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欺骗了历史
独往独来
朝鲜战争欺骗了历史
最近，原苏联国家档案资料有部份解密,关于金日成等人如何策划发动朝鲜战争的经过终于泄露出来。 原来侵略者并非“美帝”李承晚匪帮，而是金日成、斯大林。但是由于信息封锁，至今多数人仍沿袭过去的思维模式，认为朝鲜战争是“美帝”挑起的 。图为彭德怀和金日成的合影。
朝鲜战争欺骗了历史
【编者按】最近，名为醉笑风铃的作者撰文《朝鲜战争欺骗了历史》在网上热传并引起轰动。原来侵略者并非“美帝”李承晚匪帮，而是金日成、斯大林。但是由于信息封锁，至今多数人仍沿袭过去的思维模式，认为朝鲜战争是“美帝”挑起的。
近日，原苏联国家档案资料有部份解密,关于金日成等人如何策划发动朝鲜战争的经过终于泄露出来。
1 、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知情不？
1949年，金日成奔走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要求合伙发动“解放”南韩的战争。在金日成的殷切要求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朝鲜族的三个精锐师在1949和1950年初调入朝鲜，编入朝鲜人民军，供金日成调遣。（见鲁南生：《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三个师原来归四野林彪统率，他们曾身经百战。
这样一来金日成手下的兵力增加了一倍，而且增加的都是精兵强将。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放胆在1950年6月25日，有计划、有准备地发动了入侵南韩的战争，因为有备而来，一鼓作气三天之内就攻下韩国首都汉城，世界为之震惊。所以，金日成出兵南韩，中国事先就知道的。
2 、关于抗美的宣传
朝鲜战争爆发后，当时国内的宣传一致认为是美帝指挥南朝李承晚发动的战争，全国很多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大游行，开大会声讨“美帝国主义”。
细想一下，如果是南韩发动战争，他们乘势而来，怎么会三天之内，就丢了自己的首都汉城呢？在当时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中，人们是不会思考这些问题的，因为那时的人都不过是行尸走肉罢了(当然，现在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也是)，所以只能跟着反对“美帝”侵略。
3、朝鲜战争死亡人数
朝鲜战争是二战之后最残烈的一场战争,造成了500万人的死亡，（平民死亡300多万，军人死亡100多万）。中国志愿军死亡人数，现在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很多战士死得悲壮凄惨。
志愿军10月入朝，本想尽快结束战斗，没有想到拖了三个冬天，后勤补给跟不上,很多战士冻死。根据美国人写的回忆录提到，曾经有一段时间，志愿军和联合国部队之间的阵亡人数是14：1。在这场战争中除了造成人员死亡之外，还耗费了中国的大量财政开支。
1951年中国的财政出支有50%是用在朝鲜战场上。（见毛选五卷P66）
4 、失败的第5次战役
1950年冬天，志愿军已经打到朝鲜的三八线，彭德怀主张暂时不过三八线，因为军队损失已经很严重，而毛否定了彭德怀的意见。
结果是：仓促发动的第四次战役，并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相反，美军抓住志愿军不具备一周以上连续作战能力的弱点，大举反击，使志愿军遭到入朝作战以来的第一次挫折。不仅损失了5万多人，放弃了刚刚占领不久的仁川和汉城，而且全线被迫后退了100多公里，又撤回到了三八线以北。（见《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P877）
第五次战役目标开始决定主要在三八线地区打击敌人，到后来却发展到要打回三七线以南去了。
第五次战役开始不久，美军掌握了志愿军的作战规律，利用其机械化程度高和火力强等优势，使志愿军无法发挥运动战的特长。结果，志愿军全线被迫后撤约40公里才勉强阻止住敌人的推进，且损失严重。仅此战役，志愿军就有1.7万人被俘，占整个朝鲜战争中志愿军被俘人员的80%还多。（见《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P877 ）
5 、谁是朝鲜战争的胜利者？
战争是否取得胜利的标准是什么呢？这要看战争是否达到预期目的。
金日成：策动这场战争的目的，十分明显是要在南韩建立统治。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是“解放”南韩，是要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而结果呢？花三年时间，朝鲜死亡无数人，最后的结果又回到了三八线，南韩还是在李承晚的领导之下。
中国：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中国是侵略者，中国在全世界受到孤立，在那以后美国有理由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中国也失掉了“解放”台湾的机会。中国志愿军被俘人员是2.08万，是美英两国战俘的4倍还多。在战俘遗返时，中国战俘有1.6万人不愿返回中国，（占被俘总数的三分之二）。（数据见《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唯一的收获是落下了敢与美帝叫板的名声（当然这也只是针对中国老百姓宣传的）。
美国人：捍卫了南韩的主权，但也没有推翻金日成政权，损兵折将，又回到战争爆发前的状态。
苏联人：没吃亏，相反还卖了不少武器。直到60年代，中国还在偿还苏联的军火费。
日本人：占了大便宜。在战争中接了美国不少定单，建立了经济崛起的基础。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是一个相当出名的设计作品。今天的建筑系学生，在学到当代纪念碑设计的时候，恐怕都会接触到这个设计范例。在中国，有不少介绍美国的文章，都提到过青草坪上，刻满了阵亡者姓名的这个黑色花岗岩墙。一方面，人们当然是被它别具一格的设计思想和表现手法所吸引；另一方面，人们也好奇地注意到，纪念碑的设计者林璎是当时刚二十出头的一个华裔女孩，她当时还是建筑系的大学生。更何况，她和中国似乎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追根溯源，她原来是中国著名建筑师梁思成的夫人林徽音的一个远亲。这样，就有了一点传奇色彩。也使美国越战纪念碑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远超出了建筑系大学生的范围。可是，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个著名的越战纪念碑近旁，还有一座与中国关系更为密切的战争纪念碑，那就是美国的朝鲜战争纪念碑。
不锈钢的散兵线
这实际上不止是一个纪念碑，而是一个小小的纪念园区。
走进这个园区，首先相遇的，是19个与真人尺度相仿的美国军人雕塑群。这些不锈钢雕塑是写实的。大家都知道，以写实的战士塑像作为战争纪念碑的组成部份，这已经是一个古老得不能再古老的设计手法，似乎了无新意。可是，这个纪念碑以最传统的设计方法入手，却能够赋予参观者一种特殊的感受。作为对一个设计作品的分析来说，它的突破点在哪里呢？朝鲜战争纪念碑的设计者，并没有按照通常的做法，把这些雕塑集中在一起，而是将他们一个个拉成散兵线，撒开在一片长满青草的开阔地上，“搜索前进”。他们头戴钢盔，持枪驱前，表情显得非常紧张。它和一般纪念碑设计另一个不同之处是，这些塑像都没有高台底座。他们不是高耸的英雄，而是普通士兵。他们的脚就结结实实地踏在这片开阔地上。这么一来，士兵脚下的这块土地就自然地融入，成了雕塑群的一部份，战场也就因此而被生生地移进了这个纪念园。当烈日炎炎，当狂风扫过，当暴雨倾注，当皑皑冬雪覆盖在这片开阔地和士兵们的身上，这时，设计者甚至将整个气候和环境都引了进来，成了这个雕塑群最真切的背景和注释。于是，战场的严酷和士兵危在旦夕的生命，作为一个战争片断，整体地走进了纪念园。传统的写实群雕就这样被新颖的设计思路所突破，产生了与众不同的视觉效果和感受。按照建筑界的行话，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作品。南面是一座黑色的花岗岩纪念墙。在这座墙上，还隐现着浅浅蚀刻的许多士兵的脸部，这些形象不仅是写实的，甚至可以说是真实的。因为所有这些脸部，都是根据朝鲜战争新闻照片中美军各个兵种的无名士兵的真实记录，临摹刻摹的。纪念墙的花岗岩是磨光的，开阔地的塑像群因此而映射在墙上。随着我们的脚步移动，两组形象便流动地，互为背景地融合在一起。战场的引入，新闻照片的应用，都表明着设计者在刻意寻求一个历史真实的感觉。而正是设计者的这个追求，让走入纪念碑园区的我们，不无困惑。
我们当然是困惑的。
因为我们从小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长大；
我们熟读课文《谁是最可爱的人》；
我们看了无数遍电影《英雄儿女》；
哪怕是在美国打工，我们只要一张嘴，都会不假思索地唱出《上甘岭》的插曲。
在我们出生出世长大成人的每一天，我们最崇拜的艺术家们，就是以他们最卓越的才能，以最优美的旋律，最动听的歌喉，向我们讴歌这场战争和战争中的英雄。以致我们在一生中有过多次痛恨自己生不逢时，没有生在朝鲜战争的前十八年，没有最后一次赶上报效祖国的机会。我们根本不需要思考就能推出天经地义的逻辑：我们的父辈跨过鸭绿江，就是“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至于为什么要跑到鸭绿江那头去“保卫”，是因为唇亡齿寒。美帝国主义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挑起朝鲜战争，就是要利用朝鲜半岛作为“跳板”，企图将刚刚诞生一年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就像要杀死一个天真的婴孩一般。为此，我们的爱国主义绝不是干巴巴，而是血肉丰满的。既充满对侵略者的仇恨，却又伴随着诗意无限的对祖国的热爱。这与我们青少年时代的浪漫和激情实在很合拍。
就像《上甘岭》的主题歌《我的祖国》一样，“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柔情，和“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的激昂，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因此，我们向来不认为自己接受过什么说教，那是一种已经化为血液流淌在胸中的感情。这样的感情是如此难以割舍，它不仅会伴随我们从小到大，而且也会伴随我们越洋过海。我们就这样毫无思想准备地突然“踏入敌阵”，走进了美国朝鲜战争纪念园区，蓦然面对“行进”在朝鲜战争的开阔地上的，那19名疲惫艰难的美国士兵。我不由自主地说，这就是被我们打败了的“美国野心狼”了。
关于这些美国士兵，园区内只有一句短短的碑文：“我们的国家以它的儿女为荣，他们响唤，去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家，去保卫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民。”在读到这段碑文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眼中穷凶极恶的“美国鬼子”，却也是美国人民心中的“英雄儿女”。我们停在这只有一句话的碑文前，不由有些发愣，就愣在“保卫”这个词上。
美国兵千里迢迢去朝鲜，他们凭什么言称“保卫”，他们又究竟去保卫了什么？
这是一场跨越了半个地球的战争。我们也想到，在有着信息自由法的美国，政府不可能对于这样一场战争，向他们的士兵和家属隐瞒重大历史情节。
这个朝鲜战争纪念碑是在1995年6月27日才揭幕的，远在1982年揭幕的越战纪念碑之后，那么，在经历了对越战的不断重新认识之后，美国人在建立这个朝鲜战争纪念碑的时候，为什么还能够保持整整半个世纪的自信，坚信这样一个远征是正义的呢？ 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这是我们此生第一次站在这样一个位置上，站在交战双方的边界。我们感到奇怪的，不是上面的这段碑文和疑问，而是我们怎么直到站在这个“敌营”的纪念碑前，才第一次产生这些疑问，我们怎么直到今天，才想到有必要了解和知道，我们当初战场上的敌人，他们又是怎样看待和解释这场战争的。
“自由不是无代价的”
很难在纪念碑上直接找到彻底的答案，因为这个纪念碑园区的文字非常少。除了上面这段碑文，另外，就只有一句话的碑文了，那是用银色的字，镶镌在一座同样简洁的黑色花岗岩纪念碑上的。纪念碑座落在一个圆形的水池中。它是整个朝鲜战争纪念碑的主题：“自由不是无代价的。”虽说提到“自由”这样一个“主旋律”，可是整个设计基调仍然是低沉的。和越战纪念碑一样，它强调的仍然是“代价”，是战争对于生命的摧残。因此，作为对主题的诠释，在围起这个水池和纪念碑的石块上，我们看到刻着参与朝鲜战争的联合国军的伤亡记载：阵亡美军54,246，失踪美军8,177，被俘美军7,140，受伤美军103,284。我们从未接触过这些战争数字，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它的份量。在这些数字里，我们也发现了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无知。我们一向以为，在朝鲜战场上，美军只是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而已，战场上都是“美国狼”。而从以上数字表明的事实，与我们原来的印象差异很大。美军在联合国军中的比例，远远低于我们的想像。我们于是想知道，当年志愿军的敌人，究竟是些什么国家。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园区的最后一点文字。那是当年所有加入联合国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和提供医疗支持的国家的名单，他们是：
希腊，法国，埃塞俄比亚，丹麦，哥伦比亚，加拿大，英国，泰国，瑞士，南非，南朝鲜，菲律宾，挪威，荷兰，新西兰，卢森堡，印度，意大利，澳大利亚，比利时。
离开这纪念碑时，我们感到，一切基于主观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对于战争和历史事件的解释，都可能是有偏差的。
作为一个平民，首先需要知道的只是历史事实，只有当事实是清楚的，听取各方面的解释，才可能是有意义的。
于是，我们从国际互联网，查寻了最基本的有关朝鲜战争的时间表和历史资料。在二次大战刚刚结束五年，人们享受和平还很短暂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突然打破国际公认的划分南北朝鲜的三八线，进攻南朝鲜，并且长驱直下，几乎灭了南朝鲜。在这样的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派出联合国军援救南朝鲜，其中包括作为主力的美国军队。美国人至今自豪的，他们的儿女去保卫的那个“从未见过的国家”，就是南朝鲜。而南朝鲜人，就是美国军人保卫的那些“素不相识的人民”。
1950年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经过三年残酷的战争，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停战签字，维持三八线。只有三八线依旧。
我们一向被告知，中国人民必须打这场战争，不打就会亡国。我们一向被告知，连美国高级将领也承认，他们在朝鲜“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现在我们才知道，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星上将奥玛尔‧布莱德利确实说过类似的话，但是，他的原话是，假如因为朝鲜战争，“我们就打入中国的话，那么，我们将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这段话和我们原来理解的意思，实在差得太远了。
我们读完这段历史的史实，就再也没有兴趣探究在三年的朝鲜战争之后，到底是谁把谁逼到谈判桌前，争了这最后的一口气。因为，基本事实在是太简单了：战争之前，是和平，是国际公认的，南朝鲜和北朝鲜也承认的，划分它们边界的三八线；战争之后，恢复了和平，维持了同一条三八线。三年的时间，唯一被改变的，是上百万生命的丧失，几百万人致残，无数和平的家庭被毁坏。我们从华盛顿回来，从一大堆照片中，抽出一张装进了镜框，放在桌子上。照片的上端窄窄的一条，是那座黑色的纪念碑，隐隐可以看到那句有关自由与代价的碑文，照片的大部份是纪念碑下的水池，水池里，一只飞来的野鸭正把嘴翅膀，静静地享受着和平温暖的春日阳光。
朝鲜战争的结果是：
留下了一个无耻的、独裁的、虚伪的、专制的、封闭的邻居！！！
树立了一个强大的、民主的、自由的、开放的、包容的对手！！！
从景教命运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2014年2月14日
谢选骏
基督教第一次进入中国，叫做景教。第二次进入中国叫做天主教，第三次进入中国叫做新教。
但是不论作为景教的基督教还是作为明教的拜火教，都是作为“佛教的分支”得到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理解的，也是在佛教的框架下得到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接受的；所以景教在中国，只能和佛教一起衰落，无法直接转型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元素。
（一）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Nestorian Stele）是一座记述景教在唐代流传情况的石碑，碑额上部，有吉祥云环绕的十字架。此碑于唐建中二年（781年）2月4日由波斯传教士伊斯（Yazdhozid）建立于大秦寺的院中。碑文由波斯传教士景净撰刻，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参军吕秀岩书并题额。碑身高197厘米，下有龟座，全高279厘米，碑身上宽92.5厘米，下宽102厘米，正面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及颂文，上有楷书三十二行，行书六十二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
此碑在明天启三年（1623年）出土，当时许多西方各国不少传教士得知后，争相拓片，把碑文拓片译成拉丁文寄往欧洲本国。当地人怕此碑被他们盗走，秘密地把碑抬到附近的金胜寺内，竖起来交寺僧保管。因为在他们心目中，这是和尚的东西，与传教士无关。
咸丰九年（1859年）武林韩泰华重造碑亭，但不久因战乱碑寺被焚毁，碑石暴呈荒郊。西方一些学者主张将此重要的景教文物运往欧洲保管。1891年欧洲某公使馆请求总理衙门设法保护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总理衙门汇出一百两银子，但到陕西时被贪官污吏们“捞”得只剩下五两，只能草草搭一小蓬遮盖。
二十世纪初，丹麦人傅里茨·何尔谟（Fritz Halms）出三千金买下此碑，准备运往伦敦。方药雨透露与罗振玉，罗氏立刻转告时任学部尚书荣协揆，乃通令陕西巡抚制止此事。陕西巡抚派陕西学堂教务长王献君与荷尔姆协商，最后何尔谟同意废除购买合同，但何尔谟获准复制一个大小相同的碑模带回伦敦。复制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模版，十分逼真，几可乱真。1907年陕西巡抚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入藏西安碑林（现西安碑林博物馆）安置。何尔谟回伦敦后又依照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模版，复制了一批，分派各国大学和朝鲜金刚山长安寺。其中一复制模版现展于美国华盛顿特区乔治城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地下室。
这块石碑上说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个从古波斯来的基督教传教士阿罗本，历经跋涉进入中国，沿着于阗等西域古国、经河西走廊来到京师长安。他拜谒了唐天子太宗，要求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此后唐太宗降旨准许他们传教，景教开始在长安等地传播起来，也有景教经典《尊经》翻成中文的记载。碑文还引用了大量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讲述人类的堕落、弥赛亚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等。碑文虽系波斯传教士撰写，但他的中文功底极其深厚。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出土地点有两种说法，盩厔说和长安说：盩厔出土说：日本汉学家佐伯好郎考证在盩厔，根据苏轼《南山记行》诗：“至宝鸡、虢、郿、盩厔四县，并南山而西，至楼观、大秦寺。”此外，毛尔（Moule）、冯承钧与向达都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于盩厔说。
伯希和、徐光启、李之藻、桑原骘藏、石田干之助等认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于西安府金胜寺。
1928年，向达到盩厔、楼观考察，在楼观西五里处发现大秦寺遗迹。寺内有《五峰丘木山大秦禅寺铸钟铭》：“……唐太宗敕赐丞相魏徵大将尉迟恭起盖监修……”
（二）
景教即唐朝时期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也就是东方亚述教会，起源于今日叙利亚，是从希腊正教（东正教﹚分裂出来的基督教教派，由叙利亚教士君士坦丁堡牧首聂斯脱里于公元428——431年创立，在波斯建立教会。景教被视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成为汉学研究一个活跃的领域。唐朝时曾一度在长安兴盛，并在全国都建有“十字寺”，但多由非汉族民众所信奉。今天在香港仍有其少量教徒。
形成了东方亚述教会的那次分裂，与教士聂斯脱里有关，他就耶稣基督的“神人两性结合”的神学问题提出“基督二性连接说”（conjunction），指耶稣为“二位二性的结合”（即具人神之性﹚，并认为圣母玛利亚只是生育耶稣肉体，而非授予耶稣神性，因此反对将她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因而产生对“天主之母”，“神的母亲”等称谓的质疑。
428年，聂斯脱里出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引起亚历山大宗主教奚利尔猛烈抨击。431年，以弗所公会议召开后，多个派别的冲突虽被调解，但聂氏被裁定为异端，被革除主教职务，驱逐出教会。四年后，聂氏更被东罗马帝国皇帝逐出国境，最终客死埃及。然而追随者并不因此而轻易放弃，遂往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以及远东等地区宣教。此后，聂斯脱里派得到波斯萨珊王朝的重用，盛极一时。498年，聂斯脱里派正式脱离罗马教会，更名为“迦尔底教会”，又称“阿述教会”，以中亚地区为中心进行宣教。
632年，伊斯兰教指引的阿拉伯帝国（大食﹚吞并波斯。在762年前后，聂斯脱里派主教得到阿拉伯哈里发信任和保护，遂将聂派根据地从波斯移到巴格达（今伊拉克首都﹚，盛极一时。至六世纪末时，聂派流行于康居及突厥等地。
1539年宗教改革时，神学家马丁·路德在他撰写的《宗教会议及教会论》（Von den Konzilli und Kirchen）中十分明确的否定聂斯脱里为异端。
但是景教被天主教会视为“异端”的状况持续到十九世纪末，聂氏本人的著作《荷勒克拉斯的市集》（The Bazaar of Heracleides）被一名叙利亚教士发现后，它的学说再次重新被神学家广为探讨。
1994年东方亚述教会和天主教会签署《在天主教会与东方亚述教会之间的共同基督论声明》，达成和解，解除了两派彼此之间的嫌隙。
（三）
景教传入中国的经过是这样的：
五世纪末，景教信众迁往波斯，曾先后以迦勒底或亚述教会名义宣教，大本营一度迁往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盛极一时。此后，景教被传到中亚细亚等地，至六世纪末，已盛行于突厥、康居等等。
景教教会可能于六世纪初便已进入北魏洛阳，当景教传入中国时，原称“波斯经教”、“大秦教”，后改以景教为名，学者相信“景”是指光明之意。说英语的西方人士往往把聂斯脱里教会归类于东方正统教派（Oriental Orthodoxy，不同于东正教的Eastern Orthodoxy，虽然在中文上字面意思相同），这是非常不对的，因为几乎所有的“东方教派”（包含Oriental 和 Eastern）教会的基督论都和景教相抵触。
明朝天启五年（1625年），西安掘出一块石碑，正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以1780个汉字撰写，另附数十字叙利亚文，引起当时传教士轰动。现时景教在中国的早期历史，大多以此作为引证。
据石碑所载，唐贞观九年（635年），大秦国有大德阿罗本带来经书到长安，由历史名相房玄龄迎接，获唐太宗李世民接见。自635年开始，景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了一百五十年，与祆教（拜火教）及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
景教在唐代初期博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准教徒在长安兴建庙寺一所，初称“波斯寺”，后更名为“罗马寺”、“大秦寺”。自太宗至唐德宗，景教在贵族之间的发展极快。高宗时，赐号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并下诏于诸州建景寺，往后教堂亦挂上历代唐朝皇帝像，使景教得以广泛流传。
武后信奉僧尼，景教受佛僧道士攻击，幸有景教教士阿谀奉承，集资亿万于洛阳建“大周颂德天枢”，并得教士阿罗撼将景教教义佛教化，使武后大悦，得以继续发展。
唐玄宗开元年间，曾使景教士于兴庆宫讲道。天宝初亦曾命宁国等五亲王到景寺礼拜，设立坛场，并陈列先王之遗像供人礼拜。而且玄宗更邀约罗含和普罗等十七名景僧一起做礼拜，讲福音。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曾重建灵武等五郡的景寺，且有景教徒伊斯协助中兴大臣郭子仪平乱，后被赐紫衣袈裟。
唐代宗、唐德宗亦弘护景教。而当时福音已传至部份海陆大邑，除两京外，灵武、成都、广州等大城亦建有大秦寺。在德宗建中年间，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述景教在中国的流行情况。
845年唐武宗会昌年间，灭佛浪潮爆发，逾万间佛寺被毁，史称会昌法难。虽然会昌法难主要针对的是佛教，但同时波及其他不属于道教的宗教。景教与祆教及摩尼教，当时总信徒约三千人，在会昌灭佛后，与佛教一并趋于式微。这是由于景教的传播过分依赖帝王和贵族的庇护，而信奉者又以胡人居多，故武宗一禁教，便使其迅速衰落，但在唐代仍未绝迹。据史书所载，灭佛之时，朝廷欲遣返外国教士，但通往西域之道为吐蕃所阻，故景教教士很难返回本国，亦可能再度潜入中土；至唐僖宗黄巢起事，据阿拉伯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载，有不少景教徒被屠杀，可见唐末内地仍存余著景教徒。
元朝开始，由于大量色目人来到中国，使得中国的景教信徒回升。马可波罗和一些中世纪西方学者指出中国和蒙古有很多景教小团体存在，特别是蒙古克烈（Kerait）、汪古（Ongut），乃蛮三部族皆信奉景教，其实信仰景教的都是突厥遗民。1278年罗马天主教教宗尼阁三世命弗朗西士派教士五人到中国传教，并致信忽必烈，请他善待所遣教士，照顾他们的需要，在他们回罗马时，派人护送。
1289年尼阁四世派方济各会教士孟高维诺率宣教士数人抵达中国。当时景教在帖八里的主教，曾一度与当时新来的天主教教士发生冲突。元朝的基督徒（景教与天主教等）合称为“也里可温”（arkagun），享有免兵役和免税的特权。据马可波罗报告，元代中国北京、山西大同、甘肃敦煌、肃州、甘州、凉州，宁夏、新疆喀什噶尔、莎车、伊犁，江苏扬州、镇江，浙江杭州、温州、福建泉州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
1277年－1282年期间，马·薛里吉思任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在镇江建立了六所景教寺（铁瓮门八世忽木剌大兴国寺、马里吉瓦里吉思忽木剌甘泉寺、西津竖土山答石忽木剌云山寺、都打吾儿忽木剌聚明山寺、登云门外黄山廉海牙忽木剌高安寺、丹徒县开沙打雷忽木剌四渎安寺），在杭州建立了一所荐桥门建样宜忽大剌大普兴寺。
元代著名的景教僧人有教师扫马（曾奉命出使至欧洲）和出生于大都的畏吾儿裔大公牧首马·雅八阿罗诃三世（担任景教的首席主教）。
明朝取代元朝后，景教衰微，但未绝迹，一直存在“十字架教派信徒”有两个世纪，直到十六世纪左右，天主教传教士开始展开中国传教工作，景教徒数目随之锐减。
（四）
在八世纪末的时候，景教提摩太一世主教长在位时，就已奠定了中世纪景教在跨越亚洲大陆的发展基础。为使教会内部的组织更加清楚、行政穏定性更好、宣教工作更有果效，提摩太一世就将主教团和总主教的上层结构重新的组合，分别选出负责教会内部的都主教和负责宣教的都主教。
内部都主教负责教会内部的行政事物，但始终听命于主教长。当主教长去世之后，负责统理挑选新主教长的过程。
宣教都主教更准确的名称是“对外都主教”，是负责对外方面的宣教事务，也因为他们位于一个较偏远的地区，所在选举主教长时也都无法参加，所以他们基本上都不受波斯母会的影响。在当时主要的都主教是位于“雷尔”就是现在的“德黑兰”，而更早之前，因为提摩太一世的重组而经由选择诞生变为负责宣教的位置，是在里维达沙（是通往印度的途中）和木鹿（是往中国的途中）。而提摩太一世也替西藏和沙巴蒒也设立了新的宣教的都主教。在蒙古统治的时间，沿着丝绸之路设置了五个都主教处：哈烈、撒马儿汗、喀什加尔、阿力麻里和位于畏吾儿境内的纳加夫，后者在喀什加尔以北。而最后在忽必烈的统治期间，在中国的北京蒙右新都设了一所都主教处。而在那个时候宣教都主教则可以获得权力可以在自己的辖区内可以按立成新的主教，而宣教主教也可以在当中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会吏长来协助他，他们通常都是从当地的神职人员中选出来的。
唐太宗李世民接见阿罗本询问教义，阿罗本呈上《圣经》、圣像，并说明传教目的，为了进一步了解其信仰，太宗让他到皇家藏书楼去翻译经典。三年后即贞观十二年（638年）秋，太宗下诏准许景教在中国传播。高宗时，尊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在长安、洛阳、沙州、周至、成都等地都修建了景教寺。此后二百余年间，景教基本上受到了唐王朝历代皇帝的支持与保护，在中国取得了很大发展，史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一说全国信徒多达二十余万人。
唐玄宗开元年间曾使景教教士于兴庆宫讲道。天宝初亦曾命宁国等五亲王到景寺礼拜，设立坛场，并陈列先王之遗像供人礼拜。而且玄宗更邀约罗含和普罗等十七名景僧一起做礼拜，讲福音。到唐高宗年间，阿罗本被奉为镇国大法主，往后教堂亦挂上历代唐朝皇帝像。
唐肃宗时，曾重建灵武等五郡的景寺，且命景僧伊斯效力中兴大臣郭子仪，遂使郭氏也受影响而敬信景教。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当时一代名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帐下，就有一位名叫伊斯的景教僧人，他“为公爪牙，作军耳目”，军功卓著，被朝廷封赏，被赐紫衣袈裟。
景教到了宋代已经衰落了。不过，宋人宋敏求着长安志还记载说：“义宁坊街东之北，波斯胡寺，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一胡僧阿罗斯立。”可见此时景教仍未改名，寺院也未被毁。不过，我们从苏东坡的一首《五郡》诗（ 约作于1062年） 看来，宋代景教在盩屋的大秦寺已易主。到南宋国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 与嘉秦元年（1201年）间，金杨云翼任陕西东路兵马总管注长安时，曾赴盩屋参谒大秦寺，发现寺院已完全变成废墟了。直到十三世纪元朝兴起后，在边疆地区的景教徒蒙朝廷之助，再度进入中国本土活动，一直到明朝为止。
辽金时期，景教在中国西北民族中广泛传播。先后信奉景教的有居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克烈部，居于金界壕附近的汪古部，从契丹边地西迁中亚的浑部，居于按台山至也儿的石河地域的乃蛮部，公元840年西迁后定居在东部天山南北的畏兀儿人的一部分和占据亦列河、垂河及塔剌思河的哈剌鲁人的一部分等操突厥语的民族。入元以后，在西北边地，由于信奉聂思脱里教的诸强部相继为成吉思汗并灭，其部民随蒙古军散居全国各地，它又重新传入内地，使中国的景教信徒回升。马可波罗和一些中世纪西方学者指出中国和蒙古有很多景教小团体存在，当时他们在帖八里的主教曾一度与当时新兴的天主教传教士发生冲突。元朝的景教徒称为“也里可温”（arkagun），享受免兵役和免税的特权。据马可波罗报告，元代中国北京、山西大同、甘肃敦煌、肃州、甘州、凉州，宁夏、新疆喀什、叶尔羌、伊犁，江苏扬州、杭州、镇江，浙江温州、福建泉州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元代著名的景教僧人有列班·扫马和雅八阿罗诃。根据后来在泉州出土大量景教文物，可知福建泉州是当时中国南方景教的中心。明朝取代元朝后，景教衰微，但并未绝迹，一直存在“十字架教派信徒”达两个世纪，直到十六世纪左右，天主教传教士开始展开中国传教工作，景教徒数目随之锐减。十七世纪中，利玛窦也曾在中国找到几个景教徒，但他们对自己的宗教，除了十字记号外，一无所知。
同时，由于蒙古帝国的拓张，景教也在西亚、中亚地区得到一定发展。西亚伊利汗国的旭烈兀也是其信徒，攻占回教首都巴格达后，处死当时的伊斯兰教首领哈里发。
（五）
景教在中国演化时，大量参考佛教概念。其中较有趣的是，四福音书的作者，均改以“法王”称呼：马太是明泰法王、路加是卢珈法王、马可是摩距辞法王、约翰唤成瑜翰法王；教堂叫作“寺”；大主教叫“大法王”；教士自然叫作“僧”。上帝的称呼则取叙利亚文Alaha音译，叫作“皇父阿罗诃”，亦有按道教规则以“天尊”称之者。
在中国佛教及道教影响下，景教有发展成综合主教（Syncretism）的倾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作者景净曾著有《志玄安乐经》，教导世人如何得到安乐。经文按照儒家经典《中庸》的格式撰写，渗入“无为”、“清净”等中国哲学概念，经文曰：“无动无欲，则不求不为。无求无为，则能清能净。能净能净，则能晤能正。能晤能证，则遍照遍境。遍照遍境，是安乐缘。”
景教在教义叙述中还采用道家所常用的语句，如以道家之“天尊”称基督教之“天主”（《序听迷诗所经》）；形容其“真主无元，湛寂常然”（《老子道德经》“湛常存”）；“鼓玄风而生二气”；“浑元之性，虚而不盈”（“道冲，而用之久不盈”）；而信徒应“无欲无为”，“能清能静”（《志玄安乐经》）。至于报出家门之“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就完全是《老子道德经》“道常无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漠！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的语气。《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称：“宗周德丧，青架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分明是说老子于周朝末年骑青牛西行的故事，而盛唐景教东来，则含有老子之教再兴之意。
来华的景教士不但附会道家之言，更借助于当时极为兴盛的佛教的术语：妙有、慈航、世尊、僧、大德、法王、慈恩、功德、大施主、救度无边、普救度等。景教典籍也多模仿佛经形式，用语也多与佛经相仿；并以“佛”代称“天主”、将希伯来文之Eldhjm 译作梵文之阿罗诃A-rhat ；且景教人物的汉译多称为“僧”，如僧景净、僧业利、僧行通、僧灵宝；约翰译为瑜罕难法王、路加译为卢伽法王、马可译为摩矩辞法王、摩西译为牟世法王。此外，作景教碑文的景净也曾参与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
另外，景教在中国还非常强调儒家思想之忠孝二道。景教碑极力宣扬帝王功德，赞美唐太宗“赫赫文皇，道冠前王”；赞美高宗“人有康乐，物无灾苦”；玄宗“皇图璀灿，率土高敬”；肃宗“止沸定尘，造我区夏”；代宗“德合天地，开贷生成”；德宗“武肃四溟，文清万域”。并大力提倡上层宣教路线：“道非圣不弘，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帝王从圣教，上行下效，而异端邪说，不能而阻之也”。还宣称讽颂景教《志玄安乐经》能够安邦定国：“行吾此经，能为君王安护境界，譬如高山，上有大火，一切国人无不睹者，君王尊贵，如彼高山，吾经利益，同于大火。”另，该教从敬畏神顺势又导引出忠君孝亲即尊君事亲思想：“为此普天在地，并是父母行据。此圣上皆是神生，今生虽有父母见存，众生有智计，合怕天尊，又圣上，并怕父母。”；“众生若怕天尊，亦合怕惧圣上”；“先事天尊，第二事圣上，第三事父母”（《序听迷诗所经》）。为了顺应中国国情，景教甚至开了祖先崇拜的先河，其碑文称：“七时礼赞，大庇存亡”。既为生者祈求息灾延命，又为死者祈求冥福。
综观景教在中国，从盛行到衰落，也不过短短四、五百年。有人问道：以景教备受唐代几朝皇帝的保护，既为它建寺院，题字甚至立碑以资久远，为什么竟在四、五百年后就销声匿迹，几乎完全从中国的历史中消失。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景教依附政治的关系。所谓“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它的命运，完全操纵在帝王手上。 固然，依附政冶，是景教衰败的主要原因，但是，景教过份中国化，以至失去它自己宗教的本色，也失去了中国文明的互补作用，这是它在中国失败的主因之一。我们知道，景教的传教士，不但彻底吸收儒家的思想，更大量采用佛教和道教的成语，翻译基督宗教的经典。他们的做法，其实是相当冒险的，尤其在中国，儒释道合流的风气一向很盛，试看唐太宗的诏书，不正是这种各种宗教合流的观点表露无遗吗？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见龚天民着唐朝基督教之研究附录二）景教过度本地化的结果是完全丧失它自己的特色，变成三不像的宗教了，不但不能吸引中国知识份子反而遭到他们的遗弃，这是意料中的事了。
在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时代里，佛教也因为过于中国化，而失去了更新中国文明的能力；现在，更新中国文明的能力，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基督教文明的身上。当然，这不是早已失去这一更新能力的景教，而是更为广义的基督教文明的元素。 [博讯来稿
公知的名声是如何臭的
[博讯论坛]
公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为何加“公共”二字？难道知识分子还有“私人”的吗？其实是为了区分那些只作学问，不问政治的知识分子。更为突出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
为党说话的“五毛”为何与公知过不去？这就是统治的艺术了。两千年前的秦始皇就发现“愚民”更好统治。知识分子刚好充当了愚民的启蒙老师而令历代统治者头痛。始皇帝的办法是焚书坑儒，毛泽东的办法是反右，贴“臭老九”标签。现在的统治者继承了毛的衣钵，用反精神污染代替反右，用公知代替臭老九。这就需要污名化公知这个辞。办法是挖墙角，扔砖头和掺沙子。挖墙角就是用“三个代表”把几个有影响力的拉进体制内，让他们替自己说话。掺沙子就是把一些臭名昭著的，如被夹了脑袋的司马南，学生时代就当了特务的孔庆东也都说成是公知。扔砖头这招最损，如让薛蛮子嫖娼，开动国家宣传机器坏公知的名声。更有水军冒充网友把一些恶心人都贴上公知的标签。这样有什么好处呢？让人民不再信任公知，继续当愚民。让知识分子不敢批评时弊，不然就给你贴上一个以前叫“臭老九”，现在叫“公知”的标签。
发布者: asiancarp 于 2014-02-12
公知的名声是如何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