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野兽日报》（The Daily Beast）2月4日发表斯安娜（Ana Swanson）等人的文章说，只要在北京某个高档商场消磨一个下午，就可以看到一批年轻漂亮，粘着假睫毛，涂着闪亮指甲油的中国女子，炫耀着普拉达手袋和三木本珍珠。她们充分显示了中国当前情妇文化的魅力。
   
   情妇文化并非中国独有。在俄国、法国，情妇与婚姻制度长期并存，也都有他们各自繁荣的情妇阶层。而中国的情妇文化之所以真正令人吃惊，在于其公开的交易性、能见度、普遍性。拥有一个情妇，成为显示某人社会地位的新方式，这在中国早已不是秘密。“奢侈品”需求掩盖着拥有情妇的潜规则：高档公寓、漂亮衣衫、零用钱等等。作为回报，中国情妇往往要使自己具有独特的性魅力——穿着设计师的时尚服装，每次和情人相会时的装扮无懈可击，在商业和社交场合引人注目地坐在情人身边。
   
   爱丽丝（化名）就是一个标准的情妇。她只有20岁，是上海的大专女学生。她成长在中国内陆一个农村小城镇，现在和一个40岁，可算是成功的已婚男人约会。他们第一次约会，那个男人就带她到意大利餐馆吃烛光晚餐。她感激情郎为这种关系给予她的物质利益——男友不仅关心她，还按月给零用钱，带她去购物，下课后派车去接她等。

   
   爱丽丝说，她并不幻想他们将来在一起，并称他们“必然”会分手。她对和年龄相当男性交往的前景感到悲观。她说这些男人“无知，总是需要照顾”，“倒不如和某个有养尊处优经历，有物质手段打开我眼界的人交往”。爱丽丝得到了她想拥有的物质财产，她的情郎得到了一个陪伴在侧的年轻漂亮女子，显示出自己在物质上的成就。表面上看，他们都很快乐，那么问题在哪里？
   
   既然情妇是心智健全的成人，那么当情妇不是被胁迫的结果。但有人争辩说，用金钱交换性和陪伴，本质上和出卖劳力或脑力没有什么不同。中国的情妇文化，常常与该国向现代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的物质主义文化，人口稠密社会为有限机会展开的恶性竞争等因素联系起来。在一个把炫富视为成功标志的社会，中国情妇竞相追逐公寓、泰国布吉岛别墅、路易威登和爱马仕手袋；中国情郎则竞相为情妇提供这些社会地位的象征品。
   
   然而在中国引人注目的消费潮流下，更复杂的社会、文化、经济因素在起作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幻灭导致道德缺失，无疑也是中国的物质主义和情妇文化盛行的原因。而猖獗的贪污腐败，根深蒂固的父系家长统治下长期的纳妾历史，也起了重要作用。贪污对所有新兴市场国家都是天生的。中国经历过中央计划经济，又缺乏独立传媒、独立司法制度和依法治国传统，其缺陷更是独一无二。
   
   2008年以来，中国的贪污腐败越演越烈。原因是大规模的刺激经济项目助长了国家资本主义和结党营私。于是情妇行当开始兴盛起来。周末夜晚，大学校园外高级轿车排队等候。今天一个好情妇必须年轻、貌美、受过大专教育、善于交际。而情郎则提供她们从奢侈品到进一步读高级学位的学费，以及国际旅游的开销等。
   
   毫无疑问，中国的情妇在许多方面很像妓女，因为绝大多数“二奶”很明显是以身体交换物质货品。而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妇，以情人关系为主。不过尽管有交易性质，中国的情妇和妓女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以慷慨赠礼为型式的表面的爱，而不光是金钱。受到情妇文化挤压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已经被物质主义文化的的崛起所削弱。今天中国的现实，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政府“建立和谐社会”的灌输十万八千里。许多中国人不再相信传统意识形态，转而青睐冰冷无情的金钱逻辑。
（2014/02/07 发表） 念此的博客

    
    北京公民袁冬、张宝成、马新立等人今年3月底在西单闹市打横幅促官员公开财产（博讯图片）
    

    作者：何清涟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羊城晚报》记者刘虎2013年因网络反腐被捕，最近被诉以诽谤、敲诈勒索、寻衅滋事三罪。这三项控罪是否成立，国内司法界正在讨论。但刘虎当初确实是因网络反腐陷狱，考虑到中国司法经常为政治服务，我认为刘虎案件再次凸显中国政府垄断反腐这一特点：从腐败线索的举报到立案，政府都视为禁脔，不容他人置喙。
    
    政府垄断反腐，恰好证明中国的政治制度极其落后。
    
    *官员公示财产：中国自外于文明世界*
    
    政府垄断反腐，只可能出自一个目的，即便于选择性反腐，让反腐败为权力斗争服务。中国政治高度腐败，官场几乎容不下干净人，这就注定反腐只能由政府垄断，垄断之下才便于掌权者挑选反腐对象，不会“误伤”同一利益链条上的“战友”，引起政治混乱。
    
    由政府垄断反腐，正好彰显了中国政治制度落后，不仅落后于民主国家，还落后于中国封建王朝。我这样说，有充分事实根据。
    
    先说在官员实行财产公示之事。最近，中国政府将许志永等人判刑，罪由之一是因为他们要求官员公示财产，此举正好向国际社会展现了反政治文明的“风采”。因为就在圣诞前夕，世界银行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报告会，会议主题是“反腐败需要大声响亮地说出来”（Speak Up against Corruption）。世行行长金墉指出，打击腐败必须实行官员财务公开，不仅应该要求官员申报资产，还应该公开政府的财政预算、合同招投标与政府采购等情况，让公民掌握反腐败的工具和信息，使他们可以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以更加有效和负责的态度反腐败。
    
    为了帮助各国民众反腐，世界银行于2012年年底建立“财务信息披露法律图书馆”（Financial Disclosure Law Library），该数据库搜集了全世界176个国家和司法管辖区有关财务公开的1000多部法律。中国毗邻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有21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政府官员财务公开的法律，其中13个国家制订了向公众公开的条款。越南在2005年制定的《反腐败法》第1章第6节中规定，公民有侦查与谴责腐败行为的权力。
    
    中国在越南面前历来以泱泱大国自居，但在反腐败上面却远不如越南文明进步。
    
    *在记者反腐上，中国违背国际通例*
    
    现代民主国家的新闻行业，特点之一是“扒粪”，即挖掘政要的各种丑闻，包括腐败与各种有违公德之举，信息的真实性则由记者与媒体自行负责。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公众，都不会认为记者反腐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如果说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披露各国政要家属及富人离岸金融资料是以扒他国的粪为主，2010年揭开加州贝尔丑闻的就是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两位记者。
    
    贝尔市（Bell City）距洛杉矶市以南16公里，人口约4万，人均年收入不到2.5万美元，是全美25个最小的城市之一，也是洛杉矶县所辖88个城市中几个最穷的城市之一。该市17%的居民属于贫困户，90%的人口是拉丁裔。然而这个小城市，市府官员的年薪竟然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洛杉矶时报》的记者鲁宾·韦斯（Ruben Vives）和杰夫·高特里（Jeff Gottlieb）得知这情况后进行调查，于2010年7月15日在该报头版刊登了调查性报道“一个城市经理值80万吗？”披露该市城市经理雷卓（Robert Rizzo）年薪高达 78.7万美元，相当于总统奥巴马薪水的两倍；助理城市经理斯贝丝（Angela Spaccia）年薪37.6万美元，是加州州长薪水的两倍；警察局长亚当斯（Randy Adams）年薪45.7万美元，比洛杉矶市警察局长贝克高出50%以上。
    
    文章刊出后，洛杉矶全县官民深感震惊。愤怒的贝尔市民涌向市议会，质问市议员。此事旋即成为CNN、ABC、《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美联社等大媒体热播的新闻。这一轮“扒粪”，不仅使这些涉案的贝尔市官员及议员们受到相应的惩处，其中薪水最离谱的雷卓最后面临挪用公款、违背公众利益等53项指控；还产生了“贝尔效应”，加州人受到贝尔事件的鼓舞，纷纷行使公民权，越来越多的媒体记者加入调查的行列，询问自己所在城市市府公务员的薪资。一时间，各市府为表示自身的清廉，纷纷在政府网站上公布公务员的薪资。
    
    要说中国记者反腐都进了班房，也不尽然。此时此刻，《财经》杂志原副总编罗昌平的《打铁记》正在网上热传。但从文中自述来看，无论如何，罗的反腐有点“奉旨反腐”之嫌。如果中国记者只有奉旨反腐才能安全，说明记者只是在政府垄断反腐体制下被利用的一枚棋子。
    
    *在纠察官风的制度设置上，中共比封建王朝落后*
    
    中国从毛泽东建立一党专政体制以来，不仅拒绝学习世界现代文明，还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精华抛弃殆尽。中国古代封建制度虽然没有“言论自由”之说，但在朝廷却设有史官、言官制度。史官记录皇帝言行，所谓“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史官记载皇帝的起居注，连皇帝本人也不得翻看，当然更不能篡改。但中共从毛以来，篡改历史成为家常便饭。
    
    “言官”制度当然也被彻底抛弃。言官制度在秦汉时代已经成型，历代官职名称或有不同，如秦为御史，隋唐为监察御史，明清两朝专设监察御史，隶都察院。这一职位专司发表言论，就朝政施政、官员德行、政绩等发表意见，而且可以风闻奏事，不追查责任。虽然言官时常沦为朝廷权力斗争的工具，但也使贪官害怕。晚清素有贪名的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就深恨言官制度。
    
    中共不设言官，因此自毛执政以来，无论官民，只能上书言事，因言罹祸的最著名案例有彭德怀元帅因大跃进害民所上的《万言书》，有张志新对“文革”不理解给上级党委写的信。政府既不鼓励上书言事，还要严格控制网络言论，官员没有制度性的建言途径，民众没有言论自由与批评权利。从这点来看，比封建王朝还要落后。
    
    习近平上台后名言之一是“三个自信”，其中的“制度自信”寓有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超过西方政治制度之意。但是，政府垄断反腐却展现了中国的制度落后，因为这种服务于权力斗争目标的反腐只预示一点：腐败不是罪，站错队才是罪，于反腐并无实际助益。美国法律鼓励举报腐败，即使举报不实，也不追查举报者责任。这一制度虽然被极少数居心不良者利用，浪费司法资源，但实有可取之处。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在保护举报者与甄别信息上就做得很不错。举报人可以采取邮寄、电邮、网络举报、面谈等各种方式，可以实名也可以匿名，最后汇总到举报线索评估委员会。无论以什么方式举报，公众的举报线索都会得到公正处理，并且不用担心遭到打击报复。
    
    “制度自信”不能依靠自我吹捧，要通过比较、鉴别才能显示。以上比较，说明中国政府垄断反腐，正好彰显了制度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