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六七年香港發生大陸文革輸出的暴動，左傾親共份子蜂湧而出，到處放置真假難分的定時炸彈，他們在街頭示威，抗議港英政府，到花園道港督府貼大字報，而幾份共産黨喉舌報紙：“大公報”、“文彙報”、“商報”、“新晚報”則不斷刊出“收回港澳”、“解放台灣”、“和平統一中國”的口号性新聞，潛伏在香港的中共地下黨員（又稱土共）也藉此機會浮出水面，高叫把“英國帝國主義”的港府打倒，把“美國帝國主義”趕回美國，不容許他們透過香港幹涉中國内政。 這時候有一個會說華語的英國人，突然在香港土共勢力範圍中出現，他把包括華語、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的許多書刊雜志陳列在他開設的書店内供親共愛毛的人士閱讀，經常參加土共舉辦的頌共揚毛會議，并上台發表譴責英美帝國主義、歌頌無産階級專政的新中國的演講，把毛澤東形容爲“世界革命導師”，是“國際共産黨旗手”。那種愛毛親共的狂熱表現，使許多自诩“愛國”、“愛毛”的港人及土共羞愧，于是紛紛上門向他請教，并把他視爲革命同志、親共先知，甚至把他納入土共組織，請他參加所有政治活動，同商反帝大計，不少極端親共份子甚至向他交心，把左派陣容内幕及活動的細節完全告訴這名英國人。 等到暴動結束，港共瓦解，香港回複平靜，這名會說華語而且熱愛毛共的英國人突然失蹤了，不再在左派陣營中出現，再過若幹年，毛死江囚四人幫垮台、華國鋒下野、鄧小平複出，有人在香港九七回歸前，發現這名英國人在港府特務組織——香港警務處政治部出現，是一個地位不低的“特别顧問”。政治部的華裔諜報人員這才知道，他是英國遠東情報局負責對付中共政權的特務機構官員，地位很高。消息傳出，香港左傾團體與親共組織這才想起：當年港英政府爲什麽對他們的組織一清二楚，對他們的活動了如指掌。當港英政府軍警決定全面撲滅左派組織、大肆逮捕親共人士時，所有左派組織與親共人士都措手不及，紛紛落網，沒有一個漏網，甚至新華社（中共駐港的官方辦事處）内的一舉一動港府也全部掌握，共幹無所遁形。根據判斷，那名表現極度左傾親共的英國人就是英國政府派到香港卧底的内線，由此可見，英國反間諜工作做得多麽徹底，比當年共諜潛伏在國民黨政府、蔣介石身邊還要高明突出。 我之所以提這段往事，乃是想到從七零年代至今來自台灣極端左傾親共的一群知識份子，他們之中當然有不少人真心誠意熱愛中共政權，願爲中共的革命效死命，但也難免有像前面那名會說華語的英國人，爲“國民黨”或“國際反華勢力”做内線卧底。 一九七五年六月，香港華潤公司有兩名華人經理突然被香港警務處政治部拘捕，指控他們替台灣國府做中共商業機構内的間諜，港府因有人檢舉對他們采取行動，并決定審判後把他們驅逐出境送回台灣。 香港華潤公司是中共政權設在香港最大的商業團體，當中共還在閉關守國的階段，他們透過香港華潤公司向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與資産階級集團招手。由于華潤公司是中共政權代表，就等于是黨中央，在公司内做事的人都經過安全過濾，他們不論階級高低、地位大小，都必需有“一相信黨、二相信人民”的忠誠，否則不會受雇用，更不會委以重任。 據華潤公司内的人向外說，那兩名被捕的經理人，一向表現積極，雖出身于台灣，但對中共政權絕對忠誠，對毛江更是無限熱愛。他們的口頭禅是：“祖國就是我們父母”、“父母就是毛澤東與江青同志”。因此他們唱起“祖國母親”的歌曲時特别狂熱，經常熱淚盈眶。 爲了向毛表示忠誠，他們早請示、晚彙報、跳忠字舞、揮舞五星紅旗，西裝襟上除了毛的頭像就一面紅旗，誰要是說了一句對毛不滿的話，他們立即奮身出面力争，并痛貶對毛不滿的人，那種忠誠，連香港土共與地下黨人也自愧不如。 因此這兩名華潤公司的經理人，不但被港共組織羅緻加入，并邀請他們出席一切港共活動，不但讓他們送往迎來，還讓他們主持核心政策，舉辦種種頌共揚毛會議，甚至要他們獻策給中共如何防範國民黨特務在香港活動，不讓特務在香港破壞“祖國”的形象。 因此，當港府把這兩名經理人拘捕指控他們爲國民黨在香港的特務時，華潤公司上下均爲此驚詫，沒有人相信這是事實，因爲這兩個人是如此熱愛“新中國”與“毛主席”，是又紅又專的“愛國人士”。但是這是事實，最後這兩名國府特務被送回台灣。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香港太陽報揭露，中共駐港機構——中聯辦（即前新華社）辦公廳行政秘書長蔡小洪被英國政府收買吸收，出賣中共機密情報給英國牟利，得款港币六百萬元，事發前他已把妻兒移轉到英國取得永久居留權，他自己則被中共誘回中國大陸審判關禁。 蔡小洪出身于共産黨的“間諜世家”，他的父親蔡誠是中共元老，出身于中共革命聖地——延安，中共建政後在公安部門工作，一九八八年任中共司法部部長，後轉任人大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根正苗紅的蔡小洪也不簡單，除了成份好之外，他的表現也很積極，對屬下的忠誠十分注意，經常批評中共所反對的事物。他痛恨民運份子與香港民主派人士，抨擊法輪功學員在國外做“丢中國人面子”的事。總之，他恨中共黨中央所恨、愛中共黨中央所愛，一副忠貞不二的樣子，誰也想不到他竟成爲英國派入中共核心卧底的特務，爲英國反間諜部作出令人難以置信的貢獻。 七零年代保釣運動掀起，台灣一撮在美國留學而學有所成的知識份子精英紛紛轉向投共，對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深惡痛絕。這時候，有一名來自香港在哈佛攻讀法律的青年黃賢，仗着他中英文俱佳，挺身而出與台灣精英一同吹捧毛江，贊揚“新中國”、痛罵“英美帝國主義”，所有親共的言論文字均由黃賢整理，寄到美國重要傳媒及中文左傾刊物刊出，其慷慨激昂、親共愛毛的表現令人感動。沒有想到一九八零年代毛死江囚之後，黃賢去中國大陸“爲國效勞”，竟被中共機構發現他是美國間諜，是美國情治機構派入親共左派組織卧底的“内奸”，于是把他拘捕關了十年，後來由于“美帝”出面幹預，才把他放了出來。 類似上面的例子很多，因此判斷一個人的立場，不能光看他的表現，通常表現得最積極的人，而且唯恐别人不知他忠誠的人，很可能就是最積極的“反動派”。 導緻我有這種想法的是一名在美東地區以左傾馳名的華裔學者程某，他來自台灣，在費城一家大學教書。零四年春節期間，他在費城舉辦了一個叫“錦繡中華”的新年晚會，邀請中共駐紐約的幹部黃惠康參加。當晚會開始不久，法輪功開辦的“新唐人電視台”、“大紀元時報”的女記者孫麗傑持費城政府發的記者證到會場采訪，當程某知道她是法輪功學員時，立即沖上去破口大罵，向黃惠康表現他與法輪功勢不兩立的鬥志，最後甚至動手把女記者拉出去，不準她到場采訪。他的理由是：他不歡迎法輪功的人到會場。最後甚至報警把女記者孫麗傑趕出會場。其表現之積極，即使文革狂熱的紅衛兵也無法與他比拟，他對中共之忠誠已到了反常的地步，令人不勝詫異。 程某最反常的表現還是在華府“美國之音”廣播電台舉辦的一個對談節目上，當時主持人周幼康安排他與來自大陸的高文謙先生對談有關中共“偉大領袖”毛澤東的功過。程某爲了護毛，竟在現場直播的對談會上發作，破口大罵高文謙不應該抨擊毛澤東，并指高文謙說中共在大陸搞政治運動害死逾億中國人、六零年代大躍進制造的饑荒餓死四千萬人全是胡說八道，根本是高文謙捏造的謊言，沒有證據，也不是事實。 據周幼康事後說，程某知道節目是直接播出，表現得特别積極，七情上面，氣憤溢于言表，好象高文謙罵了他的父母、诋毀了他的祖宗。 高文謙是中共黨内研究黨史的學者，最近在美國出版了一本評論周恩來的書，他根據史料描述周如何與毛狼狽爲奸在文革中整死不少高幹軍頭、學者專家。這本書出版後頗爲暢銷，引起廣泛注意。高文謙爲了促銷此書，在美東各地舉辦了多次座談會，接受讀者提問，并根據他親身經曆說出毛江時代“紅色恐怖”的可怕，并指出毛是殺人狂魔。 五零年代大陸淪共随着父母逃去台灣的程某，出身于國民黨的官宦世家。由于五零年代中共高叫“血洗台灣”，程某恐中共入侵台灣，一九五六年又從台灣逃來美國，借求學深造之名在美國留下來變成“一介僑民”，并入籍美國成爲“美帝公民”。 不甘寂寞的程某，七零年代借保釣之名親共，但由于七零年代熱愛毛江的左傾份子衆多，且都有一點名氣地位，程某雖表現積極，但引不起中共方面重視。到了九零年代，當年風起雲湧的左仔或功成利就、或銷聲匿迹，給了程某出頭的機會。于是他借“反台獨”得到共幹青睐，爲中共發起的“反獨促統”挂帥，并蒙三級共幹錢其琛接見，成爲中南海紅地毯上的嬌客。 可惜中共耗巨資成立的“反獨促統”在海外始終成不了氣候。而挂帥的程某也玩不出什麽花樣，因此借高文謙對談發飙表态，讨好中共政權，沒有想到被高文謙與若幹大陸來的學者以如掾巨筆揮灑擊倒。 大陸學者朱學淵指程某是“國民黨後裔”，其實應該是“國民黨餘孽”。他父輩一代的國民黨人治國有能、反共無略，讓共産黨以蘇共供應的槍杆子奪去政權，逃去台灣，不思閉門思過、将功贖罪，相反潛逃抵美後投共，爲虎作伥。 其實，高文謙對中共及毛周的批評，所有從中國大陸出來的人都知道那是事實，甚至可以說是常識，但程某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反對，而且破口大罵。他這種反常的親共言行，對大陸出來的人起不了任何作用，相反使他們更痛恨中共的宣傳歪曲事實、掩蓋真相，更讓人想到前面所說的幾個反間諜的例子。因爲程某促使大陸移民對中共的反感，因此使人懷疑他真正的身份與背景。 另有一個在紐約地區以左馳名的花某人。此人不但來自台灣，而且是台灣本地人，世代都居住在台灣。他曾經在台灣的國立大學研讀曆史，來美國留學又取得碩士學位，并考入聯合國擔任中文翻譯的工作。 起初有人以爲他之所以積極親共是爲了維持他在聯合國的職位與那份優厚的薪金，但後來他從聯合國退休，親共的表現更變本加厲。不久前，他在華埠一個歡迎共幹的宴會上，驅逐并毆打法輪功會員，同時與來自大陸爲中共效犬馬之勞的華埠僑聯會員負責人梁某一同露面出手毆打異議人士，其表現瘋狂且反常。 程某、花某都很清楚，當年逃避中共追殺跑去台灣的外省人，或者留在台灣被日本人統治過的台灣本地人，在中共所訂的成份中是罪大惡極的黑五類份子，中共如果在五零年代“解放”台灣，他們都是血洗的對象，沒有一個可以苟活。 他們在台灣安居樂業，隔了一個海峽目睹中國老百姓在中共腥風血雨的統治下所過的日子，應該對國府與蔣介石的護台心存感激，對中共政權有所戒備，結果他們表現相反，其相反的程度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隻有一點他們是相同的，那就是不論在美國多麽颠沛流離、多麽不滿“美帝”、多麽不适應美國生活，他們就是死也不回那個超英趕美、既富又強的“偉大祖國”安居樂業，這究竟又是一種什麽心态？ 在海外生活過的人應該知道，海外左傾親共的人有兩大類：一類是騙中共政權的人；一類是被中共騙的人。前者是壞，後者是蠢，蠢的人不可救藥，壞的人一定另有目的。現在要追究的是，他們的目的何在？ 不久前，有來自中國大陸學者投稿到美國華文報紙發表，指得到諾貝爾獎的美國華裔學者楊振甯之所以吹捧毛共，之所以熱愛共産黨，是遭到中共戲弄，被中共掩蓋真相，蒙蔽了理智。 那位學者在大陸與楊振甯的父親楊武之稔熟，知道楊武之在大陸被中共整肅的經過，也知道中共如何透過楊武之向楊振甯統戰的詳細過程。并說，楊振甯在美國到處演講吹捧毛江、贊揚“新中國”，其資料都是中共提供，楊振甯被這些資料迷惑，真以爲中共已使中國強大，所以樂于爲中共宣傳。 但任何一個有判斷能力的人都不會相信楊振甯被中共戲弄蒙騙，相反，以楊振甯之聰明應該是他戲弄蒙騙中共，否則，他的父母怎麽可能在七零年代後受到中共的特級優遇，把他們從人下人的臭老九地位提高到“愛國有功”的人上人地位，楊振甯又怎麽可能被中共把他請入清華大學那棟價值人民币五百萬元、美侖美奂的别墅内居住。 另外一種可能是，以一個愛中共的學者的地位，可以進入中共的高科技範圍去了解中共核武器的發展，這些情報都是美國政府不知道而極希望知道的機密。 楊振甯當中共在六零年代試爆原子彈成功，到了七零年代試爆氫彈，接着人造衛星上天，凡此種種都是中共高科技發展的成就。美國政府懷疑中共的高科技發展一定有秘密來源，要探究真相，必需有相當物理造詣的人，而且是被中共信任的人去調查，美國才可以掌握邪惡制度下的流氓國家的實力與他們的瘋狂野心。 楊振甯并非不知道中共過去五十多年來種種禍國殃民、殘殺無辜的惡行，也知道文革中有二千萬人被中共殺害，有一億人被沖擊，但他卻對外宣稱，在文革中隻死了五個人，文革使中國更強大，文革是毛最偉大的成就。這些反常的話，豈會從楊振甯那樣聰明的人口中說出來？ 相信以共産黨人的詭詐，以共幹的刁鑽，也必然懷疑過楊振甯所說反常理的違心話，因此他們将計就計幹脆利用楊的違心話去爲他們的暴行掩蓋，各取所需、各懷鬼胎，這些真相必有一天會大白于天下。如果楊振甯盲目吹捧中共，是替美國制裁共産流氓國家從事情報工作，那麽他今日之媚共親共不但不應譴責，而且應該贊揚。 海外華人都不應該忘記，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斃命不久，他的老婆江青與幾個親信爪牙在一場政變中被拘捕審判，也就是中共對外宣稱的“一舉粉碎四人幫”，那一天中共核心喉舌——人民日報第一版頭條新聞是：江青、姚文元、張春橋是國民黨潛伏在共産陣營内的大特務，而王洪文則是新生資産階級，是江青的工具兼面首。 中共的常用慣技是把敵對份子或要整肅的對象打成“國民黨特務”或“美蔣特務”，連劉少奇被打倒時也曾戴過國民黨特務的帽子，周恩來也曾因用“伍豪”的名字刊登過脫共啓事而被懷疑是被國民黨收買。當然這些栽贓都是不當的，劉周兩人與毛一樣，都是馬恩列斯的忠實信徒，他們隻是毛手下敗将而已，這是不庸置疑的事實。 隻有江青、姚文元、張春橋被懷疑是國民黨特務頗有事實根據。首先，江青曾經因親共被國民黨拘捕，後來無罪釋放，然後跑去延安成爲毛的壓寨夫人；而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是國民黨的特務頭子，根據中共血統論，姚文元豈會走上與他父親相反的道路；張春橋更不用說，他也與國民黨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凡此種種，均構成中共向他們戴國民黨特務帽子的理由。 何況江青爲首的四人幫，在毛發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大量整肅中共核心的高幹與軍頭，把他們一個個弄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那種殘酷慘烈，即使國民黨當年反攻大陸成功也做不出來。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那些幫中共打垮國民黨的軍頭、幫中共染紅江山的幹部，在殺害國民黨人、在“解放”初期殺害無辜老百姓過程中，都扮演過積極的角色，江青把他們整治“反動派”與老百姓的手法用在他們身上，正是以其人之道還治以其人之身，爲國民黨報仇，爲老百姓伸冤，這不是國民黨人是什麽？ 走筆至此，想起兩個例子，其中之一是美國西岸的陳文英女士。此人是西岸知名的親共僑領，熱心與中共高幹攀交情，是西岸親共組織中最受矚目的左傾人士。其親共媚共的表現，不但受到“黨和人民”欣賞，更爲中共“垂簾聽政”的軍委主席江澤民所關切，江澤民在某次訪美之前，還把陳文英當作他在美國的“親人”，他與陳文英的關系不言而喻。 像陳文英這樣一個爲中共在美國開路的“急先鋒”，最後暴露的身份卻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受薪工作人員，聯邦調查局之所以公開她的身份并向法院檢控她，是因爲她與兩位頂頭上司有親密的男女關系，而且懷疑她與中共特務組織有聯系，把聯邦調查局的機密情報透露給中共，對聯邦調查局構成不可彌補的傷害。 但陳文英到了法庭，卻聲淚俱下向法官否認她與中共特務組織有聯系，更否認她把聯邦調查局的機密情報送給中共當局。她說，她之所以接近中共各級頭目共幹，完全是爲聯邦調查局工作，爲美國政府服務，提供給美國有關中共的情報，絕對可靠且合乎聯邦調查局給她的百萬元酬金。 爲陳文英辯護的律師更舉證說明陳文英并非雙面間諜，而是打入中共内部與高層套取情報，出生入死，冒最大的風險，這一切都緣于陳文英“熱愛美國”。 也許因爲陳文英果真熱愛美國，法官允許她以百萬元擔保外出候傳。假如陳文英果真是中共間諜，保釋出來之後，她應該由中共特務組織把她護送回“社會主義祖國”，把她當作“對抗美帝的巾帼英雄”來吹捧，結果是：陳文英出來之後，透過律師向外界解釋：她是美國聯邦調查局中對美國最有貢獻的諜報人員，律師甚至把她向美國聯邦調查局提供有關中共機密情報資料影印當作證據呈庭供法官參考，藉以說明陳文英隻是打入華人親共組織的聯邦調查局卧底探員，是美國防共、抗共最有力的情報工作人員。 有人說，陳文英之所以作此姿态，并非出于本意，而是爲了脫身，但有一件事可以證明，西岸的中共駐美幹部不再與她來往，親共左傾人士紛紛與她劃清界限，甚至有左仔指責她“出賣社會主義祖國”的利益，是不折不扣的“漢奸”。 現在還不知道陳文英最後的結果如何，不過隻要她仍留在美國，仍然保持她美國公民的身份，她就是美國反間諜的樣版。 同樣的例子在紐約地區也屢有所見，隻是鬧出的風波不大，有些甚至尚未暴露身份，這裏首先要說的是一名姓張的華人。此人來自台灣，是中華民國陸軍官校畢業後在裝甲部隊服役，熟悉坦克戰與反坦克戰，退役來美國後，千方百計與中共駐聯合國代表團的武官聯系，表示可以替中共在美國買一批反坦克拖二式飛彈送去大陸仿造，将來攻打台灣可以消滅台灣的裝甲車。 中共駐聯合國的武官當然求之不得，立即委托張姓華人在美國的軍火市場找“貨源”，張姓華人明知美國軍火是管制物資，不可私下随便買賣，但仍強行爲之，結果美國聯邦調查局設下假局引張姓華人及若幹共犯入殼，最後張某供出幕後的中共高幹（中共駐聯合國代表團副團長），粉碎了中共想在美國購軍火的陰謀。表面上看，似乎張某爲了牟利而賣軍火給中共，事實是軍火生意沒有做成，反讓美國政府抓住中共在美國活動的把柄。 有人抨擊張某親共行徑可恥，其實很可能是張姓華人“曲線反共”才設下陷中共于不義的假局。因此有人判斷，張某可能是國民黨派出來的特務，也可能是美國方面利用張某去做反間諜。 另外一名黃姓華人，他曾經在九零年代初奉聯邦調查局之命，以卧底身份打入在美國生根的華人幫派組織，查出該幫派在美國殺害一名華人作家的經過，最後把幾個幫派頭目被捕入獄，當此案開庭時，該黃姓華人還出庭作證，曆述他冒險犯難卧底的經過。 現在這個黃姓華人出現在紐約華埠親共團體與左派圈中，非常活躍，在許多左傾份子的活動中均可見此人手搖五星紅旗、口叫共産黨萬歲，表現之積極，使偷渡來美發迹的某些福建人自愧不如。因此有人曾質疑黃某的身份，黃某則矢口否認他與聯邦調查局有關，更非聯邦調查局派他到親共團體中卧底，他之所以挺身而出爲中共在美國活動，純粹因“愛國心”驅使，不是陰謀，也沒有不正當的目的。 近年來，台灣島内省籍分歧、族群對立嚴重，甚至可能導緻動亂，有人認爲這是台獨份子中的基本教義派偏激所爲。但在我看來，很可能是中共派在島上與海外的特務挑撥、破壞，根據中共統戰法則，分化敵人陣營、制造敵人内部矛盾，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這與當年二二八事變共産黨人居中離間導緻動亂流血相似，所以直到今日，中共還說二二八事變是台灣人不滿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反抗行動，是大陸淪共前衆多造反暴行中的一個。 今日中共不會放棄他們戰無不勝、無往不利的統戰武器，面對台灣省籍沖突、族群仇視，他們當然會派出他們的特務去台灣，鼓吹台獨，跟在台獨份子後面痛罵國民黨外來政權迫害台灣人，制造白色恐怖，使台灣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又指責外省人與軍隊在台灣享受特權，把台灣人踩在腳下之種種“惡行”，最後甚至否定中華民國國号、國旗（這是中共政權心頭大患，也是他們五十四年來處心積慮的目标）。隻有這樣分化，台灣的外省人才會被迫投共，或扮演吳三桂引共軍登陸台灣。這樣中共就可以“兵不血刃”地解放台灣，占領台灣，把台灣二千三百萬人順利地納入無産階級專政的統治下，達成他們所說的“祖國統一大業”。 中共上述統戰手法（也就是反間行動），曾經成功地瓦解了海外民運陣營，并把民運陣營中的頭面人物弄得灰頭土臉，他們造謠中傷、分化瓦解，使民運陣營中幾個主要人物互相敵對仇視，這其中有一個中共反間諜人員的表現最爲積極，效果也最大。他的反間方法是僞裝成積極的反共份子，與民運頭面人物結識，拉攏交情，然後向他們說自己擅長投資股票，曾幫助不少大陸來美人士投資緻富，假如他們有積蓄拿出來讓他投資，他保證短期内使他們的财富倍增。 這些民運頭面人物其實并不富裕，當然希望這些錢可以投資賺點錢，于是把部份存款交給馮某投資，過了一段時間，馮某便向投資者說：投資已經獲利。于是他把賺來的錢交給投資者，使投資者的信心提高，最後把全部積蓄交給馮某再去投資，到了最後，馮某哭喪着臉向投資者說，運氣不好，投下去的錢全部賠光。他自己也賠了不少錢。 有些民運人士不相信投資可以賺錢，或者向他表示沒有投資的本錢。馮某自有他的辦法使對方入殼掏錢出來，他的辦法是，他借錢給對方投資，過了一段時間他拿了一筆說是投資賺來的錢分給借錢者，說是投資該得的利潤，借錢者收下這錢，豈會再借錢投資？隻好自掏腰包把積蓄拿出來交給對方，直到馮宣稱賠光才覺悟，但一切已經太遲。 這位男子不承認他的行爲是詐騙，他說，他隻是協助“祖國”對付流浪在海外的“叛徒”、“賣國賊”，他雖被受害人痛恨，卻得到來自“祖國”的贊揚，“祖國”爲他冠上“愛國人士”的頭銜。其實，此人才是真正的“反間諜”份子。據說此刻這名“公私兼顧”的馮某已經是擁有百萬身家的“成功商人”，數年前就已經到處跟人吹噓他已經擁有十幾棟房産。中共不費吹灰之力，就把民運陣營中頭面人物弄得傾家蕩産、灰頭土臉，再也沒有餘力去與中共對抗，這就是中共反間諜工作最值得自豪的成就。 反間諜工作是政治鬥争中常見的一種打擊對方的方法。因此，在此亂世，我們在一切尚未水落石出之前，不應對任何人論定，甚至蓋棺也無法知道真相。基于此，我們不再譴責在海外表現積極的親共與媚共份子，說不定他們才是真正反共愛國的義烈人士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