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在中国西南城市的一个火车站砍死29人、砍伤143人的袭击者，是有志当圣战者的人呢，还是寻求逃离中国的未来难民？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描述，一个来自共产党官方，另一个来自得到美国政府资助的一家新闻服务机构，它们对事件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为什么这6名男子和2名女子，从自己在西部边远新疆地区的老家，来到近1500公里以外的云南省省会昆明，并在那里下决心要杀死尽可能多的人。

　　一位医生正在检查在昆明暴力袭击中受伤的患者。

　　虽然当局还未给出被捕者的民族成份和家乡，但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是维吾尔族人，维吾尔族人讲一种属于突厥语系的语言，他们大部分信奉伊斯兰教，近来，维吾尔族与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据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报道，这些袭击者可能是被逼入绝境的，因为他们多次试图从中国与老挝接壤的边境地区离开中国，皆未成功。自由亚洲电台是一家受美国国会资助的媒体。其报道援引一个匿名消息源称，这8人去年逃离了他们的老家、丝绸之路城市和田市，那是在当地维吾尔族人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之后，冲突导致几十名维吾尔族人死亡。该消息源称，中国警方逮捕了试图从莫亨附近的边境离开中国的其他30名维吾尔族人之后，他们放弃了尝试。

　　“他们不能返回和田，但也不能在昆明做任何生意，因为他们没有带身份证，而且新疆地区的警方还发布了对他们的逮捕令，”自由亚洲电台援引该消息源的话说，该电台把这个消息源描述为一位在昆明生活的维吾尔族人。

　　他说，他们孤苦伶仃，后又听说新疆流血冲突事件不断增加，这让他们的绝望变成了杀人倾向。近几个月来，有100多名维吾尔族人在新疆发生的暴力事件中被警方开枪打死或打死，当局称这些事件为“恐怖主义袭击”，但流亡组织则说，警方的所作所为与违法杀人没什么两样。

　　这位消息人士说，“他们给政府传递的信息是，‘我们也可以做些事情。’”

　　与这个描述相抵的说法是云南省党委书记秦光荣给出的，他对中国广播网称，这8个人原先是想出国参加“圣战”，曾试图途经越南离开中国，云南与越南接壤，但没能“出去”。

　　他说，他们未能离开中国，也不能返回新疆，于是决定在昆明发动“圣战”。

　　该报道称，秦光荣的说法是基于一名嫌疑人的供述，这名女嫌疑人在火车站被警方击中受伤。其他3名嫌疑人也已被逮捕。据国家媒体报道，有4名袭击者被当场击毙。

　　这篇引述秦光荣说法的文章已被该广播电台从其网站上删除，但之前已被其他媒体转载。

　　虽然这两种描述在关键点上有出入，但还是有一些共同之处，最值得注意的是，袭击者在决定采取暴力行动之前曾试图离开中国。尽管无法确定真相，但这两种解释都不能说是毫无道理。

　　在阿富汗战场上曾经捕获到维吾尔族战士，包括后来被关在位于关塔那摩湾( Guantánamo Bay)的美国拘留中心的22人。2011年中国当局说，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地区袭击并杀死了十几人的一群维吾尔族人，曾在巴基斯坦接受过训练。

　　但是流亡组织和人权倡导者说，中国政府夸大了受伊斯兰主义影响的暴力威胁，甚至将维吾尔族异见人士也说成是分裂主义者。近年来，许多试图逃离中国的维吾尔族人，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接壤的边境附近被捕获到后，被遣返原籍接受处罚。

　　2009年曾出现过一个引起国际关注的情况，在时任国家副主席、现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带着12亿美元（约合73亿元人民币）援助访问柬埔寨的前一天，有20名寻求避难的维吾尔族人被从柬埔寨遣返回新疆。

　　北京称被遣返的维吾尔族人是罪犯。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使者曾和这些人进行过面谈，作为处理他们避难申请的一部分，联合国称他们害怕受迫害的说法可信。

　　后来再也没有听到过那些寻求避难者中任何人的消息。

     【倍可亲专稿 Sophia 综合媒体报道整理 江一 编辑   转载请注明出处】

　　3月1日晚，十余名黑衣蒙面者在中国云南昆明火车站持刀疯狂砍杀民众，造成至少29人死、140余人受伤。事件发生后不久，中国官方宣布这是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策划制造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

　　近年来涉及新疆问题的事件接二连三，从2009年新疆“7.5事件”、到去年10月“车撞天安门事件”，再到近日的昆明火车站惨案，与新疆问题有关的暴力恐怖袭击已经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新疆问题的严重性，但在很多人心中，有一些问题的答案却仍然是含糊不清的：新疆究竟发生了什么？新疆问题的根源是什么？相比民间舆论的沸腾，官方媒体对这些问题的极少提及更加深了人们的困惑。

　　新疆分裂势力的思想源头：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

　　对于新疆分裂势力的来源，中国学界公认的说法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是19世纪中期阿富汗人马丁鲁提出的，其思想核心是联合所有伊斯兰国家，建立统一的伊斯兰政治实体。泛突厥主义运动则源于沙俄统治时代受压迫的鞑靼人，其宗旨是要联合从小亚细亚到中亚的所有突厥语系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帝国。

　　20世纪初，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潮（“双泛主义”）传入新疆，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和从土耳其留学回来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麦斯武德是宣传这两种思潮的代表。20世纪30年代，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等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者相继回到中国，在“双泛主义”基础上，发起了“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他们将不规范的地理名词“东突厥斯坦”政治化，认为“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鼓动所有操突厥语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政教合一的国家，倡导新疆独立。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东突”势力遭到沉重打击，许多骨干逃亡到境外。然而，“东突”势力并没有因此而绝迹，20世纪90年代，国际局势的巨变给"东突"分裂分子卷土重来提供了机遇。

　　与“东突”问题密切相关的几个国家

　　1、东突历史源头：苏联策划的“三区革命”？

　　三区革命是新疆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仅深刻改变了当时新疆的政治生态，而且对其后新疆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区革命的爆发有着其复杂的政治背景。1930年代和1940年代，苏联曾多次试图吞并新疆地区，将其改为“东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为此扶植了很多新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并积极寻找在新疆的代理人。1933年盛世才控制新疆省政权后，一度奉行亲苏政策，借助苏联的力量不断扩张势力，成为名符其实的“新疆王”。1942年，由于盛世才怀疑苏联企图推翻新疆政府，转而向国民党政府靠拢，引发了苏联的不满。由于不甘心失去新疆利益，以及不愿看到国民政府、美国挺进新疆，苏联成功地利用新疆的民族和宗教矛盾，促成了三区革命的爆发。  

　　1944年，在苏联的支持下，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地区爆发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三区革命”。“三区革命”期间，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里亚亲自坐镇阿拉木图指挥下，大批在苏联学习了特种作战战术的突厥极端分子也纷纷越过国境进入暴动地区，直接参与了这次“革命”。1944年11月，伊宁全城被攻占，“伊宁解放组织”召开大会宣布，宣布成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分裂分子艾力汗.吐烈（原苏联乌兹别克人）任临时政府“主席”。伊宁被攻克后，大批极端民族主义者以“杀回灭汉”为口号，四处残杀汉族和回族人，东北籍汉人几乎被杀绝。

　　1945年期间，经南京政府与苏联交涉，双方同意派代表进行谈判。三区派出了热黑木江（团长）、阿不都哈依尔.吐烈、阿合买提江三人代表团。苏联派出一位代表。经过八个月谈判后，制定了11条和平条款，取消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名称，恢复伊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的建制，后成立新疆省民主联合政府。三区临时政府高层中的一部分封建势力、宗教人士和泛突厥人士被清除出领导层，原东突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被苏联驻伊犁领事扣押并送回苏联。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三区军队被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尽管中共官方对这段历史给予了正面的肯定，但仍有人认为，三区革命与造成今天新疆问题的“东突”分裂势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有学者指出，三区革命后，一些逃到国外的分裂分子和境内的民族分裂主义者里应外合，伺机进行破坏。这些分裂分子正是今天“东突”分裂势力的源头。

　　2、土耳其——东突势力的庇护所？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与土耳其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发展顺利。尤其是80年代以后，高层互访增多，双边关系发展较快。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曾对土耳其进行正式访问，在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的会面中，他表示希望土耳其继续阻止东突势力在土耳其从事反华分裂活动。同年4月，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访华，这是27年来土耳其总理首次访华，而他的第一站就选在了新疆。

　　埃尔多安的这个决定绝非偶然。事实上，土耳其一直是影响我国新疆局势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之一，土耳其对“东突问题”的态度也深深影响着中土两国的关系。

　　由于历史、人文、宗教和国际政治等多方面原因，土耳其国内仍存在着同情和支持“东突”分裂势力的社会因素。它甚至一度被称为东突势力的庇护所。

　　土耳其人的祖先是中国历史上所称的“突厥人”，8世纪起由阿尔泰山一带迁入小亚细亚，13世纪末建立奥斯曼帝国，最强盛时曾经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然而，19世纪末奥斯曼明显衰落，面对西方列强的雄起扩张，当时的一些社会精英推崇“泛突厥主义”，即主张把讲突厥语的民族联合起来，建立“突厥人帝国”，以实现民族复兴、恢复昔日辉煌。与此同时，以奥斯曼帝国君主为最高领袖的伊斯兰世界面对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冲击也产生了“泛伊斯兰主义”。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政府在国内大推“双泛”思想，并积极对外输出，20世纪初，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潮传入新疆，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和从土耳其留学回来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麦斯武德正是宣传这两种思潮的代表。“双泛”思想思想在新疆蔓延，成为了引发现在新疆问题的“东突”思想源头。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然而在文化上，这个国家仍未能摆脱“泛突厥主义”影响，“突厥”情结仍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和中亚各突厥语国家相继独立，土耳其“泛突厥主义”情绪升温，在土的“东突”势力开始活跃起来，“东突”组织及活动明显增加，对我国境内的渗透和影响也明显加大。

　　有消息表明，目前在土耳其活跃着近20个“东突”组织。 其中有3个是中国公安部明确定义为恐怖主义的组织，土耳其这些年已经成了“东突”培养“精神领袖”和骨干分子的大本营。尽管土耳其政府曾多次声明，反对任何人在土耳其境内从事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活动，但土耳其国内民众的泛突厥主义情结依旧浓厚，民众对“东突”的同情始终是土耳其政府必须面对的民意压力，此外，在打击“东突”势力时，土政府还要面对反对党的施压，这些社会和政治因素都使得土耳其在“东突问题”上的表现上呈现出“言多行少”的态势。2009年新疆“7.5事件”发生后，受国内“东突势力”的煽动以及民众情绪的影响，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还发表了公开讲话，将“7.5事件”说成是“种族灭绝”，这一举动遭致中国媒体的强烈谴责。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土耳其亦是北约成员国之一，在美国的中亚战略有着重要的地位，在美德日等国的一些势力帮着“东突”推动“新疆问题国际化”之时，美国透过土耳其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尽管中国和土耳其 在“东突”问题上存在摩擦，但双方在其它领域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这背后微妙的关系值得玩味。近年来中土双方贸易增长幅度巨大，2012年贸易总额达241亿美元，使中国成为土耳其在远东的最大经贸伙伴。相比之下，土耳其虽然与美国有着50年的战略同盟关系，但双边贸易额仍然只有150亿美元。另一方面，中国经常被某些国家指控“打着投资者的幌子，掠夺原材料和资源，推行霸权主义”，所以有分析家认为中国打算借力土耳其的“良好形象”，重修在贸易伙伴们心中的形象，特别是那些对其有“误解”的国家。除经济方面的因素之外，中国也需要土耳其在新疆、西藏和台湾等问题上的支持。201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问土耳其时曾说过，中国与土耳其战略关系的基石是相互支持对方的核心国家利益，而这几个关键词则在谈话中被反复提到：“经济、政治稳定、新疆、西藏、台湾”。

　　在各种利益关系的作用下，中国和土耳其在“东突”问题上仍处于“斗而不破”的状态。2011年6月，中国与土耳其两国宗教局签订了合作备忘录，把中国境内4万所清真寺的5万名宗教教师轮流派到土耳其深造学习。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土两国都有着自己的目的：一方面，土耳其是伊斯兰国家中最世俗化的国家，在伊斯兰教的现代化和世俗化问题上，有着最为成功的模式，中国可以通过这次交流学习想土耳其借鉴经验。另一方面，土耳其也希望通过这种宗教交流学习，扩大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3、美国：“东突”问题国际化的推动者？

　　美国一直以世界反恐的“领头羊”而自居。但是在牵涉到中国的反恐问题上时，美国的“双重标准”却一直为人所诟病。

　　3月1日昆明事件发生后，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在报道中不约而同地给“恐怖袭击”一词打上了引号，一些媒体用“维汉冲突”来形容这次事件。和以往一样，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将焦点指向了“民族矛盾”，报道内容无外乎是中共多年来实行高压民族政策导致这次事件，要求中共多听民间诉求，重视人权。

　　另一边，美国政府在事件发生一天之后以美国驻华使馆的名义，通过微博表示了谴责，称这次事件是“可怕且毫无意义的在昆明的暴力行为”。在声明中，美国没有将昆明发生的袭击定性为暴力恐怖袭击，这令不少中国网民感到不满。3月3号，美国国务院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接受中国把这次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但美国政府没有独立信息来予以证实。

　　美国政府及媒体的态度反映出了美国对待中国恐怖分子的一贯模糊立场。事实上，美国虽认定“东突”为国际恐怖组织，但在行动上却多次表现出对“东突”分子某种程度上的接纳、甚至支持。     

　　2013年12月31日，美国政府将关押在关塔那摩基地军事拘留中心的3名中国维吾尔族囚犯移交给了斯洛伐克共和国。在此之前，中国曾提出遣返这3名“东突”组织成员的要求，但美国却以“维族囚犯可能遭受中国警方拷问”为由，拒绝了中国的遣返要求。

　　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这么做。美军在阿富汗战争期间总共俘获了22名中国维族人，在把他们长期关押于关塔那摩基地之后，迄今已把他们全部移送到其他国家。

　　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承认，以热比娅为首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简称“世维会”）组织一直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该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来自美国国会。“世维会”是在原有的“世维青年代表大会”和“东突民族代表大会”基础上改组构成的组织，在2003年12月被中国公安部明确界定为恐怖组织。其首领热比娅曾被中国政府以“向境外组织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名判处入狱，于2005年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远赴美国，现在一直定居在美国。

　　有学者认为，美国决策层之所以对中国的“东突”分子网开数面，完全是因为在美国决策层的眼里，“东突”分子及其后台“基地”组织活动频繁的中亚地区，事关美国的战略利益。早在20世纪初，便有西方政治家指出中亚地区是控制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长久以来，美国一直企图进入中亚地区并在这里保持长期有效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存在。在立足中亚的同时，极力在两个侧翼——南北高加索地区和新疆地区削弱中俄两国，是美国的战略手段之一。因此，对“东突”分子的放纵成为了美国钳制中国的一个战略工具，这毫无疑问是一场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

　　4、阿富汗、巴基斯坦：“东突”分子训练营

　　继伊拉克、阿富汗之后，巴基斯坦已成为全球恐怖活动的中心地带和“最危险的国家”。我国早已查明，新疆“东突”分裂势力与该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极端宗教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早在 2001年，就有美国官员透露，与塔利班一起战斗的来自新疆的一批“东突”分子在阿富汗被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曾多次强调，至少有数百名“东突”分子曾在阿富汗训练营接受恐怖暴力训练。

　　在2003年和2008年，中国公安部分别发布了两批“东突”恐怖分子名单。对此，国际反恐专家称，“东突”骨干就隐身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

　　中国媒体曾披露，有足够证据表明，“东伊运”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的恐怖训练营训练恐怖分子。这篇报道中还提到了位于阿富汗贾拉拉巴德附近的一个“维吾尔族村”，2001年10月美军开始轰炸阿富汗时，那里就有30多名维吾尔族人。这些人自称他们逃离新疆是为了‘赚钱’和‘躲避政府镇压’，所以来到了这里。然而美国一位反恐专家表示：这个维吾尔族村非常可疑。不少迹象表明这个“村落”其实就是地地道道的恐怖分子训练营地。

　　来自巴基斯坦的消息渠道也证实，“东突”的核心骨干多半在逃，并且得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亚一些国家恐怖势力的支持。据新加坡反恐研究专家洛汉·古纳拉特纳判断，“东突”恐怖分子多数在巴阿边境地区和中亚接受极端训练，介入所谓的‘全球圣战’。

　　由于“东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现状令人堪忧，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反恐更需要加强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国际合作。近年来，中国极力推动了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三方对话。在最近一次的第三轮三方对话中，三方达成共识，将就针对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中资机构及人员的安全威胁进行情报核实与共享。

张春贤：“翻墙”等技术手段造成暴恐溢

出新疆(图)

京港台：2014-3-6 23:33| 来源：财经网 |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6号开放新疆代表团的讨论，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就“3.01”昆明暴恐案件后新疆的反恐形势表示，严打已经收效，而翻墙等技术手段造成恐怖事件外溢到新疆以外地区。 　　张春贤曾提出对恐怖分子严打，这次他再解释，对恐怖势力严打，对普通民众则是爱护，对于暴恐事件在新疆更频密发生，并向北京、昆明等新疆以外地区蔓延，张春贤否认是严打造成，而是因为国际恐怖活动上升。 　　张春贤：(暴恐)不是说哪个地方“打得多”、“打得少”，它是必然要产生的，试想一下，新疆如果没有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没有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这么大的成效，不打就不发生了？不严打就不发生？不解决问题就不发生？暴恐不是打压之后产生的，是社会必然产生的毒瘤，正是因为现在才去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我不讲了，才将暴恐限制在最低限度。 　　张春贤又指，翻墙等信息技术手段也造成暴恐事件上升，而翻墙是在有网络信息技术控制的国家和地区所特有的现象。 　　张春贤：现在新疆的暴恐，90%是翻墙，根据网络上一些视频，不断形成暴恐，至于说将来能不能在全国蔓延，我相信，经过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打人民战争，我们提高意识，不断学习先进方法，大家一起提高这种意识，讲究专业，也是可以把它压到最低限度的。 　　记者：因为反恐形势的严峻，每年在新疆团的开放日都会引起媒体不小的骚动，在今年，这个问题更是特别的受到关注，而新疆代表团团员表示，在今年6月份，国家会召开第二次新疆工作会议，所以在这个会议上，是否会得到中央更大的支持，也是各方关注的。