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参与 作者：辛子陵
    
     参与编辑按： 辛子陵先生 此文不代表《参与》观点。

 （参与2014年2月15日讯）中国的问题积累到今天，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党内权贵利益集团的矛盾。权贵利益集团造成四大恶果：首先是分配不公，贫富两级分化日趋严重，使社会矛盾尖锐化，从根本上破坏了和谐社会的基础；第二是借助政治权力强势垄断，以发展壮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掩护，实行“国进民退”，蚕食和鲸吞民间财富；第三是实行土地财政，把土地垄断在各级政府手里，与房地产商狼狈为奸，出现一批压迫、剥削农民和市民的房地产富豪；第四是公然反对民主宪政，反对制衡权力，保护贪污腐败，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使政治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权贵利益集团是中国共产党的掘墓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掘墓人。
    
     在2012年北戴河会议上 习近平清醒地认识到：“三年不收复民心，十年恐会亡党亡国。”十八大习近平成为党的第五代领导人之后，最重要、最本质的政治表态，是坚定地与改革派站在一起，代表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利益，奋起救党救国，撕破脸皮，与党内权贵利益集团宣战。这一行动本身，体现了他的以民为重的仁人志士的情怀，表现出他扶大厦于将倾的历史担当和伟大政治家的气魄。
    
    以习近平为首的改革派，背负着人民的希望，废除了“刑不上常委”的丹书铁券，正在与权贵利益集团进行一场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搏战。反贪打虎风暴以雷霆万钧之力横扫官场，大小贪官纷纷落马，官场风气为之一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自觉地站在以习近平为首的改革派一边，统一认识，统一步调，直接间接地参与铲除权贵利益集团的斗争，而不要分散目标，错乱步调；那些所谓“顾全大局”、“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的别有用心的说教，打着保党的旗号，实际上是保自己保家族。只有以铁腕重拳铲除权贵利益集团，重新赢得民心，才能保证大局不糜烂，政权不倾覆，才能保住党的执政地位；只有以铁腕重拳铲除权贵利益集团，才能与民更始，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创造前提条件。语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权贵利益集团制造金融风潮向中央施压。1978年GDP3645亿元，日子也过下来了，2013年GDP达到了56万亿元，却到处闹缺钱。钱跑哪去了？前最高法院院长萧扬畏罪自杀了。他贪污的钱是1500亿元，行家估算可以买七艘航空母舰。这比慈禧截留海军军费造颐和园气派大多了。萧扬绝不是最大的老虎。历史的经验是“和珅一倒，嘉庆吃饱。”国库马上充盈起来。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习近平只要与党内外的改革派站在一起，与支持改革的广大知识分子站在一起，与13亿人民站在一起，就有了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的力量。只在中南海宫墙以内较量，习李王就成了少数。地方对许志永公民运动的错误处置，不许鲍彤说话，都是给中央帮倒忙。习近平一年的政绩，特别是领导对权贵利益集团的斗争，表现出他具有“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举重若轻统驭全局的能力。他亲自主持制定的三中全会深化改革开放60条，则表现出他有能力领导中国走出经济危机。办成这两件大事，习近平将成为领导党和国家走向中兴的领袖，成为中国的罗斯福。
    
    
     附发《救党三策（形势部分）》，是因为此文对党内权贵利益集团的分析至今没有过时，依然针对性很强。
    
    
    
    （2014.2.14）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www.canyu.org）
    
    
    
     救党三策（形势部分)
    
    
    
     [ 本文2010年2月21日在五柳村发表时，题为《中共必须大规模
    
     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后被人民网以震撼帖推出。]
    
    　　　　　　 ——2010年春节辛子陵在上海与朋友座谈时的讲话
    
    
    
     有机会跟上海各界朋友们见面非常荣幸。正值春节，先给大家拜年。
    
    
    
     宋朝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说过两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作为执政党的一员，我关心百姓的疾苦；作为退休老干部，我关心党的兴亡。这是我今天谈话的立场。后面我揭露的党的阴暗面可能是骇人听闻的，但我是为了救党。帮助党走出改革共识破裂，社会危机加深，执政合法性丧失的困局。
    
    
    
    　　　　　　　　　
    
     　政府崛起，人民没有崛起
    
    
    
     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英国BBC的报道称，中国经济总量目前估计已超过了日本，成为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20国首脑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扬眉吐气。法国总统萨克齐说：“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增加到2009年的33.5万亿，翻了几十倍，这个成绩怎么来的？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官话，是假话。实情是社会主义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已改弦更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私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 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社会主义旗帜不丢，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我们原来是计划经济，在冷战时期属于社会主义市场，没有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搅到一起，或者说陷入不深，所以，世界经济危机一来，中国受到的牵连较小，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乐观一下是可以的，但要清醒。1840年中国的GDP是英国的六倍，天下第一，但中国开始走下坡路。所以今天天下第二也不值得骄傲，不标志崛起。不管中国经济总量处在第几位，我们的人均GDP仍居世界百位以后，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刘振民2009年10月，在联合国就联合国经费分摊比例议题所做的发言中曾这样说：“如果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每天消费低于1.25美元的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超过2.5亿。”[1] 我们的人民是世界最穷的，连拉美、非洲都不如。把国民工资收入加在一起，占国家的GDP的比重，欧美最高，大约55%，南美38%，非洲20%，而中国是 8%。[2] 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 [3] 中国的崛起是政府崛起，人民并没有崛起。
    
    
    
     中国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才进入情况。经济危机并不像台风一样在沿海登一下陆，就转头走了。世界经济危机后劲大得很。目前对中国最大的打击是外贸出口萎缩了，急剧减少。中国的经济增长，74% 依赖出口。[4] 去年出口对GDP的贡献是-3.9%。 我们的商品卖不出去了。许多民营企业，一些制衣厂、制鞋厂、玩具厂就倒闭了。所以我们的经济要转型，由外向型转为内向型，要在国内找到市场。
    
    
    
     从朱镕基当总理时就说经济要转型，要由外向型经济转为内向型经济，但一直转不过来。为什么？百姓穷，没有购买力。像我们深圳那些玩具厂、服装厂，广交会上没订货了，就只能倒闭。2008年我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仅纺织企业就有2000万工人失业。向内向型经济转变成为空谈，在政策上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用大搞基本建设的办法，去保8%的经济增长率。如果农民家庭有能力给孩子买几十元、上百元的玩具，有能力过年时人人都买套新衣服穿，就有了汪洋大海般的玩具市场和服装市场。6.7万家民营企业一家也不用倒闭。在中国，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是让农民富起来。
    
    
    
     现在中国经济的瓶颈是找不到市场。一个欧洲市场，一个美国市场，原来是我们的大户。人家不买我们的东西了，我们急得团团转，在世界面前充阔佬，派出采购团到欧盟买东西，出手就是130亿美元。实际上是希望人家投桃报李，是去找市场。我们去买过东西的国家，像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并没有回报，并没有派采购团到中国来。我们9亿农民如果富起来，等于欧盟（4亿多人口）那样两个世界市场，等于美国（不到3亿）那样三个世界市场。我们自己有这样大的市场，不知道培育利用，到国外拉关系说好话，满世界找市场。
    
    
    
     看看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是怎样为自己开辟和创造市场的，会对我们有启发。
    
    
    
     福特在1913年引入新的装配线，极大地提高了汽车产量。1914年他主动地把工人的工资翻了一番，由每天二至三美元提高到五美元。九十多年前日工资五美元是很高的工资，累积起来工人的年薪是1825美元，而1913年，一部福特T型车的售价是440美元。工人一年的工薪可买四辆汽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86年，福特公司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了12倍以上。福特的经营理念是：“汽车不应该只属于少数富人，而应该让每个人都买得起”。福特没有依赖出口，没有向欧洲的王室贵族，亚洲的军阀官僚，南美的部落酋长，推销他的汽车。他的一双眼睛，盯着自己的工人，盯着美国的老百姓。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福特的这一套政策被称为财富革命。要想找到市场，先要人民富起来。
    
    
    
     政府好像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了“保8”，国家投资4万亿救市，10万亿信贷，不是扶持那些倒闭的或将要倒闭的民企，都给了国企，给了铁路、公路、机场， 还有给了房地产业。于是，上项目，铺摊子，搞基本建设，当年的GDP就上去了。靠钢筋水泥创造GDP，2008年是57%，2009年是70%。 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90%。现在，生产能力已经过剩了。据1月份统计，有10个行业产能过剩。中国粗钢过剩率达到43%，过剩量约为2.5亿吨；水泥过剩率达到24%，过剩量为4.8亿吨；在粗钢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76%；在水泥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63%。到 2013年初，新投资的项目如果有40%形成生产能力，中国的产能过剩率将达到200%。因为形成生产能力不等于产品有了销路，产品没销路就是生产经济危机。像安徽阜阳市，修了个飞机场，但没有飞机起落，没有客流，成了赔钱货，因为运营要养一大批职工，还有各种行政开支，只好关闭。湖南省长沙为了利用中央政府给“铁、公、机”的拨款，拆除2英里的现代飞行跑道重建。内蒙古新建的鄂尔多斯城仍然是一座空城。截至2008年12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率达 60%，面积达2亿平方米。国务院提出2012年以前要新造1530万套平民房子卖给老百姓。还是钢筋水泥开路创造GDP。不解决让人民买得起的问题，盖的房越多经济危机越重。经济危机的根本问题是生产过剩。上项目铺摊子是增加过剩，雪上加霜，是走不出经济危机的。国家投给房地产业9000亿救市。一旦国家托不住底，房地产业资金链断裂，企业停工，大量烂尾楼出现，将出现非常可怕的景象。2009年底全国失业工人4000万，失业率是5%。如果楼市崩盘， 全国约有5000万建筑工人，将出现大量失业者。如果有一半人失业就是2500万人。估计2013年将有6500～7500万的工人失业。按每个失业者是 四口之家计算，有3亿人口要靠政府救济生活。政府减收增支入不敷出时，就要多印钞票，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接着就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们到银行排队提款挤兑，银根吃紧。更多的工厂、商店倒闭。更多的人失业，更低的购买力。一切靠高压掩盖的社会问题就会凸显出来。那时中国才进入了真正的经济危机。那才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要出现罗斯福那样的国家领导人，才能领导国家走出危机。
    
    
    
     中国政府，从毛时代留下的传统，就是舍不得让老百姓富起来。老百姓手里有点钱了，政府就想办法叫你交出来。过去我们是短缺经济，没有经历过以生产过剩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以为就这样轻松地过去了，这是个天大的错觉。我劝政府未雨绸缪，留点后备，留点钱，应对两三年后的可能出现的大萧条。
    
    
    
     经济问题说多了太枯燥。这个问题打个结挂起来。至于怎么开辟内需市场，怎么才能让农民富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放在后面谈。
    
    
    
    
    
    　　　　　　　　　　中国政治危机比经济危机严重
    
    
    
    
    
     经济出现危机，政治也出现危机，是不是改革开放搞坏了，搞错了？不是。改革开放纵有一万条缺点也比毛泽东时代强得多，起码没有饿死一个人，在比毛时代人口多了一倍的情况下，取消了票证配给制，保证人人吃饱穿暖，生活达到了小康，这是了不起的成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功不可没。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实践，一种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掉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只要能保证公平和正义，还是社会主义；如果丢了公平和正义，就从根本上变质了。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谋发展，不丢社会主义旗帜，是要摆脱贫穷社会主义，在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实现公平和正义，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效率上去了，但公平出了问题，导致了权贵集团的孕育、诞生、成长和坐大，他们占有了经济发展的太大的份额，导致改革共识的破裂。这就走到了改革初衷的反面。
    
    
    
     未来几年的政治决战是：或者是党内改革派制服权贵集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或者权贵集团制服改革派，在中国建立比现在还要厉害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剥夺压榨人民，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引发一场暴力革命。
    
    
    
     中国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官倒时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双轨制”的漏洞，权贵们通过“官倒”即倒买倒卖，把计划内物资转化为计划外物资，赚取差价；或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敛起第一桶金。
    
    
    
     二、包揽大型工程时期。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包揽大型工程虚报成本、出卖国家和工人权益提高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在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国家的和省一级工程中，就有高达40～60%的工程款流进了他们的口袋。1998年以来，中国开始兴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国家支付1亿 200多万元，而实际仅需7000万元，权贵们每公里攫取了3200万元。这样的高速公路共有16000公里，仅此一项，承包工程的权贵就掠夺5120亿元以上。
    
    
    
    　　　三、国企改制时期。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 “抓大放小”，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问题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的国企改制中。地方政府认为“经营者持大股”是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中“最有效的股权配置方式”。《浙江工人日报》2002 年8月7日发表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位董事长的自述，可知“新百万富翁”是怎样“一夜之间”产生的：
    
    　　　
    
    　　　具体确定为国家保留22.5%的国有股；董事长占22.5%的股份，即1125万元；职工持股会占20%；外来法人股占35%。这样，我就成为了名义上的 “千万富翁”。我的1125万元股份，除自己积累50万、向亲朋好友借200万以外，第一块是经营者才能奖金100万元，第二块是技术奖励150万元，第三块是职务配股250万元，第四块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让375万元，而这375万元期股实际上是以现金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断国有资产存量，靠分红的钱还。这几年我经常受邀请到上海、山东、四川等地作报告，反复讲经营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万年才有一次机会。[5]
    
    　　　
    
    　　　这位董事长交了好运，市政府给了他875万。主事的官员能够统一认识把这笔钱给他而不是给别人，这是幕后交易的结果。他当然要通过巧妙的方式给官员们送钱，把这个人情还回去。国企改制因为没有民主监督，基本上都是由各级政府官员黑箱作业，导致腐败丛生。通常是政府参与设计公司管理机构，寻找经营者，为国企资产作价，甚至承担部分债务。由于较大的国企资本存量大难以卖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员将其从“全民所有”“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后的“经营者持大股”。这种类型的改革被称为“界定”式的改革。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这就给官商勾结发“改制财”留下了广阔的运作空间。如果主持者是个贪官，为了国企脱困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制的这本“经”就被彻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官员们很难洁身自好。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权力身份把利益摆平，政府、人大和党委一路绿灯通过，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绩；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现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护的所谓 “利益集团” 。在这种体制下个别人洁身自好是很难的。假定班子里成员每人200万股份，十个人九个人拿了，就一个人坚持原则不拿，这个人就很难在这里继续混下去。他就成了异类。 “怎么，你准备揭发吗？你准备将来上级查处时当坚持原则的代表吗？”先找个理由把他淘汰出局。这就是所谓逆淘汰制，在整个风气坏了的时候，当清官很难，许多不是很坏甚至比较好的干部是这样下水的。在处理权贵集团的时候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
    
    
    
     现在权贵集团坐大，成了党的心腹之患。他和共产党搞在一起了，穿一样的衣服，在公开场合说一样的话，都念邓、三、科这一本经，你很难分清谁是共产党的改革派，谁是权贵集团成员。
    
    
    
     四、买官卖官时期。这是权贵集团的恶性发展。2001年6月15日，中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了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案件。这个案子的特点是开了买官卖官的先河，有人写成纪实文学《新官场现形记》。在辽宁沈阳查处的慕马案中，涉及16个人是“第一把手”，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财政局长、国税局长、土地局长、物价局长、烟草专卖局长、建委主任、国资局长等要害部门的第一把手纷纷落马，新华社记者描述说，“一把手”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了一个地区和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从而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的潜规则。买官卖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已经司空见惯，“官市”极其火曝。[6] 黑龙江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在马德任书记的绥化市，有50多个部门领导和70%的县级领导卷入买官卖官生意。[7] 国家级贫困县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样明码标价，财政局长40万元；人民医院院长30万元；各乡党委书记6万元至10万元不等。 [8] 安徽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极致，从乡镇到县直机关，大到镇长小到妇联干事全部明码标价出卖。[9] 依靠这些党棍官僚治国安民，建设和谐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
    
    
    
     官场商业化，必然导致官员劣质化、流氓化、黑社会化。这些官员身上不仅没有一丝一毫共产党人或国家干部的正气，而且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底线。赃官徐其耀，有 “教子书”一封，深刻揭示了权贵集团的世界观：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10] 　
    
    　　
    
     现在揭露出来敛财最多的贪官是广东省政协主席、前公安厅长陈绍基，双规后查出他有20本化名存折，涉案金额总计人民币20亿元。[11] 据揭发，最近被双规的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亲口讲过：“现在没有关系根本上不去，我到这个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钱呀！我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当上这个市长（据说为了当这个市长他花了3000万），我已经投了不少资了，现在已经豁出去了。好多企业家为了我当市长，都愿意豁出老本。这些人出钱帮我当官，我得还债呀。” 为了还债，他卖官开出的价格是：“一名区的正职不低于1000万；大集团（企业）正职不低于800万；一般局长在500～600 万之间。”
    
    
    
     清末卖官，最大是候补道，地司一级官员，是个社会身份，无俸禄，很少有人能补到实缺。现在卖官是实职，有人花3000万买市长、省长做，居然做成了。在清朝，巡抚这一级官员花多少银子也买不到的。共产党的天下，腐败是没有底线的。
    
    
    
     脏官们道貌岸然的背后，除了敛财，就是搞女人。
    
    
    
     新华社报导，贪官95％都有情妇，60%以上的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好事者根据真人真事制作“全国二奶排行榜”在网上传播，有九个“奖项”，揭露了这些赃官的惊人的腐败：
    
    
    
     “数量奖”授予包养146奶的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就是写“教子书”，把贪污作为当官唯一目的的那位；
    
    
    
     “素质奖”授予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
    
    
    
     “学术奖”授予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载性爱日记 95本，制作标本236份；
    
    
    
     “青春奖”授予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 个情人年龄都是16到18岁；
    
    
    
     “管理奖”为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夺得，妙用MBA知识有效管理77名情人；
    
    
    
     “挥金奖”得主深圳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给他的“五奶”一人，800天挥霍1840万元，平均每天23000元；
    
    
    
     “团结奖”得主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被称为“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其“团结”事迹是与22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
    
    
    
     “和谐奖”得主是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 6个情人，生了6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干劲奖”得主是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5位情人立誓：保证到60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以上这些极坏的典型已不是个别现象。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贪腐官员已经占了多数。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 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12] 请大家注意这个数字：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两级党委已经变质，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不合格，这是吴官正讲的呀！省市两级党委班子，人数可能就是几千人，但这就是操纵我们国家运转的那只看得见的大手呀！十个指头坏了八九个，这双手还能依靠吗？还能信赖吗？
    
    
    
     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温将领导干部公示财产的阳光法案提交全会，竟然被否决了。这件事给了我极大地震动。阳光法案反映了党心民心，如果全党公决，或全民公决，都会通过的。被否决的事说明，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准确地说是他的多数，不能反映党心民心，跟全党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跟全国人民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这些反对阳光法案的中央委员还是我们的人吗？还是我们选出来的代表吗？作为一个老党员，我动议：十八大选举，凡拒绝向全国人民公布财产者，不能当十八大代表， 不能当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和纪委委员的候选人。省、市、县换届选举也应该如此。
    
    
    
     走笔至此，我这个老党员不由得仰天长叹，为国家腐败至此一哭！为党堕落至此一哭！现在的县委书记们不是焦裕禄了！试问吴邦国委员长，在林龙飞这样的县委书记领导下，这个县怎样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制衡监督，就统一成了周宁县那样一种“三光”的局面，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 看中的女人搞光。”党都这样子了，还奢谈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优越性，还奢谈政治体制改革是党的自我完善，就只能等着被人民推翻了。
    
    
    
     权贵资产阶级的人数，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导：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 人，超过1 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如果放大一些他们的社会基础，家有千万（人民币）以上的权贵集团人数约有500万人。[ 据2004年由中共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完成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调查研究报告披露：城市人口中的0.9～1%（不到全民人口0.4%）即480万至500万人，拥有上千万元以上财富。500万拥有千万元以上财富的人（含亿万富翁），其背景基本来自三个方面：1、党、政、 军高干子女亲属，占90%以上；2、依靠港、澳或国外亲属资助，约5.5%；3、自身经营有方又遇到良好机遇者仅约4.5%。] 但在13亿中国人民面前，他们是微末的小数。在7000万党员面前，约占7%。
    
    
    
     问题积累到今天，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权贵集团的矛盾。权贵集团造成四大恶果：首先是分配不公平，贫富两级分化使社会矛盾尖锐化， 从根本上破坏了和谐社会的基础；第二是借助政治权力强势垄断，以发展壮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掩护，实行“国进民退”，蚕食和鲸吞民间财富；第三是反对 “耕者有其田”，把土地垄断在自己手里，成为压迫、剥削农民的“红色地主”；第四是形成了一个拼命反对民主宪政的特权利益集团，以批判普世价值和两个“绝对” [ 2009年3月9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吴邦国宣布：中国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 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使政治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权贵集团是中国共产党的掘墓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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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许行：《中国经济崛起的秘密》，天涯社区网2010年2月9日。
    
    [2] 郎咸平：《中国人为什么收入低？》腾讯网财经频道2010年2月4日。
    
    [3] 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非洲32个国家最低收入超中国》，新浪博客2010年2月7日。
    
    [4] 谢国忠数据。谢国忠，1960年出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路桥系，1987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硕士，199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同年加入世界银行，担任经济分析员。在华尔街大牌投资银行里具有大陆背景的亚洲分析师中，谢国忠属佼佼者。谢国忠是亚洲地区被媒体引用最频繁的分析师。他是摩根士丹利公司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小组的领头人。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在多次关于中国经济的演讲中引用谢国忠计算出来的数据-- 在中国近8%的经济增长率中，出口占了74%的比重。见上海热线互动社区网2009年1月4日。
    
    [5] 陈寒鸣：《国企的经营者变成资本主》，中国温州商会网2007年4月7日。
    
    [6] 邵道生：《权力监督缺失下的“第一把手”腐败》，乌有之乡网站2007年4月2日。
    
    [7] 令狐安：《我国反腐败斗争面临的问题、原因和对策》，《香港传真》2007年91期。
    
    [8] 陈磊：《河南艾滋大县原书记肆意卖官，侵吞防艾资金》，西祠胡同社区网博客2006年8月9日。
    
    [9] 罗宗华：《这些县委书记为何这样牛气冲天？》人民网强国论坛2006年11月10日。
    
    [10] 《从一个贪官的教子之道说起》，《中国改革报》2009年2月20日。
    
    [11] 《2009年“双规“风暴》，凤凰网财经频道2009年8月10日。
    
    [12] 《中纪委简报（2006年10月12日） 》 ，转引自《中央大动作，地方负责人被请上京“摊牌”》中部经济网2006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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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凤凰网 
    
    核心提示：在1949年2月5日的会谈中，毛泽东对米高扬说：“当国民党将军傅作义率部起义之后，林彪部队进入北平之时，他们所使用的苏制武器全部被上缴，并以美式准备取而代之。”毛泽东又说：“中国共产党想以此证明，是蒋介石用美国的技术装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着重指出，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很难取得目前的胜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应自力更生。毛泽东说，但事实又的确不能否定，即占苏援四分之一的贵国对东北的军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文节选自《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1949年1—2月)(下) 》 作者：安·列多夫斯基 李玉贞译 原载于《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
    
    作者简介：安·列多夫斯基,在前苏联外交系统任职多年，曾担任过苏联驻华大使馆秘书，苏联驻沈阳领事馆领事，苏联外交部远东系主任，苏联缅甸问题全权代表，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联络协会副主席等职务。
    
    译者简介：李玉贞，笔名苜萝，穆萝，苏黎，山东青岛人，193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苏关系、共产国际与中国关系问题专家。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系。1977年来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评为译审。为孙中山基金会《孙中山全集》编委、中国国际交流出版社特约顾问编委。专业研究方向为共产国际与中国关系，及中苏关系。
    
    杂志简介：《党的文献》杂志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共同主办，前身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内部刊物《文献和研究》和中央档案馆内部刊物《中央档案馆丛刊》，1988年创刊，双月刊。由邓小平题写刊名。《党的文献》是唯一一家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公布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领导人重要文献的期刊，以公布重要历史文献档案，发表重要文献解读、领袖人物生平思想研究、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专题研究、亲历者访谈录、当代理论研究、党史随笔文章为主要内容。
    

　正文
    
    本文上半部已经说过，米高扬中国之行的笔记中，谈及的只是他所掌握材料的一部分，即米高扬在与中共领导人就中共对内外政策、苏中关系方面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的广泛会谈中，与莫斯科方面往来的电报。文章扼要地讲到一些讨论过的问题，很不完整，有一些问题根本就未提及，下面发表的是米高扬与联共（布）领导人往来电文的摘要或全文，按其与中共领导人讨论过的基本问题加以分类整理。
    
    这些资料表明，在米高扬的笔记和不久前发表的C·T·齐赫文斯基院士的文章中，极为详细地阐述了1949年1月初，斯大林和毛泽东就苏中对南京政府在1949年1月8日至9日，请各大国首脑居间谈判中国停止内战一事的态度。米高扬掌握的往来函电，可以补充说明此事的许多闪光点。
    
    
    米高扬（中）
    
    美、英、法几国政府和外交代表，为了防止国民党制度的垮台，非常希望停战，姑且不论其它，单说国民党制度一垮台，就必会使苏联在中国的影响剧增，所以他们接到南京政府的请求后，立即就开始紧锣密鼓地试探苏方的立场。他们的出发点是，只有四个大国对此问题协调一致，这次行动才会富有成果，当时，我在苏联驻南京使馆任一等秘书，所以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大使罗申，直到1月下旬也未接到莫斯科方面对此问题的指令，现在才真相大白，原来，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在通过信函相互协调看法，致使指令延误发出，在这种情况下，罗申以健康状况不佳为借口，回避了1949年1月8日与中国外交部部长的会晤，美国外交部长本打算在会晤中向他及三国大使面交南京政府的正式请求，后来罗申又以同一借口回避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倡议的同这几位大使的会商。
    
    从莫斯科与西柏坡之间就这一问题往来函电的资料中看出，苏联和中共就南京政府的请求一事，于1949年1月14日最终互换电文取得一致态度。根据商定的情况，苏联外交部长于1949年1月17日，向中国政府驻苏大使转达了苏联方面的回答。
    
    然而，西方大国捷足先登，赶在莫斯科之前答复了南京方面。1949年1月13日，司徒雷登受国务院的委托，向南京政府转交了美国政府的正式答复，其中特别提到：“在目前形势下，试图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不会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果”，后来发表的外交通信，其中收录有司徒雷登从中国拍发给国务院的电报，它发明司徒雷登确信苏联方面不会同意参与调停。
    
    无论是莫斯科，还是我们驻南京的大使馆，对美国如此迅速、消极的反应，都感到非常惊异。因为有许多重要的理由说明，南京政府关于调停的建议，是得到美国政府代表们认可的，故而莫斯科方面产生了疑惑。这似乎由于有人泄露了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函电而造成的，在2月3日的会谈中，米高扬向毛泽东谈到这件事，当时在座的还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他记及旧事时说，当时，斯大林在1月10日的电报中，就针对南京政府的请求说，对莫斯科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交换意见之事，必须严格保密。
    
    米高扬对毛泽东及他的同事说：“我们知道，英国、美国、法国同意在国共之间调停，后来，这些大国不知如何探悉苏中反对外国调停，他们不愿丢面子，就改变了态度，拒绝出面调停，因此必须认真抓好保密工作，并注意中共周围的人中，是否有不可靠会把情况传到美国那里。”米高扬将此次会谈电告莫斯科：“毛泽东全然否认这种可能，他说，因为这些重大的问题，特别是与莫斯科的往来信函，一般只有在场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一位翻译师暂及杰列宾同志知晓。
    
    上述诸人都十分可靠，他相信他们，说到已发生的事情，他宣称，英美人士早在得知我们的态度之前，就公开报道说，苏中将反对调停，我答道—米高扬强调：这在当时仅仅是他们的推测，然而，西方大国是在得到有关我们态度的确切消息后，才急于拒绝进行调停的。毛泽东反复说，不排除（原文如此，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应是“不存在”）中共人士泄密的可能性。”
    
    米高扬与周恩来和朱德会谈时，讨论过苏联政府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问题。2月1日，鉴于苏联大使移驻广州，周恩来请求说明这次行动的理由。顺便交代一句，在1949年1月18日，中国外交部通知各国大使馆和外国公使馆，1月21日中国政府将从南京迁移广州，并建议他们同样前往。各国外交代表机构的使节中，只有苏联大使遵从了这一建议。苏联使馆的主要工作人员随大使一起前往广州，外交部的小部分工作人员和苏联一些其他的机构，一直驻留南京，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现发表该文的作者，就是外交部驻留人员之一。其他国家的外交机构和他们的大使，得到本国政府的指示留驻南京，继续执行例行的公务。由司徒雷登任大使的美国使馆，工作人员为数众多，机构最为庞大。他本人一直到1949年8月才离开南京。考虑到外交使团在南京的活动，特别是美国外交人员—国民党政府的最主要盟友的活动，虽然莫斯科对中共方面的倾向性到就尽人皆知，但苏联大使率使馆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前往广州，看起来像是莫斯科方面对蒋介石政府的一种极为关切的表示。外国外交官们和中国地方当局亟欲摸清此举的用意，他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猜想和推测。我们苏联外交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按公认的国际惯例，一个外国使馆应设在派驻国政府所在地，我们明白，这一回答听起来很难令人信服，但我们应依照莫斯科的指示行事。
    
    大概，米高扬也是这样答复周恩来的。他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谈及与周恩来就此问题的谈话时写道：“我解释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目前中国只有一个我国派驻使节的政府。这位使节把使馆的一部分留在南京，而本人与中国政府一起迁往广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其实，这不仅不会损害我们共同的事业，相反会有助于这项事业的发展。”
    
    有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近期的军事和军政活动计划问题，在会谈中占据了主要位置。
    
    毛泽东在1月30日同米高扬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就提出：“为了确保在南京和上海地区的胜利，需把精锐的林彪部队从北平派往南部和西部以遏制国民党，使后者不能调援兵到南京、上海一带。北京周围情况复杂，要在此安营固守，需要时间。”
    
    在那次会谈中，毛泽东还着重指出：“共产党人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制定计划。我们准备在稍事修整和准备之后，攻占这些城市（指南京和上海—米高扬），北平事件如能和平解决，定会压缩这些部队修整和备战的时间，之所以需要时间不仅仅是为了修整，而且是为了：
    
    （1）争取和教育近期编入人民解放军的几万名国民党俘虏；
    
    （2）整顿后勤机关，恢复被破坏的为前线服务的铁路给养线；
    
    （3）生产、积攒枪炮弹药。因为储备已经不多，所留武器弹药的制式不同，有美式、日式、捷克式和苏式，生产过程因之复杂化；
    
    （4）培训上海和南京地区的行政干部。因不能完全指望当地的干部；
    
    （5）筹建上海和南京的经管机关也还要时间，那里粮食紧缺，需要储备。我们来不及为这些地区印制货币……。”
    
    据上述情况判断，林彪在东北的军队从苏联指挥部得到的武器不仅有缴获的日式武器，同时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和苏制的武器。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愿外界知道这一点。在1949年2月5日的会谈中，毛泽东对米高扬说：“当国民党将军傅作义率部起义之后，林彪部队进入北平之时，他们所使用的苏制武器全部被上缴，并以美式准备取而代之。”毛泽东又说：“中国共产党想以此证明，是蒋介石用美国的技术装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会谈中，曾屡次提及前几年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新阶段军事行动期间，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援助的作用和形式问题。2月4日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时，这个问题得以从总体上概括。参加会谈的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米高扬在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谈及此次会谈内容时写道：“毛泽东强调，苏联过去和现在都给了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援助。为此，中国共产党对联共（布）表示衷心的感谢。毛泽东继续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而，局部利益应该服从全局利益。我们请求苏联方面援助的时候，总是考虑到这一点，比如说，假使苏联不能提供什么东西，那我们也不会抱怨。罗荣桓动身赴莫斯科之前问我，他们应如何向苏方提出援助问题。
    
    我对他说，不应把你们的处境说得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但也要强调，你们希望得到苏联方面对东北适当的援助。
    
    从1949年起，林彪就经常向莫斯科询问有关援助的各项事宜，毛泽东说，我已经指示高岗，苏方给我们的所有东西，我们将来一定付款，某些物资的不足，可以从国民党占领区弄到，中国的同志应该合理利用苏联援助。毛泽东着重指出，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很难取得目前的胜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应自力更生。毛泽东说，但事实又的确不能否定，即占苏援四分之一的贵国对东北的军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