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2月20日发表文章称，当克里在就其出任美国国务卿举行的任命听证会上发言时，专家们注意到克里似乎背离了奥巴马总统大力推行的“重心”转向亚洲政策中的—项关键内容，认为克里“似乎在说我们不需要重心”。还有人分析说，尽管有事实可以佐证美国进行了战略转向，但从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开始实施的政策是否会继续在他第二任期内得到全力贯彻仍未可知。这一番话引起笔者对美国战略调整与世界局势关系的思考。

　　 近年来世界局势的种种变化，无论是经济范畴的困扰，还是军事领域的冲突，无论是地区热点的频发，还是大国关系的纠葛，从源头和后果来看无不与美国的战略调整息息相关。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超级大国效应”可见一斑。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引发的问题甚多，其中对美中俄大三角关系的影响尤其令人关注。

　　一、世界局势发展中的共性衍生五大矛盾

　　 我们从近几年特别是2012年以来世界局势的变化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它们存在着共同性的追求，而这些共性却衍生出一系列深刻矛盾，导致天下不得太平，从中又都可以看到美国作用的阴影。概言之：

　　 克服金融危机的后果是一种共性，却带来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反思与中国发展模式影响力的防范，中国既成为效法的榜样，又经受越来越大的压力。

　　 政治民主化是一种共性，却带来国内民主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巨大反差，西亚北非的形势恶化表明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变得越来越迫切。

　　 维护国家安全是一种共性，却带来解决朝核、伊朗核扩散问题的高难度。

　　 经济全球化促使国家间依存性加深是一种共性，却带来彼此（特别是大国）合作与竞争关系的错位。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种共性，却带来领土与资源的争夺加剧，这是造成中日、中越、中菲、日俄领土领水纠纷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体现四种特性

　　 如何看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及其对世界局势的影响，这个问题至今仍在学界与媒体中讨论不休，众说纷纭。评估需要全面，而不宜偏执一词。其实，前述克里在听证会上的言论只不过再一次印证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相对性而已。

　　 笔者认为，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是客观存在，包含四种特性。一是被迫性。主因是美国自身处于颓势，实力不济，被迫无奈，不得已而为之。二是相对性。美国仍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不会放弃维系世界霸主地位的全球战略。其战略重心东移是确凿无疑的，但包含某种相对性也不容忽视。当今叙利亚骚乱的肇事者、叙利亚反对派的总后台依然是山姆大叔。三是制华性。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意图复杂，遏制中国崛起可以说是其“重中之重”。虽然克里说美国外交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崛起的中国，也不是中东的动荡局势，而是美国国会。但几乎无人否认美国当局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居心。这从美国介入我周边安全、作为引发南海东海纠纷的黑手，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也不应因此就怀疑中美之间发展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四是多元性。美国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辐射到方方面面。俄罗斯虽说自己属于欧洲文明，要回归欧洲，但同时强调自己是一个欧亚大国，将本国亚洲部分的开发提上日程，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注意力，特别是与中国和印度形成了战略协作伙伴和全面合作关系。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把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亚洲方向的一个重要因素。俄罗斯的崛起，尤其是普京选择的发展道路、重振俄罗斯的宏图和敢于顶撞西方的个人风格，让美国很不快意，更何况俄中关系非常之密切。美国所谓“重返亚太”，与北约呼应夹击俄罗斯的用意也是不言而喻的。此外，还包含应对朝核问题、干扰东盟事务的意图，乃至如同北约当初成立时的用意为了防止德国东山再起一样，从长远看美国对日本的防范之心并未泯灭。

　　三、美国战略调整促使中俄关系进一步加深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出于各自的内外需要，但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的作用相关。美国对中国和对俄罗斯采取的方针颇为相似，都是接触加遏制，尽管办法不尽相同。美国对俄罗斯施加压力有过三步曲：北约东扩、颜色革命和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普京之所以对美强硬，固然体现了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但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美国施压的反弹。美国对中国则经常在人权、民主、西藏问题以及向台湾出售武器等方面制造麻烦，还在科技领域对我横加遏制。中俄关系被称作大国关系的楷模，这是中美关系难以企及的。例如，关系密切而不存在依附性，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怀损害对方之心，根据是非曲直处理国际事务而不搞双重标准等等，这些俄罗斯对中国可以做到，而美国往往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再如，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实际上做到了政治上互信，经济上互补，文化上互通，外交上互商，美国与中国就很难做到政治上互信，而在内政外交许多重大事情上总是与中国唱反调。这有深刻的原因。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所说：“美国不能信任中国，归根到底是政治体制的根本差异导致的。”

　　四、美国在美中俄三角关系中处于弱势

　　 俄罗斯和美国都需要改善与对方的关系，例如2001年11月普京首次访美和2002年5月布什首次访俄，双方都曾唱过冠冕堂皇的高调。可是，话音未落、墨迹未干，两家又陷入旷日持久的争斗之中。事实证明，俄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非常之深，俄美关系的起伏对中国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有限的。美中俄三角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三角关系，这个三角关系的变化对于全球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影响极大，因为一个是最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最大的转型国家。这是一个不等边三角形。美国对于俄罗斯、对于中国分别各具有强势，但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却处于弱势。政治上美国更担心“中国模式”的世界影响，军事上和潜力上美国更防范俄罗斯成为另一个苏联。中俄关系或中美关系都不取决于美俄关系的状况。冷战结束二十多年来，两个超级大国一死一伤，给我国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空前提高。美国非常重视欧亚大陆，曾将其中亚战略置于全球战略的高度加以宣示。这应引起我们的关注。“9·11”事件之后美国乘机插足中亚，是冷战后美国战略上的一大突破。美国演变中亚国家，是演变苏联的延续，包含针对俄罗斯的明显意图，但我更要注意美国借此包围、演变中国的居心。中亚对我之重要性，绝不亚于东北亚和东南亚，因为与存在分裂主义势力的新疆地理相连。我们要珍惜与俄罗斯形成的上升到安全战略高度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通过双边关系，借重上海合作组织，在同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阵地上，扩大和增强与俄罗斯的精诚合作，这是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