宋彬彬也向母校女附中在文革中受迫害的师长，尤其是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及其家人道歉。面对这样的干部子弟的连续公开道歉，本期兰台说史要谈一谈道歉背后隐藏的历史。
为何“红八月”的受害者多是教育工作者
红卫兵在疯狂的“红八月”中打死一千多人。其中坚是干部子弟，而矛头对准的，正是争夺“接班人”的另一方知识分子。于是教师首当其冲，宋彬彬的校长卞仲耘成为第一个死于红卫兵暴力的教育工作者。
说起宋彬彬等的道歉，就不能不提到文革初发生的“红八月”事件。在1966年8月至9月的不长时间里，红卫兵组织到处用暴力迫害所谓“黑五类”，以“破四旧”为名打砸抢烧。仅在北京就打死了1700余人。其中最早遇难的就有这次宋彬彬道歉的对象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
“红八月”以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开始，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明确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运动。这封信发表之后，红卫兵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暴力迫害就开始出现，卞仲耘校长就是在几天后的8月5日被打死。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并接见红卫兵代表，将“红八月”的暴力迫害推向高潮。也就是在这次接见中，身为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领导人的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了她的名字后，发表评论说“要武嘛”。
会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一文，文中注明宋彬彬已经改名为“宋要武”。也就是在此后，学校内大规模打老师、“黑五类”学生的情况愈演愈烈；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冲出校园在社会上打砸抢烧也走向高潮。①
而在“红八月”中起主导和中坚作用的，正是出身干部子弟的红卫兵。
（八一八接受检阅的红卫兵）
据陈士榘上将之子陈人康回忆“1966年8月，以一批干部子弟和‘红五类’为主体的红卫兵冲上街头，肆意破坏文物，用鞭子抽打无辜的所谓的阶级敌人，随意冲到百姓家中抄家没收财产，用最能羞辱人的办法贬损人格，挂牌子、剃阴阳头、坐“喷气式”、让活人抱死尸，把很多百姓赶到农村……”
他总结的结果是“对于1966年骇人听闻的‘红八月’疯狂，我感到‘大院’的孩子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②换言之干部子弟们正是文革中第一批起来“煽风点火”掀起疯狂动乱红卫兵的中坚力量。对于这些“大院子弟”，有专门称之为“老红卫兵”或者“老兵”的。
据高华教授研究，1962年后，由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阶级出身论”被全面激活，在实践中已完全倒向“唯成份论”。③
（宋彬彬等向卞仲耘像致歉）
1966 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阶级斗争的对象已经由地、富、反、坏、右扩展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出身于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一封给林彪的信中明确写道：“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明确了矛头所指——教育机构的知识分子。
而对于干部子弟出身红卫兵来说，关心的是“接班人”的争夺。他们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迫不及待地想担负起接班的重任。在“黑五类”子女淘汰出局的形势下，能与干部子弟一争的，只有两颗星（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子女，而击败这些子女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阶级出身。一位干部子弟在清华大学辩论会上说：“天下是老子的父母流血牺牲打下来的，老子就是要坐天下。”这正是干部子弟与知识分子子女争夺“接班人”的杀手锏。
（宋彬彬最著名照片：给毛泽东带上红卫兵袖章）
中央文革对此采取了支持并鼓动的态度。8月2日，关锋在国务院接待室对群众说：“有个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这个口号到底怎么看？我看这个口号基本是贯彻了阶级路线的。”“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先是在学校打黑帮、打狗崽子，然后冲上社会打小流氓，打地、富、反、坏、右，特别把矛头对准了各自所在学校的教师群体④。
最高领导人和中央文革的鼓励和纵容导致红卫兵的疯狂
最高领导人和中央文革的纵容和鼓励是“红八月”中红卫兵疯狂打砸抢杀的根本原因。试图切割文革与红卫兵的行为间关系的看法是没有道理的。
（毛泽东、林彪接见红卫兵时合影）
“红八月”中红卫兵的疯狂与高层的纵容甚至鼓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毛泽东对于红卫兵打死人持不以为然的态度，并曾在讲话中明确表示。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时就说：“现在打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指林彪）说的这次运动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⑤
江青1966年7月28日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海淀区中学生代表大会上说：“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了。’”这句话以“好人打坏人活该”的形式广为流传，公然鼓吹打人。
（林彪和江青在当中起到相当重要作用）
林彪8月31日和9月15日的两次讲话，都对红卫兵的行为予以了充分和高度的肯定。他谈到：“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
一位老帅曾讲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也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这反应了高层的一种肯定的态度。⑥
（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指示推波助澜）
同时，主管治安的公安部门领导的放纵态度从实际上撤去了对红卫兵的最后制约。8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讲：“刚从中央开会回来，讲几点：我们要保卫红卫兵，反革命杀了红卫兵坚决要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
在几个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谢富治插话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的吧？”谢答：“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⑦。
（红卫兵“破四旧”实为打砸抢烧）
这种来自高层的纵容和鼓动对于事态的恶化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说，红八月中红卫兵的疯狂和罪行正是发动文革的高层有意推动和刻意纵容的。今天有些人试图用切割的方法，把责任和罪行都推到当年这些干部子弟头上；而声称文革本身是好的，是这些应该被打倒的官员的子女犯了罪，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阶级教育敌我教育导致红卫兵在“红八月”的疯狂行为
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和阶级仇恨教育影响了红卫兵在“红八月”中的疯狂行为。
（常抓不懈的“阶级斗争”起了非常重要作用）
严格来说当年的红卫兵还都是一群未成年的孩子，是什么导致了这群未成年人采用如此残酷的暴力手段对待身边的人。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中共八大已经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⑧
有研究者指出，“1949年新政权建立以后，社会的权力等级、敌我关系、社会机遇、特权分配和人际压迫关系，都是以‘阶级’来划定的。”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种 “敌对性意识形态”（ideologyofantagonism）之中。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社会中树起一道鲜明的“敌我”界线。“我”是“我们”，是 “好人”；“敌”就是“他们”，是“坏人”。因此，一方面，对党和国家，“我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并且奉献无限的忠诚；另一方面，“我们”与“敌人”誓不两立。⑨
（阶级身份也是最早一批红卫兵引以为傲的武器）
高华教授的研究表明，从1963年开始，一场“阶级教育”运动在全国平地掀起，“阶级教育”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开展“三史教育”（家史、村史、厂史或厂史、社史、街道史），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此即所谓“忆苦思甜”。在“阶级教育”运动中，对“雷锋精神”提出了指导性的解释，这就是：“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像严冬般残酷无情。”
而所有需要被仇恨的“敌人”都有下列的共同特点：1、时刻准备复辟资本主义，向工农革命干部进行阶级报复；2、时刻与革命力量争夺下一代。60年代初中期推出的电影：《千万不要忘记》、《夺印》、《青年一代》、《箭杆河边》等，都具有上述类型化的特点，当时，这些电影在全国城乡被反复上映。为调动普通群众的阶级斗争意识，还兴起了“大讲革命故事、大唱革命歌曲、大演革命现代戏”的热潮，其目的都是为了教育群众“站稳阶级立场”，“提高阶级觉悟”，“激发阶级仇恨”，使得“阶级出身论”的意识几乎燃到沸点。
（文革社会大乱）
在推行“阶级教育”的持久运动中，1964年冬，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报告，布署在全国中小学开展“阶级斗争教育”，加速“培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成为接班人的首要条件就是“成份好”、“出身好”。在这种错误的夸大阶级斗争，宣扬革命仇恨和暴力的教育之下，受教育的未成年人心中已经埋下了日后迸发出暴力的种子。⑩。
而“文革”期间，中国社会似乎简单地由“好人”和“坏人”组成。既然“坏人”不属于人民行列，就不是人，只是“牛鬼蛇神”、“狗崽子”、“害人虫”，是 “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对他们只能有刻骨的仇恨，“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痛打落水狗”；他们只配“剃阴阳头”、挂牌、罚跪、被批斗、关“牛棚”， “不能温、良、恭、俭、让”，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之”。无限扩大的阶级斗争由此开放了由言语到行动的绿色通道，并赋予暴力合理合法性。⑾
（只要归为“敌人”，就可泯灭人性）
这一点在打死人的干部子弟红卫兵王冀豫的回忆中可以得到证实。他曾经在一次武斗中看到被打者遍体鳞伤，心生恻隐“当时我有点受不了，我就扑上去抱着那个人头，大叫”别打了，太残忍了，要把他打死了“。就在我大喊时，一个不知来自哪个部队大院的高中生，将我一把拽起来，一通训斥：“你是什么阶级感情，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流氓，他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渣子，他是人民的敌人！”听了这番话，我的第一反应是惭愧，我简直就觉得自己的阶级感情出了问题，我怎么就不能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呢？结果我一咬牙，就投身在打人的行列中了。“从保护到参与打人，只用了一句”阶级感情“。⑿
在澄清文革历史之前 当年未成年人的道歉意义不大
应当澄清的史实还未明晰，应当明确责任的当年的成年人们还未承担其应有的责任。当年的未成年人的道歉意义不大，因为宽恕和谅解都建立在真实之上。
（率先道歉的陈小鲁）
据陈小鲁介绍，对于他的道歉，干部子弟内部并无统一看法。“‘文革’这段经历，谁都忘不了，却未必都会道歉。即使私下说对不起，也未必敢公开说。一些红二代甚至说我“不像话”，另一些人还在为过去辩护。”⒀
实际上，对于当年的未成年人的中学生红卫兵来说，首先出来忏悔道歉，虽然不是很多，却很值得尊敬。但文革的责任，首先应该由当年的成年人来担当，而不应该由当年的未成年人先出来承担。
（宋彬彬在道歉会上）
正如文革口述史学者米鹤都所说”人民出版社的一位老社长，也是一位对文革具有深刻反思精神的学者，但是她的书中曾这样愤愤不平地说：“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自己的思想是究竟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这话讲得可以说很严厉，而且是在批评一代青少年人。但是如果反问一句：他们十六七岁就走上无知的道路，难道不是控制这个社会的上一代给他们安排的？而是娘胎里带来的？五、六十年代那些从事中共宣传工作、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上一代人，向未成年人灌输的是什么？难道不更应当反思、承担责任吗？今天怎么能这样轻松地把责任推到下一代身上，怪十六七岁的他们 “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如果这是事实，那首先是整个社会教育的失败！我觉得具有这种认识的不在少数，但太过肤浅、太缺乏自我反思了。如果社会缺少自我反思，谈到的都是别人该反思，那么这对于真正总结历史教训和提高民族素质，特别是纠正其体制上的弊病以保证民族长治久安地发展，其作用甚至是本末倒置。“⒁
（负罪当年打死人的前红卫兵王冀豫）
从这个角度上说，如果仍晦暗不明的文革历史得不到澄清；当年真正应当负责的成年人不能明确应当承担的责任。那么今天陈小鲁、宋彬彬这些当年的未成年人红卫兵的道歉也就意义不大，反而会引发新一轮撕裂社会的争论。因为所有的宽恕和谅解都建立在对事实的廓清和对责任清晰的认定上，舍此别无他途。
注释：
①据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红卫兵打杀教师》，《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②据陈人康口述《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
③⑩据高华《阶级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
④⑦据孙言诚《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
⑤据刘松茂《”文革“中毛泽东对待武斗的态度》，《老年人》2004年第12期
⑥据米鹤都《”破四旧“的表与里》，《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
⑧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⑨⑾据孙沛东《裤脚上的阶级斗争》，《开放时代》2010年第6期
⑿据王冀豫纪彭《”红小将“王冀豫的反思：个人的罪恶是不能掩盖的》，人民网
⒀据陈小鲁范承刚《陈小鲁：我是红二代，我是少数派》，《南方周末》2014年1月2日
⒁据米鹤都访谈《米鹤都：反思文革不应先追究未成年人》
中国追求了一个半世纪的“强国梦” 但忘了文明(图)
京港台：2014-2-6 01:57| 来源：许纪霖 |
文：许纪霖 中国的崛起，今天已不是一个愿望，而是一个事实。中国今天已经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但是她将继续往哪个方向发展，让全世界都迷惑不解。吴建民说，中国现在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全世界都缺乏准备，我们自己更缺乏准备。本来邓小平制定的国策是韬光养晦，不出头，甘于边缘，一门心思搞建设。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西方世界开始衰退，中国继续高速发展，一下子让全世界聚焦中国。中国成为与美国同样重要的世界大国，但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国？中国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 本文将论述三个问题：第一，晚清以来的强国梦包括两个梦想，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然而，在近代中国大部分历史当中，一直是一个梦遮蔽了另一个梦，即富强压倒了文明。第二，在富强梦的背后，有一整套从上到下都信奉的意识形态，这就是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人民的精神状态，也造就了中国的现实。第三，中国崛起之后，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从富强走向文明，为了既不脱离世界的主流价值，又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明？欢迎收听“腾讯思享会”或“ThinkerBig”公众帐号： 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改变了中国 富强是一种追求，这追求背后要有精神动力，就是一种强烈的致富欲望，通过竞争和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满足永无止境的内心欲望。这就是歌德所描绘的浮士德精神。我这些年在欧洲、亚洲和北美不少国家访问，发现浮士德精神最早出现在西欧，但到了20、21世纪之交，竟然在华人社会当中表现得最为强烈！过去的中国人不是这个样子，作为孔子的后代、重义轻利的儒教徒，中国人并不看轻物质和民生，也重视钱，但不认为富裕有什么内在的价值，富裕只是实现大同理想的工具，人们追求个人生活的小康，有恒产者只是为了有恒心，成就个人的德性。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脱胎换骨，不再讲和谐，而是讲竞争，相信法家的那套富国强兵理论，信奉永不满足的欲望追求的？ 这个变化，是从晚清开始的。甲午战争清政府输给日本，中国的士大夫开始觉悟，发现中国原来的学生日本之所以可以打败自己，原来是脱亚入欧，不再讲和谐，而是转为讲竞争，讲优胜劣汰。于是19世纪末进化论由严复引进了中国，顷刻之间风靡神州，成为中国人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达尔文的进化论研究的是自然界的进化，但他的很多信徒，像赫胥黎就认为人类的进化与自然界的进化不同，有人类社会独有的伦理规则；而另外一位信徒斯宾塞，则发展出了一套“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不仅适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也是这么进化的。有趣的是，严复的《天演论》翻译自赫胥黎的书，介绍的却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思想。进化论进入中国以后，整个中国为之沸腾，大家都信奉竞争是世界的公理，只有竞争，国家才能复兴，个人才能进步。 进化论作为一套新的宇宙观，它与过去儒家的宇宙观有什么区别呢？儒家的宇宙观，主要核心是伦理道德，天是有德性的，所以人类社会也应该遵循和谐的伦理德性。但进化论不一样，它的基础是牛顿的机械宇宙论，世界的核心不再是德，而是力；不再是和谐，而是竞争，看谁有力量、有物质实力，有超越他人的生存能力。只要有了各种各样的力，你就会成为竞争的优胜者。甲午海战之后，整个中国开始讲工商富国。比如晚清的知识分子杨度鼓吹“金铁主义”，金就是黄金，经济富民，发展工商业，铁代表的就是军事，要走富国强兵的道路。他这一套学的是当时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 从晚清一直到今天，富强这个追求从没有断过，虽然追求的文明理想在改变，但即使是在“文革”时代，有一个东西还是没有放弃，那就是富强，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富强梦的后面有一个动力，那就是竞争。我们要在这个强权的世界里占有一席之地，就是要有实力、就要有竞争。 晚清的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论强权》一文，他说世界只有强权别无他力，强者压制弱者，这是世界公理，世界只认强者不认弱者。这种观点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弥漫。中国人有的将“权力”和“权利”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但权利是平等的，权力是不平等的。中国历史上缺乏权利的传统，谁的地位高，谁的权力就大，拥有的特权（特殊的权利）就多。晚清以后的竞争，就是人人争夺特权和强权，不是追求平等的权利，而是想获得高人一等的强权。在今天这样一个只认强权的丛林世界里面，富强似乎是强力竞争的结果，国家越是富强，人民越是富裕，社会就越是不平等，距离平等的人权也就越远，强权的逻辑反而显得越加霸道。 在洋务运动时期，重心还是物质救国，追求船坚炮利，看重的是物。后来康有为、梁启超搞维新运动，重点便转向了人。梁启超、严复等人发现，西方之所以强大，除了有无与伦比的物质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人民有能力、有竞争力。儒家传统重视的是人的德性，但现在转为强调人的能力，即所谓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有三种：德力、智力和体力，连德性和知识都成了竞争力。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最后都被归结为有竞争能力的人。因此今天中国的大学不再像古典的大学和书院那样着重培养学生自由的人格、拥有博雅的知识，而蜕变为一个实用的、功利的目的：让学生更多地拥有在社会上竞争的能力。 此外还有“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赫伯特·斯宾塞，其理论归结起来就是八个字：“赶快干活，否则完蛋。”从晚清到今天，社会弥漫的一直是这样一种竞争氛围，它整个儿改变了中国人，支撑起强大的精神动力，而这个竞争动力的背后，就是对落后的恐惧、对被淘汰的恐惧，进而要富强，要成为人上人。要改变个人的命运，首先要成为一个能力超群之人，国家要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首先也是富强，拥有与西方同样的物质力、国民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 为什么富强压倒了文明 中国的强国梦，除了富强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文明。严复、梁启超这些启蒙先知也讲文明，他们发现西方之所以强盛、日本之所以可以打败清政府，除了富强之外，另外一个秘密武器就是文明。西方的现代文明比传统的中华文明更高，文明也因此成为他们的一个理想。 那为什么最后的结局会是富强压倒了文明呢？我们先来看这二者的不同。富强包含着三个内容，第一个层次是洋务运动所追求的物质力，第二个内容是前面讲的国民的竞争能力。富强还有第三种含义，就是制度的合理化或理性化。从晚清新政到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制度在不断变革。制度的变革到底属于富强还是文明，这要看变革深入到什么层次。假如变革不动制度背后的核心价值，不改变制度的基本结构，而仅仅使之更完善、更有效、运转更良好，提高制度的运行能力，那么这种变革就与文明无涉。用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这就叫制度的合理化或理性化。制度的合理化，是现代社会的核心内涵，具有两个特征，一是计算投入产出比的成本核算的会计制度，二是中性化的、非人格化的科层官僚管理制度，前者是会计学，后者是公共管理学，它们都是现代社会之所以有效率、拥有强大竞争力的制度秘密。而且，这种讲究效率、讲究理性的制度合理化，可以与各种意识形态或者政治体制相结合，既可以服务于资本主义，也可以属于社会主义。只要是追求富强、要融入全球化、提高效率、拥有核心竞争力的目标，都可以往制度的合理化方向去改革。所谓的制度合理化，实际是将整个国家、社会的各种单位，从行政机构、司法系统、军队，到工厂、商社乃至学校、社团，都按照公司化的制度来重新配置和改革，“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的改革事实上从没有中断过，但绝大部分的改革，都不涉及文明问题、价值问题，也与扩大政治参与基础、扩大政治的合法性无关。改革只为提高制度的竞争力，只为实现富强梦，这是一种非政治化、去价值化的政治改革。 与富强相比，文明指的是一套价值观。现代文明的秘密，严复在19世纪末就看得一清二楚，这就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自由也好，民主也好，都是一种文明，是一套现代的价值观。自由与民主是人类生活最值得追求的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因为唯有生活在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人类才有可能活得比较有尊严，过比较符合人性的生活。这就是文明的生活。 富强当然也是一种可欲的价值，那么富强与文明这两种价值，何种更有价值呢？严复、梁启超知道，西方之所以能够打败中国，乃是它们既富强，又有文明。文明虽然很重要，但中国的亡国灭种危机太急迫了，国家太落后了，文明可以治本，但救不了急；富强虽然只能治标，却可以挽救国运。两权相衡，还是富强更重要。中国最急迫的问题是改变落后挨打的局势，迅速富国强兵，提高国民的竞争力，而文明的目标可以缓行一步，甚至按照对中国影响很大的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说法，文明虽然是终极目标，但在现阶段，只是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的一种手段，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 富强之所以会压倒文明，当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西方的“两张面孔”问题。戊戌维新之后，中国拜西方为师。但这个老师老是欺负学生，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西方文明所到之处，到处都是血与火。这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非常困惑。杨度是晚清思想最深刻的士大夫之一，他发现当时只有文明的国家而没有文明的世界，世界各国对内都讲文明，对外都行野蛮。杨度的观察是准确的，在西方政治学里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对内用洛克主义，讲自由平等，对外用霍布斯主义，生存至上，弱肉强食，遵行丛林法则。 西方世界向东方扩张，其背后有一套文明的理由。我拥有比你更高级的文明，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征服。西方的文明是通过野蛮的扩张得以实现的，所以近代西方有两张复杂的、交杂在一起的面孔。自由主义者会强调西方人自由文明的一面，而新左派会更多地批评西方人野蛮扩张侵略的另一面。文明与野蛮这两面在西方内部也不断冲突，具有紧张性。世界发展到今天，文明的一面在强化，殖民主义的野蛮一面逐渐不具有正当性，只能以隐蔽的方式存在。但是在19世纪的时候，西方人是赤裸裸地以强权的方式、用野蛮的方式推广文明。 面对西方的两面性，杨度认为既然西方有两手，我们也要有两手来对付它们，我们今天遇到的国家为文明国，所谓不文明不足以立国，但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是野蛮世界，则不野蛮不足以图生存。也就是说，中国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文明对抗文明，以野蛮对付野蛮。对内讲文明、对外讲野蛮，这套逻辑发展到极致，便是外交决定内政，当务之急是亡国灭种，因此富强比文明更为紧迫。 国内曾出版过一本畅销书《中国不高兴》，作者也是用这套逻辑，将美国看作最主要的外敌，认为中国现在不用再韬光养晦了，该做的做、该说的说。甚至认为为了获得必要的外部压力，唤醒民族的觉悟，中国需要再打一次败仗！这本书看起来是反抗西方的先锋，事实上却是西方在东方最优秀的学生，而且学的是近代西方最糟糕的野蛮这部分，青出于蓝却不如蓝。为什么呢？因为近代西方的野蛮性还有文明一面的制约，而《中国不高兴》模仿的是西方的强权逻辑，讲什么“持剑经商”，而不要西方的文明价值。假如到了2050年，真的像马丁·雅克所说的中国压倒了美国，建立了全球霸权，中国统治了世界，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胜利呢？是中国文明的胜利，还是西方精神的胜利？或许，到时候西方人会哈哈大笑：你们在实力上征服了我们，但你们却被我们的文化所征服，而且是已经过时的、最糟糕的19世纪帝国主义精神所征服！是的，假如到了2050年，中国抛弃了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近代文明，学的只是近代西方的富强精神，即使中国能统治世界，但最终的精神胜利者依然是西方。假如你一定要说是中国文明胜利的话，这个中国文明恐怕不是文质彬彬的儒家，而是迷恋富国强兵的法家。 中外历史都提醒我们，缺乏文明的富强是一种可怕的富强，是短命的富强，是外强中干、没有灵魂的蛮力。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而从民国诞生的一开始，这个国家就面临文明解体，只认强权。鲁迅先生当年有一句话讲得深刻，大意是说原来被奴隶主统治也就罢了，现在被奴隶统治了，那就更糟了。民国初年，中国是一片乱象，整个儿是丛林世界，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谁的兵多、枪多、钱多，天下就是谁的。近代中国有一个文化怪杰辜鸿铭，他早就注意到中国在文明上走的是下坡路。洋务运动的鼻祖曾国藩，还是修身与经世并重，用人方面不仅看才还要看德。但是到了李鸿章，便德不济才，在道德上颇多劣评。而第三代袁世凯更加不行了，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一切以权势为中心。当时辜鸿铭做张之洞的幕僚，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辜鸿铭对此颇不以为然，说那是耶稣主义与马基雅维利主义杂交的怪物，最后重权势的马基雅维利一定会压倒重道德的耶稣。你张之洞还有德性，维持中体西用，等到袁世凯这代卑鄙之徒掌权，对中国的危害要超过李鸿章的庸俗。果然年轻的中华民国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间，武夫当国、势力当道，民国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坏的政治传统，从袁世凯到他的反对者孙中山，皆迷信权势，殊途同归。孙中山搞二次革命，到处与地方军阀联络，再同日本谈判，希望借助内外军阀的势力重整革命。不管是独裁者还是革命者，崇拜的都是同一个东西——力。孙中山一直到“五四运动”胜利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不靠武力，凭借现代的文明观念，依靠知识分子的动员能力，也可以征服天下。 整个民初社会，上上下下所崇拜的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崇尚的力，传统中国文明所偏重的伦理、道德、价值则无人问津。当时对这种“力的政治”观察最敏锐、批判最深刻的，当属《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这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中，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十几篇文章，集中批评民国以来的社会现状，认为中国已经成了一个丛林世界，不讲精神、不讲文明，只讲竞争、弱肉强食。杜亚泉还进一步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历史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19世纪末以来，从欧美传入中国的唯物论，只讲物质，物质至上，最先表现为洋务运动中的富强论，进而是天演论，即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自从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宇宙无天神、人间无灵魂，一切唯物质为万能，此外还有残酷无情的竞争淘汰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宇宙美不美，都没有人关心，所有人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自我保存、怎样免于被淘汰。这样的世界只讲优劣，不问善恶，教育是竞争的练习场，激烈竞争的结果就是都成为杀人主义。 100年之后，我们重读杜亚泉的话，依然能触动心弦。在市场经济刚刚兴起之时，大家对市场经济充满乌托邦的想象，以为市场经济会给人带来自由，带来现代的民主政治。很少有人意识到市场经济制度不过是一种韦伯式的制度合理化，它可以与各种不同的政治体制结合，因而会有好的市场经济制度，也会有坏的市场经济制度。中国近十多年走的便是一条最坏的市场经济道路，即权贵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背后有一种精神，就是永不满足的浮士德精神。这种精神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结合，给中国带来了令人炫目的富强、日新月异的进步，但正如章太炎所说，历史进化当中，善在进化，恶也在进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整个社会在富强的同时，也蜕变为一个充满物质欲望的金钱主义社会。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是相互隔绝、缺乏有机联系的原子化个人。这些个人每天辛辛苦苦，努力奋斗，为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相互厮杀。要避免出现竞争的无序化，就需要一个超越于各种利益之上、具有绝对权威的政府以维持社会秩序。政府的威权之所以具有合法性，乃是其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便是普遍化的利己主义。绝大部分的国民只有两种性格，不是杨朱便是犬儒。杨朱是彻底的利己主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还有一批人脑子比较清醒，也看出这个社会有问题，但是有一种无力感，觉得无法改变这个社会，怎么办呢？只能做犬儒，洁身自好、独善其身。 从民国初年以来的社会便是这个样子，而且精神的价值、伦理的价值越来越不重要，重要的是穿衣、吃饭，国家要强大、人民要富裕，这就成了我们今天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一套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这套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老百姓当中非常有影响。老百姓普遍认为，人活着是为了穿衣、吃饭，有钱才能过上好日子，有钱才有尊严，今天看一个人有没有尊严，不是看你有没有德、有没有知识、精神上是不是高尚，重要的是你穿什么品牌的衣服、开不开车、开什么车、有没有房、住什么房，这些都是你出去之后是否会受尊重的标志，这被称为消费主义，你消费得越多，越过高碳生活，你越是有身份、受到尊重。它和国家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恰为互补，而伦理的、精神的东西，核心价值是什么，人活着有什么意义……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了。 这曾经是中国的历史，不幸的是，这样的历史今天又在重演，而且以一种变本加厉、极端的方式在重演。中国追求了一个半世纪的强国梦，今天强国梦似乎已经实现了，但是不要忘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文明。 中国要的是什么样的文明 民国初年乱象丛生，很多有反思精神的知识分子，比如杜亚泉、陈独秀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意识到光有富强不行，还要有文明，“五四”讨论的核心问题不是富强，不是启蒙，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其讨论的是伦理的觉悟问题。我们要什么样的文明，是西方文明，还是中国和西方调和起来的第三种文明？我们会发现，“五四”最大的觉悟，就是文明的问题开始凸现，成为一个核心问题。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90多年了，不要以为“五四”只是爱国运动，它实际上是一场世界主义的运动，他们争的不仅仅是中国的权益，还是世界天下的公理，就是文明。巴黎和会不公正，不仅仅是因为它侵犯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还因为它违背了世界公理，而这个公理又是西方人提出来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五四”的学生宣言，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争的是天下的普世价值，即文明。“五四”爱国运动的核心，骨子里是一场世界主义的争取文明的运动。 大学者胡适早年在美国留学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忠实崇拜者，连名字都改了（原名胡洪骍）。1914到1918年欧洲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打把胡适打醒了，他知道这一套强国梦、富强梦最后会给人类带来毁灭。他当时在日记里这样写：拿破仑大帝当初曾经以睡狮比喻中国，睡狮醒了之后世界要为之震惊。我们今天都以睡狮来比喻中国，这是不妥当的，中国应该被称为睡美人，中国之强，文明古国，贡献给世界的不应该是武力，而应该是文物风教，就是中国的文明。 中国的崛起终究要从富强走向文明，那么中国将走向何种文明？是与西方对着干的封闭式文明，还是与西方视野交融的开放式文明？中国当然不会做西方文明笨拙的追随者，而应该在普世文明的规范之内走自己的道路。任何国家对现代性的探索，都应积极开展与普世文明的对话，在融合主流价值的基础上发展自身文明的独特性，从而扩展普世文明的内涵。 中国已经实现了“富强的崛起”，不过，进一步的“文明的崛起”，中国准备好了吗？ （文章选载自《中国，何以文明》一书，作者：许纪霖，中信出版社出版）
破译2014年楼市的九个预言 开发商重回一二线城市 京港台：2014-2-2 10:54| 来源：新华网 |
[摘要]国内开发商纷纷进军海外，这对国内楼市意味着什么？ 预言一 开发商加码海外 2013年，万科、绿地、万达等巨头进军海外，国内开发商的资产配置，出现引人关注的变化。 刚刚进入2014年，嬗变仍处进行时。2014年1月8日，绿地宣布，投资12亿英镑，在英国伦敦开发两个住宅项目；1月24日，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和英国首相卡梅伦宣布，投资20亿英镑至30亿英镑，在英国开展城市改造项目，主要投资万达具有知识产权的文化旅游商业综合项目。 仲量联行称，2013年中国企业逐渐在全球房地产市场，尤其是在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增加投资，而绿地集团在伦敦的举动，标志着中国房企2014年的海外投资活动已拉开帷幕。截至2013年底，中国买家在境外商业地产以及住宅开发项目的投资额超过100亿美元，这使得中国2013年的海外房地产投资额较2012年增逾30%。 国内开发商纷纷进军海外，这对国内楼市意味着什么？自己用脑。 预言二 长效调控机制浮现 2014年，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过去一年的楼市调控中，决策层曾提出过诸如“两个促使”（促使房价合理回归，促使房地产回归平稳健康发展轨道）的调控发展目标。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央对待房地产的态度已经从“强调行政调控”转为“建立长效机制”，对于现有的财税体制、土地政策、金融体制，都将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 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预测，在市场分化的现实背景下，地方调控的自主权将增加，楼市调控将更强调针对不同城市的不同状况，实行不同政策。 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的观点是，新一届中央政府自上任以来，淡化、低调处理房地产，今后的楼市调控不会再刻意突出中央政府在调控中的主导角色，不会再统一发号施令、一刀切，而会突出地方政府在调控中的主体作用和主体责任。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认为，对房企而言，眼下多研究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规律，比研究下一步会出哪样的调控政策更重要。“在人口结构里面，通常是‘20岁到49岁的年轻劳动力’，以及‘35岁到40岁的高储蓄人口’对房地产的贡献最大。未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还有很多机会，只是这些机会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而跟以前有所不同。” 预言三 开发商重回一二线城市 5年前，多数全国性大企业还只是在十几个重点城市中角逐，到3年前基本都有了“百城计划”，或者更宏大的城市进军规划。到2013年，历经上一轮宏观调控之后，企业又开始重新聚焦，典型如过去以三四线城市为主战场的恒大，2013年以来也开始布局一二线城市。2014年，这一趋势继续，恒大在上海预计会有多达4个项目面世。 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近两年以来，一线城市和热点二线城市库存持续处于低位，以北京为例，消化库存周期仅6.9个月。二线城市中，营口、丹东、鄂尔多斯、温州等城市则在库存高企的同时，市场表现欠佳，去化时间多超20个月，丹东楼市库存去化时间甚至达73.3个月。 花样年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潘军断言，由于一线城市的供应量不足，而需求极大，所以一线城市房价会延续涨势。二线城市则是一个比较平稳的、缓步增长的趋势。三线城市可能面临的压力比较大，房价保持平稳，可能不会有增长。而四线城市是一个下降的趋势。 预言四 地产“金融化” 1月24日，恒大地产在港交所公告，2013年11月13日至2014年1月24日期间，该公司通过子公司，在市场上买入约4.027亿股华夏银行股份。 这并非个案。绿地集团与上海农商银行，侨鑫集团与华兴银行，泰禾集团与海峡银行，合生创展与北京农商银行，新湖中宝与温州银行，香江集团与广发银行，北京城建与锦州银行，开发商入股银行声此起彼伏。 开发商缺钱了？不！部分业内人士的观点是，开发商入股银行，并非看中关联银行的融资便利，事实上，受制于银监会对于银行关联交易的管控，开发商入股银行后可获得的融资便利很有限。开发商看重的是，银行为其上下游企业做供应链融资的业务空间。 说得很白了，开发商是为了少帮产业链“垫资”，让银行代劳。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涉银”的房地产上市企业已有约30家。不出意外，这一趋势无疑会在2014年得到延续。 预言五 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上路 建立和实施以土地为核心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是产权管理体制机制的重大改革，2014年重点在于建立统一登记机构、统一登记依据、统一登记簿证、统一登记信息平台。 按国务院要求，2014年6月底前出台不动产登记条例，并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对于正常的商品房此举并无影响，原本就属合规登记；而对于各种灰色房屋，以后会逐步纳入正规登记程序，会暴露某些不合规的事实。比如在部分资源型城市，某些大型矿产国企所建的大量房产，皆没有进行合规登记，就卖给本单位职工甚至非本单位人员。 预言六 个人住房信息系统联网 原计划去年6月底完成500个城市联网，最终还是泡汤了。这事不仅涉及技术问题，更多的还是人为障碍。 即便阻力重重，此事还会继续推进，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国家必须掌握全国住宅的“家底”，这也是制定合理的住宅产业政策和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前提。随着这一进程的推进，势必抑制部分灰色的多套房需求，中短期内会有少量出售二手房的行为发生。 预言七 房地产税立法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这再次宣示，中央推进房地产税改革的决心是不变的。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的解读是：减少房产建设和交易环节税费，清费立税，增加房产保有环节的税收。 说明白点，房产税继续推进。由于提出要立法，也即要走人大流程，那么在立法之前，不可能全国铺开，而立法需要好几年时间。 不过，立法之前，依然可能扩大试点范围，先试点后立法，这是改革的“常规打法”，2014年推出第二批试点城市的可能性依然较大。 预言八 融资成本激增 仅2014年1月份的前20天，就有世茂、富力、旭辉、绿城、华南城等房地产企业发布海外融资计划，总额超271亿元人民币。 除了融资金额，融资成本也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2013年同期，房地产企业海外发债融资成本，一般在5%左右；而万科在2013年4月份所发美元债，年利率只有2.6%。 有投资界人士提醒，海外融资大部分是美元融资，美元兑换成人民币需要周期，去年做的美元融资，到今年年中以后再融资，用来偿还旧债比较合适。 预言九 养老地产爆发 养老地产爆发，这是个近几年一直在发酵的话题，尽管眼下仍看不到真正的爆发点，多数养老地产项目，养老是幌子，圈地才是目的。 2013年12月24日，保利地产对外宣布长期养老战略规划。当天，保利地产董事长宋广菊对外说，保利地产计划全产业链切入，打造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三位一体”的中国式养老模式，目前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三亚等地，保利地产已有6个养老产业项目在建。 包括万科、保利、招商、金地、远洋等在内的品牌房企，目前都涉足了养老地产的开发。险资也不甘落后，纷纷在全国范围内布局养老地产项目，平安、新华、泰康等保险公司加紧脚步，圈地建设养老社区。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超过80家房地产商进入养老地产领域，而公开披露的养老地产项目数量也已超过百个。按研究机构的说法，这些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同策研究数据显示，预计2015年，全国城市商业化养老机构的潜在需求为：自理老人床位数174万～185万张左右，需要护理老人床位数30万～32万张左右。按照单个项目最优化床位数为400张计算，未来三年市场上需要至少建设4500个项目。（作者 刘秀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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