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普遍的短视由何而来？西方专 家对于苏联崩溃的始料未及，或许部分出于一种历史修正主义的思想作祟——称之为反反共产主义——它倾向于夸大苏维埃政权的能力和合法性。然而，另外一些几 乎完全没有对共产主义持怀柔态度的人，也对其突然死亡感到困惑。作为美国冷战战略的设计师之一，乔治.凯南在《当代国际事务史》中回顾这段历程时，认为 “很难有比它更加诡异和出人意料，甚至乍看上去有些难以理解的事件，先后以俄罗斯帝国和苏维埃联盟面目出现的一个强大国家，顷刻间便土崩瓦解，完全消失的 无影无踪”。作为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顾问之一，理查德.帕普斯或许是全美国最专于俄国历史的学者，他也称这场革命“始料未及”。1993年，在保守的 《国家利益》杂志上，他发表了关于苏联灭亡的论文集，标题目是《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诡异灭亡》。
于是，可以理解的是，这种集体性误判可以被毫无风险的被纳入一份心理档案中，分类在奇怪和变化无常的社会科学之下，随后便被遗忘。然而直到如今，二十年过去了，一种认为苏联会继续延续其目前状态，或是至多会开始冗长的衰退的假设，似乎仍被看作是理性的结论。
实 际上，1985年的苏联，与其十年前相比，拥有类似的自然及人力资源。当然，其生活标准比绝大多数东欧国家低得多，更无法与西方相比。物品短缺，食品配 给，商店门口的长队以及剧烈的贫困都是顽疾。不过，苏联经历过比这远大得多的灾难，而且没有为此牺牲哪怕一点点对于社会和经济的控制，在这一点上它们从不 让步。
在1985年，没有任何关键经济数据表明这个国家会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与1960和1970年代相比，从1981 到1985年，该国GDP增长虽然缓慢下降，但仍保持平均每年1.9%的正增长。这种漫不经心却很难构成灾难的增长模式，一直持续到1989年。同时，自 法兰西大革命以来，一直被视作即将爆发革命危机征兆的预算赤字，1985年也仍保持在不到GDP的2%水平。虽然此后增长迅速，但直到1989年，也不过 不到9%而已——这是一个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认可的数据。
在此期间，石油价格急剧下跌，从1980年的每桶66美元跌至 1986年的每桶20美元（以2000年价格衡量），对于苏维埃政权的财政来说，这当然是个打击。然而，按通胀调节后，在世界市场上，1985年的油价要 比1972年昂贵的多，这一价格水平高于整个1970年代的三分之一年份。与此同时，苏维埃收入在1985年增加超过2%；经通胀调节后，其工资水平在接 下来五年中继续增长，直到1990年，平均保持了7%增速。
不错，经济的停滞明显，令人担忧。但正如卫斯理大学教授彼得.洛特兰德所言，“说到底，慢性病并不必然置人于死地”。即便是研究革命爆发经济根源的专家安德斯.阿斯兰德也指出，从1985到1987年，局势“没有任何变化”。
在执政者看来，政治生态甚至有所改善。经过此前二十年对政治反对派不间断的镇压之后，几乎所有突出的异见分子都已被羁押、流放、强迫移民或是死于劳改营和监狱之中。
这 个国家没有表现出任何即将爆发革命的迹象，包括其他传统上被看作国家灭亡的根源之一——外部压力。恰恰相反，之前十年间，正如美国历史与外交学家斯蒂芬. 塞斯塔诺维奇所言，他们已经“实现了所有军事和外交目标”。当然，阿富汗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场长期战争，但对于拥有五百万人的苏军来说，这点损失不过是九 牛一毛。实际上，在1987年之后的辩论中，虽然为了维持帝国而付出的巨大财政负担成为主要焦点，但阿富汗战争的成本本身却并不过分：1985年其花费估 计约在40到50亿美元之间，与苏联的GDP相比，这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美国也不是催化剂。如果可能的话，“里根主义”政策逆转了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优势，给帝国周边带来了相当大压力，比如阿富汗，安哥拉，尼加拉瓜和埃塞俄比亚。然而，苏联面对的这些困难远不致其崩溃。
当 意识到潜在的昂贵竞争的征兆时，里根提出主动战略防御的思想具有决定性——但考虑到克里姆林宫完全了解有效部署空间防御武器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因此此时 距离军事上的挫败还差得远。同样，对苏联领导人来说，1980年波兰工人的和平反苏起义是个非常令人头疼的事件，同时也是对其欧洲帝国的动摇，但到 1985年，团结工会看上去已经式微。对于每隔十二年在东欧大陆承担流血的“和平使命”——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1980年在波兰—— 苏联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且毫不顾及世界舆论。
换句话说，无论在其本身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看来，当时的苏联都在国力和全球影响力方面达到顶峰。“我们倾向忘记这件事。”历史学家亚当.乌尔姆后来指出，“在1985年，全球没有任何一个主要国家政府能像苏联那样权力稳固，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制定清晰的政策”。
当 然，就苏联为什么会崩溃，有大量结构性推论——经济、政治、社会等等，然而当这件事发生时，这些理由却全部无法解释其为何发生。1985到1989年间， 无论经济、政治、人口、以及其他结构性环境，都没有发生急剧恶化，那么，这个国家及其经济体系是如何突然间被大量善男信女看作可耻、非法和不能忍受，以至 于走向灭亡呢？
就像有现代革命一样，俄国革命始于“上层”对于自由化的迟疑——其理由已经超越了对于经济的必要调整，以及让国际环境更加有利。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的创业思路有着某种理想主义色彩：想建立一个更加有道德的苏维埃联盟。
虽 然以经济改良为旗帜 ，但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无疑首先修补了道德，而不是经济上的错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公开谈论这场改革时，无不对精神文明的倒退，以及斯大林主义过往 的腐败影响感到痛心疾首。如此一来，历次大革命爆发前夜曾提出过的那些问题，便再次吸引人们绝望的寻找答案：什么是好，有尊严的生活吗？构成一个公正的社 会和经济的只需是什么？一个合法与正派的国家是怎样的？这样一个国家，应与其公民社会保持什么关系？
“在这个国家，一层全 新的道德空气正在成型”，1987年1月，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中，戈尔巴乔夫讲话中指出。在这次会议上，他宣布开放和民主化将成为这次俄式改革，或者说苏维 埃社会重构的基础。“要开展对于价值观的重估，及对其创造性的反思”。后来，他曾回忆道“我们无路可走，我们必须彻底改变，与过去的失职行为划清界限”， 他将其称之为自己的“道德立场”。
1989年，在一次采访中，号称“开放教父”的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曾回忆道，担 任十年驻加拿大大使，并于1983年返回苏联之后，他感觉人民已经忍无可忍，就要发出怒吼，“够了！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每件事情都必须以一种全新的 方式开始。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思路，我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此时人们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生活——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 辱”。
在戈巴乔夫的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看来，1985年的“道德社会国家”有着“极为惊人”的特征：
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倒上。
戈尔巴乔夫自由化小圈子的另外一名成员，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则对普遍存在的目无法纪和腐败堕落痛心不已。据他回忆，1984年至1985年冬天，他曾对戈尔巴乔夫讲到：“每件事都已经腐烂，必须做出改变”。
早 在195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先辈，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曾认为斯大林时代建立在恐怖和谎言基础上的建筑早已摇摇欲坠。但这位第五代苏维埃领导人对于政权的 恢复力显然更有信心。戈尔巴乔夫及其派别似乎相信，可以在保持政治可控的情况下拨乱反正。民主化，戈尔巴乔夫宣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这场改革的精 髓”。许多年后，他在采访中表示：
不仅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甚至在文化层面，苏联模式也已经失败。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绝大多数受教育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排斥这种文化，因为它不尊重这些人，反而从精神和政治上压迫他们。
这 场改革导致1989年革命，多半是出于另外一个“理想主义”理由：出于对暴力的深深厌恶，因此当改革的深度及规模超出他最初的预想时，他顽固的拒绝诉诸于 大规模镇压。为了保护这个体系而采取斯大林式的镇压，是对他内心最深处某些信念的背叛。一位目击者曾回忆戈尔巴乔夫在1980年代末的对话，“我们应该在 桌子上挥拳”，他做出握紧拳头的样子。“一般来说”，总书记讲到“可能会这样。但这不会令人感到愉快”。
在克里姆林宫之 外，这种理想与观点对于俄国革命带来的促进甚至更加明显。一位著名记者，后来成为开放的热情先驱的亚历山大.鲍文，在1988年曾写道，随着人民对腐败、 无耻的偷窃、谎言，以及城市工作的妨碍越发“烦躁”，俄式改革的理想已经“成熟”。据另外一位曾与他共同规划激进改革选取的目击者回忆，他预感“大量变革 已经蔚然成风”。实际上，这种呈现在上台不久的戈尔巴乔夫面前的预期如此强烈，并逐渐增长，对他的政策形成起到了决定作用。突然间，这些理想被物质化，成 为点燃革命的结构因子。
官方意识形态的信誉，用亚科夫列夫的话说，是整个苏维埃政治经济体系“木桶上的钢箍”，此时正在迅 速弱化。新的认知为“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对于政权的看法改变做出贡献。逐渐的，政治上无懈可击的合法性开始遭到诘问。在罗伯特.莫顿不朽的“托马斯定理” ——如果人们把某种情景定义为真实，那么这种情景就会成为他们真实的结果——情形下，苏维埃经济的实际恶化在不久之后成为结果，并因此导致了对于这个政权 的认知及评价的根本转变。
1987年，在一本苏联杂志上，一位俄国读者称在自己周围看到一种“认知的剧烈转折”。我 们知道他是对的，这是首次从一开始就全程都有民意调查记录留存的大革命。早在1989年末，第一界国民议会的公开舆论调查就发现，经过四代一档独裁通知， 并且在独立党派仍然非法的情况下，竞争性选举和让俄共之外的独立党派合法化得到势不可挡的支持。1990年代中期，地区调查发现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一 个健康的经济体”需要政府“允许个体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六个月后，一次全饿调查发现，56%受访者支持激进或渐进的市场经济改革。一年之后，赞同市场 经济改革的受访者已经增加到64%。
与那些引爆其他经典现代革命的人相比，传播这类“认识转变”的人们并无不同：作家、记 者和艺术家。正如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所言，这些男男女女“帮助创造了那些普遍的不满意识，那些凝固的公众舆论......并由此创造了对于革命变革的 有效需求”。顷刻之间，这个国家的“整个政治教育”成为“文人的行当”。
因此，这是在苏维埃俄国。卖报亭前排队的长龙—— 每天早上六点就开始排起长队，每天的报纸两小时之内便被一扫而空——以及著名自由化报刊杂志的销量猛增，证实了话语权开始转向绝大多数开放论点作者，或者 用塞谬尔.约翰逊的话说，“真理教师”们手中，这些人包括：经济学家尼古拉.什梅廖夫，政治哲学家伊格尔.卡尔雅美琴和亚历山德拉.楚帕科，著名作者瓦西 里.瑟宇宁、尤里.车尼琴科、伊格尔.维诺格拉多夫和阿列斯.阿达莫维奇，记者耶格尔.亚科夫列夫，列.卡尔平斯基，费多尔.波拉斯基，以及至少两打其他 人等。
对他们来说，道德的复活才是精髓。此时，苏维埃的政治经济体系并未要求得到彻底更新，社会准则也没有完全颠覆的要求，但在个体水平上，革命已经发生：俄国人品质的变化。
1987 年，在《红十月》杂志一篇广为传颂的文章中，米哈伊尔.安托诺夫宣布，“那么，我们身边正在发生什么？”人民必须得到“拯救”——不是因为来自外部的危 险，而是因为它们“被他们自己，被那些道德败坏的行为扼杀了高贵的人类本性”。怎样拯救？通过初生的，不可逆转的自由化——不是赫鲁晓夫那短命的“缓 和”，而是整个气候的改变。怎样保证这种改变无法逆转？首先，已经获得自由的人，将“对再次成为精神奴隶免疫”。作为俄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刊物，《红十月》 在1989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只要“人不做告密者，不背信弃义，不言不由衷，无论他是谁，是什么名字，都可以都可以从这个极权主义国家中拯救我 们”。
为了拯救人民，必须拯救改革开放，但只有在改革开放能够从“内心”改变人民时，它才可以被拯救，这种逻辑的迂回性质 看上去似乎并无问题。鼓吹这套逻辑的人们似乎假定，这个国家的救赎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和让人民摆脱无法逃避的精神沼泽来实现，两者密不可分，别无他途。当务 之急是把人民从“奴隶”和“农奴”改造为公民。“够了！”著名二战小说家鲍里斯.瓦西列夫宣布。“谎言够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最终，我们要记住，我们 都是公民。一个骄傲国家的骄傲公民”。
曾深入研究法兰西大革命的托克维尔指出，与革命爆发之前相比，在革命中被推翻的政权倾向于减少压抑。为什么？托克维尔推测，人民或许“痛苦较少”，但他们的“感觉被放大了”。
像 通常一样，托克维尔一语中的。从美国开国元勋到雅各宾派，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人，革命者本质上是在同一个旗帜下战斗：提高人的尊严。要寻找尊严，需通过自由 化和公民权，俄国改革毫无例外的也触及到这一敏感点。就像《红十月》等杂志后来发表鲍里斯.叶利钦在坦克上的照片作为俄国革命的象征一样，阿拉伯文的互联 网页也成为展现开罗塔希尔广场。突尼斯卡斯巴广场，班加西街头和叙利亚小镇上革命运动的象征。把语言和政治文化放到一边不谈，他们的主旨及情感都息息相 通。
水果小贩穆哈迈德.布拉齐齐的自我牺牲，引发了突尼斯起义，那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起点，这么做“不是因为他的失 业”，一位突尼斯示威者告诉美国记者，而是“因为.....要地方当局对他遭到殴打负责”。在班加西，叛军以大规模演唱开始，“人民要结束腐败”！在埃 及，纽约时报专栏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写到，群众们“全部自发组织起来，已经深受压迫的人民不再恐惧，不再愿意被剥夺自由，也不再愿意被他们的领导人羞 辱”。1991年在莫斯科，他也参与了报道。
“尊严高于面包！”这是突尼斯革命的口号。革命之前的二十年间，突尼斯经济增 长介于百分之二到八之间。随着石油价格高企，本处于动荡边缘的利比亚也享受到类似的经济繁荣。这两个国家的故事说明，在现代社会，经济改进无法替代公民的 尊严和自尊。除非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否则我们会继续为后苏联时代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以及某国或迟或早的动荡感到惊讶——就像对苏维埃俄国那样。 “无论‘不可一世的’集权政权为我们提供任何或真或假的好处，上帝赐予我们的尊严令我们不能容忍自己的权利和自由遭到剥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奥通巴耶娃 今年三月写到。“这就像魔法一样，无论男女老幼，或者有着不同的宗教和政治信仰，人民会汇集在城市广场，宣布自己已经忍无可忍”。
当 然，对于成功的重组一个国家来说，美妙的道德动力仅仅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它可以让一个旧的政权下台，但无法立刻战胜根深蒂固的集权政治文化传 统。在一个群众自我组织和自我治理传统极为缺乏的社会里，由道德革命产生的民主机制仍显浅薄，因此或许无法支撑民主制度的运转。就像在俄国一样，这很可能 是阿拉伯之春履行诺言的一个重大障碍。俄国的道德复兴要挫败的是七十年极权主义统治下培育的离心及怀疑。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虽然肢解了一个帝国，但从此 之后，帝国思想的遗产让千百万俄国人接受了同样集权的普京主义，以及他“强敌环伺”和“俄国挺直膝盖”的主张。此外，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悲剧从未被完全清算 和解，它正在俯视着整个道德事业，就像俄国改革的行吟诗人们曾经发出的热情警告一般。
这就是为什么如今的俄国似乎再次进入 发起另外一场俄国改革的时点。虽然石油价格的高企和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为这个国家的千百万人民带来史无前例的繁荣，但统治精英的腐败行径，新式审 查制度，以及对于公共舆论的公开蔑视，都已经促使社会的疏远和愤怒达到1980年代的水平。
在莫斯科，只要花费几天时间与 知识分子潘谈一下，或用更快的方式，浏览一下俄国人气最高的生活杂志博客，或是登录反对组织的站点，就可以看到那些1980年代的警句——“我们不能再这 样生活下去！”——重新成为人们的信条。自由道德的当务之急是重新焕发生机，而不仅仅是在民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流传。今年二月，由梅德韦杰夫主 持的自由主义智库——当代发展学会出版的一篇文章，可视作这位总统2012年参选的纲领：
过去，俄国需要自由，如今，俄国仍然需要自由......我们时代的挑战是对价值体系的彻底改革，打造新的认知。我们不能在旧思维上建立新国家。......一个国家，最好的投资是自由和法制。以及对于人类尊严的敬意。
从对这个国家过去与现在残酷的道德审视开始，知识分子对于尊严的寻求似乎同样在短短几年内挖空了强大的苏维埃政权，剥夺了他的合法性，终于在1991年秋天，让这个燃烧殆尽的空壳粉身碎骨。在二十世纪最后一次大革命中，这段关乎探索道义神话，绝对是其中最核心的一部分。
富堪敌国！揭秘中国古代十大
富翁(组图)
1、富甲陶朱——范蠡(前536-前448)
陶朱公即范蠡，春秋时期越国大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公元前四九六年前后入越，辅助勾践廿余年，在越国被吴国灭亡时，是他提出降吴复国的计策的，并随同越王勾践一同到吴国为奴，千方百计谋取勾践回国，成为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官拜上将军。
但当勾践复国之后，他了解勾践是一个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同安乐的人，于是他急流勇退，毅然弃官而去，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 范蠡 《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但他仗义疏财，他赚了钱，就从事各种公益事业。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业的楷模。 相传吴国灭亡，西施完成了自己的政治使命后，与范蠡泛舟江湖，不知所踪。
2、儒商鼻祖——端木子贡(前520-？)
端木赐，字子贡，名赐，姓端木，春秋末期卫国人(今属河南省鹤壁市浚县)。他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也是“孔门十哲”之一。子贡虽出儒门，却懂经商之术。
多年的经商活动使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为孔子与其门徒的周游列国活动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历史上多用“端木遗风”来表经商致富之人，即源于此。
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古代宗庙中盛生黍的祭器，常用来比喻有立朝执政才能的人)。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为孔子弟子中首富。此人不选，是无天理。
3、清朝巨贪——和珅(1750年—1799年)
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宠臣，清代最大贪官，入选《亚洲华尔街日报》世界级富翁行列。
其事迹不再赘述，仅提一句，嘉庆抄家时所获财产相当于乾隆盛世18年的全国赋税收入，难怪时谚要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了。此人不选，此评当废！
4、营国巨商——吕不韦(约前292-约前235)
吕不韦，战国末年着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史载“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但一生最得意的一笔大买卖却是：结识秦流亡公子赢异人并资助其回国即位，从而成功实现个人由商从政的历史性转变。
吕不韦以“奇货可居”闻名于世，曾辅佐秦始皇登上帝位，任秦朝相国，并组织门客编写了着名的《吕氏春秋》，也是杂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限于名气之大，想不入选都难。
5、富可敌国——沈万三(1330年~1376年)
元末明初江南巨富。以垦殖为根本，以分财为经商的资本，大胆通番。他可能算是历史上最早的国际贸易商人。曾助朱元璋修南京城，个人承包三分之一工程费用。
6、第一富翁——伍秉鉴(1769—1843年)
商名伍浩官。清代广东十三行怡和行之行主。他凭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走私鸦pian迅成巨富。1834年已宣称有资产2600万元(一说为2600万两)。西方学者称其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天下第一大富翁”。 伍秉鉴 1843年，清朝令行商偿还《南京条约》规定的 300万元外商债务，他独自承担100万。同年在广州病逝。
7、商业巨族——乔致庸(1818-1907)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乔家大院》主人公乔致庸是乔家经商第三代人，乔家商业从第一代乔贵发起家，到第三代由乔致庸大手笔经营，使乔家成为商业巨族，故致庸可谓乔家殷实家财的奠基人，人称他为“亮财主”。
乔致庸经商既有雄才大略，又多谋善断，是位商场高手。乔家在包头开办的复盛公商号，在他的策划下发展为庞大的复字号商业网络，基本上垄断着包头商业市场，故包头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之说。
光绪十年(1884)，他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创立了汇通天下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在他的经营下，乔氏商业遍及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业务繁荣，财多势旺，成为商场巨贾。合当入选。
8、红顶商人——胡雪岩(1823-1885)
胡光墉，清徽州绩溪人，幼名顺官，字雪岩，着名徽商。初在杭州设银号，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并开办胡庆余堂中药店。
胡雪岩应该说，凭此传奇业绩挤身“十大”次席当之无愧！
9、一代钱王——王炽(1836-1903)
王炽，一代钱王，红顶商人。资本主义在西方巳兴起，生活在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王朝的他抓住全国商品经济萌动的态势，投巨资于刚兴起的银行票据汇兑行业，以昆明“同庆丰”钱庄为龙头，在当时全国22个行省中的15个行省及香港、越南、马来西亚设立分行……被誉为“执全国商界牛耳”之云南金融业的开山鼻祖。
晚清巨商王炽在英国《The Times》评选的19世纪10年代世界首富中排名第四，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三代一品红顶商人”，晚清名臣李鸿章曾称其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王炽的商德商道，对后人都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10、五金大王——叶澄衷(1840-1899)
宁波庄市人，是着名的宁波商团的先驱和领袖。他做生意很有天赋，头脑清醒，乐观时变，为人处事既诚且信，宽厚待人，被称为“首善之人”。在叶澄衷传奇性的创业历程中，诚信宽厚的性格帮助他在穷途时得到难得的机缘，有人资助他在虹口的美租界百老汇路口开设了上海滩第一家由中国人独自开业的五金店——顺记洋杂货店。 叶澄衷
并据此发展出覆盖五金、机械、钢铁直至军需器械和军服的庞大生意，开设了38个分支机构，赢得了“五金大王”的美称。并继投资金融业，在上海、杭州、镇海、芜湖、湖州等地开设票号、钱庄，鼎盛时竟达108家。
在宁波商帮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做人当如叶澄衷”
旁观者昏
关于毛泽东 = 马克思+秦始皇说法的一些看法
2014-02-06
但既然毛泽东一句顶一万句的日子过去了，凭什么他别的话不顶用了，这句话就那么好使？如果已经开始习惯对毛泽东的各种说法加小心的话，他这个说法也应该不是例外。因为出现了秦始皇，又是毛泽东自诩的，文化决定论者也许觉得比较有力，说句话不中听，懒汉就是这么练成的。
假如这句话对，那反倒把毛泽东和传统统治文化的关系划清了界限。因为传统专制的历史绝对不是众多秦始皇的暴虐史。
秦始皇，第一，在传统历史上被认定是个暴君，尤其是在民间。第二，两千年历史里像秦始皇那样的帝王如果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无论你怎么看。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是最有名的暴君，不是之一，是传统文化中遭到否定的人物。记得其他朝代的起义经常被说成是匪，秦末不同，叫英雄四起，叫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可见秦始皇的历史定位。这种状况，直到毛泽东给他翻案，才有了较大变化。提个醒，毛泽东在赞扬秦始皇的时候，他正是在鲜明地反传统。
我们知道，皇子们小的时候皇帝要留意找适当的人做他的老师。这个老师的一个主要教课内容就是讲朝代兴衰，因此不会不谈到秦始皇。但秦始皇应该是被老师们否定的人物。为什么？这倒不是因为皇帝喜欢被人教导要为人民服务，作人民的勤务员，才不是。这是因为让皇子们学习秦始皇是件十分不吉的事。始皇死而地分，秦居然那么短就完了，这原因是显然的。谁好教、敢教皇子们亡国之术呢？还不要说老师自己多是儒生出身。实际结果也不难看出，历史上秦始皇这样的人物，也就他一个。因此秦始皇从来不是传统统治文化中为主流所肯定的人物。假如不是毛泽东自己跳出来给秦始皇翻案，秦始皇根本不会在大陆成为家喻户晓的正面人物。
以后的帝王当然要学习法家那一套，这一套当然应该算作是传统统治文化的一个主要部分，但学习这些并不要求你同时成为秦始皇。正如我们所见，大多数皇帝都学习这些统治术却没有成为秦始皇。秦的大一统下的政治制度当然也要学，但学好运用好这一套还是不需要你必须去做秦始皇。实际上汉初并不行秦制，反到成就了文景之治，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回到名副其实的中央集权。可之后的汉朝并没有秦始皇这样的皇帝。显见，从传统统治文化中提出的法家大一统，不必和秦始皇捆绑起来。汉朝封王，唐朝封王，明朝也封王还让燕王接了手，细说他们的统治都不是秦始皇版的，各自有各自的一段好日子，比秦二世而亡要长得多，都是几百年。这里面刘邦，朱元璋谋杀功臣不假，但是却没有一个对百姓像秦始皇那样。有哪个皇帝曾有要超过秦始皇100倍的豪情壮志并将之昭示给世人呢？
因此用秦始皇+马克思来强调毛泽东和传统统治文化的关系是意义不清的。如果毛泽东是强调自己不惧怕人家说他的坏话，他正是取在人们认定秦始皇残暴而他并不畏惧的意义上来戴这顶帽子的，这可以从他谈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那段话中得到佐证。因此他不是在说：我们不要学秦始皇的残暴，但要依照秦国的政治制度(法家)，在大一统的原则下治理中国的。否则，他无须强调。因为以后那么多皇帝都施行大一统，他毛泽东便玩儿得不新鲜了。这样说不仅没有意思，也不符合他一贯的革命首创精神。起码，所有的听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毛泽东的。
当然，退一步，假定(虽然几乎没有可能但让我们还是做这个假定)万一毛泽东说的这个秦始皇就是法家，就是大一统呢？那我只能说毛泽东说话如往常一样，又一次随口就来了。他说的不对。因为他根本就不需要这个统治意义上的秦始皇，因为马列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是自足、完备的。这些所谓法家啦，大一统啦，在马列主义的极权理论那里连提鞋的资格都没有，如果说话留点余地，可以花几分钟讨论一下提鞋的资格。
这里很关键的一条是：帝制的传统专制是不曾通过政党形式来运作的。即便我们成语里有结党营私一说，但那算是个什么党嘛。那不是一个有独立明确政治诉求，致力于执政的政治团体。作为政党的政治团体不是意气相投的小团伙。至于师生之谊，裙带关系，当然可以出现在政党之中，但这些并不是政党的全部，恰恰是政党要努力避免的。这儿玩过政党的人不少，应该清楚，政党反而是要把有不同意见的人搞到一起去做事。大臣们之间的暂时政治联盟，怎么能和列宁主义建党理论下经历过血雨腥风的共产党相比。由这个党来实现由马克思主张并由列宁充实并实践过的无产阶级专政，用句戏词，叫原物配原套，几近天衣无缝。在制度上共产党各国之间之相似得惊人，否则，不知道秦始皇为何物的各国众多共产党魁又是根据什么来建立并维持自己的统治呢，学古中文？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毛泽东的话并不都对，那么这句话，尽管他是在说自己，也是值得分析的，也一样不一定对。我觉得，在两个意义上(一个说人，一个说制)谈论这个毛泽东自己戴上的帽子的时候，会发现一种将把毛泽东与传统统治文化隔离得更远，另外一种则不相干，言不及义。也许毛泽东和传统统治文化确实有些关系，但这句话对这个结论却没有帮助。
就便再来说一点儿人们特喜欢说的统治术。
人们总是从关于老毛整天沉浸在古书堆里来寻找他和传统文化的联系。最多说到的是老毛学习资治通鉴多次。但这些看法推出的结论多少有些流于浮表。
作为巨大国家的著名统治者们，无疑，他们都对历史，对在历史之下的文化进程有广泛而深入的理解。这些人精力充沛，知识渊博，尤其是对人性有极为深刻的认识，所谓知人。这些特征在大恶棍那里我们能够观察到，也能在一些相对比较好的传统专制者以及出色的近代政治家们那里观察到。在统治的过程中他们只是在一个重要的地方做法不同：前者深悉人性的缺点，弱点，黑暗面，却都是他们要利用发挥的。后者对此也了如指掌，但他们的态度是原谅，避免和抑制，同时利用自己的能力给人性中正面的东西，优点更多的机会。熟悉历史兴衰绝对不是一件坏事，读资治通鉴不一定会读出秦始皇，事实是，读资治通鉴那么多人，读出几个秦始皇？可读了马列主义呢，满眼见到的共产党领袖哪个不是独裁专制的凶狠角色，这方程你怎么摆得平？可居然就是有人不去比较东西德，南北韩，南北越，大陆台湾，这些都是没多久以前亲眼所见的事啊。结果，瞪着两灯笼大的眼睛在那儿装瞎子，是事把心搞糊涂了，还是心要把事搅糊涂，不知道。
绝对地说毛泽东和传统统治文化无关显然也不是事实，毕竟他是个中国人，早先给他开蒙的自然是一些古书。但是在这条线上驰骋，深挖狠揭，虽地域广大，时间久远，开出一个杂货铺，一定琳琅满目(大多是平民根本就不知道的东西)，却对认清共产主义暴力革命没有助益，如果不是误导的话。一个显见的问题摆在那里，让我们把眼睛从毛泽东身上移开来看邓小平。这个人年纪轻轻去了法国，从来没听说他有过什么有文采的文章面世，似乎也不读资治通鉴，一生都在党务里面打滚，结果怎么样？江泽民在那堆人里面是很洋气的，英文俄文都可以，以前是干业务的，欣赏西洋音乐，结果又怎么样？胡锦涛土气了一些，却也是清华大学按照工程师的模子培养出来的，他这样的人大概没功夫去学资治通鉴，反而要学中央文件。顺便提一句，清华在1949年以前就不曾培养胡锦涛这样的领袖。至于习近平，我确信他根本就看不懂资治通鉴。这上面他学不成毛泽东，不妨碍他从毛泽东身上学习了很多东西，那些东西里没有几样和古传统相关，只和共产传统相关。严格说，这后面几个没有一个是帝王，与手下的关系也绝对不是君臣关系。目前他们还统治得下去，甚至开始有点狂妄了。这说明，在专制统治理论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自足完备的。没有传统统治文化，共产党这辆车子照样开得动，实际上更为顺利。
传统统治文化中问题多多，倒不是因为共产主义革命横行就可以忽视的。喜欢全身心致力于改变文化的人致力去做就好了，衷心祝他们好运。但只要严肃地倡导新文化，迟早要和专制冲突起来，他立即会发觉这不会仅仅是文化冲突。
但是像某些人那样，用头上明晃晃的“汉奸”帽子来把它庸俗化小丑化，就绝对不是文化重建工作。这种做法不过是让别人上来不好说他们，因为攻击汉奸一向是毛左愤青的专业。过去“爱国主义”是护身符，现在“汉奸”成了护身符。其实绝对不用担心他们因此受到共产党的迫害，他们的存在已经是共产党装点中国特色言论自由的一道背景，也可以被他们用来诬蔑反抗专制人士的借口，如果这些人嘴里也喊反共的话。
何大麻子自己都说，谁让你生成中国人呢？这个共产党的走狗的这句话比“汉奸”们的七嘴八舌假装疯魔要直接明确得多。可见共产党不在乎这么骂，它可以坐下来和你慢慢絮叨，很憔悴的样子，说自己何曾不是这么想，活得也很不容易，更不容易，只是为了国家民族人民和改进文化状况才在那儿勉为其难。秦始皇也是人，面对一群没有先进文化的众人，秦始皇比孟姜女更不易，唉。
跟随这些人在辱骂声中走下去，除了怨天尤人，其实什么都得不到。首先这些人并没有在改变文化上做什么工作。如果端详他们自己的文化状态，看不到西方文化的影子。关键是，这种反思的趋势还有效地转移了人们对最基本问题的关注：共产党的专制统治。除去其中的种族主义者之外，这未必真是每一个随性辱骂中国人辱骂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的初衷。不过我看其中一些人大约是在西方世界玩儿不转，那便是邪火闷不住的结果，和文化探讨并没有任何关系。
关于极权专制和传统专制的深刻区别，见诸于汉字的说法已经不少。与乱骂一气拼三凑四的说法要严肃得多。后来这些小玩闹的水平要远逊于20多年前的河殇。河殇那里，探讨的真诚还在。我虽然不同意文化决定论，却对现在这种粗劣的尝试并不窃喜，只有厌恶。我觉得，深刻的文化论决定者谈出的道理会高两个档次，完全可能说服我，让我转变，他会是深邃悲观的但绝对不会是野蛮粗糙的，绝对不是我现在所见到的这么一群。抱持什么理论本身并不要紧，经常是抱持该理论的人所持的理论态度决定了那种理论的地位。
成熟的西方各国对民族文化的评论一向是开放又审慎的，这不仅是文明的教养，也是历经世界巨变之后深入且平衡的见识使然。知道进步不是用辱骂构筑高墙让高墙另一边自惭形秽就能实现，也知道由于地缘和历史造成的一些差异不是实质性的，假如你相信普世价值，有些差异会在时间中逐渐消失，有些则很久不会消失就像亚洲人的面孔一样，也不需要消失。如何看待形形色色的民族文化这个问题，反映了人们接受现代文明的程度。如以此为尺来衡量论坛上的那些厚颜无耻的种族主义者的话，只能说他们还是野蛮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