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从亡国遭遇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一）
    
    第一期中国文明是非常尚武的，不论是殷商时代铜器纹样的狰狞凶猛，还是甲骨文里的大量杀牲（包括人类眼里的“两脚畜牲”）；不论是西周的征伐殖民和封建万国，还是春秋战国的逐鹿中原、秦始皇帝的喋血六国；不论是两汉的统一帝国，还是三国的各自扩张殖民版图——佛教主导之前的中国，中国的武力一向傲视周边民族；但到佛教浸染之后，汉人就成了和平主义的奴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政治主权，多数时间操于少数民族之手：五胡十六国、辽金元清，这些夷狄之邦都不去说它了；就算隋唐，其君主也是鲜卑孽种，就算明朝，其君主也有回族的甚至明教的嫌疑；剩下一个汉人主导宋朝，却十分可怜，连统一中国都没有做到。
    
    这都是因为，佛教削弱了中国的抵抗力量，所以迫使政权几度出面武力灭佛；这样的中国，无法形成欧洲那样的政教合一的合作力量，也就无法像欧洲那样击败回教和蒙古人的先后入侵。即使到了现代，佛教还是日本侵华期间培养汉奸精英的精神温床和思想工具。
    
    在其他民族那里，“佛教导致亡国”的命运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佛教使得彪悍尚武的西藏人、蒙古人失去了进攻的动机，接着连独立的动力也失去了。至于在东南亚，佛教在回教的进攻面前更是节节败退，失去了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由于佛教“不杀生”的教义，因为无法抵抗具有“圣战思想”的“亚伯拉罕宗教”，因此在未来的全球化的日子里，佛教的组织很难生存，佛教将主要作为一种哲学或个人的生活方式残存于世间。“有组织的宗教对决”或曰“圣战”，将来会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展开，也就是在“亚伯拉罕宗教”内部展开，另一位小弟犹太教的命运，将取决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对决。
    
    （二）
    
    “佛教亡国论”并非书斋里的空想，也不是我自己“悟出来”的，更不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因此拿文末附录的两篇有关佛教亡国论的文章中的资料比对一下，就可以发现我的佛教亡国论与传统上的佛教亡国论有所不同——
    
    我的佛教亡国论，是出自生活中的一个真实遭遇：
    
    我所租住的房子里发现了老鼠，房东竟然以“不杀生”拒绝灭鼠，蟑螂也同样受到保护，据说到了夏天，连纱窗都不装，听凭苍蝇蚊子飞进来饱餐……而这位房东，竟然还是宣传健康食品的，在一个美国的名牌大学里担任讲座。
    
    后来我对房东说：你们没有修补房子，把老鼠、蟑螂、苍蝇、蚊子放了进来，等于是把他们放入陷阱，所以你们如不想杀生，一定要修好房子；再其次，你们吃素固然无需杀害动物，但是你们吃素还是要杀害植物；人要想不杀生，连喝水都不行，因为水里拥有大量的微生物，是古代的佛教徒甚至佛陀本人都完全不知道的，否则就要修改相关的教义了——因为人类完全可能转世轮回成为微生物，我们一杯水下肚，就消灭了许多的无辜。
    
    从宗教哲学的角度看，佛教的吃素，令人失去进取的动机；佛教的拒绝杀生，只能导致不抵抗主义；佛教的转世轮回、因果报应，更是善恶不分，把恶人的作恶说成是受害者前世欠他的。
    
    在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历史中，佛教虽然没有获得政治上的长期主导地位，却在民间获得了长期的影响；其结果造成了中国社会的精神分裂，分散了儒家原本具有的现世关怀，削弱了抵抗外侮的军事力量。
    
    “佛教亡国论”决非虚言。
    
    （三）
    
    崇信佛教之后丧失武装能力和抵抗意志的现象，并非中国特有的，更非孤证：东南亚佛教国家不是被回教攻陷了，就是孱弱无力的，唯一一个有点扩张力量的越南，则是儒教占了上风的。在东亚，鲜卑、吐蕃、蒙古、朝鲜甚至日本等民族，一再重复了“佛教亡国”的道路。其中日本因为保留神道教较多，击败并奴役了保留儒教较多的朝鲜，尽管它们都有佛教元素。
    
    －－－－－－－
    
    附录1
    
    亡国灭种之“刍议”
    
    陈詠明
    
    见王志远先生所发《中国宗教改革刍议》，不能不令人拍案而起。其文名为宗教改革，实是想竭力推广佛教，全盘佛化，让中华民族改宗释教，将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传统灭绝弃尽，以达亡国灭种之目的。而且据我考证，此“刍”字之解乃属硬伤，绝非王志远所谓“老百姓”之义，而是“草料”之义。《周礼·地官·充人》注：“养牛羊曰刍”。
    
    王志远在文中根本不讲学理，俨然以一个宗教事务管理者或党和国家的政策代言人的身份，宣布合法存在的只有“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而儒教“基本上已消亡”、“已死去”，只留下点所谓“本原性的集体无意识”。假借马列和政府之名，明确取消了儒学存在的合法性。
    
    据我所知，除了任继愈、李申等少数几位名为研究儒学的专家把儒学定性为宗教，宣布其死亡之外，政府似乎并未明令取缔儒学、焚毁诗书。既然王志远摆出一副很懂国家政策的样子，就请拿出依据，昭告天下，咸使闻知。
    
    很可能王志远的依据就是看宗教局所管理的宗教团体名单中，儒教不在其列，于是以此为准。但儒教自古代即正朔所在，本非宗教，无意与释教争宠，亦不屑“教”。
    
    王文说可与议宗教的有三种人，最上是管理宗教的政府官员，其次是宗教神职人员和信徒，最下是学者。又说：“光沪兄和我同属于第三种人，这一点大约可以无诤。”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很有“诤”，志远何必自谦为“学者”？其出语口气，应属官员；其谦卑态度，又在神职之上，按自己的话说可谓“不着两边”，但虽低于最上，却又高于下面两层，堪可自豪，这才摆正位置。我没看过光沪兄的《论纲》，通过志远的批判才知其论不忘“儒释道”，而以儒为先。过去怨光沪兄对儒教缺乏深入了解，偏重提倡基督教，现在才知光沪兄有真性情真血气，非数典忘祖之人。书生之气为本分，“书生之论”亦可论。
    
    儒学所以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成为民族精神的代表，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最早保存、整理、掌握了最初的文化资源。《五经》是上古文化资源集大成者，经儒家整理后，成为整个民族的文化遗产，非独儒家一家所有。汉语言文字的总结与发展，儒家作出的贡献也最为突出。没有文字的史前时代或中国猿人时期或外国人学汉语的另当别论，今天，举凡说中国话的人都浸透儒家学说的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感觉、意识、情感、经验，处处都与儒家血脉相关，怎么能够说“只留下点所谓本原性的集体无意识”？
    
    一个民族如果能保存自己的文化传统，纵使亡国，亦不会亡种；如果丢掉传统，亡国亡种将旋踵而至。《刍议》说：
    
    近百年来，前半个世纪是军阀混战，外族入侵，人民革命，无论哪一种宗教，都不占有绝对优势。原因很简单，在这种激烈动荡的岁月里，救亡图存才是真理。在强敌面前，请什么神，念什么经都不灵。
    
    这说得一点不错。所有的宗教都不灵，但儒学却存在，它作为民族凝聚力的体现成为抵抗外族入侵的精神支柱。救亡图存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毛泽东等等，哪一个不是从小就浸渍在儒学教化中？“在这种激烈动荡的岁月里”，总有孩子或青年要读书，其中儒学仍是学习的重要部分。
    
    儒学不但存在于动荡岁月中，也存在于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中小学的课本里，都有古代的诗词文章，多出自儒家之手。即使在极左年代中，在穷街陋巷、穷乡僻壤，大人们也断续地教孩子们读一些唐诗宋词，其中皆含有儒家精神。改革开放后更不用说了，古诗文在教科书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问问中小学生，谁不能背几段古诗文，谁不知孔子、岳飞、文天祥？这如何能说儒学“基本上已消亡”、“已死去”？“经国家认可”的中小学课本中，为什么偏选“已死的”儒家经书，怎不选载不死的佛教经文？
    
    对中国而言，无论是“使一个民族成其为人群”，还是“使一个人群成其为民族”，都只能是儒学教化，不可能是阿弥陀佛。
    
    王志远断言儒教不能“复萌”。但儒教非宗教，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道德，其修齐治平、礼义廉耻等精神，如春风化雨，自在人心。本即不灭，亦无需像宗教那样希图复萌。《刍议》作了一个统计，说全国有5800万党员，有一亿以上宗教信徒。于是很精确地进行算计：
    
    也就是说，一亿人是必须以宗教信念去引导的。于是，在这5800万和一亿之间，还有近11亿的庞大人群。也就是说，在中国，有一个游离于共产主义信仰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庞大人群客观存在着。这个庞大人群在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同时也受到各种传统道德观念、各种宗教信念影响。但也有很大比例的人们是“什么也不信”或者“只信钱”。宗教之适应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会，恰恰要在这个人群中得到体现。
    
    那么，对于言必称马列，口不离政治的王志远先生，为什么不想办法让这些人相信共产主义，而绞尽脑汁地要把这么庞大的数目引导到宗教方面去呢？意欲何为？既然讲政治，那就讲到底。为什么有一亿人“必须以宗教信念去引导”？为什么就不能转变？而且这个引导还是很有方向性的，别的宗教都不行了，只能转向佛教。因为：
    
    就生命力和信众及中国化程度而言，在中国最强的还是佛教。汉传、藏传、南传三系佛教，是中国一亿多信教人口中大部分人的崇仰对象。
    
    有这一亿多人作为基础，王志远所理想的中国“全盘佛化”、以教立国确实就很容易实现了。说到这里，我要强调，李申、何光沪等先生认为儒教是古代中国的正统宗教、儒教与其它宗教一样具有排他性的结论必是错了。如果儒教真是宗教，佛教在古代中国的发展和王志远所提供的现实就无法解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而视佛教坐大放任不管？尽管古人也有些歧视异族或异教的倾向，提出“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等说法，但儒学毕竟是一个宽容的人文系统，以泱泱大国之风消融了一切排外和排他性。
    
    也正是由于这种宽容性，王志远的独尊佛教、以佛立国之美梦注定不能实现。
    
    这里是儒教是教非教的论坛，王志远在这里发表文章，除了兜售私货之外，还意在攘斥儒教。但不敢堂堂对阵，而采用偷施冷箭的手法。其中说：
    
    毛泽东就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更确切地讲，与宗教更密切一点的，是人要有心灵，譬如良心、良知、恻隐之心、悲悯之心。失去了这些，照孟子的话说，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
    
    先用毛泽东之言作盾牌，暗器后发。首先，王志远认为自己比毛泽东“更确切”，我则以为不然，毛主席的“精神”不可能确切到宗教上去。此属于肆意歪曲。
    
    其次，提出所谓“良心、良知、恻隐之心”等，说明志远既不懂儒教，也不懂佛教。良心良知之说，皆出自儒教，远在佛教传入之前即已由儒家提出。而佛教无此等概念。佛教所谓“心”，或别而为八识，或离而为四蕴；“心王”、“心所”，生起我、法，造作贪、瞋、痴、慢诸烦恼，绝非良心。与良心良知恻隐之心等略相似者，名为“佛性”、“真如”、“如来藏”、“自性清静心”等，但两者仍有很大差别。大谈佛教而不懂佛教者，非弘教者，吃教者也。
    
    再次，孟子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肯定人性与动物既有相异也有不异的部分，符合客观事实，这里讨不得什么便宜去。因为要是断章取义的话，按照佛教的六道轮回之理， 索性人与畜牲的本质全同，并无“几稀”之异。“狗子有佛性也无”所以成为禅门的著名公案，就是因为和尚既想说人与狗有区别，又绝不敢说人与狗有区别。难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我这里虽不管宗教改革的事，但旁观者清。只观《刍议》一文，就知王志远落于下乘。其中说：
    
    光沪兄对改革做了一个小结：“扬弃三教中一切过时、粗俗、低级、迷信、自我中心和偶像崇拜式的消极因素。”此话没有错，但具体落实下来，仅从上述的“三而”来看，就出现了问题，起码可以说是将儒、释、道的最基本的宗教特征去掉，留下的都是非宗教化的倾向。如果结合他紧接着提出的（民间化、学术化、入世化）“三化”改革来看，还有什么宗教可言呢？
    
    此处所引光沪之说一点没错。从佛教本身而言，海内外皆走人间佛教、入世佛教的道路。不用王志远这样的大师出山去改革，佛教界就已经这样自觉实行了。跟上时代或与时俱进，是所有宗教自觉认识到的发展的方向。不这样走该怎样走？看看王志远的高见：
    
    要在大量吸收人文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信仰，要以信仰去激活建立人间净土思想在社会中的推广应用，以出世精神成就入世事业。在保持佛教基本要素的前提下，使佛学重返人间、贴近社会、服务人生。这需要一整套新的理论准备。但是，对于佛教界来说，学术化不能与信仰冲突，否则就失去了宗教精神。
    
    既然反对人家的“三化”，又有什么具体措施实现抽象的“贴近社会、服务人生”呢？知道信众中“大部分诚信有余．知解不足”，那就是迷信！如何“教育和提高”？而且根本不懂宗教史。宗教的发展和进步，首在科学、即自然科学的推动，而“人文科学研究成果”之影响尚在其次。竟说“使佛学重返人间”，不通之至。好像古代的佛学倒在人间，科学发展后的佛学倒离开人间了。话说得腻腻歪歪、吞吞吐吐的，一方面高喊马列，一方面又要建立“人间净土”和“宗教精神”，反对民间化、学术化、入世化，其实质就是要保存“一切过时、粗俗、低级、迷信、自我中心和偶像崇拜式的消极因素。”
    
    这个《刍议》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反历史、反现代的”亡国灭种之议！
    
    附录2
    
    评驳佛教亡国论及其始祖「谏迎佛骨表」
    http://www.drbachinese.org/vbs/publish/171/vbs171p017c.htm
    
    唐代佛法大盛，太宗、高宗、武后、肃宗等历代君主均笃信佛教，礼教敬僧，建寺奉经，护教不遗馀力。从太宗以迄肃宗，也是唐朝文化最辉煌的时代—佛教的思想、文学、诵唱、凋塑及绘画，大大地滋补了原有的儒学思想支配的单调原始文化。滙合而发展成为空前最辉煌绚烂的盛唐文化。
    
    这种文化的大融滙本是一种自然的倾向，本是人民普遍嚮慕佛法的思潮澎湃，君主崇尚佛法，更加推动了佛儒思想两者的精华的结合，开出了无比境界的中国禅学的奇葩，光芒照耀了古今中外，至今越来越盛，弥久更芬芳，传遍世界各方，如今全世界都争着研究禅学。
    
    在佛法大盛的盛唐，国泰民康，国力到达历史上最高峰，虽亦曾有安史之乱，亦卒能平复，未减国势，但是，自从唐武宗毁佛之后，盛唐文化随之黯然，社会道德荡然，罪恶丛生，人心险恶，国势日蹇，大唐由盛而衰。
    
    那些在台湾为文「佛教亡国论」的作者们，口口声声说：「印度是信佛教而亡国的」，「缅甸也是佛教国家，所以亡国给英人」，「越南是佛教国家，所以也亡国给法国又再亡给越共」。又甚至说：「中国是因为有佛教，社会迷信了佛教，才被共产党得势佔了大陆的……」
    
    这一类的荒谬言论，近来越来越多出现于台湾的报刊，撰稿者大多数毁佛而尊孔，亦有些是用基督教口吻来毁佛的。
    
    这些肤浅的作者，若非没有深入研究中外历史，就是用心可诛地故意歪曲史实，他们不提到佛法大盛造成的盛唐伟大文化和强盛的国势，他们也不提到印度就是在千年前毁佛灭法之后，已无佛法，印度各邦王公信奉邪神骄侈淫佚，压迫贫民，造成国势贫穷，才为英人所灭亡。他们更不提到，或者不知道，缅甸佛教亦早已衰微已久，才有内战频仍，引起英国入侵。越南人本来信佛至笃，世代安泰，后来佛教衰微，越南王公与各邦领袖互相争权夺利，有些人引入法国天主教士，又引来法军为助，才逐渐形成被法国佔领。以后，天主教与其他宗教大行于越南，佛教越来越衰微，善良道德风俗也只限于仍然信佛的人仍在实行，其他的人都走向物质享受的追求，越共利用越人反对外人统治，因而乘机发展，随之又有苏联幕后支持越共，终于促成越共得势，造成越南人的悲剧和漂海逃亡的惨剧！
    
    中国大陆的沦入中共统治，更与佛教无关，假如在过去的半世纪内，中国佛教能普遍宏扬，人人都学习佛教大慈大悲，待众生以平等，人人施捨济度，人人都守戒，不贪、不瞋、不痴、不杀生、不邪淫、不妄语，中国社会老早就成为一个均富的互助社会，没有悬殊的贫富区别，也没有贪污舞弊，也没有阶级压迫，怎会有巨大变动？
    
    佛教今日在台湾空前兴隆蓬勃，台湾当前的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水准，已成为亚洲之冠，国运昌隆，经济繁荣，国泰民康，可见得所谓「佛教亡国论」从辈谬论之不可信！这些谬倡「佛教亡国论」的人，必然未曾研究过佛教，不知道佛教积极的社会心理建设功效，他们为文说：「信了怫，就不抵抗，任由敌人侵略国土……」他们只看到武力才是抵抗的方式，他们不知道佛教的道德观念和施济，无我及利他，力行与实践，都是使国富民强的。国家富强，社会安定，自然就阻吓了外来的侵略，也消弥了国内的叛乱，何需重兵刀枪作为国防？何需战争？
    
    「佛教亡国论」的作者，若不是别有政治煽动的动机，就是别有用心——多半是为了自私自利的利害关係而出此谬论来诬蔑佛教！
    
    「佛教亡国论」，大概始于唐朝的韩愈，这位以《原道》一文著名的大儒，学问道德都是极好的，值得千古敬仰。他的忠君爱国之忱，亦是古今称道的。可惜他太迂泥于儒学和封建思想，而不甚明瞭佛教的真理与淨化社会人心的功用，只由于忠君爱国热忱和巩固儒家传统而强烈反对佛教。
    
    唐高宗曾经诏迎释迦牟尼指骨，从岐州法门寺迎至帝都洛阳大内供养，后来，皇后用黄金包函九重；请道宣法师恭送佛骨还供于法门寺。唐肃宗亦诏迎法门寺佛骨至宫禁中供奉，皇族皆来礼拜，并且传送至洛阳各寺院以供臣民瞻礼，万人空巷，车马三百里，争拜佛骨。
    
    元和十四年正月，宪宗皇帝亦派法师往法门寺恭迎佛骨，供奉于宫中三日，然后送入洛阳十座佛寺，轮流开放，受万民瞻礼，贵族平民，无不欢喜信佛，佈施为善，学习佛法，皈佛守戒。
    
    身为儒家领袖的韩文公，其时迁任刑部侍郎，为了热忱忠君及巩固儒家道统地位，上《谏迎佛骨表》；是为后世的「佛教亡国论」之始祖。
    
    韩文公的这篇文章，兹从《古文评注》抄录如下：在括弧内 我随各段落予以评驳。
    
    「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开始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
    
    （韩文公指印度为夷狄，藐视古代印度的高度文明文化，已 犯了狂妄自大）。
    
    「昔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其后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史不言其寿，推其年岁，当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武王年九十三，穆王在位百年，当时佛法未至中国，非因事佛使然也。」
    
    （韩文公文中首先指出上古时代历代君王都是长寿百岁的，未有佛法之时，故都能得长寿。韩文公这种谬见是毫无基础的。上古时代，社会形态单纯，所谓帝王，只不过是等于村长，充其量是酋长，与族人居住于旷野之中或较原始的农业社会，生活简朴，少有奢侈淫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空气好，生活有规律，烦恼少，焉能不长寿？
    
    从另一角度来看，上古时代的曆法与后世不同，周代以前的曆法，并非以十二个月为一年，有些朝代以六个月为一年，有些以十个月为一年，有些以十五日为一个月，周代以前的所言一百岁，可能只有五十岁或七八十岁，就算有十足百岁，其实也不稀奇。今日的高山民族，也很多寿高百岁以上。）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捨身施佛，宗庙祭不用牲牢，尽日一食，止于菜果，后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寝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韩文公用儒家逻辑来指出：「凡是不信佛的帝王都长寿百岁，凡是信佛的帝王都短命；因此，不信佛才长命，信佛就会短命。」这种逻辑合理吗？韩文公的大作，从一开头就已经是不通！他这第二段所说的更是「妙文共赏」，汉明帝在位十八年而且短寿，运祚不长，根本就是被毒毙的，宫廷权力斗争之祸，在汉代后期，无时不发生。这是人的贪欲促成，明帝虽信佛而未能戒欲，依然后宫佳丽三千，外戚弄权，这些与佛教根本无关，何能卸责于佛教？
    
    宋齐梁陈各代君主，无不荒淫奢侈，虽信佛而不实行佛教的慈悲之道，陈后主荒淫酒色，不理政务，日夕歌舞声色犬马，那像是个佛教徒？这些帝王，以为只要拜佛就获祐了，就不去修行不修德不治国，怎不自招灭亡？怎不短命？元魏虽大建佛寺与大与佛教，但是征战不停，北魏拓跋氏穷兵黩武，以杀戮为务，所行事皆违背佛教的戒杀规律，虽奉佛又怎得佛祐？
    
    凡是信佛而心存求福，已非真正的佛徒。梁武帝信佛与其他帝王一样，无非是求福而已，根本未实行佛教慈悲施捨济度，如此自取其祸，怎能说是因信佛而得祸？
    
    韩文公就遽然以不充份之历史知识来断言「佛不足信」，未免太显得其幼稚吧。
    
    韩文公指责「宗庙不用牲牢，尽日一食，止于菜果」，亦足见儒家始终不脱原始野蛮民族的杀生祭鬼思想，孔夫子讲究祭俎之礼，祭鬼神天地必用三牲，也是源出于上古时代的野蛮民族传统。至今在台湾祭孔还是用三牲，一般人受了儒家的影响，都误认只有用杀死的猪牛羊鸡鸭去祭拜鬼神才会获得庇祐福祉。为了贪图血食才保祐人家，这种鬼神是正神吗？杀生以供养鬼神，已种了杀生的恶因，罪孽殊深，怎会获得福祉？
    
    佛教拜佛，只用菜果鲜花，正是最文明最合理最洁淨高尚的方式，既不杀生，又不污秽，拜佛是为了学佛教的戒行，不是为求自己的福祉，这些道理，那些以功利为出发点的儒家学者当然是不懂的，那些只知执我的人，当然也不懂。）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识见不远，不能深究先生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教，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然！」
    
    （唐初数代贤君，崇尚宗教自由，君主信佛，国势强盛，国泰民安。以孔孟之道为道统的儒家学者如韩文公者，只知死读孔孟之书，不知其他，为了争取儒家掌握政权与学术地位，自然就会排斥佛教，他说是维持圣教（儒教），拆穿了不过是为了功利权力的斗争，他自己见识不够，不识佛教的自度度人慈悲济度，他只想人民永远盲目崇拜鬼神与孔孟及帝王。他只想维持封建制度。他要反对佛教的平等思想。难怪他「常恨焉」了！）
    
    「今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昇入大内，又令诸寺递加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也。但以丰年之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如陛下，而肯信此等事哉？」
    
    （韩文公认为佛骨是诡异戏玩之具，可见他心存偏见至深， 不可救药！）
    
    「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信向，百姓微贱，岂宜更惜身命？遂至灼顶燔指，十百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彷效，唯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嚮？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韩文公恐惧人民效法君王信佛，更怕人民灼顶燔指出家，人人施捨济众，而不再盲目崇拜孔孟与鬼神。他认为信佛是「伤风败俗」的，这话未免太牵强了。）
    
    「佛本夷狄，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裂，口不道先王之法 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韩文公所知的只是先王之道，他说来说去，他还是一副臣僕嘴脸——一心只想效命给帝王，帝王的专制统治，才是「正道」，帝王的横徵暴敛，奴役人民，才是「君臣之义」的大道理。他害怕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他害怕佛教会使人人觉悟而生出智慧。儒家思想的「仁」字与忠恕之道，韩文公却没学会，儒家思想的最终境界「大同世界」，韩文公更不懂得，假如他习儒真正有学问，也许就不致于以这种愚「忠」和偏见来上这份幼稚可笑的「谏迎佛骨表」了。韩文公一生盛名，都被这份谏迎佛骨表毁掉。可说是智者千亿，必有一失吧！
    
    韩文公口口声声以卫道者自居，却不知连孔夫子当日也说 过：「西方有圣人焉，不教而治……」尊崇释迦牟尼，韩文公连儒家祖师的名言都不知道，枉费他是一代大儒！看来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的盛誉，也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他文章写得再好，文内道理讲不通，毫无内容，毫无根据，这一篇练迎佛骨表，既不合逻辑，又心存偏见，亦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忠恕之道。这篇谏文，在文学观点上来看，也是一篇失败的作品。）
    
    「假使其身尚在，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岂宜以入宫禁？乞付有司，投诸水火，断天下之疑，绝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固出于寻常万万也！
    
    佛如有灵，能作祸崇，凡有殃咎，悉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韩文公该表的结尾两段，简直像是泼妇骂街般指天赌咒， 那里像个大文豪的风度？）
    
    韩文公建议将佛骨投入火中烧毁，用心之歹毒，那像个孔子的信徒？韩文公「原道」一文，主张对全国的佛教「人其人，火其书，卢其居。」，就是要烧光佛寺，砍头杀绝佛教徒！这种心肠歹毒的主张，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出于一位饱学的大儒之口。韩文公一生的文学成就盛名，都被这种狭窄歹毒心肠所玷辱了，成为白璧之瑕。
    
    胡适「禅学桉」说：「唐朝不很高明的思想家韩愈，在原道一文中倡说『人其人，火其书，卢其居』：经过二十一年，到武宗实现。毁寺四千六百馀，佛教经典石刻都被毁，这是历史上最可惜的文化毁壤。」
    
    韩愈的谏迎佛骨表，无论是如何忠君爱国为表，总难掩自私 自利争权夺位的内在动机。
    
    韩愈谏表文字拙劣，内容不合理，又複干预了宗教信仰自由，干预了君主的私人宗教选择，而且口气迹近以迷信来恐吓君主，暗示着：「皇帝，你敢信佛？必然有祸，必然短命不得好死！」
    
    难怪宪宗皇帝阅表大怒，欲降死罪于韩愈。若非宰相裴度与大臣崔群上言：「愈语狂妄，然心存忠恳，宜宽容以开言恪」，宪宗早把韩愈砍了头啦，宪宗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总算是从轻发落了。
    
    韩愈企图讨好帝王，不料马屁拍在马脚上，咎由自取。后来，他到了广东潮州，写了有名的祭鳄鱼文，传说因此而赶尽了为患的鳄鱼。这是不可信的神话。如果要说韩愈文章好到可以驱走鳄鱼，不是比符咒还灵吗？反过来说，那篇充满拜祭鬼神的迷信色彩的祭文，今日看来，殊不感人，或者是文章太坏了，连鳄鱼也给酸气冲天赶跑了吧？当然这两个可能都不合理，大概真正的事实是他发动了居民捕杀鳄鱼殆尽，功在地方，后人故神其说吧！
    
    以韩愈当时的狭窄见识来反对他所不知的佛教，到底也没动摇了佛教多少，不过二十五年后，武宗下谕尽毁天下佛寺，焚佛书，杀僧尼数十万人，可能或多或少受到韩愈谏迎佛骨表与前后反佛的主张。这麽看来，韩愈的言论不无种下毁佛的恶因吧！
    
    从韩愈的首创「佛教亡国论」开了头，以后历代也都常有「佛教亡国论」出现。当今在台湾出现的「佛教亡国论」作者徒众，只好算是韩愈的徒子徒孙。他们的谬论，对于佛教也是不会发生严重影响的，但是对于国家社会，却有不可避免的不良作用，他们鼓吹反对佛教的因果说，反对善恶各有报，他们反对慈悲，反对修行，他们反对吃素………他们说信了佛教就是消极就是迷信，他们这样盲导众生走向邪恶，不就是助长了社会人心险恶走向罪恶麽？
    
    「君子慎言」，这原是儒家的名言，不幸地，儒家学者每以正道自居而排斥佛教，古今如是，也不先研究清楚中国的禅宗内涵，佛儒融汇菁华，就狂妄地从我执出发排斥佛教。现在的「佛教亡国论」者，还比不上韩文公远甚哪！至少，韩文公后来在潮州虚怀若谷地到潮阳灵山寺与大颠禅师研讨佛学，成为方外之交，临别在灵山寺留赠衣服，「韩愈留衣亭」至今成为着名胜地。
    
    儒家大理学家，宋儒周敦颐题诗于「留衣亭」云：
    
    「退之自谓为夫子　原道深排佛老非 不识大颠何似者　数番珍重更留衣」
    
    这麽看来，韩文公后来似乎是觉悟前非的，到底也还有一点 学者择善的良好风度。
    
    但愿今日的「佛教亡国论」作者们，至少也该去虚心研究清楚历史与佛学，从新检讨自己。不妨学学韩文公后来虚心研究的治学态度。
    
    ———————
    
    从上述“佛教亡国论”的正反双方来看，观察“佛教亡国”不必限于大的政治方面，也可以像我这样见微知著的；而消除“佛教亡国”的努力，也可以是防微杜渐的——如果多少中国人像多少美国人那样放弃了“不杀生”的吃素教义，中国就可以获得美国那样的世界强权，华人就可以恢复第一期中国文明那样的强势，而这，可能需要从放弃佛教、接纳基督教做起。 [博讯来稿]

讲出文革历史真相很难

发布时间:2014-02-16 09:55 作者:蒯大富、田炳信

采访人物：蒯大富，原清华大学学生，文革期间红卫兵五大造反派司令

采访时间：2004年8月25日

采访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新桃园酒店

采访蒯大富，颇费心思。找人不难，特别是对从事新闻的记者。距今28年前，蒯大富曾是中国大地上名噪一时的人物，他当年是红卫兵五大造反派司令。蒯大富是玩火者，也是纵火者；是文革的早期产物，也是文革后期弃物；是政治的精品、装饰品，也是政治的牺牲品、试验品。人世间的事就这么简单。

（田：田炳信 蒯：蒯大富）

任何传媒的东西最好不发

田：我这个深谈栏目，喜欢找一些有阅历人生、有起有落的人聊天，为甚么？人生只有比较、反覆折腾才能把人性中的各种味道散发出来。

蒯：咱们讲好了，做朋友，聊聊天可以，任何传媒的东西，最好不发。

田：那你能不能咱俩，你想说的话我就让你登出来，你不想说的话我不写。

蒯：你根本做不到的。

田：其实，文革初期，哪个人不打破脑袋想当造反派，只不过有的人由于家庭出身、个人背景、性格和所处的环境没当上而已。当年不是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吗？“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指示我照办”。

蒯：真实的历史，讲出真相其实很难。

田：这些年，社会愈来愈成熟，人群中冷静的人也愈来愈多。换句话说，人们更加客观，更加接近真实。这些年你个人的经历大起大落，大红大黑，你自己也反思过文革吧？

蒯：我知道现在的社会环境比以往宽松了许多，但我不想碰文革这一块。

田：不好表达，还是有难言之隐不好说？

蒯：也不是甚么难言之隐，有甚么难言之隐？就是说，你说文革的起因，用甚么话能说得比较清楚呢？真的很难。

田：你想过没有？

蒯：那肯定想过。

田：从起到倒，时间太快。实际上就两年嘛。

蒯：我始终承认文革就是两年。正好就是我那个“狂乱年代”。正好我在风口浪尖。

田：当年中央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64年成立的吧？

蒯：那两回事，开始彭真搞的“二月提纲”，这是两个概念。

被捕与公审

田：那你抓起来是按照“516”这个角色抓的吧？

蒯：那肯定的了。关了17年。

田：减刑了吗？

蒯：没有。坐满。

田：秦城吗？

蒯：也去过。

田：受刑了吗？

蒯：没有，比较客气。我为甚么不减刑？因为我始终不认帐。他们说我“颠覆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法庭辩护时被我完全驳倒检察官、法官。我跟他们说，刑法第90条：反革命要有动机和行为，怎么证明我有？ 1983年开庭，审1966年的案子，如果回到1966年，我21岁，至少有几个没看出来：第一，毛主席会犯错误；第二，林彪、江青为隐藏的坏人；第三，不知道刘少奇是被冤枉的。

我跟审判长说：您比我大十岁，66年，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吗？您当时已经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您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假如您也一样不知道，您今天起诉我反革命……。

田：当时当庭有多少人？

蒯：八百多人。

田：公开审判是吧？

蒯：公开不公正。

田：你就一个女儿吧？

蒯：对。

田：如果这个年纪啊，就你女儿将要走的路来讲，如果给她一句忠告的话，你会告诉她甚么呢？

蒯：经常有南来北往的朋友吃饭，他们就问她，我女儿名字很好记，我叫大富，我女儿名字叫小琼，“琼琼，你知不知道你爸爸是名人啊”，你看我女儿怎么回答：“我知道，我爸爸当年跟毛主席干革命没干好。”

田：我再问个问题，你说为甚么我们现在不让碰文革这一块？

蒯：发动文革的根子，就是共产党的命根子。发动文革的最重要的根子，共产党不敢碰。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文革为甚么发动？党的体制造成的。

田：你刚刚说那个根子，是甚么体制？

蒯：那就还是封建体制，一个人说了算。随意性太强。这样的话深究文革，根本就究不了，就没法究。

倒刘前夜

田：文革初期，你就进入了北京市革委会的班子，那时是一种甚么情况？

蒯：毛泽东在1966年的时候，已和刘少奇比较对立了，但是毛泽东怎么能把刘少奇扳倒？毛用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考虑，终于下了这个决心：就是从基层发动群众。

田：灶底抽薪？

蒯：釜底抽薪。1966年，毛泽东把周恩来派到东欧去访问，23天，到罗马尼亚。自己呢，不在北京，他跑南方去，杭州。这时出了聂元梓的大字报。聂元梓大字报以后，整个北京就乱了，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当时北京一乱，按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就是派工作组。可是他们自己也没有把握，当时邓小平和刘少奇，坐专机到杭州去请示毛泽东，到了杭州以后见到毛泽东了，说：北京的各大学有点乱，根据我们党的一贯做法，想派工作组来稳定秩序，说：您看行不行？毛泽东给他们来一个不置可否，说：“你们相机行事吧”。这是根本就没答覆的答覆。怎么办呢？那就派工作组。当时全北京市派出的工作组，就是从各部委抽调了大量的干部，派了500多人。

田：清华大学派了谁去？

蒯：其中组长是经委主任叶林，顾问是少奇同志夫人王光美。

田：你见过王光美没有？

蒯：我们都见过。我们就没想到毛主席和刘少奇有矛盾。在我们心目中，刘少奇和毛主席都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他们之间有矛盾，我们当时想像不出来，不可能想像出来。我家里是农村的，你怎么能想像出中央的斗争？后来吹牛的时候，我把刘少奇打倒的时候，大家都说蒯大富当年最早看出路线斗争的，不可能。

蒯：工作组第一反应，就是57年右派又回来了。蒯大富就是57年右派。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想像我们这些人怎么可能和刘少奇是一条线？没有可能。工作组当时甚么措施呢？就开始围剿啊，围剿给工作组提意见的人，非常快，快到甚么程度呢？就是说，……我们就和刘少奇工作组斗争，斗争斗争斗争，然后工作组就围剿清华的造反派，当时他们用这种方式围剿，效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自己都感到自己是反革命了。清华打了800多个反革命啊。我是头啊，第一号。叫“蒯派”。

蒯：在那种情况下，我已给我舅舅、给我姑妈，全是共产党员老干部写信，说你们给我寄点钱过来，准备劳改了。做梦也想不到毛泽东突然就回到北京。刘少奇当时以为毛主席回到北京来支持他，你想啊，57年他们一条线的。可是，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说：看到北京各大学学生运动被阻拦很痛心，谁镇压学生运动啊？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变了，谁也想不到。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刘少奇赶快就把我放了。当时的团委书记说，前三四天我还见到他，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命令把你放了”。

田：关你了吗？坐禁闭吗？

蒯：隔离审查，坐禁闭啊。像现在双规似的。给我关起来了。我根本也不知道。王力、关峰他们到清华来找我，说问我清华文化革命的材料，我当时还怕他们套我材料，我不讲，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上过当啊，所以我不讲。再过几天，7月29号，毛泽东讲：“明天召开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当时反革命都没摘帽子啊。当时兴奋不已啊。

田：你还不知道？

蒯：我不知道啊，贺鹏飞告诉我的。贺龙的儿子，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头，他跟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两个人都是“保皇派”的，学生里面的头。在那种情况下我就参加了，我在二楼，就是人民大会堂的二楼。

蒯：再过几天，贺鹏飞又通知我：“蒯大富，今天晚上吃完饭以后到甲所来”。甲所是一个小宾馆，清华的一个小院子。最高级的地方，接见外宾的地方。当时唯一有沙发的地方。

蒯：我问他：“干嘛？”他说：“你来吧”。吃晚饭以后7点就到那去了，等到8点没人，我说：“贺鹏飞，怎么回事？”

田：你一个人在那呆？

蒯：我一个人啊。有沙发我就坐在那，困了，夏天嘛，10点了，我就倚在沙发上睡了，还打呼噜。到2点，7月31号2点。

田：你还在沙发上躺呢？

蒯：还在沙发上躺。贺鹏飞把我推醒了，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找你说话的人来了”。我把眼睛揉揉，赶快就坐起来，听门口一辆小汽车经过，跟就轻轻的脚步声到门口，一推门我吓坏了。

田：谁来了？

蒯：周恩来来了，做梦也想不到这个时候周恩来能来啊。没平反呢，大国总理来了。

田：凌晨2点？

蒯：凌晨2点。

田：你以前见过吗？

蒯：没见过，照片见过多了。草民哪，没见过大人物。你怎么想像总理能来啊。

蒯：我说：“总理，您怎么来了？”周恩来说：“你是蒯大富？”我说“是”，他说：“你坐。”我敢坐吗？

田：哆嗦？哆嗦没有？

蒯：真哆嗦啊。草民啊，就没见过大人物。周恩来紧接讲：“请坐，请坐”。我哪敢坐啊。他的秘书孙岳，老头现在还活，说：“总理叫你坐你就坐嘛”。我哪敢坐，我半个屁股欠在沙发上。

蒯：周总理说：“主席和中央派我来，想听听你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你从现在开始给我讲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我向你保证”，总理第一次向我保证啊，“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

蒯：后来我镇静一下，我说：“总理，我向主席和中央保证，我下面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真实的想法，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总理说：“你开始吧”。

蒯：孙岳啊，他会速记，一个字不落地全部记了下来。刚开始了两三分钟，周总理自己拿个本子也记。

田：周自己也记？

蒯：自己也记。孙岳是100%地全记。

田：他会速记是吧？

蒯：对，会速记。我说的时候，周恩来一会就打断一下，“唉，这个再重复一下”。这个时候，贺鹏飞进来了，他不叫“总理”，叫“周伯伯”，说：“周伯伯，我想进来听蒯大富汇报”，周恩来说：“我今天就听蒯大富一个人汇报，你出去吧。”

田：把他赶出去了？

蒯：赶出去了。汇报了20分钟，贺鹏飞又一次进来干扰“周伯伯，我们还想听蒯大富说”，他跟王光美熟，他们怕我告工作组的状。周恩来说：“我都跟你说了，我就听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他（指贺）一在场的话我就肯定说不了话了。

田：对。

蒯：（周）：“不许进来了。”我给他汇报了三个小时，从凌晨2点一直到5点，北京太阳都出来了。周恩来这时候说：“我下面还有会，今天咱们先说到这，我知道你没说完，今天晚上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说，我派车来接你，现在我回去了。”周恩来就回去了。总理这么说了，我就晚上7点钟，准时到人民大会堂。

田：是第二天的晚上7点？

蒯：当天，凌晨嘛。7点我就到人民大会堂了，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当时不知道。在那地方坐，一刻钟不到，周恩来领两个五十多岁的人，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山东省省委书记，这是你们省省委书记。我带他们两个听你说话你不会反对吧。”一个总理两个第一书记，我敢反对吗？我说我向首长汇报，他说好，接今天早上继续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向周恩来进行汇报，就告工作组的状，又讲了三个小时。7点讲到10点，我说：“总理，我向您讲完了，我向你说到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想法都是真实想法。”周恩来说：“我马上向主席和中央汇报。”说：“谢谢你了。”你们注意这个时间啊，是1966年7月31号。说：“我今天晚上还有会，没有空陪你吃饭了，我请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同志做了一点夜宵，马上他们会来，再见。”

蒯：你们注意个时间啊，1966年7月31号，第二天八届十一次三中全会开幕，刘少奇的材料啊，我现场给周恩来提供的。毛泽东整刘少奇的材料……

田：第一证人。

蒯：八届十一次全会干甚么？

田：你不知道毛泽东想甚么……

蒯：我根本甚么都不知道啊！

田：讲了6个小时，草民见了大宰相啊！

蒯：你想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想到中央主席和刘少奇那么多呢？

田：一哥二哥闹矛盾，拿你当个子弹。

蒯：对啊，刘少奇把我打成全国第一号大右派，毛泽东把我当成全国第一号大左派，就这么简单的事。1号，全会开幕，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要把刘少奇打倒。

田：没点刘少奇吧？

蒯：没点，时间紧得不得了，1号开幕，那就供材料了，清华大学整那些左派的材料。跟8月4号，周恩来带100多个中央委员，到清华大学开中央八届十一次全会的现场会。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宣布给蒯大富平反，“蒯大富同学，我是主张平反的、解放的。”你们怎么这么多人知道蒯大富？就是周恩来这个讲话，一个大国总理给一个学生平反。

田：1966年8月4号那一天，大国总理给平反？广告做大了。

蒯：这是8月4号，跟第二天8月5号，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这些白色恐怖何其毒也，给刘少奇致命的打击。所以我想起来啊，有点对不起刘少奇，说良心话啊。我跟你说啊，刘少奇和我没有任何私仇，他的做法也是共产党的传统做法。

田：这个大字报真是毛主席写的吗？

蒯：真写的呀。

田：不，他是写在一张大字报上呢，还是写在甚么稿纸上？

蒯：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田：谜？毛主席写在一张纸上还是写在大字报上，这是两个概念，到现在没人给我一个确切答案，还是个谜。你都回答不了。

蒯：我真的回答不了。我也没看到。

田：这张大字报谁看到过？

蒯：没有人证明看到过。

田：你要没看到，估计看到的人不多。

蒯：我都只承认文革是两年，叫“狂飙年代”，我们正好处在风口浪尖上。

田：看样子我说的没错，在文革浪尖和人生低谷摆渡的人。我说历史只有一只耳朵，很多东西进去出不来，……我们的资料太多了。

蒯：薄一波当时说：“蒯大富，你是左还是右？”，我说“我是左”，他说：“你极左了就变右了”。2002年，我独自去了一趟延安，在黄土高坡上，我第一次看到延安的宝塔山，让我十分震惊的不是熟悉的具有革命象征意义的宝塔山，而是刻在宝塔的塔檐上的四个字：鸟瞰红尘。这是一种超脱，一种大度，一种局外的感觉。

历史就是历史，不因你喜欢，他就像印钞机大量地印刷，也不因你厌恶，他就像夜幕中的流星转瞬即逝。（完）

蒯大富的前半生

1945年9月13日，在江苏省滨海县出生，1962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登出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兴起造反运动。当时身为清华大学学生的蒯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刘少奇委托王光美去清华，将蒯打成右派学生，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8月4日，中央派人到清华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为蒯平反，蒯成了著名左派。

1968年5月，蒯组织清华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30日凌晨攻击反对蒯的组织，导致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身残疾。

1978年4月19日，蒯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

1987年10月31日，蒯被释放。1992年偕妻子到山东蓬莱市登州镇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任工程师，后又到深圳一照明公司任总经理。

来源: 共识网 － 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