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爆发后，北洋军警狂捕游行学生，北京一时间风声鹤唳。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位运动舵手，却在此刻商量着如何把斗争引向深入。
６月９日，陈独秀和李大钊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不仅要求取消对日密约，惩治卖国贼，而且要求取消军警机关，由市民组织保安队，并提出“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在宣言最后，陈独秀甚至威胁政府说，如果“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宣言》起草完后，陈独秀把它交给了老乡胡适，由胡适译成了英文。为安全起见，李大钊建议把《宣言》送到北大平时印讲义的蒿祝寺旁小印刷所印刷。而印刷所的工人居然就给他们印了，而且警惕性还很高，事毕将底稿和废纸一概烧得干干净净。
陈独秀想试探一下市民对《宣言》的反映，于是他和友人首先来到中央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时值暑假，中央公园十分热闹。陈独秀友人将一张张传单放在公园没有人的桌上，用茶杯压好，然后在一旁悄悄等待。等到吃茶的人回来，看到传单，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他们就在远处偷着高兴。
传单在中山公园受到的欢迎，使陈独秀在更大范围进行宣传的信心更足了。永安路北侧香厂路的新世界游艺场，成了下一个散发传单的目标。
６月１１日，下午七点，陈独秀受友人之邀，来到新世界附近聚餐，他随身带上了千余份传单。晚餐后，约八点多，陈独秀西装革履，头戴白帽，立即前往新世界游艺场，潜入了第五层的屋顶花园，那里既无游人，也无电灯。时间已近十点，恰好四层的楼台正放露天电影，趁此良机，四十一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袖”，凭空一挥，大把的传单如雪片般飘向人群，人群一片骚动……
陈独秀没有料到，此刻危险正向他逼近，当陈独秀在五楼屋顶花园准备再次抛洒传单时，一伙埋藏在暗处的探员立即涌出，把陈独秀抓住，并从他身上搜出传单一卷和信函一封。因新世界处于闹事繁华地带，为避免引起公众注意，一名侦探脱下灰色大褂将陈独秀罩住，秘密押往外右五区警察署。
当晚十二点，数百军警立即前往北池子箭杆胡同９号陈独秀的住宅，从陈独秀家中搜出《北京市民宣言》传单一共数百张，以及杂志、稿件、信札数十件。
在“五四”这个敏感时刻，陈独秀的被捕，立刻引起全国极大的震动，各大报刊、社会团体、学者名流及政界人士强烈谴责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汹涌的营救浪潮席卷而来。
首先，媒体很快向社会披露了此事，并发表了各种抨击政府的评论：
６月１３日，北京《晨报》等率先报道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全国舆论一片哗然。１４日，上海《民国日报》全文发表陈独秀的《北京市民宣言》。
１５日，《时事新报》刊出《陈独秀无端被捕》时评，《民国日报》发表《北京军警逮捕陈独秀黑暗势力猖獗》的述评。
１７日，《申报》刊载《北京之文字狱》的杂评：“陈独秀之被捕，益世报之封禁，皆北京最近之文字狱也”，“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树欲静而风又来，是诚何心耶？”
《神州日报》和《时事新报》等各大报纸都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
随之，学界和教育界立刻行动起来了：
１５日，在张国焘等学生的艰苦努力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率先致函京师警察厅，要求释放陈独秀；
１６日，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联名马裕藻、马叙伦、程演生、王星拱等知名教授４０人，致函警察总监，要求释放陈独秀；
１７日，江苏省教育会致函教育部，要求释放陈独秀；
２０日，民国大学校长应善以，联名中国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新华商业专门学校等学校２９人，致函警察总监，要求释放陈独秀；
２２日，社会名流章士钊致电龚心湛（时任北洋政府代理国务院总理）等政要，要求释放陈独秀；
２３日，北大学生黄昆仑致信全国学联，请求声援营救陈独秀；
２６日，胡适给《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写信，揭露“陈独秀先生被捕事警厅始终严守秘密，不把真相发表也不宣布真态度”；２９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短文《爱情与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借以鼓励陈独秀坚持斗争；
紧接着，政界也卷入营救阵营：
２６日，在京皖籍官绅、安徽省长吕调元致电吴炳湘（时任京师警察厅厅长），呼吁释放陈独秀；
远在上海的孙中山，在会见徐世昌、段祺瑞的和谈代表时，郑重地提出了陈独秀在北京被捕之事：“你们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又说：“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
游说力量还闯入了总统府。近代教育的先驱者严范孙先生的儿子严智怡带着父亲的手书找到私交深厚的徐世昌大总统和司法总长朱深一，要求释放陈独秀。
当年的毛泽东也加入了呼吁释放陈独秀的行列。７月１４日，《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署名“泽东”的《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一文：“陈君之被逮，绝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在各方声势浩大的营救浪潮下，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京师警察厅不得不于９月１６日作出了释放陈独秀的裁决。１９１９年９月１７日，在监狱拘禁近百天的陈独秀，终于回家了。李大钊在《欢迎独秀出狱》中写道：“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抚今追昔，百年过去，当我们缅怀先烈的时候，不禁感叹：当年陈独秀和李大钊所创建的为人民争权利、谋福利的党已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府，再也不会像当年的北洋政府一样懦弱无能了！假如他今天再次因为发传单而被捕，新闻媒体是不敢对政府的行为深入报道、说三道四的，学生们是不敢上街请愿、游行示威的，名人学者们也是不敢联名上书、奋力营救的。呜呼哉，陈君，等待你的只能是低头认罪，或者被判个四年或十二年！！
72年江青对外国记者泄露何机
密引毛泽东震怒内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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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老人报》2014年2月19日18版，作者：佚名，原题为《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泄露了国家机密？》
“文化大革命”中期，也就是1972年，发生了“江青与《红都女皇》”事件，当时北京街谈巷议，无人不知，在全国甚至国外也广有传闻。当时的传说是，毛泽东看了由香港出版的一本《红都女皇》，大发脾气，批评了江青，而江青就此“失宠”，这完全是误传。张颖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见证过当年曾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一事件。她的讲述，有助于澄清某些史实。
《江青同志》八十年代初才出版
传闻中的“《红都女皇》事件”，起始于1972年8月。当时有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访问中国，成员中有一位在纽约州立宾翰顿大学教授中国现代史的副教授，名叫洛克珊·维特克，要求在中国会见江青。江青闻讯后很感兴趣，随即会见了她，并在会见中希望维特克夫人能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以便把自己介绍给美国人民，维特克夫人欣然应允。此后，江青还带着许多助手，先是在北京，后来又到广州，与维特克夫人多次长谈，谈话的时间累计长达60多个小时。
维特克夫人回到美国以后，曾多次发表了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但因等待中方交给自己谈话的英译稿，所以并没有立即动笔写书。1976年10月中国粉碎“四人帮”后，维特克夫人估计这份英译稿不会再给她了，于是找出当年自己的速记稿，整理成一本书。这本书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一说是1977
年）才用英文在美国出版，名为《江青同志》。
在“文革”尘埃落定之后，如今人们已对过往的历史烟云失去了好奇心，何况有关江青的书籍也早已数不胜数，已经不能再吊起读者的胃口，所以，这本《红都女皇——江青同志》似乎就冷清了许多。
1975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被提起，并且越闹越离奇。其实，《红都女皇》与《江青同志》或《红都女皇——江青同志》是两本根本不同的书，很多人错把两本书误认为是一本书。张颖说：“维特克的这本书与‘《红都女皇》事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直至如今关于这件事仍然是非颠倒，有些人甚至造谣生事，这令我始料未及。”
谈话是否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要说有不妥的内容可以，但说她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则言过其实。其实，当初一些参加谈话的中方接待人员（如张颖等），之所以很快就对江青谈话的内容表示出惊讶和不满，甚至马上反映给周恩来，主要是因为江青在谈话中涉及到了毛泽东的婚姻和家庭，这些也可以称为是领袖的隐私。张颖回忆，那时她“深感惊讶，本能地感到不妥”，“至于对其他内容并没有在意，更没有什么觉察到泄露了党和国家机密一说”。
“文革”结束后，1976年10月12日，华国锋在一次讲话中历数江青的罪状，也提到了她与维特克夫人的讲话，说江青“贬低主席，内容下流”。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
为了挽回影响，当时有关方面的措施，主要就是索回记录稿。华国锋在那次讲话中回忆说：记录稿，“‘四人帮’逼着外交部交出，特别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亲自写信，找乔冠华把材料要回来。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
这又涉及到了那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了。张颖则回忆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虽然很不得体，影响很坏，不过，因为记录稿没有流传出去，并未立即产生风波。只是后来《红都女皇》的出版，这才成为导火线，讲话和书被联系起来，以至让毛泽东震怒”，等等。此后，“可能在很小的范围，比如毛、周、江之间，有过内部处理”。
这就是“《红都女皇》事件”发生后，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当时中央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至于更加具体的所谓“内部处理”的内容，我们现在依然所知甚微。
至于江青谈话中的不妥方面，甚至是机密的内容，大概就是江青还讲了贺子珍的一些话，如说毛泽东同她的分离是“她要求离婚的”，“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贺“非常固执，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等等。关于她自己，江青也说了一些自己从前的绯闻。此外，就是说了关于批判《武训传》，乃至闲话《红楼梦》等。上述内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然是不妥的，至于是否构成了机密，恐怕还谈不到。
后来在追查谣言中，曾问那位香港女作家写《红都女皇》的资料是从何而来。从张颖提供的情况看，可以排除掉接待维特克夫人的工作人员泄露的可能性。现在有人联想：这或许是当时江青的对手所为，即他们借此向江青发难，以及借毛泽东之威打压江青的嚣张气焰。
当然，以上皆是揣测，或许也不妨被认为是当年追查“政治谣言”的一个背景说明，至于它与历史事实相去的远近，则非笔者所能判定，故存而不论。
（据《党史博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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