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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时代/知识分子與權力/各国历史/我們不了解民國/教科書背後的中國身影
發佈時間: 2/17/2014 6:10:53 PM 被閲覽數: 170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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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说第二季] 第四十五期:大

航海时代(四)




知识分子與權力——雷吉斯·德布雷北京演讲实录.


作者:雷吉斯·德布雷


“知识分子”這個詞並不比埃菲爾鐵塔古老,這是法國的民族特色,可能跟法國的肥鵝肝或者是高级时装一樣,像LV、米其林,都是人們最需要的一些詞。在其他國家,“知识分子”這個詞也帶有侮辱性质,比如美國人會说“雞蛋腦袋”,指知识分子脫離了群衆,脫離了現实。——雷吉斯·德布雷


我們今天晚上要讲的這個主題实際上是由法國駐北京大使館提議的,或者是强加于我的,這是一個很難的題目。


“知识分子”和“LV”一樣被需要


我要澄清一點,知识分子有它的曆史,但却是一個新詞,它出現在法國,在1898年的德雷福斯案件期間《震旦報》的一篇宣言裏——所谓德雷福斯案件,簡單来说就是公開抗議一個無辜的人被宣判。


“知识分子”是一個形容詞,一個限定性的詞。這個和知识有關的詞變成一個实意的名詞,指的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其中包括大學教授、作家、医生、律師、大學生等。当然從古典馬克思主義哲學来说,也是腦力勞動者中有創造性的部分,包括了自由职业者、职员、技術人员等。


德雷福斯案件構成了法國当时的冷战,它实際上是通過軍事法庭宣判一個犹太人出身的上尉軍官叛國罪。一方有既定的權力,也就是軍隊、教會、法庭、政府;另一方是一些有思想的人,他們孤軍奮战,最终獲得了勝利——德雷福斯上尉最终得到了他所有的權利,但那是在近十年的努力之後。


具體来说,“知识分子”這個新詞是在政治對抗、對立的背景中出現的。《震旦報》的總編是当时的共和党人,反對派的領袖,就是克莱蒙梭,後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法國內閣的總理。


雖然“知识分子”這個詞並不比埃菲爾鐵塔古老,但却是法國的民族特色,可能跟法國的肥鵝肝或者是LV、米其林,都是人們最需要的詞。


在其他國家,“知识分子”這個詞也帶有侮辱性。比如美國人會说“雞蛋腦袋”,指知识分子脫離了群衆,脫離了現实。


這個詞開始是法文詞,很快傳播到世界各地,我們可以想到許多有名的人物,如伏爾泰、左拉、薩特或馬爾羅,或者是中國的鲁迅,英國的蕭伯納和羅素,德國的托馬斯·曼,美國的诺爾曼·梅勒或者是喬姆斯基,意大利的帕索裏尼、莫拉維亚,还有前蘇聯的索爾仁尼琴、薩哈洛夫,巴勒斯坦的賽義德,还有捷克的哈維爾,一位入獄的劇作家,後来成爲總统。


知识分子就是管閑事的人


“知识分子”這個概念很快被全球化,但我們也要區分開,知识分子和傳统意義上的文人、哲人是不一樣的。就像弗朗索瓦·于連说的,中國的道家,其实没有很多想法,不會表明態度,也不會和他人辯論,他們主要關注的是自然。而儒家意義上的文人,是服從于君主的權力,滿足于君主的選擇,和這種天人合一的官僚主義文人统治的傳统比起来,欧洲的知识分子更多是用筆或自己的思想進行幹預,往往没有得到政府公開的許可,就像薩特说的,知识分子是管閑事的人。


那么,以什么樣的方式管閑事呢?实際上就是針對某個事件,把自己的觀點公開。所以,知识分子的影響力实際上取決于出版的渠道和方式。


知识分子需要投入、表態、傳播,這和作家不同,作家只是滿足于写小说或詩歌;與藝術家也不同,藝術家需要創造藝術作品;和學者也不同,學者寻求的是真理。而知识分子就是一種幹預性的態度,走出自己的辦公室和实驗室。


比如雨果,当他写《世紀傳奇》时,他是作家,但当他写《死囚末日記》时,就是一個知识分子。因爲這部作品的目的是爲了在法國取消死刑,或者是写拿破侖三世的时候,就是爲了打倒拿破侖三世的專制制度。


还有畫家庫爾貝,当他畫《奧爾南的葬禮》的时候,他是一位畫家;但是当他加入巴黎公社,主持討論摧毀拿破侖樹立起来的旺多姆圆柱的时候,他就是知识分子,当然他也爲此入獄。


我們还可以舉一些例子,科學界的约裏奧·居裏或者是薩哈洛夫,当他們爲核工业能源工作的时候,他們是科學家,但是当他們加入法國共産党的时候,或者是主张維護人權的时候,就是知识分子。


薩特在出版《詞語》的时候是一位作家,但当他主持羅素法庭批判美國入侵越南的时候,他就成爲一位知识分子。


可以说,“知识分子”這個詞在欧洲産生並非偶然。因爲欧洲有非常長的、與当權政府對立的傳统。要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时期,也就是公元前六世紀,那时的雅典,公民在中央廣場以演说和辯論的形式使民主得到真正的行使。


在這個意義上,蘇格拉底是第一個知识分子。他以真理的永恒性,反抗当權者,對他們提出異議,最後被判死刑。這就是爲什么我说蘇格拉底是爲永不滿足的、不可救藥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了模板。“知识分子”的第二個来源,應該提到天主教。因爲它的産生在欧洲是作爲羅馬帝國的反對力量出現的。天主教産生的基礎沿襲了犹太人曆来的區分,區分預言家和國王、上帝和凱撒。


在君士坦丁堡之後,神權和教權是分開的,可以容忍不同的思想宗派的爭論,這跟道家和儒家不一樣,非常强調言論的意義和教義的輿論效果。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讲,現代的知识分子可能是神學家的無神論後代,甚至我們还可以说,它是去天主教以後世俗神职人员的繼承人,教士是在高高的椅子上向信徒布道。和尚只是在寺廟的後院裏獨善其身,但知识分子需要去表達。



6月3日晚,雷吉斯·德布雷應法國駐華大使館之邀,參加“法國文化季”,在法國文化中心發表演讲 “知识分子與權力”,這位馬克思主義者说:“馬克思没有預見到或者说他没有意识到,知识分子會成爲馬克思主義者。” (曹進/图)


知识分子與政治權力是反比例


既然“知识分子”的曆史淵源是复數的形式,我們應該还要提及一些知识分子得以成長的其他原因,其中一個就是印刷術的發明對于知识傳播的影響。


15世紀,中國發明的纸张通過阿拉伯世界被傳到欧洲,同时古騰堡又發明了字母的鉛字印刷,這種結合让書籍得以誕生。從此,對有思想的人、對政治和宗教、對于言論控制来说,都有了一個非常好的工具。


新教可以说是印刷術的孩子,或一個産品。当时人文主義學者發起並組織了這場宗教改革运動。


從某種意義上来讲,新教是一種在宗教領域發展起来的人文主義运動,發起這個运動的人在当时利用了那個时代産生的寬容心態。這種寬容心態是怎么産生的呢?就是在新教和天主教不斷沖突的過程中,社會主张要寬容。


真正的制衡力量出現在18世紀啓蒙运動时期。法國大革命證明學者和有知识的人第一次拥有權力,哲學與革命之間形成曆史聯系。這使得這次革命和以往的農民起義、騷亂或暴亂不一樣,在曆史上出現真正的理性的勝利。


普世理性每每战勝特殊的混亂,如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1848年的欧洲革命,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十月革命,1949年毛澤東思想的勝利,1959年古巴卡斯特羅主義的勝利。还比如说在德黑兰,1979年2月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將宗教知识分子推向了權力,所有的這些运動都帶有一個後缀——主義。


我們能夠從曆史中得到什么樣的教训呢?就是知识分子與政治權力是一種反比例的關系。当政治權力被削弱的时候,知识分子的力量就增强。在中國的國家政權非常强的时候,知识分子就變成了“臭老九”。


法國曆史學家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探討過這個问題,他認爲当一個舊的政治制度和一個新的價值系统之間不兼容的时候,權力與權威相分離,社會就會進入有振荡强度的變革时期。


這仿佛是说革命過程的演進需要一些變量,我們还可以提到一些不變的規律。我們注意到,往往都是知识分子發動並掀起革命,但不管是资産階级革命或社會主義革命,這些革命者們馬上就會回過头来攻擊知识分子。


我們看到18世紀的哲學家和文人,我們今天稱爲知识分子的這些人,從某種意義上来说,是他們在精神上爲法國大革命做准備。但法國大革命却把像孔多塞這樣的人推上了斷头台。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也是如此,後来的斯大林也將知识分子送到了古拉格這樣的流放場所。


總的来说,國家、政党或者是一個政党國家,總是希望在一個身體裏彙聚老鷹的两個头,一方面是凝聚精神權威,另外一方面是武力;或者一方面是霸權,另一方面就是强制性,使得這個國家不能允許其他權力的竞爭,不能有人来竞爭這樣的權威。以至于盡管這些革命往往從反對贫困開始,最後又陷入所有人的贫困。还有這些勝利的起義者,他們最初總是通過受到教育的人来進行政治反抗,但最终他們又會取消所有的知识反抗的可能性。這就是爲什么革命在進入第二階段时,總是會要建立起一個法治國家,把國家建立在社會力量的公開和制衡的基礎之上,建立一個共同的法律。


老鼠會慢慢變成貓


剛才我給大家讲的是欧洲,当然我也要讲一下亚洲,雖然我也許處在並不太合適的位置,但是我还是會情不自禁地想,是不是社會極爲和谐的理想並不利于知识分子的兴盛呢?


中國的古代和欧洲曆史不同。中國曆史上曾經有過法家统治的时期,有過“焚書坑儒”;也有過儒家时期,把知识分子變成了國家的齒輪,變成行政的官员,让知识分子一致服從于君主的思想。但是在我看来,1919年的五四运動在中國确实是让傳统的文人士大夫的變化,使他們成爲西方意義上的知识分子。而且,我覺得五四运動实際上是在一本杂志当中确定了自己的精神——《新青年》,這個杂志上有一個法文的副標題,la Nouvele Jeunesse。所以,我們也許可以看出他們是參考了西方知识分子的傳统。


從一個时代到另一個时代,從一個大陆變到另一個大陆,知识分子是有差別的。但有一個不變量,那就是傳播的途径、傳播的方式和手段。


知识分子要公開個人言論,要出版自己的作品,就必須要有擴散的途径。我們可以通過追溯一個媒體的曆史来看知识分子的曆史,考察知识分子自身如何来傳播自己的價值觀和思想的媒介途径。從中可以看出,任何政權都試图来掌控傳播渠道,比如说每一次出現一種新的傳播媒體的时候,國家就會馬上出場来建立一個立法的網絡,以便從技術上對媒體進行控制。


在蘇格拉底时期或者是天主教时期,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方式也是受到控制的。中世紀的天主教會有话語壟斷權,在教堂的讲坛中,只有教士是惟一被許可在大衆面前演讲的。隨着技術的變化,人們開始慢慢地有一些自由的輿論,然後到20世紀出現了電視台、廣播電台等,現在是互聯網。


拿破侖曾經说過,世界上只有两種力量,也就是刀劍和精神。他还補充说,刀劍總是會被精神战勝的。從一個武力者的口中说出這樣的话,其实是很矛盾的。他這樣一位皇帝並不是生来就贊成战爭的。但是我們看到拿破侖还是試图掌握所有的傳播途径,比如说他有很多禁令,禁止出版、禁止印刷。所以在拿破侖时代,他組織國家的方式是使得國家没有力量的沖突。


刀劍当然是政治權力,而让精神能夠體現出来的就是一種傳播載體。印刷術發明後出現了書籍,当时的法國王朝很快對書籍有严格的控制。18世紀是印刷術脫離國家控制的时候,很多人去瑞士、愛爾兰、荷兰偷偷印刷,然後走私。当时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鸠他們都很依赖于書籍的交易和运輸。


後来又出現了很便宜的報刊,也在18世紀受到控制和國家的查禁。結果是報纸越来越多,報刊出版越来越發達。20世紀的電視也有過類似的經曆,今天我們也看到互聯網面臨同樣的處境。


這就像貓鼠游戏,貓就是政權,老鼠就是這些小小的媒體,剛開始的时候老鼠是可以被忽視的,後来慢慢膨胀,到了一定程度以後,老鼠就會變成貓,也就是说它們會獲得權力。曆史地看,力量小的也許能战勝力量大的。


太多的言論會杀死言論


当我們回顧了近一千年發生的事情之後,在技術與政治之間的沖突当中,我們發現技術總是獲勝的。那馬克思對此事怎么看呢?


我想提出這樣一個问題,因爲我個人还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当时並没有對此進行思考,因爲他没有給知识分子很重要的地位,盡管他自己就是知识分子,他也当過記者,写過很多小冊子,但是他並没有預見到知识分子在後来的工人运動和工人党派当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成爲列甯式的职业革命家。馬克思讲到了一些由工人組成的工人党派,他提到的這種先進的工人階级是一種很特殊的工人階级,在19世紀組建的社會党的基礎就是這些人。


馬克思没有預見到或者说他没有意识到,知识分子會成爲馬克思主義者。建立在量的基礎上的制度是资本主義,建立在质的基礎上的制度是社會主義。


在這些主要由知识分子組成的城市小资産階级当中,生活主要是以质的價值来進行衡量,比如说美與醜、真與假、善與惡、公正與不公正,這些價值是他們所重視的。因此這些人很自然地會與一種建立在量的利用的價值基礎之上的制度,也就是资本主義制度相敵對,他們與资本主義之間天然缺乏共同的情感。


因此我們看到欧洲的這些知识分子,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时候,誕生了這種浪漫主義的反资本主義,而馬克思主義的邏輯就吸引了這些知识分子。這些人很有想法,進行了很多的思考,他們不僅是被馬克思主義的這種公正的理想或者是科學觀所吸引,同时他們也是試图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希望,建設一個不是建立在金錢與利益基礎之上的社會制度。


今天,整個生活环境産生了巨大的變化,知识傳播的途径已經在改變,文學在衰退,出現了電子學、信息科學、自動化、生物倫理學等等,這些學科成爲最重要的東西,我們成爲專家可以不需要知道列甯或者雨果。1968年的五月風暴對于一個法國人来讲,也可以被诠釋爲知识分子的絕唱。


現在的人相信技術的救世性,根本不去管环境保護的问題。


当然也还有一種模式,就是相信投入政治的时候需要感情化、集群化、宗教化的投入方式,每当這種投入方式達到頂端的时候,最後都掉入深淵。媒體自身的特性在于繁殖性的增長,也能夠進行自我調節,這些在15世紀就已經成形。政治偏向于領土性,而傳播則打破了空間的界限。原先政治是害怕技術,但是技術不一定會産生對政治的威胁,而這種威胁則是想象性的威胁。


政治如何應對媒體的轟炸?有两種方法:一種是禁止個人使用媒體,另一種是任何人都能使用媒體,资本主義國家選擇後一種方法。


從某種角度上说,極大的信息富足導致媒體重要性的降低。太多的言論會杀死言論。


当然,言論完全自由的话,知识分子就不能以反抗者的身份出現,因爲這失去了對知识分子本身的严格要求的情境。由此生發開来的是,知识分子僅僅是發明一些“口號”,成爲某種點缀。


對欧洲的知识分子来讲,特別重要的一點是,我們面對的敵人好像越来越少。列維·斯特勞斯在生前的最後几場讲座中说過,自由要想有实质內容和意義,就不能空洞化。自由永远都意味着一種相遇,一場決鬥,是要去战勝對方,所以需要遇到障礙。從這個意義上讲,障礙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的,它對于知识分子的發展有着關鍵的作用。


(本文根據录音整理,由陳卫星審校)








其實我們不了解民國



作者:馬勇










  清帝退位一百年了,中華民國創建一百零一年了。民國是離我們最近的一個時代,許多人、許多事似乎還沒有走遠,我們望著那些背影,不僅感到親切,而且容易引起共鳴,畢竟我們就是從那裏一步一步走來。只是從學術史意義上說,對于民國,我們其實很陌生。我們到目前爲止所知道的民國,可能還是一個不太真實的傳說。



  孫中山和南京臨時政府



  如果從1912年中華民國開國算起,至1949年中華民國主體部分在大陸結束,中華民國的曆史不過三十八年。三十八年放到人類曆史長河中不過滄海一粟,彈指一揮間。然而對于我們今天的讀者來說,三十八年曆史的中華民國相當複雜,我們不僅因爲意識形態分歧還沒有辦法與台灣學者取得共識,即便在我們的意識中,這三十八年的中華民國也如雲如霧,因爲我們不僅反對蔣介石,而且反對袁世凱,反對“北洋軍閥”,我們唯一能認同的是孫中山和他的南京臨時政府,而這個臨時政府恰恰在民國法統中又存在許多爭議。不將這些仔細梳理,我們或許真的相信有一個“民國範兒”,如果將這些都說清,那就真的分不清哪段正確哪段錯誤了。



  如果曆史主義地看待中華民國三十八年的曆史,至少應該分爲南京臨時政府、袁世凱及北洋系的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及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這樣三個大的階段。這三個階段不僅有著重大差別,甚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大家都說是民國,但此民國非彼民國,因而各自的法統也就很不一樣,所信奉所執行的政策也就有著很大區別。



  我們過去很長時間一直弄不清孫中山爲什麽在中華民國開國後一再聲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真實意思,一直以爲這是孫中山一句無關緊要的口號。其實,如果將這句口號落到實處,孫中山表達了民國法統中的大問題。



  在1912年之前十七年,孫中山一直流亡在海外,他在組織革命呼喚救亡的同時,也在爲中國未來設計政治路線圖。按照孫中山的理論,滿洲人是中國周邊一個族群,滿洲人不是中國人,滿洲過去兩百多年對中國的統治是殖民統治,因此中國革命的首要任務就是推翻這個殖民統治的政府,“驅除鞑虜”;然後重建一個漢人的天下,“恢複中華”。只是孫中山畢竟不再是過去年代的草莽英雄,不再一味強調改朝換代,而是期待在這場種族革命的同時,一舉完成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所以孫中山最完整的革命理論表達就是“驅除鞑虜,恢複中華,創建民國,平均地權”。這是孫中山目睹清廷政治腐敗而導致甲午之恥的重要覺醒,也是此後十幾年孫中山堅定不移的政治信念。



  憑借著這樣的政治信念,孫中山“一個人的戰爭”終于喚醒了整個民族整個國家,追隨其革命的人從無到有,從少到多,至1905年在東京成立同盟會,孫中山被推舉爲總理,中國革命至此出現一次真正意義上的高潮。爲了將中國革命向深度廣度推進,孫中山和同盟會領導人在同盟會成立前後制定了革命方略,制訂了軍政府計劃,制定了一旦清廷垮台究竟應該建立什麽樣的政府,如何重建新的國家等一系列方針謀略。



  根據這些方針謀略,推翻清廷後的新政府應該以“五權憲法”作爲國家根本大法,這個“五權憲法”就是西方近代國家三權分立憲法的改良,增加了檢察權與考試權。在國家根本指導思想上,孫中山和同盟會明確提出了三民主義的概念,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作爲中國革命必須實現的三個基本目標。在革命步驟上,孫中山此時雖然還沒有明確提出軍政、訓政和憲政三階段論,但其力主在革命初期構建“軍政府”,顯然蘊含著三階段的意思。



  在對國內民主現狀的估計上,孫中山和革命黨人都是相當悲觀的。在這一點上,他們都受到康有爲尤其是梁啓超的深刻影響,以爲中國長時期處在君主專制下,人民的民主意識非常弱小,因此需要先覺覺後覺,先知啓後知。所以等到革命告成,在孫中山的意識中依然是傳統中國“爲民做主”的意思而不是讓人民自己做主。



  孫中山的理想,以及革命路徑的設計當然不能說有什麽問題。只是必須指出的是,孫中山十七年與國內政治幾乎徹底隔絕,即便到了1906年清廷預備立憲開始政治環境略微寬松後,孫中山也沒有辦法踏進國門,實地考察國內政治實踐,所以他對國內政治形勢的判斷,也就必然具有相當誤差。他之所以不知道國內政治進步,不知道君主立憲的進展,除了消息隔絕,更重要的一個原因他畢竟是革命黨的領袖,始終站在清廷對立面,始終用一種有色眼鏡看待清廷的政治改革。



  不過,孫中山確實是一個與時俱進的偉大人物,當1911年政治改革機會來臨時,孫中山並沒有教條主義地堅守先前的規範。爲了實現推翻清廷的政治目的,孫中山沒有頑強地堅持“驅除鞑虜”的原則,反而同意對退位的皇上和皇室給予優待和禮遇。這裏面當然有許多不得不如此的壓力,但孫中山走到這一步也確實不容易。



  南京臨時政府因機緣巧合成立了,從這個政府實際運作情形看,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先前的那些理論設計似乎都沒有起到多少作用,即便稍後制定的《臨時約法》也沒有體現五權憲法的權力制衡精神,更不要說三民主義、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論了。新成立的南京臨時政府的革命色彩確實強烈,比如對舊制度的改革,但在現實政治層面,臨時政府其實還是比較現實主義的,大致反映了時代思潮主流。



  袁世凱和民國法統



  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很快就結束了,因爲實事求是地說,孫中山和南京臨時政府也確實不足以解決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問題。孫中山擁有新思想,革命黨人擁有新精神,但這些都不足以將一個混亂的中國帶上常態發展軌道。在當時國內外一切關心時局的人眼中,真正有能力收拾舊河山一統江湖的,還是政治強人袁世凱。這就是所謂“非袁莫屬”的意思。



  袁世凱是晚清政治強人,他從甲午戰後的維新走到戊戌年間的變法,再到1901年的新政,直至1906年的預備立憲,袁世凱都是這一系列政治變革的鼓吹者和重要推手。他具有清廷內部舊官僚難得的新見解新思想,而且在過去十幾年官場曆練中,養成了別人難以企及的手段和手腕,以及非凡高超的辦事能力。他是光宣朝無人企及的能臣,只是因爲各種原因,袁世凱在光緒帝和慈禧皇太後相繼突然去世後被開缺回籍,靜養三年。



  把袁世凱開缺回籍的故事非常複雜,但袁世凱並沒有因爲這個挫折而改變對清廷的忠誠。武昌起義發生後,清廷迅速啓用袁世凱,袁世凱也最大限度爭取南北和解重回君憲主義政治軌道。這在現在許多研究中已經得到了證明。然而到了最後,依然因爲滿洲貴族在根本問題即國會構成上不願讓步,君主立憲在最後時刻還是毀于一旦。這確實非常可惜。



  君主立憲無法實現,各方要求走向共和,南北妥協達成後,清帝退位,頒诏宣布委托袁世凱組織臨時政府,與南方革命黨人商量共建一個新國家。在這種情形下,孫中山遵守諾言將中華民國政府臨時大總統的權杖轉移給袁世凱,是爲中華民國正式開國。



  袁世凱主導的中華民國確實沒有接著南京臨時政府的民國思路往下走,更沒有接納孫中山的五權憲法、三民主義、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論。這是因爲袁世凱畢竟是晚清君主立憲政治改革的倡導者和推動者,在他的概念中,民主共和原本與君主立憲並沒有根本區別,除了一個君主必須廢除外,共和體制下其實也應該是一種東西洋通用的代議制形式,而不是孫中山所期待的全民政治。中國已在晚清走了十年以上的民主道路了,各省咨議局的成熟度一點都不亞于東西洋各國,全部議員都是經過競選産生的職業政治家,他們差不多都具有近代代議制政治的一般訓練,熟悉政黨政治、議會政治的運行規則。這是一個現成的民主政治框架,所以袁世凱主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就沒有必要繞開晚清十年民主政治的訓練和成就,一切歸零,重新開始,而是接續晚清君主立憲往下走,將各省咨議局改造成各省議會,將各省巡撫和後來的都督改爲省長;將中央資政院改爲國會;至于那個責任政府,不論是在君主立憲體制下,還是在民主共和體制下,其實只是一個有限責任政府。政府首腦過去對皇上負責,現在對議會負責,僅此而已。


來源: 《中國曆史的側面》




教科書背後的中國身影


吳介民





香港政府擬定「國民教育」、台灣國民黨政府恢復「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與修改教科書課綱,背後可見中華文化霸權的巨大身影。中、台、港的民族主義議題,有其各自的政治脈絡,也都有著共同的歷史地緣背景,亦即,中國崛起帶給東亞地區的衝擊。



***


東亞地區的教科書爭議,經常跟中國扯上關係。多年來,日本教科書關於中日戰爭的種種歷史書寫,引發中國政府嚴重抗議。香港在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內地化持續加溫,港人則以本土化回應之。近年來中港兩地爭執的事例愈來愈多,最新一樁是,港府預訂在中小學實施「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必修課,背後的推力是擔心日漸流失民心的北京政府。根據一份最近民意調查,香港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只有16%。2011年,中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向香港訪問團說:要做好80後青年工作,引導他們成為「愛國愛港的新生力量」。很多香港人擔心,「國民教育」將成為「洗腦」的工具。而香港中聯辦的官員,也曾在微博上說:國民教育是必要的「洗腦」。台灣的變化,發生在2008年國民黨重新拿回政權之後。馬政府的親北京姿態,伴隨著去本土化的政策傾向。修改高中歷史課綱的爭議,正在台灣延燒。馬政府指摘說,現有的歷史課綱有「皇民化」、「台獨化」的問題。


日台港三地的教科書爭議起源於不同的政治脈絡,但背後都有中國的巨大身影。東亞的教科書問題,其實與中國的崛起與擴張政策息息相關。


本文把焦點放在台灣的教科書修改爭議。台灣從1986年進入政治自由化的階段,1990年代推動民主制度,2000年民進黨陳水扁獲選總統,台灣正式進入民主鞏固的階段。這一段民主化的歷史,伴隨著國民黨大中華意識形態的退潮,以及台灣本土意識與台灣人認同的高漲。台灣的歷史地理教科書在戒嚴時代充斥著擁護統治者意識形態的神話,從歷史敘事、地圖編制中清晰可見。例如,統治中國的政黨叫做「共匪」、蒙古國仍然屬於中華民國的領土、台灣史課程相對於中國史不成比例的稀薄、避談國家(國民黨)犯下的暴力罪行。1990年代之後,教科書的修改,是民主化的一項重要課題,社會從此有機會步向正常化的過程;教科書改正也是轉型正義的一個重點。


不正常社會的一個重要表徵是雙重標準。日本殖民者於太平洋戰爭期間在其屬地徵召「慰安婦」,是一件必須被揭露、批判的劣行。國民黨與統派人士對此極力批判。然而,在戒嚴時代,國民黨也在金門馬祖設置「軍中特約茶室」,從台灣徵召「軍妓」送往前線服務中華民國官兵。但是,國民黨對於這個由軍隊管理的「軍中樂園」卻諱莫如深。


馬英九政府的主權觀,是冷戰威權時代不正常社會的遺緒。二戰後釣魚台的歸屬,牽涉到日台中三國。台灣曾經在1970年代初期爆發過保衛釣魚台主權的學生運動。馬英九即屬保釣世代。據說馬英九本人曾研究釣魚台的問題。近年來,釣魚台歸屬爭議再起,台灣又被捲入其中,而一部分抱持中國民族主義的人士,要求政府強硬保護「釣魚台主權」,並將釣魚台問題列入教科書中。專攻台灣史的周婉窈教授指出:


在近代國家興起之前,沒有世界上每塊土地、每座島嶼都要屬於某個國家的假設。十九世紀八○年代以前,東亞海域有若幹島嶼是無所屬,或是多重隸屬,但是近代國家不允許這種情況,今天東亞國家之間的爭執有部分來自於近代國家的這種假設,而且,伴隨著近代國家而興起的民族主義更是「寸土必爭」。但是,如果我們回到東亞近代國家陸續興起之前的海洋世界,有些島嶼從來就不屬於哪一國,例如釣魚台,既不屬於日本,也不屬於中國;在琉球成為日本的領土之前,釣魚台也並不屬於琉球國。海洋史的研究很清楚告訴我們這個歷史事實。(周婉窈,「為了歷史的和解」研討會發言稿,シンポジウム「歴史和解のために」,日本朝日新聞社舉辦,東京,2008年4月19日。)


稍有海洋史知識的人都知道:在帆船時代,釣魚台群島、黃尾嶼、赤尾嶼都是無人島,沒有港口,船隻無法停靠──除非撞島擱淺。根據葉高華等學者的研究,1971年以前中華民國軍方的地圖都沒包括釣魚台,更不要說地理課本了。保釣運動之後,釣魚台才在地圖上成為中華民國的領土。(通信。感謝周婉窈教授允許作者引用。引言中提及的論文,見Ko-hua Yap, Yu-wen Chen, and Ching-chi Huang, 2012, “The Diaoyutai Islands on Taiwan’s Official Maps: Pre- and Post-1971,”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39:90–105.)


周婉窈的文章指出,釣魚台並非任何國家的「固有領土」。根據最新研究,顯然是保釣運動創造了釣魚台主權歸屬中華民國的神話。教科書的編纂對於這一類議題本來就應該採取小心求證的謹慎態度。「中國的民族主義往往建立在『非歷史的主張』,也就是違反歷史事實的宣稱。例如,中國宣稱台灣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西藏也是,新疆也是。那是遠離歷史的說法。」(周婉窈,「為了歷史的和解」研討會發言稿。)


但是,國民黨現在卻要扭轉教科書正常化的潮流,其動力是馬英九一向秉持的中華民族史觀。他在2008年的就職典禮上就曾經提過「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2010年教育部公佈新高中國文課綱,將全部是文言文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從「選修」改為「必選」。這一次,根據報導:


馬主席提到,辦公桌上現正放著一疊即將出版的高中歷史教科書,看了覺得很荒謬… 目前他已責成教育部盡快處理這個問題,有關內容違反《憲


法》的一些台獨化、皇民化的內容,應該要刪除;台灣史、中國史應該要合併為「本國史」,這才符合《憲法》的既定國策。(《旺報》2012.07.13)


數日後,國民黨發言人再次強調,「課綱編寫必須不違背中華民國憲法文字及精神,修訂時也應以憲法為標準」。(《聯合報》2012.07.16)


教科書課綱修改由總統直接下令執行,並祭出憲法大旗,乍看令人驚訝,但這牽涉到國民黨文化霸權的保衛戰,並且藉之再一次貶抑本土價值。過去幾年來,馬英九政府總是用這樣的公式,來辯護他的政策:


(A)遵守憲法 +(B) 該政策自從李登輝和陳水扁時代即採行 +(C)以生命捍衛中華民國主權


備受爭議的「九二共識」、「一國兩區」,馬英九採取的都是同一套修辭策略。「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區」,向「一中原則」靠攏。教科書修改則向「中國文化」與「中華道統」靠攏。兩者都在抵制本土化的潮流,或是民進黨立委所說的「去台灣化」。然而,馬英九的大陸政策雖然讓兩岸經貿關係更加緊密,但台灣人身分認同卻愈加高漲;馬英九的聲望也滑落到歷史低點。在此民意背景下,馬英九的逆勢操作顯得極為突兀。是什麼樣的力量催化了這些「反動政策」?而馬英九的中國政策在台灣選民與反對黨的壓力下,又呈現了哪些擺盪?


馬英九就任總統之後,急速推動與北京簽署一系列包括ECFA的協議。近年來,台灣的公民團體(例如守護民主平台、兩岸協議監督聯盟等組織)一再要求政府將人權列入兩岸協議項目。2012年6-7月間,中台談判投資保護協議陷入膠著,爭議的問題之一是關於台商在中國的人身自由。因此,原來預定在6月底舉行的「台北會談」(名義上是學術研討會),馬政府拒發簽證給幾位具有官員與解放軍背景的中方代表,而使台北會談「破局」;而預定於同一期間舉行的第八次江陳會也延後。


《中評社》一篇發自北京的評論質問:「陸委會是否清楚台灣政黨輪替的政治意義?到底是代表了誰的立場?究竟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中扮演什麼角色?」這段粗魯的話語直指「政黨輪替的政治意義」,似乎在對馬政府嗆聲:是我幫你選上總統的,你怎麼不照我的劇本辦事?台北會談主辦者的「破局說」,破的是誰的局?


長久以來,中共在香港培育了許多「愛國團體」。台灣也有類似的「愛國團體」。套用香港人的說法,熱愛祖國者,有「舊電池」和「忽然愛國」之分。台灣歷史悠久的統左團體「夏潮聯誼會」,其中許多成員曾經做過國民黨的黑牢,在冷戰時代歷經殘酷壓迫,他們一直把希望寄託在「祖國」。民進黨執政之後,統左團體微妙變化,許多人對「第三次國共合作」抱持歡迎的態度。


最近幾年,台灣則出現了一些新的組織,例如兩岸統合學會,根據這個學會的自我介紹,其組織緣起包括:「為抵禦民進黨政府台獨走向,促進兩岸和平發展的重要政治性社會運動團體。」2012年6月「破局」的台北會談,在台灣的籌劃單位就是兩岸統合學會。分析台北會談預定舉行的時間點,會發現這個「學術研討會」與延後的第八次江陳會、香港「回歸」十五週年慶典活動緊密排列。這些是巧合嗎?而馬政府顧慮台北會談「偏離到學術研討會以外的範圍」而拒發簽證,顯然也非突發之舉。


更加「巧合」的是:推動教科書修改的團體除了夏潮等統左團體之外,還包括兩岸統合學會的成員,而這個學會的要角還在最近被馬政府任命為「高中歷史教科書審定委員」。這一系列台灣內外的事件,指向一個事實,就是:台灣已然浮現一個具有組織性的統派的「國土復歸運動」(irredentist movement)。這個運動的目標,如其揭示,以「反獨」、「導正兩岸關係」為宗旨;並且延伸到反本土化。


讓我們複習一下揭開國共合作序幕的2005年「胡連公報」:


為中華民族實現光明燦爛的願景,兩黨共同體認到,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謀求臺海和平穩定,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維護兩岸同胞利益是兩黨的共同主張。


反獨,讓相互鬥爭仇恨了超過半個世紀的國共兩黨結合在一起。國民黨從冷戰時代的反共、恐共,忽然跳躍到國共合作。為什麼有這樣的歷史斷裂?原因再明白不過了。


台灣的歷史經驗顯示:沒有適當而生根的本土價值網絡,就不可能維繫民主化運動,因為本土化並非狹隘族群意識的反映,而是「生活在台灣」此一安身立命的社會需求。即便在「全球化」統禦世界的潮流下,這個命題仍然有效。「國土復歸派」在台灣的操作,正透過蠶食本土的價值,進而毀壞民主的根基。過去二十年台灣民意調查,顯示統獨對立的格局正在緩解,代之以「維持現狀」(亦即,維持中華民國在台灣之實質獨立地位)。而新的衝擊則來自外部的「中國因素」。換言之,台灣人民如何看待自身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會決定他們的政治身分認同,以及總統選舉的投票抉擇。如何處理來自中國之政治軍事威脅以及經濟利益誘惑,已經成為台灣最重要的政治問題之一。


觀察最近的事例,馬政府在兩岸後續協商談判上呈現擺盪。搖擺的原因一方面是中方在保障台灣人在中國的人權議題上不肯讓步(最近甚至以國家安全的理由逮捕了造訪中國的台灣人),另一方面北京對馬政府的「宗主姿態」,也讓民選的總統馬英九倍感壓力。然而,馬政府執行「大中華文化復興」是意志堅定的,因為這攸關國民黨長期以來在台灣享有的文化霸權地位。


如果只從短期的政權輪替看問題,教科書的反覆修改,乃是受到政治力的牽引:藍--> 綠 --> 藍。當人們陷在這個層次思考時,很容易被主流媒體的烏賊戰術所迷惑,藍綠各打五十大板,而卡在藍綠惡鬥的思維。其實教科書的問題本質不是藍綠政黨之爭,而是更深遠的問題。


拉長歷史的深度,放寬地緣政治的視野,教科書問題其實「本土民主+轉型正義」vs.「CCP+KMT大中華霸權」的拉鋸戰,在這個歷史性的戰場上,本土派本來就處於劣勢,何況現在又是國民黨執政。即使在民進黨執政期間(2000-2008年),任何傾向本土化、社會正常化的政策,經常被主流媒體塗抹成「民粹」、「鎖國」。台灣主流新聞媒體機構的大腦,始終烙印著大中華思想:訴諸草根民主就有被指責為「民粹」的危險;對中國政策保持謹慎以對的態度就是「鎖國」。


教科書問題的根源是,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尚未徹底處理解除殖民化(decolonization)。作為一個「外來政權」(émigré regime),國民黨在台灣長期執行過「內部殖民」或「類殖民」的文化政策。(關於國民黨政權的類殖民性質,請參見吳介民,2005, 〈台海上空的粉紅色幽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56期,頁219-234。)1945年,國民黨從日本手中取得台灣之後,進行了它自己規劃的「解殖」,把日人資產全數收編為黨國企業;大量原先使用日文的台灣知識階層失去了公職與工作,在中國民族主義的霸權論述下遭受汙名化。知識分子突然成為「文盲」,重新學習「祖國」的語言、歷史、地理、文化經典。一整套黨國意識形態透過教育體制灌輸到各個階層,透過廣播、電視、與報紙的壟斷進行「系統性洗腦」。


民主化勢必會解除這些殖民式的文化政策,也會損及既得利益與既有思維(例如主張中學國文教科書應該放入大量古文文本者)。因此,國民黨在拿回政權之後,諸種去本土化的施政,性質上是「反動政治」(reactionary politics)。政治學者赫敘曼(Albert Hirschman)在《反動的修辭》這部名著中指出:那些試圖推翻「進步」思想或政策的人,經常會動用反動論述的策略,他們會在口頭上贊同進步價值,然後再試圖翻案說,這種進步政策經常會導致一些非意圖的結果,而且通常是惡果。民主化之後的台灣,有人緬懷起蔣經國,美化了他對台灣的「貢獻」。這種論述所動用的話語策略就是赫敘曼筆下典型的反動修辭:民主雖然是好的,但是民主導致了黑金派系和政府無能。對比之下,蔣經國時代就成為「效率」與「廉潔」的美好回憶。威權的遺緒,這樣一寸寸爬了回來。人們淡忘了:蔣經國為了控制台灣社會,培育地方派系,施予這些派系經營特定壟斷產業的特權,並鼓勵派系之間競爭而達成分而治之的效果。


香港此刻面對實施「國民教育科」的爭議。背後仍是中國民族主義、中國的「國家核心利益」、中國霸權文化擴張等問題。1980年代初期中英開啟談判時,鄧小平的一句香港主權回歸之後「馬照跑、舞照跳」,已經揭露了香港將來命運的不祥之兆。中共將延續香港物質主義的生活邏輯,但是並不允諾任何解殖之後的草根民主化要求。諷刺的是,香港公民社會之所以茁壯,正因為主權移交之後中共的諸種作為導致了港人的反感與反抗。一部試圖強化控制社會的國家機器,引起了一個自我培力的公民社會的成長。香港公民的反國民教育洗腦,其意義就是在抗拒財大氣粗的「祖國殖民主義」,在抵抗大中華文化霸權對地方社會文化的侵蝕破壞。


中國大陸社會本身,長期以來也深受惡質的愛國主義教育之苦。民族主義的重擔,已經把幾個世代以來的中國人民壓得喘不過氣。一直以來,中南海的統治精英都以廣大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作為國力擴張的說辭。這種愛國主義民粹的本源正是國家的教育政策。台灣的民主化經驗顯示:一旦國家宣傳機器不得不放鬆意識形態控制,愛國主義的情緒就會急速緩解,社會才有機會走向正常化、文明化的道路。大中華民族主義的弊害,不止台灣人受害,今天的中國人受害尤烈。海峽和平論,應該是兩個社會的永久和平,而不是兩個不義政權之間的私相授受。


香港政府擬定「國民教育」、台灣國民黨政府恢復「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與修改教科書課綱,背後可見中華文化霸權的巨大身影。中台港的民族主義議題,有其各自的政治脈絡,也都有著共同的歷史地緣背景,亦即,中國崛起帶給東亞地區的衝擊。兩岸三地的公民社會,陸續展開跨海峽公共領域的溝通,拋除「國家之眼」,改以社會的角度看待問題。回到社會正常化的路途,讓社會與社會之間能夠互相讀懂對方,對民族主義霸權加諸社會的破壞,提出深刻的理解與批判。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成員)


本文原刊登於《陽光時務》31





太经典了,看外国网友如何用一句

英文总结世界各国历史


京港台:2014-2-18 05:31| 来源:网易博客





Buzzfeed网站整理了Reddit上各国网友总结的一句话各国历史——【东方文化西方语微信公共号chinglish_zhaihua】

  Buzzfeed网站整理了Reddit上各国网友总结的一句话各国历史——


  1、美国 Freedom* *terms and conditions may apply.  (自由* *其形式和条件视情况而定)


    2、瑞士  Sure well take your money(当然咯,你的钱我们保管! )


  3、澳大利亚  Boat people who hate boat people(船民仇视船民)。


    4、俄罗斯  Then, things got worse(后来一切变得更糟…… )


  5、荷兰  Looks like the sea wants to kill us again, guys(啊小伙伴们,好像我们又要被海给干掉了)。   


  6、希腊  大概一万年前,我们给人类造了一些孽,现在我们破产了(We did a bunch of shit for mankind like 10000 years ago, now were bankrupt.)。


   7、加拿大 We love you England, but get out(英格兰,我们爱你,但是滚出去)。


   8、朝鲜  All is fine. No more questions. Eternal President will lead us to victory(一切都很好。不要再问了。永生的领袖会指引我们走向胜利)。


  9、葡萄牙  We had a huge empire, now everyone thinks were Spain(我们曾经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帝国,现在每个人都把我们当成西班


      10、新西兰  Lord of the rings is filmed(指环王拍摄地)。


    11、意大利  We were really important but now we make shoes(曾经辉煌,现在做鞋匠)。


    12、奥地利  Austrias greatest accomplishment is convincing the world that Beethoven was Austrian and Hitler was German(奥地利最伟大的成就就是让世界相信:贝多芬是奥地利人,希特勒是德国人)。


   13、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Had the largest empire ever, but lost due to drinking too much tea(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不过后来我们喝了太多茶就…… )


       14、天朝 China: Good emperor, bad emperor, revolution. Rep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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